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篇）党建理论汇编（20250820-0829）

“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的理论意蕴与实践价值

201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东考察，鲜明提出“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此后，在2020年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的重要宣示，表明了我们党持续推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坚强决心和坚定意志，具有重要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意义。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必须继续用好改革开放这个决定当代中国命运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坚定不移走改革开放的强国之路，持续推动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

1.体现续写改革开放时代新篇的重要特征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要全面深化改革、怎样全面深化改革等重大问题，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其中，“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重要论断是推进新时代改革开放的逻辑前提，昭示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走改革开放强国之路、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的决心意志和使命担当。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新征程，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系统谋划，正是因为坚持“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方才书写了持续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向广度和深度进军的新的时代篇章。可以说，“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重要论断紧扣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要求，体现了改革开放鲜明的时代特征。

突出了改革开放的延续性。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中国改革开放永不停步”。不停顿的改革、不止步的开放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因此，改革开放没有终点、没有止境。新时代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客观上要求在伟大实践探索中凝聚改革智慧、激发改革动力，进一步破解改革实践当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不懈怠，不停滞。

彰显了改革开放的创造性。“改革开放永远在路上”，坚持守正创新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原则。“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意味着不能原地踏步，而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启新征程，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质量上再出发。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面对人民群众新期待，新时代改革开放必须坚持自强不息、自我革新，在新起点上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推动改革开放事业不断呈现新局面。

明晰了改革开放的全面性。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强调加强系统集成、协同高效，实现改革举措有机衔接、融会贯通，统筹好改革开放的“破”与“立”。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得益于改革和开放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集中体现了推进策略上“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系统思维，从系统观念的角度高度概括了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的协调统一，也凸显了注重系统集成、促进制度创新和制度型开放的战略重点。

2.蕴含将改革开放不断推向深入的丰富内涵

“改革不停顿”深刻指出改革必须持之以恒，没有退路，不能终止，没有止境。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全面”则要求改革从“一事一议”走向全方位综合性的改革。从改革的深度和广度来看，“全面”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及生态文明建设等各领域改革，充分体现了党对改革认识的深化和系统化，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需进一步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深化”则要求在体制机制变革上下功夫。提出深圳建设“先行示范区、强国城市范例”的目标，意味着深圳必须全领域、全过程先行示范，不能只当单项冠军，而是要多领域全方位走在前列，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全面进步；不能满足于某一阶段领先，而是要全过程领跑，把走在前列、勇当尖兵作为不懈追求；不能只是追求自身发展，而是要以制度创新实现多个领域“0”到“1”的突破，为我国其他城市发展提供经验、提供方案。从改革的具体路径来看，进入新时代，为因地制宜发挥地方主观能动性，中央高标准规划一系列改革试点。以深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为例，就是要确保先行示范效应构建于特定的制度框架创新基础之上。对内积极用好综合改革试点中央授权的各项改革机制，构建与改革任务相适配的权责体系，确保改革在法治框架下进行。向外要对标国际一流标准，通过比较分析，深入研究全球先进城市在类似发展阶段的制度设计与管理模式，广泛汲取成功经验，不断优化先行示范区的制度供给，提升深圳制度创新优势与发展活力，让经济特区这块“金字招牌”在新征程中绽放更为耀眼的光芒。

“开放不止步”深刻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在全球发展格局中的责任担当，要从传统的单一的开放模式逐步走向高水平对外开放，而制度型开放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标志。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相比，制度型开放以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开放为主，具有全面、系统、稳定等特征，是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开放。制度型开放要求主动对接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为代表的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产权保护、环境标准、劳动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金融领域等实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用足用好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试验田优势，进一步完善国际经贸规则对接机制，在更大范围释放制度创新红利。从开放的范围来看，制度型开放是全方位的开放，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各个领域，不仅要求积极扩大商品和服务贸易，还要求不断优化外资准入政策，加强与世界各国的产业合作，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发展。从开放的层次来看，制度型开放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涉及国际商品市场、资本市场、技术市场、劳务市场等多个领域，以及能源、交通、金融、保险、房地产、科技、教育、服务业等众多行业。从开放的效益来看，制度型开放通过持续扩大开放，能够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能够带来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和理念，激发国内市场活力，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推动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3.彰显推进改革开放系统工程的科学方法

