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逻辑、问题及路径

摘 要：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要求以深化改革为动力，开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明确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核心目标和实现模式，从生态资源、经济发展、社会治理、文化传承、政治建设五个维度探究当前流域高质量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推进路径：前提为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基础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动力为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支撑为数字化保护传承黄河文化，保障为加强顶层设计，格局为融入“一带一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发展之路。关键词：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生态环境；全面深化改革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必要环节，是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战略选择，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保护黄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大计”［1］，在经济发展和生态安全方面具有重要地位；2021年在深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再次强调“要科学分析当前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形势，把握好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大问题”［2］；2024年在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开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新局面”［3］。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的系列讲话，表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在明确黄河流域发展目标的基础上探究当前发展面临的问题，完善流域内高质量发展路径，对促进黄河全流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发源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北麓的约古宗列盆地，全长5464千米。黄河流域是一个具有明确生态边界并且包含诸多行政疆域的区域，流域面积79.5万平方千米①，不仅是拥有独立自然地理特征的生态系统，也是以水要素为基础的社会政治经济单位，是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交织形成的复杂有机系统。以黄河为中心的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是中国的能源安全支撑区、粮食安全保障区、农业经济开放重点区，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领域。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4］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黄河流域是其中的主体对象，其发展的质量、水平、程度直接关系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进的速度。基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梳理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逻辑，明确流域发展面临的问题，能够为完善流域高质量发展路径提供方向。

（一）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内涵

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首要任务，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社会等诸多领域，具有系统性、动态性和长期性的特征。黄河流域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领域，其高质量发展以绿色发展为底色，以经济发展为导向，以社会和谐为目标，以文化发展为支撑，以政治建设为保障，集中表现为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文化效益和政治效益五个方面的协同发展。良好的生态环境是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前提。马克思指出：“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5］从根本来讲，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人通过实践与自然界进行能量交换。基于此，马克思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剖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指出由于资本家对利润无休止地追逐，从而无节制地开发和利用自然，造成人与自然异化，资本主义走上以破坏自然为代价的现代化道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强调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以高质量发展为核心。高质量发展坚持生态优先，走绿色发展道路，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发展新格局，强调绿色发展与高质量发展深度融合。黄河流域自西向东流经冰川、高原、平原等截然不同的地貌，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同时也是我国生态脆弱表现最明显的区域。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下，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要遵循绿色发展理念，夯实生态保护根基，并通过社会系统的干预调整生态系统，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格局，为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自然前提，为黄河流域社会和谐发展提供底层生命力。高质量发展的经济是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强调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在加快构建新质生产力的同时重视研究生产关系，聚焦经济发展中与生产力不符合的体制机制障碍，提升经济社会发展的生机与活力。现阶段黄河流域经济增长的动能以资源消耗和传统劳动为主，创新不足，因而市场化水平总体较低。进入新发展阶段，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加快经济发展由旧动能向以科技为主导的新动能转变，加快形成适应流域地理面貌的新质生产力，同时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完善流域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为扩大产业规模、提升流域产业质量提供保障，为社会和谐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和谐的社会是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旨归。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深刻剖析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内在矛盾，主张捍卫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并向世界宣告它的立场，即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转变经济发展的传统理念，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构建和谐社会作为现代化经济的落脚点。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黄河流域的经济建设要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绿色发展理念为基础，以全面推动经济发展为动力，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黄河上游、中游、下游地区协调发展，促进人民实现共同富裕。强大的文化是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在马克思主义文化视域下，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作为一种精神生产力，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提供了精神动力。习近平文化思想继承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指出文化是民族发展的“根脉”，既构筑人民的精神世界，又广泛渗透于人的实践活动，对社会发展发挥持久影响。基于黄河流域贯通东南西北的地理位置而产生的黄河文化，是一种涵盖政治制度、文化艺术、经济成就、哲学思想、宗教思想以及思维模式、情感模式、行为模式的文化综合体，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6］。新时代深入探究黄河文化，凝练黄河精神，讲好黄河故事，灵活运用文化建设的软约束，能够为流域生态、经济、民生建设提供支撑力，为完善流域政治建设提供哲学思辨和智慧，有效助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完善的政治建设是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保障。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政治根源于社会的经济基础，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政治观点和政治制度，一个阶级的经济利益集中体现于政治，并通过政治得到维护和保证。基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当前，黄河流域的政治建设已经涵盖生态保护、高质量发展、法律法规的制定与执行、省级政策制定与实践、协同保护理念、生态修复与治理，以及文化和社会发展等多个方面，这些努力为确保黄河流域的可持续发展、造福子孙后代提供了保障。

