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篇）2025年理论文稿汇编

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2025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围绕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发表重要讲话。我们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切实发挥海洋强国建设主力军作用，将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的海洋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新征程上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正确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海洋事业发展。在地方工作期间，就对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洋强省等提出许多重要观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海洋强国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国发展新时代海洋事业、做好海洋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今年是“十五五”规划谋划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就新征程上进一步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目标、重要原则、重点任务等作出重要论断和重大部署，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重要论述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瞻远瞩、内涵深刻、情感真挚、振奋人心，蕴含着深邃的历史眼光、至深的海洋情怀、恢宏的战略思维，是新时代新征程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洋强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行动指南。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意义，明确了走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战略任务。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锚定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重大目标，坚定走规划谋海、政策惠海、科技兴海、产业强海、生态护海、合作富海之路，做好新时代向海图强这篇大文章。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原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更加注重创新驱动，更加注重高效协同，更加注重产业更新，更加注重人海和谐，更加注重合作共赢。“五个更加注重”与新发展理念一脉相承，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海洋领域的具体体现，是推动我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原则。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准确把握“五个更加注重”的核心要义，以创新为引领、以协同促效率、以更新强产业、以和谐促生态、以合作谋共赢，注重因海制宜、强化政策协同，加快建设海洋强国，助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点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加强顶层设计，提高海洋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做强做优做大海洋产业，加强海湾经济发展规划研究，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六项重点任务”全面、系统、科学地回答了新时代建设海洋强国所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明确了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方略，确定了建设海洋科技自主创新体系的有效路径，指明了建设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的主攻方向，提供了培育海洋区域增长极的科学指引，制定了加强海洋生态保护的行动目标，贡献了引领全球海洋治理的中国方案。

推动海洋经济向质量效益型转变，海洋经济已成为我国拓展发展空间的重要载体

新时代以来，我国海洋经济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海洋经济成为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2024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超过10.5万亿元。据初步估算，2025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约5.1万亿元，增速约5.8%。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洋强国取得重大历史性进展。

强化海洋空间管控和要素保障。加强规划统筹，落实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纲要和海岸带及近岸海域空间规划，分类管控海域、海岛、海岸线，统筹交通、渔业、能源矿产、旅游等空间需求，构建陆海协同有序的开发利用保护格局。实施用途管制，除国家重大项目外，全面禁止围填海；将自然岸线保有率作为沿海地方政绩考核内容；规范风电、光伏项目用海，推进海域立体分层利用。做好要素保障，“十四五”以来，全国批准用海用岛面积9858平方千米，盘活利用存量围填海159平方千米，有效保障国家重大项目等各类用海需求。

推进海洋矿产资源勘探开发。海洋已成为油气勘探发现和增储上产主战场。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加大油气勘查区块出让力度、推动重点海域油气地质调查和勘探开发合作。“十四五”以来，在渤海累计发现3个亿吨级油田和1个千亿方级气田，南海多个盆地均有突破。2024年新增海洋石油、天然气产量占全国增量的比重分别达75%、11%以上。

培育壮大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海水综合利用，“十四五”以来，全国淡化水产量超14亿吨，工业冷却海水用量7200亿吨。海水制氢产业化进程加速。海盐占全国原盐产量超20%。加快推动海洋能装备研发和工程示范，截至目前，我国海洋能总装机规模超1.2万千瓦，自主研发兆瓦级潮流能机组并网运行超40个月，保持世界领先。加速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产业化，壳聚糖、海藻酸钠等原料级产品产量占全球份额超80%，自主研发的海洋药物品类约占全球上市总品类近30%。推动海上风电发展，累计装机容量4100万千瓦，居全球首位。

提升海洋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南极秦岭站”、“梦想”号大洋钻探船、“奋斗者”号深潜器、“雪龙2”号破冰船、“深海一号”油气平台等大国重器建成使用。自主研制的“妈祖”海洋预报模式投入应用，预警预报能力达世界先进水平。油气勘探开发实现从水深300米到1500米的跨越。攻克深海浅软地层钻采核心技术，实现可燃冰试验性试采。打造创新平台，崂山等海洋领域国家实验室投入运行，推动建设4个国家海洋综合试验场、12个全国重点实验室。

加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和防灾减灾。守牢自然生态安全边界，划定海洋生态保护红线15.1万平方千米，建立涉海自然保护地352个，推动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入选世界自然遗产。实施重大修复工程，“十四五”以来，中央财政累计安排196.8亿元。

实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82个，整治修复海岸线480千米、滨海湿地330平方千米，新营造红树林88平方千米。增强海洋预警监测能力，争取超长期国债资金70.34亿元。建设海洋灾害综合防治体系。持续建设全球海洋立体观测网，基本实现对管辖海域和重点海域的业务化观测。

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我国与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订合作协议，开展海洋领域务实合作。积极参加联合国海洋大会等重要国际会议，对外阐明中国主张、提出中国倡议。牵头成立“海洋十年”中国委员会，制定行动框架，获批1个协作中心、4个实施伙伴、5项大科学计划和9个项目。签署《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协定》（BBNJ协定）。积极发展蓝色伙伴关系，推进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共建国家务实合作，与欧盟、葡萄牙等建立蓝色伙伴关系，与印尼、马来西亚等签署海洋领域合作协议。

坚决扛起海洋强国建设主力军的责任担当，全力推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对标对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海洋经济推进建设海洋强国的重大决策部署，坚持“五个更加注重”，高效有序开发利用海洋，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海洋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加强顶层设计和政策支持。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健全海洋资源开发保护制度”“完善促进海洋经济发展体制机制”等重大战略部署和改革任务，研究出台相关政策举措。研究编制“十五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谋划提出海洋经济发展的重大目标指标、重大战略任务、重大工程项目和重大改革举措。鼓励引导社会资本积极参与发展海洋经济，探索通过产业基金等方式加大对海洋经济的投入。深化海洋经济统计核算改革，更加及时、准确、全面反映海洋经济运行情况。

提高海洋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一体推进海洋领域国家实验室、全国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等平台建设。谋划实施一批海洋领域重大科技专项，加快突破深海矿产资源勘探与开发、海洋能源综合开发利用、海洋生物资源挖掘与利用、绿色智能等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支持企业牵头或参与国家海洋科技攻关任务，培育发展海洋科技领军企业和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实施“蓝色人才”专项计划，着力培养造就一批海洋领域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培养造就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建设一流海洋产业技术工人队伍。

做强做优做大海洋产业。支持海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持续推进海洋油气勘探开发增储上产，积极拓展深远海养殖，发展现代化远洋捕捞，推动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以规模化为主攻方向培育壮大海洋能、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海水淡化等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海上风电规范有序建设。打造海洋特色文化和旅游目的地，推动海运业高质量发展，提升海洋金融服务水平，推动海洋产业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前瞻性布局深海产业、海洋数字产业等海洋未来产业。

加强海湾经济发展规划研究。支持有序推进沿海港口群优化整合，不断提升港口发展能级。支持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发展向海经济。“一省一策”支持海洋强省（区、市）建设，依托主要海湾建设全国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现代海洋城市，打造海洋经济区域增长极，提升北部、东部、南部三个海洋经济圈海洋发展水平。

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持续加强空间规划管控，统筹近岸海域和深远海开发利用。在自然资源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中配置海域海岛资源，推动要素保障提质增效，推进海域分层立体利用，提高节约集约利用水平，除国家重大项目外严控围填海。持续推广“厦门实践”经验，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典型海洋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建设“蓝色海湾”“和美海岛”“美丽岸滩”。深化海洋生态预警监测体系、海洋灾害综合防治体系建设，探索开展海洋碳汇核算。

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加强全球海洋科研调查、防灾减灾、蓝色经济等领域国际合作。积极参与海洋、极地领域的国际规则制定，务实推进BBNJ协定履约。搭建多元文化对话桥梁，继续发挥好东亚海洋合作平台、厦门国际海洋周、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等重要平台作用，增进与世界海洋国家间海洋文化交融和海洋经贸合作。积极推进“一带一路”海上合作，建设更加紧密的蓝色伙伴关系，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续写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这篇大文章

福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工作期间，亲自主持编制《福州市2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设想》（以下简称“3820”战略工程），擘画了福州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的宏伟蓝图。1995年8月，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市第七次党代会上，明确了“为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而努力奋斗”的目标：即在“3820”战略工程的基础上，再经过二三十年时间（即2035年左右），努力使福州跻身国际先进城市行列。在这一目标的指引下，福州干部群众开展了一系列城市现代化开创性实践，为福州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重要理念和战略部署，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一脉相承，为我们展示了中国式现代化市域创新实践生动画卷。

在不久前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提供了科学行动指南，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动员令。我们结合福州实际，深刻学习领会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在30年现代化国际城市建设的实践基础上，加快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坚定不移朝着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迈进，努力打造向世界展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窗口。

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市域层面的先行探索，开创现代化人民城市创新实践

从最初的实现工业化到实现“四个现代化”，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多年来，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所进行的一切奋斗，就是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我们党不断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初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工作期间亲自规划引领现代化国际城市发展建设，对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和探索实践，为加快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积累了宝贵经验。

从历史维度看，习近平同志对现代化国际城市建设的谋划布局，是我们党接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创新性探索。上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吹响了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号角。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坚持跳出福州看福州，放眼全国乃至世界，深入思考研究福州的现代化问题和中长期发展战略，亲自主持编制“3820”战略工程，提出建设“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圈”、建设“海上福州”、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等一系列发展战略，探索构建了科学务实、系统全面、极具前瞻性的宏观战略目标体系，为福州的现代化建设确立了总蓝图、总纲领、总方略，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在市域层面探索实践的新境界。

从理论维度看，习近平同志对现代化国际城市建设的系统思考，为深刻把握城市发展趋势、深入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律提供了重要理论准备。习近平同志30年前亲自组织开展理论研究和学术研讨，鲜明提出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应该包括城市经济的现代化，社会的现代化，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居住方式、环境、基础设施的现代化，以及人的现代化等，并要求在现代化基础上具备高度的国际开放性，系统把握城市建设核心本质，深刻阐释了市域层面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思路理念和目标方向。这些思路理念，体现了我们党对城市发展规律性认识的深化，与中国式现代化5个方面的中国特色，在内涵、特征、目标和要求上高度契合、一以贯之，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构建的重要源头。

从实践维度看，习近平同志对现代化国际城市建设的指导推动，为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丰富和发展现代化人民城市理论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国式现代化不是抽象思辨，而是扎根中国大地的生动实践。习近平同志30年前率先垂范，大力倡导“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等优良作风，带领福州干部解放思想、开拓进取，创新打造“福州国际招商月”等招商引资平台，大力兴办多种类型的开发投资区，前瞻布局建设国际机场、深水码头、高速公路、电力能源等重大基础设施，推动城市“东进南下、沿江向海”发展。30年来，福州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实践历程和建设成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市域样板，对于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具有重要价值和深远意义。

深刻感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与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一脉相承的内涵特质和本质要求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开创性事业。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两步走”战略安排，明确“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深入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乡村全面振兴等一系列重大战略，使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清晰、更加科学、更加可感可行。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市域层面的重要内涵和基础工程。其中一些思路理念和战略部署，习近平同志早在30年前谋划推动福州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时，就已作了思考和探索。

始终把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作为根本保证。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中排在首位，“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在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牢牢把握的重大原则中也排在首位。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加强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30多年前在福州工作期间就指出“加强党对现代化建设全局工作的领导，保证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在企业改革、对外开放、涉台工作等领域，都突出强调确保党组织政治核心地位。习近平同志推动实施“堡垒工程”，从1991年到1993年初，两年间全市一类党支部从52.8%上升到86.4%，全市162家具有建立党组织条件的三资企业全部建立党组织，还出现外商主动向市委“讨”书记的新气象。这些重要理念、重要实践，为我们全面加强党的领导留下宝贵财富。福州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新时代“堡垒工程”深入实施，在福建全省首创组织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开展为民办实事项目票决和评选“人民群众最满意的十件事”工作机制，创新打造“榕你来商量”基层政治协商品牌，更加广泛地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这启示我们，在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必须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始终，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凝聚起团结奋斗的强大合力。

始终把增强经济实力作为首要前提。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工作期间，对经济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并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发展。习近平同志提出实现“城市经济的现代化”，要求在提高质量和效益前提下，继续保持较快增长速度，强调福州作为全国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和沿海开放城市，全方位扩大对内对外开放，为福州走向现代化、国际化打下坚实基础。从人口众多、基础薄弱、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发展条件出发，习近平同志要求福州加快经济建设步伐，创新公办、侨办、民办三种类型开发区模式，为外资侨资项目招商落地奠定坚实基础；大力实施科教兴市战略，注重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加速国民经济信息化进程；高瞻远瞩擘画“海上福州”战略，把加快经济发展的触角从陆地向海洋延伸，引领福州向海图强。这些重要论述和实践，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等重要论述，在实践要求上内在契合。目前，福州产业基础持续夯实，培育形成6个千亿产业集群、4个千亿产业园区，建成1个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3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全市数字经济规模超7900亿元、占GDP比重56%、近5年年均增长近20%，海洋生产总值约3400亿元、位居全国前列，有力支撑经济总量持续争先进位。这启示我们，在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必须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统筹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更好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以高质量发展成果夯实现代化建设的物质基础。

始终把加强文化建设摆在重要位置。中国式现代化既要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也要精神财富极大丰富，在思想文化上自立自强。在引领福州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实践中，习近平同志始终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的方针，提出“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注重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旗帜鲜明指出“评价一个制度、一种力量是进步还是反动，重要的一点是看它对待历史、文化的态度”；任福建省省长时亲自为《福州古厝》作序，强调“发展经济是领导者的重要责任，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文物，保护好名城，同样也是领导者的重要责任”；带领福州建立了文物保护“四个一”工作机制，制定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管理条例，推动修复了闽王祠等重要历史遗迹，保护了林则徐等名人的故居；大力推动振兴闽剧，促进文艺事业繁荣发展。福州始终怀着珍爱之心、尊崇之心保护历史文化名城，推动三坊七巷、海丝史迹、船政文化史迹等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闽剧等16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入选国家保护名录，第四十四届世界遗产大会在福州成功举办；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持续深化，荣膺全国文明城市“五连冠”。这启示我们，在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必须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处理好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保护和利用的关系，以更大力度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全力守护文化之根、城市之魂，打造更多文艺精品和文化品牌，让历史文化和现代生活融为一体。

始终把造福人民群众作为根本立场。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这是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显著标志。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锚定的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30多年前，习近平同志就突出强调发展为了人民，明确指出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应该包括“社会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强调“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在福州市第七次党代会上明确提出“力争五年间城市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均翻一番以上”的奋斗目标；突出强调发展依靠人民，强调“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这是至关重要的动力因素”，明确要求“让广大市民都明确福州城市的发展目标、方向，使广大市民能以主人翁的姿态参与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的伟大工程”。习近平同志带领市委、市政府每年为城乡人民兴办20件实事，推动建设琅岐、南通、南屿三大“菜篮子”基地，实施“广厦”“安居”“造福”工程，用心用情解决连家船民搬迁上岸、棚屋区改造、山区乡村架桥修路、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上学难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为民生事业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这些重要理念、重要实践，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等重要论述在核心要义上都是贯通的，都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福州坚持每年财政支出八成左右用于民生，把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幼等实事办实、好事办好，持续擦亮“好年华聚福州”、“福你就业”、“有福之州幸福老人”、“春天计划”扶残助残等品牌，荣膺全国首批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示范城市、全国双拥模范城“十连冠”。这启示我们，在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必须继续走好党的群众路线，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盼，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持续用力，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