坚持党的领导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国家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党的坚强有力领导是我们的最大政治优势。这就要求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始终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推进改革，这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始终处于正确道路并得以组织实施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贯穿于改革的各领域、各环节，能够有效整合社会多元利益，凝聚改革共识，避免改革陷入局部利益博弈的困境。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新征程上推进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归根到底就是要不断满足人民的新期待，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依托数字化治理技术，不断完善民生数据系统，精准积极回应民生诉求。要聚焦医疗、教育、住房等民生关键领域，以社会公平为价值导向，通过系统性的政策设计与制度改革，推动民生资源的均衡配置与高效利用，确保“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坚持问题导向，鼓励地方探索。中央通过的改革方案落地生根，鼓励和允许不同地方进行差别化探索；地方在抓改革落实的同时也要搞好探索创新，在坚持正确改革方向、遵循改革规律的前提下敢于先行先试，争取成为改革试点地或改革试验区，善于及时总结改革成功经验，为推动全国改革提供借鉴。新时代深圳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应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过程中，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着力解决制约各项重点领域改革的痛点、难点、堵点，从而有效防范化解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重大风险，不断激发经济社会发展动力与活力。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深圳“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续写更多“春天的故事”，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了磅礴伟力、指明了前进方向。回溯45年波澜壮阔的历程，深圳曾以“敢为天下先”的胆识魄力，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中勇立潮头，在一张白纸上书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彩篇章。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深圳肩负着新时代赋予的光荣使命。必须始终坚持党对改革开放的全面领导，深刻领会、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深圳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的坚定执着，勇当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尖兵”、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窗口”。锚定新时代改革坐标，精准谋划具体改革事项，健全完善体制机制，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攻坚与高水平对外开放，在破解发展难题、激发社会活力、完善全球治理中探索新路径、积累新经验，为全国改革发展探路先行，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创造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

把握宜居城市建设着力点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建设舒适便利的宜居城市”，强调“大力发展生活性服务业，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牢牢兜住民生底线”。现代化人民城市是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的载体与依托，生活性服务业的水平和质量，一定意义上决定了城市对人口及产业的吸引力，是反映城市宜居度、竞争力与可持续性的重要指标。当前，要聚焦提升城市宜居品质、兜住民生底线等目标，在城市发展中精准把握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着力点，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增进民生福祉的内在要求

生活性服务业是指满足居民最终消费需求的服务活动，与老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出于面对面服务的需要，生活性服务业的布局较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口消费需求的分布，城市是生活性服务业的主要聚集地。一座活力十足的现代化都市，必然有着蓬勃发展的生活性服务业。大力发展生活性服务业，是增进民生福祉的内在要求，对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不只是“物”的现代化，更是“人”的现代化。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需着眼于满足人的美好生活需求，让百姓在城市里生活得更加便利舒适，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强。随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追求和享受型消费的需求明显增加，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多体现为文化教育、休闲娱乐、医疗保健、旅游度假等服务消费需求。城市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必须从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出发，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持续优化生活性服务业供给能力，不断提升人民的生活品质。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也是新时代城市发展的重要目标。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和闲暇时间的增加，居民对多样化服务的需求不断提升，人口向城市的集聚也引发了大量对生活性服务业的需求，为服务业实现规模经济提供了市场土壤。生活性服务业具有就业包容度高的显著特点，不仅为农业转移人口等提供了大量的基础岗位，也为大学生兼职、灵活就业者创造了丰富的机会，是广大劳动者就业的主要渠道。大力发展生活性服务业，有利于扩大城市就业“蓄水池”的容量，使劳动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而随着服务业同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生活性服务业愈发呈现出知识、技能和人力资本密集的特征，生活性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的不断涌现也将改变城市的投资和就业结构，从而在为不同技能、经验、学历的劳动者提供广泛的就业机会的同时，助力城市构建就业友好型的发展方式，促进社会公平与机会均等。

在城市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生活性服务业发展已成为提升人才吸引力的重要手段。生产和消费的同步性，决定了生活性服务业的本地化特征。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城市生活性服务业的供给能力、类别多寡和便利化程度，成为影响劳动力特别是年轻群体居住决策的主要因素。大力发展生活性服务业，不仅是提高城市便利性和舒适度、提升本地劳动者福利的重要途径，也是城市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关键着力点。

还要看到，在城市更新与发展中，不仅要保护物质文化遗产，更需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城市独特历史文脉的传承，这也是塑造城市灵魂、避免千城一面的关键所在。在我国的690多座城市中，生活性服务业特色多种多样、文脉芳华各美其美，文化旅游、休闲娱乐、医疗健康、特色餐饮等生活服务设施像毛细血管一样分布于城市的各个角落，成为了城市独特气质塑造的重要支撑。各地的生活性服务业发展中蕴含着丰富的精神文化元素，如淄博的烧烤、云南的民宿酒吧等，这些独特的生活服务资源像是城市形象的一张张名片，深刻塑造了当地居民生活方式、产业形态和城市风貌，促进了城市的文脉承继和区域间的差异化、特色化发展。

找准生活性服务业发展重点

城市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有其自身规律。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需尊重和顺应城市发展规律，始终围绕城市中“人”的全面发展进行谋划。当前，根据人口流动趋势、年龄结构和家庭结构变化规律，城市发展应重点匹配社区居民、老年群体、新市民和旅游者等的服务消费偏好，着力完善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的软硬件设施，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环境。

一是优化城市社区服务。社区是城市居民生活和城市治理的基本单元。当前，我国城市居民平均约75%的时间在社区中度过，到2035年将有约70%的人口生活在城市社区。通过盘活利用城市存量资源，在社区公共空间嵌入功能性设施和适配性生活服务，可以帮助小社区对接大需求，是城市更新与惠民生紧密结合的重要着力点。一方面，应着力建设社区服务硬件设施，包括建设邻里服务中心、共享书房、居家养老服务站、健康小屋、文化活动室等。另一方面，应拓展社区居民适宜步行范围内的生活服务，发展集中管理运营的社区托育服务，增加社区助餐、家政便民、物业服务、健康服务、文化休闲等多样化服务供给。

