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1、“把党的温暖传递给残疾人”
2、“传承红色基因，我会一直做下去”
3、“七一勋章”提名人选中的河北人
4、“要珍惜时间，为党多做点事”
5、“一辈子跟党走，为民族为国家奋斗！”
6、“银发之声”引领群众学党史
7、“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语言宣讲理论”
8、“有一分热，就要发一分光”（红色家风故事）
9、19年坚守“红色电影院”，他让“红色基因”在村里扎下了根
10、50年党龄的老党员写下20万字学习笔记
11、83岁农民老党员44年坚持记党史学习笔记
12、90岁教授退休后仍痴心讲党史
13、95岁抗美援朝老兵田间村头讲党课
14、百姓身边的理论宣讲“明星”
15、带领全村人一起走上致富路
16、“居民小事就是我的大事”
17、老中青党员走心“走新”学党史
18、南京86岁老党员当起党史宣讲员
19、让小村产品走向世界
20、“舍小家为大家是共产党员的信念”
21、“是党员就要为大家服务”
5月的长沙，气温渐渐升高。
远征驾校训练场上，52岁的田方金正在教练的指导下进行C5驾驶证科目二的训练。来自湘西吉首的田方金自幼患小儿麻痹症，右下肢残疾，行动不便。他常渴望像正常人一样驾驶汽车，自由地出行。如今，他的愿望即将实现。他说：“感谢张校长，圆了我一个几十年的梦。”
田方金口中的张校长，就是长沙市远征驾校党支部书记、校长张建明。11年来，张建明倒贴600余万元，已经帮助1300余名残疾人拿到了C5驾驶证。
2010年，公安部颁布的111号令《关于修改〈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决定》正式施行，促使残疾人驾驶汽车合法化。
张建明得知后主动请缨，承接残疾人C5驾培业务，创办了国内第一家助残公益驾校。
远征驾校办公室主任彭彦婷说：“当时湖南省共18家驾校有资格开设C5驾培，但其他驾校在权衡后都决定放弃，只有张建明坚持了下来。”
C5驾驶证是右下肢和双下肢残疾人可以申领的驾驶证类型。开展C5驾培业务意味着管理难、效益低，费钱又费力。
驾校部分高管极力反对：“我们没有专门的设施，成本太高。”妻子也不赞成：“他们是残疾人，万一在驾校出事怎么办？你承担得起吗？”
面对各种质疑，张建明从未有半点退让：“办一个企业，若只关注经济效益，将逐渐丧失发展的动力和后劲，不能长久。申办C5驾培业务，这不是我的个人行为，而是把党的温暖传递给残疾人。”
在他的不懈努力下，远征驾校内部终于达成开办C5驾培的共识。
“不仅要办，而且要办得轰轰烈烈。”张建明反复强调。
申办C5驾培业务初期，张建明投资500多万元，对训练场地进行专门改造，购置多辆C5专用教练车，并加装专门用于肢体残疾人驾驶的辅助装置。
考虑到残疾学员行动不便，且很多来自外地，张建明还投资近百万元专门为他们修建爱心招待所，配备食堂，从坡道到扶手，从厕所到门铃等，全部按无障碍设计标准进行改造。
然而最令同行诧异的是，在远征驾校学习驾驶，残疾人只需交纳两千多元学费。
“沿海地区有些驾校针对残疾学员的报价是12000元，比一个普通学员的费用要高3倍。”而远征驾校包吃、包住、包学成，不但没盈利，反而还倒贴。
“残疾人是弱势群体，自理困难，缺乏经济来源，所以要将此事作为公益事业来做。用良好的社会效益为他们做好服务，扩大他们的生存半径。”张建明说。
2013年，张建明又投资3000多万元，购买土地30多亩，修建了一个包括各种无障碍设施在内的残健融合全科目考场，学员可以在此一站式学车考证。
张建明说：“以前要开大巴车，抬着轮椅送他们去考试，考场建成后大大提高了便利性。”
2019年，张建明响应湖南省“户帮户亲帮亲，互助脱贫奔小康”的号召，开展了为期三年的“精准扶贫·助你出行”工程。他个人投入300余万元，连续3年每年免费培训100名困难残疾学员。截至目前，已有272名残疾学员考取了驾驶证并走上新的创业就业之路。