（二）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统筹推进各项工作，加强协同配合，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7］其内涵涉及三个基本因素，即发展基础、发展核心和发展效果。明晰黄河流域发展的目标任务，才能进一步确定流域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模式。从系统演化的角度分析，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是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文化效益和政治效益之间的可持续良性循环，打造贯通黄河的生态经济带，最终实现流域现代化。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实现生态效益最大化。生态效益指人在遵循客观自然规律的基础上，使生物系统对人的生产、生活和生存环境产生有益影响，关系着人类生存发展的根本利益。黄河流域生态系统在自然规律的反馈机制中可以实现自我优化，而流域的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是在生态系统基础上衍生出的人工系统，因此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发展以生态系统优化发展为基础，实现生态效益最大化是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当前最大的问题是生态脆弱，上中下游均存在水土流失、水资源不足和流域污染等问题，因此黄河流域生态治理应抓住水沙关系不协调进行环境污染规制，不断优化生态环境，使生态系统良性、高效循环。在此基础上，利用流域优势大力发展生态经济，打造具有流域特色的生态经济带，从而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加快推动经济转型，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经济效益指以最少的经济发展成本取得最优的经济发展成果，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表现，而经济高质量发展可以进一步提升经济效益［8］。黄河流域发展的核心目标是提高经济效益，实现经济文明的高质量发展。当前黄河流域经济发展面临产业结构单一、流域发展不协调、贫困人口集中等问题，这些问题决定经济发展必须转型，走高质量发展道路，即正确认识经济发展规律及其发展现状，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实现对传统低效生产力的改造，通过革新技术、完善制度实现经济现代化转型，持续提高经济效益，进而为社会效益最大化提供物质基础。推进流域人民共同富裕程度，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社会效益指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限资源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下，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其本质内涵指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即人的现代化。现阶段黄河流域社会发展的最大问题是民生发展不足，在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相对处于劣势的情况下，经济发展整体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人民自身的发展和生活方式均未达到现代化水平。从人自身发展的角度看，需要提高黄河流域的教育水平，依靠黄河流域传统文化的熏陶和影响形成具有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社会组织，为保障人民身体健康、提升人民思想道德修养服务。从生活方向现代化的角度看，需要加快推动流域内人民共同富裕，主要体现在提高中等收入人群占比、增加低收入人群收入、缩小流域上中下游及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公共服务基本现代化［9］。保护传承黄河文化，实现文化效益最大化。文化效益是指文化活动或产品对社会环境、经济发展和自然生态环境产生的积极影响与价值，涵盖文化活动、文化产品、企业文化、公共事业文化等多方面的正面作用。新时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引下，我们可以通过保护、继承、弘扬黄河文化，构建“十字形”黄河文化旅游经济带和生态旅游产业，依托黄河文化的资源优势，打造以黄河文化为核心的旅游品牌、特色农产品和生态产品，提升黄河流域的经济实力。同时，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提升黄河文化的传播途径，为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提供源源不断的知识，增强国民对黄河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带动黄河流域的生态、经济、教育、政治等实现全面发展。构建现代化治理体系，实现政治效益最大化。政治效益最大化是指在政治活动中，政府通过政策制定、舆论引导等方式实现社会的有效管理和资源的合理分配，实现最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益。当前，黄河流域在治理体系方面存在区域间缺乏协调合作机制、管理体系不完善、政府和市场配合度不足等问题，针对发展的现行问题，在遵循流域发展规律、尊重流域内各省区工作定位的基础上，需要构建生态、经济、民生、文化及政府等多因素耦合的绿色化、现代化经济体系，开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三）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实现模式