始终把推动绿色发展作为鲜明底色。如何避免发展过程中产生污染、破坏环境，平衡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是摆在每个国家、每座城市现代化道路上的一道根本性难题。30多年前，习近平同志就提出要树立生态城市的理念，指出“一个现代化的城市、文明的城市，它的标志就是要绿树成荫”，强调“环境保护问题既是经济问题，又是社会问题，关系到国家和人民长远利益”，要求“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中一定要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很好统一起来”；并提倡“多种树，少种草，不能让老百姓挨晒”，大力推进“绿化福州”工作；提出“全党动员、全民动手、条块结合、齐抓共治”十六字治水方略，推动实施西湖综合整治、内河水系治理，推动闽江下游防洪工程建设及水环境综合整治；取缔、关闭和责令停产污染严重的企业，选址建设红庙岭垃圾综合处理场等。这些重要理念、重要实践，深刻揭示了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内在统一性，与党的十八大以来建设美丽中国、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一脉相承，引领福州走出一条绿色发展新路子。“绿化福州”、全域治水等持续深化，福州森林覆盖率和空气质量在全国省会城市排名中居于前列，成为拥有近1500座公园、1800公里山水福道的“千园之城”“大美之城”。这启示我们，在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必须始终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牢固树立和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加快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为人民群众创造更多绿色福利。

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强调，福建要“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福州始终带着特殊感情、特殊责任、特殊使命、特殊担当，以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为契机，进一步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开创的重要理念、重要实践，续写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这篇大文章，开创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新局面，努力把习近平总书记为福州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以实干实绩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坚持以创新强动力。只有精心培育创新生态，向创新要动力、以创新强动力，才能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不断取得突破，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聚焦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加强高能级科创平台建设，大力发展科创金融，促进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资金链、信息链深度融合。牢牢守住实体经济，深入实施民营经济强省强市战略，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坚持以协调促均衡。更加注重统筹协调，是立足我国城市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的重要途径。聚焦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一体布局县乡村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探索推进乡镇片区联建、村庄联建整合，打响“福农优品”区域公共品牌，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加强山海统筹，做大做强海洋经济，加快建设全国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

坚持以绿色筑底色。着力建设绿色低碳的美丽城市，大力推动城市绿色转型，是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深化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和“两山”基地创建，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深入实施碳达峰十大行动，提升红庙岭等一批循环经济产业园，加快打造“无废城市”“零碳城市”。深入实施“绿化福州”行动，加强全域水系综合治理，持续擦亮“生态福地美丽福州”绿色名片，努力把海滨城市、山水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

坚持以开放拓空间。依靠改革开放增强城市动能，充分发挥城市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的枢纽作用，以开放之势汇聚城市发展之力。深入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高标准打造自贸试验区福州片区、中印尼“两国双园”等开放平台，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门户、重要枢纽、重要通道，为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作突出贡献。扎实推进福州新区、福州都市圈建设，引领城市“东进南下、沿江向海”发展。坚持两岸融合、福州先行，加紧建设福马“同城生活圈”、海峡青年发展型城市，打造台胞台企台青登陆第一幸福家园。

坚持以共享惠民生。以扎扎实实的政策举措把以人为本的城市发展理念落实到城市工作的方方面面，彰显城市的温度，让人民群众在城市生活得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大力实施城乡居民增收促进行动，持续完善惠农富民政策，促进共同富裕。深化城乡紧密型教育共同体和县域医共体建设，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加快建设全龄友好型城市，让有福之州、温暖榕城更好造福于民。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扎实推进申遗工作，在提升闽都文化影响力、展示福建福州新形象上久久为功，打造更高水平的文化强市。

民进党“大罢免”完败有其必然

继7月26日由民进党策动的“大罢免”以0∶25的结果首遭惨败后，在8月23日举行的第二轮投票中，民进党以0∶7的结果再遭惨败。如此完败并非偶然，这是台湾主流民意对民进党当局施政不满的集中爆发。从赖清德就任以来的施政方向、两岸路线与对美政策来看，两轮“大罢免”一败涂地的背后有其必然逻辑。

滥用罢免制度，背离民主精神

从形式和程序上看，“大罢免”虽依据台湾地区“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进行，但从目的与实质来审视，显然其缺乏正当性与合理性。台湾罢免制度本质上兼具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旨在纠正政治生活中极个别行政官员或民意代表的不称职行为。当被选出的行政官员或民意代表就职后出现不称职情形或违背民众利益行事时，选民便可通过行使罢免权终止其职务。然而，此两轮“大罢免”与制度设计初衷背道而驰。其一，民进党策动罢免并非因为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存在不称职情形，而是意图通过“罢免+补选”来扭转其在民意机构中的席位劣势。新一届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刚就任不久，民进党便酝酿推动罢免，以及之后赖清德提出所谓的“清除杂质”，便是这一意图的直接佐证。其二，罢免横跨多县市、涉及多选区，对国民党籍民意代表群体实施无差别打击，已将原本针对个别公职人员的制度设计异化为政党斗争的工具。其三，在台湾经济低迷、民生压力加剧之际，民进党漠视民生需求，仍为一己之私执意耗费巨额公共资源推动“大罢免”，其将政党私利凌驾于台湾民众利益之上的本质暴露无遗。其四，“大罢免”貌似民主，实为民粹。民进党在投票动员过程中煽动政党对立，加剧社会撕裂，令本已备受诟病的台湾民主形象更加褪色。不难看出，两轮“大罢免”接连惨败是民进党罔顾制度初衷、违背民主精神的必然结果。

持续整肃恶斗，激起民众厌恶

赖清德就任以来，民进党当局在岛内制造“绿色恐怖”，甚至企图恢复所谓“军事审判制度”，严重破坏台湾地区的民主法治与人权保障制度，其纵容的“黑熊部队”和“青鸟”团体在岛内四处活动、恶意闹场，暴露“台独”势力日趋纳粹化的危险倾向。加之，岛内民众尤其青年世代长期面对房价高涨、薪资停滞、就业不稳等民生困境，怨声沸腾，民进党当局却无心也无力应对，反而频繁借助司法与行政手段打压在野势力，在部分司法案件缺乏明确罪证支持的情况下，依旧对在野党人士采取“抄家灭门”式追杀，由此引发外界对“选择性司法”与“工具化司法”的尖锐批评。

民进党当局的政治迫害行动不分内外，不仅在民进党内排斥异己，也打压驱逐那些曾表达反“台独”立场的陆配、岛内艺人。类似种种行径，使台湾社会人人自危。赖清德还企图通过发表所谓“团结十讲”助推“大罢免”，结果错漏百出，不仅没有达到目的，反而遭到民众唾弃。目前岛内民意对其施政满意度及支持度均严重下降，TVBS在8月11日公布的民调显示，台湾民众对赖清德的满意度仅28%，不满意度却高达55%。台湾“美丽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嘉于8月16日更判断其支持度有进一步下跌的趋势。

煽动“抗中保台”，限阻两岸交流

赖清德就任以来持续强化两岸对立，不断散布所谓“新两国论”等“台独”分裂谬论，加剧台海紧张局势。今年3月13日，其悍然将大陆界定为“境外敌对势力”，抛出所谓“17项因应策略”，变本加厉地限缩两岸人员在经济、文化、教育、社会、宗教等领域的正常往来。为落实所谓“17项因应策略”，民进党当局还计划配套拟定10项法案、12项法规命令及近百项措施和计划，形成全方位限制两岸交流的政策体系。这些政策举措违背台湾社会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因而遭到广泛反对和抵制。此罢免投票结果充分表明，赖清德的“抗中保台”路线显然已经失灵。

民进党当局阻断两岸交流的直接后果之一是导致台湾经济与产业严重受损。以旅游业为例，今年6月，台当局“观光署”拒绝大陆人员赴台举办旅展，严重破坏两岸旅游界长期建立的合作机制和交流渠道，导致旅游项目停滞、相关产业收益受损、部分从业者陷入经营困境。同时，民进党当局推行两岸“脱钩断链”的经贸政策，直接冲击台湾在大陆市场的经贸利益。大陆作为台湾最主要的出口市场与投资来源，相关产业链的紧密联系一旦受阻，就会反映到台湾经济民生上，例如农业出口受限使农民收益下降、制造业订单流失引发企业外移与就业压力等。

一味“跪美卖台”，危及台湾安全

赖清德就任以来，为消除美国对其不信任、不放心，不断通过利益输送和输诚献媚来强化台美关系。台积电作为台湾半导体产业龙头与全球芯片制造领域关键企业，是台湾经济的重要支柱。然而，民进党当局为“倚美谋独”，不惜应美国要求不断施压台积电扩大在美投资并转移部分先进制程技术与产能。台积电正逐渐变成“美积电”，严重冲击台湾芯片产业发展。一是台积电在岛内投资计划的延宕会削弱台湾在半导体领域的持续扩张能力，不利于维持技术与产业优势。二是部分先进技术的转移会削弱台湾在芯片制造领域的集中优势，可能逐步丧失以技术垄断支撑的战略自主性。三是随着对美投资额的攀升，台湾在整体经济结构上呈现出对美依赖程度加深的趋势，自主性与抗风险能力大幅降低。民进党当局对美国无原则地妥协和退让，使台湾核心产业受制于美国并加速空心化，极可能导致出现台湾在关键产业领域被迫服从美国战略需要而非本土经济利益的情形。

面对美国高举“关税大棒”，民进党当局同样一跪到底，任美宰割。尽管民进党当局早已知晓美国“20%+N”高关税底牌，但为避免民众察觉其谈判无能而影响“大罢免”，故始终对谈判进程遮遮掩掩，讳莫如深。岛内舆论指出，高关税叠加新台币大幅升值，未来台湾可能继续面临产业链外移以及岛内经济动能减弱等严重问题。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民进党当局仍置台湾经济和民生于不顾而一门心思地操弄第二轮“大罢免”，这必然让岛内民众更加厌恶。

民进党“大罢免”大失败的结局，昭示了违背台湾主流民意、违逆历史潮流的行径必将失败。倘若民进党继续罔顾民意，拒绝全面反省、彻底检讨，仍要在“绿色独裁”“抗中保台”“倚外谋独”的危险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将被台湾民意所彻底唾弃。

把握宜居城市建设着力点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建设舒适便利的宜居城市”，强调“大力发展生活性服务业，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牢牢兜住民生底线”。现代化人民城市是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的载体与依托，生活性服务业的水平和质量，一定意义上决定了城市对人口及产业的吸引力，是反映城市宜居度、竞争力与可持续性的重要指标。当前，要聚焦提升城市宜居品质、兜住民生底线等目标，在城市发展中精准把握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着力点，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增进民生福祉的内在要求

生活性服务业是指满足居民最终消费需求的服务活动，与老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出于面对面服务的需要，生活性服务业的布局较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口消费需求的分布，城市是生活性服务业的主要聚集地。一座活力十足的现代化都市，必然有着蓬勃发展的生活性服务业。大力发展生活性服务业，是增进民生福祉的内在要求，对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不只是“物”的现代化，更是“人”的现代化。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需着眼于满足人的美好生活需求，让百姓在城市里生活得更加便利舒适，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强。随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追求和享受型消费的需求明显增加，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多体现为文化教育、休闲娱乐、医疗保健、旅游度假等服务消费需求。城市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必须从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出发，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持续优化生活性服务业供给能力，不断提升人民的生活品质。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也是新时代城市发展的重要目标。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和闲暇时间的增加，居民对多样化服务的需求不断提升，人口向城市的集聚也引发了大量对生活性服务业的需求，为服务业实现规模经济提供了市场土壤。生活性服务业具有就业包容度高的显著特点，不仅为农业转移人口等提供了大量的基础岗位，也为大学生兼职、灵活就业者创造了丰富的机会，是广大劳动者就业的主要渠道。大力发展生活性服务业，有利于扩大城市就业“蓄水池”的容量，使劳动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而随着服务业同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生活性服务业愈发呈现出知识、技能和人力资本密集的特征，生活性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的不断涌现也将改变城市的投资和就业结构，从而在为不同技能、经验、学历的劳动者提供广泛的就业机会的同时，助力城市构建就业友好型的发展方式，促进社会公平与机会均等。

在城市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生活性服务业发展已成为提升人才吸引力的重要手段。生产和消费的同步性，决定了生活性服务业的本地化特征。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城市生活性服务业的供给能力、类别多寡和便利化程度，成为影响劳动力特别是年轻群体居住决策的主要因素。大力发展生活性服务业，不仅是提高城市便利性和舒适度、提升本地劳动者福利的重要途径，也是城市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关键着力点。

还要看到，在城市更新与发展中，不仅要保护物质文化遗产，更需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城市独特历史文脉的传承，这也是塑造城市灵魂、避免千城一面的关键所在。在我国的690多座城市中，生活性服务业特色多种多样、文脉芳华各美其美，文化旅游、休闲娱乐、医疗健康、特色餐饮等生活服务设施像毛细血管一样分布于城市的各个角落，成为了城市独特气质塑造的重要支撑。各地的生活性服务业发展中蕴含着丰富的精神文化元素，如淄博的烧烤、云南的民宿酒吧等，这些独特的生活服务资源像是城市形象的一张张名片，深刻塑造了当地居民生活方式、产业形态和城市风貌，促进了城市的文脉承继和区域间的差异化、特色化发展。

找准生活性服务业发展重点

城市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有其自身规律。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需尊重和顺应城市发展规律，始终围绕城市中“人”的全面发展进行谋划。当前，根据人口流动趋势、年龄结构和家庭结构变化规律，城市发展应重点匹配社区居民、老年群体、新市民和旅游者等的服务消费偏好，着力完善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的软硬件设施，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环境。

一是优化城市社区服务。社区是城市居民生活和城市治理的基本单元。当前，我国城市居民平均约75%的时间在社区中度过，到2035年将有约70%的人口生活在城市社区。通过盘活利用城市存量资源，在社区公共空间嵌入功能性设施和适配性生活服务，可以帮助小社区对接大需求，是城市更新与惠民生紧密结合的重要着力点。一方面，应着力建设社区服务硬件设施，包括建设邻里服务中心、共享书房、居家养老服务站、健康小屋、文化活动室等。另一方面，应拓展社区居民适宜步行范围内的生活服务，发展集中管理运营的社区托育服务，增加社区助餐、家政便民、物业服务、健康服务、文化休闲等多样化服务供给。

二是大力发展养老助老服务。我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老龄化速度较快的国家之一。2024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65岁及以上人口分别达3.1亿、2.2亿。发展养老助老服务不仅是城市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的重要内容。一方面，可考虑加快建设康复医院、护理院等，拓展医养结合服务，推进公共空间、消费场所的无障碍建设。另一方面，还要大力发展健康管理、养老监护、心理慰藉等服务，支持养老机构、家政企业、物业服务企业开展养老上门服务，提升相关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三是补齐新市民服务短板弱项。新市民是城市建设的生力军。为新市民提供高效的生活服务，不仅有利于留住规模巨大的新增劳动者，更能带动万亿级的新消费需求。一方面，应鼓励建设新市民服务中心、爱心驿站等服务网点，着力提升城市服务保障水平。构建灵活就业一站式服务平台，推广面向新市民的AI+就业服务、职业技能培训、法律咨询等。另一方面，应通过优化公共服务，解决新市民落户、子女入学等问题，构建多层次的新市民普惠服务体系和信用体系，助力新市民更好融入城市。

