（66篇）2025年9月调研报告汇编

一、写作技巧

1.科技部科技评估中心党总支委员任孝平：

在调查研究中淬炼作风“真金”1

2.光明日报社社长王慧敏：

做好调查研究这篇大文章3

二、党政机关

3.延安市融媒体中心雷荣：

传媒新质生产力赋能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延安融媒体中心的实践探索…84．福州市长乐区融媒体中心杜胜健：党建引领聚力赋能助力融媒提质增效

福州市长乐区融媒体中心调研报告…13

1.芜湖市政协专题调研组：

关于“打响‘芜湖鸠兹科创湾’品牌推进创新之城建设”的建议…22

2.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人力资源和就业服务中心马媛媛：

关于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的调研报告以兴安盟为例…25

3.成都市金融发展促进中心课题组：

金融支持科技创新…28

4.合肥日报联合调研组：千万人口城市，如何实现内涵式发展？合肥市

实施城市精细化管理三年行动调研…32

5.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供销合作社戴建忠：

全力建网补网强网打造为农服务新生态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供销合

作社系统“三网”建设调研报告…38

6.青浦区赵巷镇方夏村党支部徐春荣：全域统筹产业先导赵巷镇方夏村

推动村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实践探索44

7.中共深圳市委政法委员会课题组：

社会领域人工智能风险治理研究48

8.李宪宏：深化“1234”工作法全面提升服务质量老干部工作精细化管理

的实践探索…5813．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深圳市人工智能产业办公室）课题组：

深圳打造人工智能先锋城市的探索与实践62

1.石泉县农业农村局杜寒：

石泉县桑文旅融合驱动乡村振兴的实践探索…75

2.山东省临沂市供销合作社高立国：探寻供销合作社农产品流通高质量

发展“密码”关于山东省临沂市农产品流通工作的调研报告…81

3.驻马店市乡村振兴服务中心黄妍：

土地流转存在的问题及对策…86

三、高校

4.徐州医科大学档案馆焦勇：“三联党建工作法”推进高校博物馆文化

育人的实践探索以徐州医科大学赤脚医生博物馆党支部为例…91

5.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陈彦余：

物质精神协调发展社区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基

于呼和浩特市三顺店社区的田野调查97

6.陈东洋、王阳：村级组织弱自主性的形塑机制与调适策略基于安徽省

Y镇的田野调研108

7.中国人民警察大学刘伟斌：

大城市“三非”治理问题及对策研究122

8.武汉电力职业技术学院仇晨光：

电力高职院校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工作中的问题及对策…133

9.北京中医药大学古丽胡玛尔·吐尔洪：

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探索以北京中医药大学为例…14023．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国际合作学院窦菊花：

高职学生数字能力及影响因素研究以广州市高职院校为调研对象…14824．北京农业职业学院付天新：

高职院校信息素养教育路径与实践探索以北京农业职业学院为例…15525．黄河科技学院李良：

金融科技驱动普惠金融发展实践探索…162

1.福建清流开放大学邓文华：

开放大学助推县域社区教育发展的实践探索以福建清流为例…167

2.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农学院杨祥波：科技助力乡村振兴的实践探索与经验

启示以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博士工作站为例17328．安徽工业大学商学院教授：

马鞍山市低空经济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180

1.福建农林大学殷楚棋：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问题及对策…186

2.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朱浩：

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思政课的价值、问题及对策探析…192

3.南宁职业技术大学杨华：生态文明教育融入高校基层党支部建设的实践

探索以南宁职业技术大学传媒学院第二党支部为例20232．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姚昊炜：首都职业院校“大思

政课”建设实践探索以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为例…205

1.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大学卢迪：

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管理面临的突出问题及对策建议211

2.潍坊职业学院王保兴：

潍坊市高职院校毕业生属地就业意愿影响因素调研…219

3.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刘永丽：

我国低空经济发展现存问题及对策建议分析…225

4.刘学梅：

我国国有资产监督体系的理论逻辑、实践探索与完善路径…235

5.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刘婷：我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现状、问题

及对策研究基于江苏职业院校的调研分析248

6.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庞岳红：

校企合作下支部党建共同体建设问题及对策…254

7.四川商务职业学院张凌祥：

心理健康教育融入高校思政课程的实践探索…259

8.北海艺术设计学院覃虹：新时代立德树人视角下教学督导工作的实践

探索与展望以某民办高校为例265

9.刘子菁：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促进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探索基于

乡村产业振兴视角的多案例分析…271

10.河北经贸大学孟家骥：新质生产力赋能资源枯竭型地区乡村振兴的困

境与对策研究基于井陉矿区天户峪村的调研…286

11.西安思源学院刘丽君：

应用型本科院校师范类专业课程思政创新融合现状调研…293

12.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课题组：

制造业出海人才策略思考…296

13.浙江舟山群岛新区旅游与健康职业学院杨晓蓉：

舟山市高校“大思政课”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303

四、企业

14.浦发银行研究院课题组：

从居民工资性收入看消费能力提升的关键…309

15.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蒙城县供电公司王帅：党建引领创新驱动发展

的实践探索与理论创新以国网蒙城县供电公司“三问”工作法为例……31748．山东渤海湾外轮理货有限公司辛立林：党建引领下职工思想政治建设的

实践探索与成效研究以山东渤海湾外轮理货有限公司为例325

49．东方航空技术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游柯：

国有企业党建文化与企业文化深度融合的实践探索与机制构建………32750．重庆新华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刘晶：

国有资产租赁经营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对策探析…330

1.新汶矿业集团物资供销有限责任公司吴茂胜：

新时代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创新路径与实践探索…336

2.兖矿能源集团鲍店煤矿王志鹏：

新时代煤矿职工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路径与实践探索338

3.通用技术集团健康养老产业有限公司发展规划部翟盼宁：

养老国企“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建议…341

五、医院

4.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淮安第一医院苏凌璎：

大型公立医院构建科主任目标管理体系的实践探索348

5.李栋：

医务人员满意度提升的实践探索以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为例…354

六、其他

6.河南日报社三农全媒体中心调研组：

从泰山村看乡村振兴进阶之路解析“明星村”二次腾飞的经验与启示…35757．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林业技术推广中心邵文山：

当前我国沙化土地治理的主要措施、问题及对策建议363

58．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黄颖：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助推乡村振兴的实践与思考

基于四川省江油市调研…36759．笪晓军：

关于促进“十五五”时期甘肃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建议…373

1.天水市企业家协会课题组：开辟新兴产业新赛道铸造经济增长新引擎

天水市“十五五”低空经济发展路径和策略研究…376

2.王宇平：

绿色农业产业链数字化发展问题及对策…384

3.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勘查设计院宋婷婷：

宁夏农产品品牌建设策略与实践探索…390

4.上海市农业科学院都市农业研究中心马佳：

浦东新区设施农业用地问题调研与思考…395

5.《新时代港口高质量建设发展研究》课题组：

推进新时代港口高质量发展服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402

6.福清市产品质量检验所翁燕霞：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405

7.潍坊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付杰：乡村振兴战略下集体与农民协同增收的

基于乡村经营模式变革的实践探索…410

在调查研究中淬炼作风“真金”

科技部科技评估中心党总支委员任孝平

（2025年7月31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年轻干部要勇挑时代重担。作为科技部年轻干部，只有秉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强化“事事紧抓不放”的执行力，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融入血脉，才能在科技评估工作中站稳立场、把准方向。

在浩渺数据中锚定“求真坐标”。初入科技评估领域，我便在海量数据与复杂信息交织的战场上，深刻领悟“实事求是”四字的千钧重量。面对全球科技发展的迅猛态势，各国科研数据与政策信息泥沙俱下，每一个数据偏差都可能导致政策误判。为精准剖析国际化科研环境评价体系，我带领团队化身“数据侦探”，日夜钻研统计年鉴、智库报告，逐行核对关键指标。记得在比对某国科研人员流动数据时，我们连续两周反复验证，最终发现一处隐藏的统计口径差异，及时修正了可能影响政策制定的错误判断。这种对细节的重视，正是调查研究追求“深、实、细、准、效”的生动写照——摒弃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以“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执着，确保每一份报告经得起历史检验。

在基层一线中倾听“创新脉搏”。为摸清科学家群体对国际化科研环境的真实诉求，我们打破“坐在办公室找答案”的惯性思维，奔赴北京怀柔科学城、上海张江实验室、杭州未来科技城等地，与归国领军人才促膝长谈，倾听他们在海外科研体系中的困境与归国后的期待；走进深圳高新技术企业，与本土科研团队探讨设施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堵点。在深圳某实验室，一位青年科学家指出“科研用物资跨境流动仍不便利”，我们当即调整调研重点，推动形成专项建议。这些鲜活的一线声音，让我深刻认识到，只有将双脚扎进科研创新的土壤，才能让政策制定更有温度、更接地气。

在调研实践中锻造“硬核本领”。每次调研前，团队都会围绕“为何调研、调研什么、如何调研”开展头脑风暴，针对不同访谈对象定制“问题清单”，确保每一次对话都直击要害。在走访海外归国科学家时，我们聚焦体制机制障碍；面对本土科研机构，则侧重资源配置效率。记得在某次调研中，我们主动压缩行程、简化接待，将更多时间用于座谈交流，赢得了基层科研人员的信任，也收集到最真实的一手资料。这种“少些花架子、多些真功夫”的作风，不仅提升了调研质效，更让我在躬身实践中坚定了为民服务的初心。

在调研复盘反思中校准“前行方向”。每完成一次调研，我们都会对照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开展“体检”：是否存在形式主义苗头？是否真正解决了实际问题？曾有一次，因调研路线规划不够合理，基层接待压力增加，我们迅速建立“基层减负清单”，优化调研流程。科技评估工作既是服务国家战略的“智囊团”，更是守护科研生态的“监督哨”。在撰写报告时，团队坚持用数据说话、用案例佐证，每一条建议都反复推敲可行性；在成果转化中，主动接受各方监督，确保政策建议精准落地。这种“刀刃向内”的勇气，让作风建设成为推动工作的强大动力。

做好调查研究这篇大文章

光明日报社社长王慧敏

（2025年7月31日）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决策权，中央八项规定的第一条，就是“改进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也是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必须充分运用的方法论，要下功夫做好调查研究这篇大文章。

光明日报社经过调查研究铸就的新闻精品。

一、作为一名党员，必须传承好调查研究这个“传家宝”

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要做到这些，须臾离不开调查研究。

这两年，光明日报做了神山村系列报道。随着报道影响力的持续扩大，报道中提到的很多地点，都成为红色教育的“打卡”地标。其中，有一个地方叫暗陇纸坊。我和采访团队在神山村蹲点时，发现村里流传着毛泽东同志当年在这里调研造纸产业的故事。

那时，毛泽东同志率领部队刚刚在井冈山落脚。当地不少人以造纸为生，他便萌生调查造纸行业的想法。经人介绍，他来到神山村，在一间临时搭建的寮棚里住了十多天。这段时间，他每天早晚和老乡们拉家常。他的调查研究非常细致，仔细观看沤料、打浆、过滤、制纸、烘干等全部生产工序，还请来其他纸棚的十多个工人进行座谈，向纸工们询问了劳动收入、家庭生计、纸产品销售等多方面情况。

经过分析归纳，毛泽东同志把这次调研获取的资料写进了《宁冈调查》。也正是因为这次调研，我们党在井冈山地区及时制定了保护工商业的正确政策，还指示部队打掉了萧家壁靖卫团的三道税卡，得到了造纸工人和中小商人的拥护。

邓小平同志同样重视调查研究。对有争议的问题，总是先去一线调查研究，然后再下结论、作决断。

我在翻阅光明日报过去的报道时，看到这样一段描述：改革开放之初，经济特区遇到争议。1984年初，邓小平同志来到深圳，深入商业区、工厂、蛇口工业区、渔民村等了解情况。经过深入调研，他挥笔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1992年初，在党和国家发展的又一个关键时刻，88岁高龄的邓小平同志先后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调查研究，并发表著名的“南方谈话”。这次调查研究阐发的一系列全新论断，驱散了长期困扰人们的思想迷雾，把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高度重视调查研究。早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大力提倡“四下基层”，即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信访接待下基层，现场办公下基层。他身体力行，曾用1个月的时间跑遍福建宁德9个县区、13个乡镇、18个村、12家工厂电站及学校。“三进下党”“四进坦洋”“三上毛家坪”“两赴下岐”“七下晋江”……一段段“基层佳话”，解决了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探索出地方发展的科学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调查研究的足迹遍布祖国的山山水水：在湖南十八洞村调研，创造性提出“精准扶贫”理念；到江苏调研，首次公开将全面从严治党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一并提出；到武汉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考察时，强调“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发展新质生产力”……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云南考察时，又深入肇兴侗寨的村居古楼、丽江古城的商铺小店进行详细考察，对文化发展、乡村振兴等问题作出具体指示。

正是靠着“调查研究”这个传家宝，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创造了惊天动地的人间奇迹，书写了彪炳史册的壮丽诗篇！

二、作为一名新闻人，必须练好调查研究这个“基本功”

新闻人需不需要基本功？答案是肯定的。调查研究，就是新闻人必备的基本功之一。

从职责使命来看，党媒“上顶天”，阐释国家大政方针；“下接地”，深入体察群众实践。只有做到上连党心、下接民心，才能真正发挥好主流媒体的作用。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坚持政治家办报，“站在天安门上看全国”；另一方面，开展调查研究，走好群众路线，“站在田埂上找感觉”。

从客观条件来看，信息时代，迫切需要新闻工作者练好调查研究这个基本功。总体来看，虽然AI已在新闻行业应用，但AI再聪明也无法代替人去做调查研究，“键对键”永远代替不了“面对面”。因此，我们既不能认为AI可以包打一切，也不要过分担忧会被AI抢了饭碗。无论何时，增强“四力”、强化调查研究都不过时。

除此之外，互联网环境下，人人都有“麦克风”，唯有及时提供更多真实客观的信息内容，主流媒体才能发挥“定海神针”作用。做到“真实客观”，一方面要求记者克尽厥职，把身子扑在基层一线，沉下心来搞调查研究，以科学方法和理性思维获取信息来源，感知民情冷暖。另一方面，也要求记者以调研采集来的事实匡正视听，做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

从记者个人成长来看，同样需要强化调查研究。我曾跑过多年农口，在大棚里，常看到无土栽培的农作物不用天然土壤，单靠营养液生长。尽管省地、省水、省肥，但是，一旦营养液断供，叶子马上就会枯黄。这引起我的思考：作为新闻工作者，我们有没有“根”？我们的“根”应该扎在哪里？

信息时代，我们不缺维持记者日常工作的“营养液”，譬如海量的文字材料、芜杂的网络信息等等。但是，如果我们一味沉浸于这些信息中，哪怕你排列组合能力再强，绘出的图画也只能是绢花、纸花，绝不会是沾着露珠、散着芬芳的鲜花。20世纪80年代有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叫作《假如你要认识我》，里面有这么一句歌词：“珍贵的灵芝森林里栽，美丽的翡翠深山里埋。”确实，要采到灵芝、挖到翡翠，唯一的办法就是走进原野，俯下身去在大自然的怀抱里探寻。

譬如，调研报告《苏皖两个相邻山村的岁月嬗变》中有关“空心村”问题的分析，得到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这个问题能写透，就是因为我们一头扎进了基层。

我们在随访中，曾一次次吃了闭门羹——原因是除了留守老人和孩子，很少碰到能讲清村里情况的青壮年。我们循着问题而去，仔细调研房屋空置率、留守人员成分，并进行了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与基层公务员、有关专家座谈，在调研报告中提出“三资外流”和“五人增多”两个农村“空心化”问题的具体表现，并提出了解决对策。

向下扎根，才能向上生长。在浙江工作时，有一年春天看到五云山满山的修竹，我曾写了这么一句话：“向上一尺，根深一丈；根须扎得越深越久，春日才能猛蹿猛长。”一个记者，要想练就过硬的业务技能，离不开跋山涉水的奔波、苦心孤诣的钻研和旷日积晷的笔耕。无论社会如何发展，技术怎样进步，传播手段多么丰富，都不能代替记者走向那块深沉的土地。

三、作为一名光明人，更要学好调查研究这门“必修课”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发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

准》，由此引发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声。《深入宝库采明珠》《印刷行业的一场革命》等一篇篇彪炳史册的新闻经典，为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光明中国放歌，为推动国家改革进步呐喊，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劲擂鼙鼓。

这些文章，无一不是苦心孤诣进行调查研究后锻造的新闻佳作。可以说，通过调查研究，光明日报做到了与真理同行、与时代同步！它所调研的事实、讲述的故事、求索的真理，已经汇成了一部足以藏之名山、传之后人的煌煌“学术巨著”。

如今，这部“学术巨著”，交到了我们手中，我们没有理由不让调查研究这个优良传统焕发出新的煜煜光彩。

十多年前，我参加中央电视台《艺术人生》访谈节目时，主持人问我：“能否给记者这个职业下一个定义？”我的回答是：“记者，就是把新闻现场当作战场的战士。”记者只有把自己置身于新闻现场，俯下身、沉下心，察实情、讲实话、动真情，才有用武之地，新闻这个职业才有存在的意义。

基于这个理念，报社编委会提出，每个记者都要将新闻现场当作战场，将“不到现场不写稿”作为铁律，把大兴调查研究作为改进文风的基石。摒弃“坐在上面想点子，跑到下面找例子，关起门来写稿子”的浮躁作风，养成深入调查研究的习惯。让每一位记者都明白：之所以“妙笔生花”，是因为把笔杆子深深地插进了泥土里。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不仅提倡采编部门大兴调查研究，也支持行政部门的同志积极投身大调研的行列。我们不仅鼓励总社的同志们深入全国进行调查研究，还提倡记者站进行跨地域跨领域调研，切实做到身居一隅、胸怀全国……

让我们感到欣喜的是，调查研究之风在光明日报日渐浓郁，记者们走遍通都大邑、穷乡僻壤，写出了一篇篇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新闻作品。我们看到，近些年推出的好作品，无一不是在调查研究中炼就的——

为采写《神山村三日》，调研组住在村里，带着全村花名册，不漏一户采访，只为让报道留住乡野泥土的芬芳、白云掠过的痕迹、山间清风的舒爽……

“草原牧区行”大调研，由编委会成员领衔，调研团队奔赴新疆、青海、西藏、内蒙古、甘肃五大牧区，挺进沙漠瀚海、走向原隰草场……

为办好“大调研，我们在行动”栏目，采写《“破四唯”和“立新标”，

如何才能并举》《青春，该以何种方式打开？》《大湾区，大未来！》的团队走遍全国，广泛听取社会各界呼声，数易其稿，不达满意绝不上版。一系列重磅报道，都是经过调查研究铸就的新闻精品。

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如果想成为时代风云的见证者和创造者，如果想在伟大时代的进程中刻下浓重的一痕，那就必须不断改进工作作风，扎扎实实练好调查研究这个基本功。

传媒新质生产力赋能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延安市融媒体中心的实践探索

延安市融媒体中心雷荣

当前，媒体融合纵深发展催生传媒新质生产力。陕西延安市融媒体中心持续深化体制机制、技术应用、内容生产、人才培育、平台建设等融合改革，不断提升传媒新质生产力。五年来，中心构建“策采编发追评播馈”全链条生产体系，形成覆盖14个互联网平台的传播矩阵，累计产出57项省级以上获奖作品

（含中国新闻奖1项），AI原创视频年产能突破400条，初步实现从传统媒体向“智能+融媒”的质效跃迁，为延安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媒体支撑。

一、聚焦因地制宜发展传媒新质生产力的机制体制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通过深层次改革，建设和完善体制机制，打通堵点卡点，可以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

延安市融媒体中心根据时代要求，破立并举、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创新机制体制，努力实现信息内容、技术应用、平台终端、管理手段共融互通，进而催化融合质变，放大一体效能，纵深推进媒体融合。

一是提升全媒体思维理念。始终牢记“党媒姓党”，紧跟全媒体发展步伐，加强党的创新理论学习，常态化举办“清凉山·融媒大讲堂”，以此凝心铸魂，推动守正创新；强化互联网思维、用户思维等创新思维，更好满足受众的需求；开展“寻根·清凉山”主题党日活动，坚持“四下基层”，深入基层调研，形成高质量调研报告，将调研成果充分运用到新闻舆论工作和媒体深度融合改革的全过程、各环节。

二是建立全媒体管理模式。以制度建设为基础，将“当下改”和“长久立”相结合，建立一套与融合改革相适应的制度体系。先后制定考核、薪酬分配等多项制度，推行“两自一包”（即人员内部调整自主、奖惩分配自主、岗位工资总额承包）；用活“多劳多得、优质优酬”“量质并重、质量优先”，将获得国家级、省级和市级新闻奖纳入年度考核奖评等激励机制，制定出台《作品奖励办法》，激发队伍争先创优活力；补充、完善“三级审核”、“三审三校”、“六加二”签版流程、媒资管理等制度；在选人用人上，实行全员聘用，竞聘

上岗，双向选聘，极大地调动了采编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三是搭建全媒体传播体系。坚持移动优先，在坚守传统平台的同时，以自建平台和合作入驻“双驱动”模式，搭建融媒传播矩阵，协同扩大传播覆盖面，壮大网络舆论阵地。“我是延安”客户端实现了报纸、广播、电视的在线收听收看；构建“报网端微屏播”矩阵传播体系，打造央视频、人民号、抖音快手等14个互联网平台，实现了“学习强国”县级融媒号全覆盖，形成全新传播矩阵。与中省、兄弟市级媒体合作，融合全市40家企事业单位、13个县级融媒体中心，搭建起“上挂横联下辐射”的融媒矩阵。

四是再造全媒体生产格局。坚持策划先行、内容为王，优化新闻采编流程，持续开展“头条工程”，不断提升“传媒新质生产力”。运用智能技术，打破报（纸）台（电视）播（广播）壁垒，实现集约化、数字化采编制作；完善审校体系，优化内容审校流程，夯实内容生产安全责任，提升新闻稿件质量；优化栏目设置，关停并转部分同质度高、影响力低的版面栏目，加大短视频、图文AI生产能力。融合5年来（2019年延安日报社和延安广播电视台合并成立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已形成“策采编发追评播馈”新的生产格局，精心打造精品栏目，全力生产精品内容，在中省新闻奖评选中，有57件作品获奖，其中获得陕西新闻奖一等奖作品10件，《红红的苹果，深深的爱》还荣获第33届中国新闻奖重大主题报道二等奖。

二、聚焦传媒新质生产力培育专业型复合型人才

“拿起笔会写，拿起摄像头会摄，拿起话筒会讲。”新时代，媒体融合对记者提出更高的能力要求。如何打造与全媒体时代相适应的人才队伍，是时代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课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探索人才培养新路径，完善人才选拔新制度，在岗位上练兵、在竞争中锤炼、在实践中培育，努力培养有全媒体思维、会全媒体技能、懂全媒体表达的复合型人才，实现人才的“升级提档”。

一是在岗位上练兵。延安市融媒体中心要求一线记者，把新技能的应用作为必备技能，在策、采、写、编、评、摄的岗位技能基础上，学习短视频摄制、多屏互动、直播连线、H5制作等新技术。采集中心按照“四个一”要求，即一个标题、一张图片、一段文字、一段视频，前方采访人员和后方编辑积极联动，快速在移动端口推出，以小屏占大屏。编辑中心在本职工作岗位，发挥编辑、播音、制作的优势，主动应用新技术，对主题节目精心策划，从标题、内容、镜头进行精挑细选，深化新闻内涵，实现信息增值。制作人员对标央视、省台，

创新包装节目，以增强新闻的观赏性。播音主持把新闻亮点与用户需求相结合，进行介入式新闻播报，增强体验感和互动性。广播中心按照“音频节目视觉化”的要求，与报纸积极互动，在报纸上开设了“延安之声”专栏，把优质广播节目以文字形式呈现给广大听众和读者，让延安声音更好地传播开来，深入人心。

二是在竞争中锤炼。开展“三比三看三亮”（比一比素质、看一看业绩、亮一亮身份；比一比能力、看一看职责、亮一亮效果；比一比干劲、看一看担当、亮一亮贡献）竞赛活动，促进编采人员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能，营造争优创先、干则必成的赶超氛围。以“三比”，提高采编队伍综合素质，树立创新精神，提升策划、采集、拍摄、编辑、包装、播出、审校等综合素质能力。以“三看”量化考核，倒逼工作成效，激励争优创先，激发工作创造性。以“三亮”营造赶超氛围，提升作风效能，激发创业主动性。

三是在实践中培育。实践出真知，实践长真才。好新闻来自一线，坐在办公室是写不出好新闻的。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常态化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打造一批“脚力在基层、眼力在生活、笔力在一线、脑力在岗位”的采编队伍，让编采人员既专又博，从而实现向“全媒型”人才转化。在实践中，除坚持师带徒、老带新之外，还以一对一、手把手、现场评等方式，提升编采人员写作和编辑能力。在基层一线采写出《烟火黄河秋正好》《最是幸福丰收时》

《古风古韵古村落》等精品佳作，讲述人生的温暖与美好。一线人员聚焦万家灯火、书写奋斗之美、感知群众冷暖，以“短实新”文风、群众化语言、老百姓视角，培育了记者“采、编、摄、写、制”的“五星”能力，打造了一批融合创新作品。

三、聚焦先进技术应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报、党刊、党台、党网等主流媒体必须紧跟时代，大胆运用新技术、新机制、新模式，加快融合发展步伐，实现宣传效果的最大化和最优化”。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坚持把先进技术运用作为推动融合发展的重要抓手，紧跟信息化发展趋势，紧盯信息革命新成果，瞄准先进技术、实用技术，以技术更新业态，以技术丰富表现，以技术促进融合，不断打造传播新优势、开拓辐射新版图。

一是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升级改造应用平台，构建全媒体生产保障新体系。

延安市融媒体中心立足一体化生产模式，努力推动技术与内容生产联动。先后

更新升级三个平台、七个系统及4K前后期采编硬件设备。购置5G+4K融媒移动直播车，升级改造报纸采编系统、电视高清转播车、广播总控系统、新闻和专题演播室等原有设施设备，全面应用5G、4K/8K、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实现采编制作的数字化、集约化、智能化。

在每年的清明公祭轩辕黄帝、重大项目建设巡礼以及各类大型活动等的重大报道中，5G+4K融媒移动直播车派上用场，随车配备的高清云台摄像头、4K高清摄像机、5G移动终端等画面采集设备，将现场视频采访和车内直播间的画面及声音，进行多角度宣传展示，并可通过5G网络进行微信、微博、客户端、网站等推流业务，全力保障各项活动顺利开展，取得良好社会效应。

二是紧盯前沿技术，推进智能化运用，更好提升报道效果，增强传播能力。延安市融媒体中心紧盯前沿技术发展趋势，将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先进技术，综合应用在媒体融合各环节，以新智能进行内容创新，以新技术提升媒体发现力、传播力和内容呈现力。目前，以人工智能为支撑进行的一系列的文生图、图生视频，精心打造原创精品视频400余条，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民生、旅游等市上中心工作及备受老百姓关注的领域。

新媒体中心组建了AIGC创新应用工作室，全面运用AI技术加强原创能力，先后制作9集AI全流程微短剧《黄帝陵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100集AI系列宣传短视频《延安欢迎您》以及AI系列短视频《延安新韵动心律》《永远的灯塔》《梦回延安》等，以AI的形式讲述了延安的故事，发出了延安的声音，受到了用户的广泛关注和好评。

延安日报创新AI玩法，每天制作推送“延安日报AI读报”，将枯燥、干涩、静态的文字，转化为受众更易接受的视频，在开车、散步、工作之余，便于观看收听。每周定期推出“杨家岭”文艺副刊公众号，并将其中的美文制作成有声文学，AI新玩法增加了受众人群、扩大了报纸影响力。

短视频制作部门着力打造视频号，在技术上求突破，在内容上求创新，在制作上求精良，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今年以来，先后孵化成立了6个短视频工作室，在讲述红色革命故事、展现优秀传统文化魅力、倾听基层群众心声、彰显大美延安饮食文化等方面齐发力，短视频生产能力显著提升。文艺类“楠逍遥”视频号自创立以来，短短半年多时间，推出25期作品，涵盖历史文化、旅游、农业、生态等多个领域。

9月份，“楠逍遥”视频号入驻人民日报视界平台，其中《欢庆》《见山》

《出彩延安》《钟山石窟》4件作品被首页推送。截至目前，楠逍遥系列短视频在视频号、抖音、人民日报等端口累计浏览量达到150W+，得到中、省记协领导的充分肯定。新媒体作品《听见绿色》入选中国记协“我的代表作”第十二期，是陕西首个地市级媒体入选作品。

新时代，新征程。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将以全国首批市级媒体融合试点创建为契机，发扬延安精神、紧跟时代潮流，坚持守正创新，推进融合发展，不断培育传媒领域新质生产力，锻造主流媒体先进技术支撑力，以新质生产力催生媒体融合新模式、新动能，持续打造媒体融合新样板，增强媒体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用心用情用力讲述延安好故事、传播延安好声音，为延安经济社会实现高质量发展贡献媒体力量。

党建引领聚力赋能助力融媒提质增效福州市长乐区融媒体中心调研报告

福州市长乐区融媒体中心杜胜健

新时代新征程，新闻宣传工作非常重要。202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发表5周年。福州市长乐区融媒体中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以党的建设为统领，进一步推进党建和业务工作深度融合，推动融媒事业高质量发展，实现党建业务双融双促。

一、调研目的

福州市长乐区融媒体中心始终坚持以党建引领融媒事业全面发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正确导向，在提质增效上下功夫，以党建引领推动新闻宣传工作高质量发展。

（一）坚持党建引领，笃行以致远

福州市长乐区融媒体中心坚持“以党建带业务、以业务促党建”，不断加强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实现党建与业务“双轮驱动”，推动媒体融合创新发展。融媒体中心坚持党建引领，凝聚起长乐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宣传合力，守正创新、主动作为，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坚守主阵地，弘扬主旋律。2024年，中心党支部认真组织好“三会一课”、主题教育、党纪学习等，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党组织的决议、指示，制订党支部贯彻落实的计划、措施，加强对党员的管理和教育，提高党员的政治素养和业务水平，业务上加强党建引领，唱响长乐强音，讲好长乐故事，全方位推进融媒品牌升级，为长乐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大正能量。

（二）彰显融媒担当，知信行合一

随着全媒体时代到来，中心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更加主动迎接各种挑战和机遇，坚持党建引领，砥砺奋进，以过硬作风承担宣传任务，在新征程上展现新作为新气象。中心聚焦主责主业，实现了党建引领力与舆论引导力双提升，始终在党的创新理论学习上先一步、深一步、实一步，推动长乐新媒体高质量发展，以高标准高质量机关党建工作护航现代化新兴港口城市建设。

（三）奏响时代强音，学思用贯通

中心党支部肩负舆论引导的重要职责，以“唱响主旋律”为出发点，牢牢把握党建引领这个根本。面对舆论环境的多元、复杂与多变特征，党支部切实履行主流媒体社会责任，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实现多渠道传播和全媒体覆盖，切实推动新闻事业高质量发展。认真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党的组织路线，以模范机关建设为抓手，巩固学习教育成果，注重推送主题鲜明，记录新时代、讴歌人民的优秀作品，结合学习宣传贯彻上级有关精神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武装，纵深推进党建工作与融媒事业协同发展。

二、存在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①加快推动媒体深度融合发展，党的建设是“红色引擎”。中心始终牢记“党媒姓党”，充分发挥党媒优势，始终坚持以创建党建示范点为主线，聚力发挥“党建+”作用，推动党建与新闻舆论工作同频共振。但是，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党组织发挥作用受到一定限制，存在重业务轻党建情况，党建引领业务工作未能通过多种方式贯彻落实，存在没能很好地搭建平台、开展活动和利用新媒体资源等问题，这不仅影响了党建的效果，也制约了其在新的传播环境下的创新和发展。

（一）“党建+融合发展”不足

党建引领业务，业务夯实党建。从调研情况来看，重业务轻党建的现象依然存在。虽然已经形成了民主生活会、“三会一课”、主题教育学习等制度，但这些制度的作用发挥得不够突出，“三会一课”程序化，没有把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统一部署、统一落实，不能很好地发挥党建工作的优势，“重业务、轻党建”的现象还未根本扭转。在数字化时代，党建宣传工作没有很好利用网络信息的传播优势，仅限于通过微信公众号、学习强国等平台发布业务稿件、制作专题片，这与扎实推进党建工作与新闻宣传深度融合存在差距。

（二）“党建+品牌效应”薄弱

随着党建品牌创建实践的持续推进，党组织对党建品牌创建活动的规律性认识有了进一步提升，但是党建品牌定位在思想上、政治上缺乏创新意识，不能用全新的思维和方式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在实际工作中未能将党建与中心工作很好地结合起来。在创建党建品牌时，缺乏对自身实际情况的深入分析，导致品牌定位模糊，特色不明显，未能有效体现党建的核心价值与使命导向功能。

在品牌化创建过程中，没有把握好“规定动作”与“自选动作”、“普遍要求”与“自主附加”之间的关系，一味地追求数量，使得品牌内容同质化，因缺乏独特内涵而难以实现突破。

（三）“党建+队伍建设”不强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中心现有党员37人，其中支部书记1人，副书记1人，支委5人。在推进工作中，支部支委成员分工不明确，支委班子没有形成整体合力。在党建工作上，缺少开创性思维，总体上新知识储备不够，抓党建工作精细化程度有待加强。

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时代对融媒体中心工作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探索“党建+”模式势在必行，要把党建优势转化为中心工作的创新优势、发展优势，不断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创造力，提升党媒工作队伍的水平，以创建党建示范点为目标，强化示范引领，促进党组织工作规范化、标准化，筑牢基层堡垒。

三、原因剖析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处理好党建和业务的关系，坚持党建工作和业务工作一起谋划、一起部署、一起落实、一起检查”，“只有围绕中心、建设队伍、服务群众，推动党建和业务深度融合，机关党建工作才能找准定位”。②这些重要论述，为机关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也为做好新时代机关党建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基层党组织在推动事业发展、组织服务群众、加强党的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工作实践中，党务工作或多或少、或轻或重地暴露出思想误区，直接或间接影响基层党建工作质效，亟待我们认真辨析，进一步统一认识。

（一）党建融合探索不充分

首要原因是对机关党建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在政治站位、工作思路上没能做到与时俱进。对党建和业务两者之间的关系理解不透、把握不准，认为机关各部门日常工作任务繁重，机关党建工作过多、过频会影响业务工作的正常开展。

（二）基层党组织战斗力不足

党建工作的主要对象是人，党建工作重在入脑入心，但在工作中对其内在辩证关系把握不准，存在应付心理。

（三）党员干部教育管理还需加强

对党务干部队伍的专业化、专职化、专责化投入不足，虽然每年面向机关

基层的学习、培训等频度和力度不断加大，相应的党建工作培训持续开展，但仍缺乏系统性的党务工作培训机制，无法很好地将党建和业务工作融合起来。

四、对策措施

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把脉定向，指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要“切实提高党的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③这是对党领导的新闻舆论工作发展方向的重要指引，也是在信息时代下对主流媒体发展实践的规划与全方位布局，我们应该自觉认识并承担起新时代新形势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使命任务。2024年以来，中心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一张网”、工作推进“一盘棋”思想，牢牢把握发展战略定位，坚持党建引领，绘就高质量发展蓝图，彰显主流媒体的权威性，正确引领舆论导向，牢牢掌握信息化时代下的舆论主导权，做好新时代党的新闻舆论工作。

（一）提高党的新闻舆论“传播力”

新闻舆论传播力关系着新闻舆论传播覆盖面的大小。中心党组织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持续推动党建落地见效，积极打造党建特色，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推动实现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

1.盛世伟业，党建业务鼓角齐鸣

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通过支部组织、党员带头，结合“主题党日+”“三会一课”等活动，组织党员干部、采编播骨干人员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系统学习新闻创作业务知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工作实践，加强意识形态工作阵地建设和管理，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目前，中心在微信公众号、抖音号、视频号等宣传平台上开设了《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党纪学习教育》等多个专题专栏，形成矩阵、突出主题，宣传党的政策、传播党的声音，确保融媒体新闻宣传工作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

2.路远任重，灯塔耸立照亮征程

中心以“党建红”为本色，以学铸魂强根基，为单位高质量发展赋能蓄力，

坚持“第一议题”学习制度，以“三会一课”、党组理论中心组、“党课讲堂”等为载体，充分发挥领导干部“领头雁”作用，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新闻宣传精品。如《“三争”“三领”看长乐丨专访福州新区管委会副主任、长乐区委书记张帆》等多篇阅读量超过10万的微信推文，《一生长乐》宣传片、《听长乐》图书、《长安久乐》《一生长乐》原创歌曲、《下沙新纪录》等短视频、《扬帆踏浪向海而兴》《我的第二故乡——长乐》等作品在多项评选活动中获奖，得到省市区各级部门的认可；短视频作品《了不起的年轻人——高楼米线陈国锐》受到省台领导高度认可；获评“山海交响振兴的力量”全省广播大联播活动“优秀组织单位”称号；《福建审读通讯》（第22期）刊登文章对《吴航乡情报》新闻采集、编辑出版工作给予肯定；《“听民声”“解民忧”，福州长乐区主题教育见实效暖民心》被中央主题教育官网采用推送；广播供稿工作连续多年在全省名列前茅。

3.奋楫扬帆，力同心谱新篇

面对舆论环境、媒体格局、传播方式的深刻变化，新闻记者要走出办公室、深入基层，走街巷、进社区，下农村、访农家，充分利用各种传播途径，近距离全方位采访，写出“接地气、冒热气”的优秀新闻稿件，实现有效传播，增强党建引领宣传报道的吸引力。除了在“讲故事”上下功夫，记者还要用通俗的群众语言、鲜活的新闻报道语言，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为服务党的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二）提高党的新闻舆论“引导力”

引导力是通过凝聚共识，帮助公众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推动舆论朝着理性、正向发展的能力。舆论导向正确，就能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推动事业发展。

1.一言一行守初心，一举一动勇担当

新闻舆论的引导力与新闻舆论中谁引导谁、为什么要引导、通过什么内容和方式引导、如何引导即如何提升引导效能等密切相关。中心党支部自成立以来，旗帜鲜明抓党建，推动党建与业务工作相融相促、同频共振，形成有力的宣传声势，营造浓厚热烈的舆论氛围，助力融媒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交出满意答卷。

2.一心一意聚合力，一马当先作表率

新闻舆论引导力关系到各项事业发展。中心党支部紧紧围绕中心工作，聚

焦中心党建特色，持续推动党建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通过主题策划、专题报道，营造浓厚宣传氛围。2024年，中心主动作为，深耕媒体融合发展，深入城乡一线做好重点主题宣传，先后策划52个时政类、民生类重大主题宣传报道，采写新闻报道1860多篇，实现县（区）重大主题首报率100%。宣传报道被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及省主要媒体采用592篇（条），其中中央级媒体233篇（条），包括在学习强国平台上传393篇，签发52篇；央视频平台推送124条；在人民号平台推送407条；开展网络直播116场（次），累计吸引线上线下超1000万人（次）关注。

3.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一鼓作气启新程

党的建设一切活动归根结底是为了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围绕中心、服务群众是党建工作的核心内容之一，新闻宣传工作只有让干部群众听得懂、看得明白，报道才会有吸引力和影响力。党建工作是打造核心竞争力的“着力点”，要创新内容和形式，让受众爱读、好读、耐读，贴近基层和老百姓生活，增强吸引力，以生动可读的故事增强报道的吸引力、感染力。

（三）提高党的新闻舆论“影响力”

提高新闻舆论影响力，就要加强舆论场的话语权建设。长乐千年古邑有深厚的人文积淀，我们用生动的镜头语言和精辟的文字，讲述长乐各乡镇街道独具特色的人文历史和发展风貌，让人们沉浸式感受长乐深邃厚重的人文底蕴、绚丽多姿的山水美景，领略千年古邑通达包容的开放情怀和高质量的发展态势。中心于2021～2023年连续三年获评福建省优秀县级融媒体中心30强称号。长乐广播电台连续多年跻身全省县级融媒体中心广播供稿十强（2023年度位列第四名）；被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评为2023年度全省融媒体新闻协作先进集体。

1.心有翼，自飞云宇天际

提高新闻舆论影响力首先要明确新闻报道的主体和服务对象。新媒体报道形式丰富多样，包括直播、短视频、长图、H5、专题等，中心紧跟时代步伐、反映人民心声，在增强报道的可读性、吸引力上下功夫，提升新闻舆论影响力。值得注意的是，在新时代用好新媒体，既要认识新媒体的传播特点和规律，又要权衡党建引领的政策性、严肃性，这对传统媒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适应不断变化的融媒传播需要，以积极主动的姿态进行舆论引导，增强运用新媒体加强宣传报道的本领。