除了C5驾培，张建明的爱心更以远征驾校为原点慢慢向各个方向辐射：组建志愿团队，捐款支援汶川、玉树等抗震救灾活动；开办智力障碍人士服务中心，一对一帮助贫困学子……张建明还坚持和残疾学员同吃同住，鼓励他们积极面对人生。
近年来，张建明先后获得全国助残先进个人、全国最美志愿者、中国好人等荣誉称号。
在张建明的感染下，远征驾校还成立了由20多人组成的助残志愿者服务团队。他们照顾残疾学员的学习和生活，从训练场到宿舍，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
已学成的残疾学员也主动加入志愿服务队伍，相约成立湖南省首个“残疾学员高考义务送考队”，每年高考期间，组织车队免费为高考学子送考。
“拿到驾照的感觉就像又获得了一次生命。我们得到张校长的帮助，一定也要力所能及地帮助别人。”残疾学员盛武军在远征驾校拿到C5驾照后，创办了汽车俱乐部，现在已经拥有100多名会员。他说：“张校长创办的不仅是一所驾校，还是一座人生加油站，他用尊重和信仰给了我前行的力量。”
滨海县宋公堤遗址，省道德模范、滨海县新四军研究会会长徐振理日前给盐城籍学子黄业凯一家三代人深情讲述了一段军民鱼水情的党史。
38年来，徐振理跨越千山万水，为56位烈士找到亲人，为烈士修墓立碑122座。他潜心挖掘红色资源、传播红色文化，用搜集到的珍贵史料在家乡创办滨海红色文化纪念馆，吸引海内外数万名参观者。
如今，徐振理将党史课堂“搬”到宋公堤，在充满仪式感的氛围中，让党员干部、学生团体受到沉浸式教育，引导他们汲取强大精神力量，学出坚强党性、学出信仰担当。
徐振理是滨海县天场镇人，1983年退伍后在天场镇民政办参与革命烈士证书换发、补发及抚恤金发放等工作。在工作中，徐振理接触到众多烈士的亲人，收集了大量有关烈士的第一手资料。“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天场镇处于敌我拉锯地带，在此长眠的烈士来自全国各地。他们留下的信息太少，有的连家乡和亲人名字都未留下。”徐振理说，一边是烈士长眠他乡，一边是烈属苦苦的思念，他有责任、有义务去为烈士寻亲。38年来，他走遍当地乡村田野，考证烈士墓葬；走遍当地档案馆、纪念馆，查阅史料；联系新四军后人、志愿者数百人，交流信息。他还四次走进央视《等着我》节目，为新四军英烈找到战友、救命恩人，找到烈士牺牲地和墓地。
“历史不能被遗忘，应该让后代铭记于心。”他由此萌生在天场镇创建红色文化纪念馆的想法。2013年7月，滨海红色文化纪念馆着手开建。为了征集到更多的实物史料，徐振理动员家人捐出唯一传家宝——珍贵的手书家史。在他的不懈努力下，越来越多的珍贵文物史料被无偿捐赠出来。2014年底，滨海红色文化纪念馆迎来首批参观者。“这些珍贵的红色文脉必将一代代传承下去。”徐振理坚信，红色文化纪念馆的创办，对后人来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今年3月，徐振理正式退休。“有的烈士还没有找到亲人，那我就是他们的亲人。”每逢清明节、烈士纪念日，徐振理都要去烈士墓前祭扫、敬献鲜花。在他一手创办的红色文化纪念馆里，他向前来参观的人们深情讲述那段峥嵘岁月。“退伍不褪色，退休不退责。为烈士寻亲，讲述滨海的英雄抗战史，我会一直做下去。”徐振理说。
今年是建党100周年，徐振理走出纪念馆，将党史课堂“搬”到宋公堤，充分用好用活本地红色资源，将其作为生动的党史教材讲述给大家听。
徐振理与宋公堤还有着一个小故事。
宋公堤，1941年由阜宁县抗日民主政府第一任县长宋乃德主持修筑。这项工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苏北人民“阻海波于堤外、造平安于黎民”的开始。2014年，为迎接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央视文献纪录片《铁军1941》到滨海县征集线索。当年10月18日，徐振理邀请滨海县博物馆副馆长周丰等人一起来到宋公堤，寻找“宋公纪功碑”基石。一行人在堤上走了两公里，也没有见到基石踪迹。但是，徐振理清楚地记得，基石是在柏油路向西宋公堤南坡约400米处，旁边有一条通向村庄的小路。如今，宋公堤南坡小路和一家新建的混凝土搅拌站广场合二为一。“宋公纪功碑”基石哪里去了？徐振理来到搅拌站食堂询问。一位老人带着一行人来到搅拌站大门口东侧，挖掉泥土、建筑垃圾后，一块方正的大石块出现在大家眼前。当天夜里，“宋公纪功碑”基石安全运抵滨海县博物馆。