四是提升文化旅游服务。近年来，大众出游进入体验经济时代，城市依托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多元的文旅游憩场景，成为了主要的旅游目的地。游客在城市进行的文旅休闲活动，需要以品类丰富、业态完备的生活服务体系为依托，城市建设和发展中应着力培育主客共享的美好生活新空间。一方面，应提升城市对新型文旅消费的承载力，积极推动旅游消费集聚区、旅游休闲街区等一批文旅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商旅文体融合的新型消费载体。另一方面，应扩大文化演出、影音娱乐、体育赛事等服务市场供给，持续推进文旅消费便利化和城市公共服务的智慧化。

扎实推动边疆民族地区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边疆地区一个都不能少。”“从全国来看，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最艰巨的任务在一些边疆民族地区。这些边疆民族地区在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不能掉队。”加快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实现各民族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才能更好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更好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要深入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扎实推动边疆民族地区共同富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我国疆域辽阔、人口众多。边疆地区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其重要特征之一是多民族聚居。从人口规模看，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陆地边疆九省区总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5，全国近六成的少数民族人口居住在边疆地区。从区域位置看，我国边疆民族地区既是维护国家安全与领土完整的屏障，又是与周边国家和地区交流的桥梁和枢纽。从经济发展看，边疆民族地区具有多方面比较优势，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区域，是有效衔接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的重要节点。因此，加快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扎实推动边疆民族地区共同富裕，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任务，有助于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以中华民族大团结促进中国式现代化；也有助于为其他国家缓解国内地区性与群体性贫富差距、防范化解民族矛盾、促进民族平等团结提供借鉴，为人类和平发展与繁荣贡献中国力量和中国方案。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一系列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相继实施，边疆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基础设施条件最新讲话系列、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增强、民族团结进步呈现新气象，向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同时需要看到，边疆民族地区总体而言仍是我国相对欠发达地区。比如，西部边疆地区与东部地区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东北地区面临经济下行压力；又如，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配置还不够均衡；等等。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并提出“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立足中国式现代化战略全局，扎实推动边疆民族地区共同富裕。

落实兴边富民战略部署，推动边疆民族地区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中国式现代化战略全局，支持和推动边疆民族地区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为推进共同富裕提供坚实基础。支持边疆民族地区立足自身功能定位、发挥地区比较优势，加快补齐交通、水利、能源、信息等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更好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加快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支持边疆民族地区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有序承接产业梯度转移，加强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经济合作，更好服务和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向基层延伸、向农村覆盖、向生活困难群众倾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持续改善教育、医疗、通信、供水、用电等生产生活条件，支持边境乡镇、边境村小学和幼儿园建设，帮助各族群众在边疆民族地区安居融居、立业生根。完善边疆民族地区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确保乡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

推进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促进边疆民族地区共同富裕，既要“富口袋”，也要“富脑袋”。要立足特色资源，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创造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同时，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建立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边疆民族地区互嵌式社区治理和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让少数民族群众在共享高品质精神文化生活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实推进“民营企业进边疆”行动、和美村寨建设行动、民族手工业品牌培育提升行动、边境旅游提质增效计划等，多措并举促进物质富足与精神富有相统一。

加强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

日前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必须加强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党的全面领导是做好城市工作的根本保证，新时代新征程推进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入理解加强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的重要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党的全面领导是做好城市工作的根本保证

重视城市工作是党的优良传统，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工作70多年的发展历程充分证明，党的全面领导是做好城市工作的根本保证。

为城市工作指引正确方向。我们党善于根据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科学指引城市的发展方向。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研判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确立为党的奋斗目标，在城市工作领域提出了人民城市重要理念。在人民城市理念指引下，我国新型城镇化水平和城市发展能级、规划建设治理水平、宜业宜居水平、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水平、生态环境质量大幅提升，推动城市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充分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为城市工作制定科学规划。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规划在城市发展中起着重要引领作用，考察一个城市首先看规划，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规划失误是最大的浪费，规划折腾是最大的忌讳。”一方面，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领导制定的历次“五年规划”都把城市规划作为重要内容，对城市的空间布局、土地利用、基础设施建设等进行综合部署和统筹安排，实现城市各方面协调发展；另一方面，党中央先后召开五次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结合具体时代发展特点科学定位城市的功能，并整体谋划城市建设和发展的总体要求、基本目标、重点任务，为城市工作注入强大发展动能。

为城市工作提供组织保障。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城市建设和发展的主心骨，通过建立健全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强化城市基层党组织建设等举措发挥了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在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方面，坚持以党建引领为核心，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政府具体负责、部门联动落实的治理体系，形成“区域统筹、条块结合、上下联动”的工作局面，有效破解了政策碎片化和执行障碍问题。在基层党组织设置方面，发扬“支部建在连上”的优良传统，在已有“街道—社区”两级党组织的基础上探索设立“街道—社区—小区—楼栋”四级党组织，在两新组织、楼宇园区商圈等区域建立党组织，扩大了党组织对城市工作的覆盖范围，为党更好领导城市工作提供了组织保障。

全面、系统、整体落实党对城市工作的领导

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必须全面、系统、整体落实党对城市工作的领导。

从过程看，全面加强对城市建设和发展过程的全周期管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是生命体、有机体，要敬畏城市、善待城市，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作为动态、发展的生命体、有机体，城市及其构成要素都有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以及发展阶段的不同环节。如果对发展阶段或环节的差异化特点疏于把握，就会导致城市工作出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按下葫芦浮起瓢的问题。加强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需要全过程精准识别、有效管理城市整体及其构成要素的不同发展阶段与环节，实现对城市工作的全周期安排和过程性管理。

从内容看，系统谋划城市工作系统内外方方面面的工作。城市是一个复杂、开放的巨系统，这决定了城市工作的系统性特征。一方面，从大系统与子系统的关系看，城市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全局这一大系统范围内的子系统，与其他子系统密切相关。以城乡关系为例，城市工作与农村工作这两个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大系统内的子系统，构成一个共生互融的共同体。我们党历来重视协调推进城市工作和农村工作，以此实现城乡共同繁荣发展。另一方面，从子系统内部看，城市工作千头万绪，涉及众多领域。做好城市工作，需要统筹推进城市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等各方面，助力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

从主体看，整体推进多元共治的城市治理共同体建设。城市是人口集中的地方，城市各类主体既是城市发展成果的受益者，也是城市发展的参与者、建设者。做好城市工作需要贯彻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激发城市各主体的主人翁精神。城市地方党委应有效统筹政府、市场、市民等主体，在发挥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等领导责任的同时，发挥政府在创造制度环境、编制发展规划、建设基础设施、提供公共服务、加强社会治理等方面的职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发挥市民在城市规划、建设和发展中的参与和监督作用，从而构建人人参与、人人负责、人人奉献、人人共享的城市治理共同体。通过统筹城市多元主体，让其充分参与、融入城市治理现代化全过程各环节各领域，赋予城市发展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撑。

加强党员干部队伍城市工作能力建设

做好城市工作，需要一支高素质城市干部队伍。党员干部要充分认识城市工作的科学性，在不断提高城市工作能力中推进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端正城市发展指导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好城市工作，首先要认识、尊重、顺应城市发展规律，端正城市发展指导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揭示了丰富多维的城市发展规律，是做好城市工作的定盘星、指南针。推进城市工作需要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从中不断深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端正城市发展指导思想，不断提高能力和水平，做到懂城市、会管理。

树立人民城市为人民的正确政绩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政绩观是领导干部对政绩的根本观点和总的看法，正确政绩观的一个集中体现就是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在城市工作领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需要坚持人民城市理念，把为民造福作为城市工作的最大政绩。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围绕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安居乐业等各项需求做好城市工作，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着力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与此同时，要健全城市发展评价体系，相关考核不能只盯着GDP增长了多少、建了几个大项目，还要看群众口碑，把老百姓满意不满意、生活方便不方便作为评判城市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

在城市工作领域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各个城市要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结合本市实际作出相应决策，不能脱离实际、急于求成，而是保持足够的历史耐心，循序渐进地推进项目建设；不能紧一阵松一阵，而是发扬钉钉子精神，推进项目落实落细、见行见效；不能“换届就换蓝图”，而是保持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既“瞻前”又“顾后”，不断推进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取得新成效。

懂“铁牛”轰鸣，闻稻菽芬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现代化离不开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关键在科技、在人才。”提到农业现代化，很多人眼前会浮现出一幅“铁牛”轰鸣、无人机盘旋的图景。农林机械装备正迎来从机械化向智能化、从单一作业向系统集成的跨越，但目前人才培养存在课程内容与产业需求脱节等问题。这就要求农林院校的人才培养进行积极调整：从国家战略中找准攻坚方向，从产业发展中补齐科技短板，从产教融合中提升人才动能。

“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紧扣国家需求研发攻坚。以往，我国部分高端农林机具主要依赖进口，部分关键核心技术、重要零部件受制于人，急需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以我国特有的木本食用油料树种油茶为例，油茶大多分布在丘陵山区，过去锄头铁锨、肩挑背扛的传统作业方式已经无法满足需要。“油茶机械化采收技术与装备”被中国林学会列为“十大林草科学问题和工程技术难题”之一。我们组建攻坚团队，研发出自走式油茶果采收机系列产品，有效解决了传统油茶手工采收中效率低、劳动强度大、果实损耗高等难题，并进入小批量市场投放。

瞄准产业痛点练就真才实学。农林院校的课程如何设置？我们引导学生们深入田间地头，进入龙头企业，聚焦领域难题，将课堂所学转化为装备研发等实践成果。以林果分拣为例，“眼看手捏”的人工分拣不仅损耗大，还容易出现选品标准不一而导致果品价值被低估的问题。为此，我们研制林果品质无损检测与智能分选装备，通过光谱信息快速采集与分析，识别林果糖度、色泽、大小，实现“智眼光测”的精准智能分选。

在产教融合中提升人才动能。农林机械人才培养既要“顶天”对接世界科技前沿，又要“立地”服务乡村全面振兴实践。“产业链筑基、创新链赋能、价值链铸魂”，是我们探索出的融合育人模式。一堂课，体现科教协同、校企协同、校地协同的实践育人新思路。课堂走进乡间田野，从自走式大白菜收获机到芦苇机械收储运装备，学生在推广应用中厚植“三农”情怀，提升“助农”本领。课堂搬进园区企业，聚焦企业难点和技术堵点，组建师生团队开展校企联合项目攻关。从茶油品质鉴伪速测仪到农林产品仿生嗅觉检测分析仪，学生在企业导师和项目老师的联合指导下拓宽产业思维，增强创新技能。

新时代的农村是充满希望的田野，是干事创业的广阔舞台。让农林机械驰骋沃野林草，推动有“智”也有“质”的农林业现代化图景在祖国大地展开，希望看到更多既懂“铁牛”轰鸣，又闻得见稻菽芬芳的新型农林人才拔节生长、逐梦沃野，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以高效能治理推进城市内涵式发展

不久前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指出，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城市工作要以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城市既是扩内需促投资、稳就业惠民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载体，也是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产生活的重要载体。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内涵式发展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城市发展，治理优先。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改变重建设、轻治理的状况，在更加注重治理投入过程中，着力提升治理效能，围绕高效能治理优化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资源配置，健全体制机制，创新工作方式方法。

把握城市高效能治理的主要特征

高效能治理是城市内涵式发展的应有之义和重要目标。城市高效能治理，是与城市低效治理、无效治理相对应的概念，它强调要以城市治理价值体系、组织体系、制度体系和运行体系的系统优化为目标牵引，推动城市治理实现人民性、及时性、认可性、经济性、精准性、协同性、系统性和规范性的有机统一，全面降低治理成本，提升城市各领域各层面治理效率、效果和效益。

一是治理取向的人民性。这是由人民城市的本质决定的。城市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人民，要求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人民群众是参与城市治理的主体，也是评价、监督治理效能的主体。城市居民的满意度是衡量治理效能高低的经验交流。具体而言，城市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城市高效能治理的基本评价维度。

二是治理行为的及时性。快速回应、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是评价城市治理效果好坏、治理效能高低的重要维度。城市高效能治理要求治理主体对城市居民提出的合理诉求快速及时反应。实现高效能治理既要注重“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快速回应式治理，更要注重通过深入细致工作准确预判，主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走向未诉先办、主动治理。把基层作为城市高效能治理落地和实施的重心，既要防止基层治理被动应对，更要防止推诿扯皮、久拖不决。

三是治理结果的认可性。所谓认可性，就是问题的处理结果得到当事人的认可、满足城市居民合理诉求的程度。对于合理诉求，条件具备的要帮助解决到位，暂时不具备条件完全解决到位的，则要尽量帮助纾困解难，并给予充分解释，创造条件逐步加以解决，取得居民的理解；对于不合理的诉求，不能简单一推了之，也要充分沟通说明，争取群众理解。

四是治理投入的经济性。治理投入是否经济、节约，也是检验治理效能高低的一个重要方面。为此，治理投入与治理产出比是评估治理效能高低的重要指标。要以尽可能少的投入实现更高的产出，实现城市治理低成本、高效益。要统筹兼顾、综合平衡，不能只顾一点不及其余，防止解决一个问题却带来其他新的问题。

五是治理对象的精准性。城市治理的主要对象是特定的公共事务和公共问题，既有对特定人群利益诉求的满足，也有对相关社会矛盾的协调处理，更有对公共安全风险的预防和处置。城市高效能治理要求精准识别治理对象、准确判断治理任务的性质，“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不能大而化之，防止粗放式治理、走过场式治理。

六是治理主体的协同性。城市高效能治理需要治理体系中的各类主体协同联动。高效能治理必须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既要发挥党委和政府的作用，也要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广泛参与，理顺各个治理主体的权责关系，各就各位、履职尽责，既不缺位也不越位，不推诿扯皮、不相互掣肘，形成城市治理的合力。

七是治理方法的系统性。城市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城市发展中的很多问题具有综合性、复杂性，一个看似很小的问题往往涉及诸多方面，因此，需要深入研究问题的成因、症结，坚持系统观念，既找准病灶、突出重点，注重源头治理，又坚持多措并举、综合施策，做到全生命周期治理，实现事前、事中和事后全流程闭环治理，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同时，还要综合运用自治、法治、德治手段，推进城市综合治理。

八是治理方式的规范性。治理方式是否规范，也是检验治理效能高低的一个重要方面。实现高效能治理应更加注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用好政策法规，要求领导干部依法办事、依法管理，引导居民依法理性表达诉求、维护权益，使用法律手段定分止争，不留后遗症。坚持法治和德治相结合，充分运用道德伦理、居民公约等规范居民行为、理顺社会情绪、化解社会矛盾、处理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和谐。

人民性、及时性、认可性、经济性是高效能治理的本质特征，而精准性、协同性、系统性和规范性则是高效能治理的方法路径。高效能治理是投入较少、产出较多的低成本、高效益的治理，是能够迅速解决问题、满足居民合理诉求的高效率治理，是能够取得经济、政治、社会、生态、文化、安全等多方面良好综合效果的治理。这是解决当前城市治理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尤其是“大城市病”的有效方式，对于推进大城市、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内涵式发展特别重要。

高效能治理贯穿城市建设全过程

高效能治理贯穿城市规划建设全过程，与创新城市、宜居城市、美丽城市、韧性城市、文明城市和智慧城市建设发展息息相关，涉及城市居民生产、生活、生态各个方面，其中既有对人、物、空间、环境、活动等的有形治理，也有涉及社会关系、社会心理、社会风尚等的无形治理。