2.梦无垠，当征星辰大海

随着媒体融合的迅猛发展，全媒体采编成为“报台网微”融合的必然之路。新颖的报道形式有利于更形象生动地展现科学理论、典型事例，用群众语言和视角进行平等互动，更贴近大众的阅读需求，更符合年轻人的交流习惯，也更易于让人们接受信息。聚焦新时期党建工作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针对党员干部对新时期党建工作的种种困惑和疑点，我们要不断创新，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路子。如高考期间，在“最美长乐”微信公众号推送的《今天，请为长乐高考生转发一次！》点击量超10万；台风期间，在微信公众号不间断推送《即将17级！超强台风“苏拉”剑指福建！长乐或迎特大暴雨》《台风即将来袭！长乐时刻保持“备战”状态！》等推文，让市民群众第一时间了解台风动态和预警信息，同时展示党员干部一线防台抗台的实况，也通过新闻报道把党和政府对群众的关心关切传达给群众，起到了积极的宣传作用。

3.境无止，唯笃行不怠

让群众满意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价值取向和根本标准。中心进一步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关注民生，聚焦群众身边事，持续创新传播方式，不断拓宽传递范围，畅通群众表达渠道，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经济社会发展凝聚人心、汇聚民心。在实践中，我们不断深化对党建和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紧紧围绕中心推进社会发展，坚持党建引领和推动融媒体工作的创新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鼓励中心全体采编人员要接地气，多采写群众喜闻乐见的新闻报道，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提升新闻传播的质量和影响力。

（四）提高党的新闻舆论“公信力”

公信力是指新闻机构获得公众信任的能力，其核心在于“信”字。新闻舆论公信力涉及公众对新闻媒体的信任与认可问题。这要求做到报道内容真实，对热点新闻事件的评论分析客观到位，报道时效性强，报道态度沉着冷静平衡等。

深化理论武装，把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

提升新闻舆论公信力，就要着力提升社会公众对新闻媒体的信任度，加强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客观性，自觉抵制虚假新闻、低俗新闻的报道与传播。2024年，我们开设《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党纪学习教育》《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等系列专栏，中心党支部持续推进标准化规范化建设，

按照上级部署要求，扎实开展牢记初心使命实践活动，努力将支部建设成为宣传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干部职工，以宣传凝共识、聚人心、促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

2.从组织建设“起笔”，以“党建红”为本色，为单位高质量发展赋能蓄

力

目前中心构建了全媒体矩阵，涵盖一张报（《吴航乡情报》）、一个台（长

乐电视台）、一个网（长乐新闻网）、一个端（掌上长乐客户端）、三国际（长乐融媒TikTok、长乐融媒YouTube、长乐融媒Facebook）、六上宣（学习强国、中国网、人民日报、新福建、央视新闻+、海博TV）、七个号（最美长乐、掌上长乐、新浪微博、今日头条、长乐融媒视频号、抖音、华人头条），并与新华网签署地方新媒体共享云平台合作协议，实现新闻内容多点传播。充分发挥正面宣传鼓舞人、激励人的作用，唱响主旋律，汇聚正能量，《吴航乡情报》登载新闻宣传报道53期、1243篇；长乐电视台《长乐新闻》栏目制作播出视频新闻305期、1591条；长乐广播电台制作播出广播新闻305期，中央广播电台采用21条；长乐新闻网发布稿件7308篇；最美长乐微信公众号推送推文1750篇，原创稿件1163篇，10篇推文阅读量超10万；掌上长乐App发布的61条作品点击量超20万，《神鸟归来》点击量超千万，《“听民声”“解民忧”，福州长乐区主题教育见实效暖民心》《办实事解民忧！长乐主题教育成果惠民生》两篇文章被中央主题教育官网采用推送；抖音号发布80条作品，10条作品点击量超300万；“长乐融媒”“大美长乐”视频号共推出短视频1092条，其中短视频《李琴：我和我的书院》入选“学习强国”2024年春季全国县级融媒优秀作品名单，并创新采用前沿AI技术，创作出具有鲜明长乐特色的“甘薯之父”陈振龙的视听作品，形成强有力的宣传声势和舆论氛围。

3.用实干诠释责任，秉持创新精神，让梦想在奋斗中绽放

中心将继续强化党建引领，优化体系、精准发力，扎实抓好党建推进业务工作；适应媒体深度融合发展大环境，深化改革、激发活力，增强发展后劲，推进融媒体新闻宣传提质增效，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浓厚的舆论氛围。通过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专题研讨、干部培训等多种形式，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会其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中心将整装再出发，高扬改革旗帜，拥抱5G、8K、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

术，创新发展，积极探索新时代媒体融合发展新模式，加快形成移动互联时代媒体新质生产力。以“内容+技术+灵感”为特色，推动媒体事业实现“质”的飞跃，打造一批既有“意义”又有“意思”的融媒作品，讲好长乐故事，传播好长乐声音，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长乐篇章提供强有力的舆论支持。

关于“打响‘芜湖鸠兹科创湾’品牌推进创新之城建设”的建议

芜湖市政协专题调研组

（2025年9月30日）

近年来，我市坚定不移走“产业+科创”之路，依托鸠兹科创湾，加速创新要素集聚，加快创新之城建设。鸠兹科创湾是芜湖打造创新之城的重要支撑，是推动科创要素集聚的重要阵地。

建议：

一、把握科创湾的核心定位，持续推进品牌建设

（一）聚焦创新发展，提升科创能级

深刻认识芜湖后工业时代的发展特点，加快推进传统产业园区向现代科创园区迭代升级，着力构建“政产学研金服用”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形成从科学研究到技术发明再到产业发展的快速通道。

（二）厚植功能平台，强化生态支撑

坚持有序布局、错位发展，构建“上下楼即上下游，产业园即产业链”的紧密创新生态，形成“一园一特色、链链有协同”的发展格局。加快研发中心、数字基础设施布局，为企业提供研发支持、概念验证及中试服务。完善金融服务和政策兑现机制，将“一站式”服务升级为“全天候”服务。通过技术、人才、场景、资本等要素多元复合集聚，为科创企业发展提供平台和生态的强支撑。

（三）打响科创品牌，扩大区域影响力

坚决摒弃传统园区建设的路径依赖，推进科产城人深度融合、和谐共生。深化区域协同与开放合作。打造价值共同体，构建“一个母品牌、多个特色链”的矩阵化品牌架构，让鸠兹科创湾成为芜湖立足长三角、面向全国、链接全球的创新名片。

二、聚焦产业链战略布局，构建创新生态

（一）围绕主导产业布局创新资源

高质效推出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东数西算”数字经济产业集群、高端智能装备制造、绿色新材料、低空智能装备等五大创新集群及优势细分领域。推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在芜布局。坚持链主引领、国资加持，通过并购重组强化延链补链。大力发展科研等生产性服务业。

（二）持续深化“四链”融合

集聚创新资源、准确把握创新规律，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推动科学家、企业家、投资人等多方力量融合，深化与中科大等高校合作，支持重点实验室入驻，与上海、合肥等共建联合实验室。

（三）夯实多元要素支撑

构建多元投融资体系，提升基金招商与项目落地效率。创新“研发贷”等产品，形成“风投促研发—订单引技术—转化强产业”的良性机制。实施“一事一议、一人一策”精准引才。

三、充分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激发创新活力

坚持以存量引增量，以增量促存量，引导我市现有的龙头企业、骨干企业、专精特新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率先入驻科创湾，加速形成“产业+科创”的基础。

（一）强化龙头企业牵引作用

积极推动奇瑞等千亿龙头企业将总部及研发机构整体入驻鸠兹科创湾。吸引华为、比亚迪等知名企业区域总部、研发中心落户。鼓励龙头企业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及产业链企业，致力打造创新苗圃与加速器。

（二）激活骨干、专精特新企业创新资源

鼓励企业入驻鸠兹科创湾，支持企业与高校、园区共建“定向研发”平台，开办“行业技术订单班”，提供中试验证、检验检测、共享实验室等精准资源和服务，助力企业快速成长为行业领军企业。

（三）加强科技型中小企业孵化培育

建立健全科技型中小企业和研发团队的入园机制，助力其孵化成长。建立多元发现和培育机制，引导发展“耐心资本”，满足初创团队资金、空间、研发需求。推动科技孵化与加速催化、共性服务与个性服务、基础性服务与专业性服务有机结合。

四、联动人民城市建设，提升园区的配套与环境

（一）完善园区配套，提升综合承载能力

对标国际一流未来社区理念，构建覆盖人才工作、生活、成长全周期的高品质支持体系。借鉴美的“主理人共创社区”理念，营造青年人才青睐的高品质生活空间。采用“有机更新+功能置换”模式，实现老园区提质增效。

（二）推进融合发展，构建产城共生格局

强化投资于人的空间建设，在园区规划中融入社区文化元素，形成和谐共生的社区环境。深化服务互动，支持园区企业释放非核心业务给社区小微企业和自由职业者。

（三）促进人的全面增值，营造一流服务环境

系统集成智慧社区、家居与服务，构建“居住—工作—体验”无缝衔接的数字生活圈。引入优质教育资源，通过市场化方式建立安居、健康、社交等配套服务，使鸠兹科创湾成为“总部＋研发＋生产＋生活”一体化的多元复合集聚园区。

五、健全体制机制，凝聚工作合力

（一）坚持高位统筹，建强工作队伍

组建专业化产业研究团队，招引专业运营服务商对科创园区资源进行整体性，积极探索“基金+基地”“房东+股东”的园区运营模式。积极对接国家及省级部门，争取重大资金和项目落地。

（二）健全政策体系，强化产业发展激励

强化产业圈层研究，抢抓国家和省产业创新重大专项，持续完善“1+1+N”政策体系。引导各县市区出台《科创园区专项扶持办法》。适时迭代升级科技创新、金融扶持、紫云英人才等政策。适时出台《鸠兹科创湾发展条例》。

（三）完善考核办法，压紧压实主体责任

坚持“一把手”抓“第一生产力”。建立以绩效为导向的差异化考核机制，突出“创新密度”“产业高度”与“服务品质”。增设“研发投入强度”“知识产权产出”，实施动态KPI管理。对运用鸠兹科创湾平台取得显著成效的载体、企业、高校院所和所在街道社区给予激励。

关于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的调研报告以兴安盟为例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人力资源和就业服务中心马媛媛

一、兴安盟高校毕业生就业现状

（一）毕业生规模及结构2025年，兴安盟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预计超过7500人，同比2024年增长约3%。结合往年统计，从学历结构来看，专科预计占比仍超过60%，本科和研究生分别约占35%和5%；从专业结构来看，毕业生集中在师范类、工科类、农牧类和医学类等领域。

（二）就业率及就业质量根据调查，2025年，兴安盟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已超90%，在就业质量方面，只有30%的毕业生对当前工作表示满意，45%的毕业生认为当前工作与所学专业对口；在薪资待遇方面，61.5%的毕业生起薪在4000元以下，起薪超过7000元的只占8%。

（三）就业行业及地域分布兴安盟高校毕业生就业行业主要集中在教育、卫生、农业、商务服务业等领域。其中，教育行业占比28%，卫生行业占比22%，商务服务业占比9%。在地域分布上，大部分专科毕业生优先选择在本盟就业，占比达到65%。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因盟外符合预期的工作机会更多，外流比例明显高于专科生。

（四）就业观念和就业期望求稳仍是毕业生求职的主基调。根据相关调查显示，2025届毕业生最倾向于选择在央企国企就业，占比48%；排在第二位是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占比20%；毕业生最理想的岗位选择是公职类，占比44%。

二、兴安盟高校毕业生就业存在的问题

（一）地方产业吸纳人才能力不足兴安盟作为内蒙古经济欠发达地区，在发展环境、人才储备、信用体系等方面仍有较大短板，人才政策不完善、不到位现象仍然存在。相关热门产业发展明显不足，既缺乏高精尖领域的高端人才，也缺乏适应产业发展的技能型人才。

（二）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脱节兴安盟仅有一所高校，在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方面存在相对滞后性，部分专业与市场需求脱节。本地高校在教学资源、课程设置、实践教学等方面也存在不足，影响了毕业生的就业实践经验和就业竞争力。

（三）吸引人才相关政策不突出区内有关地区，在落户、住房、薪资、社会保障等方面均有“真金白银”补贴和支持，在体制机制、服务保障、文化氛

围等方面也下足功夫。但兴安盟在就业创业扶持方面的政策相对较少，一定程度影响了毕业生返乡就业创业的积极性。

（四）毕业生就业观念仍需引导首先，部分大学生过度关注热门行业、知名企业，忽视了在其他行业或者中小企业就业的机会，而在热门行业与知名企业招聘竞争中又处于弱势地位。其次，片面追求“铁饭碗”，基于社会认可、家庭认知等多方面的原因，较多的大学生盲目选择考公。

（五）就业创业指导不足和家庭保障影响因素加深一方面，高校就业创业指导与就业市场脱节，导致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家庭能够给大学生提供充分的经济与精神支持，使得部分大学生不必急于选择就业，自然会步入“慢就业”行列。

三、意见和建议

（一）优化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兴安职业技术学院可以借助国家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的大趋势，重点围绕未来一段时间全盟经济社会发展重点，紧盯盟级统筹重大项目和重点产业链，围绕乳品制造、清洁能源、冶金装备、新型化工、农畜产品加工等产业，有针对性地设置相关专业，培养专项人才，在有效提升毕业生就业率的同时，也更符合地区发展实际和实际需求。同时，应及时增设互联网、AI智能化等新兴专业，加强新兴专业的师资队伍建设，提升教学质量，为毕业生未来就业创业奠定方向基础。

（二）引导毕业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教育、人社部门以及社会各界应共同努力，引导毕业生树立合理的就业观念。通过宣传教育、政策引导等方式，帮助毕业生转变陈旧的就业观念。鼓励毕业生到基层、中小企业等岗位就业，树立多元化的就业观。同时，各有关部门和学校应定期举办就业指导讲座，邀请行业专家和企业代表分享就业经验和市场动态。通过讲座帮助毕业生了解市场需求和行业趋势，调整就业期望值。

（三）提升就业指导服务水平建立职业指导团，从公共就业服务机构、高等院校、人力资源行业、大中型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人员中，选聘具备较高人力资源管理理论水平、丰富的职业指导实践经验和就业实践经验，熟悉就业政策、法律法规和办事流程的人员组建专业的职业指导团队，将最新的行业动态和实际需求带入课堂，帮助学生了解行业前沿，提升实践能力。

（四）进一步发挥基层服务项目在就业方面的缓冲优势一方面强化“三支一扶”、社区民生、就业见习和人才储备等项目的规模和作用，适当扩大“三

支一扶”在医疗、教育、农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岗位数量。同时，社区民生项目可通过更多地参与城市治理、社会服务等领域，为毕业生提供多样化选择。另一方面提升薪资待遇，合理提高各类人社领域项目人员薪资水平，尤其重点提升就业见习人员的补贴额度，在试点地区探索提供住房补贴、交通补贴等配套福利，完善见习期后的留用政策，确保岗位的吸引力和保障性，让更多毕业生愿意参与基层服务，分散就业竞争，缓解就业“独木桥”现象。

（五）提升高校学子返乡就业吸引力抢抓高校学子返乡、实践需求旺盛窗口期，开展“高校学子看家乡”系列活动，将就业服务时间前移，为毕业学子提供“沉浸式”求职体验。通过组织现场观摩、职业体验、青年联谊、招聘对接、职业指导等特色活动，带领青年学子走进重点企业、重点项目，深度体验家乡的发展变化，有针对性地帮助返乡学子做好岗位匹配、政策匹配等服务，引导返乡学子在沉浸式体验家乡发展中坚定返乡建功立业的信念。

（六）加强与社会各界的合作交流各行政部门应协同相关院校共同发力，尤其是团委、工商联、商务局、民政局等政府职能部门，加强与当地优质企业、合作紧密的企业商会、协会等社会组织的合作交流，为大学生提供更丰富的创新创业资源和机会，企业可以提供资金、技术和人脉网络等支持，帮助大学生的创业项目从理论走向实践，从而加速其创业项目的成熟和市场化。通过与企业、投资机构等社会实体的合作，大学生可以直接参与到真实的商业环境中，获得宝贵的实践经验。

（七）更加注重对毕业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对大学生能力的培养应该是一种动态的过程。首先，要夯实大学生的专业能力和素养，加强大学生对专业知识学习的重视程度，积累丰富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储备，进而为之后的就业创业活动打下基础。其次，注重大学生团队合作精神的培养，加强团队合作与互动交流，鼓励他们充分发挥创造力和想象力，敏感识别和捕捉就业创业中的机会，提高创业就业的质量。最后，大学生要学会自我调节，始终保持健康的心理状态。

金融支持科技创新

成都市金融发展促进中心课题组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加强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完善长期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支持政策。这项重要改革举措对于促进金融—科技—产业良性循环，建设科技强国和金融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存在党问的题二十大以来，我国大力推动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引领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取得了积极成效。间接融资方面，截至2024年末，科技型中小企业本外币贷款余额3.27万亿元，同比增长21.2%；债券融资方面，科创债券发行规模逐年增加，2024年达到6136.86亿元，同比增长68.3%；企业上市方面，截至2024年末，科创板、创业板和北交所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合计1767家。但同时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当前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引领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仍有以下共性问题亟待解决。

金融供给与科创企业融资需求不匹配。科创企业，尤其是初创期企业，其核心资产主要是知识产权、技术团队和创新能力等无形资产，这与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重资产、重抵押、重财务报表的信贷准入标准存在较大差异，导致融资难问题。同时，传统金融机构对科创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业务模式不够熟悉，较难准确把握其价值和发展潜力，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同质化，难以有效满足科创企业的实际需求。

资本市场支持科创企业直接融资面临挑战。

当前，企业融资仍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占比相对偏低。尽管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通过设立科创板，放宽了上市条件，允许未盈利企业上市，但整体来看，资本市场对科创企业的包容性仍有待提升。而股权投资基金虽在支持科技创新中小企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因融资渠道不畅、风险评估与定价难以及专业化和市场化程度不足等问题，使股权投资基金不敢投、不愿投、不长投。

金融、科技、产业协同机制不完善。目前，相关部门、金融机构、市场主体在科技金融发展中的协作不够紧密，政策执行和资源整合存在一定障碍。如对科创企业的界定模糊，导致不同金融机构对科技企业的认定标准差异较大，

部分真正从事科技创新的企业较难获得应有的金融支持。同时，支持科技创新的融资风险分担机制也有待进一步完善，分险比例、担保额度、代偿上限均有提升空间。此外，金融机构与科创企业及相关产业之间缺乏有效的信息共享平台，导致金融产品、融资需求等信息不对称，金融资源不能常态化、精准化服务科创企业，从而影响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

成都近实年践来，成都市高度重视金融—科技—产业良性循环，初步建成涵盖金融组织体系、股权融资、债券融资、要素市场等支持科技创新引领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的金融服务体系，取得了积极成效。

一、健全科技金融组织体系，增强金融创新活

力和综合服务能力。推动银行专营科技金融业务，设立4家科技支行、5家新经济支行，打造4家科技小额贷款公司，为科技型企业提供债权、股权和投贷联动等综合性金融服务。建立科创投、科创贷、科创贴、科创保、科创券“五科联动”金融服务模式，为科创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多元化、接力式金融服务。以10亿元风险资金池为基础加快建设“惠蓉贷”普惠信贷工程，引导银行、保险、担保、小贷等多种类型金融机构精准支持科技创新、高新技术、“专精特新”等中小微企业1000万元以下的无抵押贷款，重点支持500万元以下的首贷和信用贷。

打造科创基金发展高地，加速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近年来，成都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基金、国有企业基金的耐心资本作用，加快补齐基金短板、搭建基金矩阵，组建规模20亿元的天使母基金、规模15亿元的S基金，初步构建起覆盖“天使+科创+重产+并购+S”全生命周期的母基金体系、重点产业链的子基金体系，主要投向电子信息、数字经济、航空航天、现代交通等领域。相继获批全省首家公募基金牌照，落地规模50亿元的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子基金，纳入金融资产投资公司（AIC）股权投资试点，基金生态不断完善。

二、完善服务科创企业的平台搭建，强化金融

服务的有效供给。建立科创通、盈创动力、知易融等多个服务平台。其中，盈创动力科技金融服务模式成为全国推广的科技金融改革创新经验之一。知易融是全国首个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知识产权融资服务平台，实现知识产权、融资企业、金融产品、金融机构、业务流程“五个上链”。截至2024年末，知易融累计服务企业2003家，完成上链知识产权融资业务534笔、金额22.42亿元，实现知识产权成果转化795件。目前，成都正推动建设“蓉易贷”普惠金融综合服

务平台，汇聚银行、保险、股权投资、地方金融组织等产品及服务，打造覆盖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链。

构建具有区域辐射力的要素市场体系，提升科创企业要素配置能力。推动天府（四川）联合股权交易中心设立科创专板等特色板块，建立适合科创企业和科技成果转化企业的挂牌交易规则，推动科技成果市场化估值和转化融资。建成全省唯一的成都知识产权交易中心，实现技术、人才、资本、服务等资源整合，并建成四川首个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质物处置平台。目前，成都知识产权交易中心已在区（市）县设立14个服务中心，形成“1+14”服务网络格局。

提升资本市场核心服务功能，拓宽科技创新型企业融资渠道。深入实施“交子之星”企业上市全生命周期陪伴计划，依托“蓉易上”资本市场综合服务平台，通过链接多方主体，充分实现信息交互，累计推动19家成都硬核科技型企业在科创板上市融资。同时，相继落地沪深北三大交易所区域基地、资本市场学院西部基地，常态化开展科创企业直接融资专题培训。

健全政策体系。一是建立多元化的科技金融激励机制。优化完善科技金融专项政策，使市场在科创领域金融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促进资本、技术、人才、数据等各类要素自由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二是优化政金企科技金融协调机制。强化科技与金融部门工作协同联动，加强科技数据共享利用和信贷模型建设，提高科创企业融资便利性。三是优化省区市科创金融协调机制。强化省市区三级联动，探索形成科创金融垂直联动协调机制，省统筹协调、市推进落实、区县抢抓细化，立体化推动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优化金融产业生态。一是引育法人金融机构提升科创服务能力。加快金融集聚区建设，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吸引总部金融机构、科技金融功能性总部落户；推动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设立科技支行、科技金融事业部、科技保险专营机构等。二是发挥地方金融组织补位功能。培育壮大融资租赁、融资担保、商业保理、科技小贷等地方金融组织，满足科创企业多元化融资需求。三是优化科技金融中介服务组织体系。提升会计、律师、证券投资咨询、信用评级、信用增进、专利运营等中介机构服务能力，为科创企业提供政策咨询、税务指导、法律援助、投融资服务、专利支持等服务。

丰富金融产品体系。一是优化适应科创企业特点的信贷产品和服务。推动金融机构根据科创企业和产业链特点开发信用融资、股权质押融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设备租赁等适合科创企业的融资方式，强化服务科技型企业信贷的

精准性、针对性和时效性。二是创新科技保险供给和服务。支持保险机构根据不同发展阶段科技型企业的不同需求，为科技研发、成果转化等环节开发科技型企业贷款保证保险、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知识产权保险等产品，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多元化接力式保险服务。三是持续发展知识产权金融。依托国家知识产权运营公共服务试点平台、成都知识产权交易中心、知易融、知识产权法庭，

打造全链条知识产权服务体系，完善技术要素交易市场，规范探索知识产权金融产品和服务。

提升产业与金融融合能力。一是支持科创企业上市融资和再融资。聚焦“科创十六条”“科创板八条”“并购六条”等系列政策，抢抓科技型企业上市融资“绿色通道”机遇，围绕重点产业链加强中小型科创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政策培训，构建企业上市评价模型，筛选更多“新质”上市储备资源。运用金融科技手段完善“蓉易上”资本市场综合服务平台功能，打通与市级各服务平台链接，融入“蓉易+”大场景。二是打造科技创新股权投资高地。推动发展涵盖“资助—种子—天使—创投—产投—并购”的全生命周期资本支持服务体系，提供“重点产业全覆盖，服务生命全周期”的资本赋能支持。推出更多符合耐心资本、敏捷资本特点的基金产品和服务。三是加大基金对产业的支持力度。深入实施“优化提质、特色立园、赋能增效、企业满园”行动，鼓励国资投资基金与产业园区和重点产业链深度合作，实现“一园区一基金”“一产业一基金”。支持市属国有企业投资基金根据产业细分领域、投资企业阶段、投资规模等，探索差异化设置风险容忍度。发挥产业基金对做强主导产业、做大新兴产业、捕捉未来产业的重要作用，重点为电子信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先进材料、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提供有力金融服务。

完善现代化金融发展的保障体系。一是推进科技金融标准建设。探索建立地方科创企业认定标准，探索构建科技金融相关指标体系。二是优化科创企业信用体系建设。整合政府、金融机构、科创企业多方信用数据，加强与税务、工商、社保等部门信息共享，为科创企业信用评级提供更全面的信息支持。三是强化科技金融人才保障。建立完善的人才激励机制，吸引国内外优秀科技金融人才来蓉发展，加强与高校、科研机构的合作，打造西部科技金融人才高地。四是推动区域科技金融协同发展和金融开放共享。推动区域金融一体化，加强区域之间的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提高区域金融市场影响力和辐射力。

千万人口城市，如何实现内涵式发展？合肥市实施城市精细化管理三年行动调研

合肥日报联合调研组

（2025年9月13日）

一座城市的规划、建设与治理水平，直接关乎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今年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首次将“内涵式发展”确立为城市工作的主线，明确提出“五个转变”“五个更加注重”，为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指明了方向。

“如何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进一步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活力？”7月30日，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在全省季度工作会议上提出问题。

对于合肥来说，这既是发展之问，也是必破之题。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以深入实施城市精细化管理三年行动

为抓手，合肥正努力探索一条“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治理路径。

新考题——

千万人口特大城市的治理考验

当一座城市跨过千万人口门槛，就如同步入一个新的生命周期。今天的合肥，正站在这样的转折点上。

党的十八大以来，合肥实现快速发展，经济总量跨越9个千亿台阶，达到1.35万亿元，城镇化率由66.4%上升到86.4%，常住人口从757.2万人增长到1000.2万人，特别是近三年年均增长17．9万人，领跑全国万亿GDP城市。

速度造就了规模，但也带来了“成长的烦恼”。随着合肥经济社会发展，城市结构逐渐走向复杂化、多元化，城市治理难度不断加大。

审视自身，有专家认为，从城市规建治角度，合肥还只是一座“毛坯房”，缺乏“精装修”，主要表现在“五个衔接不紧密”：

规划与趋势衔接不紧密，有的规划赶不上变化，一“过审”就“过时”；设计与建设衔接不紧密，有的设计落不了地，有的建设跑偏走样；建设与管理衔接不紧密，重建设、轻管理；管理与经营衔接不紧密，只会管理城市的老套路，缺乏经营城市的新思维；经营与技术衔接不紧密，片面依赖“人手”，先

进技术没有用足用好。

去年合肥城市体检调查中，受访群众有超30%反映住宅楼道存在安全隐患，超40%反映高峰期道路拥堵，超50%反映停车位不足，超60%反映物业管理不到位，近70%反映周边运动场地不足或太远问题明显，短板突出。当然，合肥作为一座年轻的省会城市，外延式扩张是城市发展中的阶段性特征，不可避免会出现一些“萝卜快了不洗泥”等现象。

放眼全国，不少先发城市通过精细化管理的方式和手段，提升了城市治理效率和服务能力。比如，杭州以“城市大脑”为驱动，实现城市管理从传统的经验式、粗放式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变；南京实施“精网微格”工程，让城市管理到边到底，覆盖城市每个角落。这些做法不仅显著增强了市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也进一步提升了城市的核心竞争力。

根据国际经验和城市发展规律，城镇化率处于30%至70%之间时，一般被认为是城镇化快速发展区间。当城镇化率突破70%这一拐点，则标志着城市发展进入转型期，其重心逐渐由关注增量、追求规模和速度，转向关注存量、提升品质与优化结构。

“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必须把城市工作重心从‘七分建、三分治’转向‘三分建、七分治’，更加注重内涵式发展。”市政府分管负责同志表示，对于合肥这样的千万人口特大城市来说，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精细化管理是重要抓手，要以绣花功夫实现城市功能、品质和活力的整体跃升。

思想认识，正转化为实际行动。近期出台的《合肥市城市精细化管理三年行动方案（2025-2027年）》提出，未来三年，合肥将把精细化管理作为城市内涵式发展的牵引性抓手，聚焦文明有序、绿色生态、安全韧性、科技赋能和体制机制五大领域，推动环境卫生、交通秩序、功能品质、安全韧性、文明素质五个大提升。

新抓手——

实施城市精细化管理三年行动

上下班的道路是否通畅，去菜市场买菜是否方便，家门口有没有可以锻炼休闲的公园这些实实在在的生活场景，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是城市治理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

从宏大处着眼，于细微处落笔。合肥城市精细化管理三年行动，在全市拉开帷幕。

交通秩序，是一道困扰市民日常出行的考题。在上海、深圳等先发城市，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各行其道、文明礼让，车辆停放整齐规范，城区极少有电动三、四轮车占道行驶。再看合肥，全市汽车保有量已达326万辆，还在快速增长，仅上半年就新注册登记汽车15.4万辆，平均每天

新增854辆。一方面是汽车保有量持续增加，道路建设的速度远远跟不上交通需求快速增长的势头；另一方面是行人闯红灯、电动自行车在机动车道违规行驶、机动车实线变道等交通违法现象多发，严重影响交通安全和运行效率。

“为此，我们一手抓工程措施，启动17处市区拥堵点治理；一手抓管理措施，通过无人机与地面警力的协同作战，实施‘空地一体’执法策略，精准打击交通违法行为。”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秩序科科长韩松表示，合肥学习上海、苏州等地做法，从供给与共享两端同步发力，解决路内停车占比过高、挤占动态交通资源的问题——比如，不少新建学校都在操场下方修建了停车场，但使用率不高。家长可通过线上预约的方式，在接送孩子时将车辆开进学校停车场，这样就会减少对周边道路资源的挤占。

市容环境，是观察城市治理水平的一面镜子。不少先发城市的市容环境整洁干净，上海270余处高标准保洁区域可以实现“席地而坐”。而合肥一些区域仍存在流动摊点占道经营、背街角落垃圾乱堆、违停车辆随意“挤占”绿化带等现象，市民日常生活被这些“天天有感的小事”所困扰。市城管局局长王成军认为，相较于先发城市，合肥仍处于“治脏、治乱、治差”攻坚阶段，必须做好“加减法”：减法就是减去卫生死角和安全隐患，加法就是加上公共服务和规范管理。

推动市容环境从“一时净”走向“一直美”，合肥城市精细化管理三年行动作出系统部署，即从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入手，坚持点线面结合、市县乡一体。“点”上，重点清理背街小巷、菜市场、老旧小区、拆迁地块等卫生死角；“线”上，重点开展裸露地块、违章搭建等专项治理，全面改善交通沿线环境；“面”上，重点做好公共广场、商业街区等“城市窗口”的深度保洁，打造更多“席地而坐”的城市客厅。

“实现这一目标，关键是‘心到、眼到、手到、脚到’，要大力推行‘行走一线’工作法，少坐办公室、多到现场去，才能更早发现问题、更好解决问题。”王成军认为，在此基础上，合肥还应该树立“经营城市”理念，通过城市精细化管理提升城市品质，进而带动业态升级、土地增值，再通过综合收益

反哺城市管理，实现城市管理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让城市管理不仅只是“花钱”，还能“挣钱”。

公园绿地，是衡量城市宜居品质的一扇重要窗口。不少市民反映，小区周边连个像样的公园都没有，有些已建成的公园虽然规模很大，但功能体验单一，除了走走路就是跑跑步。

家门口的公园，应该是个什么模样？公园不仅是镶嵌在钢筋水泥中的一抹绿色，更是点亮市民美好生活的空间载体。近年来，成都等城市提供了一个新的范式——探索“公园+”，引入市场运营机制，将城市公园转变为融合文化展演、休闲消费与社区活动的活力场所。“公园+”，不仅转变了公园的管理方式，也拓展了公园的内涵与外延。

“我们计划按郊野公园模式，对安徽创新馆周边树林、杂草地进行微改造，引入咖啡馆、展览等多元服务。”市林园局局长张骏说，合肥将以“300米见绿、500米见园”为目标，加快布局小而精的“口袋公园”，科学推动灌木向乔木演替，既做到“还绿于民”，也让“推窗见绿、出门进园”成为常态。同时，学习借鉴先发城市经验，创新探索“平面+”与“垂直+”复合开发模式，积极引入市场化运营，嵌入创意市集、轻运动空间、艺术体验等多元业态，将公园打造成市民触手可及的城市公共空间。

新机制——

高位统筹、多元共治、数智赋能

创新是城市发展的内在动力，既包括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也包括管理创新、机制创新。面向未来，合肥城市治理水平如何迈向更高台阶？答案，就写在一步步的探索与创新之中。

高位统筹是重要前提。上海、南京等地通过联席会议制度，建立实体化运作的体制机制，有效解决跨部门协调难题。目前，合肥正在探索建立“高位统筹+常态调度+专班推进”机制，搭建“一委两办一平台”（城管委、规委办、城管办、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运作体系，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工作格局。

“关键一条，就是做实，建立‘大综合一体化’的城市治理体制机制，变‘九龙治水’为‘一龙管水’。”市城管局副局长刘小正说，还可以借鉴先发地区的“城市管家”模式，将市政管养、环卫保洁、垃圾清运和绿化养护等分属不同部门管理的项目，整合打包统一对外招标，避免职责交叉、界面不清、

推诿扯皮等问题。

多元共治是核心要素。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从上海创新探索“市民圆桌会”，到西安建设“完整社区”，再到雄安新区组建“微网格员”队伍，国内多地正在创新拓展公众参与城市管理的方式方法。

“我们正在积极破题，希望通过强化党建引领、做实网格管理、完善‘吹哨报到’等机制，推动管理和服务向基层下沉，将精细化管理落实到城市的每个‘神经末梢’。”市政府分管负责同志表示。

广大市民既是城市文明的享受者，也是文明城市的创造者。今年以来，合肥大力开展“窗帘之约”“我爱我家，我爱合肥，礼让文明”“30分钟改变你的回家路”等志愿服务活动，并通过有奖举报、随手拍等方式，引导市民自觉遵守社会公德，积极参与城市管理。

“这些举措有利于发挥润物无声作用，激发市民参与城市精细化管理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今后，要考虑建立常态长效的市民参与机制，进一步增强市民的参与感、认同感、归属感。”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副教授王云飞建议。

数智赋能是关键举措。素有科创名城之誉的合肥，如何发挥自身优势，让科技打头阵，是城市精细化管理的一道重要课题。

无人机低空飞航巡查模式，实现“机防+人防”；引入潮汐车道机器人、探测雷达，将智慧交通场景融入日常目前，合肥正在探索将先进科技引入城市管理中，并取得一定成效。

然而，受传统思维与工作方式的影响，一些管理方法仍难以摆脱路径依赖

——习惯于沿用熟悉的老办法、旧手段，对新的科技应用往往“不敢用”“不会用”，数智赋能在落地过程中仍面临众多堵点。

城市治理一张图。“我们要借鉴深圳等地做法，加快搭建智能城市底座，拓展智慧场景应用，实现城市治理‘一网统管’，城市运行‘一屏统览’，市民服务‘一网通办’。”刘小正说，数智赋能可以让城市治理拥有“千里眼”“顺风耳”，有利于从根本上提升管理水平与效能。

城市精细化管理，是一场考验魄力的“攻坚战”，也是一场系统推进的“总体战”，更是一场坚持不懈的“持久战”。尽管合肥在一些地方已经破题，但距离完全解题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合肥是‘创新的天地’‘养人的地方’，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既要有科技高度，也要有民生温度，必须秉承‘全生命周期’的城市发展理念，统筹

推进投资融资一体化、建设运营一体化、收益风险一体化，加快培育一批‘城市运营商’，携手引进更多‘城市合伙人’，让创新愉快更愉快，让养人之城更养人。”市政府分管负责同志表示。

城市之美，在于精致；城市之治，在于精细。环境卫生、交通秩序、功能品质、安全韧性、文明素质，从“外貌”到“内在”，从“有形”到“无形”，合肥将以城市精细化管理三年行动为抓手，锚定“五个大提升”方向，努力做到“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

全力建网补网强网打造为农服务新生态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供销合作社系统“三网”建设调研报告

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供销合作社戴建忠

新时代新征程，供销合作社要认真践行新发展理念，扎根农业农村，聚焦主责主业，持续打造服务农民生产生活和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综合平台，奋力谱写供销合作事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江苏省供销合作社推进“一体两业三网”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和供销合作事业殷殷嘱托的一次战略实践，旨在构建全省上下贯通、整体协调、高效运转的现代经营服务体系，聚焦农业社会化服务和农产品流通两大主业，打造覆盖全省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网、农产品流通服务网、农产品冷链物流骨干网（“三网”），是供销合作社服务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力抓手。海门区供销合作社依托地方资源优势，将“三网”建设纳入年度重点工作清单，全力建网补网强网，切实打造为农服务新生态。

一、“三网”建设现状

围绕“三农”工作大局，聚力实施“12310”工程，即紧扣“勇担乡村振兴生力军”这一主线，突出“富民、强社”两项重点，聚力“为农服务新突破、社务管理上台阶、作风能力再提升”三大目标，做实供销“暖心助农”十项服务清单，持续深化改革，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上发力。

一是有多功能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站。形成“1+10+N”区—镇—村三级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年农业社会化服务面积超20万亩，受益范围约占全区的40%。完成再生资源回收网点调整优化，建有农药包装废弃物（农膜）区级运营中心1个、区镇回收站24个、村级回收点231个，“十四五”期间累计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2853.63万件，农地膜回收5022.74吨，实现农药包装废弃物的回收覆盖率、无害化处理率及资源利用率三个100%。围绕主导产业，大力领办发展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116家，其中国家级示范社9

家、省级示范社12家。区社系统专业合作社年经营总额保持在2亿元左右，增加农民就业4500人，带动周边农户1.5万户，辐射面积数十万亩。以中合嘉融小贷公司、中银富登村镇银行等社有企业为平台，为小微企业、种植养殖户及农民经纪人提供便捷高效的助农小额贷款，年均发放贷款2亿元。

二是有多层次的农产品流通服务点。依托5个农贸市场、19个中大型商超、121个日用品销售网点、74个农资经营网点、54个农产品购销服务站，推进县域

流通网络建设。举办“供销大集”“供销年货节”和参与全国、长三角等各类农产品展示展销活动，放大“鲜活海门”区域公共品牌效应。投入700多万元对区域流通平台包场农贸市场进行硬件升级与布局优化，提升批发交易功能，年交易量超3亿元，服务周边近10万人。大千商贸城承担着全区农村、社区日杂百货超过60%的批发量。探索“互联网+农产品”转型升级，实现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构建以展示展销、社有市场、电商平台等多种销售方式为终端、供销合作社为纽带、农户为源头的农产品流通服务体系。

三是有多领域的农产品冷链物流骨干链。围绕服务城乡居民生活、农业产业发展需要，聚焦农产品销售，按照新建、改造、合作等方式，依托“新农人驿站”等特色鲜明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累计投资2000万元发展水果、蔬菜、四青作物等领域冷链项目9个，库容达5万吨，年经营总额过亿元，带动2000余户农民增收致富，延长农业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实现合作社质量、品牌、效益全方位提升。目前已培育出以苏洪鲜食为代表的水果冷链物流链、以强禾果蔬为代表的蔬菜冷链物流链、以东兴水产为代表的海鲜冷链物流链及以临江富民为代表的四青作物冷链物流链，为海门形成产业冷库群、融入区域“农产品冷链物流骨干网”大体系奠定了优良基础。

二、“三网”建设存在的问题

海门区社充分发挥历史底蕴扎实、组织体系相对完整、流通网络覆盖城乡三大优势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成立70多年来坚持扎根基层，170家为农服务社深耕农村；

10家基层供销中心社“三会”制度完备，高效整合675处资产资源，服务市场主体936个；依托参股企业、社有农贸市场、供销商超等建设三级流通服务网络，畅通“工业品下行，农产品上行”双向流通渠道。在发挥基础优势的同时，也存在发展不充分的问题。