去年6月20日，宋公堤南堤开工80年纪念日，徐振理和96岁新四军老战士栾毅华、滨海县新四军研究会同仁重走宋公堤，宣告“红色滨海行”——重走宋公堤活动正式启动。如今，这一活动成为当地党史学习教育的生动实践。“百年党史是恢弘厚重的，其丰富的精神资源滋养激励了一代代共产党人。百年党史也是具体可感的，盐城是一片红色热土，党史就是发生在身边的故事、我们亲人的故事，我要把这些说给大家听。”徐振理说。如今，一批批游客纷至沓来，踏足宋公堤，用脚步丈量，以初心感悟共产党得民心的真谛。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党中央决定，首次评选颁授“七一勋章”，隆重表彰一批为党和人民作出杰出贡献、创造宝贵精神财富的党员。
在日前公示的29名“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中，共有5名河北籍党员在列。
除了公示出的简要个人信息，这些河北籍党员还有哪些故事？在他们身上我们又能看到怎样的精神？本报对此进行了梳理，以期让读者对他们有更多了解。
不怕牺牲勇于担当
“人在阵地在，决不退一步！”
1953年7月，朝鲜战场“408.1”高地，在敌军飞机大炮的猛烈攻击下，河北丰南籍干部、志愿军第54军135师404团3营7连3排排长王占山，组织76名战士吼出了这样的誓言。
当时，王占山所在团正奉命在朝鲜金城前线阻击“联合国军”的疯狂反扑，敌军在飞机大炮等掩护下，向高地和周边阵地进行连续猛烈攻击，王占山和战友们浴血奋战坚决阻击，击退敌人多次进攻。连续作战使连队伤亡很重，阵地上只剩下王占山1名干部和76名战士。
凭借顽强的毅力和高昂的斗志浴血奋战，王占山带领战友们坚守阵地4天4夜，打退敌人30余次进攻。直到志愿军486团来换防时，整个阵地仅剩下10人。当时，王占山已多处负伤，刚下战场就昏倒在地。
王占山生于1929年12月，唐山丰南人，一生参加过数十次大小战斗，身体38处受伤，先后4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但他记忆最为深刻的便是1953年7月在抗美援朝金城巨里室北山“408.1”高地阻击战中“死而复生”的战斗经历。
王占山1948年8月入党，当时党龄尚不足5年，但当战斗进行至最危急的时刻，这位年轻的共产党员不怕牺牲，勇于担当，充分彰显了一位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战后，王占山荣立一等功，被志愿军总部授予“二级战斗英雄”称号，并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朝鲜战场上，正是无数这样的共产党员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及关头豁得出去，才粉碎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使新中国真正站稳了脚跟。
不仅是抗美援朝，从创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就时时处在严酷斗争环境之中，献身革命、不怕牺牲，这是一个人加入党组织就必须具有的思想基础，也是一代代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内化而成的一种行为自觉。
在5名河北籍“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中，河北魏县人郭瑞祥在战场上同样表现出过硬的政治素质。