二是大力发展养老助老服务。我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老龄化速度较快的国家之一。2024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65岁及以上人口分别达3.1亿、2.2亿。发展养老助老服务不仅是城市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的重要内容。一方面，可考虑加快建设康复医院、护理院等，拓展医养结合服务，推进公共空间、消费场所的无障碍建设。另一方面，还要大力发展健康管理、养老监护、心理慰藉等服务，支持养老机构、家政企业、物业服务企业开展养老上门服务，提升相关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三是补齐新市民服务短板弱项。新市民是城市建设的生力军。为新市民提供高效的生活服务，不仅有利于留住规模巨大的新增劳动者，更能带动万亿级的新消费需求。一方面，应鼓励建设新市民服务中心、爱心驿站等服务网点，着力提升城市服务保障水平。构建灵活就业一站式服务平台，推广面向新市民的AI+就业服务、职业技能培训、法律咨询等。另一方面，应通过优化公共服务，解决新市民落户、子女入学等问题，构建多层次的新市民普惠服务体系和信用体系，助力新市民更好融入城市。

四是提升文化旅游服务。近年来，大众出游进入体验经济时代，城市依托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多元的文旅游憩场景，成为了主要的旅游目的地。游客在城市进行的文旅休闲活动，需要以品类丰富、业态完备的生活服务体系为依托，城市建设和发展中应着力培育主客共享的美好生活新空间。一方面，应提升城市对新型文旅消费的承载力，积极推动旅游消费集聚区、旅游休闲街区等一批文旅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商旅文体融合的新型消费载体。另一方面，应扩大文化演出、影音娱乐、体育赛事等服务市场供给，持续推进文旅消费便利化和城市公共服务的智慧化。

传承与弘扬东北抗联精神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日联军（以下简称“东北抗联”）历经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形成了伟大的东北抗联精神。东北抗联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联在战争中表现出来的精神风貌和思想品格，是伟大抗战精神的具体体现，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回望东北抗联的艰苦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满洲省委先后派出童长荣、周保中、赵尚志、冯仲云、杨靖宇等大批优秀干部到东北各地创建党领导的抗日义勇军、反日游击队等抗日武装。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东北抗日武装力量，勇敢地站在抗日斗争的最前线。1936年2月起，东北人民革命军陆续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驰骋于白山黑水之间。

东北抗日战场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起始地，不仅开始时间最早，而且抵抗时间最长，斗争环境极为艰苦。九一八事变前，关东军所属师团及独立守备队总兵力约1万人。事变后，日军不断增援关东军，至1934年底，独立守备队已扩充至36个大队。为彻底断绝东北抗联的一切物资来源，关东军实施“治安肃正三年计划”。据伪满治安部编写的材料记载，1934年至1939年，日伪当局在抗日武装活跃的间岛、奉天、安东、滨江、三江等地区，强制建立“集团部落”13451个，导致东北500万民众被迫迁移。日伪军、警察、宪兵、特务协同，对东北抗联进行了残酷镇压，发动了“东边道独立大讨伐”“三江地区大讨伐”“野副大讨伐”等规模较大的军事行动。1938年，日本在中国东北驻军7个师团，至1939年，关东军作战部队及后勤保障部队总兵力已经超过50万人。东北抗联将士在冰天雪地、饥寒交迫中勇敢地同装备先进的侵略者殊死搏斗，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以一当十”的战斗精神。

东北抗联经历难以想象的生存困境。由于日伪当局的残酷政策，抗联将士经常陷入孤立无援、弹尽粮绝的境地。1938年底，时任抗联第六军政治部主任李兆麟在致北满临时省委的信中写道：“无钱、无粮、无干部，过了4个月残酷斗争生活……”1939年，抗联第三路军总政治委员冯仲云在给上级的报告中，列举了“替代食物清单”，其中，马皮、松子、草根等都被列为“稀缺且无法满足需求之口粮”。多年后，抗联将领王明贵回忆起战友，仍然满眼含泪地讲道：“他们衣着褴褛，棉衣全部被树枝刮得破烂不堪，露出了棉花；没有棉衣的战士，身上披着破棉被、麻袋片或口袋布。没有棉鞋，有的人脚上包着马皮；没有帽子，有的人头上缠着好几层布。”1940年，抗联第一路军副总司令魏拯民在给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报告中指出：“无比狡猾的敌人……对我军实行破坏离间政策，在报纸上发表疯狂且充满欺骗的舆论……又确立经济封锁、保甲集团部落政策，导致我军经济政策恶化。”日伪一系列的残酷政策使抗联部队严重减员。