一是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不平衡。农业社会化服务网络尚未达到深层次高水平阶段，各类服务主体间示范带动效应、服务内容选择、专业服务能力、综合农业规模等方面发展不平衡，优势互补作用难以发挥。由于海门农业用地连片规模化程度不高，对小农户提供服务的多元化特点不明显，服务对象重大轻小。受到资金约束、技术壁垒与人才缺失的限制，目前服务领域不宽，项目主要集中在农作物产中阶段的农资配供、粮食烘干存储等服务环节，与现代农业贯穿“耕、种、管、加、储、销”的全产业链服务需求匹配度有差距。各服务

主体之间各自为营，资源整合统筹程度不高，服务功能比较分散，产前和产后存在需要打通的发展堵点，全产业链的服务能力体系尚不健全。

二是农产品流通服务成效不显著。虽然拥有了覆盖城乡、数量众多的经营服务网点，且有证照、有场所、有人员、有经费，但是流通网络“一盘棋”的功能和作用未充分显现。作为连接农民和市场的桥梁，与专业合作社或种植大户合作不深入，与市场对接灵敏度不高，整体流通效率有待提升。部分村镇农产品流通设施布局仍需完善，存在设施简陋、管理粗放、农产品质量管控薄弱等问题。数字化、信息化等新技术新业态在流通领域利用开发程度相对滞后，尚未形成稳定健全的农产品购销网络及有效的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

三是农产品冷链物流基础不完善。冷链物流总体起步较晚、基础薄弱，冷链物流的产业链、供应链管理体系不完善，农产品流通体系的集约化、组织化程度比较低，资源优势没有完全转化成经营服务优势。从总量来看，相较于区域农业发展需求而言仍略显不足；从布局来看，现有冷链项目主要分布在城区、临江等区镇，设施区域布局不均衡，其他基层社冷链板块有待进一步加快发展。

三、“三网”建设的对策建议

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统一，从优化服务供给、提升流通效能、夯实冷链基础三个维度系统谋划，以靶向发力的精准举措破解发展瓶颈，推动“三网”建设从补短板向强优势、从单一突破向协同发展转变，全面提升服务“三农”水平。

（一）靶向发力，优化农业社会化服务网

强化村社共建，需求导向发展。按照区委“四沉四提四融合”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体系的统一部署，各基层社积极与村集体开展合作，以党建联盟结对共建、助力集体农业发展为切入点，对各村农民在农业社会化服务中的需求开展调研活动。选派机关年轻干部下乡驻村，深入基层一线掌握农业发展现状及问题，为精准施策提供依据；加强与农民沟通，收集不同年龄段、产业类型及生产规模农户的需求，科学制定“需求清单”；加强各基层社之间信息共享、资源整合、多方协作的工作机制，统筹实施“项目清单”，确保为农服务准确高效。

发挥资产优势，项目建设赋能。进一步盘活社有闲置土地房屋，加大招商力度，加快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建设，不断扩大农产品深加工、仓储物流等农业社会化服务面。以投资参股、合作开发等方式，放大社有资本功能，引入智能

飞防、定制配肥等科技助农项目，补齐农机装备短板。延伸已建成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站、农药包装废弃物（农膜）运营中心、农民培训基地及供销超市等项目优势，充分释放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生态的强磁场，拓展提升基层社经营服务功能范畴。

聚焦薄弱环节，精准高效突破。围绕从种到收、从产到销各环节，构建起覆盖全程、综合配套、便捷高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以“基层社+村‘两委’

+农户”服务模式，制定“月月训”清单，深入田间地头，组织开展“新农人”、农民农技、电商直播等培训。由社有企业嘉原农资公司牵头，组建农机合作社，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户组织化程度，大力开展田间会诊、测土配肥、农机租赁等服务。在粮食和生鲜主产的悦来、包场等区镇，完善粮食烘干、冷藏仓储、加工等服务设施建设。按照“户拾拣—村回收—镇转运—区处置”的四级回收处置运营模式，统筹开展农药包装废弃物（农膜）回收工作。继续积极探索“供销合作社+专业合作社+X”机制，加强农业农村、邮政、农村金融、农科院校等合作，搭建面向区域或产业的综合服务平台。

（二）提质增效，做强农产品流通服务网

构建供应链服务体系，优化产销对接成效。积极参与农业招商，招引多元化投资主体，主动培育专业合作社。注重与农业农村局、邮政公司、区属国企海顺快递等多个部门的联合，实施“邮供万家”超市、“海捷通”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等项目，努力破解海门农产品生产销售组织化程度低的现实问题。通过企业授权、宣传推介等，开展活动推动海门农副产品跨区域流通，持续打响“鲜活海门”区域公共品牌，让更多生产端主体精准对接江浙沪地区大型商超、供应链企业，探索“农超对接”“订单农业”等利益联结机制，推动建立长期稳定的购销关系，做好产销平台“后半篇文章”。

延伸流通网服务功能，激发市场内生活力。发挥包场农贸市场、润合市场等供销合作社系统区域性流通服务平台及各基层社合作服务商超的流通带动功能，大力发展以服务网点为中心的“供销超市”连锁经营模式。深度参与生活必需品的应急保供，探索“区级农贸—乡镇商超—村组（社区）”配送模式，与地理位置较优越的社区联合举办供销市集，稳步将商贸流通网络向基层延伸。加快“交邮快供”融合发展，将商超、快递收寄、金融、便民服务等功能深度融入供销系统基层服务网点。提升服务质效，满足农民多元化消费需求，推动农村消费升级，着力打造“一点多能、一网多用、上下贯通”的县域流通服务

网络。

打造流通服务新场景，线上线下双轨发力。利用存量资金积极与区属国有企业及社会资本开展深度合作，采取自建、共建或加盟等方式组建区域配送中心。与海聚食品公司携手，在源头直采、层层精检、冷链配送等环节织就全区企事业单位可靠供应网。以苏洪集团、强禾专业合作社等为示范，培育发展更多省级农产品直供基地，构建从田头到餐桌全程标准化可溯源的供销农产品直供配送体系。依托传统节气及特色节会，融合非遗文化、“苏超”联赛等多元素，组织开展线下农产品推介活动，打造特色场景体验，推动“供销+农文旅”深度融合。借助大数据，精准实施“一十百千”行动，依托供销“鲜丰汇”、家乡物联等平台推广网上商城、直播带货等新业态新模式，培育10个供销好主播，每年举办供销网络直播100场，逐步实现年直播网销额1000万。

（三）稳健前行，密织农产品冷链物流骨干网

夯实冷链物流设施基础。争取将冷链物流体系建设纳入同级政府规划，确保能够获批立项、统筹谋划、整体推进。采取产权联合、项目合作、资产对接、业务整合等方式，与实力强劲的区镇及专业合作社通过系统内外联合合作提升冷链资源整合度，盘活闲置冷链设施，以需求为导向推进新增项目建设实施。加强与外部冷链物流经营主体在市场、资源、社会服务、发展环境等方面合作，推动专业合作社田头仓、市场周转配货仓及强村公司共享仓与冷链企业的区域配送网深度对接，形成专业分工明确的网络化协同发展格局。

优化冷链物流资源布局。契合海门县域产业特色锚定冷链物流节点，聚焦当地四青作物、海鲜水产、绿色果蔬等产业生产规模及分布，立足系统内现有农产品冷链物流资源优势，在“一村一品一镇一业”规划布局建设中依托包场、三阳农贸市场等系统流通平台及苏洪集团线下门店，完善果蔬产地分拣、预冷、冷库仓储等设施条件，加快推进“田头小站”、移动冷库等应用，有效解决冷链物流基础设施总量不足、结构分布不均衡等问题。积极与启东、通州等相邻县域及昆山、上海嘉定等跨江县域共同打造区域冷链物流联盟，共享物流信息，联合优化冷链运输线路，实现长三角区域内冷链资源的高效整合，使海门冷链物流成为长三角大网络中的关键一环，拓展农产品销售半径。

激活冷链物流网络活力。加强与江苏商贸职业学院、江苏冷链物流学会等产学研基地交流合作，搭建县域冷链物流信息平台，整合农产品供应商、冷链物流企业、销售终端等供应链上下游信息。大力推行“生鲜电商+产品直供”“平

台企业+农业基地”等新业态新模式，打造产地区域网，提升直供能力，补足“最初一公里”短板。拓展跨江融合发展思维，在上海、苏南等农产品主销地，引领富民、强禾等专业合作社与大型农批市场、冷链物流企业及电商平台对接合作，推进社区生鲜直销店建设，鼓励发展“连锁+冷链宅配”等物流模式，打通冷链物流“最后一公里”。以冷链车为纽带，激活全链条流通效能，延伸产地直采网络，保障订单农业前置服务，开通产销两地直通车，打造低成本、高效率、强韧性的现代冷链物流体系。

全域统筹产业先导赵巷镇方夏村推动村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实践探索

青浦区赵巷镇方夏村党支部徐春荣

作为上海市第五批乡村振兴示范村、中国休闲美丽乡村，青浦区赵巷镇方夏村东邻徐泾镇，南接松江区，区域面积6.76平方公里，由原方东、方西、刘夏三村合并而成，辖39个村民小组，常住人口8443人，其中户籍人口1454人。近年来，方夏村在区、镇两级的领导和支持下，立足“城乡融合、蓝绿交织”的独特优势，紧扣“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通过“科创+农创+文创”三产融合路径，创新“五金联动”机制，在夯实集体经济底盘、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上，积极探索、用心实践，努力走出一条具有方夏特色的强村富民之路。

一、党建引领筑堡垒：从“组织聚力”到“多元共治”的治理跃升

赵巷镇方夏村在“乡村振兴、产业先行”的发展思路指引下，将党组织建设与产业发展、乡村治理深度融合、协同推进，构建起“党建引领、治理赋能、

产业增效”的良性循环。通过强化组织根基、凝聚共建合力、激发内生动力，既筑牢了乡村治理的“桥头堡”，更蹚出了一条村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径，为赵巷镇全域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

（一）构建“1+2+3”党建治理矩阵，筑牢产业发展组织根基

村党总支创新推出“一张特色党建网、两支服务队、三支尖兵队伍”的治理架构：“方之形夏之韵”特色党建网覆盖全村39个村民小组，实现治理触角直达每户“；方兴”“方心”两支服务队双轮驱动——“方兴”聚焦产业振兴，下设兴农、兴企、兴业三支党员队伍，护航农业生产、村级企业和粮食安全；“方心”深耕民生保障，由银发智囊团、青年突击队、自治服务队组成，分别负责矛盾调解、攻坚破难和村民自治；通过强有力的组织体系，为村集体经济发展提供坚如磐石的保障。

（二）激活多元参与治理动能，凝聚党建协同发展合力

以党建共建为纽带，深化区域化党建工作，搭建党群“连心桥”，绘就党建“同心圆”。借助“第五轮城乡党组织结对帮扶”“双结对双提升”等平台，与12家结对单位高频互动，开展联组学习、经验交流、志愿服务及走访慰问等主题活动，增进共识与协作。同时，以“五好两宜”和美乡村试点为契机，举办“和美共创”凝合力，“双向奔赴”促振兴主题活动，组建“和美共创联盟”，

进一步探索共建共享新模式，为村集体经济发展汇聚强大协同合力。

（三）完善自治机制引育人才，激发集体经济内生动力

健全村民自治体系，通过村民代表大会、户代表会议、党员接待日等多元形式，拓宽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渠道，切实保障其知情权、参与权与监督权。同时，通过政策扶持和优化创业环境，吸引优秀人才返乡创业，带动乡村产业发展。此外，深化推动新兴领域党建全覆盖工作，与辖区107家单位保持常态化交流，并扎实做好13名流动党员纳管工作，将党组织建设延伸至社会经济发展“神经末梢”，激活乡村振兴与集体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二、三创融合强引擎：从“单一农业”到“多元生态”的产业升级

产业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引擎。方夏村立足“长三角数字干线黄金节点”区位优势，依托3832亩优质耕地、230公顷生态林地和113公顷水域资源，以“科创为核、农创为基、文创为翼”，推动产业多元协同发展，让集体经济“造血功能”持续增强。

（一）科创赋能，打造数字经济新载体

借力赵巷镇“长三角数字干线黄金走廊”区位优势，主动承接市西软件信息园溢出效应，重点打造南岸创新中心。该中心集创业孵化、成果转化、人才引育等功能于一体，构建“孵化器+加速器+产业园”全链条创新生态，重点围绕“数字+”产业，吸引相关创新创业人才与机构落户发展，用科创赋能美丽乡村建设与产业振兴。自2023年11月运营以来，已招引科技型企业24家，落地税金56万元，成为乡村科创“新引擎”。

（二）农创提质，延伸农业全产业链

以“全产业链思维”提升农业产业附加值，引入绿色蘑方农创园、“一稻”农场等重点项目，构建“种源研发、技术示范、产品加工、品牌运营”全产业链，推进“农创+农学+农旅”复合经营。绿色蘑方农创园打造蘑菇主题研学、亲子体验与文创衍生品开发基地“；一稻”农场建立水稻种植示范基地，开发稻田艺术、农事体验等项目，让“一粒米”延伸为“一串链”。年接待研学团队共计81批次，实现农业附加值106万元（农旅收入）。

（三）文创激活，培育文旅消费新场景

以千亩北欧式大森林为生态基底，以“都市微度假”为主题，打造镜泊秦汉时尚中心、西红农夫市集、“一稻”MISS等标志性项目。镜泊秦汉时尚中心由村级闲置幼儿园和老年活动中心改造而成，集旗袍定制、非遗展示、餐饮休

闲等功能于一体，村集体通过“租金+股金+税金”模式稳定增收；西红农夫市集依托刘夏片区森林生态优势，保留“逢六赶集”传统，融合农产品展销、咖啡图书、运动休闲、自然教育等功能，2024年10月开业以来月均客流超1000人次，销售额3万余元，不仅成为备受欢迎的“微度假”场景，还成为青浦茭白、枇杷等特色农产品的“展销窗口”。截至目前，全村累计落地项目8个，社会资本投入达5380万元，正在成为高品质乡村休闲旅游目的地。

三、五金联动促共享：从“资源沉睡”到“成果共富”的机制创新

方夏村通过创新“租金、股金、税金、薪金、佣金”联动机制，让村民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从“受益者”变为“共建者”，构建起村集体与村民的利益共同体。

（一）盘活闲置资源，让“死资产”变“活资本”

在村党总支引导下，村民以闲置房屋、土地入股参与乡村发展，让“沉睡”的土地资源产生持续收益。由村委背书，与4户村民签订流转协议，以年均20万元/户打造精品民宿、乡创工作室，带动农民财产性收入增加8%；在与镜泊秦汉时尚中心的合作中，将原有村级闲置资产转化为旗袍定制、非遗展示、餐饮休闲等时尚产业载体，村集体可实现年租金22.8万元（每三年递增10%）的固定收益，通过入股10%享受企业年度净利润的收益分成，约定企业年纳税超50万元。目前，全村以股权形式参与产业项目3个，流转租金收入164.3万元，累计税收贡献66万元。

2024年，村集体经济收入1941.5万元，同比增长36%。

（二）完善利益联结，让“金点子”变“金果子”2017年以来，村集体已累计向5051名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完成三次分红，人均超1500元。产业项目带动村民就业成效显著，其中镜泊秦汉时尚中心解决就业16人，绿色蘑方农创园、西红农夫市集等项目协同发力，全村共带动94名村民实现就近就业。部分在镜泊秦汉、南岸创新中心等项目就业的村民，通过参与旗袍定制、科创服务等工作，获得稳定薪金收入，收入水平较传统农耕或零散务工有明显提升。村集体还通过绿色蘑方农创园等项目获取林地佣金，再通过分红、福利发放等形式反哺村民，形成“多元增收”格局。

（三）强化技能赋能，让“劳动力”变“人才力”

针对村民技能短板，村党总支联合“乡村振兴产业自治联盟”企业开展定向技能培训，聚焦村内主导产业需求，提升村民在文旅服务、农业生产、园区

管理等领域的从业能力。通过与镜泊秦汉时尚中心、西红农夫市集等项目联动，将培训内容与岗位需求精准对接，帮助村民适应产业发展需要。不少村民通过培训实现就业升级，在各类产业项目中从事服务、管理等工作，收入较以往显著提升，“技能提升了，收入跟着涨，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四、继往开来拓新局：从“实践探索”到“未来蓝图”的振兴路径

方夏村的实践，为超大城市近郊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一是党建引领是根本保障，通过建强基层治理体系，才能凝聚各方力量破解发展难题；二是产业融合是核心路径，立足“科创+农创+文创”多元业态，才能推动集体经济从“外部输血”转向“内生造血”；三是联农带农是关键目标，通过“五金联动”机制让村民深度参与利益分配，才能激发乡村振兴的持久动力。

在推进过程中，方夏村也面临现实挑战：一方面，现有产业布局虽已形成框架，但各业态间协同性仍需加强，系统性规划有待提升；另一方面，集土入市政策调整导致建设用地供给受限，对新项目落地形成制约。针对这些问题，村党总支将从三方面精准发力。

（一）强化规划引领，提升产业协同性

以深化文旅融合为抓手，深挖三千年刘夏古文化、“和尚泾地下支部”红色资源，建设文化展示馆并开发“古村寻踪+红色研学”线路，推动文化资源与现有农旅项目深度联动，弥补产业规划系统性不足的短板。

（二）创新资源利用，破解用地制约

在培育新兴业态中探索存量资源活化路径：推进“青蒿特色林下医药”项目，高效利用230公顷生态林地发展林下经济；响应《上海市“颐美乡村”养老服务提升计划》，通过闲置农房改造建设“集中照护+互助养老”服务设施，在不新增建设用地的前提下拓展产业空间。

（三）深化区域联动，实现资源互补

与周边地缘相近村庄共建“五好两宜”和美乡村联合体，通过整合文旅资源、互送客源、共建区域品牌，形成规模效应，既缓解单个村庄资源有限的瓶颈，也为应对集土入市政策调整提供协同解决方案。方夏村将始终以“附近的远方，最好的当夏”为愿景，持续优化产业布局、创新资源利用模式，在破解瓶颈中探索集体经济壮大与农民增收的长效路径，努力绘就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为上海乡村振兴贡献更多“方夏经验”。

社会领域人工智能风险治理研究

中共深圳市委政法委员会课题组

引言

人工智能浪潮席卷全球，在生产生活、科学研究、公共服务、执法司法、风险预警、辅助决策等社会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深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完善人工智能监管体制机制，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我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治理，秉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理念和宗旨，致力于不断提升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性、可靠性、可控性、公平性，其中社会领域风险治理因其直接关涉公共利益而尤显重要。近年来，深圳抢抓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机遇，在推动产业发展、开拓应用场景、加强风险治理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2025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5周年、深圳综合改革试点实施5周年。今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

《关于深入推进深圳综合改革试点深化改革创新扩大开放的意见》，对探索人工智能具体场景的规则标准作出改革部署，明确“在安全可控前提下”的具体要求。本文基于国家对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战略部署，聚焦人工智能在社会领域的风险挑战及治理困境，构建多维度理论框架，提出具体治理举措，为深圳探索兼顾技术发展与风险防控的社会领域人工智能治理机制提供学理支撑与实践方案。

一、人工智能风险治理的理论基础与遵循原则

（一）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

统筹发展和安全是习近平总书记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涌现，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1]。发展是解决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安全是发展的必要条件。人工智能发展需要安全的环境，人工智能的技术“双刃剑”效应也可能会给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带来风险。社会领域人工智能风险治理作为人工智能治理的重要方面，应当遵循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基本原则，将社会安全贯穿于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应用的全过程各方面，将防范化解社会领域重大风险作为重要任务。同时，针对人工智能技术对社会带来的问题，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积极发展人工智能安全技术，善于用技术的发展解决技术带来的负面影响，实现安全与发展的良性互动。

（二）坚持深化改革和依法治理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完善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和管理机制，建立人工智能安全监管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法律规定都明确了依法治理的要求。一方面，法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是通向人工智能善治的必由之路[2]，既能为人工智能健康发展奠定基石，也能为社会领域人工智能风险治理提供屏障。应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各环节入手，探索完善包容审慎、分级分类等监管制度体系，运用法治方式解决社会领域人工智能风险。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属于科技前沿，决定了在社会领域风险治理中，法律制度规制的滞后性较为明显，新的社会关系和社会问题难以得到及时规制和调整。应在法治的框架内加强探索，积极运用改革的手段解决人工智能在社会领域引发的新问题，同时反过来为完善人工智能治理立法提供镜鉴，做到改革和法治相统一。

（三）坚持以人为本和智能向善

2023年10月，中国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发展人工智能应坚持“以人为本”理念、“智能向善”宗旨等，为世界提供了人工智能治理新视角。在社会领域，人工智能与公众的工作生活息息相关，无论是正面赋能还是负面效应，其对社会结构和个体发展的影响都十分深远，只有坚持以人为本和智能向善，才能让人工智能朝着对社会、对公众有益的方向发展。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意味着社会领域人工智能研发应用应当以保障社会安全、尊重公众权益为前提，从有利于人的角度去研发、应用，对于有损人的合法权益、尊严价值的技术应当及时进行治理，最终实现增进社会福祉的目标。坚持智能向善的宗旨，意味着应当以社会共同的价值规范约束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和应用，尤其是合理设计和优化算法，将用户的数字福祉嵌入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设计当中[3]，让人工智能符合法律规范、社会伦理、价值追求，最大化实现普惠、赋能效果。

（四）坚持敏捷治理和协同共治

人工智能领域技术迭代正处于指数级进化的阶段，速度远超传统信息技术，大语言模型的参数从亿级到千亿级，训练周期从数月降至数周，算法、模型、架构等仍在快速迭代演进，生产、商业等场景技术落地更加迅速。传统的治理和监管方式，难以适应人工智能发展的速度。近年来，针对新兴技术开发和利

用，敏捷治理这一新范式逐渐被广泛接受和应用。敏捷治理注重流动性、灵活性、适应性，强调参与广泛度、时间灵敏度，通过及时调整治理策略和措施，更好适应人工智能技术和应用的高速发展变化[4]。同时，人工智能技术的复杂性、应用的广泛性，也意味着只有充分调动各方参与，才能让治理真正灵活使用技术发展。因此，敏捷治理新范式，对协同共治也提出了更高要求。针对社会领域人工智能风险，应建立敏捷治理和协同共治模式，治理主体上注重多元参与、联动协同，治理节奏上注重尽早回应、小步快走，治理方式上注重包容审慎、柔性处理，治理手段上注重监管创新、灵活应变，实现对潜在风险前瞻研判预警，对已暴露问题快速回应处置。

二、人工智能在社会领域的主要风险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人工智能带来前所未有发展机遇，也带来前所未遇风险挑战。”在积极拥抱人工智能技术广泛应用的同时，也应清醒认识技术自身可能存在缺陷，模型安全防护措施无法完全抵御恶意攻击引发的模型安全和技术滥用问题，随之伴生的社会风险正在持续增长。

（一）侵权风险

深度伪造技术滥用侵权。人工智能快速发展使得深度伪造效果更加逼真、场景更加复杂、检测难度更大，与模拟器、改机软件等工具相结合，能够绕过安全体系的检测，进入社交软件、网络会议等不同平台。国内外已发生多起通过换脸和拟声进行伪装，骗取受害者大笔钱财的案件，利用换脸技术制作虚假和淫秽图片视频的案件也屡有发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深度伪造技术变种快而多，使用门槛很低，相关产业链正在暗中发展壮大，据调查，国外某暗网工具上有近千个提供深度伪造的频道或群组，价格最低的深度伪造视频只需2美元①。

信息数据泄露侵权。模型训练依赖大量数据，涉密敏感信息数据可能有意或无意被用于模型的训练和升级，现有技术可以通过反向推理、模型萃取等方式诱导大模型输出部分原始数据，大量敏感数据信息可能在大模型研发、应用中泄露。人工智能技术也为“社会工程”等攻击手段提供了利器，通过定制化、自动化攻击策略，进一步提高窃取数据信息的成功率。特别是当前政务服务、执法司法等领域包含大量敏感数据和涉密信息，在智能化场景开发应用中存在数据泄露风险。如2023年3月韩国三星电子发生多起员工违规使用ChatGPT导致

半导体机密资料外泄的事件②。

侵犯知识产权等权益。大模型训练和应用的过程难以避免会大量采集各类数据资料，数据采集中的技术规避措施、超权限获取数据等存在侵犯著作权、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法等风险[5]，人工智能生成物侵犯著作权的案件屡有发生。如何平衡技术发展需要和相关权利人权益保护，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在相关司法实践和法律规则仍存在模糊地带的情况下，人工智能研发主体如何尽量规避法律风险、减少侵权争议，是人工智能行业健康发展需要面对的挑战。

（二）公共安全风险

信息污染问题。“模型幻觉”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加之训练数据可能存在质量缺陷、认知偏差等问题，模型可能生成看似合理但脱离事实或逻辑错误的内容，甚至输出违法、不良或误导性的信息。政务服务、司法审判等场景对准确性的要求较高，如果因幻觉生成误导性的信息、错误的决策建议，不仅会直接影响处理结果，还可能损害公信力，如研究表明法律人工智能工具存在虚构法律条款等问题[6]。同时，由于大模型知识面广、信息量大，智能体、自动编写和修改代码、深度网络检索等技术应用逐渐成熟，不法分子可能通过“越狱”技术手段突破模型安全设置，将其用于生成不良信息或违法犯罪活动[7]。

网络谣言问题。利用生成式大模型可以自动化批量合成高度逼真的虚假信息，或通过语料污染的方式影响模型参数，使得网络谣言难以分辨，容易误导舆论、制造恐慌甚至影响意识形态。如2025年5月中央网信办公开曝光8起网络谣言典型案例，3起涉及人工智能制作，其中包括生成“广东冰雹比鸡蛋大”等虚假图片③。与传统的网络谣言相比，利用人工智能制作传播谣言，具有更加难以分辨、批量制作生成速度更快、更容易从深层次影响人们的观念认识、规制难度更大等特点，需要以更大力度进行治理。

网络安全问题。人工智能降低了网络攻击的实施难度、提高了成功率，对大模型进行植入恶意代码攻击、分布式拒绝服务（DDoS）攻击、利用模型漏洞攻击、数据污染攻击等安全事件均已现实发生。随着物联网持续拓展延伸，人工智能遭受攻击而给物理世界带来现实损害的可能性持续加大，如电力能源、辅助驾驶等系统受损可能直接造成公共安全事件；尤其应关注复杂系统中的级联失效风险[8]，即某一环节故障引发的连锁反应致使系统崩溃，导致电力系统、工业与基础设施、云服务等关键基础设施瘫痪。

（三）社会稳定风险

影响就业岗位。新一代人工智能在语言理解、图像分类、视觉推理等任务上展现了超越人类平均水平的能力[9]，劳动者许多知识和技能可以被人工智能快速复制和学习模仿，大量常规性、重复性、标准化工作岗位容易被替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认为，新兴市场经济体近40％的岗位受到人工智能的影响，其中24%的岗位更容易被取代①。尤其是随着自动驾驶、具身智能、自动化编程等技术进一步成熟，当前吸纳就业人口庞大的数字经济、平台经济领域，将有可能成为失业的重灾区。但同时也应看到，虽然短期内特定岗位可能减少，但技术变革催生的新需求、新职业，也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关键是经济结构、劳动者素质、人力资源市场等能否顺应就业结构变化新趋势。

影响社会公平。部分高技能劳动者凭借对工具的熟练运用获得更高收入，部分低技能劳动者则因缺乏必要的技能和转型机会而面临失业或收入下降的风险，产生“极化效应”。数字鸿沟加剧，涉及应用能力、发展机遇等多方面的公平性问题，如部分老年人难以适应在线服务等场景，低收入、低学历人群缺乏接受相关教育培训的资源、机会差距扩大。

影响劳动权益保障。企业人力成本依赖降低，劳动者的竞争优势和谈判筹码削弱。平台通过算法对劳动过程进行实时监控，以算法黑箱开展绩效考核、评估薪资待遇，为劳动权益保障带来挑战。如外卖、网约车等平台“算法霸权”引起较大争议，

2025年5月国家有关部门对相关平台企业进行约谈，要求切实维护外卖骑手的合法权益②。

（四）社会伦理风险

存在算法歧视。由于训练数据集采样偏差、研发人员自身可能存在歧视倾向、学习过程内化社会偏见等因素，人工智能有一定概率进一步强化、放大数据中的固有偏见、过激言论。同时，人工智能技术具有“不对称性”，决策逻辑掌握在研发应用主体手中，普通用户难以获知其运作的机理，歧视问题可能更加隐蔽、更加难以改变。如用户被区别对待的“大数据杀熟”现象屡次被媒体曝光。

固化信息茧房。“信息茧房”问题在网络时代就已广受关注和批评，主要是个性化信息过滤分发、屏蔽“异己信息”干扰，让人们陷入同质化信息环境，使得群体之间的分歧日益严重、沟通更加困难[10]。人工智能推荐系统凭借强大的计算能力，通过相似性匹配与算法强化生成“数字画像”，精准迎合用户

偏好“投喂”信息，容易产生传播焦虑等不良情绪、加剧群体观念极化和社会舆论割裂等问题。

产生情感冲击。一是虚拟数字人、人形机器人等情感陪伴型应用可能威胁人类交互主体性，存在成瘾依赖、过度信任风险，尤其是未成年人过度使用容易影响认知水平和心智健全，甚至有可能存在被诱导作出自杀等极端行为。如2024年10月美国一位14岁少年的母亲对人工智能情感服务提供商Character.AI提起诉讼，状告该公司放任未成年用户暴露在色情、暴力等高风险内容之中，导致其儿子自杀身亡③。二是使用虚拟数字人技术“复活”逝者在技术层面已非难题，且已初步形成产业链，但仍存在较大伦理争议；“复活”已故明星可能让逝者亲属再次承受痛苦，如在网民发布乔任梁、李玟等已故明星“复活”视频后，相关家属表示强烈反对。

三、社会领域人工智能风险治理的现实困境

（一）治理规则层面，法律制度存在滞后

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性进展远超治理体系的适应速度，现有法律法规、技术监管和伦理框架呈现“多标准并行”的碎片化格局。欧盟倾向于建立严格的监管体系，于2024年5月通过《人工智能法案》；美国的治理策略以发展为导向，总体较为温和，虽然发布了相关标准规范和行政命令，但总体上立法较为迟滞[11]。在国内，《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三驾马车”以及《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等规定，为人工智能划定了诸多底线；全国人大常委会2025年5月发布的年度立法计划明确，治理网络违法行为和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等方面的立法项目，由有关方面抓紧开展调研和起草工作。地方层面，深圳市、上海市先后出台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条例，其中明确了治理的相关原则和措施，但相关地方性法规更多聚焦于促进产业发展，关于风险治理的规定较为零散。总体而言，国际国内治理规则仍在探索中，在算法透明度、责任追溯等关键问题上还缺乏统一的标准。

（二）技术特性层面，复杂技术的监管能力有限

人工智能发展具有“涌现”能力，模型在参数量、计算量、数据量等突破临界值的时候，可能突然展现出小规模模型不具备的能力，导致技术风险难以预测。人工智能技术具有动态演化能力，快速迭代特性意味着既有的固定监管

框架可能迅速过时。高维度数据处理和模型复杂性造成人工智能技术的透明度低、可解释性差，算法“黑箱”带来监管、伦理、追责等方面的难题。面对大模型的参数规模，传统以平台为中心的监管模式效果不明显，监管部门缺乏足够的专业技术人才以及自动化监测工具、风险评估模型，技术鸿沟导致监管措施难以针对性发挥作用。

（三）政策取向层面，平衡发展和安全面临考验

高度不确定性是新兴科技和产业的突出特征，技术迭代、竞争环境、商业模式等瞬息万变，产生了技术发展与技术治理步调不一致的“科林格里奇困境”

（Collingridge’sDilemma）——即过早规制可能阻碍技术爆发，太晚介入则可能走向失控，政府面临两难困境[12]。具体到人工智能社会风险治理，如果监管过严，会增加人工智能企业合规成本，甚至降低本地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竞争力，如欧盟长期严格的科技监管政策，就被认为是导致其在移动互联网竞争中落后的重要因素[13]；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规制防范风险，在人工智能技术进一步与社会方方面面深度融合时，治理的成本、付出的代价将更加难以承受。如何避免陷入“一管就死、一放就乱”，把握好防范应对人工智能社会风险和支持鼓励产业、技术创新发展的关系，是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所要面对的一大考验。

（四）多元参与层面，各方重视和参与治理的程度不一

人工智能社会风险涉及领域广，有效治理需要各方形成合力。目前，对人工智能风险研究和认识还不充分，社会各界的共识尚未形成，关注点存在差异，对人工智能风险静观其变的心态较为常见。产业界、科技界、社会公众等各方共同参与的依据、程序等不够充分，行业协会、专业机构的建设和作用发挥较为薄弱，企业通常将治理视为合规成本而非社会责任，主体责任落实和参与治理的积极性有所不足。政府监管较为碎片化，地区之间、部门之间的联动协作不够系统。

四、深圳构建社会领域人工智能风险治理体系的对策建议

当前，深圳正在全速打造人工智能先锋城市，截至2024年底，全市人工智能产业规模达3600亿元、企业超2800家①，具有良好的产业基础、技术积淀、治理经验。深圳应充分发挥制度和产业技术优势，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理念，深化改革、依法治理的方式，敏捷治理、协同共治的模式，在完善制度、多元参与、算法治理、教育引导、技术创新等方面主

动布局，为人工智能风险治理探索深圳方案。

（一）健全制度规范，完善治理机制

加强政策法规保障。以新一轮综合改革试点为契机，在授权范围内积极争取针对具体场景的立法或试点②，将安全可控要求融入人工智能具体应用治理规则当中。加快人工智能社会安全标准和指引体系建设，制定信息内容安全、价值对齐、安全评测等地方标准。

健全审查评估机制。健全人工智能伦理风险评估和处置等机制，建设人工智能区域科技伦理平台，指导研发主体依法设立科技伦理（审查）委员会，推动伦理审查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制定人工智能政务应用伦理准则和安全指引，加强人工智能产品与服务使用前的风险评估和安全规划，完善人机协同、强制人工介入、效能评估等机制。

创新监管机制。突出柔性监管、包容审慎原则，坚持引导为主、惩罚为辅。根据风险等级、应用场景、影响范围等具体情境，实施分级、分类差异化监管，制定相关的标准、目录，明确与现有事前、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实现对接。借鉴北京市启用人工智能数据训练基地的做法，探索“监管沙盒”方式，为技术创新迭代提供开放包容安全的环境。

（二）支持多元参与，形成治理合力

健全联动协作机制。建立宣传、政法、网信、政数、科创、工信、人资等部门联动会商机制，定期分析研判人工智能对社会安全的影响变化，快速动态精准调整治理措施。探索开展综合治理，加强跨部门信息共享，有效整合资源，强化政策协同性，持续丰富治理“工具箱”。广泛开展跨地域交流合作，为跨越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鸿沟作出深圳贡献。

健全社会参与机制。加强专业机构、开源生态、第三方评估机构等力量培育建设，引导参与人工智能社会风险治理，鼓励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研究院、各高校科研机构等科研力量积极参与安全治理和研究。健全举报和辟谣联动机制，增强用户参与治理的主动性。

健全行业自律机制。压实研发运营主体安全责任，指导健全数据护栏、事实核查、人机交互等机制。推动研发主体加强合规建设，做好大模型备案指导与服务，指导企业做好知识产权保护、数据出入境安全等合规操作。加强行业协会建设，制定具有引领示范作用的人工智能安全自律公约。

（三）依法进行整治，防范技术滥用

推进黑灰产打击整治。加强网信、公安、市场监管、电信等部门协作联动，动态监测、常态化打击利用人工智能实施电信诈骗、制造传播谣言、侮辱诽谤等违法犯罪的行为，深挖上下游利益链条、监管漏洞和企业管理缺陷，严防人工智能技术滥用与网络黑灰产叠加传导、壮大成势。压实平台黑灰产治理责任，健全约谈和问责制度。推进技术滥用专项整治。扎实开展整治人工智能技术滥用专项行动，分阶段清理整治违规应用程序，推动网站平台落实内容标识规定、提升检测鉴伪能力，集中清理相关违法不良信息，依法处置处罚违规账号、机构、平台。

推进算法治理常态化。常态化开展算法服务安全风险监测防范工作，督促推动相关企业优化算法服务机制。探索运用公益诉讼、司法建议等法治方式，积极应对算法缺陷引发的公益损害。针对情感陪伴类产品，探索指导企业加强伦理考量，建立防依赖、防沉迷机制，开发心理健康状态评估和警示功能。借鉴上海市网络平台算法典型问题治理做法，督导信息推荐算法平台持续优化算法运行机制和管理规则，探索多样化“破茧”路径。

（四）开展宣传培训，引导正确应对

加强就业支撑体系建设。建立对人工智能影响就业结构、供需适配的长期跟踪监测机制，实时追踪工作岗位流失、新创造岗位数量和需求技能变化。借鉴新加坡“未来技能计划”，完善多层次、多形式职业培训和技能提升体系。重点关注失业以及网约车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人群，完善劳动权益保护机制，完善灵活用工形式的劳动者保障机制，发展更为灵活的社会保障体系。

加强宣传引导。发动媒体、企业、街道社区等各方力量，推动人工智能反诈宣传进校园、进社区、进企业，拍摄制作风格独特、通俗易懂的反诈宣传短视频，广泛开展人工智能风险防范相关宣传教育，提升群众对新型虚假信息、电信诈骗等威胁的识别与防范能力。加强从业人员科技伦理培训，引导其负责任开展研发应用工作。

加强智能素养提升。制定实施全民人工智能素养提升计划，举办“数字政务开放日”等活动，营造科学正确应用人工智能的社会氛围。推动人工智能教育普及，加强对智能教育产品、工具、服务进校园的监管，健全未成年人使用人工智能的监督保护机制，做好防成瘾、防滥用、防自杀、防有害信息、防数据泄露等“防火墙”设置。依托老年大学（学校）、养老服务机构等开展老年人智能技术教育，做好公共服务智能应用适老化改造。

（五）支持技术创新，筑牢安全底座

创新风险监测预警技术。深入实施政法智能化战略，探索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打造前沿黑灰产识别和监测体系。探索构建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网络安全和舆情态势感知系统，实时监测恶意行为和舆情动态。借鉴杭州、厦门等地做法，依托反诈工作体系，打造并推广“AI换脸”检测小程序。聚焦业务与技术相融合，大力培养懂监管政策、懂行业实际、懂前沿技术的复合型人才队伍。创新模型安全防范技术。支持人工智能安全行业发展，推动大模型研发企业、云服务商、网络安全企业等联动协作，前瞻布局大模型安全防御技术体系，巩固发展人工智能安全底层架构。依托鹏程实验室，深化鹏城网络靶场建设，搭建人工智能安全攻防对抗试验平台。发展算法审计、统计测试、可解释性工具等技术，系统识别纠偏，保障人工智能应用的公正性。

创新数据信息保护技术。充分利用深圳产业丰富优势，推动业界共同构建高质量语料集。推进以区块链、隐私计算等技术为支撑的数据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可信数据空间，建立数据交易服务安全、传输安全、来源合规评估等规则和标准规范。建立政务应用数据分类分级保护管理制度，明确数据安全责任和义务，定期对数据安全进行评估检查。

深化“1234”工作法全面提升服务质量老干部工作精细化管理的实践探索

李宪宏

随着水文事业的快速发展和老龄化社会的逐步到来，提升老干部服务质量日益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对老干部工作寄予厚望，强调要用情用心、精准服务。河北省水文中心坚决贯彻落实上级指示精神，积极探索并实践“1234”工作法，通过开展精细化管理工作，增强老干部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老干部工作精细化管理的必要性

1.1满足老干部群体独特需求的内在要求

河北省水文中心事业老干部群体具有独特的特征和需求，大多长期从事水文监测、预报和研究工作，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干部不仅在身心方面需要更多关注，在专业传承、技术咨询、业务指导及水文文化认同等方面的需求也日益凸显。

1.2弥补当前服务工作短板的重要举措

通过分析当前水文事业单位老干部服务工作存在的弱项和短板，如加强服务内容与专业特点结合度、提升服务方式的针对性等，在实践中引入新的管理理念和方法，即以精细化管理推动服务品质提升、满足老干部的个性化需求。