郭瑞祥1920年12月生，16岁投身革命，17岁便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他先后参加冀南战斗、反扫荡战役、肖渠战斗、曹县东南反顽战役等，作战英勇。解放战争时期，在情况非常危急、部队成分不纯的情况下，他及时整顿健全组织、加强党的领导，有效挽救危局。
公示资料显示，郭瑞祥离休后生活简朴，始终保持红军的政治本色。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独立功勋荣誉章”。
在战场上，王占山和郭瑞祥用血战到底展现了共产党人的奉献和担当，在隐蔽战线上，著名演员、导演蓝天野则用一件件安全送达的物资和文件，诠释了共产党人的英勇无畏。
蓝天野，1927年生于河北饶阳。1945年9月，蓝天野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蓝天野只有18岁，而他的入党介绍人则是自己的姐姐石梅。
当时，石梅为了迎接抗战胜利而回到北平，在中共华北局晋察冀分局城工部工作，任务是在大城市发展地下党的力量。
因为从小生活在沦陷区，蓝天野亲眼目睹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老百姓的悲惨生活。受自身经历和姐姐的影响，蓝天野接受了革命思想，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那时，姐姐用短波收音机收听解放区电台的信息并记录，蓝天野则负责刻蜡版、油印宣传资料。
除了进行抗日宣传工作，蓝天野还成为北平地下党的交通员。他经常骑着自行车，从西直门出发一直骑到西山，把沦陷区的物资和文件送给解放区的同志，又从那里拿回给北平地下党工作人员的各种物资。
虽然从事的都是高风险工作，但相比危险，蓝天野感到遗憾的，却是那时候自己还小，不能为党做太多的工作。
苦干实干精益求精
在5名河北籍“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中，有一位与中国共产党同龄的百岁医生。
他，就是中国胸外科事业的奠基人、中日友好医院首任院长辛育龄。
1921年，恰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那一年，他出生于河北省高阳县。
1937年，年仅16岁的辛育龄参加了冀中人民自卫军。1938年5月，辛育龄正式参加了八路军，成为冀中卫生部后方医院的卫生员，后又被分配到制药厂，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主刀首例针刺麻醉下肺切除手术、开展中国首例肺移植、承担20余项重大科研课题、获国家和部省市科技成果进步奖18次……从医生涯中，辛育龄挽救生命无数，科研成果等身。
“党让我去学习科学技术，我将一辈子安心于科学技术工作，并要为党的科学技术事业奋斗终生。”辛育龄曾这样说。
上世纪50年代初结核病流行，但彼时应用肺切除手术治疗还有很大阻力，不少重症肺结核病人因咳血窒息而死亡。
辛育龄同麻醉医师研究后，创新采用双腔插管麻醉法保障手术安全，成功治疗了两百多例患者。上世纪60年代，他又研究创立支气管残端黏膜外层缝合法，将残端瘘发生率降到0.4%，基本避免了这种致命的手术并发症。
解决一两个医学难题，并没有让辛育龄感到满足。从1958年到1980年，辛育龄牵头举办培训班，为全国培养出300余名胸外科技术骨干，指导40多个医院建立了胸外科。
为了解决难题，辛育龄甚至还在自己身上做起了实验。
有人说开胸手术创伤太大，不适宜做针刺麻醉。辛育龄就在针麻状态下实施自己的急性阑尾炎手术，又用镊子夹自己的皮肤，相继用仪器测痛阈，为筛选适合针麻手术的病例做比较。
胸部手术需扎16针，由4个大夫在术中不停地捻动。为了简化操作，辛育龄运用优选法对每个穴位进行痛阈测试，终于在前臂外侧找到了镇痛效果最好的穴位。