东北抗联面临着恶劣的自然环境。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曾在日记中写道：“白雪铺满大地，山中雪积及尺……抗日救国战士，犹着单衣水鞋，日夜出没于寇贼倭奴之封锁线，其困苦颇甚。”夏季则蚊虫肆虐，沼泽行军导致双腿溃烂。无论寒冬酷暑，抗联将士们只能露宿野外，“天大的房子，地大的炕”“篝火露营雪筑墙”。“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支撑着抗联将士在零下40摄氏度的极寒中坚持战斗，许多战士因冻伤失去手脚甚至生命。他们在绝境中挑战人类生存极限，始终践行着“一息尚存、誓死抗日”的崇高追求，用血肉之躯铸就不朽丰碑。他们的牺牲与坚持，是中华民族不可征服的有力历史明证。

彰显东北抗联的历史地位

在全民族抗战爆发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联，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坚持抗日游击战争，沉重打击了日伪殖民统治。以伪三江省和伪牡丹江省为例，仅1937—1938年的11个月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集团部落”斗争就达79次。日军感叹：“大多数的民众尚没有与匪贼完全分开，如果从精神影响来说，假定匪军有三万，其精神上的匪军之友军，尚不知有几倍或几十倍。”为此，日本不得不将大量财力、物力投入东北战场。据《昭和经济史》统计，日本军费总额在1931年至1936年间膨胀了2.4倍，军费在日本国家财政中所占的比例从1930年的29%增加到1936年的45.8%。据日本陆军省和关东军参谋部统计，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的6年间，关东军伤亡总数达17.82万人。日本侵略者被迫出动大批兵力“讨伐”东北抗日武装，延缓了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进程。

七七事变后，东北抗联开展的游击战争融入全民族抗战的洪流，成为全民族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日本陆军在中国东北仍有13个师团，东北战场牵制的日军兵力占其总兵力的25%。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那里的游击队多打死一个敌兵，多消耗一个敌弹，多钳制一个敌兵使之不能入关南下，就算对整个抗战增加了一分力量。”1937年日本《朝日时局读本》记载，1931—1932年“满洲事变费”为1.48亿日元，1936年为1.98亿日元，1937年陡增至2.85亿日元。据1940年《时事类编》特刊第48、49期合刊记载，日伪当局“不得不保持二亿七千万元的满洲治安费，不得不保持二三十万的镇压兵力”。东北人民以巨大牺牲和代价，为全民族抗战胜利作出重要贡献。

东北抗联牵制了大批日军，不仅干扰了日军“北进”，也延迟了日军“南进”。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的10年间，东北抗联等抗日武装制约着日本称霸世界战略，使日军难以随心所欲地扩大战争。东北抗联坚持抗战，间接支援了苏联卫国战争，为苏联在欧洲战场的战略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曾任苏联驻华最高军事顾问的崔可夫元帅，在回忆录《在华使命》中充分肯定了中国抗日战场策应苏联卫国战争的重大作用：“在我们最艰苦的战争年代里日本也没有进攻苏联，却把中国淹没在血泊之中。稍微尊重客观事实的人，都不能不考虑到这一明显而又无可争辩的事实。”

东北抗联配合苏军出兵中国东北，为中国共产党收复东北、解放全中国奠定基础。1943年初，东北抗联教导旅即派遣小部队不断返回东北进行越境侦察，勘测日军铁路、桥梁、机场及军事工程布局等情报信息。此后，远东苏军后贝加尔军区又派遣东北抗联教导旅战士及情报人员返回东北，对日本各战术节点进行火力侦察与破袭行动。1945年6月，东北抗联教导旅根据苏军作战需求进行任务重组，分别负责敌后袭扰、战场侦察、向导翻译及参加苏军对日反击、以苏联红军第88独立步兵旅番号直接参加对日作战。同时，20余支东北抗联侦察小队渗透至牡丹江、佳木斯、哈尔滨、长春等战略要点，及时传递关东军兵力部署、防御工事及后勤补给等核心情报。东北抗联为苏军提供关键情报并引导空袭，直接瓦解了日军防御体系，加速了关东军的灭亡。1945年9月初，抗联教导旅先后到达长春、哈尔滨、沈阳、吉林、延吉、齐齐哈尔等12个战略中心点，至9月中旬，抗联教导旅已进驻57个大中小战略要地，为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战略布局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战场是东方最早的反法西斯战场，东北抗联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铸就东北抗联精神高地

“我一天也不能离开党”“死也要死在东北抗日战场上”，这是抗联第二路军副总指挥赵尚志对党和人民立下的铿锵誓言。赵尚志多次身陷囹圄，但丝毫没有动摇对党忠诚的坚定信念。由于斗争环境极端恶劣，东北抗联曾多次尝试联络党中央，但信件多被日伪截获，导致与党中央长期失去联系，这是极大的政治考验。1939年，冯仲云排除万难奔赴苏联，试图与党中央恢复联络，用长达3万余字的报告，表达了东北抗联渴望与全民族抗战汇成一股洪流的坚定意志。周保中感慨：“在最艰难的日子里，想念延安真像孩子想娘一样。”1939年10月，东北抗联第六军第十二团一连的朱连长和马班长接受了送信至讷河地方党组织的任务，一路上翻山越岭，多次突破敌人围追堵截，就在距离目的地仅剩20华里时，马班长牺牲，朱连长被炭火烧断了双脚，强撑着高烧的身体，拖着断脚，在冰天雪地里拼命爬行了两个昼夜才将信件送达，终因重病不治牺牲。这种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和绝地坚守，正是东北抗联坚持抗战并取得最终胜利的精神力量。