1.3激发老干部发挥余热、助力事业发展的有效路径

精细化管理作为一种先进的管理模式，为提升当前水文事业单位老干部服务质量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同时，在工作实践中提炼总结出“1234”工作法，使老干部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在多项工作中继续发挥余热。例如，在海河“23·7”流域性特大洪水期间，省水文系统多名老同志积极参加防汛测报工作，与在职干部职工共同战斗在抗洪一线。老干部的满意度不断提高，老干部队伍的凝聚力不断增强，为我省水文事业的稳定和发展贡献了智慧和力量。

“1234”工作法践行精细化管理实践2．1确立唯一宗旨：以老干部满意为目标

“让党放心、让老干部满意”是新时代离退休干部工作的核心目标，具有深刻而丰富的内涵。“让老干部满意”则要求从生活保障、精神关怀、价值实现等多维度出发，切实解决老干部的急难愁盼问题，让他们在政治上有荣誉感、组织上有归属感、生活上有幸福感。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他们丰富的经验、智慧和力量对于推动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为了让老干部

满意，河北省水文中心坚持以人为本，关注老干部的生活需求和精神追求。2．2坚守两种理念：细心与奉献

省水文中心老干部队伍共计75人，离休干部1人，退休干部74人。政治面貌上，中共党员22人，占比29.33%；年龄结构方面呈现显著高龄化特征，90周岁及以上老干部达10人，占比13.33%，这一比例凸显了高龄群体在服务保障工作中的特殊性与长期性。整体而言，队伍以退休干部为主体，群众比例突出，高龄化现象明显。

从结构特征上看，因为服务对象的特殊性、精准服务的高标准等特点，是一项需要细心、奉献的光荣事业。为进一步凝聚工作合力，提升老干部服务质量，老干部工作者要有无私奉献的精神，将老干部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来办。始终坚信“老干部无小事”，在日常工作中，注重细节，从老干部的实际需求出发，提供个性化、亲情化的服务。例如，开展“串百家门，访百家亲”活动，为老干部建立健康档案，定期组织体检，确保他们的身体健康。通过开展志愿服务、结对帮扶、到基层开展调研等活动，让老干部感受到组织的温暖和关怀。

2．3实施三项举措：精准服务、精神关怀、作用发挥

一是开展精准服务。根据每位老干部健康状况、兴趣爱好和生活习惯，提供定制化的服务方案，建立快速响应机制，优化服务流程，确保老干部的诉求能够得到及时有效地解决。对于行动不便的老干部，提供上门医疗及家政服务，通过设立服务热线和在线服务平台，可以随时提出自己的需求和建议。

二是注重精神关怀。关注老干部的心理健康，定期邀请专业心理咨询师举办心理健康讲座。开展丰富的文化活动，例如书法、绘画、摄影比赛，老年趣味运动会，以及红色旅游等，丰富老干部的精神文化生活，增强他们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三是强化作用发挥。搭建“老有所为”平台，鼓励老干部发挥余热，让他们在科技咨询、教育培训、社会公益等方面继续发挥作用。我们组织老干部参与社区的青少年教育辅导，传承红色基因；开展“银发风采活动”，号召老干部在汛期发挥余热。启动“经验传承”项目，通过访谈、记录等方式，收集老干部的工作经验和人生智慧，将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整理成册，供年轻干部学习借鉴。

1.4确保四个到位：服务到位、关怀到位、教育到位、管理到位

一是服务到位。制定详细的服务标准，明确服务内容、流程和质量要求，

确保每位老干部都能享受到高标准的服务。建立服务质量监控体系，通过定期回访、座谈会、满意度调查等方式，及时了解老干部对服务的评价，不断改进服务质量。服务到位更体现在工作日之外，以“常联系、知需求、解难题”为核心，不定期通过电话问候、上门慰问，以及开展义诊、文娱活动等方式，动态掌握老干部身体状况、实际需求，并普及健康知识、丰富生活。

二是关怀到位。建立节日慰问制度，确保在重要节日前夕对老干部进行走访慰问，传递组织的温暖和关怀。建立应急响应机制，针对老干部可能遇到的特殊情况，如突发疾病、家庭变故等，提供及时帮助和支持。

三是教育到位。坚持对老干部进行党性教育，通过组织学习党的最新理论成果，确保老干部的政治觉悟始终保持在高位。预订书报杂志，不断丰富老干部文化生活。为帮助老干部适应新时代的发展，定期举办知识更新培训，了解最新的科技动态和社会发展。

四是管理到位。依据政策法规，不断完善老干部工作的各项规章制度，确保管理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同时，建立老干部信息数据库，实现对老干部信息的动态管理和高效服务。一是在高龄化伴生的复杂需求方面，在医疗保健、照护、紧急救助等服务的专业化与响应速度上进一步提升；二是占比65.33%的群众干部，需要探索更具包容性的沟通渠道与活动载体，确保政策更加有效传达；三是在资源精准配置方面，要在健康状态、居住情况、家庭支持度等个体化方面进行动态评估与精准投放。

进一步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的要求3．1加强政治引领

组织引导老干部党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下老干部工作的重要任务。要通过丰富多样的学习形式，让广大老干部党员深刻领悟这一思想的精髓要义，在理论学习中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党员身份，不忘公仆本色。

1.1加强党建引领

做好老干部服务管理工作，其根本在于大力加强老干部党的建设。充分发挥党组织对老干部党员的教育、管理和监督作用，引导老干部牢固树立纪律意识，严格遵守各方面的纪律规定，做到离岗不离党、退休不褪色。

1.2加强本领建设

新时代背景下，老干部工作者必须紧跟时代发展潮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

平总书记对老干部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确保老干部工作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同时，不断学习专业知识与相关业务，努力把自己打造成老干部信息的“活字典”，面对问题能迅速找到政策依据的“政策通”，以及兼具多种能力的“多面手”。

老干部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新时代也赋予老干部工作新的使命，我们将继续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干部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指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断提升老干部工作的质量，为老干部的幸福晚年贡献力量，共同书写新时代老干部工作的新篇章。

深圳打造人工智能先锋城市的探索与实践

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深圳市人工智能产业办公室）课题组

人工智能（AI）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正在深刻改变生产方式、产业结构和社会生活。2018年10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1]。2025年4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基于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进一步指出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2]。这两次以人工智能为主题的集体学习，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人工智能发展的高度重视，说明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已经从“将来时”步入“进行时”，正在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2024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研发应用，开展‘人工智能+’行动，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3]。深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始终认真贯彻落实国家“人工智能+”战略部署，围绕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先锋城市”目标先行先试，取得了积极成效，其先进经验和工作举措，对城市发展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具有实践意义。

一、深圳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现状

（一）深圳人工智能产业规模与结构

发展至今，深圳市人工智能产业综合实力位居全国第一梯队[4]。2024年，深圳市人工智能产业增加值747.53亿元，同比增长12.7%，显著高于同期GDP增速（5.8%）①。这一增长速度不仅高于许多传统产业，也在新兴产业中名列前茅，体现了深圳人工智能产业强大的发展活力和市场潜力。目前，深圳人工智能规上企业达2600余家②，形成以华为、腾讯等龙头企业引领，思谋信息、晶泰科技、元象科技等高成长性企业支撑，新旦智能、加推科技、基本操作等初创企业竞相发展的“雁阵式”梯队。

纵观深圳的产业链条，已基本构建起覆盖基础层、模型层、应用层的全栈

式生态体系，推出了众多业界顶尖的基础硬件、模型算法及智能终端等产品与服务。在基础层，华为推出的昇腾、鲲鹏、麒麟系列芯片实现了数据中心、边

缘计算、终端全场景布局，华为已被英伟达列为重要竞争对手；云豹智能作为国内DPU芯片领域唯一独角兽企业，产品性能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云天励飞的AI芯片DeepEye1000支持复杂环境下的实时视觉分析，可广泛应用于智能摄像机、工业检测、机器人、无人机等领域。在模型层，腾讯的混元大模型以多模态深度理解能力与生成内容的高拟真度，实现智能创作、智能客服等场景的效率跃升；华为盘古以工业级场景落地能力与全栈技术协同优势著称，成为行业智能化转型的标杆引擎；元象的X-VERSE大模型在国内最早开源最大参数65B、全球最早开源最长上下文窗口长度256K③。在应用层，乐聚机器人、逐际动力、众擎等企业发布的智能机器人产品各具特色，AI手机（荣耀）、AI电脑（联想）、AI眼镜（雷鸟）、全景相机（影石创新）、自动驾驶（元戎启行）等产品不断“出新”。目前，深圳已实现了AI技术与应用场景的深度融合与规模化落地，从智能制造到民生服务全域覆盖。

（二）深圳差异化竞争优势与挑战

从全国来看，各大城市积极发展人工智能，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北京依托其学术高地和政策中枢地位，成为基础研究与核心技术的“策源地”，清华、北大、中科院等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在深度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等基础领域的研究成果全球领先。上海是国际化与金融科技的“试验场”，具备国际化资源整合能力和金融科技优势，正在通过“模塑申城”工程打造世界级人工智能产业生态。杭州以数字经济生态下的场景优势和数据优势见长，依托以阿里巴巴为首的电商生态推动AI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并通过人才与资本支持激发产业活力，诞生出深度求索（DeepSeek）、宇树科技等先锋力量。

深圳作为全国工业第一大市和数字经济高地，兼具机电一体化和数智技术两大优势[5]。经过40多年的制造业积累，深圳拥有完整的电子设计、模具制造、精密加工、系统集成等配套资源，是全球少数能将AI技术深度嵌入机电设备的城市。全产业链覆盖、机电一体化形成了强大的协同效应，为AI产品提供了从概念到量产的全流程支撑，比如当某企业开发新型AI摄像头时，可在本地完成镜头模组制造（欧菲光）、AI视觉算法开发（奥比中光）、云端平台部署（腾讯云）及终端产品组装（比亚迪电子），全流程周期较非产业集群区域大大缩短。与北京、上海等城市相比，深圳的差异化优势正在于这种“技术—制造—应用”的垂直整合能力，形成了“研发快、落地快、迭代快”的人工智能产业特质。

然而，深圳的人工智能发展也面临一些挑战。深圳仍需持续加强自主创新与引领性产品培育，支持企业、科研机构研发推出引领性基础大模型。在人才培养方面，2025CSRankings（全球计算机科学排名）数据显示，在人工智能领域全球Top10院校中，北京有2所（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有1所（上海交通大学），杭州有1所（浙江大学）[6]。深圳高校建设起步较晚，目前5家高校获批开设人工智能专业①，人才培养规模还不够大，在人工智能基础研究和源头创新能力方面与北京、上海还存在差距。

二、深圳打造人工智能先锋城市的实践路径

（一）立法探索与顶层设计：构建产业发展的制度保障

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在人工智能领域通过“立法创新+政策精准供给”，构建起覆盖生产要素、场景应用、产业布局、创新创业等多维度的制度保障体系，围绕人工智能产业周期和产业生态精准施策。

在2022年前，我国尚无人工智能领域的专项立法。随着人工智能日益深入人们的生产生活，安全、隐私、公平等诸多问题频发，治理空白与伦理风险凸显。为应对技术快速迭代与产业治理需求，避免“野蛮生长”，深圳用足用好经济特区立法权，针对深圳市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实际需要，探索出台全国首部人工智能产业专项立法——《深圳经济特区人工智能产业促进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于2022年11月1日正式实施。《条例》首次从法律层面明确人工智能的定义与产业边界，将“人工智能在民生服务、社会治理、经济发展等领域融合应用带动的相关产业”纳入范畴[7]。《条例》以科技引领、应用驱动、以人为本、安全可控为原则，在鼓励创新的基础上实行包容审慎监管，为企业提供宽松的创新环境。例如，对于国家、地方尚未制定标准但符合国际先进产品标准或者规范的低风险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允许通过测试、试验、试点等方式进入市场。为推动法规的有效落实，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启动了执法检查和专题调研，通过“检查报告＋问题清单＋督促整改”的模式，强基础补弱项，疏解影响法规实施、制约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痛点”“堵点”，并以此促进人工智能产业配套政策的制定和完善，为精准施策提供依据。

从市级层面来看，深圳通过顶层设计绘制人工智能发展蓝图，出台了《深圳市打造人工智能先锋城市的若干措施》《深圳市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先锋城市行动计划（2025-2026年）》等一系列政策文件，与《条例》形成“1+N”制度体系。其中，《深圳市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先锋城市行动计划（2025-2026年）》

提出，到2026年产业规模年均增长超20%，形成“场景应用最开放、算力供给最普惠、产业生态最健全、创新创业最便捷”的产业发展环境，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人工智能先锋城市，加快打造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8]。发展目标的四个“最”充分体现了深圳对人工智能产业的全方位支持。一是需求导向，针对AI技术转化落地的需求，通过充分开放城市应用场景，支持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创新主体在真实城市应用场景中验证技术可行性，助力创新主体缩短技术转化和市场推广周期；针对AI技术攻关过程中的算力需求，依托《深圳市算力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4-2025）》推进大规模智能算力集群建设，并探索利用“训力券”等创新工具，让创新主体能够以更低成本获取高性能算力，降低研发创新门槛。二是目标导向，以增强城市人工智能产业综合实力、提升核心竞争力为目标，从核心技术攻关到智能产品全面布局，健全软硬件协同发展的产业生态。抢抓具身智能和端侧智能发展趋势，配套出台《深圳市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25-2027年）》

《深圳市加快推进人工智能终端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25-2026年）》，积极培育新业态。三是服务导向，积极构建便利的创新创业环境，提供生活安居、创业辅导、空间支持、资本助力等方面的服务，助力企业孵化和做大做强，促进高水平人才引育留用，从而激发创新活力，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可持续发展。

从区级层面来看，《福田区支持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罗湖区促进人工智能发展十条措施》《南山区促进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项扶持措施》《龙华区推动人工智能及机器人产业发展若干措施》《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关于支持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应用的若干措施》等区级或区域政策相继出台。各区充分结合自身优势和特色助推人工智能产业多元发展，例如福田区侧重在大模型研发、算力服务、语料数据方面支持企业，龙华区重点推进人工智能及机器人产业生态建设，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支持在机场、港口等场景打造应用场景示范标杆，形成了市区联动、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格局。

（二）算力与数据普惠供给：响应技术创新的共性需求

当前人工智能应用已从单纯的信息处理向复杂的创作生成转变，特别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如ChatGPT、Sora等的出现，这一转变使得算力和数据需求呈指数级增长。算力与数据作为AI创新的“动力引擎”和“核心燃料”，其普惠化供给正成为激活人工智能产业生态的关键抓手。构建算力泛在可及、数据开放共

享的资源供给体系，既能破解中小企业“算力用不起、数据拿不到”的瓶颈，也能为大型机构提供规模化创新的“加速跑道”。

大幅提升算力供给水平。推动算力基础设施高质量建设，用好城市算力资源，是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基础工作之一。如果算力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将严重阻碍新模型的研发以及现有模型性能的优化提升，而算力成本过高也将影响企业研发创新的活跃度。

在算力能力建设方面，深圳已基本形成超智协同、异构融合、训推一体、普惠泛在的可持续训力供给体系。如，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深圳云计算中心）是2009年5月科技部批准建设的全国首批、中南部第一家国家超级计算中心，二期装备新一代2E级超级计算机[9]，形成双引擎驱动格局；“鹏城云脑Ⅱ”是国内首个全面自主可控的E级（即百亿亿次）智能算力平台，可提供不低于1000PFlops的整机AI计算能力[10]；深智城3000PFlops智算中心、深圳开放智算中心等多个智算中心先后点亮，不仅能支持万亿级大模型训练，也能划分成小集群赋能千行百业，有效满足各类企业不同的训练和推理需求；着力建设国

产智算中心和国产人工智能生态源头创新中心，支持华为加快熟化面向通用计算的鲲鹏计算生态和面向人工智能的昇腾AI计算生态。深圳正持续扩大通用、智能、超算和边缘计算协同发展的多元算力布局，2025年全市已建和在建算力

达62EFlops①。

在算力资源的普惠化使用方面，深圳研究出台“训力券”等创新工具，每年发放最高5亿元“训力券”，对租用智能算力开展大模型训练的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按不超过服务合同金额的50%，给予最高1000万元资助，对初创企业提高资助比例至60%[11]。此举有效降低了人工智能模型研发和训练成本，元戎启行等近40家企业已分别获得数额不等最高1000万元的“训力券”额度②。这一举措使得众多中小企业，尤其是处于创业初期的人工智能企业，能够以较低成本获取算力资源，支撑复杂算法运行和模型训练等，从而降低企业研发门槛，激发企业技术产品创新活力。

丰富高质量语料集。高质量、大规模的数据对于训练出性能卓越的模型至关重要。大模型训练需要海量且多样化的数据来学习语言模式、语义理解、知识推理等能力，高质量语料能够有效提升模型的准确性、泛化能力和可靠性。

在数据资源建设方面，深圳充分利用产业丰富优势，打造高价值数据集，

初步建成以基础数据、主题数据、专题业务数据等为核心的一体化数据资源体系。深圳推动建设训练类公共数据语料集，打造全省首个政务领域智能语料治理平台，加工成品语料10TB③；在行业领域，培育医疗、教育、交通等高价值垂类数据集，服务于民生和城市治理领域的AI模型训练；在技术领域，依托鹏城实验室发布全国首个具身大数据标准和首个开源的具身标准化数据集。此外，通过组建深圳人工智能语料联盟，加快筹建语料治理、应用赋能、流通交易三大语料基地，持续提升语料生产运营能力。在数据资源流通方面，依托深圳数据交易所，汇聚1500余个④人工智能语料集，在全国率先探索数据资产登记、评估、计价、入表的数据资产化实现路径，积极打造“立足深圳、辐射全国”数据交易市场主体广泛参与、协同作战的数据要素市场体系。目前深圳已形成了活跃的数据交易生态，深圳数据交易所累计完成的数据交易额和跨境交易额均位居全国第一。

（三）全域全时全行业场景开放：搭建应用落地的链路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促使AI技术从“实验室解决方案”向“真实场景最优解”进化。在真实环境中试验验证，有助于提高AI技术和产品的可靠性及稳定性，缩短市场转化周期。深圳作为实际人口超2000万、商事主体超400万的超大型国际化城市，城市治理、市民生活、智能制造、交通物流等各类场景复杂且多元，跨境场景丰富，是AI技术应用创新的天然实验室。深圳秉持“城市即试验场”的理念，开放政务、医疗、工业、交通等各行各业应用场景，拓展“千行百业+AI”全域全时全场景应用，推动AI技术深度融入城市发展。

持续开放政务领域应用场景。深圳面向社会发布了四批《“城市+AI”应用场景清单》，累计近200个“城市＋AI”应用场景，涵盖城市治理、公共服务等，逐步构建起覆盖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城市运行、重点行业赋能的全场景建设体系。这些场景清单不仅明确了具体的应用需求和技术要求，还为企业和科研机构提供了清晰的市场导向，促进技术验证和场景开放的供需匹配，吸引各方力量参与到AI技术的应用和创新中来。对于参与AI应用场景研究的企业，深圳通过政策扶持和资源倾斜，提供算力补贴、数据支持、资金奖励等政策优惠，鼓励企业在场景应用过程中进行快速迭代和优化，降低企业技术产品转化落地的风险和成本。

在开放“城市+AI”应用场景的催化作用下，深圳在辅助审判、气象预报、城管环卫等细分领域打造了一批具有典型意义的标杆案例。如，深圳市中级人

民法院研发全国首个人工智能辅助审判系统，全面覆盖立案、阅卷、庭审、文书制作等审判业务的四大环节85项流程，实现民商事、刑事、行政审判各领域人工智能全链条赋能，获最高人民法院高度肯定；深圳市城管和综合执法局举办了全球首场人工智能环卫机器人大赛，在全市范围内打造市政道路、城中村、公园、广场等人工智能清扫应用场景80余个；南山区设置全市首个人车全感应路口，平均行人等灯时长下降22.1%①。

培育一批垂类示范行业应用。深圳聚焦“AI+先进制造”“AI+科学研究”“AI+金融服务”“AI+商贸流通”“AI+创意设计”五大产业领域，推出一批具有引领作用的标杆应用、一批具有推广价值的示范应用。“AI+先进制造”面向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生物医药、新材料、消费品工业等重点行业，打造一批智能制造示范工厂、智能制造典型场景，推动制造业智能化水平跃升，深圳的智能装备（欣旺达）、工业人形机器人（优必选）、工业视觉检测（商汤）等应用入选工信部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首批典型案例。“AI+科学研究”重点围绕新药创制、基因研究、新材料研发、气候环境、深空深海等领域，推动人工智能辅助前沿领域探索，例如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院通过AI自主撰写的代码操控机器人进行极端条件下的无人实验，攻克了磁性微球材料研发难题。在AI加速赋能现代服务业方面，“AI+金融服务”“AI+商贸流通”“AI+创意设计”等加速落地，平安（金融）、顺丰（物流）、天虹（零售）等行业头部企业均已自研大模型赋能业务发展，腾讯（游戏制作）、基本操作（服装设计）、元象（3D视觉）、小库科技（建筑设计）等创意设计相关企业打造了一批垂类示范行业应用。

（四）自主创新与产品培育：参与市场竞争的必然选择

在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迭代、产业生态快速重构的背景下，城市之间围绕AI领域的竞争已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战场。自主创新能力决定城市AI发展的“高度”，产品培育效能决定产业落地的“厚度”，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产品培育效能，不仅能够催生新的商业模式和业态，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更影响市场竞争的主动权。深圳着力健全AI全栈产业链，深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进软硬件协同发展，全面提升人工智能产业的综合实力。

布局高水平科研载体。深圳构建了以鹏城实验室为引领，光明实验室、福田实验室为核心，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研究院及各高校科研机构等协同创新的“1+2+N”人工智能实验室集群，形成“国家实验室+省实验室+市级实

验室+科研机构”的多层级科研平台。其中，鹏城实验室是中央批准成立的突破型、引领型、平台型一体化的网络通信领域新型科研机构，建成了以“鹏城云脑”“鹏城靶场”为代表的若干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与平台，发布了“丝路”多语言机器翻译平台、“鹏城盘古”中文预训练语言模型等一系列重大应用。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广东省实验室（深圳）（即“光明实验室”）由广东省政府批准建设，确立“国产AI算力生态建设+多模态AI技术与应用生态建设”“核心

+牵引”两大主线科研任务。市级层面推动福田实验室挂牌成立，聚焦具身智能领域进行核心攻关。同时，深圳支持创新平台与企业和高校开展协同攻关，例

如推动光明实验室升级并与企业联合建设大湾区昇腾算力应用创新研究院，揭

牌运营国产人工智能生态源头创新中心，支持建设深圳（前海）大模型和算法创新服务中心等公共服务平台等。各类创新平台在AI领域的攻关方向上各有侧重，构建了错位布局、优势互补的科研生态。

2.支持大模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圳支

持企业加强智算芯片、具身智能、高阶智驾、端侧轻量化模型、超大参数模型、高效推理模型、全模态模型、空间智能模型等核心突破，提升大模型可信与可靠度。在通用大模型领域，已形成一批具备核心竞争力和标志性产品，如，腾讯的快思考模型混元TurboS在权威评测平台ChatbotArena排名中跻身全球前八①，华为发布国内首个全栈自主的大模型盘古3.0。在行业大模型领域，依托软件产业和电子信息制造业优势，在电子信息、软件领域出现一批行业领军大模型，如，金蝶软件财务大模型“苍穹”、深信服安全垂域大模型“安全GPT”、荣耀手机“魔法”大模型、兔展科技视觉大模型“兔灵”、万兴科技“天幕”大模型等。为降低企业研发成本，深圳推出了“模型券”项目扶持，对于企业依托经国家网信办备案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开展模型服务、智能体开发应用等，达到一定规模、具有良好成效的，对模型购买费用予以补贴。

加速培育AI产品矩阵。AI终端产品已呈现出加速发展的态势，随着DeepSeek等高性能开源大模型逐步低成本部署，AI终端产品正在向多样化、个性化发展。为抢占“万物智联”新赛道，增强人工智能终端产业核心竞争力，提升产品“含深度”，《深圳市加快推进人工智能终端产业发展行动计划

（2025-2026年）》提出了到2026年“全市人工智能终端产业规模达8000亿元以上、力争

1万亿元”的发展目标，计划推出50款以上爆款人工智能终端产品，鼓励企

业发展端侧大模型，支持开展人工智能终端芯片核心技术攻关、AI智能体和AI原生应用开发[12]。目前传音、雷鸟、荣耀等深圳厂商不断推出AI手机、VR、智能耳机、

AI眼镜等智能可穿戴设备新产品，元戎启行、速腾聚创、城市之光在自动驾驶、激光雷达等全车智能技术不断突破，康佳、欧瑞博、创维等企业已成功推出多款智能家电、智能照明、智能开关等全屋智能产品，全身智能、全车智能、全屋智能“三全智能”终端产品矩阵正加速量产商用。

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也是近年来社会关注的焦点。为抢抓全球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融合发展的战略机遇，加速构建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生态，深圳制定了《深圳市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25-2027年）》，深入实施“机器人+”应用推广行动。累计发布51个智能机器人应用示范典型案例，高水平打造广东省具身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华为（深圳）全球具身智能产业创新中心等创新平台，加快建设产业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机器人领域概念验证中心和中小试基地13个①。深圳在智能机器人领域取得一批引领性硬核科技成果，如汇川技术伺服系统、奥比中光3D视觉传感器、越疆科技协作机器人出货量全国领先，众擎科技推出我国首个能达到真人步态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逐际动力人形机器人实现全身多关节协同的大范围运动与动态平衡，乐聚与华为合作发布首款搭载鸿蒙系统的人形机器人“夸父”惊艳亮相亚冬会。

（五）创新创业良好生态：营造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

优质的营商环境有利于新企业的孵化和成长，能够吸引企业聚集形成规模效应，促进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人才是创新的核心驱动力，其作用贯穿技术研发、产业应用、生态构建及国际竞争等全链条。深圳积极打造“创新创业最便捷”的发展环境，持续加大政策支持和服务力度，促进企业梯度培育和高水平人才引育留用。

支持企业孵化和做大做强。深圳构建了梯度培育、载体支撑、资本赋能三位一体的企业发展支持体系，通过精准化政策供给与专业化服务网络，推动人工智能企业从初创孵化到生态领军的全周期成长。在企业梯度培育方面，为初创企业提供空间、算力、模型、语料、资本、人才等孵化育成服务，支持中小企业拓展市场、落地场景，支持独角兽企业提升核心技术能力、拓展应用市场，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鼓励领军企业面向中小企业开放场景，开展具身智能机器人等智能产品小规模试用。在企业孵化载体方面，建设低成本产

业孵化器，正在福田、罗湖、南山、宝安、龙岗、龙华、坪山、光明等重点区打造一批创新孵化器，例如深圳“模力营”AI生态社区、福田区“天使荟·千模应用加速器”、龙岗区“创投·模力谷”、光明区“南太云创谷”等，为初创企业提供免租空间、算力优惠和配套资源服务，

鼓励各区打造区级人工智能特色产业园和人工智能产业楼宇。在资本赋能方面，一是实施“打造人工智能先锋城市项目扶持计划”，对“语料券”“模型券”“揭榜挂帅”、应用示范标杆等10个项目进行认定和资助，降低企业技术攻关和研发成本，最大限度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二是构建层次鲜明、高度协同、耐心陪伴的基金服务体系，持续完善投引联动、投后赋能机制，设立人工智能终端产业投资基金、人工智能和具身机器人产业基金；整合投资机构、银行等多方力量，构建“引导基金+天使基金+种子基金+集群基金”协同发力的千亿基金投资生态。

加强人才引育和学科建设。人才引进方面，深圳面向国内外一流高校大力招引青年创新人才，鼓励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团队来深创新创业，对人工智能领域顶尖人才，提供事业平台、科研经费、团队支持和生活保障一揽子“政策包”支持，助力企业和科研机构引才留才。人才培养方面，深圳正推进人工智能学科建设，支持有条件的高校组建人工智能学院或研究院，推动各高校以人工智能赋能学科交叉融合，支持高校增设人工智能领域特色专业，推动本硕博招生指标扩增。2023年11月，深圳市AI教育联盟正式成立，由华南师范大学作为首位轮值牵头单位，成员包括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深圳大学、南方科技大学等8所高校，以及华为、腾讯等龙头企业，以此促进AI教育创新。促进产学研深度合作方面，通过共建研发中心、联合开展科研项目、共享科研资源等方式，在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之间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实现各类创新主体优势互补，构建了“基础研究—中试熟化—产业转化—人才培养”的完整链条。如，光明实验室采用“企业出题，高校揭榜”等合作模式，以企业真实需求为导向，将业务场景的验证和反馈驱动理论技术方案进行持续迭代与完善，可在开展科研项目合作的同时，推进人才培养。

3.扩大AI领域开放合作。开放合作能促进知

识、技术和经验的交流与共享，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深圳支持AI开源项目和社区的建设，通过构建主流开源社区，推动龙头企业更大力度参与、贡献和支持人工智能开源，共同发展开源人工智能模型集、数据集和工具链，营造具

有全球影响力的技术发布、知识交流和项目合作的开源社区氛围。同时，通过举办高水平展会论坛，吸引全球人工智能创新资源、高端人才在深交流合作，促进了人工智能产业链和人才的供需对接。深圳已成功举办深圳国际人工智能展、深圳（国际）通用人工智能大会、深圳智能机器人灵巧手大赛等高水平展会和赛事。最具影响力的第六届深圳国际人工智能展，吸引了来自美国、日本、比利时、阿根廷等1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余家企业参与，

初步达成近1000个项目采购需求，初步统计意向采购金额达30亿元①，不仅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和前沿技术，更通过丰富的主题活动，搭建了促进行业交流、推动创新发展的重要平台，有效促进全球资源汇聚、行业交流和资源合作。

三、深圳人工智能产业未来发展方向

深圳作为全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科技创新的重要城市，聚焦人工智能新质生产力进行了积极探索和生动实践，形成了一系列先行示范成果。未来，深圳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牢牢把握人工智能技术趋势和产业机遇，以打造人工智能先锋城市为目标，进一步强化人工智能基础理论、方法和工具创新，充分发挥深圳全域全时全场景应用优势，全面强化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所需政策、资金、人才保障，用好特区立法权，积极探索人工智能治理新模式，加快形成国际合作新路径，努力为推动我国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贡献更多深圳力量。

坚持自立自强，加速提升人工智能源头创新能力。一是大力打造基于腾芯片的自主可控算力生态体系，支持龙头企业、光明实验室等开展下一代AI云基础设施关键技术研究，打造面向“云、边、端”的全场景腾AI基础设施解决方案。二是持续推进人工智能理论和基础算法的源头创新，发挥国产人工智能生态源头创新中心作用，实施一批科技重大专项、“揭榜挂帅”项目。持续健全“基础研究+应用创新+产业协同”的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体系，构建以国家实验室为引领、省实验室和新型研发机构协同的创新网络，加强政策协同，打通技术开发到转移扩散再到商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三是加速布局“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前沿科技研发体系，推动人工智能模型算法和领域数据知识融合，辅助前沿领域探索。

加速技术赋能，持续推动人工智能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是推动AI赋能传统产业智能化改造升级，赋能时装、钟表、眼镜、家具、皮革、黄金珠宝等传统产业，孵化AI眼镜、AI玩具、智能家居等新兴产品，鼓励制造业企

业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市场服务等环节进行智能化改造。二是大力培育“人工智能+”产业新赛道，发挥深圳软硬结合优势，在终端产品方面研发推出更多热销的AI手机、AI电脑、翻译耳机等产品；在具身智能机器人领域推动工业制造、商用服务、家庭陪伴、医疗护理等领域的商业化应用；持续扩大智能网联汽车竞争优势，推动L2级辅助驾驶汽车规模化应用，攻克L3、L4级自动驾驶汽车技术，抢占L5级自动驾驶技术制高点。三是大幅提升智能算力和数据供给水平，加快建设鹏城云脑Ⅲ、超算Ⅱ期，稳步推进现有智能算力中心倍增扩容；加快构建行业语料集，积极打造具身智能数据采集基地。

完善支持体系，着力打造健全活跃的产业生态。一是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加速兑现《深圳市打造人工智能先锋城市的若干措施》等资金政策，推动国企和政府部门以更大力度开放应用场景，持续完善科研设施开放共享协调机制，依托产业基金等加大对企业的投融资支持，深化知识产权保护指导和服务。二是扎实开展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动态完善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模式，推动立体化人工智能教育场景建设与应用，与国内外顶尖高校开展人才培养等深层次合作。三是完善科研、职业、人才评定等机制保障体系，开展顶尖人才团队招引行动，推动各区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孵化器，通过组织深圳国际人工智能展、“兴智杯”全国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大赛等展会论坛赛事，以展兴产、以赛引才。

4.推动智能向善，持续健全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一是持续完善“条例

—政策—标准—准则”治理体系，围绕高质量数据、开源模型生态、应用风险分类分级等重点领域开展执法检查，提升产业发展规范化水平；推进人工智能标准建设工作，组建人工智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以标准促规范、以规范促提升；加强科技伦理治理，支持龙头企业和行业团体伦理专委会发挥引导作用，促进行业根据伦理准则自律发展。二是提升“监测—预警—响应”体系的技术供给能力，支持龙头企业、高校院所、行业组织等开展安全治理新技术和新工具研发，支持前海、河套实行包容审慎监管试点，探索沙盒监管的技术与机制创新。

深化对外开放，积极参与人工智能国际合作。一是大力支持人工智能企业和产品“出海”，充分发挥深圳进出口优势，推动人工智能终端产品、应用场景解决方案开拓海外市场，依托协会、联盟等单位为“出海”企业提供数据跨境流动、伦理标准、品牌构筑等一站式服务。二是积极参与人工智能领

域的国际战略、规则和标准对接协调，与“一带一路”、东南亚等重点区域对接智能产品、智慧城市、工业4.0等领域规则标准需求，鼓励龙头企业主导或参与人工智能技术国际标准制定。三是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开源生态高地，推动头部企业更大力度参与、贡献和支持人工智能开源，鼓励更多开发者参与开源生态，推动技术创新、产品研发、应用实践、成果转化，以开源生态促进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合作。

石泉县桑文旅融合驱动乡村振兴的实践探索

石泉县农业农村局杜寒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共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式一次大的转变。其中，产业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基石，对于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提升农民生活水平起着决定性作用。作为一种创新的产业发展模式，农文旅融合发展已逐渐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这种融合本质上是文化旅游产业与生态农业在产品、技术、市场等层面的深度融合与互动，促使产业从分立状态逐步向全新的产业形态转变［1］。

蚕桑产业作为我国具有深厚历史积淀和传统优势的特色产业，正不断拓展发展模式，从传统的种桑养蚕，逐步向种桑养人、养地、养畜禽等多元化方向发展，展现出蓬勃的发展活力，成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特色产业［2］。石泉县兴桑养蚕历史源远流长，国家一级文物西汉“鎏金铜蚕”，便出土于此

［3］。如今，石泉县已构建起育苗植桑、制种养蚕、收烘缫丝、捻丝织绸及副产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条，实现了农、工、贸、文、旅的一体化深度融合，蚕桑产业成为当地农民增收、农村发展、工业扩张、富民强县的支柱产业［4］。深入研究石泉县桑文旅融合发展模式，对于推动县域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石泉县桑文旅融合发展背景

1.1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石泉县兴桑养蚕历史悠久，可追溯至西周时期，在汉唐时期达到鼎盛。据史料记载，秦汉时期，汉江一带已是“桑柘遍地、丝帛盈市”，西汉时石泉的养蚕缫丝作坊规模庞大，多达千人。入清以后，陕南蚕桑产业发展较快，无论种植规模还是蚕丝质量和声誉，在陕西都处于领先地位［5］。随着一级文物鎏金铜蚕的出土，石泉被誉为“丝路源点、金蚕之乡”。

历经千年，石泉县始终传承和发展着兴桑养蚕这一传统。同时，石泉县境内的子午古道与中国西域丝绸之路紧密相连。通过这条翻越秦岭南北的古道，石泉县及附近汉江上游流域的各类蚕丝、茶叶等珍贵物品，被源源不断地运往古都长安，再经丝绸之路远销至西欧［6］。

1.2具有良好的生态旅游资源

石泉县位于秦巴腹地、汉水之滨，汇聚秦巴山水之精华，融合南北风光之

奇秀，形成独特的“山、水、洞、峡、滩、城、瀑”等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是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国家南水北调重要水源涵养区，具有丰富的生态旅游资源，素有“秦巴山水·石泉十美”之称。

1.3具有便捷的区位优势

石泉县位于国家秦巴连片扶贫开发片区中心位置，可承接国家丝绸之路经济带、汉江经济带、成渝经济区的辐射带动。县内交通便捷，是东接襄渝、西连宝成、南通巴蜀、北抵关中的重要交通枢纽，已形成与汉中、安康、商洛、宝鸡等周边城市的“半日经济圈”，以及与西安、成都、重庆、武汉等大都市的“一日经济圈”。

1.4具有较大的蚕桑产业规模和成熟的生产体系

石泉是“中国蚕桑之乡”，现有桑园总面积达4667余ｈｍ2（其中优质桑园3333余ｈｍ2），养蚕农户近1万户（约占总农户的22％）［4］，覆盖全县11个镇、139个村（社区），2024年，全县养蚕发种量达到8．4万张，鲜茧产量达3320ｔ，产业基础坚实，“西北蚕桑第一县”的地位持续巩固；2024年全县蚕桑产业总产值突破19亿元，其中第一产业产值4亿元，第二、三产业产值15亿元，惠及农户1．9万户，产业链从业人员约4万人，有效解决了农村留守人员就业问题，是县域惠农最广、农民认同度最高的特色产业，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十分明显。

2.石泉桑文旅融合驱动乡村振兴路径

2.1谋划长远，筑牢蚕桑发展根基

石泉县委、县政府紧扣“西部第一蚕桑产业大县”的发展定位，致力打造“6Ａ级生丝优质蚕茧生产基地”，编制了《石泉县蚕桑产业发展总体规划》，并出台《石泉县蚕桑丝绸产业链发展方案》以及“一图五单”（产业链图谱，政策清单、问题清单、链主企业清单、项目清单、招商清单），建立“链长牵头＋专班推进＋清单管理＋政策配套＋督考问效”推进机制，构建起涵盖基地建设、生产加工、产品研发、品牌培育等环节的蚕桑产业体系［4］，规划优质蚕茧生产区、丝绸工业集中区、富硒蚕桑研发区、桑旅融合示范区等4个区域，着力培育提升产业龙头链、蚕茧基地链、蚕种繁育链、蚕业拓展链、产业融合链、科技支撑链“六大链条”，引入数智赋能，形成“三段式多批次”石泉养蚕模式，推行“龙头企业＋集体经济组织＋专业合作社＋产业大户”的发展模式，推动“桑＋粮”“桑＋猪”“桑＋果”“桑＋茶”“桑＋菌”等种养循环新模式，推动桑园立体种养与休闲农业结合，发展“桑园经济”“庭院经济”

“美食经济”，实现“一叶多吃、一桑多用”，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为产业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2.2以文会友，深化对外文化经贸交流

石泉县利用深厚的蚕桑历史文化底蕴，坚持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注重让文物说话、讲好金蚕故事，大力挖掘蚕桑文化、农耕文化、丝路文化为内涵的鎏金铜蚕文化，通过以会为媒、以会结友，利用成功举办六届鎏金铜蚕文化国际研讨会的契机，集中展示资源禀赋、特色产业、重点项目，持续开展投资洽谈、商务推介、产品展销、美食展示、项目签约和旅游营销等文旅商贸系列活动30余场次，先后组织县域48家企业展销富硒食品及特色农产品200多种，达成乡村振兴消费帮扶和农产品供需合作协议5亿元。依托鎏金铜蚕文化国际研讨会，搭建国内外文化交流平台，吸引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等国内外200多位专家学者相聚石泉，献智出力、共谋发展。强化招才引智，聘任鎏金铜蚕文化研究智库专家30人，建立专家（院士）工作站12个，申报争创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与4所高校院所建立国际学生中国文化体验基地及教学实践基地，讲好鎏金铜蚕与“一带一路”故事，进一步提升“鎏金铜蚕·丝路之源”知名度影响力。

2.3以旅彰文，打造农文旅融合特色小镇样板

2017年，石泉县抢抓国家“一带一路”和发展特色小镇机遇，以“鎏金铜蚕·丝路之源”为总体定位，以“蚕桑特色产业＋康养休闲旅游”为产业支撑，以三产融合型特色小镇为发展方向，规划总面积4．86ｋｍ2，高起点打造金蚕小镇。坚持以桑为基、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注重经济唱戏、产业强镇，在金蚕小镇核心区建设桑品种博览园，汇集国内外桑树种质资源2000余份，建成桑果采摘园4000ｍ2；以池河镇明星村现有桑园为基础，建成“沧海桑田”3Ａ级旅游景区和省级蚕桑研学旅行示范基地，以职业蚕农、蚕桑家庭农场、蚕桑园区、蚕家乐为载体，发展生态观光、桑椹采摘、养蚕体验和蚕桑美食休闲旅游基地，实现产业＋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小镇的多样合作，形成产城融合、农旅融合、工旅融合、文旅融合的发展格局。