1970年，辛育龄成功主刀首例运用一根针针刺麻醉下肺切除手术，此后用针刺麻醉做了1400多例肺切除，成功率高达98%，令国内外同行赞叹不已。1972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特别要求参观这一手术。针刺麻醉推动了我国针灸镇痛原理的研究，为中国针灸疗法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
无论身处什么样的时代，无论面对怎样的困难与挑战，辛育龄用苦干实干的精神作风，在平凡岗位上成就了不平凡的事业。
而在百姓喜闻乐见的戏剧行业，蓝天野同样用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在舞台上发光发热。
戏剧是蓝天野一生钟爱的事业，但很少有人知道他曾经最爱的是绘画，走上戏剧这一行其实是为了做好党的工作。
抗战胜利后，北平成为国统区，为了在戏剧战线上扩大党的影响，北平地下党成立了北平剧联党支部，蓝天野正是党支部的一员。按照党的工作安排，蓝天野无怨无悔地开始了自己的戏剧人生。
就连蓝天野这个名字也是听党的话改的。1948年秋天，从北京转移到解放区的路上，为了安全，组织上临时要求改名字，他就从原名王润森改名为蓝天野，并一直用了下来。
从绘画“跨界”到表演，工作内容和要求改变，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个全新的挑战。
但蓝天野的“跨界”却异常成功。他在《茶馆》中所饰演的秦仲义成为人们心中永恒的经典，他先后执导了《山村新人》《救救她》《故都春晓》《家》《吴王金戈越王剑》等十余部话剧。
从绘画到戏剧，看似“无缝衔接”的背后，全是出于一个共产党员不怕困难、甘于奉献的信念。
蓝天野曾有一本积累了数十年的珍贵集子，里面收藏了上千张各式各样的人物画像。“有的是照片，有的是从画报上剪下来的，有的是我自己画的素描速写。”蓝天野通过积攒各种人物画像，去揣摩画中人的内心，从中获取演戏的灵感。
2011年，为纪念建党90周年，已经阔别话剧舞台19年、84岁高龄的他加盟剧组，重排献礼剧目《家》。他说：“这么多年没登台了，当时心里的确有些忐忑，但只要剧院需要，我就要发好光和热。”他在排练中不慎摔伤，手指骨折，起身后的第一句话是：“对不住大家，让各位受惊了。”第二天，他仍带伤坚持出现在排练现场。
2021年是建党一百周年，94岁的蓝天野今年还将为北京人艺新落成的剧场再执导一部新戏，他还在用自己的努力，在戏剧舞台上发光发热。
不忘初心一心为民
在此次公布的29名“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中，72岁的“红色后代”李宏塔颇为引人关注。
李宏塔的祖父，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他的父亲是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李葆华。
成长于革命家庭的李宏塔，曾担任安徽省政协副主席。但无论身居何位，他始终按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成为党员领导干部忠诚干净担当的典范。
1987年，李宏塔调到民政部门工作。在组织部门征求意见时，他说：“我就是想找一个干实事的部门去工作。民政尤其实在，是直接给老百姓办事。”
在民政系统工作18年，李宏塔视孤寡老人为父母、视孤残儿童为子女、视民政对象为亲人，每年至少一半时间在基层度过。每次下乡，他都不打招呼，走进村、敲开门，直接和群众坐在一起，到群众中听心声。
曾经有一位领导问李宏塔：“老李，你是怎么摸到村里的呢？”李宏塔只是笑笑。原来，农村里一般都有不少狗，外人一进村，狗往往先叫起来，村里人马上就知道了。想暗访，很难。
李宏塔有自己的一套办法。每次，他都先让车子开到道路不通的地方停下，然后瞅准机会，直接到最近的农户家中，讲明情况，请他们来带路。这样，一来找人方便，二来村里的狗因为熟人带路也不会乱叫。
村里的寄宿学校、城郊的养老院、城里的老旧小区，都是李宏塔经常去的地方。因为调研深入，他先后在全国两会上围绕“完善精准扶贫的制度化保障”“应对人口老龄化”“关爱农村留守儿童”等主题提交了多份提案。
