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在贵州省社会科学院2026年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026年1月22日）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

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发表“5.17”重要讲话10周年。在十年之际总结过去一年，意义更为特别。

过去一年，我们一起创造了许多第一次，比如中宣部表彰，派出六名访问学者，派出学术外访团，系统谋划未来五年工作，制定“两出”人才计划，提出现代化研究院建设目标等，都前所未有。昨天，忠文副院长讲了“四最”：最显著的是科研组织方式正在进行根本性重塑，最可喜的是发展质量和整体形象明显提升，最难得的是以一个西部地方社科院之力举起了学科建设的旗帜，最宝贵的是我们找到了自己的节奏并且以踏实的步伐初步走出了一条自信自立的科研高质量发展之路。

我们的确取得了一些成绩，至少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不能妄自菲薄！但这只是自己和自己比，不能高估成绩，更不能夜郎自大。我和黄勇院长商量，我们的讲话作个分工，院长把成绩讲足，书记把问题讲透。怎么讲问题？去年11月，作为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省委宣讲团成员，我到一个大学宣讲，在交流活动中，就有同志谈到国家和省里“强理工”的政策导向，于是对自己所在单位的“文科”发展前景表达了担心。我当时的回应是：第一，“强理工”并没有说“弱文科”。这是一个结构调整，因为当时国家发展的确需要这些专业，加之文科办学门槛相对较低，在那个时期就扩张得比较快。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需求的变化，现在需要加强对于理工专业人才的培养。第二，这可能道出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自身存在的问题。很可能是自己都觉得自己的科研对社会贡献不大，由此本能生出一种担忧，但这并不意味着哲学社会科学本身不重要。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再到马克思、恩格斯，都是哲学社会科学家，他们对于社会的贡献不言而喻，社会价值丝毫不比自然科学小！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那么，我们自己持这样的担忧，可以理解为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现状的一种自觉不自觉的反思。

院里正在制定“十五五”规划，今年规划的基础，就是问题导向。只有把我们在科研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找清楚、说明白，特别是把思想根源找出来、说出来，这样，未来五年才有比较明确的方向。因此，我今天的讲话，就是找问题，泼冷水，让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永远保持清醒的头脑。

问题之一：理论不彻底，思想解放不够，跟不上党的创新理论发展的步伐。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最应站在时代前列、引领时代潮流，但由于“小房间学问”“一个人的科研”模式的束缚，带来了思想上、专业上的“路径依赖”，也最容易墨守成规、固步自封，最后只能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打转转。

解放思想不是天马行空、胡思乱想，更不是要随心所欲甚至信马由缰，本质是要求努力做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也就是“守正创新”的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际上说的也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问题。

很多人写个人总结报告，年年都会写“学习不够！”这有一个党的创新理论是在不断发展、需要我们跟进和常学常新的问题，但根本在于理论不彻底。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如果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缺乏基本判断，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领悟不够，也就是“判断力”“领悟力”不行，那么思想上的“执行力”也必然会偏离，这就会造成“只言片语”“断章取义”去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而导致思想束缚和偏离正确方向。在科研工作的实践中，有的人想当然对某些领域的研究不敢触碰、“噤若寒蝉”，我想，这本身就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因不在别的，而在自己，在自己理论不彻底，进而对一些理论问题“一知半解”“半知半解”，如果用这样的“半壶水”指导自己、要求别人，那么结果必然是“思想躺平”“瞎指挥”。

我们院有一个“贵州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我来的时候，院里正在出版一本书《贵州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报告（2023年）》，有关部门分管领导把电话打到了我这里，说出版进度严重滞后。后来了解到，是出版社审稿进度太慢，认为题材“敏感”，我想可能就是自己对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重要论述学得不好、理解不深、领悟不透，进而出现“拿不准”“技疏胆怯”的问题。这本书是反映贵州作为民族融合典型示范地区的生动实践，于是我们果断决定，拿回来，2024年2月由贵州出版集团、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出来以后，这本书反响很好，是全国地方第一本这个题材的报告。

这就启示我们：如果理论不彻底，思想不解放，抓不住理论的精髓要义，结果必然就是，你走多远，离真理就多远，离马克思主义就多远！在错误的道路上，你走得越远，离真理就越远，离马克思主义就越远！