目前，石泉县正统筹推进以蚕桑产业为ＩＰ的金蚕小镇建设，深入挖掘蚕桑文化、农耕文化、丝路文化为内涵的鎏金铜蚕文化，深入实施鎏金铜蚕文化“六个一”工程，建成鎏金铜蚕文化研究院、金蚕之乡展览馆和金蚕文化公园，6首鎏金铜蚕主题歌曲全国上线发布，大型情景剧“丝路之源·十美石泉”常态

化演出，电影《鎏金铜蚕》列入陕旅拍摄计划，石泉全域被入列省级影视拍摄取景地，联合陕西省历史博物馆建成全省首家金蚕文创产品展销中心及文创产业联盟，开发文创产品5大类80余项，产品远销国内外，成为世界了解金蚕文化的重要窗口，“丝路之源”文化名片影响力持续提升。

2.4三产融合，全业态培育乡村明星

明星村是西北第一蚕桑大村。在党建引领与产业支撑下，明星村以“蚕桑

＋文旅”特色双产业助力乡村振兴，促农增收。明星村按照“三带一促二、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思路，依托蚕桑主导产业，实施全产业链开发。一是一产延链，从单一的叶桑养蚕向叶桑、果桑、蛋白桑、观赏桑、品种桑多元发展，建成优质高效桑园、果桑采摘园、蛋白桑体验园、品种桑博览园、古桑观赏园，全村桑园面积达到333．3ｈｍ2，还发展了桑园养鸡、桑园套种。二是二产补链，围绕蚕桑副产品延链补链，开发出桑叶茶、桑叶饼、桑葚干、富硒蚕蛹、桑葚果酒、蚕沙枕头、蚕丝衣被及文创产品，利用手工作坊古法酿酒，生产土法豆品、乡村炒货、芝麻糖、红薯干等特色旅游商品。三是三产强链，围绕打造研学旅游基地、团建体验基地、康养旅居基地，实施“吃住行游购娱”全业态培育，建成“天空之镜”、空中漂流、山地摩等游乐设施，开发了富硒蚕桑宴、精品民宿、研学旅游、团建体验、篝火夜市、乡村酒吧、亲子农耕、火狮表演、新春社火等。池河镇明星村按照“党建引领、产业支撑、业态融合、旅游兴村”的发展新思路，推进桑旅融合、文旅融合、三产融合，通过桑旅融合发展和集体经济带动，实现了桑园变景区、旧宅变民宿、农民变股东的转变，共吸纳全村1600余人融入产业链，带动群众人均增收3000元以上，走出一条推窗见景、开门迎客、就地转岗、居家经营的“蚕桑＋文旅”特色双产业增收之路。

3..桑文旅融合对乡村振兴的推动作用

3.1产业基础稳固，形成全产业链发展模式

石泉县域内80％以上的农户从事蚕桑相关产业，已培育蚕桑丝绸类规上企业2户、蚕桑食品类规上企业2户、蚕桑副产品开发企业14户，建成省级现代农业（蚕桑）产业园1个、省级蚕桑科技产业园1个、市级现代蚕桑示范基地

1个、县级示范园区3个，开发丝绸服饰、蚕桑

食品、日化用品等30余种蚕桑产品和80余种文创产品，“桑叶全粉”通过中国绿色食品Ａ级认证，“石泉茧丝”“石泉蚕桑茧”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石泉蚕丝”入选中欧地理标志协定保护名录，“石泉蚕桑宴”在2019

中国菜艺术节暨陕菜国际美食文化节上被授予“中国名宴”称号，形成制种、养蚕、缫丝、织绸及相关副产品开发全产业链。打造“中国·金蚕小镇”和明星村“醉美桑海”景区，将蚕桑种植、丝绸加工与生态观光、研学体验结合。2024年春节期间，全县旅游收入达2．74亿元，同比增长1037．8％，桑文旅项目成为节假日消费主力。

3.2生态发展模式，形成绿色发展环境友好

通过“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模式，推广“桑－蚕、桑－菌、桑－禽”等立体种养技术，实现桑园生态化利用，提升土地产出效率。桑园立体种养（如桑园套种、养鸡）减少农药使用，改善土壤结构，同时桑枝、蚕沙等废弃物循环利用，发展食用菌和有机肥产业，实现资源高效利用。通过景区建设和民宿改造，整治农村闲置房屋和土地。明星村将27户闲置农房改建为精品民宿，配套“天空之镜”“空中漂流”等设施，既提升村容村貌，又创造旅游收入。

3.3唱响文化品牌，传承金蚕文化乡风文明

依托“鎏金铜蚕”历史底蕴，举办六届鎏金铜蚕文化国际研讨会，建设桑蚕博物馆，开发开蚕门、蚕桑宴、丝绸服饰等文化体验项目，在中国农民丰收节中设置采茧比武、搭蚕架比赛等节目，强化村民对蚕桑文化的认同感。同时，探索乡村治理与文化共治，如明星村成立旅游公司，通过“农民变股东”机制，村民以土地、房屋入股，参与分红和管理，形成“共建共享”治理模式，主人翁意识明显增强。

3.4多渠道促增收，实现长效增收与共同富裕

政策与科技双轮驱动。石泉县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高校合作建立蚕桑产业研究院，围绕制约瓶颈开展技术攻关。同时，石泉县政府出台《蚕桑产业转型升级三年行动方案》，2025年起每年整合2000万元资金支持蚕桑产业发展，并推动智能化省力化养蚕技术应用，将养蚕周期从28天缩短至18天，增加养蚕批次，提高劳动效益，促进蚕农增收。以明星村为例，农户收入来源包括蚕茧销售、土地流转收益、民宿分红、务工工资等，村民通过“租赁费＋工资＋分红”模式，人均增收3000元以上。桑文旅项目吸引50余名能人返乡创业，创办农家乐、民宿和手工作坊，带动消费回流。桑文旅融合创造多元化就业岗位，明星村吸纳1600余人就业，涵盖蚕桑养殖、民宿经营、景区服务等领域；文旅促就业活动累计提供4000多个岗位，包括食品加工、旅游服务等，提升乡村经济活力。

3.5创新机制体制，形成现代化产业体系

围绕蚕桑产业，以农民增收为出发点，搭好蚕桑“主舞台”，加快蚕桑产业“六化”（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优质化、高效化、品牌化）发展；以乡村多元利益分配为出发点，奏好特色农产“合奏曲”，推进桑果、桑菌、桑鸡、桑菜产业转型升级；打造现代化农业新场景，按照“育龙头、强链主、补链条、搭平台、保要素、建集群”的思路，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融通供应链，加快构建企业集聚、项目集合、产业集群、要素集约、创新集成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4..结论与展望

石泉县依托“鎏金铜蚕”文化及当地自然资源优势，将蚕桑产业与文旅产业进行有效的融合发展，已累计培育小蚕共育示范点24个、现代化养蚕工厂20个，引进和培育蚕桑关联企业22家，串联起织造、文创等终端环节，构建起覆盖育种、养殖、缫丝加工、文旅融合的全产业链，打造了县域蚕桑产业新业态，形成具有典型地域特色的农文旅融合发展示范样板，努力实现“一片桑叶富裕一方百姓、一枚金蚕助推县域振兴”，为乡村振兴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未来，石泉县应坚持“文化铸魂、桑旅融合”的思路，借省级现代农业园区建设之力，继续深挖鎏金铜蚕文化内涵，高质量推进金蚕小镇重点项目，将蚕桑文化的宝贵资源融入蚕桑产业各环节全过程，融入全域旅游、城乡建设、乡村振兴，延伸蚕桑在工业、商贸服务业产业中的链条，加强产业品牌、文化品牌培育和宣传，扩大“丝路之源·金蚕之乡”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通过文化铸魂、产业支撑，蚕桑特色产业与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实现产业、文化、旅游“三位一体”，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同步”，一产二产三产“融合发展”，实现从“种桑养蚕”到“种桑养人”的转变，探索出乡村振兴发展的新典范。

探寻供销合作社农产品流通高质量发展“密码”关于山东省临沂市农产品流通工作的调研报告

山东省临沂市供销合作社高立国

在乡村振兴战略推进的大背景下，农产品流通作为连接农业生产与消费市场的关键纽带，其顺畅与否直接关乎农民增收、农业产业升级以及城乡居民的生活品质。近年来，山东省临沂市供销合作社充分发挥流通渠道优势，通过整合资源、创新模式、优化服务，不断提升农产品流通效率，推动农业产业链的优化升级，在保障农产品供给、稳定市场价格、服务城乡居民生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24年，临沂市供销合作社系统累计建成县域综合集配中心6个、乡镇综合服务站67个、村级综合服务社700个，辐射带动经营网点1600多个，数量均居全省第一；组织参加各类农产品展销活动14场次，助销“产自临沂”农产品卖得出、卖得好。

工作成效和亮点

（一）推进各类农产品市场升级改造，为周边居民打造放心“菜篮子”。积极参与公益性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提高连锁超市生鲜农产品经营比重，努力发展超市内部的“农贸市场”。一是立足本地农业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加强与中国供销农产品集团沟通对接，引进莒南现代农产品物流园项目，其中一期占地234亩，总建筑面积8.7万平方米，主要建设集农副产品交易、仓储、加工、配送、冷链物流等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化大型综合商贸服务平台。预计今年下半年建成并投入运营，年可实现农副产品交易量42万吨，交易额50亿元，直接带动就业1700余人。二是针对城市社区农产品“买难、买贵、路远”的实际问题，以“便民、利民、惠民”为根本原则，突出供销合作社的公益性和服务性，建设“辐射半径1公里、服务居民3000户”的社区微农贸项目。微农贸将农民的农产品与城市市民的消费需求高效对接起来，让农民不再为销路发愁，也让市民得以享受低价品质的农产品，已成为“源头供、社区销”的生活服务平台，畅通城乡融合“微循环”。

（二）推进农产品销售网络布局，促进城乡消费升级。

聚焦流通主责主业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坚持“一点多能、一网多用、双向流通、综合服务”理念，升级完善市、县、乡和社区流通服务网络。一是打造县级综合集配中心。依托现有仓储场地和设施，汇集县域分仓、快消品配送、

快递分拣等功能，实行“统仓共配”，打造县域综合、集约、高效配送服务平台。截至目前，全市系统有700余个经营网点均具备日用品、农资和农产品经营服务功能，配套快递收发、代缴费用、金融保险等社会公共服务功能。二是依托系统内流通龙头企业，在居民密集的社区或乡镇中心开设超市，积极开展农产品零售业态，通过与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主体紧密合作，直接销售本地优质农产品，确保产品新鲜、价格合理，助力农民增收。河东区盛业超市在城区直营店设立“供销合作社农产品直供点”，每周定期供应新鲜蔬菜、水果等农产品，同时利用盛业优选小程序，借助电商平台，通过线上配送、直播带货等方式，扩大农产品销售半径。

（三）推进农产品冷链物流网络建设，搭建农产品流通

“高速路”。坚持以项目建设为抓手，逐步完善农产品冷链物流服务体系。一是积极参与布局建设冷链物流设施，提升重要农产品应急保供能力。成立临沂中合冷链物流有限公司，建设3万吨冷库、生猪屠宰车间、保鲜加工车间、综合服务中心，作为市级农产品冷链物流基地。同时，积极对接全国供销冷链公共服务平台项目组，推荐6家冷链物流企业入驻信息平台作为试点，为打造首个地级市供销合作社样板奠定基础。截至目前，全市系统冷库库容达17万吨。二是布局区域性冷链枢纽，提升农产品经营业务水平。在莒南县依托汀水供销合作社，联合临沂信兴食品公司共同成立临沂蓝汇供销供应链公司，建设冷链仓储项目，开展速冻果蔬、预制菜、农产品冷链仓储等业务。2024年累计加工杏、水蜜桃、黄桃、青红椒、糯玉米等农产品1万余吨。其中，开展“初级农产品入股精深加工企业”试点，探索“合作社产品+入股加工+增值分红”模式，依托蓝汇供销供应链公司，与道口镇、板泉镇等有关合作社签订糯玉米种植协议，打造糯玉米基地2000亩，由莒南丰禾农服公司提供多环节托管服务，产品直接入股到蓝汇公司，公司以每斤不低于0.7元的价格收购，且给予合作社每斤不低于2分的红利。

（四）推进农产品产销对接，拓宽农产品流通渠道。一是组织各类产销对接活动。成功举办山东供销年货大集暨沂蒙革命老区农产品展销会，网络终端点赞转发量超3.5万次，临沂供销影响力进一步增强；承办2024年“齐鲁云采直播间—临沂站·沂南行”暨优质特色农副产品展览会，组织系统企业70余款产品参展，促进临沂本地农产品卖得出、卖得好。2024年，共参与“青海省海北州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山东专题推介会”等展销活动14场次。二是帮助本地农产

品入驻各类平台。在齐鲁云采网上商城农副产品馆上架系统50余款特色农产品，因地制宜做好“土特产”文章，擦亮农产品品牌；指导费县供销合作社搭建“数字供销”综合服务平台，上架优质农副产品和日用消费品300余种，日销售额超50万元；同莒南县供销合作社组织18家企业20余种特色农产品入驻华东农产品交易中心平台，推动地方特色产品“走出去”；帮助莒南县、临沭县红薯大户成功与北京市供销合作社社属亿客隆超市对接，首批临沂蜜薯样品已发往北京超市，助力沂蒙小红薯卖进大京城。三是开展消费帮扶活动。积极响应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对口援疆协作号召和山东省援疆、援青行动，充分利用援疆“大仓东移”前置仓、积极建设援青农产品前置仓，在商场超市、经营门店开设新疆果品销售专区、专柜35个，引入大枣、核桃、牛奶等农产品。截至目前，全市系统共有6个县区7家企业与新疆相关单位建立长期直供直销关系，助销新疆各类干果鲜果3.9万吨。

（五）推进农产品流通模式创新，发展流通新业态。一是发展中央厨房。聚焦补齐二产短板，加大自有品牌建设力度，先后成立中央厨房3家。在河东区，建成标准化加工车间，配套恒温库、低温冷藏库，开发速冻面食、杂粮等5大类100多个品种，本地市场铺货率已经达到65%，区域餐饮连锁合作客户已达70%，并成功进入北京、上海、新疆、西藏等地销售，合作的学校、单位食堂等已超过100家。二是开展联采分销。一方面组织系统内企业积极对接全国供销总社日用品采购平台和山东省供销供应链公司，按照“同质价优、同价质优”的原则精选供应商，大力开展联采直采，将规模化采购和深度化合作带来的成本优势转化为产品的价格优势。另一方面积极对接蒙阴蜜桃、烟台苹果、潍坊萝卜等市内外下游果蔬生产基地，建立了“生产基地—供销集配中心—各直营店”的农超直销模式，超市平均售价较其他超市低5%左右。三是尝试直播带货。积极整合系统电商公司，注册“沂蒙供销合作社”抖音直播号，推介农产品。河东区供销合作社成立盛业超市电商公司，先后开设淘宝、抖音、快手等平台账号，与临沂广电、山东广电深度合作，并开发“供销惠家”小程序，带动100多种农特产品线上直销。

存在问题与挑战

临沂市供销合作社在农产品流通工作中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农产品流通渠道建设滞后。目前，全市系统农产品流通还处于比较

原始的简单商品流通状态，虽在订单农业、连锁经营等现代物流模式上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在电子商务、即时零售等现代化流通方式上还处于探索阶段，介入农贸市场和农批市场程度低，业态创新不足。

（二）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薄弱。冷链物流体系建设跟不上，缺乏足够的冷藏库、冷冻库和冷链运输车辆；信息化管理系统不健全，信息服务手段单一，市场信息发布滞后。完善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健全流通体系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目前，单纯靠供销合作社及系统企业承担困难较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市场体系建设进度。

（三）龙头企业带动能力不强。目前，系统有关龙头企业自身实力不足，在整合上下游资源、构建完整产业链方面的能力较弱，与系统外流通龙头、加工企业联合合作不够，未能有效带动农民合作社、生产基地和小农户共同发展。

案例分析

蒙阴县是山东省特色农产品主产区，蜜桃、苹果等果品年产量超50万吨。近年来，蒙阴县供销合作社以服务乡村振兴为核心，聚焦流通堵点，构建“三级流通网络+社会化服务+技术赋能”的全链条体系，2024年带动农产品流通规模突破1000万斤。

（一）织密三级流通网络，畅通城乡循环。构建“县级集配中心（1处）+镇级枢纽站（12处）+村级服务社（120处）”三级农资网络，铺设蜜桃综合交易市场和线上线下销售点19处，今年6月至8月，累计助力蜜桃销售1100万斤；销售26个蜜桃品种，销售周期为20天以上。同时整合闲置土地建设2处区域性蜜桃交易市场，实现县域农产品2小时内直达乡镇、4小时覆盖村级网点。

（二）创新产销对接机制，提升溢价能力。一是实施“南接北融”战略，推动中国供销惠农服务有限公司与山东金葵农业公司进行合作，通过中国供销惠农服务有限公司合作档口直接面向市场销售，与上海西郊国际等大型市场签订直供协议，2024年蜜桃直供量达1000余吨，收购价较传统渠道每斤高0.5元。二是常路供销合作社开设“夏日蜜”线上网店，与淘宝、拼多多、抖音等知名电商平台建立合作关系，旺季月销售量在1000斤以上。

（三）深化社会化服务，夯实产业根基。推广“全程技术指导+关键环节托管”的果园托管模式，2024年托管果园面积达3.2万亩，社会化服务覆盖30万亩次。优化农资供应结构，加大市场绿色农资销售力度，扩大有机肥、水溶肥、缓释肥等新型增效肥料和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的采购供应，为蜜桃产业发展提

供基础保障，提高蜜桃品质。

（四）科技成果转化，助力果品精深加工。以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济南果品研究所为技术支撑、山东德养堂健康产业有限公司为基地，构建“头部企业+研发平台”成果转化模式。围绕蜜桃产业，建设集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于一体的功能保健食品基地，拓展果品流通渠道，增强果品贮藏能力与精深加工技术发展。

发展建议与对策

（一）完善农产品市场网络。培育壮大农产品流通龙头企业，发展农贸市场、生鲜超市等农产品销售终端，丰富农产品流通业态，加快构建布局合理、高效顺畅的农产品市场网络，不断提升农产品产销对接效率，降低经营成本，助力解决农产品卖难问题。拓宽产销对接渠道，积极搭建线上线下产销对接平台，大力宣传推介莒南特色农产品，引导社有企业、农民合作社拓展外销渠道，助力农产品出村进城。

（二）加强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系统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因地制宜推进供销合作社系统农产品冷链物流体系项目建设，争取财政资金、专项债等支持，在农产品主产区、重要集散地区，建设改造农产品冷链物流基础设施，提升农产品流通现代化水平。推进农产品市场信息化改造，建立健全质量检验检测、电子交易结算、冷链物流配送、价格和交易信息发布、市场预测预警等服务功能。

（三）培育壮大农产品流通市场主体。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农产品流通企业，支持企业将经营链条延伸到上游农业生产环节和下游仓储、运输、加工、配送环节，构建完整的产业链，提升农产品流通的专业化、规模化水平。帮助协调金融机构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建设标准化生产基地、兴办仓储设施和加工企业，强化联合合作，进一步提升农产品流通水平。

（四）切实加大资金政策扶持力度。拓宽农村流通融资渠道，加强政银企对接，进一步加大对农村流通设施建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村流通企业等的信贷支持力度。加大对农村流通体系建设的财政支持力度，设立流通服务网络建设专项资金，进一步发挥供销合作社骨干带动作用，加快农村现代流通服务网络体系建设。

土地流转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驻马店市乡村振兴服务中心黄妍

当前，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推动土地流转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驻马店市作为农业大市，推动土地规范有序流转，优化土地要素配置，对全市乃至全省粮食安全意义重大。基于此，相关工作人员通过对驻马店市土地流转现状进行调查，深刻剖析了土地流转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推动土地流转的对策。

一、驻马店市土地流转现状

截至20223年底，全市现有家庭承包经营耕地88.18万hm，家庭承包经营农户2187.99万户。家庭承包耕地流转总面积23.15万hm，流转出承包耕地的农户44.17万户，分别占家庭承包经营耕地、承包农户的26.225%、23.50%。其中，流转入农户的面2积9.06万hm，流转入家庭农场的面积24.38万hm，流转入农民合作社的面积8.54万hm，流转入企业的面积1.17万hm，分别占流转总面积的39.14%、18.92%、36.89%、5.05%。流转用于种植粮食作物的面积19.13万hm，占流转总面积的82.63%。耕地流转合同签订38.21万份，涉及面积17.31万hm。

二、驻马店市土地流转呈现的特点

（一）土地流转去向总体稳定，以农户和农民合作社为主

承包地基本流向农户、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和农业企业等经营主体，其中以农户和农民合作社为主。据统计，2020年、2021年、2022年、2023年流转入农户的面积占流转总面积的比例分别为42.23%、40.14%、38.80%和39.14%；流转入农民合作社的面积占流转总面积的比例分别为34.53%、36.50%、36.31%和36.89%；流转入家庭农场的面积占流转总面积的比例分别为19.96%、18.35%、19.73%和18.92%；流转入企业的面积占流转总面积的比例分别为3.28%、5.01%、

5.16%和5.05%。

（二）土地流转走向呈现规模化

随着城镇化进程持续推进，农民增收渠道不断拓宽，不再单纯依靠经营承包地获取收入。据统计，“十三五”时期，驻马店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逐年增长。其中，经营净收入占比呈逐年下降趋势，转移净收入占比呈逐年上升趋势；工资净收入年均增速明显高于经营净收入。同时，驻马店市完成了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为农户流转承包地吃了“定心丸”。在此背景下，

全市土地流转面积日趋规模化。2020年、2021年、2022年、2023年全市经营耕地在3.34hm以上的农户分别有2.89万、3.24万、3.29万和3.32万户，规模农业经营主体呈逐年增长态势，也反映了土地规模经营渐成趋势。

（三）土地流转的组织化程度日趋增强

近年，随着农村集体经济的持续发展，村级组织在组织农户流转土地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全市土地流转的组织化程度日趋增强。平舆县老王岗乡孙坡村积极动员群众，在遵循依法、自愿、有偿原则耕的前提下，将村庄104hm地（占全村耕地的36%）统一流转给河南水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上蔡县耕夫种植专业合作社针对距离较远的农户，以村（组）集体为桥梁，统一流转农户土地。汝南县金铺镇金铺社区采取“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农户联组生产

+大户承包”模式，与村民签订土地流转协议后，以组为单位，委托有意愿的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自主经营土地。

（四）土地流转程序日益规范

土地流转合同对保障流转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农村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以往，由于农民法律意识淡薄，土地流转仅限于口头约定，依托相互之间的信任来保障自身权益。然而，一旦产生矛盾纠纷，双方的权益便难以得到有效保障。近年，随着农村治理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以及政府部门持续加强指导和服务，签订土地流转合同日益成为保障双方权益的重要选择。2020年、2021年、2022年、2023年签订合同的耕地流转面积分别为16.85万、16.77万、17.09万和17.31万hm分别占流转总面积的67.00%、72.75%、72.95%和74.77%。通过签订土地流转合同，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以书面形式明确下来，流转程序日益规范。

（五）土地流转管理日趋严格

近年，农村土地流转乱象时有发生。为规范土地流转，维护农民合法权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土地流转管理日趋严格。驻马店市印发了《关于加强对工商资本租赁农地监管和风险防范的实施办法》（驻农〔2016〕154号）、《驻马店市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实施方案》（驻政办〔2021〕

22号）、《关于进一步规范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工作的通知》（驻农〔2023〕

64号）等文件，确保土地流转规范化和有序化。此外，全市开展了基本农田流转情况摸排、流转耕地“非农化”“非粮化”专项整治、土地流转租金支付情况排查整改、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流转农村土地不规范行为排查及风险隐患化解、土地流转不规范问题整改等工作，加强了土地流转管理。

三、驻马店市土地流转存在的问题

（一）土地流转行为有待规范

调查发现，土地流转管理机构在实际工作中存在一定缺位，导致土地流转存在规范性不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流转随意性较强。乡镇在土地流转的规划、宣传、引导和规范管理等方面缺少有效措施，农村土地流转呈现随意性、民间性、季节性特点。二是不愿签订流转合同。部分农户出于对实际经营者的不信任，一旦出现受让主体因经营不善等情况不能及时支付租金甚至长期拖欠时，农户便可能随时收回承包地，进而不愿签订流转合同。三是流转合同不规范。个别农户之间仅达成口头承诺，未签订规范的土地流转合同；有的流转主体自行拟定合同条款，内容过于简单，存在条款不清、权责不明的问题；有的土地明明是出租，合同却写成承包或转让；有的流转合同期限超过二轮承包期。

（二）土地流转效益有待提升

土地流转带来的效益不够明显，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点：一是集中连片流转较难实现。当前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模式及耕地质量等级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流入方的调地难度，导致集中连片流转较难实现。二是土地流转价格较高。一方面，粮价上涨使得农户重新调整土地流转价格；另一方面，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在带动乡村产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的同时也提高了土地流转价格。三是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水平较低。驻马店市农业社会化服务还处于发展初期，服务覆盖范围、服务标准等未能充分满足土地规模流转的实际需要。从调研情况看，社会化服务组织优先服务小农户，其服务质量有待提升。

（三）土地流转服务体系有待健全

从土地流转调研情况来看，驻马店市缺少自上而下统一规范的土地流转服务体系。县一级未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土地流转工作多由县农经机构承担；乡镇未批准成立规范的土地流转服务中心，且缺乏农经机构和专职人员，导致无人专门负责土地流转工作；村级人员缺乏，难以有效承担土地流转信息的收集、登记备案、上报等工作，无法充分为双方提供流转服务。土地流转服务体系不够健全，土地流转信息交流、政策咨询、价格评估机制不够完善，容易造成土地流转信息不畅、政策理解存在偏差、流转价格缺乏科学依据等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流转的速度和规范操作。

（四）相关配套政策支持乏力

农业是弱质性产业，生产周期长、回报见效慢，需要有足够的资金作为支撑。然而，由于土地流转的市场化程度较低，驻马店市未开展土地经营权融资担保活动，导致规模经营主体融资渠道少，制约了土地的规模化流转。目前，虽然国家加大了对规模经营主体的项目支持力度，每年划拨中央财政资金支持其发展，但由于诸多原因，项目未能按期落地实施，导致规模经营主体无法真正获得支持。此外，一些县（区）为了推进本区域土地流转，对流转后规模种植效益显著的主体给予一定的奖补，但由于县（区）财政资金有限，资金额度远不能满足规模经营主体的发展需要，政策驱动作用不明显。

四、推动驻马店市土地流转的对策

（一）健全管理机制，规范流转

乡镇要深刻认识到土地流转对提高种粮农民积极性、增加粮食生产的重要意义，加强对本区域内土地流转及流转合同的管理，防止流转双方权益受损，影响双方流转积极性。一是指导土地流转双方签订统一规范的书面流转合同，建立土地流转台账，健全流转合同登记备案制度、档案交接制度、借阅保管制度等，确保土地流转合同的规范性、流转档案的完整性与安全性。二是加强对土地流转的全过程监管，依法打击违背承包户真实意愿、损害农民土地权益、破坏农业生产环境的土地流转行为，并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责任。

（二）加大宣传力度，引导流转

动员和引导广大农户积极参与，是开展农村土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工作的难点，也是关键。各有关部门要积极宣传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成果，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权，消除农民的顾虑。大力宣传土地流转的典型做法，让农民看到土地流转带来的规模效益，并使土地流转后的经营主体“反哺”农民再就业，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让农户积极主动参与土地流转。鼓励和引导土地经营权向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规模经营户等规模经营主体流转，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鼓励主体间、主体与农户间加强联合与合作，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三）完善服务体系，服务流转

结合实际，建立健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逐步构建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体系、工作体系、政策支持体系和管理制度体系。完善乡镇流转服务中心工作机制，健全机构，充实人员，明确责任，为流转双方提供服务。村级要加

强土地流转服务，及时收集并向乡镇报送土地流转供求信息，协助流转双方签订规范的土地流转合同，同时要加强流转土地的日常监管。发展土地流转中介服务组织，以中介服务促进土地流转。积极培育社会化服务组织，开展示范创建，加大培训力度，加强指导服务，为流转主体提供高效服务。

（四）强化政策扶持，激励流转

农业是效益相对较低的产业，尤其是从事粮食生产。因此，推动土地流转，发展粮食规模生产，保障粮食安全，政策导向是关键。市、县两级政府要出台财政、金融、信贷、保险、用水用电等配套政策，激励有关主体参与流转。各级财政部门要安排专项资金，采取贷款贴息、先建后补等措施，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涉农项目的实施要紧密结合农业基础设施，向规模经营主体倾斜，并加大对涉农项目的督导检查力度，确保项目落地。进一步推进“政银担”合作，为各类规模经营主体提供融资担保，引导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

“三联党建工作法”推进高校博物馆文化育人的实践探索以徐州医科大学赤脚医生博物馆党支部为例

徐州医科大学档案馆焦勇

博物馆承载着历史文化，蕴含着丰富的育人资源。2024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把博物馆事业搞好。博物馆建设要更完善、更成体系，同时发挥好博物馆的教育功能。”[1]教育部办公厅在

《关于加强高校博物馆管理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指出：“高校博物馆作为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加强高校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应该站在文化自信和民族自信的高度，从而加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2]如何落实博物馆的教育功能，开拓文化育人资源，形成高校文化育人的长效机制，成为高校博物馆必须解决的课题。徐州医科大学赤脚医生博物馆以文化育人、服务社会为使命担当，在实践中创建了“三联党建工作法”，开拓了高校博物馆文化育人新格局，促进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发展。

一、高校博物馆文化育人作用发挥现状

博物馆具有收藏、研究、教育、展示四大核心职能，高校博物馆在这四大基本职能之外，还拥有文化传承、服务育人等功能。高校博物馆的育人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厚植文化自信，强化价值引领。高校博物馆以馆藏文物、史料为载体，生动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校园文化，使学生在文化浸润中增强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树立正确的历史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二是衔接课堂教学，深化知识理解。高校博物馆为专业课程提供实物教学资料，将课本中的抽象概念转化为实物展品。这种“实物+理论”的沉浸式教学模式，超越了课堂说教，激发了学生的探究欲，实现了从“被动学习”到“主动发现”的转变，强化了学生的专业认知与学术兴趣。三是塑造健全人格，促进全面发展。博物馆的公共文化属性为学生提供了多元成长空间，这种“润物细无声”的育人方式，与思政教育、素质教育形成合力，助力学生实现知识、能力与思想品格的协同发展。

目前，高校博物馆的文化育人作用还没有得到有效发挥。一是博物馆文化育人方式单一。高校博物馆的展陈多是传统静态陈列形式，较少运用动态陈列，育人形式以讲解为主，叙事结构单一，导致用户黏性不足。二是博物馆文化育人缺乏针对性。教育活动未能充分考虑不同受众群体（如中小学生、大学生、

社会公众等）的需求差异，缺乏有针对性的教育内容和形式。例如，对于不同年龄段和知识背景的观众，未能提供差异化的讲解和互动活动。三是博物馆文化育人缺乏有效着力点。博物馆协同育人机制和框架尚未建立，协同育人的覆盖面不够，没有与社会、学校形成合力。四是博物馆的教育功能缺乏系统性规划。博物馆的教育活动多以讲解、文化讲座等单次体验活动为主，未能制定系统的教育规划，教育活动缺乏连续性和系统性，博物馆的文化育人机制不够完善。

二、“三联党建工作法”的内涵和路径

（一）“三联党建工作法”的内涵

“三联党建工作法”是指高校博物馆党支部充分利用馆藏资源，面向学校、行业和社会联合开展“政治联学、业务联建、工作联创”，汇聚各方力量，推动党建工作和业务工作融合开展。“三联党建工作法”的核心是将党建工作与博物馆的中心工作紧密结合，实现党建与业务同频共振、同向发力，使文化育人工作从形式到内容上得到深化、从深度到广度上得到拓展，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最终实现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的“双丰收”，为博物馆育人功能的提升提供强大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指出：“只有围绕中心、建设队伍、服务群众，推动党建和业务深度融合，机关党建工作才能找准定位。”

三联党建工作法”能够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密切联系群众优势，调动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实现党员干部党性修养与业务能力的双提升，进一步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为文化育人工作提供强大的政治和组织保障。“三联党建工作法”不仅是提高党建工作质量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业务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更是博物馆育人功能的着力点。

（二）“三联党建工作法”的实施路径

“三联党建工作法”始终坚持党建与业务发展的紧密联动，把支部建设贯穿博物馆建设、管理、使用全过程，贯穿博物馆文化育人全过程。

“三联党建工作法”以博物馆为中心，在充分挖掘博物馆资源的基础上，通过与学校、行业、相关社会团体开展合作共建，汇聚发展资源、育人资源，构建育人平台，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开展文化育人工作。首先，通过政治联

学，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公民道德和社会责任感，推动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凝聚社会共识、发展共识。其次，在政治联学的基础上，与团体单位开展业务联建，拓展博物馆育人资源，构建全方位的教育平台，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社会科学普及教育基地、医德医风教育基地等。同时，博物馆充分发挥各方资源优势，建成高水平的理论研究平台，为学者提供研究交流机会。最后，在联学、联建的基础上，进行工作联创，对联学联建运行机制进行深入提炼总结，形成一套行之有效、可复制可推广的高校博物馆文化育人工作机制。“三联党建工作法”不仅拓展了博物馆的育人功能，而且充分彰显了党支部工作的特色优势。

三、“三联党建工作法”的实践运用

（一）赤脚医生博物馆党支部简介

赤脚医生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发展中国家群体解决卫生保障的唯一范例”和“最成功的卫生革命”。为了守护赤脚医生的发展历史，挖掘赤脚医生的历史贡献，弘扬赤脚医生精神，徐州医科大学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赤脚医生博物馆。赤脚医生博物馆以赤脚医生发展史为轴，从赤脚医生、合作医疗、中国农村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三个层面展陈了新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变迁。以文物为笔，以史料为墨，讲述了新中国农村基层医疗卫生事业的成功革命，彰显了赤脚医生精神，体现了党和国家在基层卫生领域的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目前，博物馆共有医德医风教育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10个基地，年接待量达到2万人，是一个集教育、服务、科研、交流、收藏于一体的综合功能博物馆。

赤脚医生博物馆党支部致力于传播中国卫生健康文化理念，积极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卫生健康文化思想体系。近年来，通过“三联党建工作法”，开展了中国赤脚医生口述历史工作、名医大家访谈工作，举办了卫生健康职业精神论坛、基层卫生健康论坛等，构筑卫生文化交流平台，大力弘扬新中国卫生健康职业精神，讲好健康中国故事，开展文化育人工作，筑牢卫生健康行业精神内核，实现了高校博物馆文化育人的理论和实践引领。赤脚医生博物馆党支部荣获江苏省委教育工委党建创新二等奖、江苏省委教育工委样板党支部称号。

（二）赤脚医生博物馆“三联党建工作法”的实践运用

第一，政治联学，开拓文化育人新体系。徐州医科大学赤脚医生博物馆通过纵横联系的联学路径，汇聚多方育人主体，拓展多维载体，调动各方资源，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开展思政课堂、情景教育、实践教育等工作，形成文化育

人的新机构、活教材、新途径、新标杆。首先，联学组织—文化育人“新机构”。为深入推动文化育人工作，成立赤脚医生博物馆文化育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赤脚医生博物馆，具体包括课程开发组（教务处、马克思主义学院）、实践育人组（学工部、团委）、党建创新组（党办、组织部）、宣传推广组（宣传部）、理论研究组（社科处、赤脚医生博物馆）等工作组，做到全方位参与、多部门协同、全过程实施。其次，思政课程—文化育人“活教材”。赤脚医生博物馆党支部与教务处、宣传部、马克思主义学院联学，研讨“赤脚医生发展史”“赤脚医生精神与思想政治课程”。把赤脚医生发展史纳入社会发展史、新中国发展史的讲授中，把“扎根基层、甘愿奉献”的赤脚医生精神纳入医学生职业道德讲授中，开发实景课堂，开展情境教学等鲜活生动的教育教学活动。赤脚医生博物馆党支部与二级学院合作，构建必修课与选修课相结合、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相结合、课内与课外相结合的课程体系。学校20多个党支部、教研室与赤脚医生博物馆联学，让赤脚医生精神走进课堂、走进课程，提升教师课程思政能力，打造文化育人“活教材”。再次，社会实践——文化育人“新途径”。赤脚医生博物馆党支部通过与学工处、人事处开展联学，组织新生入学和新教职工入职时参观赤脚医生博物馆，进行实地入学入职教育，培养师生爱国爱校情怀，弘扬“扎根大地、甘愿奉献”的职业道德。与团委联学，成立新中国医学精神宣讲团，举办赤脚医生精神学习会，把育人工作融入第二课堂。与管理学院联学，开展暑期社会实践，历时两年，途经9个省、70个县进行赤脚医生田野调研工作，成果荣获第十九届江苏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暨“挑战杯”全国竞赛江苏省选拔赛决赛一等奖。最后，党建教育—文化育人“新标杆”。通过与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和中国医学影像技术研究会联合党支部、江苏省医学会党总支开展联学活动，邀请原国家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兰娟、江苏省医学会党总支书记胡寅等名家名师，为全校师生上专题党课，发挥榜样引领作用，激发党员成长动力。与江苏省委教育工委联学，面向民主党派、统战团体和党外知识分子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凝心聚力，双岗建功，形成特色鲜明的统战教育品牌。

第二，业务联建，拓展文化育人新载体。首先，全方位的文化育人基地。赤脚医生博物馆党支部积极与政府、行业部门开展联建工作，分别与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江苏省委教育工委、徐州市委宣传部联建，设立“江苏省医德医风教育基地”“江苏省高校统一战线同心教育实践基地”“徐州市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等，其中“江苏省医德医风教育基地”是全国首家省级医德医风教育基地，成为医德医风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新课堂”，拓展了党建工作的新载体。目前，已建成集党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医德医风教育、统战教育、医学史教育、社会科学普及、青少年研学等“七位一体”的全方位思想政治教育和文化育人平台。

其次，高水平的文化育人研究平台。赤脚医生博物馆党支部充分发挥博物馆的研究功能，通过举办高水平学术论坛，构建文化育人的研究平台。与中国农村卫生协会党支部联合举办赤脚医生精神研究研讨会；与中国医师协会联合举办第五届中国医学人文大会赤脚医生精神分论坛和第六届中国医学人文大会医学职业精神分论坛。通过这些学术会议，构建了高水平的文化育人研究平台，实现博物馆文化育人的内容、方法、路径的理论引领，在业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最后，开放性的文化资源服务平台。赤脚医生博物馆党支部通过与学校生命科学馆、口腔医学院、基础医学院、临床医学实验室等共建，汇聚医学科普资源，建成“医学科学与人文体验社会服务平台”，面向社会开展公益性社会实践服务和体验式教育活动。目前，已接纳近20000名校外大中专学生、中小学生进校参观。

第三，工作联创，创建文化育人新机制。首先，文化育人生成机制。赤脚医生博物馆党支部通过工作联创，不断拓展自身职能，从收藏、展示延伸到教育、服务、交流、研究等，使博物馆从被动转为主动，增强了文化育人的能力。不断拓展文化育人资源，从思想政治到医学人文，从党员教育到社科研学，从医德医风到师德师风，从爱国主义教育到统战教育。发展至今，赤脚医生博物馆不仅仅是一座博物馆，更是一个文化育人大课堂、学术交流大平台、文化体验大场所，形成了博物馆文化育人新的生成机制。其次，文化育人运行机制。赤脚医生博物馆党支部打破高校博物馆教辅定位，慢慢从思想政治教育和文化育人的后台走向前台，在实践中建立了思想政治教育和文化育人工作的纵横联动运行机制。横向与宣传部、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务处、学工部、团委合作，形成全过程协同机制；纵向与各二级学院合作，通过课程思政、党员教育、入职入学教育等，形成文化育人实践机制。最后，文化育人传播机制。赤脚医生博物馆党支部没有仅停留在文化育人的载体层面，而是积极通过工作联创，深入推动育人传播工作。一是面向学校、行业和社会开展医学人文教育活动，弘扬卫生健康职业精神，引领医德医风发展。二是讲好健康中国故事，以赤脚医