一是交通出行。由于城市面积和人口规模扩大，交通在城市居民生产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通行是否便利、交通是否顺畅已经成为衡量城市治理效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当前各大城市普遍存在职住分离，交通出行压力大，表现为公共汽车、地铁线路和站点设置不够合理，上下班高峰时道路拥挤不堪，缺少停车位、充电桩，停车、充电不方便等。交通领域的难点痛点就是城市治理工作的重点。

二是公共服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的核心是人，关键是十二个字：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安居乐业。城市治理就要围绕这十二个字做文章，要寓高效能治理于高水平公共服务之中，让城市居民能够享受到方便快捷价廉质优的公共服务。居民享受了高水平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人们心情就会舒畅、社会关系就会和顺。要适应人口形势和社会需求结构变化，大力发展健康、家政等生活性服务业，完善城市商业布局，加快打造15分钟“生活服务圈”。着力解决好“一老一小”问题，合理规划和配置教育、医疗、养老资源，健全养老服务体系，发展托幼一体服务，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提高公共服务的可及性。重点做好困难群众、特殊群体的基本保障。

三是生态环境。做好城市生态环境治理，一方面要还欠账，着力解决好城市空气、土壤、水污染问题，防止噪声污染、餐饮油烟、建筑垃圾私拉乱倒等问题，减少城市废气、废物排放，为城市居民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生产生活空间。另一方面要致力于城市的绿化、彩化和美化，将绿色低碳生态宜居理念融入城市建设管理之中，科学规划城市空间，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花园城市、公园城市，让城市居民能够推窗见绿、出门入园、亲近自然，在城市中享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生活、美好生活。

四是社会治安。社会治安领域的高效能治理，主要包括防范和处置社会矛盾、社会冲突事件、偷盗抢劫诈骗、网络舆情热点等。在这一过程中，要做好社会面的社会治安工作，加强社会治安整体防控，有效防范涉及金融、房地产、劳动关系等领域社会稳定风险，及时妥善处置重大突发事件，严密防范极端事件，维护日常社会平稳有序运转，确保城市居民安居乐业、生活幸福。切实加强高校、网络、民族、宗教等重点领域工作，防止单一事件引发连锁反应。

五是公共安全。城市公共安全治理主要是指城市运转和城市发展中的安全风险治理。在城市运转中，水电气运等城市生命线的安全保障，城市建筑特别是高层建筑的质量、消防、高空抛物治理，紧急避险通道和紧急避险场所建设，地下管网和地铁安全保障，城市防洪体系和内涝治理，都是维护城市公共安全的重点。我国很多城市地下管网已经老化，有的进入使用的最高年限，这些管网亟待更换更新。由于全球气候变暖，极端天气频繁出现，城市防汛防涝亦不容忽视。

提升城市治理效能，推进城市内涵式发展，超大特大城市的任务更加复杂繁重。按照城区常住人口规模，500万至1000万人口的为特大城市，1000万以上人口的为超大城市。截至2023年末，我国常住人口超过500万的城市有29个，超过1000万的城市有11个。超大特大城市建成区面积大、人口密度高、建筑和设施设备多，城市日常运转保障压力大，经济社会文化活动频度高，社会利益关系复杂，社会群体差异性大，群体需求多元多样多变，既给城市高效能治理带来更重任务、更大难度，也对城市高效能治理提出更紧迫要求、更严格标准。

立足中国实际深化改革创新

目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67%，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50%左右，二者之间仍有较大差距。如何巩固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稳步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提升城镇化质量，需要加大改革创新力度。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城市发展不少方面已经超过发达国家，特别是在硬件建设方面一些城市走到了世界前列。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我国和发达国家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必须更多立足中国实际，依靠自主探索，积累高效治理经验，提升治理效能。

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努力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既是走出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的重要目标也是内在要求。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城市发展必须把牢社会主义大方向，让全体城市居民生活更美好。这就要求我们的城市治理必须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把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作为城市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要着力解决城市居民生产生活中的急难愁盼问题，着力维护好、解决好进城农民“三权”，遵循城市发展规律，保持历史耐心，让农业转移人口在城乡之间进退自如，基本生活都有切实保障。加大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力度，加快城市更新。解决好新就业群体、特殊群体等不同社会群体多样化合理诉求，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和咨询服务。

二要坚持系统观念。城市高效能治理贯穿于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六个目标要求之中，体现在城市规划、建设、运营和管理各个环节。因此，高效能治理必须统筹兼顾、协调联动，做到规划、建设、运营和管理等城市发展的不同环节有效衔接、相互贯通，做到政府、市场和社会全面参与，既各负其责又有效配合。必须尊重历史、立足当下、面向未来，因城施策，统筹谋划过去、现在和未来，既有全面治理也有重点治理，在全面治理中突出重点治理、以重点治理带动全面治理。当前，一些城市既存在内涝积水、交通拥堵、职住失衡等老问题，又面临老龄化加剧、群众诉求多样等新挑战。这就需要强化源头治理、综合施策，规划设计上更加注重前瞻性协同性，功能布局上更加注重产城融合，管理服务上更加注重柔性治理、人文关怀。

三要坚持底线思维。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主阵地，也是各类风险高度聚集之地，城市的现代性和其风险性、脆弱性交织叠加。从生成原因看，自然风险、技术风险、人为风险不仅发生概率高，而且相互影响、相互加强。从表现领域看，既有经济风险、生态环境风险和社会风险，也有意识形态风险等，处置不当就会扩散、升级、转化。从可能的危害程度看，既有常规风险，也有超常规风险，即通常所谓的“灰犀牛”事件和“黑天鹅”事件。因此，必须通过高效能治理，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坚持城市治理的底线思维，要有强烈的风险意识和忧患意识，把安全理念融入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各方面。既要提高城市公共安全标准，推进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加快老旧管线改造升级，全面提升房屋安全保障水平，统筹城市防洪体系和内涝治理，还要加强城市风险治理和应急管理，抓好城市居民风险防范、应急避险宣传教育，建设“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科学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完善突发事件应对体系。

四要坚持强化科技支撑。城市现代化离不开现代科技支撑，这种支撑既体现在城市建设中，也体现在城市治理上。要善于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在民生保障和公共服务中的优势，推广“网上办”“掌上办”“自助办”“一网统管”“一网通办”等。大力倡导推广绿色科技，对能源、管网、交通等基础设施实行绿色低碳改造。发挥现代信息技术在态势感知、分析研判方面的优势，健全常态化风险隐患监测预警、排查整治机制。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为城市治理装上“千里眼”“顺风耳”，构建“城市生命指征体系”，用好市民服务热线等机制，不断创新治理理念、模式、手段，提升城市治理智慧化精细化水平和治理效能。

五要坚持夯实基层基础。城市治理的重心在基层社区。要充分调动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建设与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推动城市治理资源下沉、力量下倾，建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好社区服务中心和智慧信息服务平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用好“四下基层”工作方法，推广“接诉即办”“未诉先办”等有益做法，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城市基层治理要肯下“绣花功夫”，以服务群众、解决问题的细心、耐心、巧心，换来城市居民的放心、安心和舒心，从而赢得人民群众的认可。

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党的领导是人民城市建设的根本保证和最大优势。实现城市高效能治理，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健全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增强城市政策协同性，强化各方面执行力。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建立健全科学的城市发展评价体系，加强城市工作队伍素质和能力建设，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担当作为。这些部署和要求既是对城市工作各个方面的总体要求，也是对城市高效能治理的具体要求。要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健全城市治理体制机制，理顺城市治理主体之间的权责边界，着力解决好城市治理中的多头治理、无人治理、过度治理、治理失效等问题，着力解决好“看得见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见”“有利的事情争着管、无利的事情无人管”等“老大难”问题；开展城市治理效能评估，立足城市自身实际，科学设置治理效能评价指标体系，注重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内部评价与外部评价相结合，试点先行，不断提高城市治理效能评价的科学性、准确性，通过治理效能评估促进城市治理效能提升。

把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统一起来

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一条重要经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重要政治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对“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编制和实施“十五五”规划，要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把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统一起来。从1953年开始，我国已经编制实施了14个五年规划（计划），有力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综合国力提升、人民生活改善，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十五五”规划谋划之年。针对“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把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统一起来，加强调研论证，广泛凝聚共识，以多种方式听取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充分吸收干部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新鲜经验，注重目标任务和政策举措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高质量完成规划编制工作。

把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统一起来具有深刻的理论逻辑，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

统一于“一切为了群众”，统一于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人民根本利益和具体利益、长远利益和现实利益、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的辩证关系。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不管是加强顶层设计还是坚持问计于民，最终都是为了人民的发展与幸福，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统一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认识源于实践，广大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在现实的实践活动中，人民群众对于改革发展中的问题感受最直接、对于自身的利益诉求体会最真切、对于现实问题的解决往往有着自己的独特思考，基于此，在制定大政方针时，必须注意倾听人民的声音，汲取群众的智慧。进而言之，政策制定如何问计于民呢？一个根本方法就是认真进行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新时代新征程，要切实增强调研的主动性、系统性、深入性，通过广泛而扎实的调查研究真正问出改革发展的痛点、难点与群众的急难愁盼，真正听到群众的实话、心声与肺腑之言，真正觅到啃硬骨头、涉险滩的良方。同时，也要看到，群众的观点、意见与诉求往往是驳杂多样的，有些甚至浅于表面，这种情况下，必须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考整合过程，政策制定者才能将调查得到的感性材料转化为理性认识，制定出符合规律、体现趋势的制度政策，进行科学的顶层设计。换言之，对于顶层设计而言，有一个在民主基础上有效集中的过程。没有实践的鲜活素材，顶层设计就会脱离实际，沦为主观演绎；没有顶层设计，实践的感性与多样性就无法达到对规律的理性把握。当然，顶层设计是否科学正确，还要再返回到实践中去接受人民群众的检验，并根据实践效果进行调适和完善。这里存在一个从认识到实践、到再认识再实践的循环往复、不断提升的过程。毛泽东对此作了精辟阐释：“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

统一于“一切依靠群众”。人民是历史的主体，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变革的决定力量。只有充分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才能调动起最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实现既定的宏伟目标。就此而言，坚持问计于民不仅仅是一个了解民情民意、吸纳群众智慧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使人民感受到自身价值，唤起人民热情、激发人民力量的过程。广泛、多层次的问计于民使人民意识到自己的主人翁地位，感受到自己作为国家、民族一分子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所肩负的责任与使命。由此可见，有效的政治参与对于人民力量的凝聚发挥着重要的催化作用。对于顶层设计而言，其有效落实同样也离不开人民群众的自觉认同、大力支持与不懈奋斗。对于贡献了自己智慧的顶层设计，人民群众自然有能动性去积极落实，对于能够有效维护和实现自身利益的顶层设计，人民群众自然有积极性认真践行。概而言之，脱离了人民群众，顶层设计与问计于民的统一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在此意义上，我们就可以深刻理解列宁所说“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也可以深刻感知习近平总书记为什么强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

我国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的宝贵经验和优良传统，是中国式现代化成功推进的重要保障

相比于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注重经济计划。尽管二战以后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国家学习，也对经济发展实施一定程度、一定范围的计划调节，但其广度和力度无法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计划相比。现在来看，尽管我国最初几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具有非常明显的计划经济色彩，在顶层设计与问计于民上有所局限，但其实施仍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特别是推动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国防科技领域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改革开放以后，党和国家决策机制日益制度化、科学化、民主化，大政方针的顶层设计在听民声、汇民智、聚民意的基础上不断强化与优化。实际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开创本身就体现了加强顶层设计与坚持问计于民的有机统一。邓小平带领我们深入探索如何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确立“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制定了到21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这说明中国式现代化从一开始就是有原则、步骤、方向，亦即有明确顶层设计的。同时，邓小平特别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强调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方针政策和作出决断的出发点和归宿。他高度称赞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力。“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这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我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在此，所谓“概括”“提倡”实际就是将民众智慧纳入顶层设计之意。顶层设计顺应了历史规律，既反映了人民意愿，又吸纳了人民智慧，自然会得到人民的广泛拥护与支持。

从“六五”计划开始，计划的制定注重与问计于民有机结合，并基于民意增加了社会发展的内容，强调人民生活的改善、劳动就业、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目标要求，五年计划也由“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改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从“十一五”开始，“五年计划”改为“五年规划”，定位更加科学，更加准确地体现了顶层设计的宏观性、战略性和指导性。为进一步完善重大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决策程序，提高规划编制过程的社会参与度和透明度，2005年10月，《国务院关于加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编制工作的若干意见》颁布，提出要建立规划编制的社会参与和论证制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在门户网站开辟了建言献策专栏，发布了电子信箱和信件邮寄地址，公开征集民众意见，同时成立了规划专家委员会。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五年规划的编制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强调要着眼长远、把握大势，开门问策、集思广益，把加强顶层设计和坚持问计于民结合起来，把社会期盼、群众智慧、专家意见、基层经验充分吸收到规划编制中来。一方面，在新时代的改革发展中，基于对规律认识的深化，顶层设计进一步科学化，作用进一步增强，战略意义进一步凸显。另一方面，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不断健全完善使得问计于民更为便利、更有深度、更具效果。在这一过程中，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的结合愈益紧密，统一愈益富有成效。

“两个大局”背景下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必然要求

历经14个五年规划（计划），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未来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已经非常明确：到2035年，用2个五年规划期，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然后再用3个五年规划期，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十五五”规划的制定则是当前最为紧迫、奠定基础的任务。谋划“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准确把握“十五五”时期的阶段性要求，紧紧围绕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一个领域一个领域合理确定目标任务、提出切实可行的思路举措。立足当下，着眼未来，“十五五”规划的高质量制定对加强顶层设计和坚持问计于民的统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当前顶层设计的强化与优化有着非常现实的针对性。就国内而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各方面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极为繁重，亟须在顶层设计上明确各项任务完成的时间表和优先序，使中国式现代化有条不紊地推进。随着改革的进一步全面深化、发展的不断转型升级，改革发展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日益增强，而这就对顶层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发展进入了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有效应对这些风险挑战，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必须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未雨绸缪，扎实做好顶层设计工作，使顶层设计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

更好地坚持问计于民在当前也具有非常现实的针对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在我们这么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国家，每个人出一份力就能汇聚成排山倒海的磅礴力量，每个人做成一件事、干好一件工作，党和国家事业就能向前推进一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面临的风险考验只会越来越复杂，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这种情况下，我们更需要切实贯彻党的群众路线，进一步激发、调动最广大人民的智慧与力量，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攻克一个个“娄山关”“腊子口”，不断夺取党和国家事业新胜利。

新的征程上，顶层设计要强化优化，问计于民要更好坚持。在将顶层设计与问计于民相结合来编制五年规划方面，我们党和国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套成熟、稳定、有效的制度机制并且充分显示了其优势。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我们对于“十五五”规划的科学制定充满信心。

政策加力城市更新提速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指出，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城市更新是新时期推动城市发展方式转变和人民城市建设的必然选择，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从地方实践看，目前各地实施城市更新的积极性高，在前期探索中形成了一些可复制的经验做法，更新改造后的项目产生了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北京市2022年11月出台的《城市更新条例》，明确居住类、产业类、设施类、公共空间类、区域综合类五大类城市更新项目及实施要求，为相关主体参与城市更新工作提供指引。通过“原拆原建”方式完成的丰台区马家堡路68号院2号楼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改建资金以居民自筹为主，产权单位出资、政府补贴为辅，实现了消除安全隐患、改善居住条件和居民房产增值的多重效果。重庆市渝中区山城巷更新项目由运营企业通过招标方式获得15年特许经营权并出资进行微改造，在保留原住民和街区生活烟火气的基础上，采用自营和联营等方式植入民宿、餐饮、文化艺术、文创零售等新业态，逐步成为都市打卡地，实现老旧街区的活力焕新。合肥市蜀山区新粮仓文化商业合集城市更新项目，依托市场化方式，通过“商文旅融合+城市更新”，有效破解了老厂房等工业遗迹改造使用千篇一律的问题，实现老粮仓蝶变城市消费新场景，成为拉动消费的新引擎。