这就是为什么要反复强调“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我们不能满足于学了没有，要做到“学而真懂”，掌握精神实质和核心要义；不能满足于有没有去理解，要做到“思而真通”，打通思想经络，融会贯通；不能满足于做了没有，要做到“做而有效”，把理论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问题之二：科研基础薄弱，科研方法落后，跟不上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已经迈向新阶段的步伐。

去年12月上旬，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调研学习，看了给我很大的震撼，他们真正实现了多学科交叉融合、文内交融、文理交融，当时我就说，这才是真正的新文科！

我们一定要看到差距。我们的科研，有的时候还停留在“二次文献”的翻炒。做得好的，就是重新构建一个“筐”，然后装点“冷饭”，提出一点创新观点；做得不好的，可能就是一个文字重新排列组合的工作。这样的研究不能说没有意义，但要说有大的价值也未必。

我们可能没有中国社科院的条件和基础，但我们也不至于、也不能够在思想上、方法上停滞不前。就是传统的方法，我们也要力图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比如，赵青研究员最近在她的研究中，针对贵州运河建设历史就有不少史料发现。在明朝万历年间，贵州连续三任行政长官，包括布政使郑雯、巡抚舒应龙、巡抚江东之先后倡导修建从贵阳经乌江到长江的运河，发布《开河檄》《勘疏河道檄略》《开河谕黔檄》等文书，主要线路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渝黔桂”运河的北段，那个时候，“不是夜郎要自大，只因无路去中原”，所以，就是要“开路去中原”。舒应龙在《开河檄》中写道：“贵州会省，万山陡峻，溪流未通，军民粮食，肩担背负为苦。查有南河一水，可达思南，先年屡有开河通舟之议，竟为浮言所阻，行勘未详，遽尔中寝。”之后，江东之在《勘疏河道檄略》中写道：“照得贵州万山陡峻，溪流未通，军民货财，转运为苦。查有南河一水，可达思南，先经委官勘计已详，因欠经费中寝。近询士民，咸称永利。时值采木，亟应举行。第若委用得人，斯于地方有补。”运用这些史料，我们就佐证了，也说明了运河是贵州人的500年梦想！而不是我们头脑发热、天马行空，几百年前的古人都有这个眼光和魄力，我们今天还有什么不敢想呢？这个史料的发现，比写多少文章强调运河的价值、运河的战略更让人信服。

我们要跟上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新阶段的脚步。我在网上查了一下，教育部是2018年就提出了新文科建设，到2025年全国新文科本科专业达到655个。新文科从提出到现在已经整整七八年时间，但说实话，这个概念在社科院还比较模糊甚至陌生，更谈不上去思考去参与去实践！

我理解的新文科：第一，不是对传统文科方法的否定，而是理念方法的重构进而全面超越；第二，科研起点不限于经验理论，而是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第三，不再局限于单一学科的理论工具，而是从“文内交叉”到“文理”“文工”“文医”的深度融合；第四，通过数字技术赋能，提升研究的科学性、精准性和实践性，实现“定性深度＋定量精度”的结合；第五，科研组织方式从“单兵作战”转向“团队攻关”，围绕重大课题组建跨学科研究团队。

院里去年也在积极争取新文科相关政策。现在看来我们不属于教育系统，但没有关系，我们可以自己先干起来。院里提出“马克思主义＋”“人工智能＋”这“两＋”科研导向，“马克思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社科院整体就是一个大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人工智能＋”是要面向未来，适应数字经济时代对于科研范式、科研方法、科研组织的重构，目标就是要向新文科进发。我们的目标，就是以新文科建设带动科研方法的进步。

问题之三：学科建设滞后，关注理论前沿不够，跟不上中国特色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步伐。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姓“党”，名“科研”，籍贯“贵州”，坚持党的创新理论指导，搞好哲学社会科研研究，搞好贵州哲学社会科研的研究，就是我们的主责主业。

我一直担心经济片区怕搞成“点子公司”“咨询公司”！必须承认，近年来，社科院在学科建设上，与高校的差距在不断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