生第一人王桂珍感人事迹为原型编写剧本，排演话剧《常念王桂珍》。三是加强媒体传播。协助中央电视台《国家记忆》栏目、《人民的珍藏》栏目，拍摄赤脚医生博物馆，制作赤脚医生主题纪录片。四是开展“中国赤脚医生口述史”工作。采访全国12个省、120多位赤脚医生，真实还原赤脚医生的发展历史和价值贡献。

物质精神协调发展社区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基于呼和浩特市三顺店社区的田野调查

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陈彦余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精准把握其核心意涵是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的重要前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结构上包含两个维度：一是个体对自身“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身份的认知与接纳，二是群体层面形成的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普遍认同与集体意识。“铸牢”不仅意味着通过外部引导强化认同建构，也强调个体在多元因素作用下主动内化共同体意识的心理机制。本质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人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实体基础上，于精神层面生成的认同感、归属感、责任感与信念体系，是一种深层次的社会—心理建构。而意识的生产与再生产始终依赖物质实践，因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统筹物质建设与精神培育的协调发展：既要通过夯实共同发展的物质基础，提升各族民众在共同发展中的生活品质与民族自豪感；也要着力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凝聚价值共识、深化民族团结。

在现代社会进程中，社区已成为各族群众生存发展的重要场域，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实践载体。中共中央国务院指出，“要推进建立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积极营造各民族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1］“要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向纵深拓展，把重心下沉到社区、乡村、学校、企业、连队等基层单位”。［1］这一表述凸显了社区在深化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关键地位。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与强化，始终离不开教育活动的深度参与。社区教育正是凭借其扎根基层的区域属性、覆盖各族群众的普惠性、融合生活服务与文化浸润的实践性等鲜明特征，通过系统性服务供给改善民生条件，借助文化浸润和价值引导激活各族群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认同，成为协同推进“物质—精神”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载体。

一、文献回顾与理论基础

（一）文献回顾

社区教育“是指在社区这一特定的区域内，通过开发、利用各种社区的资源，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的对社区全体成员的身心发展施加积极影响，旨在提高全体社区成员的素质和生活质量，促进社区成员的终身发展，并促进社区

自身可持续发展的一种社区性的教育综合活动”，［2］具有社区性、灵活性、“三全”性、目的性、时空性和特色性，［3］兼具经济功能、政治功能、文化功能、综合性功能和整合性功能。［4］当前，学界对社区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展开有益探讨。既有研究认为，社区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本质上是一套完整的教育体系，表现为“主体资源的多维协作性、教育对象的全民覆盖性、内容结构形态的多层次性、方式方法的显隐相融性和开展过程的动态持续性”。［5］社区教育在构建“共通语言、交往空间、民族情感、物质基础”等维度具有独特价值，［6］其内在运行逻辑依托“社区教育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功能，分别从精神认同、物质支撑、民生福祉、制度运行和“绿色”根基五个方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7］在实践层面，需“通过优化社会规则、构筑内外交融互嵌教育生境，挖掘主体需求、调动交换意愿、激发教育动机，提供互惠资源、构建教育治理共同体等路径”强化铸牢实效。［8］总体来看，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社区教育的内涵、特性与功能进行了清晰界定；二是对社区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体系结构、价值功能、运行逻辑与实践路径进行了系统分析，既揭示了其在资源整合、全民覆盖与文化浸润方面的优势，也为理解其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系提供了多重视角。这些研究依托理论建构与逻辑演绎范式，充分肯定了社区教育在物质与精神层面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作用，为本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然而，既有研究仍存在进一步深化的空间。

首先，多数研究虽论及“物质—精神”两个维度，但未能将其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缺乏对二者内在关联与协同机制的深入阐释。现有讨论往往将二者并列处理，未能系统揭示物质条件改善如何为精神认同提供基础、精神共识又如何反向促进物质实践的内在机理，从而难以凸显社区教育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中的系统功能与独特价值。其次，现有成果多聚焦宏观理论构建，对社区教育实践中“物质—精神”协同作用的微观机制缺乏实证观察与过程性分析，尤其缺少以典型社区为案例，深入剖析其教育实践中物质供给与精神培育如何具体嵌合、联动增效的细致研究，导致理论构想向实践操作转换存在衔接缝隙。

基于上述研究缺口，本研究以“物质—精神”协调发展为分析框架，选取呼和浩特市三顺店社区为案例，重点探究以下问题：在社区教育实践中，“物

质—精神”协调发展的具体形态是什么？通过深入剖析其运作机理与实践经验，尝试构建“物质—精神”协同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以期为相关理论发展与基层实践提供参考。

（二）理论基础

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成果，深刻揭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本体—意识—建设”的内在关系，［9］为理解社区教育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核心作用提供了理论基础。该理论首先立足于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本体事实的认知：中华民族共同体是生活在中华大地上众多民族在中华文明的长期浸润下，经持续交往交流交融，围绕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最终形成多元一体、命运与共的有机整体，这一客观本体构成社区教育实践的主体依托。其次，该理论的核心在于阐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层意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基于“四个与共”的高度自觉所进行的观念建构与认同强化。社区教育作为关键的实践载体，可系统传播正确历史观、助力克服认同挑战，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抽象理论转化为社区居民的日常认知与情感认同。最后，该理论指向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实践维度。社区教育本身即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功能在于通过促进各民族在基层社区场域的深度交往交流交融，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核心任务，推动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营造良好舆论氛围与社会环境。因此，社区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本质上是将该理论所揭示的本体认知、意识培育和实践推进三维内涵在社区生活中具体化、常态化的过程，体现了理论指导实践、实践深化理论的辩证关系。

二、田野考察：“物质—精神”协调发展的三顺店社区教育样本

呼和浩特市三顺店社区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老城区，辖区面积025平方公里，居民共2467户、4660人。①2024年4月至2025年3月，研究团队多次赴该社区开展实地调研，通过参与式观察深入便民服务中心、民族团结文化活动等核心场域，对社区工作者及汉、蒙古、回、满等是10个民族的居民代表进行深度访谈，同时获取社区工作台账、政策文件等资料20余份。该社区是典型的多民族互嵌式社区，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38％，①为考察社区教育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作用提供了适宜的微观场域。不仅如此，三顺店社区在以社区教育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中取得显著成效，具有突出的示范意义。近年来，该社区先后获评“全国和谐社区示范社区”“自治

区先进文化社区”“自治区级示范讲堂”等荣誉，其实践经验可复制、可推广。三顺店社区作为“全国和谐社区示范社区”，以教育为载体，既通过均等化公共服务满足各族居民的物质生活需要，又借文化交融增强各族居民的精神认同，最终形成了以“物质—精神”协调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路径，因而具备重要的样本研究价值。

（一）物质筑基：以需求导向夯实共同体认同根基

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0］满足各族居民的基本生存与发展需求，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前提条件。调研发现，三顺店社区深刻把握物质与精神建设的辩证关系，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要求有机融入社区教育实践。该社区聚焦于就业发展、健康生活与家园建设等核心领域，通过提供普惠性的公共服务，使各族居民在共享发展成果、共担社区责任、共建美好家园的日常实践中不断凝聚共识、增进认同。

在促进就业与社会融入方面，三顺店社区针对下岗失业人员、大学毕业生及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等群体，依托由社会组织孵化的就业帮扶基地，构建分层分类的教育培训体系，将职业技能培训拓展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实践场域。例如，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开设催乳师、月嫂和家政培训课程，在促进就业的同时传递中华民族共同体关怀理念；面向大学毕业生和下岗人员开设烘焙、插花与计算机编程等课程，在技能教学中深化“共居共学、共建共享”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知体验；针对唐氏综合征儿童等特殊群体，开展“阳光工厂”项目，通过结构化生活技能训练，将“平等发展权利”落实为“一个也不能少”的社区共识。②这些课程超越单纯技能培训，成为各族居民平等共享学习机会、发展机会的现实载体，也成为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身份认同的重要纽带。

在深化健康服务与情感联结方面，三顺店社区突破传统“单向输送”模式，将社区教育全面融入健康服务实践。社区联合社康中心开展集疾病预防、养生知识普及与普惠服务于一体的健康讲座，累计吸引3000余人次参与。③具体实践包括：为60岁以上各族老人建立健康档案，提供健康监测与养生培训，增强“老有所依”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温暖；为各族妇女提供免费“两癌筛查”及保健知识指导，在互动交流中增进民族间的信任与理解；同时，面向全体各族居民开展安全用药讲解、专项疾病随访与自我护理培训。这些活动不仅守护各族

居民的健康权益，更在“共学、共话、共参与”的实践中，引导居民深度体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温暖底色与价值内核，进而强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归属感。

在推动环境共建与社区共治方面，三顺店社区着力引导各族居民共同参与环境改造与社区治理，在共建共治中凝聚“社区家园主人翁”意识，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夯实实践基础。该社区跳出社区治理中“重改造轻参与”的传统思路，将教育赋能贯穿实践始终，具体举措体现在三方面：例如，在老旧小区改造中，将管网更新、安防监控等工程与议事协商机制相结合，使“硬件改造”成为培育“共商共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契机；依托“温暖工程”建立“社区—企业”双管家机制，带领各族居民学习供暖系统维护与报修流程，在解决日常供暖问题中培养“共事共管”的协作能力；①在社区垃圾分类与环境整治推进中，组织各族居民结成环保搭档，通过手把手示范与宣讲、共同维护实践，强化“共护绿色家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责任意识。②这些实践过程不仅改善了社区居住环境，更在“共商议事、共学技能、共担责任”的互动中，深化各族居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

此外，三顺店社区积极打造公益平台、举办特色公益活动，将其作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实践途径。例如，通过“蜂巢”公益平台动员各族居民参与志愿服务，在为孤寡老人提供清洁服务的同时，同步传授针对老人的安全防护方法，将单一帮扶转化为互助精神的传递；依托“爱心义工之家”为各族一线工作者开展“冬送暖心开水、夏赠清凉凉茶”的常态化服务，以持续关怀强化“守望相助”的中华民族团结纽带；针对各族残疾人家庭开展“给我一个拥抱”关爱活动，在普及残疾人辅具知识、推进社区无障碍环境建设中构建包容氛围，弥合民族间心理距离。③这些公益平台与活动共同构建了各族居民交往交流交融、守望相助、情感相依的精神家园，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直接、最温暖的实践教育路径。

（二）精神浸润：以文化引领凝聚共同体价值共识

精神文化建设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灵魂。三顺店社区将社区教育深度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传播、文化浸润与家风培育全过程，通过“共学文化、共悟精神内涵、共传家风”等活动，构建多维度、沉浸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体系，旨在深化各族居民文化认同、促进民族情感交融、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在深化理论武装与政策传播方面，三顺店社区以“共学共悟”为核心，将思想引领转化为凝聚共识的理论传播载体。一方面，该社区依托妇联组织系统开展“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团结就是力量”等民族团结进步主题课程，深入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核心内涵；组织各族居民参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展览，以体验式学习呈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脉络，将静态历史文化素材转化为生动的共同体认知体验，强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知根基。另一方面，该社区发挥网格党支部基层组织优势，创新打造“板凳课堂”教育模式，将医保、养老等惠民政策转化为通俗易懂的短视频和“暖民手册明白账单”，④使居民在切实享受政策红利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深化其政治认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

在强化文化浸润与情感共鸣方面，三顺店社区构建起文化浸润与情感共鸣的多维实践路径。一是借助艺术资源强化文化认同，高频举办“我和祖国共奋进”主题广场展演，⑤将对伟大祖国的热爱创造性转化为歌曲、朗诵等具象化艺术形式，深化各族居民对国家与民族的认同。二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依托深化文化共鸣，面向社区未成年人开展扎染、漆扇、陶塑等非遗实践课程，引导其亲手制作工艺品，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理念；面向社区全体居民举办“万家团圆中国节”等节庆活动，例如冬至组织各族居民共同包制、煮制饺子，并分享给高龄老人，传递“中华民族一家亲”的价值内涵。三是整合社区在地文化资源深化情感联结，组建社区乌兰牧骑队伍，创排《首府城市创先锋》快板、《新思路新理念》音乐诗剧等融合方言俚语与社区各族共居生活叙事的艺术作品，深入街巷为行动不便老人表演，①使在地文化成为凝聚各族居民情感的重要纽带。

在家风涵育与榜样引领维度，三顺店社区将家风建设转化为各族居民守望相助的伦理实践。社区构建“魅力五线谱”家风课程体系（即“爱祖国、爱工作、爱他人、爱家庭、爱自己”），组建社区巾帼志愿者队伍，以“家庭幸福梦托举国家富强梦、民族振兴梦”为核心导向，挖掘“家国同构”的伦理资源，

②以涵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该体系激发了各族居民互助精神的培育，例如社区单亲母亲王芳参与培训后，主动加入志愿者队伍，长期陪伴特殊儿童学习烘焙，传递“五爱”价值，以超越血缘的关怀诠释“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社区还注重发挥榜样示范作用，通过评选“最美家庭”“最美邻居”等荣誉，动员获评者及家庭成员在“社区大家讲堂”分享家风建

设与民族团结故事。社区居民李燕讲述“婆媳同植石榴树”的故事，以“果树共生”隐喻家庭和谐与民族团结，将“家和万事兴”的传统家文化观念，延伸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多元一体、同心共融”理念的情感体认，在潜移默化中增强了各族居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与共同体凝聚力。

三、实践探索：社区教育“物质—精神”协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

通过对三顺店社区教育的实践考察可知，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在于超越物质奠基与精神培育二元分立或机械叠加的传统实践模式，着力构建“物质奠基—意识培育”转化路径、“精神浸润—行为驱动”驱动路径与“协调发展—系统赋能”赋能路径，推动物质供给与精神培育的深度互嵌，从而最大化释放社区教育“物质—精神”协调发展的系统效能。本文据此提炼并提出实践路径，旨在依托该案例的经验启示，将这一“物质—精神”协同机制拓展至更广泛的基层社区教育场域，为持续深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提供理论参照与实践路向指引。

（一）物质筑基—意识培育：从生存保障到价值认同的转化路径

三顺店社区教育的实践印证，物质供给与精神价值培育具有共时性交融属性，物质供给本身可成为价值传导的结构性依托。马克思指出：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全过程”，

［11］深刻揭示了物质基础对意识形态的根本性作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在于构建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关系，这一共同体关系的本质要求是“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多办顺民意、惠民生、暖民心的实事，不断满足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12］因此，社区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路径，在于将价值认同培育嵌入物质筑基过程，实现从物质筑基下的生存保障向价值共识的转化。

首先，社区教育需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内核，系统融入物质资源的供给与使用全过程，构建具身化培育路径。具体而言，应在社区教育空间建设中融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符号，使物理环境直观传递“美美与共”的共生价值理念，让各族居民在日常活动中潜移默化感知共同体的文化魅力。在职业技能培训中，主动设计多民族共同参与的协作任务，使技能习得成为践行“共同繁荣”理念的实践场域，让参与者深度感知互助共赢的实践价值。在

引入外部资源时，应赋予其“守望相助”的价值内涵，例如将帮扶物资命名为“邻里互助资源库”并附加互助主题叙事，使物质援助升华为社区民族团结精神的象征。通过“空间转化为文化叙事场域、实践转化为价值体验场域、资源转化为精神象征场域”的系统策略，社区教育可有效确保物质资源的供给过程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

其次，社区教育需构建从物质实践深化价值认同、进而推动共同行动的转化机制。这一机制的落地需分两步推进：一方面需引导各族居民形成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共识，培育其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集体归属感与责任意识，凝聚共同发展的精神动力；另一方面需依托实践活动将精神动力转化为物质建设力量，并在新一轮物质实践中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根基。具体而言，社区教育应以信任建设为核心降低各族居民的协作成本，通过组建混编学习小组、设立多民族工作坊等互动形式，在技能学习与合作生产中培育深层信任，为知识共享与经济联合扫除障碍，使人力资源与文化资源切实转化为可共享的经济效益；同时，应将价值共识转化为制度优化动力，支持各族居民通过民主协商参与社区治理，共同制定《社区公约》等契合多元需求的包容性政策，推动资源分配从普惠化向精细化、公平化演进。

总之，物质实践不仅是价值认同的检验载体，

更是其深化与强化的核心催化剂；持续深化的价值认同，则为更高水平的物质实践注入持续精神动能。在此“实践深化认同—认同驱动实践”的良性循环中，社区教育可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基础。

（二）精神浸润—行为驱动：从文化认同到现实互助的驱动路径

三顺店社区教育的实践表明，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遵循递进式路径：在夯实文化认同、实现精神浸润的基础上，构建“精神浸润—行为驱动”的转化通道，将内化的精神力量转化为现实行动。

首先，社区教育应致力于文化认同奠基与精神层面浸润，推动个体完成从认知图式到精神世界的深层转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13］其本质在于重构群体共享的价值图式。这一价值图式作为集体认知的底层结构，需依托符号系统承载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并转化为文化符号。例如，通过打造民族团结主题景观、共同体叙事艺术展等实体化、沉浸式文化符号，使各族居民在生活化场景中高频接触，逐步将符号意义内化为个体认知图式，完成文化认同的心理建构。这一过程不仅实现精神层面的持续浸

润，更使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理念通过审美体验与场景互动，沉淀为群体的集体记忆与道德直觉，实现对各族居民精神世界的长久浸润与塑造。而精神浸润的深度，直接决定行为转化的效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牢固树立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文化观、历史观，对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至关重要。”［14］从文化认同延伸至国家认同维度看，有研究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塑的是国民的政治认同”。［15］基层社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领域，［16］其教育活动必然包含对各族居民的思想政治引领。社区教育作为基层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载体，可借助党史宣讲微课堂、民族团结故事会等内容，将抽象的国家意识形态转化为个体思想认同；通过“楼栋党员讲政策”“社区剧场演党史”等具身化互动形式，使政治引领在潜移默化中实现深度精神浸润，不断增强各族居民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从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其次，社区教育需在文化认同的前提下，构建精神浸润—行为驱动”的转化机制，将内化的价值理念与精神力量外化为具体行动，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转化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力量。恩格斯指出：“外部世界对人的影响表现在人的头脑中，反映在人的头脑中，成为感觉、思想、动机、意志，总之，成为‘理想的意图’，并且以这种形态变成‘理想的力量’”。［17］社区教育需依托这一逻辑，构建从价值理念到实践行动的传导路径。一方面需将“家国同构”“守望相助”等“理想的意图”内化为各族居民的共同精神追求，转化为行动层面的“理想的力量”。其中“家国同构”理念引导各族居民认知个人发展与集体发展的紧密关联，激发共建社区的内生动力；“守望相助”精神则培育各族居民互助奉献的行为自觉。另一方面需搭建制度化平台与载体，推动价值共识向实践转化：例如构建邻里关照网络，将民族间情感联结融入日常生活；组建社区公益联盟，为利他行为提供组织支撑，最终实现精神力量向物质实践力量的转化。

（三）协调发展—系统赋能：从单维推进到协同增效的赋能路径。为实现这一协同，需构建系统化教育体系，并形成“学习—实践—认同”的综合培育机制。在课程设计层面，应构建多层次、跨领域融合的课程体系：一是开设职业技能与数字素养类课程，将知识传授嵌入社区共建实践，引导各族居民在能力提升中认知个人发展与集体发展的统一性；二是开设民族技艺、节庆民俗等

文化传承类课程，挖掘传统民俗实践中蕴含的团结、互助等伦理价值，引导各族居民在艺术创作与展演中体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内核；三是开设社区治理与政策解读类课程，通过组织协商议事实践提升居民自治能力，培育各族居民共建共治共享的责任意识；四是开设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健康知识与法律知识普及等生活融入类课程，消除沟通障碍、普及公民权益，巩固各族居民平等交往、互信互助的社会基础。该体系可促进各族居民在技能学习、文化体验、社区议事协商与语言沟通中，内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生理念、文化认同、责任观念与互信意识，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知行合一中逐步自然生成并持续巩固。

教育平台建设应兼具服务整合与场景创设的双重核心功能。在服务整合层面，平台需覆盖就业培训、创业支持与资源链接等领域，满足各族居民的物质发展需求；在场景创设层面，平台需精心设计促进价值互动与意义生成的各类活动，例如构建“个体奋斗经验融入集体叙事”的分享机制，将个人成功经验转化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精神资源。该平台应以优化资源配置与流动、深化互动体验为核心，将资源整合过程升华为强化情感认同的精神场域，使各族居民在协作共享中不断增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归属感。

社区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还需整合多元主体力量。基层党政组织与社区工作者作为核心组织者，需统筹资源配置、搭建协同平台，确保教育实践契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设目标；各族居民作为实践主体，需通过参与各类技能学习、文化互动与治理实践，在亲身实践中深化对“守望相助”“美美与共”等价值理念的认同，增强民族间的情感联结；社区社会组织需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动员特殊群体参与教育实践，并将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融入特色活动设计；典型学员代表以真实叙事现身说法，既传递实用技能，也生动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感召力。这些主体共同构成互促互励、协同共育的教育网络，最终凝聚成见贤思齐、互助共建的社区合力。

课程、平台与主体三者构成动态耦合、相互强化的教育综合体系。课程体系是能力培育与价值内化的核心载体，奠定社区教育体系运行的知识与能力基础；教育平台通过持续的资源整合与场景创设，为课程实施与主体协作提供结构化支撑与催化性环境；多元主体则依托其角色功能与能动性，赋予整个社区教育体系鲜活生命力与发展动力。三者协同作用，最终形成物质层面能力提升、价值共识深化、主体动能激发的螺旋上升式培育链，推动社区教育构建“物质

—精神”协调发展机制，进而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四、结语

“民族工作关乎大局，古今中外概莫能外。”［18］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本质要求，该实践必须依托“物质—精神”双维度的协调发展。其中，物质支撑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根基，精神引领是其价值内核，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社区教育作为衔接物质支撑与精神培育的关键载体，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实践路径。

通过对呼和浩特市三顺店社区的案例考察可见，社区教育若要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依托三维路径协同赋能：其一，依托“物质筑基—意识培育”路径，将物质层面的生存保障升华为“共建共享”的价值认同，深化各族居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性认知；其二，依托“精神浸润—行为驱动”路径，推动精神层面的文化认同转化为“现实互助”的内生动力，在实践中巩固并升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其三，通过课程体系构建、平台资源整合与多元主体协同，构建“协调发展—系统赋能”导向的综合教育系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长效铸牢提供系统保障。最终推动各族居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同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跃升，从而持续切实高效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村级组织弱自主性的形塑机制与调适策略基于安徽省Y镇的田野调研

陈东洋、王阳

一、问题的提出

税费改革以后，乡村治理逐渐走向供给式整合的发展道路，项目成为解决基层社会公共物品供给的重要方式①。为最大化提升项目资金的使用效率，上级政府在对乡村输入大量项目资源的同时，也在原有的科层体系之外制定大量的规则来约束村级组织的行为②。有学者认为，基于项目形成的权力结构会压缩乡村社会的自治空间，侵蚀基层治理的社会基础，限制村级组织的自主性发挥③。还有学者认为，村级组织可以通过向上扩展关联的策略，把项目的事本主义逻辑转化为村庄的发展利益，进而建构自主性的发展空间和平台①。由此可看出，项目下乡是影响村级组织自主性的关键变量，也是透视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窗口。

自主性是政治学话语体系中的概念，指行动主体依据自身的利益诉求，能动地利用一切条件并采取相应的行动②。村级组织在整个基层治理体系中具有接点性的独特地位，是连接科层体系和基层社会的关键主体，也是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的汇合点③。因此，村级组织的自主性指的是村级组织以国家的制度规则和村庄的内部资源为前提和依据，维护乡村秩序、服务内部生产生活以及解决乡村治理问题的能力。当国家的外部力量介入时，村级组织可以选择接受程度，自我产生情感认同、价值体系和集体行动，最终落实国家统一任务，满足乡村内生性需求④。因此，自主性是衡量村级组织在既有约束下，按照自己意愿实现村庄特定目标的可能性与能动性。

以纵向视角来看，村级组织自主性的发展可划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是在人民公社时期，国家通过“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政社合一体制，将农民高度组织起来并实施集体生产和集体分配⑤。为服务于当时的工业化建设，国家将大量的农村社会资源汲取为工业原始资本。在国家的强有力调控下，村级组织的自主性缺乏生成基础。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以后，为了发展农村经济和满足农民的非农化就业需求，国家于1985年出台《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使农村社会的发展模式从“自给自足”逐渐走向“社会化和商业化”⑥。在转型过程中，乡镇企业获得巨大的发展空间，一度成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而村级组织在发展集体经济的过程中也获得充分的自

主性，在组织和管理乡村企业、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实现农村工业化和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据统计，1984—1988年间，中国乡镇企业从606.5万个增加至1888.16万个，年均增加69.6%；职工人数由5208.1万人增加到9545.5万人；企业总产值从1709.9亿元增加至6495.66亿元，年均增长44.9%

⑦。第三阶段是国家进入后税费时代后，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出现从“索取”到“给予”的根本性转变⑧。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治理任务不再是“汲取”，而是以资源下乡的方式发展农村社会⑨。因此，这种以资源下乡为核心的新农村建设，改变了国家自上而下对农村社会的汲取，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建立了资源输入通道，推动资源要素向农村社会配置⑩。党的十八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国家以人力、物力和财力三维度紧密结合的项目下乡力度不断加大“，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成为新时代实现农村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行动指南①。

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村级组织虽获得了大量的资源，但乡镇政府对项目资金的使用却有着较大的控制力，不仅能统筹安排上级拨发的项目资金，集中财力扶持项目活动，还能决定一个项目的开启和终结。同时，为了约束村级组织行为和防止项目资金滥用，乡镇政府除了制定一系列的规则监管村级组织之外②，对村集体账户也实行了“村财镇管”。总的来看，现阶段的村级组织俨然成为乡镇政府的“准派出机构”③，其自主性被急剧压缩。可是，村级组织需要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落实项目内容，其权力的运行也需要拥有更多的自主性。在科层权力不断扩张的情境下，村级组织为实现项目落地又该如何发挥自主性？基于此，本文将结合安徽省Y镇④项目下乡的具体案例进行分析并尝试回答以下问题：现阶段村级组织的自主性有何特征？通过何种机制得以实现？对乡村社会的发展有何影响？又该如何调适？

二、分析框架：剩余控制权与村级组织的运作逻辑

梯罗尔（Tirole）用控制权理论来分析行政科层的组织关系，认为“政府的组织结构也可以看作各种控制权的分配形式，而这些形式分配为宪章、法律或传统所决定”⑤。周雪光等人将控制权细化为目标设定权、检查验收权和激励分配权三个要素，并在此基础上将剩余控制权用于分析中国各层级政府之间的权威关系、激励结构以及相应的治理模式⑥。董磊明等人参照项目运作机制的控制权模型，对不同项目类型的运作机制进行比较，认为资源下乡对乡村社会的影响不在于资源总量的多少，而在于村级组织能否充分发挥自主性“消化”资源，完成外部资源的内部化⑦。然而，在项目下乡过程中，由于基层治理情

境复杂多变，上级政府无法通过项目实现“一竿子插到底”的治理效果，项目落地必须依靠村级组织的配合才能完成。因此，当上级政府向基层社会输入项目资源时，项目内含的控制权配置的规则属性，塑造出新的乡村控制权配置规则⑧，即上级政府、基层政府和村级组织三者之间形成了以项目为核心的多层级控制关系，相互之间的互动和博弈则生成了剩余控制权的层级分配和“委托方—管理方—代理方”的组织关系。

首先，上级政府是委托方。项目制的目标来源于科层组织的制度设计，主要依据的是国家的重要会议精神和政府的工作报告等大政方针。项目所需要的专项资金主要来源于上级政府部门的财政拨款。在组织人事安排上，上级政府通过安排管理项目的工作人员，实现对项目自上而下的监督和管理。其次，基层政府是管理方。项目一旦获得上级政府审批，基层政府就会对项目进行重组性的政策移植⑨，也会在“打包”和“递包”过程中，通过选择性地申请项目、整合项目和掌握项目话语权等方式，对项目进行再次重组，并将地方利益和个人利益嵌入其中①。最后，村级组织是代理方。无论项目在科层体系内部如何运作，项目的实施和落实均与村级组织密切相关。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村级组织会根据当地实际选择性执行上级政府的“打包”项目，这也为村级组织谋利提供了空间。由上述分析可知，项目的剩余控制权是围绕项目资金分配、项目管理权限的划分以及组织人事的安排而进行的层级分配。剩余控制权的分配内含着上下级的激励机制，也影响着村级组织的自主性。各级政府组织的自主性来源于上下级之间的剩余控制权分配。一般情况下，在明确的制度规定之外，将剩余控制权进行不同程度的层级分配②，既能保证中央政府的绝对权威，又能为地方提供一定的自主性空间，缓解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社会阻力，满足目标群体的多元化利益诉求，同时给予基层组织适当激励③。

税费改革后，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上级政府向农村社会进行资源输入成为常态，各类面向乡村的项目接踵而至。然而，伴随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的延伸，以及数字技术精细治理机制的进步，上级政府在向下输入项目资源的同时，也会通过权力下沉的方式监督和约束村级组织的行为④。以笔者在Y镇的田野调研为例，在项目下乡过程中，为了有效控制和监管代理方的项目实施过程和确保项目如期完成，并使项目资金相对完整体现中央意图，上级政府在项目管理中采取了规范流程、强化文本、统一标准等一系列治理技术⑤。例如，在项目申请阶段，村级组织要满足项目立项的各种标准，对项目建成后的人群效

益分析也要有明确的指标测算；在项目执行阶段，村级组织要严格按照计划的时间节点施工建设，实行日上报、周上报和月上报制度，上级政府部门可随时调查项目建设情况；在项目验收阶段，村级组织要实现6%以上的建设收益，否则会被视为失败项目，并影响村级组织的年终考核和组织安排，情节严重者甚至会被行政问责。在调研期间，一位乡镇干部曾说：“村干部就是我们的手下，能做事、能成事、不出事就让他在村里继续干，如果不行就换人。”（访谈记录：CBZ—20240717—YT）⑥上述情况说明，在项目下乡过程中，作为项目的代理方，村级组织所拥有的剩余控制权受到行政科层组织的制度监管和规则约束而被上收，导致其自主性不断弱化。

需要明确的是，自主性弱化并不意味着村级组织没有自主性和能动性，村级组织依然可以在基层社会场域塑造出项目之外的自主性，完成项目下乡的治理任务。具体而言，在项目下乡过程中，上级政府通过标准化、清晰化和指标化的技术手段，对村级组织的行为进行监督和控制。在项目实施阶段，基层政府、村级组织与农村社会又形成了以项目落地为目标导向的控制权分配。在日益严密的监督之下，村级组织的剩余控制权大幅压缩，导致乡村自主性也受到相应影响。然而，严格控制下的项目并不能完全适配基层社会发展的需要，这是因为项目所属的政府条线部门都有着各自的目标，这与基层社会综合性、复杂性的现实需求间往往会形成执行张力。同时，基层政府在治理过程中需要借助一定的上级资源来塑造组织力量，如果不能将项目资源和实际需求结合起来，反会损害基层政府的权威。因此，村级组织与基层政府构成了利益一致的执行共同体。基层政府虽然无法决定项目实施过程中的控制权分配，但通常会在项目实施前以及项目完工后，通过系统化的设计，让这些条线部门的项目资源嵌入基层治理任务之中。作为项目执行激励，基层政府和村级组织就会获得项目外的控制权。这种控制权超越了科层组织内部不完全契约下的剩余控制权分配，体现出基层政府和村级组织在面对日益严格的项目制管理背景下，重塑基层自主性的过程，笔者将此种状态下的自主性特征概括化为弱自主性。

弱自主性与强自主性在形成原因、权力来源、运行特征和治理模式等方面都存有区别（见表1）。

强自主性是因为科层扩张和监督下沉导致的基层社会自治权力压缩，村级组织被迫卷入行政科层体系，其权力的运作严格遵照委托代理关系中剩余控制权的层级分配，村级组织演化成政府组织的“准派出机构”。因此，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和村级组织间也就形成了以项目输入和项目落地为目标的行政发包型治理模式。而弱自主性则源于基层政府塑造权威的现实需要，其自主性的权力来源于委托代理关系终止后项目外的控制权整合。基层组织（乡镇政府与村级组织）出于完成任务和权威塑造的工作需要，形成了利益一致的执行共同体。此时，上级政府、基层政府与村级组织的治理模式转变为政社合作型治理。

结合项目下乡的具体实践，村级组织的弱自主性主要通过向上共谋、向下动员和横向适配三种机制得以实现（见图1）。第一，村级组织向上与基层政府共谋，形成利益共同体，从而获取项目资源。上级政府向乡村社会输入项目资源时，也会对基层政府设置相应的考核指标作为执行激励。村级组织为争取项目资源落地，与基层政府共谋完成项目设定的目标。但是，村级组织与基层政府却有着不同的行动逻辑，即在压力型体制约束下①，基层政府遵循完成任务的行政逻辑，而村级组织在乡土社会和面子的影响下，遵循村庄社会发展的治理逻辑。项目落地既能满足基层政府的工作考核，也能体现村级组织及村干部的工作能力，因此双方存在共谋的利益基础②。第二，村级组织通过向下动员以消解政策执行的阻力，完成治理任务。村级组织因处于国家治理体系末梢而兼具国家性和社会性的双重属性。一方面，作为国家意志的代理人，村级组织需要有效落实上级政府的政策意图，完成上级政府交办的行政任务。另一方面，村级组织也是村民利益的代言人③。在村级治理中，村级组织要不断满足村民的需求和维护村民的利益。在此基础上，当村级组织治理能力不足并需要动员社会力量时，村民才有可能参与其中。“制度背书”为村级组织提供了项目执行的合法性，但是缺少村民配合的村级组织，无法有效执行项目的既定目标。因此，村级组织通过向下动员，消解自下而上的社会阻力④，最终实现项目落地。第三，村级组织通过对已经落地的项目进行横向适配，进而实现“1+1>2”的项目收益。随着科层权力的扩张与下沉，村级组织被卷入严密的技术系统内部而成为被监督的对象，导致村级组织的自主性因项目的剩余控制权上收而弱化。但在项目落地以后，村级组织能够通过发挥能动性将已落地的项目进行适配，进而实现项目价值的再生产。项目适配需要具备以下两个必要条件：其一，有项目资源可使用。项目落地以后，固定在空间上的公共产品不会因为一次使用而消失殆尽，其具有可重复使用的公共属性为项目适配提供了前置条件。其二，有项目资源能适用。若想让落地的项目再次发挥社会效益和经济价值，村级组织还需要发挥自主性将项目进行适配组合。

三、案例分析：村级组织的弱自主性运作

本文的经验材料源于笔者和团队成员于2024年7月份在安徽省Y镇为期15天的田野调研。在此期间，笔者对Y镇的SM村、XY村、XL村、MK村、XA村、XY村等6个行政村的基础条件、农业发展、产业建设等基本情况进行调研，重点关注项目下乡中和美乡村建设项目、茶光互补项目和土地增减挂项目的实施过程。同时，笔者对上述村庄的村委会书记、村“两委”成员、村民小组长、村民代表、种植大户、茶厂老板以及Y镇党政办、项目办、自然资源规划所、经济发展平台、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等多个部门的负责人进行正式访谈，并获得充实的研究资料。

Y镇位于宣州区西南部，全镇总面积160平方公里，下辖9个行政村和1个社区，总人口4.1万人。全镇有林地10.5万亩，茶园2.1万亩，永久基本农田7万亩。近年来，安徽省Y镇被授予国家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安徽省文明镇、安徽省生态镇、安徽省卫生镇等众多荣誉称号。作为宣州区五个新型中心镇之一，Y镇依托宣城现代功能农业科创园，通过强化要素保障、优化组织结构、实施专班推进和挂图作战等措施，加速长三角农业与健康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保障农村产业项目顺利实施，为乡村振兴增添强劲动力。

（一）向上共谋：村级组织与基层政府形成利益共同体

村级组织与基层政府在治理过程中虽遵循不同的行为逻辑，但并不意味着二者之间没有利益联结。在项目建设背景下，基层政府与村级组织以争取项目为载体，通过获取项目资源，形成项目执行的利益共同体，共同完成项目任务。例如，在Y镇的茶光互补建设项目中，为了推进施工进度，宣州区将茶光互补建设项目中的茶园征收工作分解为具体指标下达到各个乡镇，并将该项工作的完成度纳入年终绩效考核中。接到上级政府的3500亩茶园征收任务后，Y镇根据各村实际情况，将大部分的征地指标分配给了XY村。但因村民不配合等多种原因，导致项目无法推进。MK村的书记得知此事后，主动找到Y镇领导，希望能将XY村茶园的征收指标落到本村，并向镇领导承诺会做好群众工作，保证完成任务。最终，MK村的村委会干部在两个月时间内完成所有任务指标，茶光互补项目很快在MK村开展起来。虽然MK村最初想争取更多的项目指标，实现乡村集体经济发展，但因剩余控制权上收而失去了自主选择权。在Y镇政府工作推进受阻的情况下，MK村才有了获得更多项目指标的机会。MK村获得指标之后，与Y镇政府形成一致性力量促使项目资源快速落地。

显然，Y镇政府与MK村基于项目落地形成利益共同体，成为获取项目资源的

行动基础，但二者的行为逻辑大有不同。对Y镇政府而言，茶光互补建设项目中的茶园征收工作是政府的行政任务，其工作成效在年终绩效考核范围内。因此，Y镇政府的第一要务是完成上级政府交办的任务，此时遵循的是“完成任务”的行政逻辑。如一名乡镇干部所言：“茶园征收工作被列为宣州区今年的重点工作，如果完不成，年终考核就会受影响，甚至还会被问责，所以哪个村做都一样，只要能完成任务就行。”（访谈记录：CBZ—20240717—YT）对于村级组织来说，项目资源的外部输入对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项目落地必然能促进村集体经济的发展。“项目在我们村施工建设，总需要人买菜做饭吧、总要租房吧、光伏板总得有人擦吧、建成后还得有人看管吧，这不都为我们村的人提供就业机会了嘛！”（访谈记录：DBF—20240719—MKV）此外，由于村干部深度嵌入乡土社会之中，其行为不仅影响个人在村内的社会声誉，也会对整个家庭形成一定的道德评价。“我就是本村土生土长的人，大家都认识我。既然大家让我当村书记，如果没有做好，脸上会没有面子的。”（访谈记录：DBF—20240719—MKV）无论是基于村级发展的需要，还是村干部社会评价的倒逼，村级组织的行为最终都体现了发展经济的目标追求。因此，村级组织和基层政府虽有不同的行动逻辑，但最终目标和利益是一致的。一位镇干部认为：“项目落到他们村肯定会对村集体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无论基于什么样的目的，对我们而言，只要能帮助我们完成任务，我们就会全力配合他。”（访谈记录：CBZ—20240717—YT）

（二）向下动员：社会力量消解村级组织执行压力

自主性的实现既需要制度上的合法性授权，又需要组织本身具有实现自主性的能力和资源①。对于村级组织而言，在土地综合整治的政策执行过程中具有制度上的合法性，即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将若干拟整理复垦为耕地的农村建设用地地块和拟用于城镇建设的地块等组成建新拆旧项目区，实现建设用地总量不增加，耕地面积不减少，城乡用地布局更合理的目标。安徽省委、省政府积极贯彻落实中央政策精神开展土地综合整治工作，以乡镇为基本实施单元，统筹推进农用地整理、建设用地整理和乡村生态保护修复，保障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用地，助推乡村振兴②。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强调，建立“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剂机制，将所得收益通过支出预算全部用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支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①。该政策既能缓解城市建设用地

不足问题，优化配置土地资源，促进经济增长，也能提升现代化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现代化管理水平，增加农民收入②。因此，土地增减挂的政策支持以及由此产生的自上而下的政治势能为推动村级组织的项目执行提供了助益。SM村党支部书记说：“土地增减挂是国家政策，也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方式，这事利国利民。我们开展工作的时候也是这么给群众宣传的，希望群众无论是从国家大局还是从自身利益考虑，都能够积极配合。”（访谈记录：QZH—20240722