为进一步推动城市更新项目有效实施，各地宜从两个方面着力。

一方面，要建立健全城市更新实施细则和配套政策，使项目各流程环节有规可循。从规划层面，要按照《城市更新规划编制导则》制定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建立完善“专项规划—片区策划—项目实施方案”的规划实施体系。从审批管理层面，要建立城市更新多部门联合工作机制，突破条块分割管理模式，高位统筹相关政策、资金和资源，将项目归口一个部门整体考虑审核，推进行政审批前移。从配套政策层面，要明确土地混合开发利用和用途依法合理转换相关政策，优化零星用地集中改造、容积率转移或奖励政策，完善与城市更新相关的不动产登记制度，完善适用于城市更新的技术标准，制定修订分类适用的消防、配套公共设施等标准，加快推进城市更新相关立法工作。建立城市更新项目规范化管理机制，降低项目实施的不确定性。

另一方面，要创新城市更新项目投融资模式，形成清晰的投资回报机制。一是要发挥好财政性资金的引导带动作用。目前城市更新尚未实现商业可持续运营和内生性自我成长，在此情况下，财政性资金的支持十分重要。地方实践中要发挥好财政性资金的叠加效应，引导实施主体以资金闭环为基本前提谋划项目，加强资金资源资产整合，更好发挥财政性资金引导带动作用，形成多元化投入机制。二是要开发适配性金融产品，构建多层次融资支持体系。目前，金融监管总局正在研究出台专门的城市更新项目贷款管理办法，地方实践中也有江苏省“城新贷”、安徽省“城品活力贷”等创新产品，可在此基础上，创新银行信贷工具，尤其是丰富多样的长期限、低利率信贷产品，针对城市更新项目侧重长期运营的特点，建立以项目经营权为融资标的的匹配信贷支持工具。鼓励企业按照发行公募REITs的要求来搭建底层资产，既能实现对所持资产出表降债的目的，又能盘活存量资产、拓宽社会融资渠道。

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明确实施路径，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有力有序推进城市更新，助力新发展阶段城市高质量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

把造福人民作为根本价值取向

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条重要经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政治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部分省区市“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时指出，“谋划‘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不忘初心，把造福人民作为根本价值取向，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动共同富裕”。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所进行的一切奋斗，就是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好造福中国人民。通过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系统谋划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把造福人民作为根本价值取向。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必须把增进民生福祉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坚持实现人民解放、维护人民利益的立场，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和全人类解放为己任，反映了人类对理想社会的美好憧憬”。让无产阶级摆脱奴役和压迫，成为这个世界的主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一以贯之的最高理想、价值追求和逻辑起点。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初心使命，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根本标志。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梦经历了对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百转千回终于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丰富和完善了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时代主题和本质内涵，展现出新的光明前景。

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既承担着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又承担着当代中国的使命，也承担着未来中国发展走向的使命。我们党领导人民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都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我们始终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做到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我们就要抓住什么、推进什么，通过改革发展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获得感。我们在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中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既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作铺垫、打基础、利长远的好事，努力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是马克思主义价值理想的现实体现。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实现共同富裕，就是要消除社会贫困的根源，解决好社会财富公平分配问题，最终达到人人可以发展、人人可以富足、社会公平正义，这本身就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想。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是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

编制“十五五”规划，实际上就是为“十五五”期间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绘制科学蓝图。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部署经济工作、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都要牢牢坚持这个根本立场。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以追求共同富裕为己任，一直把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内在本质要求。早在1955年，毛泽东就指出，“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理念得到进一步发展。1987年，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成果是属于人民的。……我们的目的是共同富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所以必须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标志着我们党在团结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

我国已经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进入了新发展阶段。在取得伟大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我们仍然面临着许多发展的现实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有力推动了经济发展，也对就业和收入分配带来深刻影响，包括一些负面影响，需要有效应对和解决”。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离不开共同富裕。只有促进共同富裕，提高落后地区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才能缩小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发展差距，才能为新的发展确立坚实的物质基础，提高发展的可持续性，充分激发发展的源泉和动力。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离不开共同富裕。只有促进共同富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科学合理的分配结构，才能有效缓解贫富悬殊问题。实现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共同富裕。只有促进共同富裕，提升人力资本，才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带来更多高素质的劳动者，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现实基础。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离不开共同富裕。只有促进共同富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提高人民获得感和幸福感，才能防止社会撕裂，实现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

共同富裕是一个长远目标，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接续奋斗创造历史伟业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同富裕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我们要始终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不断地、逐步地解决好这个问题”。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一个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历史过程，我们必须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紧紧依靠人民接续奋斗，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代接着一代干，做到循序渐进、久久为功，不断在变革现存的实践运动中逐步将共同富裕的美好理想变为现实。

唯物辩证法认为，万事万物都是一个过程，有过程就会有历史。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一些发达国家工业化搞了几百年，但由于社会制度原因，到现在共同富裕问题仍未解决，贫富悬殊问题反而越来越严重。我们要有耐心，实打实地一件事一件事办好，提高实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个过程是由一个个阶段性目标凝聚而成的，既要做好当前该做的事，又要不断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新成果。我们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把握我国发展新阶段的新特征，将共同富裕的长远目标同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统一起来，能干皆干、应干尽干，积小胜为大胜，不断朝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迈进。

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外部打压遏制不断升级，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无论是战胜眼前的困难挑战，还是厚植长远的发展优势、实现宏伟的发展目标，都需要动员全体人民一起来想、一起来干，迎难而上、攻坚克难，紧紧依靠人民创造新的历史伟业。新征程上，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不断激发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中国式现代化就始终拥有最坚实的根基、最深厚的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亿万人民群众共同的伟大事业，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全体人民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实践主体，既是价值创造主体也是受益主体，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也理应成为发展成果的享有者。我们在实现共同富裕的历史实践中，要始终坚持群众路线这一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切实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密切联系群众，深入了解人民群众对于共同富裕的愿望和目标要求，积极引导人民群众参与到共同富裕历史进程中来，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真正使人民群众在共同富裕中有更多获得感和幸福感。

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我们必须立足国情，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进行战略部署，既要牢牢把握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将造福人民作为根本价值取向，将推进共同富裕的要求贯穿区域协调、城乡融合、民生建设等各领域任务中，自觉主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和收入差距，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又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还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按照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要求，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凝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强大力量，在共建中不断实现共享，在共享中不断促进共建。

只要我们始终牢牢把握造福人民的根本价值取向，在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中，突出人民的主体地位，把握好阶段性特征，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更快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就一定能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凝聚一往无前的磅礴伟力，把中国式现代化不断推向前进。

为更多乡村青年人才搭好奋斗舞台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青年是推动乡村振兴的中坚力量，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使命，是新征程上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可或缺的青春元素，更是推动乡村发展动能的源头活水。新时代新征程，如何更好吸引留住乡村青年人才，为他们激活乡村人才磁场，让其成为乡村振兴的生力军，是实现乡村共富的一道必答题。

更好吸引留住乡村青年人才，要为他们搭建有所为、能作为的广阔平台。近年来，不少地方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乡村旅游、农村电商、直播带货等新兴产业，为乡村发展带来了新鲜活力、蓬勃动力。

新兴产业的生根发芽，不仅要与当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有相应适配度，还应与基础设施的健全完善、人才的引育留用相结合。第一，培育新型职业农民，鼓励具备创新思维、掌握现代技术和管理方式的“新农人”积极投身农业及相关领域，培育乡村经济新动能，引入生态农业、品牌运营等业态，积极推动乡村农业与文旅、电商、文创等产业深度融合，实现农业产业链升级，积极培育发展乡村新质生产力，推动现代农业多维度发展。第二，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优势产业，不再将目标仅仅局限于粮食生产，而是在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三者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不断建构起绿色、低碳、循环、高效的现代农业体系。第三，健全乡村物流配套体系，积极引进现代农机、信息化管理等手段，通过科技应用、创新发展等做法，大力提升农业的现代化水平，逐渐形成以产业为根基、市场为引擎、青年人才为主力的发展新模式。

更好吸引留住乡村青年人才，要为他们不断完善“引育留”的好制度。近年来，不少地方强化战略思维，适时推出一系列重大利好政策，解决好青年的“燃眉之急”“后顾之忧”。第一，要进一步完善乡村就业创业优惠政策，着力提升青年人才各项福利水平，让他们在薪酬、医疗、住房、公共服务等方面有更多获得感和幸福感，着力构建尊重、关心青年的社会氛围。第二，要着眼长远，整合各类涉农政策，为乡村青年就业创业提供最大政策扶持，扩大对青年群体的优惠覆盖面，提供“一站式”便携服务，特别是在资金支持、项目孵化、技能培训、职业发展、人才编制、职称评审、项目申报等方面给予优先倾斜。第三，坚决破除乡村社会“关系户”“人情账”等人为干扰因素，建立以综合能力、实干业绩、长远发展等指标为导向的评价体系，形成公开透明、竞争有序的人才选拔生态，打通人才向上流动渠道，拓宽晋升通道和发展空间，让有为者有位、能干者能上，增强青年对乡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此外，逐渐探索出台“乡聘县管”“柔性引才”等机制，既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乡村人才短缺的难题，又为青年就业创业提供了更多发展空间。

更好吸引留住乡村青年人才，要为他们在各项工作中“挑大梁”提供机会。在乡村振兴的征程中，有文化、有创新、有活力的青年人不仅是参与者，更是推动者和引领者。

相关研究表明，越来越多的青年对乡村发展的推动作用日益显著，成为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要鼓励年轻人在乡村事务上多挑大梁、多担担子，充分激发他们的能动性和创造力，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活力。一方面，要建立健全乡村青年人才供求机制，构建与产业发展相适配的人才供求动态平衡机制，形成人才的有效供给与乡村产业优化升级的良性互动。同时，加强乡村人才队伍梯队建设，精心选拔具有引领作用的青年带头人，发挥“头雁效应”和榜样示范效应，讲好乡村振兴故事，传播乡村发展声音。另一方面，在农村公共事务上，多让年轻人“担主角”，比如，适时推出并建立“乡村CEO”制度，引进具备现代化管理技术的农业人才，让其为乡村规划、产业发展积极建言献策，不断提升乡村治理管理水平；让更多乡村青年“规划师”脱颖而出，对农村现有资源进行整合开发和创新元素设计，打造美丽乡村魅力“画卷”，推动农畜产品加工、观光旅游、特色小镇、田园综合体、餐饮休闲等业态一体化融合发展，实现乡村生态价值与现代化生活方式的相互交融。

乡村振兴，唯在得人。乡村振兴路上，农村是一方大有可为的希望田野。要多措并举，吸引更多青年人才带着知识、技术与梦想，回到乡村，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造福一方。广大青年也要把课堂学习和乡村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建功立业，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青春力量。

用好用足更加积极财政政策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降0.3%，降幅比一季度收窄0.8个百分点，但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长3.4%；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下降2.4%，但预算支出增长30%。与此同时，上半年经济增长5.3%，为全年实现5%左右的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从总体看，上半年财政运行平稳、靠前发力，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其他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回顾上半年，财政政策呈现结构优化、力度加大、保障有力、风险缓释等新亮点。一是主要税种平稳增长，收入结构持续优化。从4月份起，税收收入连续保持增长，罚没收入等非税收入同比增速下降，一定程度上优化了营商环境。二是财政支出强度加大、靠前发力。上半年支出规模、进度均高于去年同期水平，如新增专项债发行增长45%，中央预算内投资下达超过90%。三是重点领域保障更有力，惠民生、促消费、增后劲特征明显。上半年社会保障和就业、科学技术、教育、卫生健康支出同比分别增长9.2%、9.1%、5.9%、4.3%，均高于总体支出水平。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超过1.6万亿元。四是切实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上半年发行新增置换债券3.8万亿元，平均利息成本降低超过2.5个百分点，缓释了财政风险、提升了财政空间。

也要看到，财政收支矛盾仍然突出，一些结构性挑战仍然存在。从收入看，在物价低位运行、房地产深度调整、国有资产资源盘活空间收窄等影响下，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偏弱。在收购存量闲置土地等政策支持下，虽然土地市场有所回暖，但仍需关注其持续性。从支出看，支出强度主要得益于政府债券支撑。从经营主体看，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1.8%，企业所得税出现负增长，“内卷式”竞争导致部分企业增收不增利。此外，企业“抢出口”现象使得下半年面临更大压力。

预计下半年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如可能存在关税等外部冲击，还面临国内需求不足、一些企业经营困难等挑战。上半年财政政策在积极发力的同时留有余力，仅政府债券空间就有7万亿元。但下半年财政增收压力依然存在，维持较大支出强度面临一定难度。为此，财政仍需迎难而上、主动作为，要落实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的“宏观政策要持续发力、适时加力”“增强灵活性预见性”要求，既要用好用足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又要根据形势变化及时推出增量政策。

下半年首要工作是加强财政资源统筹，用好用足更加积极财政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以促消费为重点支持扩大内需，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中扩大消费需求，如继续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加强支持养老、育幼、文化、旅游等服务消费。仍需紧盯老百姓的急难愁盼，继续加强就业、社保、医疗、优抚等民生保障力度。同时，加快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激发民间投资活力，聚焦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扩大有效投资。其中，要继续加快使用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债，尽早形成实物工作量，并用好政府债券、金融工具等项目资本金政策，更好发挥资金引导和带动作用。此外，统筹专项资金、税收优惠、政府采购和投资基金等政策，支持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和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不容忽视的是，仍要持续用改革的办法提高财政政策效能，不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大力推进财政科学管理、提升资金效率。

面对未来不确定性，要加强增量政策储备，并打好提前量、及时推出。近年来增量财政工具较为丰富，如盘活存量资源资产、增加特定机构和央企上缴利润等，还可设立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增发特别国债或专项债、盘活存量地方债务限额、提前下达明年地方债额度等。除落实落细、适时推出积极的财政政策外，还要用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加力支持科技创新、提振消费、小微企业、稳定外贸等。未来仍需加强政策间协调配合、打好政策组合拳，持续用力、更加给力支持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巩固拓展经济回升向好势头。

如何提升青年群众工作能力

青年群众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年群众工作能力是年轻干部应当具备且处于基础和核心地位的能力素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年轻干部的能力培养，围绕青年群众工作能力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什么是青年群众工作、谁来做青年群众工作，为什么要提升青年群众工作能力、怎样提升青年群众工作能力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为新形势下年轻干部提升青年群众工作能力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深刻领会提升青年群众工作能力的迫切需要

面对世界百年变局的复杂挑战、服务强国复兴伟业的战略要求，以及回应青年群体深刻变化的现实需要，深刻理解并着力提升这一能力，是新时代年轻干部肩负的重要使命。

积极应对外部环境冲击挑战。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经济深度调整，地缘博弈激烈复杂，“黑天鹅”事件迭出，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正在经历深刻变化。部分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经济与技术遏制，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加剧对我国青年人才的争夺；同时，一些外部势力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对我国进行渗透，特别是借助互联网和移动新媒体，以期对青年的价值观念产生影响。如何有效防范化解各类外部风险挑战，如何回答好“谁能赢得青年”的关键性问题，迫切需要广大年轻干部提升青年群众工作能力，引领当代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知行合一中长志气、强骨气、厚底气，在世界舞台上展现中国青年的自信自强与刚健有为。