“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这是抗日女英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一师第二团政治部主任赵一曼笔下的家国情怀，也是抗联将士民族大义的真实写照。赵一曼将年幼的孩子托付他人，义无反顾地踏上抗日战场，即便在狱中受尽非人折磨，仍坚贞不屈地发出“我的目的，我的主义，我的信念，就是反满抗日”的呐喊。1939年，抗联“女神枪手”许成淑在掩护部队撤退时被俘，面对父亲劝降，她毅然回答：“我是党的女儿，抗联是我的家。只要我活着，就一定抗战到底！”此外，勇赴国难的民族大义还表现在众多英雄群体身上。1938年3月，东北抗联第五军三师八团一连的16名战士，在连长李海峰、指导员班路遗的率领下，于黑龙江宝清县小孤山阻击400余名日伪军。面对强敌，战士们依托有利地形顽强激战，数次击退敌人。在腹背受敌、弹药耗尽的绝境下，他们以刺刀、枪托甚至石块与敌搏杀，毙伤日伪军百余人。最终，李海峰、班路遗等12位勇士壮烈殉国。后人为纪念以身殉国的抗联英雄，将此山命名为十二烈士山。

日本侵略者始终无法理解，弹尽粮绝的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究竟靠什么坚持战斗？当敌人残忍地剖开杨靖宇将军遗体时，却发现他的胃里一粒粮食都没有，有的只是棉花、草根和树皮。日本战败前夕，伪通化省警务厅厅长岸谷隆一郎因受到巨大冲击，选择剖腹自杀，他在遗书中写道：“中国拥有像杨靖宇这样的铁血军人，一定不会亡国。”在十倍乃至数十倍于己的凶残敌人面前，东北抗联指战员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从未动摇。“拼斗疆场军威赫显”的赵尚志曾多次以少胜多。1937年的“冰趟子”战役，抗联将士仅以牺牲7人的代价，毙伤日伪军3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让敌人闻风丧胆的赵尚志与日伪军浴血奋战十余年，面对敌人的审讯，赵尚志怒斥汉奸的卖国罪行，至死不渝。抗联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指挥陈翰章多次在日记中感慨：“实在是极为痛快！”“真痛快，这对敌人是多大的膺惩。”“因为民众解放进行斗争而负伤，是光荣的革命创伤……六十三个伤痕是永久存在的纪念。”这些充满民族血性的激昂文字，彰显了东北抗联将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与豪情壮志。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此历史节点，推进东北抗联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基于正确二战史观，以实证史学方法深入考察东北抗联的抗战历程、斗争环境、历史贡献及其精神内涵与当代价值，是当前中国史学界亟待深化的重要课题。这一研究不仅有助于丰富抗战史研究的内容与细节，亦为国际学界理解中国抗战的多元面向提供新的学术增长点。

从历史脉络中把握前进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历史感”

历史感是一种基于历史认知形成的深刻意识与文化自觉，是历史观念、历史思维、历史担当、历史使命的有机统一。它不仅包含了对过去的理解，更是把过去、现在和未来视为具有内在规律的整体，成为联结三者的重要纽带。党员干部要具备历史感，从历史经验中总结规律，自觉将党的事业置于历史长河中谋划推进，主动遵循和运用历史规律创造未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有历史感，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入学习领会这些重要论述，有助于党员干部提升历史自觉，坚定历史自信，从历史脉络中把握前进方向。

2015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读懂中国”国际会议期间强调，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走向何方？中国到了今天，我无时无刻不提醒自己，要有这样一种历史感。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历史不仅蕴藏我们“从哪里来”的密码，也标定我们“走向何方”的路标。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就需要将当下置于中华文明延续的宏大坐标系中，校准我们的历史方位，形成丰厚的历史感。只有经常回看走过的路，深刻把握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和近代以来奋斗的历程，才能从文明的连续性中理解中国道路的必然性，从历史的规律性中把握制度选择的科学性，锚定未来的发展方向。五千多年绵延不断的历史传承，赋予文化自信历史的厚重感，构成了中国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深厚的历史底蕴。传统文化精髓通过马克思主义的激活，转化为治国理政的实践智慧，这种转化是文明内核的再生，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互成就。当前面临的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需要从历史长周期中提炼应变智慧，将文化自信转化为破解“卡脖子”难题的原创力，使文明传承成为民族复兴的助推器。

2016年11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强调，坚定文化自信，离不开对中华民族历史的认知和运用。历史是一面镜子，从历史中，我们能够更好看清世界、参透生活、认识自己；历史也是一位智者，同历史对话，我们能够更好认识过去、把握当下、面向未来。“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没有历史感，文学家、艺术家就很难有丰富的灵感和深刻的思想。当代文艺工作者肩负着弘扬传统文化、彰显时代精神的历史使命。学习历史、具备历史感是创作事业的基石，也是形成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是文艺创作用之不竭的文化宝库，文艺工作者要深入学习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从中汲取创作资源与思想养分，获得源源不断的灵感，更好地洞察世界、把握时代、塑造灵魂。扎根历史土壤，以历史感为笔，以文化自信为墨，创作出更多表现中华文化精髓、传播当代中国价值理念的精品力作，向全世界充分展现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彰显文化自信。