—SMV）

但是，村级组织需要对复垦的闲置宅基地先行垫付补偿资金，验收合格后上级政府会通过“以奖代补”的方式把项目资金支付给村集体，这项工作对于集体经济薄弱的村庄来说困难重重，村级组织没有能力和资源完成此项工作。于是，Y镇SM村通过制定《SM村2022年土地增减挂工作实施协议》③，将此项工作承包给本村的能人富商，通过利用他们的熟人社会网络和经济资本，推动该项工作顺利开展，最终SM村共计平整出200多亩土地。“平整土地的补偿款需要一大笔钱，于是我就动员村里有经济实力的人参与这项工作，让他们先垫付补偿款给村民，等到上级政府验收合格以后把钱打给村里，我再分批发给他们。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也是有获利空间的，所以有很多人参与其中。”（访谈记录：QZH—20240722—SMV）可以看出，在弱自主性下，村级组织通过向下动员社会，利用村庄共同体的组织优势和整合共同利益的枢纽作用，消解了自下而上的项目执行阻力，推动了土地增减挂政策的有效执行。

（三）横向适配：村级组织对落地项目进行配对和重组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健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长效机制”④。安徽省委、省政府把建设彰显徽风皖韵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作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一号工程”和建设现代化美好安徽的“基础工程”。近年来，宣州区Y镇以建设省级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为抓手，将乡村建设与乡村发展、乡村振兴有机结合，着力推进和美乡村建设工作。XL村结合村庄地理条件、人文环境、区位优势，改造现有设施场地、调整空间布局、完善功能配置，实施村庄风貌改造提升、文化长廊和休闲娱乐广场建设、通道绿化美化等建设项目，营造宜居、干净、整洁、美丽的农村环境⑤。完善的配套设施和干净整洁的村庄环境是XL村发展乡村旅游的优势，尤其是在人居环境整治过程中建设的栈桥、凉亭、广场等公共空间吸引了生态农庄、研学基地、农业科技产业园等相关企业的在地化投资。

村级组织在项目建成以后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项目的配对与重组，实现项目效益的最大化。在调研中发现，XL村通过把村内的公共设施与厂房共同打包租给相关企业，盘活了内部的闲置资源，提升了公共空间的附加值，促进了集体经济的增长。具体言之，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上级政府为了保证国家意志的贯彻和项目的顺利实施，对村级组织的行为进行严密监管。但是，在项目建成以后，项目的空间化和在地化的呈现就成为村级组织发挥弱自主性的资源和条件“。项目建设过程中，我们得严格遵守项目的规定，按照政府的要求施工。但是项目落地以后，我们就可以对它们进行再次利用了。比如说我们村里的栈桥，是创建美丽乡村时建造的。建成以后，它就在那又不会跑，大家观赏以后也不会消失，实实在在就是我们的村里的资产了啊。那我们就可以多次利用，争取把价值发挥到最大。”（访谈记录：LGY—20240723—XLV）可是，项目的在地化、非排他性和多次使用等特质并不代表项目成果可以能再次发挥价值，关键在于村级组织要根据项目的类型特点寻找与它适配的项目投资并与之形成项目组合。“村里创建的时候打造了很多的景观，但一直也没产生什么经济价值。后来，镇上说有一个研学基地要来投资，我们村委会就连夜制做了一个方案，把我们村的优势全都写出来。但这还不够，我们把村里的栈桥、亭子、广场、农业种植区以照片的形式都附上去，这些公共空间和研学基地具有高度的适配性。在我们‘两委’班子的努力下，这个项目最后落到我们村了。”

（访谈记录：LGY—20240723—XLC）

四、村级组织弱自主性运作下的乡村社会

项目下乡实为国家资源对农村社会的输入，是各级政府开展工作的重要抓手。这些项目以村庄为实施空间和运行载体，推进农村农业的现代化发展。在调研期间，当论及村庄发展时，项目已然成为地方政府人员和村干部等人的常用话语，有些村庄为了争取项目，村“两委”成员动用一切正式或非正式关系参与项目竞争之中。可以看出，项目对村庄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前文已述，项目下乡导致村级组织的自主性变迁并呈现出弱自主性的运作。那么，村级组织的弱自主性特征对乡村社会又产生何种影响？笔者拟结合田野调研，从发展、治理和建设三个维度回应上述问题。

（一）乡村发展表现出项目依赖

在项目下乡背景下，村级组织受到行政科层权力和项目规范权力的双重干预，导致其主动性和自主性受到严格限制。一方面，上级政府设置项目目标，

基层政府负责项目验收和项目管理，村级组织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深度嵌入科层体系并受科层规范制约①。另一方面，项目通过明确的规则导向限制村级组织的自主性空间。最终，项目实施被固化为“制定—执行—考核”的线性过程，村级组织随之落入“被制定—配合执行—被考核”的被动链条中。但是，项目作为一种竞争性资源和发展机遇，对国家、社会乃至个人的建构行为和行动策略都已产生深刻影响。

在农民的认知中，项目意味着资金和资源流入村庄。项目的多少不仅是一个村庄发展好坏的标志，更是农民评价村干部的重要指标。“我们村的项目很多，未来肯定能发展起来的，而且我们书记也很厉害，我们都相信他。”（访谈记录：WXF—20240722—XYV）农民的期待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评价对村干部的心理产生巨大的压力，因此村干部不得不踏上“项目跑步机”向上争取更多的项目资源②。村庄缺少项目会使村干部产生压力，而一旦获批项目，村级组织就需要解决项目实施过程中的一切问题，例如土地赔偿、环保限制、资金不足等。于是，村级组织将会继续向上跑政策、要项目、开口子。总之，村庄拥有的项目越多，项目的关联性就越显著，越会倒逼村级组织向上争取更多的项目资源。不可否认的是，村级组织通过向上争取项目，的确促进了村庄基础设施的完善和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但是，项目落地需要乡村的资金配套，项目越多就意味着村级组织需要配套的资金越多，这无疑增加了村级组织“通向集体债务”的风险①。“我们也没有办法啊，村里本来就没有那么多的钱，还要给每个项目配套资金。所以，一个项目下来以后，我们就要想更多的项目进行配套组合，然后将每个项目再单独包装起来向上级申请资金。这样的话，我们的项目才能运转起来。”（访谈记录：QZH—20240722—MKV）

（二）乡村治理从“双轨”走向“并轨”

传统中国的社会治理是通过两条平行的轨道进行的：一条是自上而下以皇权为中心建立起的一整套官僚体系，由官员实施具体的治理，最后到达县级层面，形成“皇权不下县”的格局；另一条是依靠乡村社会的士绅宗族作为半正式官员处理基层社会矛盾纠纷，形成“县下惟宗族”的格局，这样的双轨政治为传统中国的统治合法性奠定了基础②。随着现代国家的建立，国家的基层政权开始取代传统士绅的作用并全面参与乡村治理过程。在此背景下，国家力量深度介入乡村社会的自治空间，打通了国家政权建设的“最后一公里”，从而形成了并轨政治这一乡村治理新形态③。具体到项目下乡，在当前的科层体制

缺乏有效约束下，项目制的制度初衷并未充分展示，反而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形成了“科层为体，项目为用”的运作机制④，项目下乡成为表达政府意志和彰显国家权力的途径，官僚体系影响力在不断强化的同时，乡村的自治空间不断受到挤压，最终导致“行政轨”和“自治轨”的合二为一。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村级组织的依附性。在政府看来，几乎所有的政策只有在村级组织的配合下才能顺利完成。因此，作为基层政府的派出机构，村级组织尤其是村委会书记的人选一定是能干事、肯干事、干成事、不出事的人。能干事是能力问题，肯干事是意愿问题，干成事是政府追求的目标，不出事是政府对村级组织的底线要求。选择什么样的人执行政府意志是由基层政府决定的，其背后体现的是自上而下的管理逻辑。因此，村级组织在项目开展过程中，甚至在村民自治事务中，体现的多是对基层政府的依附，其双重身份的角色特征也不断走向行政化的一极，成为基层政府在农村社会的代理人。

第二，项目规划的科层化。村级组织在项目规划过程中自主性不断弱化，导致项目成为上级政府的“作品”。村庄发展规划属于系统性工程，需要在宏观层面进行总体性规划。“我们制定规划都是要根据国家和省委、省政府的政策方针来的，如果让每个村都去制订自己的发展计划，岂不是乱套了。”（访谈记录：WJ—20240722—YT）乡村振兴需要整体性和系统性思维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与城乡融合，但并不意味着村庄的特殊性可以被忽视。但在实际的项目规划过程中，村级组织多被排除在外，而政府在项目规划时又忽视村庄的实际条件和发展诉求，最终导致项目实施演变成政府意志在乡村的呈现。

第三，项目考核的指标化。为了督促村级组织认真执行项目内容，基层政府也会为每一个项目设置指标，主要围绕资金使用进度、资金留存、财务流程、信息公示度、安全检查频率、会议纪要等内容进行考核，考核结果也会作为村级组织年终评价的一部分，直接影响村级组织的工作绩效。一位村干部说：“村里做项目本就很多事，村委会里就我们几个人，有时候我们还得到现场解决问题。但每天都要做报表，每天都要汇总，每天都要提交。很多报表都需按照标准格式填写，我们学历水平也不高，电脑技术也不行。”

（三）乡村建设呈现出分化失衡的局面

首先，政绩的可视化要求引发政府的选择式打造。在项目下乡时，上级政府会设置一系列考核指标监督和激励基层政府的政策执行。基层政府为了在考

核中排名靠前，相互之间便会出现锦标赛式的横向竞争①。为了向上级政府发出政绩信号，基层政府会对下乡的项目进行选择式打造。在选择过程中，官僚体系的政绩逻辑深度影响项目资源的分配。为了在短时间内产生亮点②，基层政府更愿意选择一个或几个基础条件好的村庄“锦上添花”，而那些急需“雪中送炭”的村庄，往往因耗资巨大且治理成效并不显著而被忽视。作为项目运行的载体和实施空间，村级组织只能被动服务于政府的政绩目标，村庄之间的差距也会因公共资源的分配不均而产生“马太效应”，进一步掣肘乡村治理效能的发挥③。一位非重点村的村党支部书记说：“隔壁那个村这几年发展得很快，主要是因为他们村的项目非常多，平时也会有很多领导到那个村调研。我们村就这点老底，每次往上申请项目的时候总以我们村的基础条件不好为由而拒绝。我就纳闷了，不正是因为我们村的基础不好，才更需要扶持吗？”（访谈记录：LDZ—20240722—XAV）

其次，资源的有限性约束导致政府的集中式打造。项目制是通过涉农的条线部门下沉资源，但一般要求地方财政和相关单位配套一定比例的项目资金。从这个意义上说，由于项目资金的有限性，中央政府和省级部门试图通过“四两拨千斤”的方式达成项目设定的目标。当前，项目资金成为基层政府办大事的重要资金来源，如果对项目资金不作任何整合，那么资金就会以各个条线部门的意志下沉到村庄，资金使用难以有效形成治理合力。因此，对于基层政府而言，整合项目资金并集中投放是一种理性的策略选择，政府重点考虑的是哪里值得发展而非是哪里需要发展。“我们扔一个石头都想听响儿，更何况这么多涉农资金投下去，我们肯定也是要做出些名堂，争取让上面看到我们的付出和成绩。”（访谈记录：HZG—20240724—YT）而被集中打造的村庄，可能是因为村庄的资源禀赋，也有可能是因为村干部的关系运作而促成的，抑或二者皆有。但无论是哪种原因，被选中集中打造的村庄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上级政府因担心项目资金过大而产生腐败问题或是村庄能力有限而产生接不住的问题，都会介入项目实施的全过程。这样一来，村级组织在面对上级政府时，将失去主体性地位并进一步丧失自主性。

五、结论与讨论

长期以来，村级组织深陷自上而下的行政压力和自下而上的社会阻力所建构的社会网络之中④，其自主性不仅成为基层治理体系协调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要基础，也是透视国家与社会角力的关键维度⑤。随着项目下乡的规模不断

扩大，上级政府在为农村现代化发展提供坚实基础和资金保障的同时，治理规则与行政力量也深度介入乡村治理的全过程，导致村级组织的话语权、自主性趋于弱化。

笔者基于对安徽省Y镇多个村庄的田野调研发现，项目附属的治理规则虽挤压了村级组织的剩余控制权，导致村级组织的自主性逐渐弱化，但是，村级组织在委托代理关系终止后，获得项目外的剩余控制权，成为村级组织自主性的重要权力来源。据此，笔者提出弱自主性的概念来描述现阶段村级组织的自主性特征。村级组织的弱自主性运作主要是通过以下三种机制得以实现：第一，向上共谋机制。村级组织与基层政府形成利益共同体，共同获取项目资源。MK村的茶光互补建设项目正是基层政府与村级组织在共同利益驱使下，双方通过共谋的方式获得项目资源。第二，向下动员机制。SM村的土地增减挂项目虽是促进农民增收的国家政策，但村级组织受到资源能力限制，无法有效完成治理任务。而基层社会的参与消解了村级组织自下而上的执行阻力，促进了政策的有效执行。第三，横向适配机制。村级组织的自主性行为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受到限制，但建成以后的项目产品具有公共性、重复利用性和非排他性的特点，为村级组织的自主性发挥提供了条件。村级组织通过寻找与其适配的项目进行组合，进而提升项目的经济附加值，这便是XL村近年来集体经济不断发展的重要原因。在项目下乡过程中，村级组织虽通过发挥弱自主性执行项目内容，完善农村社会的基础设施建设并促进村集体经济发展，但对乡村社会的发展、治理和建设也产生了一系列意外后果，包括村庄发展方式的项目依赖性、乡村治理趋向并轨运行、农村建设呈现出分化失衡的局面。

笔者认为，国家向乡村社会输入项目资源时，可从上级政府、基层政府、村级组织三个组织层面进行调适和优化：第一，上级政府要赋权村级组织。如果上级政府持续性对村级组织进行科层化改造，如决策包办、政策加压、千分制考核等，这将导致基层组织被动和机械地贯彻落实政府意志和执行上级政策，进而抑制基层社会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因此，在项目下乡过程中，上级政府应赋予村级组织在项目规划、资金安排、项目实施等方面更多实质性权力，提升村级组织的自主性。同时，上级政府应积极设计弹性化的制度体系，赋予基层组织更多的自主权限，使其结合村庄的实际情况创造性执行上级政策。第二，基层政府要均衡分配资源。在政绩锦标赛和顶格管理的双重作用下，基层政府既要高标准完成上级行政组织交办的治理任务，又要在横向竞争下，通过有限

的项目资源做出成绩与特色，故而基层政府不得不采取“锦上添花”的策略分配项目资源，导致村庄发展出现“马太效应”。因此，基层政府在配置项目资源时，除了需要重点加强对示范工程或试点村庄的支持外，也要秉持项目制的普惠性原则，公平分配项目资源。在可能的情况下，将项目资源向发展薄弱的村庄倾斜，以此推动农村社会的均衡发展和村集体经济的共同富裕。第三，村级组织要调动社会力量。当前，村级组织普遍面临“责多权小”和“事多人少”的困境，因此，村级组织应该通过构建制度化的需求表达渠道，激发村民的主体性意识和参与积极性。一方面，通过开展类似于“茶话会”“夜谈会”等非正式的协商会议，让村民意识到项目资金的分配和使用不仅关乎政府治理，更与乡村内部的公共利益和自身的私人利益紧密相关。另一方面，借助村庄开展的公共文化活动，培育并形塑村民的集体主义情感，并把非正式的情感、面子、荣誉等治理资源融入项目中，把项目的决策过程转化为村民需求的表达过程。

当然，自主性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在强调村庄发展主体性、能动性和自主性的同时，并不意味着村庄要与国家或科层组织划清界限，而是倡导国家与社会、科层与基层、内部与外部之间形成均衡协调的发展结构，促进农村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大城市“三非”治理问题及对策研究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刘伟斌

近年来，随着我国大城市“三非”外国人数量的持续增长，对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日益显现，亟需高度重视并采取有效治理措施。不少学者对此问题密切关注，分别从理论、政策和实践层面开展深入研究。在理论层面，从完善流动人口管理理论框架、丰富城市治理与跨国移民到拓展跨国移民管理着手，探索我国大城市涉外治理领域的规律。在政策层面，从完善涉外治理体系着手，着重探索我国对相关法律法规的细化与完善，为政策制定提供数据支撑和实践参考。同时，提出了符合我国国情的“源头防控—过程监管—后续处置”全链条治理模式，提升涉外治理的系统性和精准性。在现实层面，从维护城市安全与社会稳定的角度出发，指出了“三非”问题的严重性，“三非”问题若治理不当，可能引发社会治安、劳动就业、公共服务分配等一系列连锁问题，尤其在人口密集、流动频繁的大城市，风险传导性更强。研究其治理对策，有助于为大城市精准防控风险、保障公共安全提供实践指导。本文着重从现实层面出发，梳理我国大城市“三非”治理的现状、问题，深挖问题的根源，并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以供有关部门参考和借鉴。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及研究现状

（一）概念界定

1.大城市的概念

（1）“大城市”的国际标准

在国际上，大城市的定义没有统一标准。通常，人口规模在几十万到数百万的城市会被认为是大城市。例如，联合国将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定义为大城市。不过，不同国家和地区会根据自身情况和发展水平确定大城市的标准。一些发达国家可能会将人口规模相对较小但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具有重要影响的城市也视为大城市。

（2）“大城市”的中国标准

在我国，大城市的概念界定主要依据人口规模，并结合城市功能、行政层级等因素综合考量。2014年10月29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规定：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上500万以下的城市为大城市。其中，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上500万以下的城市为Ⅰ型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

上300万以下的城市为Ⅱ型大城市。

据此，本文中阐述的大城市是指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上的城市，是我国以及各省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引领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2.“三非”外国人的概念

“三非”外国人是指在我国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的外籍人员。

［1］其中，“非法入境”是指“外国人未持有中国主管机关签发的有效入境签证或合法有效的入境证件，或者未从我对外开放的获指定的口岸入境，或者未经边防检查站检查而私自进入我国国境的行为。”［2］“非法居留”是指外国人在我国境内停（居）留的期限超过法律事先规定的日期的违法行为。“非法居留”包含两种情况，其一是指有的外国人在我国从未办理停（居）留证件，其二是指有的外国人尽管已办理停（居）留证件，但其在我国居留期限已经超过签证许可期限，这是我国相关法律不允许的，因此，这些外国人就构成了违法行为。［3］“非法就业”是指外国人在中国的就业类型不是法律许可的类型，超出法律许可范围。非法就业具体包括两种：一是有的外国人已经在中国就业，但未取得工作就业证，二是虽取得工作就业证，但与其本人所从事工作类型不一致。［4］另外，根据我国有关法律，外国人行为符合“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中任一或多项条件，均认定其为“三非”人员。

（二）研究现状

笔者以“三非”为关键词检索，在中国知网共检索出获得文献10条；以“三非问题”检索，检索得4条；以“三非治理”检索，则未获相关文献。对检索到的文献资料总结后发现，当前“三非”治理问题的研究主要呈现四个方面。一是有的学者着重研究“三非”治理的“法律法规”问题，指出目前法律法规不健全、不完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等对外国人在华非法就业界定、核查及遣返“三非”人员等方面缺乏严格的规定，不能使治理工作有法可依。二是有的学者注重研究“三非”治理中的“多部门协同”问题，在“三非”治理中，涉及公安、边防、民政、妇联、人社等部门的通力协作，应在摸排登记、宣传引导、打击整治等方面发挥各自职能，并健全完善源头防控、动态管理、依法查处、及时遣返的常态长效治理制度机制。三是有的学者着重研究“三非”治理中的“社会参与度”问题，针对目前“三非”治理中社会参与度不高的难题，提出通过宣传教育，提高社会各界对“三非”问题的认识，必

要时建立举报奖励制度，鼓励群众参与“三非”治理，逐步形成群防群治的工作局面。四是有的学者把着眼点放在“三非”治理的重点难点上，比如如何提高治理效率；如何缓解“三非”人员发现难、界定难、取证难等的问题；如何从源头上预防“三非”问题；如何加强签证管理、就业审批管理等。同时，对于“三非”问题带来的社会影响，如对治安、就业市场、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影响也有较多关注。

二、大城市“三非”治理中存在的问题

为探究大城市“三非”治理中存在的问题，选取有代表性的城市至关重要。笔者以北京市丰台区、天津市津南区为调研对象，发放问卷500份，回收487份，回收率97％。其中有效问卷456份，有效率94％。之后通过运用ＳＰＳＳ软件对问卷进行统计分析，统计发现，缺乏有效的管理信息查询系统、缺乏专业人才、缺乏执法规范指引、现行法律法规处罚力度不足、政府部门间的协作、案件处置能力、其他国家不配合、保障力度等8个问题总体占比93．7％。

（一）缺乏互通有效的外国人管理信息查询系统

高效的外国人管理信息查询系统可提升外国人服务与管理的精准性。当前外国人管理中，缺乏互通高效的信息查询系统，其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信息孤岛普遍。外国人管理涉及公安、海关、教育、商务等部门，各部门数据标准不统一，导致外国人在签证、住宿、就业、犯罪记录等方面信息分散，跨部门查询困难。二是实时性与动态性不足。外国人管理的部分系统更新滞后，导致动态管理中如住址变更、工作变动等情况较难实时反映。三是技术应用滞后。外国人管理中，缺乏诸如以大数据分析、人脸识别等为代表的智能化手段，普遍采用低效的人工核查的方法，难以及时预警高风险人员。四是跨境协作薄弱。目前，国际执法机构的数据互通机制不完善，对跨境流动的重点人员追踪能力有限。

（二）涉外管理领域专业人才严重不足

随着涉外警务工作内容的增加，涉外管理人员编制和配备越显不足，基层管理和执法人员的外语和涉外事务管理服务培训教育薄弱，严重制约着工作的开展。［5］由于涉外管理教育培养体系不完善，外管工作需求增长迅速但工作要求较高、职业吸引力不足等原因，导致我国涉外管理领域专业人才储备不足，尤其缺乏精通国际规则、具备较强外语能力且熟悉本土政策的复合型人才，影响出入境服务效率和国际交流合作深度。

通过调研获悉，我国大城市外国人管理工作中，从其他专业（比如农学、开矿等）转到外管工作中的人数占比较大，真正的专业人才不多，有的区县甚至为零。具体表现在：一是真正精通外语、计算机和法律等方面的人才不够，在外国人管理工作中，涉及语言沟通等问题，有的地方公安机关不得不雇用外语好的辅警，协助民警办理案件。但是，由于辅警薪酬低，工作积极性不大，工作推进难度大。二是鉴别证件真伪的专业人才不足，制约着“三非”治理工作的开展。护照证件的辨别问题始终是一个大事，但就目前外管民警来讲，真正懂护照证件真伪的太少，直接影响外国人管理工作水平，提升外管警察的技能和水平迫在眉睫。

（三）缺乏执法环节具体操作规范指引

2013年我国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在适用过程中缺乏规范性操作流程。如第78条规定：“外国人非法居留的，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处每非法居留一日五百元，总额不超过一万元的罚款或者五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看出，从五百元到一万元的区间比较大，给有效执法带来困难。该法第80条规定：“外国人非法就业的，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从五千元到二万元之间，尺度不好掌握，增加了执法办案难度。现行法律缺乏具体环节操作指引，还具体表现在对现行外国人管理的法律滞后。法律制定本身就落后于社会的发展，其规制效果也会因事物的快速发展而效果不佳或者滞后于新时代的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外国人管理方面，我国当前的形势与之前的情况大不相同，但是，相关的法律法规仍是以前外管状况的反映，不能很好地适应当前的外管工作。“没有成体系的法律法规体系，导致公安机关执法中常常无奈在周边法律中寻找执法依据，给违法行为定性以及执法规范化建设带来不小的难度。”

（四）现行法律法规对“三非”外国人处罚力度较轻

通过调查、访谈等得知，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对“三非”外国人的违法行为处罚力度不足，难以达到应有的惩戒效果，导致“三非”问题时有发生、屡禁不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等对外国人非法入境、非法居留和非法就业等行为进行了规制，但对同一行为处罚的规定各不相同，且普遍较轻。罚款的金额和拘留的时长对于非法聘用外国人的企业工厂和外国人来讲震慑作用不够，［8］造成“三非”外国人屡犯屡改、屡改屡犯。

从国际上来看，例如日本、加拿大、英国等，对非法移民的处罚力度大。在日本，非法就业会被判罚不超过3年的劳役或有期徒刑，或不超过300万日元的罚款；加拿大对非法移民组织者的处罚是罚金1000万加元或终身监禁；而非法移民在英国会被处200英镑罚金或半年以下的监禁。［9］在我国，根据北京市丰台区近年来查获的非法就业人员来看，大多数非法就业人员的行政处罚均为罚款，并且数额在一万元以内。［10］处罚力度较轻，客观上对外国人起不到震慑作用，致使一些外国人屡犯不改，给公安机关等部门带来了很大压力。

（五）政府各部门间缺乏有效的协作机制

“三非”外国人无固定的身份，居无定所，打击困难总体较大，而且管理牵涉外交、边检、公安出入境、税务等多个部门，尽管大城市近几年针对“三非”问题投入较大，但由于各部门之间单打独斗，各自为政，导致“三非”外国人治理效果不明显。调研显示，非法移民治理主要由边检和公安出入境部门负责，但两者业务交叉不足，致使公安出入境在“三非”打击中效率低下，效果不佳，严重制约外国人管理水平。建议由公安机关牵头，联合其他部门共同对外国人相对集中的地区进行突击检查和深入清查，形成震慑力，推动专项整治，提升涉外治理的社会化、智能化、专业化。［11］

（六）“三非”案（事）件处置能力较弱

一些具体的案件中，涉案主体双方或有一方为外籍人员的，我们称之为涉外案件。［12］“三非”案（事）件的处置在涉外（案）事件处理中十分敏感，如处理不当，极易引起涉外纠纷。因此，公安机关在处理“三非”案（事）件过程中压力巨大。近年来，在北京等大城市“三非”案（事）件增多，客观上对民警的要求愈加提高。但是，大城市公安出入境部门在队伍建设等方面与实际需求还有一段距离，并且由于这项工作起步较晚，工作亮点不足等原因，地方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的一些民警工作积极性不高，存在应付的心态，导致遇到突发事件时，往往呈现处置能力较弱的情况。

（七）个别国家在“三非”治理中不配合

近些年来，大城市公安机关在对“三非”人员打击的过程中，发现不少“三非”外国人出于个人利益，不提供有效身份信息，难以遣送。针对这些人员，公安机关多通过驻华使领馆等外交机构协助处理，向相关国家发函核实身份和国籍。部分国家与我国配合较为密切，但一些国家配合不足，导致“三非”外国人国籍难以确定，由于没有相关国家驻华外交机构签发的出境证件，在押的

外国人就不能被及时遣送，给“三非”外国人治理带来困难。

（八）“三非”外国人治理支撑保障不足

尽管大城市公安机关对“三非”外国人进行了集中打击，但“三非”外国人的数量不减反增。究其原因，集中体现在拘留、遣返两个方面。

一是拘留审查难。《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虽然规定了对涉嫌违法的外国人可进行拘留审查，严重者可进行行政拘留。但是，由于近些年来，大城市“三非”外国人数量连年上升，拘留和羁押场地严重不足，加之目前还没有针对外国人的拘留所和羁押场地。

二是移交遣返难。《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规定了“三非”外国人的遣送制度，但关于遣送的具体程序和相关内容没有明确规定。对于“三非”外国人的遣返程序、费用承担等一系列问题始终摆在公安部门面前。同时，有的“三非”外国人在被抓后拒绝提交真实身份信息，给遣返带来麻烦。有的私营企业为了个人利益，也愿意雇用较廉价的“三非”外国人，致使遣返难度日益增加。此外，遣返外国人需要给予遣返经费，而经费主要是由大城市公安出入境总队支付，近年来“三非”外国人增多，遣返经费连年上涨，造成遣返经费不足。

三、大城市“三非”治理中存在问题的根源

（一）国内外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是“三非”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

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三非”外国人产生的主要原因。北京等大城市由于基础条件好，经济发展速度迅猛，其成熟的经济环境和发达的商品市场吸引不少外国人前来经商。但是，有些外国人因各种原因，生活无法保障，居无定所，他们就铤而走险，成为“三非”人员。同时，我国与东南亚等国山水相连，国境线无法起到屏障隔绝的作用。并且，国境线两侧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明显，近几年，来自东南亚（如缅甸、越南、菲律宾、印尼等国）的移民大量潜入北京等大城市，加入家政、教培、散打等机构以谋取自身利益，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员为“三非”人员。

（二）外管法律法规滞后是“三非”问题产生的直接原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于2013年重新修订完善，并于同年7月1日起施行。截至目前已经过去12年，形势已大不相同。同时，由于历史等多方面原因，我国社会政治制度和基本国情同西方大不相同，导致我国在外国人管理立法方面能够借鉴的相关法律少之又少，加上我国外管工作起步晚，相关研

究不够深入，工作中的漏洞在所难免。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疏漏和不足更加凸显。

（三）政府各部门缺乏协调配合导致“三非”治理效率不高

一是公安机关内部分工合作不协调。据调查，大城市多数派出所没有专职的外管民警，经常是临时抽调几个民警处理突发的违法外国人案件。由于相关民警对出入境法律法规、外语、证件等知识储备不足，在工作中对外国人的登记较模糊，数据统计不清楚，居留就业情况不明确，从而导致出入境管理部门对外国人信息研判不准确，决策制订不符合实际。而且，出入境管理部门受编制所限，警力严重不足，加上派出所人员频繁变动，上级机关对派出所人员的指导和培训收效甚微，造成派出所外管工作成为软肋。同时，由于缺少信息平台，信息不共享，常常造成“三非”失控、漏管现象。

二是政府各部门沟通协调不一致。“三非”外国人治理工作需要政府各职能部门的通力协作，这是“三非”工作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拿外国人就业来说，该项工作具体涉及公安、劳动和人事等部门。但各部门之间缺乏沟通协调，直接导致了非法居留、非法就业外国人增多。外管工作中的多头管理、缺乏配合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三非”外国人治理工作的关键所在。

（四）跨国合作机制尚未建立导致边境管控力度不足

目前，我国“三非”治理的跨国合作机制还未真正建立，在实际操作中存在难度。究其原因，主要是部分“三非”外国人没有有效证件，在需要遣返时，相关外国人不配合，短期内难以界定其国籍，给遣返带来困难。例如，来自非洲、中东、越南等国的外国人，他们大都是为赚钱而来到中国，且短期内不想回国。公安机关查获这些违法外国人后，需要向这些国家的使领馆发照会，促使他们核查来自本国的违法人员。但是，由于我国与这些国家之间尚未建立“三非”治理合作机制，导致这些国家经常对我国公安机关的照会漠不关心，拖拉应付极其严重。

（五）“三非”治理保障不足

大城市“三非”治理保障不足，究其原因主要是缺乏长远的目光和超前的思维。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三非”问题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敏感，对“三非”问题缺乏预见性，仅仅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没有形成一套完善有效的“三非”外国人治理机制。同时，很多人对“三非”问题认识不足，认为“三非”治理是小题大做，导致在“三非”治理上的投入太小，

许多问题难以解决。

四、大城市“三非”治理的对策与建议

（一）建立有效的外国人管理信息系统

高效的外国人管理信息查询系统可提升对外国人服务与管理的精准性。一是亟需建立全国统一的外国人管理信息平台。整合各部门数据，制定统一标准，实现“一人一档”全生命周期管理，支持跨地区、跨部门实时查询。二是强化技术赋能。考虑引入区块链技术确保数据不篡改，结合ＡＩ分析异常行为，自动触发预警。三是推动基层数字化工具普及。为社区、用人单位等提供便捷查询终端，鼓励通过小程序、ＡＰＰ实时报送信息，提升管理末梢响应能力。

四是完善跨境数据共享机制。与国际刑警组织、周边国家建立安全的数据交换通道，加强对涉恐、犯罪等重点人员的协同管控。五是加强法律法规配套。明确数据使用权限与隐私保护规则，确保在合法合规前提下实现信息互通，避免滥用风险。

（二）重视涉外管理领域人才的培养和引进

目前，外国人管理工作专业性强，专业素质要求比较高，外管民警警力稀缺是基层管理实践中不争的事实。［13］针对此，一是要加大涉外管理人才培养。在重点高校建立“国际人才管理”“跨境治理”等专业，强化由外语、法律、经济等组成的复合课程。同时，政企联合开展实操培训，比如涉外纠纷处理、跨文化沟通等。二是要重视适度引进涉外管理人才。出台相关政策吸引海外留学人才、外籍管理专家参与本土治理。同时，建立“国际人才服务专员”制度，从跨国企业、国际组织等挖掘经验性人才。三是要优化涉外管理岗位体制机制。可在涉外管理岗位试点“双语考核”，优化岗位评价体系。同时，搭建数字化管理平台，提升人才供需匹配效率。

（三）制定完善“三非”治理的法律法规

为加强对外国人的管理工作，需加强以下立法工作。一是出台移民与出入境领域的综合性法律法规。坚持依法治理是移民管理的根本手段。我国还没有一部专门的移民法律，现行法律位阶过低，内容零散且较为滞后，没有形成以国际移民为核心内容的法律体系，不能满足我国移民管理工作的需要。［14］我国在外国人管理的立法方面仍然侧重于出入境管理领域，而对日益复杂的移民管理方面的法律就少之又少，与新形势发展不相适应。二是细化“三非”治理的法律细则。对“三非”问题进行科学分类，加重处罚力度，细化外国人遣

返的流程面规定，科学设置外国人的遣返经费、羁押场所、执行程序、拘留和遣返细节流程等规定。三是打造现代化的外国人管理制度体系。通过改革管理制度，完善执法程序，促进管理的精细化。

（四）提高公安出入境外管工作水平

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要群策群力，加大支持力度，发挥自身优势优化管理，同时，针对外国人活动的不确定性，为加强管理，需将外国人纳入实有人口管理，加大对宾馆、旅店的管理，厘清外国人居住、就业和流动变更情况等动态信息，加强对外国人的监管力度，从实践上使“三非”外国人数量稳步减少，如此才能对强化外国人的管理发挥良好作用。

应对新形势新挑战，需要广泛运用科技信息技术，具体包括将互联网、人脸识别、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应用于“三非”人员管控中，提高“三非”打击的精准度和时效度，给外国人营造一个安全有序的生活和就业环境。具体来说，就是借助互联网，实行涉外人员网上登记备案申请等事项，避免疏漏。同时，简化外国人案件的办案取证流程，便于对“三非”人员的快速、精准查控。

（五）完善多部门多主体联动的“大外管”工作格局

“三非”问题错综复杂，需要各部门统一行动，统筹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建立健全统筹协调机制。“三非”人员治理具有多面性、复杂性，单靠某个部门单打独斗是不可能实现的，必须建立各部门间的协调合作机制，发挥整体优势，加强联动，协同作战，互相配合，才能形成合力。建立长效机制，必须将各个部门有机结合在一起。［15］建立各部门联动联勤合作机制。这个机制由政府牵头，以公安机关为主干，以边检、民政、空港、海关、法院等部门为配合，构建起协调一致、相互配合的执法协作体系。要成立一个统一的机构，以更加职业化、专业化的管理争取外国人管理效益最大化。二是发挥基层力量对外国人的管控作用。充分发挥基层警务力量的作用，提高辖区群众和企业单位的管控意识，提高外国人整体守法意识及守法水平，发挥各级口岸边检机关的把关管控作用，形成“大外管”的工作新格局。

（六）加大“三非”外国人治理支撑保障力度

“三非”外国人的治理工作，既要健全制度体系，还需增加外在保障上的投入，两者双管齐下，才能取得更好效果。在保障方面，需要投入更多的人、财、物，打造完备的外国人管理保障体系。一是促使外管队伍专业化。既要知

识专业化，又要业务专业化。从涉外案（事）件处置实际出发，建立一支语种全面的专业队伍，逐步推进涉外案（事）件查处工作规范化、科学化、法治化，提高基层执法服务能力。［16］二是建立违法外国人专门的拘留和羁押场所，强化对违法外国人的看管。三是设立外国人遣送专项经费，使外国人遣送制度能够得到贯彻落实。

（七）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参与“三非”治理工作

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参与“三非”治理具有重要意义，以下是一些可行的措施：一是加强宣传教育。通过社区宣传、媒体报道、公益广告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三非”问题的危害，提高公众对“三非”治理工作的认识和理解。二是鼓励公众参与举报。建立举报奖励机制，设立专门的举报热线、邮箱或微信公众号等举报渠道，对提供有效线索和协助查处“三非”案件的群众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和精神表彰。在保护举报人权益方面，严格保密举报人信息，确保举报人不受打击报复，消除群众举报的后顾之忧。三是建立社区巡逻队。组织社区志愿者、物业管理人员等成立社区巡逻队，加强对社区内出租房屋、闲置厂房、商业网点等重点部位的巡查，及时发现和报告“三非”人员线索，营造“三非”治理人人参与的良好氛围。四是引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加强用工管理。督促企业严格遵守劳动法律法规，在招聘员工时认真核实身份信息，不得招用“三非”人员，对违规企业依法予以处罚。开展诚信经营教育。引导企业树立正确的经营理念，自觉抵制非法用工行为，积极配合政府部门开展“三非”治理工作。五是加强与社会组织合作。充分发挥各类行业协会的组织协调作用，通过制定行业规范、开展自律检查等方式，推动本行业内的“三非”治理工作。支持鼓励民间社会组织参与“三非”治理相关的公益活动，如为被解救的“三非”人员提供法律援助、心理辅导等服务。

（八）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实现全球共治

解决非法移民问题必须依靠我国及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社会平衡发展，以及各国间在平等和互相尊重基础上的全方位、深层次的交流与合作。［17］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任何国家在应对来自全球的挑战时，想独善其身是不可能的。而当一个国家的努力无法解决国内紧迫的问题时，应当寻求国际合作，在“全球共治”框架下解决。在国际移民流动的过程中，因国际上缺乏统一的法律规范，给国与国之间的移民合作造成了实际上的壁垒。一方面，我们要加强国内政策和法律的完善及实施，另一方面，更要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国际移

民合理流动，共同打击“三非”人员，做到群防群治。必要时，加强与毗邻国警方的联系，定期举行会谈会晤，建立共同打击非法出入境活动协作配合机制。

［18］

总之，“三非”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需要在国内构筑一个堵疏并举、打防结合的立体管理网络，构建以政府为主导，全民防控为辅助的“大外管”工作格局，形成“三非”打击的铁钳攻势，从根本上杜绝“三非”外国人在我国的泛滥。同时，要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同国际社会一道共同打击“三非”外国人，营造一个安全有序的环境。

电力高职院校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工作中的问题及对策

武汉电力职业技术学院仇晨光

就业为民生之本，电力高职院校在培育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方面责任重大。其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工作不仅关乎学生个人成长，更与院校教育质量及电力行业进步息息相关。面对电力行业快速发展、转型升级及高职教育规模扩张的新形势，电力高职院校在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工作中面临双重挑战：一方面，新兴领域层出不穷，对人才知识结构和技能水平提出更高要求；另一方面，毕业生数量逐年攀升，就业竞争日益激烈。因此，电力高职院校必须紧跟行业发展趋势，动态优化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工作，以提升学生就业竞争力和职业发展潜力。本文立足现实需求，旨在深入剖析问题并提出有效对策，助力电力高职院校提升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工作水平，实现学生、院校、企业三方共赢发展。

一、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工作内涵分析

职业发展指导聚焦个体职业生涯长远规划，助力学生认知自我、明确职业目标、制定发展计划并持续提升能力以达成职业理想。电力高职院校学生需结合行业特性，深入掌握岗位需求、技能标准及晋升路径，树立科学职业价值观与发展目标。就业指导侧重毕业前后的就业支持，涵盖政策解析、求职技能培训、岗位信息推送及职业素养培育，旨在增强学生就业竞争力，助其平稳步入职场[1]。

职业发展指导与就业指导目标一致，均服务于学生成长发展，追求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前者侧重长期规划与可持续发展，后者聚焦毕业就业实践，二者互为补充。从阶段连续性看，职业发展指导贯穿全学习生涯及职业阶段，就业指导是学生毕业环节的深化应用。有效的职业发展指导为就业指导提供方向性支撑，而就业指导则是职业发展指导的实践验证，助力优化职业规划。在内容层面，职业发展指导包含生涯规划、价值观塑造、能力提升等理论框架，就业指导则聚焦就业政策、求职技巧等实用技能，是职业发展指导在就业领域的具体化延伸。

二、电力高职院校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工作问题分析

（一）职业规划教育基础薄弱

1.职业生涯规划教育滞后

部分学生入学时缺乏对专业的清晰认知，存在“高考失利”的心理阴影，导致学习目标不明确。加之学生对电力行业地域性和岗位类型的偏见，形成就业预期与现实需求的结构性矛盾。例如，部分学生因高考成绩不理想被调剂到电力专业，对专业课程缺乏学习动力，甚至产生厌学情绪。在面临就业选择时，对西部偏远地区电力岗位存在偏见，认为工作环境艰苦、发展前景有限。实际上这些地区对电力人才需求旺盛，提供了较多发展机会和优惠政策。由于认知偏差，导致人才供需错位。