黄河流域是一个开放的综合体系，基于对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和治理目标的充分认识，其实现模式集中表现为强化生态环境保护模式，构建市场统一开放模式，完善利益共建共享模式，挖掘文化时代价值模式，形成政府协同治理模式五个方面。强化生态环境保护模式。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但大部分生态功能区属于国家主体功能区中的生态脆弱区，生态保护是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因此需要强化生态环境保护模式。首先，减少生态脆弱区的人文活动，加快建设新型城市群，将人口适度集中。其次，强化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形成统一监管、统一保护和统一规划的生态治理原则，并赋予流域各省（区）一定的生态规划权，宜山则山，宜水则水，探索出具有地域特色的生态保护方案。构建市场统一开放模式。黄河流域所在的北方经济社会发展开放水平总体较低，流域内各省区、城市之间经济联系较弱，区域发展不平衡矛盾突出，需要构建市场统一开放模式，以黄河为纽带加强沿线经济交往，以“一带一路”为平台扩大流域开放路径。首先，促进流域市场一体化建设。在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目标下，加强重点经济领域的沟通机制，完善市场法律体系，以政府采购市场一体化推动流域市场一体化［10］。其次，构建数字驱动的开放市场。建立层次分明的区域市场体系，通过政府协同治理模式实现资源共享、信息互通，同时搭建流域特色互联网交易平台，加快流域生态产品、文化产品流动，完善流域产业平台、市场平台、开放平台建设。完善利益共建共享模式。黄河流域上中下游之间资源分布不均，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但流域之间存在相互影响，需要完善利益共建共享模式，在注重效率的同时兼顾公平。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这是促进流域利益共建共享的重要途径。一方面完善城市内基础设施建设，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需求，使人民获得现代文明生活方式；另一方面提升流域内城市间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为企业升级转型、医疗卫生、乡村振兴、贸易往来等提供保障，推动流域内共建美好社会、共享经济发展成果。挖掘文化时代价值模式。黄河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源头文化，蕴含着中华民族崇高的精神内涵—家国天下、自强不息、崇德尚义、勤劳朴实、开放包容，是推动国富、民强、人和的宝贵财富，因此需要挖掘流域内的文化时代价值，赋予黄河文化新的时代内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价值引领和精神支撑。一方面，加强黄河沿线九省区的文化发展协作，在保留自身文化特征的基础上不断与各地域文化、时代精神融合，促进黄河文化大发展、大开发和大繁荣。另一方面，推动黄河文化不断融入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提升国民对黄河文化的认同感，将黄河文化蕴含的优秀理念转化为人民的行为习惯，增强民族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力量。形成政府协同治理模式。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要着眼于流域内的整体布局，消除要素流动壁垒，形成打破信息差的政府协同治理模式。首先，加强中央政府与省（区）、市政府的协同。中央政府负责政策制定、监督和管理，各省（区）、市政府负责落实中央政策，制定详细的执行方案并实施具体操作。在中央政府大政方针的指导下，兼顾流域内不同省区的差异和特点，给予地方政府灵活运用的权利。其次，加强流域内各省（区）政府间的协调治理。黄河流域地形复杂且各省（区）、市跨度大、分布广，地方政府协同治理困难，因此要形成地方政府间的合作机制，提升地方政府主动沟通、协同治理目标任务的能力。最后，加强政府不同部门之间的协同。不同部门的职能有着不同的行政责任，可能出现权责不清的现象，因此要求各部门在中央政府调度下明确权责，具备大局观和整体观，主动与其他部门沟通、协商。

二、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存在的问题

全面了解黄河流域发展现状，分析流域高质量发展中存在的核心问题，为解决流域高质量发展问题指明方向。总体来看，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面临五大维度的核心问题，形势严峻，亟须重视。