2018年6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济南考察时强调，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行百里者半九十，越到这个时候，我们将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困难。就像爬珠穆朗玛峰，最后的两百米可能是最困难的一段历程，现在中国也是这样。这个时候更需要我们这种强烈的责任感、历史感，团结一心、脚踏实地、夙兴夜寐。在五千多年的文明长河中，中华民族曾多次处于历史转折的关键节点。历史一次次证明，重大历史成就的获得，往往在最接近成功时遭遇最严峻的挑战。这种兴衰更迭的历史记忆，已积淀为民族基因中厚重的历史感。今天的中国正处在爬坡过坎的冲刺阶段，越是接近目标，越要保持坚韧与清醒。“接近”意味着更大的历史责任，前行每一步都需以历史为镜鉴，怀抱着对历史的敬畏，凝聚起团结奋进的力量，将强烈的责任感落实在脚踏实地的实践中，将厚重的历史感转化为砥砺前行的动力。

2020年1月19日至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考察调研时强调，我们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坚持正确办学方向，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加强高素质教师队伍建设，培养有历史感责任感、志存高远的时代新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人才支撑。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的交织，贯穿中华文明的演进脉络，是中华文明传承赓续的内在逻辑。教育兴则国运兴。教育要同国家命运、民族前途紧密联系起来。为国家、为民族，是学习的动力，也是学习的动机。我们现在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有历史感责任感、志存高远的时代新人，不负韶华，不负时代。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发展道路。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是办好教育的根本保证。要凝聚教育领域的思想共识与行动合力，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发展方向，让教育真正成为国之大计、党之大计。

2020年6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文件起草组第二次全体会议时强调，应该把五年规划和2035年的远景展望有机结合起来，使之更有方向感、历史感、战略性。中国共产党制定五年规划的实践，始终扎根于历史土壤，贯穿着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对发展方向的坚定锚定、对战略全局的统筹谋划。将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有机结合，正是这种治理智慧的集中体现，彰显着独特的政治优势。新中国成立以来，十四个五年规划的历史延续性，是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准确把握。每一个五年规划既是对前一阶段的继承发展，又是对未来的前瞻布局，形成“历史——现实——未来”的历史开放空间。党的规划实践始终以初心使命为定向标，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使命。“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衔接，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目标，正是这种方向感的生动体现。党始终善于从全局高度谋划发展，将短期突破与长期布局统一起来，既解决当下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又为长远发展夯实基础。这种前瞻性，让每个五年都成为实现远景目标的关键一步，在历史洪流中始终掌握发展的主动权。

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事关国家长治久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科学把握就业形势新变化，作出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重大部署，形成一系列重要论述。《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中的多篇著作都对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作出深刻论述，为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创造更加良好的就业环境和劳动条件，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提供了科学指引。比如，《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发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指出：“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强化就业优先导向。就业是民生之本。要提高经济增长的就业带动力，不断促进就业量的扩大和质的提升”；《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指出：“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就业促进机制，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等等。4月2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将稳就业摆在“四稳”首位；7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强调：“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重要论述，深刻洞察内外部环境演变和就业矛盾变化，准确把握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不断探索就业发展规律，使制定的就业促进规划和就业政策体系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深入理解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是新时代新征程就业工作的新定位、新使命。数字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外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只有清醒认识稳就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才能准确把握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时代特征，更深入理解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变乱交织的国际环境导致世界经济增长不确定性增强。习近平总书记在《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世界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一个‘乱’字，而这个趋势看来会延续下去。”当前，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全球秩序和贸易格局加速演变，更加碎片化的国际市场和不可预测的贸易政策环境，导致全球贸易增长的不确定性增强。总体来看，世界经济既面临各种旧冲突尚未解决带来的成本累积，又面临地缘政治冲突博弈格局不确定性带来的新冲击。我国在一个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发展，必须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努力以自身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形势变化的不确定性。今年以来，一系列稳就业政策举措出台，取得了积极成效。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58%；6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0%，与去年同期持平。正是因为采取了稳就业稳经济的若干举措，在一季度实现良好开局的基础上，我国经济延续了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社会大局保持稳定。事实表明，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不仅是加强民生保障的必然要求，更能增强维持经济韧性、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底气。