“父亲说，我们只有一种权力，就是为人民服务。因为做了一点工作就收礼物，这不是共产党人应该干的事。”李宏塔说，相比祖父，父亲李葆华对他的影响更为直接。
1987年，李宏塔担任安徽省民政厅副厅长，曾先后4次主持分房工作，分房近200套，可他从未给自己分过一套房子，一直住在一套50多平方米的旧房里。
“分房机会不是没有，但需要房子的人很多，很多人家庭条件确实不好。跟他们相比，我觉得自己的生活条件已经很好了。”
2018年一退休，李宏塔就加入了中华慈善总会，积极参加公益活动。
为人民服务，是李宏塔谨记于心的“家训”，也是辛育龄始终遵守的信条。
辛育龄被誉为“白求恩式的医生”，这缘于他的仁心仁术，也缘于他与白求恩大夫的一段机缘。
抗战之初，战地医务人员匮乏，十几岁的辛育龄被抽调去冀中军区卫生部学医。1939年，他被派往白求恩医疗队担任司药，在与白求恩接触的日子里，他亲身感受到了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
辛育龄回忆，当时白求恩不顾个人安危，亲自带领手术队赴前沿阵地，同志们劝他：“离敌人太近了，危险！”白求恩大夫却说，距阵地愈近，愈能多救些伤员。简陋的手术室外炮火连天，手术室内白求恩从容镇定地救治伤员，令辛育龄感佩于心。
白求恩光荣牺牲后，辛育龄始终没有忘记白求恩的启蒙和教诲。白求恩的精神，深深影响了他的一生。
年过八旬之后，辛育龄仍坚持每周出门诊，并参加科室查房。辛育龄说：“病人是我们学习的源泉。医生为病人服务，也从服务中学习。我同病人已建立了深厚感情，看病是我最大的乐趣。”
“病人要紧”是辛育龄的口头禅。每次开胸之后，辛育龄的动作都极其轻柔。他还提醒，胸腔镜手术用卵圆钳夹肺的时候要轻柔，能不夹最好不夹，避免不必要的损伤。
为了减轻病人负担，他长期坚持出诊不设特需专家号，只设普通专家号。遇到经济困难的病人，他不仅千方百计节约费用，还会拿出自己的积蓄帮助病人。救治危重病人，他可以在手术室坚守七八个小时，术后彻夜不眠，亲自守护。他敢于承担风险，对于那些病情复杂又做过多次手术失败的病人，甘愿主动承担风险，尽量救治。
有些危重、难治的病人被其他医院放弃治疗，却因辛育龄尽力收治和精心照料获得了新生。
1996年，辛育龄到天津讲学时，一个右脸高高肿起、大血管瘤垂出口外的女孩引起了他的注意。14岁的女孩不能过正常人的生活，四处求医却收效甚微。
他动员多科室专家组成协作组，精心准备这台高难度手术。女孩十天内三进手术室，手术终获成功。术后，辛育龄对女孩悉心照顾。最终，女孩回到了课堂，还考上了理想的学校。
在辛育龄女儿辛晓梅印象里，父亲是个不顾家的人，“他一心扑在工作上，不计报酬、不计代价为病人服务。”
同事们说，节假日、公休日总能在办公室看到辛育龄；直到90多岁，他办公室的灯光仍然每晚亮起。如今他虽在卧榻，依旧牵念着医院的发展和后辈的成长。
对党无限忠诚，对事业不懈追求，对群众充满深情……在离开白求恩的日子里，辛育龄传承着白求恩精神，也践行着一名共产党员一心为民的初心。
“能够跟着党多做点事，继续发挥余热，深感光荣！”
——高宜良，79岁，20世纪70年代入党，党龄47年
5月10日，钟祥市丰乐人民法庭旁边的一座宿舍楼里，高宜良见到了湖北日报全媒记者从其档案中借出来的入党申请书。
刹那间，老人的眼眶湿润，拿着申请书的手有些颤抖——跨越近半个世纪，这位年近八旬的长者，看到了不满30岁时自己写下的铮铮誓言。
高宜良，在基层工作50余年，其中30余年扎根乡村法庭，曾任钟祥市人民法院丰乐法庭庭长。退休后，他仍发挥余热，为村民调解纠纷，给青年法官讲党课。
为群众办事，是职务行为、分内事
“高庭长在家吗？”2019年3月的一个雨天，突然有人敲高宜良家的门。
高宜良不在家，老伴开门后，只见一位陌生人扛着一蛇皮袋烟酒等礼品，放进门内就要走。老伴赶紧问来人是谁，对方却说：“我是谁不重要，我爹叫王某义，高庭长知道。”
王某义，20多年前，高宜良任丰乐法庭庭长时所调解的一起土地纠纷案的当事人。因为这次依法成功调解，王某义一家避免了生存危机。