2.价值观与角色定位偏差

学生过度追求高薪稳定的大型企业（如核电集团），忽视基层岗位和新兴领域（如新能源运维）的发展潜力，造成“有岗无人、有人无岗”的供需失衡。在校园招聘中，学生多关注大型电力企业总部岗位或传统优势岗位，而对基层生产运维岗位、新能源领域技术创新岗位等关注度较低。实际上，基层岗位是电力行业的根基，是学生积累实践经验、提升专业技能的重要平台。随着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新能源运维等新兴领域人才需求不断增加，企业也提供了具有竞争力的薪资待遇和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但由于学生对这些领域认识不足，导致其在就业过程中频繁受挫，而急需人才的岗位却无人问津。

（二）就业指导体系有效性不足

1.指导手段单一化

部分院校依赖讲座、报告会等传统形式，缺乏个性化指导（如一对一职业访谈、模拟面试），且就业指导多集中于毕业前，缺乏全学程跟踪机制。例如，院校多邀请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人员或校内教师举办通用就业讲座，虽能提高学生就业意识，但无法满足个性化需求。对于求职过程中遇到特殊问题的学生（如专业知识薄弱、沟通能力较差等），院校无法提供有针对性的指导。同时，就业指导集中于毕业前，院校对学生低年级时期的职业探索和规划关注不足，无法提供系统职业发展指导。

2.数据驱动能力薄弱

仅少数院校建立了毕业生职业发展跟踪机制，就业质量评估依赖第三方数据，缺乏对“岗位胜任力—课程设置”的闭环反馈。西部偏远地区电厂岗位空缺率高达40%，但院校未通过大数据平台实现区域需求与生源技能的精准匹配。例如，大部分院校对毕业生职业发展跟踪调查重视不足，缺乏完善跟踪机制；对毕业生就业去向、职业发展情况等信息掌握不全面、不及时。在就业质量评

估方面，主要依赖第三方机构数据，具有滞后性和局限性，无法准确反映毕业生真实就业情况和职业发展状况。同时，院校在课程设置上未能充分结合企业岗位胜任力要求，且缺乏有效反馈机制。导致培养出的学生在知识和技能方面与企业实际需求脱节，既无法满足企业要求，也使企业急需的岗位无法得到有效人员补充。

3.毕业生职业发展可持续性关注不足

部分院校过度强调“毕业即就业”，忽视了终身学习能力培养。例如，高职院校过于注重短期就业，将就业率作为衡量办学水平的主要指标，对学生职业发展可持续性能力的培养关注不够，缺乏终身学习教育和职业素养提升引导。上述问题导致学生毕业后难以适应技术更新换代和企业对高级技术技能人才的要求，无法在职业发展上取得突破。例如一些学生在企业工作后，未及时更新知识和技能，未能考取相关专业技术证书，影响了职业晋升机会和空间。

（三）校企合作与产教融合深度不足

1.合作形式化倾向

校企联动多停留在实习基地共建层面，技术研发、课程共建等深度合作占比较少。例如，部分院校虽与企业合作建立了实习基地，但企业参与度低，难以发挥实习基地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在技术研发和课程共建方面，由于缺乏合作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企业积极性不高，导致深度合作项目较少[2]。例如某电力高职院校与企业共建的“订单班”，仅涵盖少数专业，且课程内容更新缓慢，无法跟上企业技术发展和生产实际需求，影响人才培养质量和效果。

2.行业需求反馈机制不健全

行业需求反馈机制的缺失，进一步加剧了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之间的脱节。企业参与人才培养方案制定的积极性不高，使院校对储能技术、微电网运维等新兴领域的人才需求预判滞后。由于企业短期内难以看到经济效益，不愿在人才培养方案制定上投入过多资源，导致院校培养的学生与企业实际需求存在偏差，影响了就业质量和职业发展。

3.信息渠道与资源失衡

就业信息渠道与资源失衡问题同样不容忽视。西部地区电力企业因地理位置偏远、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招聘信息传递效率低下。据统计，部分偏远电厂岗位空缺率高达40%；而学生因信息不对称，对这些岗位了解不足，甚至存在误解，进而放弃就业机会。同时，院校就业服务平台智能化程度不足，无法

实现岗位需求与学生技能数据的精准匹配，导致大量适合学生的岗位信息被淹没，降低了就业效率。

三、对策与建议

（一）强化职业规划教育

1.早期介入与专业认知教育

院校应在学生入学初期开设电力行业认知课程和专业导论课程，邀请企业专家、校友进行专题讲座，帮助学生了解行业现状、发展趋势及职业要求，树立正确职业理想。例如，组织学生参观电力企业生产现场、研发中心，开展优秀校友职业分享活动，增强学生的专业认知和职业兴趣。

2.个性化职业规划指导

院校应建立学生职业发展档案，全面记录学生的职业兴趣、能力倾向、个性特点、学业成绩和实践经历等信息。为每位学生配备一名专业且经验丰富的职业指导教师，对学生进行一对一的职业规划咨询服务。职业指导教师应深入了解学生的个体差异和职业意向，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为其量身定制个性化的职业发展规划，包括短期和长期的职业目标、各阶段的具体行动计划等，并定期与学生沟通，跟踪学生的职业发展进程，及时调整职业规划。

3.职业价值观教育与引导

院校应开展丰富多样的职业价值观教育活动。如案例分析研讨会、小组讨论、主题班会、演讲比赛等，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职业观。通过实际案例分析，让学生了解基层岗位和新兴领域在电力行业中的重要地位和发展前景。同时，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活动，增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使他们认识到无论在何种岗位上，只要努力工作，都能够为社会作出贡献，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二）完善就业指导体系

1.多样化指导手段与个性化服务

院校应丰富就业指导的形式和内容，综合运用个体咨询、小组辅导、线上课程、模拟面试、职业测评等多种方式，满足不同学生的多样化需求。利用学校的线上教学平台，开发一系列就业指导在线课程，如职业规划与就业指导、面试技巧与职场礼仪等，方便学生自主学习。设立就业指导咨询室，安排专业教师值班，为学生提供个体咨询服务。此外，开展小组辅导活动，促进学生之间的互相学习和启发。

2.加强数据驱动与反馈机制

院校应加大对毕业生职业发展跟踪机制的建设力度，建立完善的毕业生职业发展数据库。通过定期收集毕业生的就业信息、职业发展情况等数据，提高院校自身数据收集和分析的能力。在此基础上，建立就业质量评估与课程设置的闭环反馈机制，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深入分析，找出学校人才培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及时调整和优化课程内容，使人才培养更加紧密地贴合市场需求。

3.注重职业发展可持续性能力培养

院校应将终身学习能力的培养贯穿于教育教学的全过程，在课程体系中融入终身学习相关的课程模块，如学习方法与技巧、创新思维与实践等，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创新思维和适应变化的能力[3]。加强与企业的深度合作，共同为学生提供更多的继续教育和培训机会，如在职培训、技能提升课程、职称考试辅导等，帮助学生在毕业后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拓宽职业晋升空间。

（三）深化校企合作与产教融合

1.拓展校企合作深度与广度

院校应加强与电力企业的全方位合作，积极开展技术研发、课程共建、师资互聘等深度合作项目。鼓励企业参与学校的教育教学改革，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开发课程资源、建设实训基地等。学校可以与电力企业共同组建技术研发团队，针对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难题进行联合攻关，并将研发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在课程共建方面，企业可派遣技术人员到学校担任兼职教师，参与课程教学和教材编写。此外，院校还可以通过师资互聘的方式，提高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

2.健全行业需求反馈机制

院校应建立常态化的行业企业调研机制，定期组织教师和研究人员深入电力企业进行实地调研，了解行业的发展动态、技术创新成果、人才需求预测等信息。建立企业需求反馈数据库，将调研结果进行系统整理和深入分析，及时反馈给学校的教学管理部门和相关专业负责人。根据企业的反馈信息，及时调整和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确保学校培养的人才能够符合企业的需求。同时，积极搭建校企合作交流平台，定期举办校企合作洽谈会、人才供需对接会等活动，加强学校与企业之间的沟通与互动。

3.优化就业信息渠道与资源匹配

院校应加强与西部地区电力企业的联系与合作，建立专门的就业信息收集和发布平台，及时、准确地发布企业的招聘信息和岗位要求。指定专人负责与企业保持密切沟通，定期收集和整理企业的招聘信息，并通过多种渠道及时推送给学生。同时，加大对就业服务平台的投入和建设力度，引入智能化、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实现岗位需求与学生技能数据的精准匹配，为学生提供更加个性化、精准化的就业推荐服务，提高学生的就业效率和质量。

四、武汉电力职业技术学院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工作成效

通过近年来逐步开设职业生涯规划课程、完善就业指导体系，并基于长期深入企业开展校企合作所取得的成果，武汉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就业指导工作已取得一定成效。具体体现在就业率与就业质量、人才培养质量认可度、学生职业发展三个方面。

在就业率与就业质量方面，武汉电力职业技术学院通过强化职业发展和就业指导工作，使毕业生就业率连续多年维持在较高水准。2022—2024年，毕业生年终就业率分别为97.36%、97.01%、97.51%。同时，毕业生就业质量稳步提升，工作与专业相关度依次为

87%、88%、89%，就业满意度依次为86%、88%、89%。此外，毕业生对职业发展前景、工作内容及薪酬的满意度也呈现出积极趋势。

在人才培养质量方面，武汉电力职业技术学院通过与行业内电力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其毕业生在企业中能迅速成长为技术骨干和管理人才。某电力企业对毕业生的跟踪调查显示，2023届武汉电力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生通用能力达成度和职业能力达成度都较高，他们在工作中展现出扎实的专业知识、较强的实际操作能力和良好的职业素养，能够快速适应企业的工作环境和岗位要求。

在学生职业发展方面，武汉电力职业技术学院注重培养学生职业发展的可持续性能力，通过开展各类培训和实践活动，提升了学生综合素质和职业竞争力。入职3年后的毕业生中，考取电工技师证的比例逐渐上升，职业晋升空间得以拓展，体现了良好的职业发展前景。以某2018届毕业生为例，该生在企业工作3年后，成功考取电工技师证，从普通电气运行岗位员工晋升为车间副主任，薪资待遇相较于入职时有较大幅度增长。

五、结论

电力高职院校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工作对于学生个人成长、院校发展及电力行业人才培养具有重要意义。针对当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如职业规划教育基础薄弱、就业指导体系有效性不足、校企合作与产教融合深度不足等，本文提出强化职业规划教育、完善就业指导体系、深化校企合作与产教融合等对策，可以有效提升工作质量和效果。本文还利用武汉电力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践成果，证明了上述对策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未来，电力高职院校应继续探索和创新，持续改进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工作，为电力行业培养更多高素质专业人才，实现学生、院校和企业的共赢发展。

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探索以北京中医药大学为例

北京中医药大学古丽胡玛尔·吐尔洪

自2019年党的十九大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纳入党章，这一命题在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战略位置，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议题和研究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常态化机制，纳入干部教育、党员教育、国民教育体系，搞好社会宣传教育”［1］。2023年2月，中央统战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研究体系建设的意见》要求：“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加快建立和不断完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研究体系，努力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不断走向深入，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厚植各族人民心灵深处，助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2］，进一步凸显了高校加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研究等基础工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高校担负着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光荣使命，在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是高校民族团结教育的重要内容，这也决定了这一教育应贯穿于高校党建、思政教育及日常教学和管理全过程［3］。高校作为研究和宣传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重要力量，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教学之中，有利于实现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目标。更有利于巩固民族团结的良好局面。

当前，高校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中存在思政教育不足、第二课堂活动缺乏、网络传播途径狭窄等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很多专家学者也围绕着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价值内涵、现实困境、实现途径、优化路径等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相关研究。高校作为培养青年一代成长和发展的主要场所，在对青年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加强青年学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实践中，肩负着崇高的使命和重大的责任。高校应深刻认识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的重要性，直面并解决存在的问题，丰富思政教育主题和内容、不断创新第二课堂形式和载体，高效利用网络思政理念和手段，以引导青年学生真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养出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因此，结合北京中医药大学（以下简称“本校”）在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的具体实践，探讨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主题，可为高校提供路径参考。

1.当前高校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1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政教育需进一步加强

高校思政课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主阵地，是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学生心中生根发芽，让学生入脑入心的重要载体。高校思政课堂引领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同时，引导学生在“四史”学习过程中，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然而，当前课程思政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仍处于发展阶段，一方面，在许多高校思政课堂上，授课形式单一、内容枯燥，学生参与程度低［4］。教育方式依旧较为传统，多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被动接受知识。这种“填鸭式”教学，缺乏互动性与吸引力，难以激发学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内容的深入思考，无法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一定程度上，高校思政课教师队伍存在两类能力不足的现象：其一，未能有效将党的民族理论最新成果融入思政课堂，且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思政课程的融合中，缺乏开展入脑入心课程思政的能力；其二，在结合课程教学设计针对性实践、提升课程感染力，以及激励学生承担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责任方面，能力有所欠缺。

1．2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第二课堂教育载体需进一步拓展

高校第二课堂作为第一课堂的有效补充，以其丰富性、灵活性、合理性、针对性和综合性的特点在学生成长成才、创新能力培养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是高校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教育载体。学生通过学生社团、志愿组织等参与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激发深层学习动机，构建良好的同伴关系。然而，一些高校在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过程中，未能及时适应时代发展的变化，缺乏对新载体的探索和应用，难以引起学生的兴趣和共鸣［5］。部分第二课堂活动虽与日常思政教育紧密联系、有机融合，促使学生在良好的校园氛围下获取知识、提升素质、陶冶情操，但部分校园活动仅限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宣传，缺少少数民族学生与汉族学生的互动合作，学生参与度与积极性不高，不同民族间的交流、交往、交融并不充分；此外，大多数校园活动迎合了大部分学生的兴趣爱好和素质发展，少有涉及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育相关内容。学生活动虽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但流于表面，

师生难于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1.3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网络传播途径需进一步挖掘

大数据时代，互联网已经成为高校学生获取信息的主要方式之一。铸牢高校学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抢占互联网信息传播的高地是重要的一环。而如今互联网上信息良莠不齐、同质化严重，关于民族团结的信息缺乏深度和广度，也容易被恶意破坏民族团结的分裂势力利用，进而产生负面影响，互联网作为新媒体，在思想引导方面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高校利用新媒体手段，加强舆论引导和宣传教育，传播正能量，提高师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同和理解有待进一步加强。尤其在面对高校“00后”“互联网原住民”群体，顺应新媒体发展趋势，把互联网建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新平台，利用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号等平台组成民族团结融媒体矩阵，将“三个离不开”“四个与共”“五个认同”“四个自信”“两个维护”等理念贯彻到互联网宣传教育的全过程的实践尚不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对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的优秀事迹、榜样人物进行实时报道，生动讲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丰富实践，从而让互联网成为加强榜样引领、构筑各民族师生共有精神家园的作用更加凸显的探索不够广泛。

2.北京中医药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探索

2．1确立指导思想

本校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融入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全过程，遵循教育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引导学生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宗教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依托多角度、多层次、深入浅出的教育方式，持续增强本校青少年学生的国家观念、民族观念，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引导学生拥有浓厚的国家情怀和民族大义，将爱国主义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切实增强青年学生的民族凝聚力，切实提升育人实效，与青年学生共同书写新时代的辉煌篇章。

2．2明确工作思路

本校从教育教学入手，构建有效课程体系。在思政课程中强化共同体意识教学，挖掘专业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实现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尤其针对少数民族预科班学生开展民族学相关课程，加强思政课程的针对性。同时，

丰富实践教学环节，组织学生参与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实践活动，如文化交流志愿服务、民族地区调研等，让学生在实践中深化对共同体意识的理解。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营造浓厚氛围。举办民族文化节、主题演讲比赛、文艺汇演等活动，展示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学生交往、交流、交融。利用新媒体平台，传播民族团结进步故事，弘扬主旋律，凝聚正能量。

1.1优化实践路径

1.1.1丰富思政教育，切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通过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聚焦学生思想引领，并举办一系列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有效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了各民族学生的团结与融合，展现了新时代青年的爱国情怀与责任担当。“请党放心强国有我”主题教育活动，增强了学生的光荣感、使命感，鼓励学生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付出自己的一份力量；“我看故乡这十年——大学生眼中的非凡十年”主题作品征集展示活动，学生踊跃报名，提交优秀的视频、图画和文字，将爱国情、强国志融入个性化作品中，唱响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主旋律；“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民族心向党，青春爱国行”主题活动、“民族同心，筑梦岐黄”文化交流活动，“我身边的抗疫故事”演讲比赛等，坚定学生“听党话、跟党走”信念的同时，为本校各民族学生提供了充分展示多才多艺、热情开朗、积极向上精神风貌的良好舞台。各民族学生在校内校级各类赛事、活动中，展现朝气和活力，团结协作，用最平实的语言讲述身边的真实故事，用最真挚的行动进行对党、对国家、对学校的热爱，将全校各民族学生像石榴籽一样紧紧的抱在一起的美好画面定格在了校园的每一个角落。

1.1.2创新管理手段，提升少数民族大学生综合素质

通过精准施策，多维度的教育、服务与管理体系，有效促进了少数民族学生的全面发展与成长，不仅提升了他们的综合素质与能力，还显著增强了他们的民族认同感和国家责任感，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注入了强劲动力。制定适合本校少数民族学生成长发展特点及学业职业规划的少数民族学生学业、就业、升学及技能提升相关的教育活动方案，以“小型、多频、高质量”为原则开展少数民族学生“石榴香”系列素质提升活动，搭建本校各民族学生提升素质、提高能力、高效互动交流的良好平台，增进了各民族师生彼此间的感情，加深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团结互助精神。积极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紧密融合，激发少数民族学生的爱国爱党情怀，

开展“同心圆”系列活动，进一步增强各民族学生之间的交流，营造爱国爱党、民族团结的校园氛围。本校各少数民族学生切实提升了自我修养，提高了综合素质，坚定了为实现强国梦、中国梦而不懈奋斗的信心。

1.1.3推进服务育人，着力完善困难群体帮扶体系建设

通过建立由少数民族专职辅导员、各学院辅导员、班主任组成的强大学生工作队伍，对少数民族学生实施全方位、深层次的关心与帮助，有效促进了学生的身心健康与全面发展。在谈心谈话中，着重从家庭经济困难、学业困难、家庭变故、性格内向等少数民族学生群体入手，结合重要时点，根据学生自身特点，安排专门的一对一谈话。在学生学习倦怠期勤督促，学习收获期多鼓励，学习焦虑期帮助学生适当减压，学习“躺平”期鞭策学生调整状态努力上进；同时加强对学生的心理疏导，倾听学生的心声，了解学生真实的学习、生活、思想状况。这支工作队伍是学生敢于讲真话、交真心、诉真情的知心朋友。

针对少数民族学生的心理特点，设计并实施了一系列心理健康教育和帮扶措施，营造了积极健康的校园文化环境，助力学生自信成长。在日常心理健康宣教中，有针对性地设计团体辅导、心理沙龙、心理嘉年华、心理情景剧大赛等各项活动方案，营造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环境，引导少数民族学生关注自我心理健康；个体咨询中，关注少数民族学生个体差异，及时开展有针对性的心理咨询工作；在辅导员、班主任、朋辈队伍心理培训中，设计相关培训内容，使其有效了解少数民族学生心理、文化特点，以便顺利开展有针对性的心理帮扶工作。通过实施阳光资助政策和开展丰富多彩的资助育人活动，切实解决了少数民族学生的经济困难，加强了人文关怀，营造了温暖和谐的校园氛围。设立少数民族预科学生学业奖学金，协助办理援疆助学金等，并通过爱心资助包与临时困难补助、中秋国庆补贴、春节留校补贴等多项补助为少数民族学生群体送去温暖，加强了人文关怀。同时，组织开展“自强杯”演讲比赛、爱心菁英成长训练营等丰富多样的资助育人活动，激励少数民族学生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同时，形成了积极向上的校园氛围。在疫情防控特殊时期，始终心系本校少数民族学生、学业困难学生、家庭贫困学生，走进学生宿舍，为学生提供专项贫困补助，帮助学生度过家庭经济困难期，为他们送去了温暖和关怀。这一份特殊的举动，帮助本校各民族学生感受到了家的温暖，拉近了师生之间的距离。

1.3.4活化中医药精髓，培养少数民族学生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

本校依托其独特的学科专业优势和文化底蕴，精心策划并组织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中医药文化活动和社会实践项目，旨在通过实践体验和文化熏陶，让少数民族学生深刻理解并热爱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医药文化。不仅强化了少数民族学生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还培养了他们在中医药事业中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为传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贡献了力量。

活动多样化，文化认同深入人心。本校不仅限于传统的课堂教学，还创新性地开设了“中医药文化体验周”“民族医药文化节”等主题活动，通过义诊服务、传统医术展示、中药种植与炮制体验等形式，让少数民族学生亲身体验中医药的神奇魅力。这种直观的体验极大地激发了他们对中医药文化的兴趣与热爱。

社会实践广覆盖，文化自信显著提升。积极组织少数民族学生参与国内外志愿服务和社会实践活动，如“边疆行·健康行”公益医疗队，赴偏远地区开展义诊服务，为当地居民带去健康与温暖。这些活动不仅让少数民族学生在服务中增长了见识，更让他们深刻感受到了中医药文化在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进步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增强了他们的文化认同感。为了拓宽学生的视野，本校还组织少数民族学生前往全国各地进行社会实践，从东北的雪乡到西南的苗岭，从繁华的都市到偏远的乡村，学生们在旅途中不仅领略了不同地域的自然风光，更深入了解了各地的风土人情和文化特色。通过与当地民众的交流与学习，他们汲取了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精髓，对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数据支撑，成效显著。据统计，近5年来，本校共组织少数民族学生参与中医药文化活动和社会实践项目超过3000余次，惠及10万人。通过这些活动的开展，少数民族学生的文化认同感和文化自信得到了显著提升。据本校相关调研数据显示，近5年参与活动的少数民族学生在毕业后选择从事中医药相关工作者600余人，占就业人数50%以上，且每年从事医药工作的毕业生人数逐年上升。他们中的许多人已成为中医药领域的佼佼者，为中医药事业的传承与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2.高校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中的创新策略与未来展望

3．1创新策略

开展跨学科融合教育。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纳入思政课重要内容的同时，探讨如何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融入不同学科的教学中，如历

史学、文学、艺术学等，通过跨学科的教学方法和内容，使学生在专业知识的学习中也能感受到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统一性；充分挖掘各专业必修课程、选修课程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元素，开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精品课，打造更多民族团结进步“金课”［6］，使宣传教育融入学校教育教学全过程，不断提高课堂育人效果，扎实做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一体化建设。

探索数字化与智能化教学手段。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7］探索数字技术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5G等现代信息技术，开发具有互动性和趣味性的在线学习平台，如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使学生能够在沉浸式环境中体验和学习中华民族文化；利用互联网、社交媒体等平台，开发线上课程、举办网络直播，打造大学生喜闻乐见的教育实施方法，将传统被动接受教师灌输教育转变为学生主动获取知识的过程，提高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加强校企合作与社会实践。加强高校与企业、社区的合作，共同开展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的社会实践活动，如民族文化调研、公益服务、红色“1+1”、“三支一扶”等，让学生走出校园与不同背景的人群交流，亲身体验社会生活、民族风俗的多样性，增进对不同民族的理解和尊重，在实践中深化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认识，加深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解。同时，在校企合作提供的实习实训中，引导学生将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相结合，将所学知识更多运用到民族企业运营、管理与服务中，提升滋生综合素质的同时，帮助企业拓宽业务，增加社会福利。

鼓励国际化视野下的民族交流。鼓励和支持高校与国外高校、国际组织及教育机构开展交流合作，特别是与有相似文化背景或多元民族文化国家的交流，通过国际学生的互访和学术交流，拓宽学生的国际视野，帮助学生掌握跨文化环境中的人际交流与合作，增进学生对多元文化的理解和尊重。同时，通过跨文化交流，搭建起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播和宣传桥梁，有效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学生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通过学术交流活动，让学生在与世界各地学者的思想碰撞中，拓宽学术视野，了解国际学术前沿动态，激发创新思维，提升个人研究能力和学术水平。

3．2未来展望

构建长效机制。建立健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长效机制，包括

课程设置、师资队伍建设、评价标准等，确保教育的持续性和有效性。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纳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教育格局。依托具备专业素养和民族情怀的教师队伍，确保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质量和效果。建立健全评估与反馈机制，定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效果进行评估，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措施加以改进。同时，通过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格局，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闭环，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深入发展。

深化理论研究。加强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理论研究，不断探索新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为实践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个跨学科的议题，其内涵丰富，研究涉及面广，包括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民族心理认同、共同体意识培育等方面［8］。需要打破既有的思维模式和学术范式的束缚，运用多学科视角进行深入研究以指导高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深刻实践。

强化实践探索。鼓励高校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形成各具特色的教育模式和方法，为全国范围内的高校提供可借鉴的经验。高校因地制宜、因校制宜，结合人才培养方案、办学特色和校园文化特点，创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途径，通过多渠道、多层次、多方面进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将加强各民族大学生交往、交流、交融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内容中，完善高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体制机制，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渠道作用，创新校园文化载体，促进高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入脑入心、走深走实。

促进社会共治。推动高校与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家庭等多方面的合作，形成全社会共同关心和支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良好氛围。党和政府要加大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投资力度，加大人员投入，在基层单位、企事业单位进行宣传教育，提高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影响力，引起社会普遍的关注；家庭环境对大学生成才成长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家长改变传统的教育模式，树立现代化的、民主的、平等、相互尊重的教育理念，引导学生树立家国理念和责任担当意识，促进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9］。

高职学生数字能力及影响因素研究以广州市高职院校为调研对象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国际合作学院窦菊花

数字能力（DigitalCompetence）被认为是21世纪学习者的核心能力之一[1]。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高度重视学生数字能力的评估与培养。欧盟将数字能力细分为信息与数据素养、沟通与协作、数字内容创作、安全和问题解决五个能力维度[2]；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数字素养全球框架（DLGF）》中，新增了“设备软件操作素养”和“职业相关素养”两个领域，构建了覆盖七大素养领域的全新框架[3]。中国教育部启动了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计划，并发布了《职业院校数字校园规范》，明确了学生数字能力的评估指标[4]。这些举措表明，数字能力的培养已成为全球教育的重要议题。

为了有效培养学生的数字能力，了解其现状并厘清影响因素至关重要。社会认知理论（SocialCognitionTheory，SCT）认为，个体的行为表现是内部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5]。基于这一理论，本研究通过前期对企业、家长、教师和学生的访谈，结合国内外关于学生数字能力影响因素的文献，归纳出7个内部因素和11个外部因素。文章应用《职业院校数字校园规范》中的评估指标，采用问卷调查法，以广州市高职学生为调查对象，分析高职学生的数字能力现状，探讨其内外部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将为高职院校学生数字能力的培养提供重要的数据支持和实证依据，帮助制定更有效的教育数字化实施方案。

一、文献综述

（一）学生数字能力评估框架

数字能力随信息技术发展而演进：从计算机素养、信息素养、网络素养逐步过渡到数字素养与数字能力，后者在欧美更被广泛接纳，强调综合胜任力。欧盟将其列为八大核心素养之一，定义为“在工作、学习、休闲及社会参与中自信、批判和创新性使用信息技术的能力”[6]。欧盟提出的数字素养框架

（DigCompFramework）从信息与数据素养、沟通与协作、数字内容创造、安全意识与问题解决五个能力域评估数字能力，涵盖21项具体素养指标，并按基础、中等、高级分级评价[2]，其优势在于系统性与层次化评估。UNESCO在此基础上发布的全球数字素养框架（DLGF）增加了“设备软件操作素养”与“职业相关素养”两项，使框架更为全面且具普适性，突出数字能力的职业发展关联[7]。2020年，中国教育部发布的《职业院校数字校园规范》提出学生信息化能力指

标，包含信息意识与态度、信息知识与技能、信息思维与行为、信息化专业思维与职业能力、信息社会责任五个一级指标及11个二级指标[8]，对职业院校学生的职业相关能力与社会责任给予了针对性考量，成为高职学生数字能力评价的重要参考。

（二）学生数字能力影响因素研究

社会认知理论指出人口学特征、内部心理认知与外部社会环境交互影响个体行为[5]。基于此，文献普遍将影响学生数字能力的因素归为外部与内部两类。关于外部因素，已有研究发现：性别差异与内在动机会影响数字素养水平[9]；地域性数字鸿沟在农村地区仍然明显[10]；国家与地方政策、教育数字化战略对素养培养具有指导与推动作用[11]；学校基础设施与数字资源、教师数字素养与教学方法对学生发展至关重要[12][13]；家庭经济状况、父母素养等社会文化因素亦不可忽视[14]。关于内部因素，研究指出学生的数字意识与思维、数字知识与技能、使用习惯、学习动机、自我效能感、学习风格及对数字技术的兴趣与态度等均影响其技术使用能力[15-19]。

尽管研究较为丰富，但仍存在不足：一是外部因素研究多停留在宏观政策与教育环境层面，对学校与家庭层面的具体作用机制探讨不足；二是内部因素虽有诸多识别，但对这些因素间交互作用及其在不同背景下对数字能力发展的作用机制研究不足。为弥补上述不足，本研究以高职学生为对象，结合《职业院校数字校园规范》评估指标，将政府支持、学校资源、社会文化环境等外部因素与个体特质、心理状态等内部因素纳入问卷，通过定量方法系统分析二者对高职学生数字能力的影响路径与机制，识别主要预测变量及其相对重要性，为教育政策与实践提供数据支持。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问题

基于上述理论与既有研究，本文聚焦高职学生数字能力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具体研究问题为：（1）高职学生数字能力的总体水平如何？（2）在人口学特征（性别、专业背景、生源地、上网时长）上，数字能力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内部因素（数字意识与思维、数字知识与技能、数字应用与使用依赖、数字技术学习动机、自我效能感、个人学习偏好、数字技术兴趣）是否显著影响高职学生数字能力？各预测变量的相对影响力如何？（4）外部因素（政策支持、数字资源、课程设置、教师素养、教学方法、基础设施、数字普及程度、家庭

经济状况、父母数字素养、同伴影响、社会数字氛围）是否显著影响高职学生数字能力？各预测变量的相对影响力如何？

（二）研究对象

样本来源于广州市46所公办与民办高职院校，覆盖工程、艺术、管理、医学等专业门类，生源地分布广泛（本地及外省生源），教育资源与专业背景多样。此类样本有利于全面揭示不同背景高职学生在数字能力方面的差异与特征。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自编问卷（基于文献与对企业、家长、教师、学生的访谈），包括三部分：（1）人口统计学特征（4项）：性别、专业群、生源地、上网时长；（2）高职学生数字能力测评（11项）：参照《职业院校数字校园规范》，涵盖感知与应用意识、安全意识、科学知识、应用技能、数字思维与行为、专业思维与职业能力、伦理法规等维度；

（3）数字能力影响因素测评（21项）：其中，依据国内外相关研究设置，包含11项外部因素与7项内部因素。问卷采用5点李克特量表。

（四）数据收集与分析

问卷通过在线平台发布，采取随机抽样并自愿填写的方式收集数据。经数据清洗，得到有效样本704份：男性257人（36.50%），女性447人（63.50%）。专业群分布较均衡：商科与管理33.50%、工程技术25.30%、人文艺术21.00%、社会服务与健康

20．20%。生源地分布为城市56.50%、郊区12.10%、农村31.40%。上网时长分布为：<20小时15.20%、20～39小时28.30%、40～60小时30.50%、>60小时26.00%。数据分析采用SPSS24.0，进行描述性统计、差异性分析及回归分析以检验假设并识别主要预测变量。

三、研究结果

（一）高职学生数字能力水平现状

调查结果显示，高职学生整体数字能力处于中上水平。各维度均值介于3.11至3.56之间，其中数字意识与态度最高，反映出积极的技术态度与较强认知；数字知识与技能最低，显示操作与应用能力仍然不足；其余维度处于中等至中上水平，表现出一定的思维、职业与责任基础。按总分等级划分，中上水平学生占比58.4%，中等与高水平分别为

30．3%和8.9%，而中下与低水平比例极低，仅占2.1%和0.3%。整体而言，

学生能力集中在中上及以上层次，但在知识与技能层面仍有待提升。

（二）高职学生数字能力在人口学特征上的差异性分析

1.不同性别学生数字能力的差异性分析

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男女生在整体数字能力总分上差异不显著

（p=0.790）。然而，在具体维度中，仅“数字知识与技能”存在显著差异

（p=0.004），其中男生得分高于女生；其余维度如数字意识与态度、数字思维与行为、数字化专业思维与职业能力以及数字化社会责任均未表

现出明显性别差异。总体来看，性别对高职学生数字能力影响有限，仅在知识与技能层面存在差别。

不同专业群学生数字能力的差异性分析方差齐性检验表明，“整体数字能力”及“数字意识与态度”“数字化社会责任”三项满足方差齐性，其他维度不满足。因此，对满足方差齐性的变量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对不满足方差齐性的变量采用Welch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学生整体数字能力在不同专业群间存在显著差异；且在“数字知识与技能”“数字思维与行为”“数字化专业思维与职业能力”三项子维度也存在显著差异。事后多重比较（邓肯法）给出总体排序为：工程>商科>人文>社会服务。邓肯字母标记表示标有相同字母的组间无显著差异，具体配对差异及显著性见表1。

不同生源地学生数字能力的差异性分析方差齐性检验结果显示，“数字意识与态度”“数字化专业思维与职业能力”“数字化社会责任”满足方差齐性，其他维度不满足。表4列出了相应的ANOVA与Welch检验的F值与P值。单因素方差分析表明：学生整体数字能力及“数字知识与技能”“数字思维与行为”“数字化专业思维与职业能力”三项在生源地上存在显著差异。事后多重比较

（以字母标识）揭示各生源地间的具体差异。以“整体数字能力”为例，排序为：城市生源>农村生源>郊区生源；且城市生源与郊区生源间差异达到显著水平（见表2）。

不同上网时长学生数字能力的差异性分析方差齐性检验结果显示，除“数字意识与态度”

外，其余维度及整体数字能力均满足方差齐性要求。单因素方差分析表明，不同上网时长的学生在整体数字能力及大部分维度上无显著差异（p>0.05）。然而，在“数字意识与态度”维度上呈现显著差异（F=3.098，p=0.027）。事后比较结果进一步显示，上网时长越长的学生在该维度上的得分越高，即大于

60小时组显著高于40~60小时组、

20~39小时组和不足20小时组。可见，上网时长与学生的数字意识与态度呈正向相关，但对技能、行为、职业能力及社会责任等方面影响不明显。

（三）内部影响因素与学生数字能力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检验内部因素对学生数字能力的影响。模型诊断显示：德宾—沃森值DW=2.029（在1-3范围内），残差直方图近似正态分布，自变量VIF介于1.733-2.815（均<5），不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满足回归分析的基本假定[20]。ANOVA显著性p=0.000<0.05，表明内部因素整体对因变量具有显著影响。除“数字技术兴趣”外，其余6项自变量P<0.05，且非标准化系数为正，表明这些因素对学生数字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按标准化系数β排序，6个内部影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为：数字意识与思维>数字知识与技能>数字应用与使用依赖>个人学习偏好>学习动机>自我效能感（详见表3）。

（四）外部影响因素与学生数字能力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回归诊断结果显示，德宾—沃森值为2.142，残差符合正态性，自变量VIF值均小于5，说明不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模型适用性良好。

ANOVA检验结果显著（F=85.725，p<0.001），表明外部因素整体对学生数字能力具有统计学意义。模型R²=0.577，说明外部因素可解释57.7%的能力差异。进一步分析发现，在11项自变量中，有7项对学生数字能力具有显著正向作用

（p<0.05），依标准化系数β的重要性排序依次为：社会数字氛围（β=0.192）>数字基础设施普及

（β=0.190）>数字资源（β=0.174）>政策支持

（β=0.153）>同伴数字应用（β=0.099）>教师素养

（β=0.089）>家庭经济状况（β=0.075）。其余因素未达显著水平。结果表明，社会与学校层面的环境支持是提升学生数字能力的重要外部条件。

（五）各类影响因素的分层回归分析

为考察各类因素在控制人口学变量后的独立贡献，以“学科”（专业群）和“生源地”为控制变量，将6项内部因素与7项外部因素（以样本均值处理）分步纳入分层回归（见表4）。模型诊断满足回归前提：DW=2.055，残差近似正态分布，VIF=1.242-3.478，适宜进行分层回归。

模型1（仅控制变量）：R2=0.034，F=4.892***，表明学科与生源地对学生数字能力的解释力为

3．4%。其中工程技术（β=0.221，p<0.01）、商科管理（β=0.218，p<0.01）及城市生源（β=0.116，p<0.05）显著正向影响数字能力。模型2（加入内部因素）：R²=0.637，F=203.623***，较模型1提升△R²=0.603

（p<0.001），说明内部因素显著增强解释力；内部因素整体显著正向影响

（β=0.136，p<0.001），原控制变量显著性消失。模型3（进一步加入外部因素）：R2=0.658，F=191.591***，较模型2提升

△R2=0.022（p<0.001）。外部因素（β=0.040，p<0.001）与内部因素（β

=0.097，p<0.001）均为显著正向预测变量；引入两类因素后，模型1中的人口学显著性不再存在。这个结果说明在控制学科与生源地后，内部因素对学生数字能力的解释力最大，其次为外部因素；两类因素合并可解释65.8%的个体差异，

提示应以加强内部能力建设为主、兼顾外部支持。

四、结论与讨论

研究基于《职业院校数字校园规范》指标，采用社会认知理论框架，分析了广州市高职学生数字能力现状及影响因素。

（一）高职学生数字能力总体特征与原因

描述性分析显示，58.4%的学生处于中上及以上水平，“数字意识与态度”平均分最高，而“数字知识与技能”得分最低，表明学生在认知态度上普遍积极，但在具体技术和操作能力上存在短板。

对此的成因可以归结为两方面：一是宏观政策与平台推动（如国家级智慧教育平台及省级数字化转型行动）扩大了数字资源与在线学习机会，提升了学生的数字意识与学习意愿[21]；二是职业院校通过信息化标杆校、虚拟仿真等项目提供了实践场域，但现有课程设置、实训深度或考核机制尚不足以完全转化为广泛的操作技能。因此，需聚焦课程与实训的针对性与评估机制，弥合“意识—技能”落差。

（二）人口学特征差异的体现与意义

在人口学特征上，生源地与专业群体表现出显著差异，而性别与上网时长未呈现显著差异。研究发现城市生源及某些专业群体在能力得分上占优势，反映出区域资源与学科资源配置的不均衡，这与关于城乡数字鸿沟的实证研究相一致[10]。性别非显著与部分研究结果相符，佐证了传统性别差异在数字能力上正在弱化或被使用方式等因素所中和[9][22]。上网时长非显著则提示，使用质量、目的性与深度比单纯时长更能解释能力差异[23]，因此策略性地提升网

络使用的任务导向性比鼓励长时间上网更有价值。

（三）内部因素的作用路径与教学启示

多元回归分析表明，数字意识与思维、数字知识与技能、数字应用频率、个人学习偏好、学习动机与自我效能感对数字能力均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其中数字意识与思维的影响最大。该结果表明认知态度与心理动机是数字能力形成的核心驱动力，而技能与高频实践构成了能力基础。这与既有研究关于意识为基础、接触频率与使用方式影响素养的结论一致[15][16]，亦支持兴趣与动机促进技能投入的观点[17]与自我效能对信息技术学习的正向作用[24]。因此，教学应在提升技能训练的同时，通过情境化任务、项目式学习与即时反馈等方式强化数字意识、激发内在动机并逐步构建成功体验以提高自我效能。

（四）外部因素的影响机制与政策含义

在外部因素中，政策支持、教育环境（教师数字素养与学校资源）和社会环境（家庭经济与文化氛围）对学生数字能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政策支持效应最强。研究再次验证了政策投入与教师、资源配置在提升数字素养方面的关键作用[11][12][13][25]，并显示家庭与社会文化通过资源可及性与价值取向影响学生发展[26]。数字基础设施与同伴数字应用在本样本中的非显著性可能因其普及度高而弱化差异效应。由此可见，宏观政策与校内资源配置需协同发力，且关注薄弱区域与家庭支持是缩小差距的重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