主动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系统擘画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必须依靠青年，也必将成就青年。作为社会中最有生气、最有闯劲、最少保守思想的群体，当代青年的成长期、奋斗期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高度契合，理应成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行动派和实干家，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和突击队。如何肩负起新时代新征程党赋予青年群众工作的重要使命，如何最广泛地把青年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动员起来，迫切需要广大年轻干部提升青年群众工作能力，带领青年深刻认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增强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激发强国有我的青春激情，努力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青春力量。

有效回应青年群体发展变化。青年阶段既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期，也是成长发展与职业道路的选择期。伴随着社会结构的调整变化，青年群体构成与其他社会成员的结构变迁不仅同步发生，而且更为剧烈和频繁。近年来，各种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加速发展，带来青年群体内部深刻变化，传统青年群体不断壮大，新兴青年群体不断涌现，催生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等众多新兴职业群体。当代青年越来越呈现出群体分众化、分布流动化、生活网络化等特征，青年对美好生活向往和需求的内涵不断拓宽、外延持续扩展，已不再局限于物质生活，而是扩展到精神生活、政治参与、法治建设、社会融入、生态文明等多领域各层次。如何适应青年群体结构演进的新特点，如何把握青年价值诉求多样的新挑战，迫切需要广大年轻干部提升青年群众工作能力，充分认识和适应青年特质，深入关注青年需求在内涵、结构、层次和表现方式上的转变，千方百计为青年排忧解难，及时有效回应广大青年的新期待。

准确把握提升青年群众工作能力的路径方法

提升青年群众工作能力，关键在于掌握科学有效的方法路径。这要求年轻干部在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和作风锤炼等方面下足功夫，全面提升履职尽责所需的核心素养。

不断增强思想淬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初心不会自然保质保鲜，稍不注意就可能蒙尘褪色，久不滋养就会干涸枯萎，很容易走着走着就忘记了为什么要出发、要到哪里去，很容易走散了、走丢了。”做好新时代党的青年群众工作，提升青年群众工作能力，必须始终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与党的群众路线相辅相成，在本质要求上完全统一。要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全面、辩证地看待青年群体、分析青年发展问题，将党的创新理论、方针政策与工作实践紧密结合。“常制不可以待变化，一途不可以应无方，刻船不可以索遗剑。”只有把握青年脉搏，根据青年工作生活方式的新变化新特点去谋划思路方法，使计划方案符合实际情况，才能跟上时代前进、青年发展、实践创新的步伐。

不断增强政治历练。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群众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观点。做好新时代党的青年群众工作，提升青年群众工作能力，首先要从政治上着眼，牢固树立群众观念，自觉贯彻群众路线，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青年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一项基础性、全局性、战略性工作。做好党的青年工作，是培养堪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重任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途径，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的必然要求，是组织动员广大青年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重要法宝。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在青年群众工作中，就是既要发挥好桥梁作用，把青年的温度如实告诉党、把党的温暖充分传递给青年，起到沟通、联通的社会功能；更要发挥好纽带作用，把青年人的心紧紧同党贴在一起，围绕为党争取人心、赢得青年的政治功能，倾注热忱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群众的引路人。

不断增强实践锻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做好新时代党的青年群众工作，提升青年群众工作能力，要坚持牢牢扎根祖国大地，时刻紧密结合中国实际，深入青年生活、体认青年冷暖，全面、及时收集青年声音，科学、理性分析青年诉求，同时尊重青年主体地位，拜青年为师、向青年学习。当前年轻干部普遍学历高、视野宽、知识面广，这是做好党的青年群众工作的优势所在，值得注意的是，年轻干部不能因为这种优势而居高临下开展工作，否则容易滋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就会与青年群众渐行渐远。青年群众工作本领是实践性很强的工作能力，提升这一本领要真心实意地走进青年，理解、尊重、相信青年，特别是要注重同工农青年、普通青年、新兴领域青年等面对面、心贴心，使青年从工作对象变为参与主体，不断壮大青年群众工作力量。

不断增强专业训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研究和准确把握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特点和规律，改进群众工作方法，提高群众工作水平。”做好新时代党的青年群众工作，提升青年群众工作能力，必须掌握群众工作、社会工作的基本方法，与时俱进创新服务载体，综合运用访谈调研、个案服务、法治保障、政策解决、社会倡导等方式，始终与时代同向同行、与青年同向同行。要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用好“深、实、细、准、效”五字诀，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准确把握青年群众的切实需要与多元诉求，从时代变化和青年发展的客观规律出发，真正把引领青年、组织青年、服务青年的工作逻辑建立在对问题的透彻研究和对规律的准确把握上。当前，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蓬勃发展并得到广泛应用，要不断提升数字素养，具备适应数字化条件下工作的技能和知识，发挥数字技术在即时性、精确性和互动性等方面的显著优势，为党的青年群众工作在拓展工作边界、扩大覆盖范围、提升服务效能、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等方面提供有效支撑。

不断增强作风锤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干部心系群众、埋头苦干，群众就会赞许你、拥护你、追随你；干部不务实事、骄奢淫逸，群众就会痛恨你、反对你、疏远你”。做好新时代党的青年群众工作，提升青年群众工作能力，必须立志做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忠实传人，自觉培养担当实干的工作作风，事不避难、义不逃责，不尚虚谈、多务实功，时刻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树立好、维护好、展示好新时代年轻干部应有的清澈和纯粹。要常态化深入青年聚集领域，特别是勇于到艰苦环境和基层一线去担苦、担难、担重、担险。越是艰苦环境、吃劲岗位，越是困难大、矛盾多的地方，越能磨砺意志、增长才干。经历几次“风吹浪打”，接几块“烫手山芋”，才能不断增强处理复杂矛盾的真本事，练就做好青年群众工作的真本领，真正在困难面前迎难而上，不推诿、不逃避，在风险面前积极应对，不畏缩、不躲闪。

种养结合助力乡村振兴

近来，多地推广种养结合模式助力乡村振兴，取得了良好成效。国内外长期农业实践一再证明，种养结合是农业生产系统实现良性循环的基础。

种养结合、适度规模的畜禽养殖，经济效益显著。根据笔者于2024年对全国6个典型省区的调研，实施种养结合的专业育肥生猪场户比非种养结合的场户平均每公斤生产成本低1.22元；种养结合的肉牛育肥场户比非种养结合的场户平均每公斤成本低2.71元。2024年牛价大跌致养殖场户普遍亏损时，实施种养结合的养殖场户基本能维持下来，并在今年牛价上涨阶段实现盈利，弥补了去年的亏损。

粪污治理优势明显。我国畜禽养殖每年直接排泄的粪便超过14亿吨，近年来畜牧业较大程度上独立于种植业，动辄上万头的奶牛养殖场、上千头的肉牛养殖场、几十万头甚至上百万头的生猪养殖场在各地屡见不鲜，使得粪污治理的成本越来越高。而种养结合能够有效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实现生态与经济双赢。

社会效应更加突出。过去我国农户40%左右的收入来自养殖业，是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而当前，我国畜牧业生产规模化、专业化和集约化程度快速提升，特别是近年来快速发展起来的过度单体大规模养殖，挤压了广大中小养殖场户的生存空间，一般农户很难从事养殖，特别是养猪、养奶牛、养鸡这些高度规模化、集约化的行业，一般农户退出现象更为严重；也导致种养严重分离，养殖业发展的经济效应、环境效应和社会效应协同推进难以实现，不利于“大国小农”背景下的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实现。适度规模养殖更有利于普通农户从事养殖，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外出务工者返乡从事适度规模养殖，通常情况下能保障家庭收入稳定，实现乡村就近就业、家庭团聚、教育子女、赡养老人，展现出在乡村振兴方面“聚财气”“聚人气”的重大意义。

新时代背景下，如何进一步推进种养结合的广泛实施，从而达到经济效应、环境效应、社会效应三效协同，助力可持续的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将是当前必须思考的战略性问题。

应从国家层面立法，科学确定养分管理标准。及时出台基于当地土地承载力和土壤养分管理的强制约束政策，提高养殖业准入门槛。既要确保一个区域（如行政村）内的养殖量在土地消纳能力范围内，也要确保一个养殖场所匹配的土地能够消纳其养殖产生的粪污。

因地制宜确定不同畜种养殖的适度规模标准。在不同区域根据当地农户正常年份收入状况、家庭资源禀赋、养殖畜种、种植品种及规模等综合情况来确定，确定标准比较复杂，且标准是动态的。最基本的标准是这一规模能保障养殖场户获得的收入满足其稳定从事该项生产。养殖场户若是以养殖为主体，种植业可以忽略不计。大致标准应该是：一个农户，按照两个劳动力核算，则育肥猪一年出栏1000头至3000头；育肥牛一年出栏50头至100头；自繁自育户年存栏能繁母牛50头至100头。养殖场户若是场户内部完全实施种养结合，则适度规模标准还可适度降低。

此外，相关扶持政策指向都应以适度规模的种养结合标准及养分管理门槛为基础进行设计，将扶持政策重点由简单的规模以上标准转向适度规模标准，且各项扶持政策都应以达到养分管理标准为基本准入门槛。

加快提升区域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在全国统一大市场背景下谋划区域创新发展，主动对接国家重大战略——

加快提升区域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2025年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部分省区市“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各地区谋划‘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在全国大局中精准定位，加强规划衔接”。北京、上海、粤港澳作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其创新资源丰富，产业基础各具优势、创新条件相对优越，整体区域创新水平排在全国前列，面向“十五五”发展，更要在全国统一大市场背景下谋划区域创新发展，主动对接国家重大战略和重大任务，提升区域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因地制宜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及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取得新成效。

央地协同是提升区域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基本路径

“十四五”以来，央地协同在我国区域发展战略、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发挥关键作用，是提升区域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关键。一方面，国家战略需要通过区域和地方落实落地；另一方面，地方发展需要主动对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十五五”要进一步强化在战略规划、创新政策支持、资金扶持、资源配置、产业链供应链协同、人才培养、场景驱动、成果转化等方面的央地协同。央属各类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关系国计民生、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是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打造多层级科技创新体系和现代化产业体系，离不开央属机构与地方机构的开放协同，离不开国家与区域在知识创新、技术创新、技术扩散及要素流动、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生态及创新绩效等多方面的对接协同。

中央政策支持与地方自主探索是区域创新发展的制度优势

新型举国体制强调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中央政府出台政策后，地方政府是政策落实的主体，且具有一定自由裁量权，可以先行先试，这是提升区域创新整体效能的有效方式。一是中央部署实施区域发展战略。中央区域协调发展领导小组加强统筹协调和督促指导，中央有关部门和单位大力支持配合，区域省市党委和政府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二是央地联合出台专项政策支持。以北京为例，连续三年在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评估中名列第一，累计实施140余项突破性政策，70余项制度创新成果向全国复制推广。再比如上海，针对浦东、临港新片区等区域，推出央地融合政策，如允许央企在临港新片区开展跨境资金池、跨境资产转让等试点，赋予在中央授权框架内行使的更大改革自主权等。三是地方探索政策试验自主权，以深圳为例，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特色优势，与央企共建数据跨境服务中心等。

实验室体系和大科学装置是区域创新发展的基础能力

中央主要依据国家战略需求确定发展方向、提供资金与政策保障、搭建基础设施；地方主要提供配套资源补短板、提供产业场景促转化，并完善区域发展生态。一是依托大科学装置推进央地协同。依托北京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国家已先后布局大科学装置、科教基础设施和交叉研究平台三大类37个重大设施平台，20个已经进入科研状态。以高能同步辐射光源（HEPS）为例，由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承担建设，北京市提供土地、资金和政策支持，逐步实现了央地资源的深度绑定。二是依托实验室体系推进央地协同。上海张江实验室体现了国家战略导向与地方创新资源禀赋的精准匹配，成立了由中国科学院院长与上海市市长共同担任主任的管理委员会，以中科院上海高等研究院为法人主体，依托中科院科研体系优势，集成上海市的产业与政策资源，通过专项规划、土地供给和基金配套等支持实验室建设，推动基础研究成果进行转化。三是积极主动对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如北京结合自身科技优势，前瞻储备科技重大项目，融入科技重大专项布局，超前布局大科学计划等。

科技教育人才一体化是提升区域创新效能的战略支撑

要通过战略规划协同、政策制度设计、资源整合、功能互补等多维度路径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一是依托大科学装置和交叉平台，构建新兴学科体系。例如，北京怀柔科学城联合高校建设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学科，推动教材知识图谱与能力图谱融合，培养复合型人才。二是联合构建新型高等教育机构，旨在培养急需人才。以2024年9月成立的北京中关村学院为例，它与31所双一流高校共建，专注于人工智能与交叉学科的人才创新培养。学院践行“极基础、极应用、极交叉”的科研理念，通过项目制“超常规”培养模式，旨在培养AI领军人才。三是央地联合政策试点。如上海浦东新区试点“基础研究特区”，赋予科研团队更大自主权，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形成互补。

场景驱动的技术研发与转化是提升区域创新效能的新范式。在中央和地方政府政策引导下，场景驱动的创新聚焦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大需求，形成央地协同、多要素高效流转合理调配的高能级区域创新与应用平台。一是城市全域场景创新加速前沿技术研发和转化应用。以北京冬奥场景为例，冰雪经济催生装备制造融合创新，各类央属机构和市属机构明确了智能场馆建设、5G转播、公共卫生安全等细分场景任务，针对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应用难点，打造由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主导的重大成果产出路径，形成了新技术支撑城市场景运行，城市场景为新技术提供应用空间的格局。二是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为统筹推进数字化发展体制机制创新、地方数字化品牌铸造、“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提升、数据产业培育、数字人才培育、数字化发展环境优化、数字赋能提升等提供了丰富场景。三是数字化转型应用场景推动区域创新。以上海为例，五百余个数字化转型应用场景推动各类创新主体建立起从项目、产业到资本等多层次合作关系，赋能上千家中小企业。

推动形成遵规守纪干事创业良好氛围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强调“把从严管理监督和鼓励担当作为统一起来，使干部在遵规守纪中改革创新、干事创业”，彰显了我们党以严明纪律管全党治全党的坚定决心，也为纪检监察机关更好履职尽责、服务保障大局提供了坚强的思想保证和科学的理论指引。

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国有企业纪检监察机构在监督执纪执法实践中，要注重引导党员干部把握好党的纪律和干事创业内在统一关系，着力营造遵规守纪、干事创业良好氛围，推动国有企业履行职责使命、实现高质量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贡献。

党的纪律与干事创业具有历史统一性

我们党立足百年奋斗历程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深刻总结提炼出“党的纪律和干事创业是内在统一的”这一论断，蕴含着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

纪律严明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内在要求和鲜明特征。无产阶级要进行人类历史上最广泛、最彻底、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必须依靠严明纪律将强大的精神力量和战斗力量凝聚起来。早在马克思、恩格斯创建共产主义者同盟时，就将纪律视为“一个有生命力的党的首要条件”，强调“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中深刻认识到，“布尔什维克党若没有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就连短期执政都不可能”。这些论述深刻揭示出纪律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命线”，是其组织性、革命性的根本保障。