两天后，高宜良和老伴专程去退礼。没想到，王某义已病故三日。临终前，他专门交代儿子：“这辈子谁的账也不欠，就欠高庭长一笔人情账，你们一定要替我谢恩！”
“当时我还在职，为群众办点事，是职务行为、分内事，不用谢。”尽管是当事人的遗愿，高宜良还是坚持退还了礼品。
几年前，参加一次同学聚会时，高宜良在饭桌上得知，初中生宁某伟和爷爷相依为命，家境困难、濒临失学。不等聚会结束，他就找到宁某伟家里，拿出2000元帮孩子渡过眼前的难关。
捐助终究不是长久之计，高宜良又拿出10000元积蓄，帮宁某伟的爷爷承包15亩地，种上果树，让他们有了稳定的经济来源。
宁某伟高中毕业后，学习汽修技术，已在北京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宁爷爷几次要分期还钱给高宜良，都被拒绝。
“国家一个月给我几千元退休金，我没什么花销，帮你们一把很正常。”他说。
党员要有泥土味、汗水味、人情味
生于1942年的高宜良，从刚记事起，就常听父亲讲解放前村里的恶霸欺压百姓的故事。年幼的他，心里暗暗埋下了为村民“主持正义”的种子。
“为更好为人民服务、更好为党工作，志愿申请加入自己最爱的组织——中国共产党。”1973年7月，高宜良向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并很快得到批准。
1990年，他从镇政府调入法院系统工作。在法院任职期间，高宜良审理、调解各类案件500多件，无一例错案。
几十年来，高宜良总结办案经验，向各种报刊杂志投稿，发表100多篇案例、消息。到龄退休后，他依然笔耕不辍，两次回到钟祥法院工作，撰写法院院史、组织资料史。
“高老‘说到做到、不放空炮’的工作作风，深深影响了一大批钟祥法院干警。”现任钟祥法院副院长陈建国也曾在丰乐法庭工作，他说，高宜良下乡办案始终坚持骑自行车或步行。
丰乐镇下辖40个行政村，退休前，高宜良靠自行车和双脚跑遍每个村，上门入户为村民办案、调解民间矛盾。退休后，除继续帮乡亲们做了40多起案子的调解工作，他还为钟祥法院干警讲廉政课，给全镇预备党员上党课。
“无论是作为党员还是法官，都要有深入基层的泥土味、带头拼搏的汗水味、心系群众的人情味。”去年9月的钟祥市法院廉政建设宣教月动员会，高宜良应邀授课，他与年轻法官们互勉：“要珍惜时间，为党多做点事。”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鲜红旗帜！跟着党，我从苦难中蹚出一条生路。我的经历，也告诉大家，为追求光明、理想和信仰，一个坚定的灵魂可以走得多远、多彻底。
——赵黎
抗战时，他在火线剧社，宣传抗日；新中国成立之初，他在技侦战线监控敌台，成功揪出潜伏特务；转业到中科院，他和同事全力为新技术研发创造科研条件……入党81年的赵黎，用每一天的奋斗，践行着入党时的誓言——“一辈子跟党走，为民族，为国家，奋斗！”
赵黎，1925年出生在山西阳泉市郊区一户贫苦农民家，9岁起就开始为糊口给地主家干活。
1937年5月，山西牺盟会一个工作团来到赵黎家所在的村子，12岁的赵黎忙前忙后。工作团的人讲了许多共产党的故事，小赵黎心生向往。当工作团离开时，小赵黎跟了上去，一定要加入他们，一起去抗日。
1939年赵黎调往晋察冀军区第四军分区火线剧社工作，他和战友们活跃在前线和老百姓中间，宣传进步思想，发动民众起来斗争。1940年，赵黎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他15岁。今年已96岁的赵黎，依然清晰地记得他的两位入党介绍人，以及他们对自己的鼓励，“韩治全、靳之青，是他们介绍我入党的。”
加入党组织，赵黎很激动，“在这个世界上我找来找去找到了共产党，认准了共产党，只有共产党对我们这些穷孩子好！”从苦难中来到党的怀抱，赵黎很感激，他要报恩，“我报得不是哪一个人的恩情，而是要跟着共产党走，为整个民族、整个国家奋斗。”
1942年秋天，赵黎被党组织选送到抗大附中、抗大七分校学习，毕业后进入中央军委某局，开始学习无线电侦察技术。