（一）生态环境维度：流域生态环境脆弱，人与自然矛盾突出

黄河流域横跨中国北方九省区，流域海拔、气候、降水、温差悬殊，是我国生态屏障的密集区，但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受人类社会活动和经济发展的影响，流域生态环境加速恶化，人与自然的矛盾突出，成为影响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首要问题。黄河流域自身存在生态风险。黄河流域受气候、地势、土壤等自然因素影响，自身存在生态风险，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洪涝灾害频繁暴发。虽然我国黄河流域防洪减灾体系基本建成，大型水利工程充分运转，但黄河决堤泛滥的局面并未根除［11］，洪水灾害仍频繁，并在流域的各阶段表现不同。黄河上游洪水风险表现为持续时间长、水量大，威胁河堤两岸居民安危；中游表现为洪峰高、含沙量大、涨势猛，对下游造成较大隐患；下游表现为预见期短、河床持续增高，防洪形势严峻，一旦悬河决堤，裹挟大量泥沙的河水会导致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二是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系统严重退化，生物多样性持续减少。黄河穿过黄土高原，因土地疏松、降雨集中使得从上游流来的清澈河水夹带大量泥沙，造成对流域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中游水土流失面积广且流失强度大，致使下游河道泥沙淤积，悬河趋势不断加剧，洪涝灾害频发，泥沙大量沉积在黄河三角洲，使自然湿地萎缩，生物种类减少，同时对下游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影响下游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人为因素导致黄河生态环境问题。人作为劳动主体，既依赖环境，又能改变环境。近年来人为活动对黄河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表现在两方面：其一，黄河流域水质污染严重，生态承载力不断下降。占全国河流水资源2％的黄河承载了全国约6％的污水，水质污染主要来源于三方面，一是工业废水排放，二是农业种植中使用的化肥农药对河流的污染，三是流域居民生活污水排放，且排入黄河的废水污水总量呈现逐年递增态势。其二，人类超载用水导致黄河水资源严重短缺。黄河属于资源型缺水河流，除了黄河流域季节性变化大影响降水以外，人类对水资源过度开发是造成黄河水资源短缺的主要原因。黄河承担着向全国60多座大中城市和约30％的人口供水的任务，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率远超水资源的承受能力。由于农业灌溉技术的限制及人民群众尚未形成绿色生活理念，水资源的利用效率较低，致使黄河在1972—1999年期间多次出现断流现象，自1999年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以来，虽然实现25年未断流，但水资源短缺现象仍然存在。

（二）经济发展维度：流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发展质量有待提升

黄河流域能源丰富、人口众多，是我国重要的经济地带，需要加快推动流域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受自然、历史等因素限制，黄河流域的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发展质量有待提升的问题。从全国经济发展的角度而言，流域经济发展整体滞后。其一，黄河流域的经济总量在全国经济中呈现下降趋势，流域经济发展水平与外部差距不断拉大。其二，经济增长速度逐渐放缓，在城市GDP总量排名中，黄河流域城市未进前十，前二十仅有三座黄河流域城市，均位于黄河下游河南和山东两省。其三，流域产业结构与全国相比层次偏低，创新动力不足。黄河上游拥有丰富水资源、中游地区拥有煤炭资源、下游地区拥有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是中国的“能源流域”，因此第一产业占比较高，近年通过规划调整，虽然第三产业比重上升，但第一、二产业仍占主导，资源开采加工业占比高，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缺乏内生动力。从流域内部经济发展的角度而言，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其一，黄河上中下游生产总值差距较大。黄河流域地理位置跨度大，导致流域经济社会发展呈阶梯式分布，流域上中游经济发展相对滞后，2023年黄河上游省份生产总值占全流域生产总值的24％，中游占28％，而流域下游的山东、河南两省经济发展较快，生产总值占全流域的48％，流域经济整体表现为上游塌陷、中游崛起、下游发达。其二，流域内各省缺乏产业分工和合作，产业同质化严重。同时，不同区域资源禀赋和自身创新程度不同，且流域治理存在严重的本位主义思想，使产业优势无法互补，九省（区）人均GDP差异巨大，黄河源头的青海玉树与入海口的山东东营人均GDP形成断层，差距超过10倍，严重阻碍黄河流域的经济发展。其三，黄河流域阶梯式分布的地理位置和自身水资源的局限使黄河不具备通江达海的条件［12］，尤其上游地区交通发展滞后，因而经济难以与其他地区形成内生循环，逐渐落后于全国水平。

（三）社会发展维度：社会主体协同程度低，基础设施不健全

黄河流域上中下游的资源禀赋、地理位置、历史背景不同，存在极大的治理难度。实现高质量发展要充分利用社会主体力量，以协同理念指导高质量发展。受外部环境和体制机制影响，当前社会治理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亟待解决。从社会主体角度出发，黄河流域上中下游发展政府统筹度不高。其一，政府对全流域统筹度较低。黄河上中下流域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差异大，对于生态保护、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的诉求各不相同，所以政府存在严重的本位思想，各自为政，上中下游在各方面缺乏有效沟通，致使治理效率低、效果差，全流域整体规划较弱。其二，流域居民文化程度较低，在个人利益驱使下成为生态环境破坏者，从而阻碍流域高质量发展。长期以来，居民将生态修复和经济发展看作政府的工作内容，在个人利益驱使下，居民行为常与政府政策相矛盾。其三，企业缺乏资金、技术、人员等多因素支持转型升级困难，未完全贯彻绿色发展模式。企业具有逐利性，短视下的局限性不可避免，逐利动机下企业主动降低排污的动机不强，部分政府为了短期政绩放松对企业的监督，从而导致生态环境持续恶化。从基础设施建设角度出发，交通基础设施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低。其一，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不均衡，城际间的路网建设不健全。根据黄河沿岸九省（区）2022年统计年鉴整理，内蒙古、山东、河南的铁路公路建设运营里程远超甘肃、宁夏、青海三省（区）。其二，数据经济发展所依赖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远落后于东部地区，网络供应和配套服务不足。其三，人民群众生活的基础设施建设尚未达到现代化水平。整个西部地区教育、医疗等水平落后于中部和东部，农村地区基础设施不完善问题更为突出，成为制约黄河流域人民生活水平现代化的核心问题。