纪律严明是我们党开创事业、不断夺取胜利的重要法宝。回顾历史，用铁的纪律教育约束、保障激励党员干部，是贯穿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史的一条红线。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便将严明纪律镌刻于自己的旗帜之上。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就有涉及纪律规定的具体要求；党的二大通过的第一部党章以“纪律”专章形式对党的纪律作出规定；党的五大首次将严守纪律作为党员义务并明确提出“政治纪律”的概念，设立首个中央纪律检查监督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之后，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党在领导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干事创业的实践中，在回应重大问题、适应时代形势的过程中，不断将纪律建设的实践成果上升为制度规范、转化为纪律要求，党的纪律体系不断丰富完善发展，为党践行初心使命、推进事业发展提供了支撑和保障。

党的纪律在新时代被赋予新的使命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将加强纪律建设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党的纪律规矩鲜明地立起来、严起来，从根本上扭转了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也正是依靠铁的纪律，我们党经过新时代的革命性锻造，才能有强大凝聚力和战斗力，才能赢得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的历史主动，赢得党团结带领全体人民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共同奋斗的历史主动。当前，我国正处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面对长期存在的“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告诫全党，“党要管党、从严治党，靠什么管，凭什么治？就要靠严明纪律”“党面临的形势越复杂、肩负的任务越艰巨，就越要加强纪律建设，越要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确保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前进”。新征程上，要充分发挥党的纪律的教育约束功能和保障激励作用，引导督促党员干部自觉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知行知止、令行禁止，形成强大合力，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劈波斩浪、行稳致远。

遵规守纪与干事创业是国有企业现实需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遵规守纪，就会拥有干事创业的充分自由和广阔空间”。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党的纪律对于干事创业的重要意义。然而现实中，个别党员干部将党的纪律与干事创业当作“单选题”，有的对严的要求没有内心真认同，存在“行业特殊论”“企业特殊论”，自以为是、不知敬畏“乱干事”；有的对纪律规矩不以为然、心存侥幸“伪干事”；有的鼓吹纪律规矩捆住手脚，对监督抵触埋怨“慢干事”；有的顾虑“洗碗越多，摔碗越多”，消极避责“不干事”。这些错误观念本质上都是将遵规守纪与干事创业矛盾对立起来。国有企业领导干部承担着党和人民赋予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权，必须将遵规守纪和干事创业的内在统一要求具体体现在国有企业现实工作中，依靠严明纪律激发干净干事、大胆干事的内生动力，为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将遵规守纪与干事创业统一于国有企业政治属性。国有企业多处于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发挥“国之重器”作用。政治属性决定了国有企业不同于一般市场主体，不能只追求市场效益，要着力实现市场价值与政治责任相统一。国有企业要通过严明纪律确保站稳政治立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增强核心功能、提高核心竞争力，发挥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作用，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急剧变化的不确定性。要通过严明纪律确保紧扣“国之大者”干事创业，持续落实“三新一高”、统筹发展和安全、强化科技创新、推进新型工业化、深化国企改革等重大要求，将党中央决策部署体现到谋划重大战略、制定重大政策、部署重大任务、推进重大工作的实践中，当好闻令而动的“经济部队”。

将遵规守纪与干事创业统一于正确业绩观导向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严并不是要把大家管死，使人瞻前顾后、畏首畏尾，搞成暮气沉沉、无所作为的一潭死水，而是要通过明方向、立规矩、正风气、强免疫，形成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营造有利于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干事创业是遵规守纪的最终目的，要通过严明纪律引导党员干部牢记自己第一身份是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弄清楚业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业绩、靠什么树业绩等问题，坚决纠治在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过程中口号响落实差、搞本位主义、做表面文章等问题，在落实新发展理念过程中搞虚假业绩、盲目蛮干、躺平不干、敷衍塞责等问题，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偏离主业、任性决策、铺张浪费、数据造假等问题，在对下指导过程中搞文山会海、调研扎堆、过度留痕、层层加码等问题，以正确业绩观、权力观激发干部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将遵规守纪、严管监督带来的治理效能转化为国有企业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高质量发展的动能。

将遵规守纪与干事创业统一于反腐败斗争形势任务。党的纪律为党员干部划出底线边界，这是干事创业的前提条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和人民把国有资产交给企业领导人员经营管理，是莫大的信任。信任是最大的关怀，但信任不能代替监督，关心不能忘了严管”。国有企业直接参与市场，容易受商品交换原则侵蚀，领导干部以及大量关键岗位手中掌握资源、资产、资金处置决定权，遭“围猎”风险高，新兴领域的制度空白易给权力设租寻租留下空间。同时，国有企业生产经营普遍点多、面广、链条长，滋生的腐败问题具备一定新型隐性特点，易滋生影子公司、影子股东等“靠企吃企”问题，以及政商“旋转门”、“逃逸式辞职”等问题。从查办案件、日常监督和中央巡视等情况看，国有企业腐败存量尚未清除，腐败增量仍在发生，全面从严治党任重道远。面对依然严峻复杂的反腐败形势，必须坚持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严肃查处利用领导人员职权或影响力谋私的贪腐问题，严肃查处国有资产重大损失和风险背后的腐败问题，推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建机制、防风险、堵漏洞，督促党员干部自觉把党的纪律作为履行职责使命的坚强保障，在遵规守纪的前提下勤奋工作、放手干事、锐意进取、积极作为。

以扎实履职保障遵规守纪、放手干事

纪检监察机关是党的“纪律部队”、推动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力量。推动形成遵规守纪、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考验着纪检监察机关精准监督执纪执法的能力和水平。国有企业纪检监察机构应当把握好自律和他律关系，把从严管理监督和鼓励担当作为贯穿纪检监察工作全过程，推动纪律建设融入日常教育管理监督各方面，综合发挥党的纪律教育约束、保障激励作用，引导党员干部把纪律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更好履职尽责、干事担当。

织密全周期纪律教育网络。党规党纪学习是广大党员干部的必修课。必须持续巩固深化党纪学习教育成果，将纪律教育贯穿党员干部成长全周期，通过深学细悟、入脑入心，内化为日用而不觉的言行准则。抓好全周期教育关键节点，坚持关口前移，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盯住入职节点，以扣紧“第一粒扣子”为重点做好党规党纪应知应会教育；盯住干部提拔重用节点，以引导正确认识和使用手中权力为重点做好纪法培训解读；盯住退（离）休节点，以提醒离岗离职后不得违规从业、违规谋利为重点，真正让纪律教育成为终身课题。发挥警示教育震慑作用，及时通报系统内违纪违法典型案例，深刻剖析违纪违法、蜕化变质的转折点、关键点，以“身边事”教育“身边人”。针对管理人员、基层干部和关键岗位人员不同岗位特点和风险，分层分类开展警示教育，形成震慑影响。抓住学习教育攻坚引擎，在紧扣主题深学细悟、动真碰硬以查促改、有序有效督促指导上持续用力，督促党员干部在筑牢党性修养、自觉遵规守纪、站稳人民立场、践行正确政绩观上检身正己，让心存敬畏、手握戒尺真正成为日常自觉。

筑牢权力监督与执纪防线。只有将权力置于有效监督之下，对违纪行为及时纠正、严肃惩治，才能切实维护纪律刚性、严肃性，使广大党员干部常怀敬畏之心，时刻用纪律戒尺丈量校正自身言行。必须坚持执纪必严、违纪必究，对违纪问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防止出现“破窗效应”。充分发挥“四种形态”层层设防的作用，既针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又覆盖各种违纪行为，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发挥国有企业内部巡视巡察监督、审计监督、法律监督等各监督主体专业优势，加快信息共享、问题共商、成果共用，对照“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目标，加快推动健全完善国有企业监督体系；严格执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规定、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的意见要求，着力强化自上而下的组织监督，推动落实好上级“一把手”对下级“一把手”这个最有效、最管用的监督手段，督促党委和班子成员做到知责履责担责、层层传导压力，带动形成责任明确、环环相扣的日常监督网络。用好问责利器，对党的纪律建设抓得不严不实以及“四风”问题突出、违纪违法现象多发性问题严肃问责，推动形成企业各级党组织一起抓纪律、管纪律、执行纪律的良好局面。

激活干事创业正向激励。国有企业参与市场竞争、深化改革发展，先行先试探索多，难免出现失误和错误，必须给干事创业者以反思问题、总结经验、重振旗鼓的机会，既做到严管有尺度，还要做到厚爱有温度，旗帜鲜明鼓励和支持干部干净干事、大胆干事，充分调动起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注重科学研判、综合把握干部廉洁自律情况、作风建设情况以及本单位本领域政治生态情况，对于因推动企业改革发展触及利益、得罪人而受到不实反映的干部及时澄清正名、消除顾虑，传递组织关怀，引导保持干事热情。妥善把握事业为上、实事求是、依规依纪依法、容纠并举的原则，探索贴合国有企业业务领域尽职免责等保障机制，推动做到可操作、可执行、可落地。坚持严格管理和关心信任相统一，注重围绕落实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等重大任务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及时释疑解惑、加油鼓劲，为心无旁骛干事创业的干部提供坚强后盾，推动从“被动干事”向“主动作为”转变。

破解人口城镇化与农村人口空心化的矛盾

破解人口城镇化与农村人口空心化的矛盾

推进人口城镇化和劳动力非农化，是中国“三农”工作面临的艰巨任务。从政策取向和实际执行来看，这里存在着一个“两难”抉择，即在继续推进人口城镇化和劳动力非农化的取向与防止农村人口空心化和农业劳动力老化的要求之间，似乎存在着矛盾。破解这个矛盾，要求在理论上和政策上进行关键的范式转换。

影响城乡人口格局及其相互关系的三个过程

城乡人口格局及其相互关系，通常是受到三个过程的影响而形成的。第一是人口转变过程。城镇和农村不尽相同的人口自然变化，即生育水平差异影响人口自然增长率，终究会造成城乡之间的差异性人口格局。第二是“刘易斯过程”。这个概括来自于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即遵循资源重新配置规律，人口和劳动力遵循劳动生产率从低到高的方向，形成从农村到城镇的单向流动，从而改变了人口分布格局。第三是“蒂布特过程”。这个概括来自于著名的蒂布特模型，即城乡或不同地区的差异性公共品供给引致人口迁移，从而那些公共服务更慷慨的地区得以吸引到更多的人口和劳动力。由于人口转变过程的影响是长期的，具有一定的外生性，并且其效应已经部分体现在“蒂布特过程”之中，因此，本文主要考虑后两个过程的作用及其关系。

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的三个着力点

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塑造了这样的格局，即在人口和劳动力流动方面处于不利地位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尚未实现均等的供给，因而在老龄化与“三农”发展之间形成一种非良性循环。需要做出的范式转换是，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应该着眼于把“刘易斯过程”同“蒂布特过程”进行“脱钩”，即让两者按照各自应该遵循的原则推进，打破既有的利益格局，而不再遵循传统的相互影响逻辑。

也就是说，一方面，继续促进新型城镇化和劳动力转移，以便完成现代化所需经历的结构变革；另一方面，以普惠性、基础性和兜底性为共同原则，推动城乡公共品供给的均等化。由此提出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要求在三个方面着眼和着力。

首先，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既有巨大的空间，也能够创造真实的改革收益，关键是采取适当的推进方式，使潜在的改革红利得以成为改革实施的激励。推动人口分布、区域格局和经济地位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脱钩的改革，最集中地体现在户籍制度改革这一任务中。经过40多年的改革，户籍制度已经不再履行阻碍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的功能，当前亟待突破的改革关口，是消除其按照户籍身份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功能。这项改革应该在两个方面同步推进。第一条改革路径是按照必要、合理、适度确立的条件，选择性地扩大城镇落户规模。在现行财税体制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下，中央和地方政府在户籍制度改革中存在激励不相容，因此，还需要第二条改革路径，即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消除户籍制度作为公共品供给对象的识别功能，使城乡户籍含金量不再有实质性差异。两条改革路径缺一不可，具有相互促进、彼此激励、自我强化的关系，需要双管齐下予以推进。

其次，畅通城乡之间的要素双向流动通道，拓展资源重新配置空间，同时防止因劳动力从城镇到农村回流造成内卷式配置。中国各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变化具有两个明显的特性。第一，由于剩余劳动力转移和物质资本投入，农业劳动生产率在绝对水平上得到大幅度提高。然而，随着农业中资本—劳动比的快速提高，已经出现明显的资本报酬递减即回报率下降趋势，农业不再是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第二，迄今为止农业劳动生产率仍然显著低于非农产业，农村非农产业也具有生产率偏低的特点，因此，如果发生劳动力向农业和农村的大规模回流，则意味着出现资源配置与生产率提高方向相背而行的情形。通过拓宽资源配置空间以稳定制造业比重、通过户籍制度改革以稳定农民工就业、通过乡村振兴创造农村高生产率岗位等举措，都是顺应农业农村现代化要求，完成人口城镇化和劳动力非农化的必经之路。

最后，以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要求，促进公共财政资源更加均衡配置和统筹使用，中央政府承担更多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职能和支出责任。农业与非农产业是否均衡、农村与城镇经济是否一体化、农民与市民生活水平是否趋同，衡量的标准和推动的手段都是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在供给短缺和资源约束的高速增长时期，由于存在着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和产业行业之间的发展差距，以均衡化的思路进行物质资本投资，可以通过资源重新配置取得更高的效率。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劳动力和人力资本越来越成为供给侧的制约性资源，城乡居民消费能力也日益成为需求制约。因此，以提供更多更好基本公共服务为中心的民生建设，具有一石三鸟的改革效果，可以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其一，改善民生可以产生更高的社会效益；其二，新人口红利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增强国民经济的潜在增长能力；其三，解除居民消费后顾之忧，平衡社会总需求“三驾马车”，提高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支撑能力。

“全过程监督权力运行”的内涵阐释

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发表的重要讲话中，从严格制度执行的视角提出“全过程监督权力运行”重要论断，这是我们党自建党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探索监督权力运行经验的深刻总结，是从严管党治党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的成果，为新征程上持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提供了重要遵循。研究阐释“全过程监督权力运行”重要论断的内涵，是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必然要求，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重要抓手，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内在需要，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力保障。

2021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的意见》提出“把管理和监督寓于实施领导的全过程”。2023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坚持内容上全涵盖、对象上全覆盖、责任上全链条、制度上全贯通，进一步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鉴于此，“全过程监督权力运行”重要论断的内涵可以从四个维度来把握。

“全过程监督权力运行”的监督内容全涵盖

监督内容全涵盖是指对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党对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反腐败斗争的要求在全党的贯彻落实。全过程监督权力运行本质上是政治监督。当前，对权力运行的政治监督内容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二是对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成效进行监督检查。要对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等方方面面，围绕落实党中央重大战略举措加强监督检查。三是对保证权力在正确的轨道上运行进行监督检查。要对坚持民主集中制，形成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机制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督促公正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四是要坚决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深化整治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的腐败，坚决惩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深化标本兼治，推动审批监管、工程建设、资源开发、金融信贷、公共资源交易、公共财政支出等重点领域监管机制改革和制度建设，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促进反腐败国际合作，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不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向纵深发展。总之，政治监督贯穿于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的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构成了监督内容的全涵盖。

“全过程监督权力运行”的监督对象全覆盖

监督对象全覆盖是指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干部，重点是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第六条规定：党内监督的重点对象是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以党内监督为主导，推动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财会监督、统计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有机贯通、相互协调。”除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外，其余监督所涉及的机关部门和领导干部、工作人员都是被监督对象。巡视是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要在一届任期内实现巡视全覆盖；纪委派驻纪检组对派出机关负责；国家监察委员会是强化党和国家自我监督的重大决策部署。这样就形成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巡视监督“四个全覆盖”格局，表明党和国家监督工作延伸到了每个领域、每个角落。在回答“监督谁”的问题上，我们党从党内监督全覆盖破题，坚持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相结合，实现了监督对象从党组织到党员、干部以及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监督全覆盖。

