疆域“大一统”与《皇舆西域图志》的编纂
乾隆朝继续进行了康熙、雍正两朝的国家统一战争，并取得了对西北用兵的胜利，从而继汉、唐、元诸王朝后再度实现了对西域新疆的统一。清朝纳西域新疆入王朝版图后，中国的疆域也臻于极盛，乾隆帝表达了“关门以西，万有余里，悉入版图”的自豪感。这一时期的国家修史也纷纷把书写西域新疆作为共同的时代主题，用来昭示国家的疆域“大一统”之盛。《皇舆西域图志》一书即是在清朝统一西域新疆后，第一部由官方主导编纂的新疆史地书籍，系统记载了西域新疆的丰富多元面相，蕴含着较为鲜明的疆域“大一统”意识。
疆域信息研究
早在清朝统一西域新疆的过程中，就认识到该地域极具辽阔性，需要掌握充足的疆域信息才能便于施政。然而，在中国历史上，由于西域地区与中土往往是“通绝不常”，就连负责知识记录的史官也多是“未尝亲履其地，惟借传闻”，最终成书的文献多有缺略和讹错，史料的真实性也无从研判，“自西汉以来，两千余年之沿革……征信无由”。这显然并不能满足清王朝对于疆域信息的渴求，因此，编纂一部准确记载西域新疆的史书可谓是势在必行。
清朝在最初编纂《皇舆西域图志》之时，也是想通过获取新知识来校正以往史书记载的错误，“补前朝舆记之遗，而正历代史书之误”。为此，清政府要求，该书的编纂一定要坚持“考古验今”原则，“验今”应是凭“自身所经历”而得，而绝非是简单的“沿袭故纸者”。清朝秉持的这种严谨“求真”态度固然是中国史学的根本遵循，然而，也蕴含着极为浓烈的政治诉求，那就是解决清王朝对于疆域信息未知所引发的担忧。
就《皇舆西域图志》一书的编纂过程来看，先后经历了“初稿”和“定本”两个阶段，共历时26年方完成。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正月，在统一战争的过程中，乾隆帝就遣三等侍卫努三、左都御史何国宗等人“挈带仪器，前往伊犁测量晷度”，这也为《皇舆西域图志》的编纂做出了准备。二月，乾隆帝下谕旨让刘统勋等人开始编纂《皇舆西域图志》，至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六月，该书的编纂工作被方略馆接手，次年十一月，全书完成，总共46卷，这是《皇舆西域图志》的“初稿”。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清朝开展了有史以来规模最为宏大的“四库全书”文献整理活动，《皇舆西域图志》也被纳入其中。与此同时，由于西域新疆地区“版图日辟，规制益详”，因此，《皇舆西域图志》也确实需要进行增补。该项工作自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六月开始，至四十七年五月完成，共成书52卷，是为“正本”，也就是“四库本”。在“四库本”成书后，“初稿本”的完整内容已然不复存在，仅能从残留的零散史料中窥探其中的些许变化。根据《国朝宫史》的记载，“初稿本”设置18个类目：天章、图考、列表、分野、疆域、山、水、官制、兵防、屯田、贡赋、语言、字书、音乐、服物、风俗、土产、外藩。而“四库本”则在此基础上共设20个类目：天章、图考、列表、晷度、疆域、山、水、官制、兵防、屯政、贡赋、钱法、学校、封爵、风俗、音乐、服物、土产、藩属、杂录。很显然，仅从类目上来看，就有着较大幅度的变动。“四库本”中新增“钱法”“学校”“封爵”三个类目；使用“晷度”来代替“分野”，把“屯田”改为“屯政”，“外藩”改为“藩属”；“初稿本”的“语言”和“字书”也不再单列类目，而是被收入到“杂录”中。从总体上是对原有内容的进一步充实和完善。
边疆内地一体化的重要实践
《皇舆西域图志》比较全面而又系统地记载了整个西域新疆地区的全貌，是了解西域新疆史实的首选文献。全书按照门类谋篇布局，门类之下，又按照地域划分成“四路”：安西南路、安西北路、天山北路、天山南路。文本信息也多以各路所含具体地点再展开叙述。
“天章”一门按照时间顺序罗列了乾隆帝关于西域新疆的御制诗和御制文，“统论西事全局者，敬谨汇录”。当然，这是当时整个国家修史遵循的固有“范式”，以突出乾隆帝在统一西域新疆中的“武功”伟业以及扮演的主导角色。“疆域”一门泼墨最多，其中一个较为突出的方式就是使用“地图”来直观描述疆域，再配以“图说”进行解释，“山川方位，远近形势，匪图弗显。图举其形，志详其事”。新绘制地图多达21幅，再附上以往历代的12幅，共33幅，以着力向世人展现出西域新疆的完整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