（四）文化传承维度：文化资源开发不足，传承发展形式单一

黄河流域是华夏文化的发祥区，历史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和民族文化多元文化交融汇集，为新时代黄河流域文化发展提供了丰富资源。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求下，文化发展任务紧迫，但由于生态环境脆弱和市场体系薄弱，文化发展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从文化传承角度出发，政策机制缺位，文化难以实现良性传承。其一，黄河流域文化发展存在各自为政现象，部分地区缺乏协调，导致文化资源重复开发，文化发展缺乏特色。其二，流域缺少权威性文化组织，缺乏完善的文化发展政策和机制，阻碍了文化的科学传承，致使部分文化遗失。其三，流域文化发展程度不一，制约文化良性协调，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从多极主体演变为单极主体率先发展的问题［13］。从文化创新角度出发，流域文化产业发展缓慢，专业人才供给不足。其一，黄河文化资源开发不足，未能释放产业优势。由于黄河流域整体经济水平较低，且发展文化产业存在投入成本高、时间跨度长、政策扶持难等，地区发展首要目标为经济建设，文化发展优先级靠后，导致黄河文化发展存在文化品牌匮乏、文化产业商业化运作模式落后、文化生产力发展缓慢等问题。其二，创新型人才供给不足，缺乏文化智力支持。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生态环境较差、城市建设较慢、人才激励政策力度不足等因素制约，黄河流域人才外流严重，阻碍了文化创新和可持续发展。从文化传播角度出发，传播方式未因地制宜，传播渠道过于单一。其一，在传播过程中文字表达直接单一，缺少文化温度和情感色彩，忽略各地人民的需要与意愿，使其无法与黄河文化产生共鸣，无法深入理解黄河文化的价值观念。其二，缺乏与传播媒介的有机结合，致使传播渠道过于单一。就国内而言，黄河流域未形成强大的民间宣传组织和影响力高的个人媒体账号来系统介绍和宣传黄河文化，流域各省（区）各自为政，传播效果和影响力差强人意；就国际而言，文化输出主要靠政府官方媒体报道，加之西方霸权国家对中国文化传播的干扰和破坏，扭曲黄河文化价值观，严重阻碍中国黄河文化话语体系构建。

（五）政治建设维度：缺乏现代化治理体系，体制机制存在痛点

政治建设是用一定的理论和方法，制定与党的政治路线相适应的工作方针、政策，根本任务是推动经济发展。新时代黄河流域的政治建设为推动流域经济快速发展，持续恢复流域生态环境提供了保障。由于涉及的省份多、地域广，黄河流域在政治建设方面仍存在不足，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从治理体系角度出发，黄河流域尚未形成全方位的现代化治理体系。其一，黄河流域的政策体系不完善。黄河流域经济空间与资源分布不均衡，当前黄河流域各省（区）虽然有自己的发展政策，但缺少国家详细统一的治理规划。其二，流域协调发展内生动力不足，治理模式存在碎片化问题［14］。黄河沿岸地区牵涉众多省份，存在条块分割的碎片化局面，虽然各省（区）有一定的合作政策，但缺乏统一协同治理，因此使得流域补偿机制内生动力不足，在落后发展观念下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难以兼顾。从体制机制角度出发，流域治理体制机制存在痛点和空白。其一，缺乏全流域综合治理组织机构，传统管理体制下事权配置存在结构性失衡。黄河流域各省（区）尚未形成制度化的协商机构，各地政府缺乏统一对话平台，在协调多个省市方面存在一定难度。其二，黄河流域地方性法规数量有限，既有立法由于时间久远且内容滞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黏合度较低［15］，同时尚未形成由静态法律条文和动态法律实施耦合而成的法治系统，缺乏法治保证。