国内新旧增长动能转换增加结构性失业。习近平总书记在《确保我国经济航船乘风破浪、行稳致远》中指出：“必须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我国经济正处在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阶段，新兴产业快速崛起，经济整体呈现回升向好趋势，但国内有效需求依然偏弱，回升基础尚不稳固。在产业形态转型和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就业结构与岗位需求也面临深刻调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作支撑》中指出：“当前，我国人才培养与科技创新供需不匹配的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当下，“就业难”和“招工难”并存、劳动力技能与岗位需求不匹配，是就业结构性矛盾的主要体现，而产业结构调整是导致结构性失业的主要因素之一。人工智能、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催生大量知识密集型岗位，但一部分劳动者现有知识技能结构难以适应这些岗位要求。同时，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带来劳动力供给结构调整，大龄劳动者占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逐步提升，而大龄劳动者知识技能转型较为困难，在一定程度上加剧技能供需不匹配导致的就业结构性矛盾。此外，劳动者求职预期和就业观念与企业招工用工实际需求之间存在错位，如制造业、家政服务业长期面临“用工荒”，企业在招工时倾向专业化、年轻化的劳动者，但这些行业对新生代劳动者吸引力不足。结构性就业矛盾既是长期性难题，又是深层次症结。实施就业优先政策，统筹抓好教育、培训和就业，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是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的根本途径。

数智技术广泛应用对传统就业岗位需求造成一定冲击。习近平总书记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中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有力推动了经济发展，也对就业和收入分配带来深刻影响，包括一些负面影响，需要有效应对和解决。”当前，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加速向千行百业渗透，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趋势深刻影响传统的生产方式，对传统就业岗位造成一定冲击。数智技术的岗位替代效应显著减少了低技能就业岗位。例如，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运用降低了对于执行常规性、重复性、标准化工作任务的中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对现有工作岗位产生负面冲击，形成技术性失业。同时，数智技术的岗位创造效应催生远程工作、人机协作等多元工作方式，刺激智能化相关职位需求快速增长。与快速迭代的数智技术相比，劳动力技能提升速度相对较慢，因而短期内稳就业依然面临较大压力。从长期看，在数字化浪潮推动下，更多元化的新就业形态将广泛衍生，形成新的岗位需求。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机遇与挑战并存，必须积极拥抱数字化浪潮，探索数字技术助力就业的新路径，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必须聚焦重点领域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面对内外部环境演变和就业矛盾变化，只有坚定信心，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继续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于重点领域加力挖潜扩容就业岗位，才能有力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支持经营主体稳岗扩岗，有效应对外部环境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弘扬企业家精神》中指出：“当前，就业压力加大，部分劳动者面临失业风险。关爱员工是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的一个重要方面，要努力稳定就业岗位，关心员工健康，同员工携手渡过难关。”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采取有效措施推动企业增加就业岗位对于稳就业、保民生至关重要。受到美国单边关税政策的影响，涉美出口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稳岗用工面临较大挑战，稳岗压力沿着外贸产业链向上下游配套企业蔓延。有效应对外部冲击影响，需要以支持经营主体稳岗扩岗为抓手，建立援企稳岗常态化机制，落实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吸纳就业补贴、重点群体税收优惠等政策。对于受美国加征关税影响大的企业，要从供需两端发力，用好用足存量政策、迅速推出增量政策、提前研究储备政策，更大力度减负稳岗扩岗。

打造就业友好型产业，积极顺应增长动能转换。习近平总书记在《开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中指出：“把就业摆在突出位置，城镇产业发展和乡村产业培育都要重视扩大就业容量。”基于经济发展长周期视角，只有积极顺应增长动能转换，打造就业友好型产业，才能从根本上促进就业扩容提质。要努力推动产业升级，创造更多高质量岗位。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壮大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增强新产业的就业吸纳效应；加快推动生产性服务业融合、生活性服务业多样化发展，进一步扩大就业容量。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和就业扩容提质相协调。健全就业影响评估机制，推动重大政策制定、重大项目确定、重大生产力布局与岗位创造、失业风险评估同步开展。

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努力拓展就业增长空间。2014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上指出：“要把握好科技创新和稳定就业的平衡点，既要坚定不移加快创新，也要实施有效的社会政策特别是教育和社保政策，解决增强劳动人口就业能力和保障基本生活问题，确保社会大局稳定。”随着数智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走向深入，以平台经济、零工经济、共享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形态竞相发展，催生新就业形态，创造了大量岗位需求，支撑就业形势总体稳定。新就业形态呈现数字驱动、网络支撑、平台协同的灵活用工新特点，成为吸纳就业的新“蓄水池”。与此同时，新就业形态存在社保覆盖率较低、劳动收入波动较大、职业发展相对受限等短板。要辩证看待数智技术创新发展对就业造成的冲击，积极适应数智时代就业新变革新趋势，在把握数智技术发展新机遇、构筑数智时代大国竞争新优势的同时，通过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等方式，放大数智技术就业创造效应，努力拓展就业增长空间。

加强政策协同，持续促进就业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科学谋划“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充分就业，必须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引，把握时代特征、聚焦重点领域，加快构建部门协同、上下联动、服务精准、管理科学的高质量充分就业工作体系，持续促进就业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坚持就业优先导向，强化就业政策与各类政策协调配合。习近平总书记在《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指出：“经济工作从来都不是抽象的、孤立的，而是具体的、联系的。”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有机整体，只有推动各领域各环节紧密配合、协同共进，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要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强化政策统筹，确保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打造就业友好型政策。一是推动就业政策与产业政策有机衔接。统筹推进传统制造业、服务业转型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和就业扩容提质相协调。二是加强就业政策与区域政策协同联动。积极引导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努力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三是强化就业政策与其他经济社会政策同向发力。推动就业政策与分配政策协同发力，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加大对灵活就业的保障支持，为灵活就业营造良好环境。