“全过程监督权力运行”的监督责任全链条

监督责任全链条是指权力运行流程的各个环节依次推进，不能简化和遗漏。现代管理理论按时间顺序将管理行为分为事前、事中、事后的过程进行连续性监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健全授权用权制权相统一、清晰透明可追溯的制度机制，注重查找权力运行漏洞、补齐制度短板”。授权是权力运行的事前环节，必须依法依规；用权是权力运行的事中环节，权力行使必须符合法定权限和程序；制权是对权力运行进行制约和规范，查找权力运行漏洞、补齐制度短板。授权、用权、制权三个环节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有机统一，共同构成权力运行监督程序的全周期。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以党内监督为主导，促进各类监督贯通协调，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全过程监督权力运行所涉及的各类监督都包含事前、事中、事后的连续性监督环节，具体包括：一是权力配置，坚持权责法定，健全分事行权、分岗设权、分级授权、定期轮岗制度，明晰权力边界，规范工作流程；二是运行制约机制，坚持权责透明，推动用权公开，完善党务、政务、司法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建立权力运行可查询、可追溯的反馈机制；三是纠错机制，坚持权责统一，盯紧权力运行各个环节，完善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精准问责有效机制，压缩权力寻租空间。例如，各类财会监督是事前、事中、事后监督责任全链条运行的主要业务工作，包括：事前监督，如人大或财政和政府部门的预算审查监督；事中监督，如财政和政府部门的预算执行监督，以及各类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财会部门的会计核算反映监督；事后监督，如审计监督、人大的政府及部门决算、资产报告审计监督等。

“全过程监督权力运行”的监督制度全贯通

全过程监督权力运行的监督制度全贯通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党内监督制度贯通协调，以党章、准则、条例、规定为主体的管党治党制度的贯通协调，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规范和制约权力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二是党内监督制度和外部监督制度的贯通协调。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实现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法规以及其他各类外部监督法规制度的有效衔接、协同发力，形成监督合力，提升整体监督制度的效果。切实推进党内法规与人大、政府、监察机关、司法机关以及人民政协机关、审计机关的各项法规制度贯通协调。实现各级纪律检查机关与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审计机关、统计机关、财会机关的法规制度协调联动。三是发挥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作用，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完善各类公开办事制度，畅通人民群众建言献策和批评监督渠道，以公开促公正，以透明保廉洁。四是监督主体责任制度贯通协调，推进管党治党的主体责任、监督责任、第一责任人责任、“一岗双责”等构成完整的责任链条，每一种责任都要严格落实。

“全过程监督权力运行”重要论断的提出，表明党对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的认识不断深化。在新征程上，我们应根据新形势新情况进一步强化全过程监督权力运行，在党的统一领导指挥下严格制度执行，全面贯彻民主集中制，强化多元监督主体协同，消除监督盲区，以技术赋能监督，破解监督难点，聚焦重点领域与“关键少数”，提升监督精准度，确保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计算政治学的创新价值与研究路径

当前，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快速发展，前所未有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对国家的外部环境与内在结构形成挑战。在此背景下，计算政治学应运而生。这一新兴学科，在实现自身创新发展的同时，也在方法、议题、理论、实践等维度，对构建中国自主的政治学知识体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方法变革

计算政治学的出现，使政治学者能够更大规模地整合数据、算力、算法三大要素，系统性揭示更为复杂的政治现象，提升研究的科学性、客观性和精准性。大数据、算法、人工智能等信息通信技术的运用，形成了计算政治学的方法变革效应。例如，虽然人们的行动数据每时每刻发生，但如果没有大数据，这些行动数据就不会被记录下来；再如，互联网上浩如烟海的网民评论，如果不能用大数据的方法收集起来，用大模型和算法进行处理，人们就难以发现其中反映的民意与变化规律。信息技术的运用，使得人们不仅能得到以前无法得到的海量数据，同时还能对这些数据进行计算，从而去发现以前政治学无法研究的主题及规律。

虽然计算政治学在方法论上的突破才刚刚开始，但中国计算政治学研究者已不再限于小数据的分析，而是通过分析全样本的大数据来推动政治学方法革新。当然，这种方法论创新并非要取代传统的规范分析和实证研究方法，而是更加强调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方法论多元融合与技术升级。它以问题为导向，将大数据分析的宏观洞察与案例研究的深度理解相结合，将计算模拟的推演能力与历史制度分析的脉络梳理相结合，将在线实验的因果推断与规范理论的价值关怀相结合，既能避免“技术决定论”的陷阱，又有助于突破传统方法的局限，在为构建中国自主的政治学知识体系提供方法论支撑的同时，也为全球政治学发展提供了新的方法论范式选择。

议题拓展

计算政治学的方法变革引发了研究议题的拓展效应。长期以来，政治学主要在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国家治理等领域进行主题研究，而这些主题更适合通过文本进行规范分析。行为主义兴起后，统计学、心理学、数学的一些方法被运用于政治学研究，拓展了政治学研究议题。计算政治学的出现，更是突破了传统定量研究存在的数据结构单一、数据规模不足以及实验条件的限制，实现了海量样本的大数据、亿万参数的大模型等数据收集、分析，从多个方面拓展了政治学研究议题。

一是新的政治学议题不断涌现。例如，围绕正广泛介入各国政府公共决策和治理实践中的算法技术问题，学者们从正反两方面的不同理论进路对算法与国家治理的动力机制、耦合逻辑与政治效应开展研究。再如，数智时代的网络意识形态成为计算政治学新议题，学者们依托社交短视频平台，利用大模型赋能的智能检测工具进行多模态数据分析和认知图谱构建，既能为动态监测网络舆情演变，洞察社会心态变迁提供技术支持，又为理解数智时代技术、制度、文化之间的互动模式提供了新视角。

二是传统政治学议题创新发展。例如，数字空间、数字资本主义等议题本是传统政治学研究的主题，但在数智时代构成了政治学研究议题的拓展。此外，关涉国家在数据治理中自主性的数字主权问题，聚焦技术赋权下权利与义务重构的数字公民问题，涵盖技术、政治、社会认知的多维复合议题的数字安全问题，也构成计算政治学的核心议题。

三是传统政治学主题范围拓展。例如，在政治思想史研究中，与过去单纯依赖人工精细阅读和理论阐释不同，计算政治学能够运用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等方法对经典政治学文本进行数据分析，填补了传统研究难以介入的研究空白。再如，在研究党的领导时，计算政治学能够实现从经验判断到数据驱动、从静态描述向动态调控的转换，通过地方政府网站更新频率、基层党组织响应速度等时空大数据构建指数体系，将党的领导力等概念转化为可测量指标。

理论创新

计算政治学的方法论变革与研究议题拓展，为中国政治学理论创新提供了契机。计算政治学引入社会科学、数据科学、计算科学的研究方法，赋予政治学研究数据驱动与算法驱动相结合的新的理论工具，使政治学研究者能够超越工业时代分门别类的学科体系，在直面发展与治理的现实问题基础上，提炼新概念、把握新趋势。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率先拥抱数智时代的大国，政治学研究者寻求理论创新，构建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显得尤为紧迫。

目前，政治学学科正在形成新的理论创新集群。在这方面，“数字命运共同体”“数字乡村治理”“算法治理”“网上群众路线”等一批理论创新成果正是典型代表。同时，计算政治学研究者运用“数字人权”“数字帝国主义”“数字圈地运动”“算法意识形态”“算法官僚制”“算法利维坦”等概念范畴，从不同层次和维度捕捉、描摹与解释数智时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治理实践的新变化，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内涵深化与时代拓展。

面向未来，中国政治学人应积极顺应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理论创新效应，在坚持政治学理论特质基础上，既着眼于解释数智时代政治实践的运行规律，又致力于推动政治生活的向上向善。具体而言，既要能对宏观制度问题进行深入探究，也要能对微观个体行为和互动机制作出科学揭示；既要积极探索政治学新理论、新议题，又要对国家、政党、民族、民主、革命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经典论题，以及党的建设、群众路线、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成果投以更深入的关注；既要避免落入西方中心主义，又要与国际同行进行更多交流对话，不断丰富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内涵和世界意义。

实践应用

计算政治学的方法革新、议题拓展、理论创新，都服务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需求，这使其在技术、制度、文化等层面展现出多维度实践价值。

在技术层面，计算政治学为国家治理注入了强大数智化能力。例如，通过计算方法，运用主题模型，计算政治学研究者可以直接将文本作为数据，从而进行情感分析、语义网络分析等，辅助决策者进行公共安全风险预警、社会矛盾感知、社区网格化管理。通过计算政治学的技术赋能，过去模糊、滞后、经验依赖的治理过程，能够转变为基于精准数据驱动、智能算法辅助和实时反馈优化的现代化治理范式。

在制度层面，计算政治学有助于推动国家治理制度体系更加完备。一方面，计算政治学通过数据收集与整合、构建评估指标体系，可对现有政治制度运行情况进行评估，进而发现制度漏洞和执行不畅的环节，为制度改进提供针对性建议。另一方面，计算政治学关于政府决策模式的研究，可以帮助政府构建更完善、更科学的制度框架。例如，在资源分配制度方面，计算政治学可为政府提供各地区民众的实际需求数据，辅助制定更精准、更公正的分配方案，以增强分配制度的稳定性和适应性。

在文化层面，计算政治学能够促进技术理性与人文价值的深度融合。大语言模型的训练，采取严格的伦理对齐，这使得人文价值和社会责任被具象化整合进大模型当中，并被严格遵守。计算政治学基于网络平台与社交媒体的大数据分析技术，能够使政府广泛获取民意，将群众智慧融入政策制定过程中，有效提升群众的政治参与感和获得感。计算政治学还能推动实现政务信息公开与可视化展示，增强政府公信力和决策透明度，这有助于形成良性的国家和社会互动模式，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当代中国政治学概念体系的知识生产向度

概念体系的建构是学科发展的基础性工程。从知识生产路径和知识建构集成来看，任何国家的政治学概念体系建构都有其自身的内在机理。一方面，当代中国政治学概念体系要实现系统化的知识生产，就必须在知识生产原理层面把握好体系化的层级结构、概念间的逻辑关联和结构化的知识传播；另一方面，当代中国政治学概念体系与政治学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之间是同步展开、相互影响且共同促进的，由此形成了不同价值导向的知识生产结果。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要在实现对中国问题和中国现象有效解释的基础上提供具有普遍意义的知识贡献，其背后的知识逻辑是以发掘普遍适用的概念和理论来回应政治知识跨情境效度的问题，进而实现自主性的知识生产。而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则是要在摆脱西方政治学话语霸权的前提下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标识性概念，其背后蕴含的话语逻辑是立足于中国政治实践来实现本土化的知识生产，从而在与西方国家对话交流过程中逐步形成具有影响力的话语主动权。因此，当代中国政治学概念体系在与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的互动中形成了以知识逻辑的自主性和话语逻辑的本土化为中心的知识生产向度，反映了知识生产结果的不同取向。

基于知识逻辑的自主性概念体系。概念体系的知识生产首先涉及对知识本身的理解。通常意义上，知识是人们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获取、积累和传递对世界的理解而形成的，具体表现为一系列的概念、理论、命题、范式和方法等。对于中国政治学而言，“本土”与“外来”之间的知识张力始终贯穿着中国政治学概念体系的知识生产过程。根据知识的生成逻辑，当代中国政治学概念体系的建构经历了从外来概念引入到本土概念提炼再到概念体系化建构的历史进程，实质上也是一个逐步实现自主知识生产的阶梯化过程。从知识体系的建构视角看，当代中国政治学概念体系内源于中国的历史经验、文化传统与当代实践，是坚持以发现中国问题为研究起点，通过回应和解决中国问题来建构为广大学者和民众所认同或接受的知识集成。这一知识内源性特征决定了当代中国政治学概念体系须将基于知识逻辑的自主性作为知识生产向度，要在国家主体层面形成对中国特有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现象的自主性解释，以应对政治知识在不同情境中的效度问题，实现与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有机互动。与此同时，以自主性为面向的当代中国政治学概念体系并不是封闭、孤立的，而是要为全球知识生产作出应有贡献，不断发展具有一般意义和普遍适用的政治学知识体系。

基于话语逻辑的本土化概念体系。话语作为概念体系在实践中的表达形式，是切实发挥概念体系现实影响力的核心要素。一般来说，话语是人类表达和信息传递的重要载体，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决定和支配人们言语、思想和行为的潜在逻辑，其主要功能在于认知和沟通。而这两种话语建构的功能分别指向当代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的两大主要目标：一是要提炼新概念对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的新问题、新现象进行解释，并提供新的思想认知、理论范式和分析工具；二是要在与其他国家的政治学学科对话过程中彰显自身的话语影响力，从而逐渐掌握概念体系建构的话语主动权。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发展，始终面临着西方化与本土化的语言博弈。无论是反思西方现有政治理论的适用性局限，还是从中国传统政治话语和当代中国政治实践中建构政治理论，都指向当代中国政治学概念体系须以话语逻辑的本土化作为知识生产向度，并与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建构目标相互契合。基于话语逻辑的政治学概念体系深刻反映了官方政治话语与现实政治生活之间的双向塑造，能够伴随政治实践的创新而不断完善和发展。因此，以本土化为面向的当代中国政治学概念体系要着重把握政治学的实践性特征，深入探究中国政治实践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善于从经验事实中提炼具有应用价值的本土概念，着力提升概念体系的适用认可度和实践操作性，在中西对话交流中构建具有影响力的政治学话语主动权。

打造新时代城市有机生命体

近日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深刻把握新形势下我国城市发展规律，坚持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坚持把城市作为有机生命体系统谋划，推动城市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2020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考察时指出：“城市是生命体、有机体，要敬畏城市、善待城市，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努力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坚持把城市作为有机生命体系统谋划”，体现了我们党对城市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以及对新时代城市高质量发展面临任务和挑战的深刻洞察，对于做好新时代城市工作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深入学习领会这一重要论断的精髓要义和丰富内涵，打造城市有机生命体，是做好新时代城市工作的重要前提。

牢固树立城市是有机生命体的理念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认识论决定方法论。以往的城市发展理念中，往往存在两种错误认识：一是把城市单纯理解为“结构体”，即片面地从形式上去理解城市，在城市建设上盲目求大、求新、求异，倾向于展现气派、铺陈“排面”、营造“景观”，往往脱离实际需要、割断历史文脉、抛弃文化风貌、忽视地方特色、破坏城市肌理，兴建一些大而无当、华而不实，缺乏持久生命力的东西；二是把城市单纯理解为“功能体”，即完全站在人类需求的角度，只要求城市提供各种功能，甚至有的地方为了追求政绩而“摊大饼”“造大城”，忽略了城市作为一个生命体所固有的机能循环、成长周期和边界条件，缺乏敬畏，没有善待和全周期管理城市，往往把城市建成没有生气的水泥丛林。

“坚持把城市作为有机生命体系统谋划”，既是对上述两种错误认识的准确诊断，也提出了治疗的对症良方。因此，应科学判别城市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各种约束条件，遵循客观规律，调动各种积极因素，不断丰富、优化、调整城市的结构和功能，使结构与结构之间、功能与功能之间，以及结构与功能之间能够相互配合、正向反馈，形成强劲的内生动力和良性循环，使城市能够像有机生命体一样自我发展、自我完善。

走集约高效的内涵式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