三、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推进路径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国家的重大发展战略，推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注重黄河流域发展的整体性、系统性、区域性、均衡性。

（一）优化前提：全面深化黄河流域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生态环境保护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和支撑，黄河流域发展要铸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加快实现黄河流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环境保护是为了推动发展，而高质量发展能进一步保护生态环境，因此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必须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完善生态文明体系。现阶段，针对实现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生态问题，必须完善流域生态文明体制。完善生态文明体制，着重解决好处理好水的制约问题。实施分区域、差异化、精准化的生态环境管理制度，构建覆盖全流域的生态环境检测机构，健全生态环境评价制度，着重解决处理好水的制约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长江要搞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这同样适用于黄河。对于黄河上游地区，要推进水源涵养和建设生态屏障，通过新型技术加强水资源利用率。同时，实施精准的生态管理制度，推进生态修复工程。对于黄河中游地区，要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通过生态环境检测机构开展水质治理，提升黄河流域水质。对于黄河下游地区，要根据生态环境评价及时调整策略，加大生态补水力度，满足沿黄河生态群落用水，推进黄河下游平原的生态修复［16］。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在完善体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健全流域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推进黄河九省（区）生态环境治理的责任体系、市场体系、监管体系、政策法律体系建设，深化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制度改革，沿黄河各省（区）、市需构建生态环境信用监管体系和贯通流域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不断提高生物多样性，缓解流域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间的矛盾，为黄河沿岸人民提供更加丰富的生态产品，提高人民的生活品质。

（二）夯实基础：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是促使黄河流域摆脱以重工业、采掘业类低质化、单一化的传统生产方式，转型升级为数字化绿色化生产的核心。黄河流域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在此基础上推进流域消费方式、发展方式绿色转型，走经济高质量发展道路。科学技术改造生产力，构建流域新优势。用数智技术和绿色技术改造传统生产力，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现代工程技术创新，培育黄河流域特色的新领域新赛道。根据流域各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资源等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因地制宜推动数字技术和各类产业协调发展。其一，黄河上游和中游资源富集，应该构建数字化生态环境分析和预警平台，利用科技赋能生态环境保护和水资源涵养，降低产业发展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其二，黄河下游平原作为我国的粮食产区，可以利用数字化技术大力发展现代化农业和制造业，实现经济发展绿色高效循环。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力，推动流域产业升级转型。通过将人工智能、物联网、数智技术与传统生产力结合，加快黄河流域产业升级转型。在制造业领域，需要强化基础技术供给，推动新技术成果产业化，发挥黄河流域自然资源和政策支持优势，推动能源结构调整，形成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在农业领域，实施“藏粮于技”战略，建设高标准农田，使农业产业在质方面有效提升、量方面合理增长。在服务业领域，将科技融入生活，加快发展现代化物流、生态旅游、电子商务等产业，提升黄河流域人民的生活质量。

（三）接续动力：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

创新是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其中科技创新是核心，是解决黄河流域产业升级和发展动能转化的关键。由于黄河流域上中下游分属于不同的经济区域，且受流域水量和沙量局限，黄河航运价值较低，黄河流域各省（区）经济文化交流相较长江流域较弱，在科技创新领域表现为各省（区）间缺乏有关创新的协同机制，缺少地区分工。因此黄河流域存在整体创新活力和创新要素不足的问题，必须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激发全流域创新活力，以各区域创新协同构建全流域创新体系，为实现流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充足动力。构建黄河流域区域创新协调体系。建立政策、产业、人才、金融、服务一体的创新体系，完善流域的协同合作机制，是全流域创新发展的基础。各省（区）可根据自身财政实力、金融基础，因地制宜制定具体财政政策，选择投资路径，找到适合自身的支持模式，通过提高创新驱动的资金支持，解决黄河流域地区创新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优化科技人才环境，加大科技人才培养和引进力度。人是社会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创新发展的程度和水平归根到底取决于人才水平，人才是技术和知识的起源。现阶段，因气候、经济、基础设施建设等多因素影响，黄河流域的各省（区）普遍存在人才缺乏的困境，突出表现为人才难培养、人才招不来、人才留不住，因此各省（区）需不断优化人才培养和管理体系，深化高校、科研所收入分配改革，强化人才激励机制，打通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的人才交流通道，为流域全面创新提供人才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