1948年，已成为技术侦察战线上杰出战士的赵黎和妻子武庆宸，跟随部队来到西柏坡。当时，赵黎负责监控跟踪国民党军统总台与各战区分台的联系，及时、准确地取得了很多重要情报，为解放全中国的战斗做出卓越贡献，荣立三等功。最让他高兴的，就是从电台里听到我军节节胜利的消息。
1949年3月，赵黎和同事们进驻北平，与特务潜伏台开始斗争。一日复一日，兢兢业业监控敌台的赵黎、武庆宸以及同事们，成功揪出了一条大鱼——国民党保密局潜伏特务计兆祥。
赵黎回忆，当时，妻子武庆宸连续加班了几天，忽然监听到一个奇怪的信号，它不同于军统台的格式和音调，急忙找赵黎一起分析。赵黎听了一会儿确认，这也是军统台。随后全台严密监控监听，完全掌握了敌台的出没规律，经过破译，确认这个潜伏特务是“保密局”直属北平特务电台台长计兆祥。在赵黎他们的配合下，公安局迅速锁定目标，最终抓获计兆祥。
1960年，赵黎转业到中科院物理研究所任业务处处长，随同所长宋之春组建半导体所。他们用了3年多的时间组织完成了34套新技术装备，建设起了比较现代化的实验室，助力我国半导体研究的起步和发展，有力地支持了“两弹一星”任务的完成。1964年，赵黎又被调到中科院新技术局工厂处担任副处长，主抓实验室建设。“在中科院，我这一辈子只干了一件事——新技术要上马，我们就准备‘马’，就做了这么一件像样的事情！”赵黎如此概括在中科院的工作生涯。
如今，已96岁的赵黎，住在丰台区马家堡街道玉安园社区，生活恬淡。每天，他坚持学习理论知识，关注国内外时政要闻，只要身体允许，他还积极参加各种宣讲活动，讲述党的故事。4月，他刚刚应街道邀请，与志愿者们分享了自己的初心故事以及入党81年的经历和感悟。
宣讲中，赵黎条理清晰，情绪饱满，一如当年火线剧社中那个宣传抗日的少年。
“你务农来我打工，生活生产两不误；盖上几间新房子，人寿年丰幸福多。”5月8日上午，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察汗乌苏镇新华街社区活动室内传来一阵阵悠扬的歌声，十几位老人在赵桂兰的指挥下，神情专注，排练着歌曲《美丽的家乡》。
值得一提的是，这首《美丽的家乡》正是指挥赵桂兰自己填词作曲创作出的原唱作品。“赵桂兰老人带领社区群众自编自导自演了很多歌颂党、歌颂祖国的节目。”新华街社区工作人员介绍，经常组织大家排练节目，既能增长知识活跃气氛，又能让社区多些人情味。
赵桂兰从小就喜欢音乐，九十年代初，她爱人为给她圆一个“音乐梦”，拿出家里仅有的几百元积蓄，为她购买了一架儿童手风琴。赵桂兰就像小孩子一样开心了很久，她找了几本小学音乐课本，开始自学。那个时候的赵桂兰，只要一有闲暇时间，就会拿起心爱的手风琴，一个音符一个音符地弹，一首歌曲一首歌曲地练，就这样，她学会了拉手风琴。赵桂兰回忆：“刚开始练的第一首歌曲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当铿锵的旋律从自己的指尖上流出来时，高兴得流了泪。”
随着会弹奏的曲子越来越多，赵桂兰的创作欲望也一天比一天强烈，几经酝酿修改，她的第一首原创作品《老调新唱赞都兰》出炉。既懂音乐，又能写词唱歌的她，很快受到了街道社区的重视，在社区工作人员的鼓励下，她满怀热情地加入到了为百姓宣传党和国家好政策、为群众演出服务的队伍中。
这些年来，大家发现赵桂兰的作品涉及范围不断扩大，从一开始歌唱身边事，到现如今的歌颂新青海、新中国。她说：“我的创作灵感都来源于美好生活，我亲身经历了孙子免除学杂费、城镇居民享受医保、完善基础设施等惠及民生的大事。从新闻中看到了国家的快速发展，北京奥运会、南水北调、西气东输、载人航天……我就是把现实生活中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情写进了歌曲里。”赵桂兰用她创作的歌曲和乐观面对生活的态度，感染着身边的每个人，社区居民段吾福说：“赵桂兰是一个将近77岁的人，但干起工作来，跟小伙子差不多，跑前跑后，台上台下，怎么跳，怎么唱，都是她在指挥，我们都很佩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