构建高质量和谐劳动关系，完善劳动者的劳动权益与就业服务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指出：“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困”。只有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与时俱进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健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才能切实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劳动者合法权益。一是完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劳动权益保护体系。积极推进新就业形态领域的立法与劳动争议调解等工作，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公共服务和权益保障，建立与新就业群体劳动强度相匹配的收入分配机制。二是加强对重点就业群体的就业支持与引导。完善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支持政策，促进退役军人高质量就业，拓展农民就业增收新渠道。三是加快构建就业质量评估体系。探索确立有助于就业政策落地、可供国际比较的就业质量评价标准，可从就业环境、劳动保护、重点行业与重点群体就业情况等就业质量维度，探索设置相应的考核评价指标。

加大“投资于人”力度，构建匹配产业发展的人力资本积累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中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把推动高质量发展放在首位，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强发展能力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提升全社会人力资本和专业技能，提高就业创业能力，增强致富本领。”提升就业质量，必须加大“投资于人”力度。只有不断提升劳动者素质，更好保障人的尊严，创造更多发展机会，才能形成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要健全数智技能人才培养体系。充分发挥“链主”企业在数智技能人才培养中的关键作用，深化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机制，建设数智技能资源供给体系，打造数智技能重点攻关平台。优化劳动者职业培训和发展环境。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建立多元化的培训经费投入和保障机制。优化劳动者职业发展环境，健全人才评价选拔机制，拓展技能人才职业发展通道。

发展新质生产力如何做到“因地制宜”

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发展新质生产力，反复强调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出“不能大呼隆、一哄而起、一哄而散，一定要因地制宜，各有千秋”“‘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更好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遵循。

在实践中，新质生产力已经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在此背景下，进一步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什么要高度重视“因地制宜”？

从宏观层面看，我国推动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依然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个不平衡不充分，既体现为城乡区域发展水平尚有明显差距，又体现为不同地区的发展基础、资源禀赋和能力潜力存在显著差异。不同地区因自然地理和社会条件不同，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产业体系。如东北地区具有良好的重工业基础，东部沿海地区拥有发达的轻工制造业。如果将观察的层面细化到具体省市乃至乡镇，就会发现，各地的资源禀赋大不相同，在产业发展上也各具特点。

就发展实际而言，传统产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仍是我国经济的重要支柱。尤其是一些劳动密集型行业，对地方经济发展、就业稳定和财政收入增长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不能将其当成“低端产业”简单退出，而是要基于现实基础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最终实现新旧动能平稳接续与有效转换。如东北地区可依托原有重工业基础推动装备制造业升级，东部沿海地区则可发挥轻工制造业优势拓展高端品牌与定制化生产。

当前，一些地方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还存在盲目行为。有的地方未能正确认识“立”与“破”的辩证关系，一味求新求异求快，将大量人力、土地和财政资源投入到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之中，却未充分考虑到自身缺乏相应的产业基础，结果新的产业长期停留在概念和宣传展示层面，不仅产业发展与实际严重脱节，而且压缩了传统产业的发展空间，影响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这些都说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那么，如何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把握好因地制宜这一科学方法呢？

一是全面深刻理解新质生产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但这并不意味着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就等同于发展新质生产力，也不意味着传统产业经过转型升级就不能形成新质生产力。应跳出“新产业依赖症”，摒弃片面的“抄作业”思维，需聚焦地方优势资源，做好“老树发新芽”的文章。既要坚持三次产业融合发展，又要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在稳基础的前提下前瞻性布局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二是重视用好“穷办法”和“土办法”。一些过去行之有效的“穷办法”“土办法”在着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今天仍具有意义和价值。所谓“穷办法”，就是在特定发展阶段和资源条件下，采取符合本地实情、实效明显的产业发展路径。所谓“土办法”，主要是充分挖掘地方各种资源条件，在尊重地方性知识、文化传统和产业基础的条件下，寻找适应当地的办法。要认识到“穷办法”“土办法”里也有“真知识”，也能长出“富产业”，必须力戒形式主义，把有限的资源和力量用在刀刃上，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和产业发展质量。

三是强化产业链协同与新旧产业联动。立足本地已有优势产业，运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推动产业链各个环节实现效率和质量的提升。一方面，优化产业布局与形成协同机制。制定科学的产业协同发展规划，明确特色主导产业，推动资源向重点领域集中，避免产业过度分散。针对多样化的传统产业，可通过产业关联分析筛选具备协同潜力的行业，推动形成配套联动。同时，以产业园区为载体打造产业集群，促进企业集聚和形成规模效应。另一方面，增强链主企业的带动作用。鼓励链主企业开放技术接口与数据平台，引领上下游中小企业共同推进数字化转型升级。针对产业链条较短的问题，可开展强链补链工程，通过精准招商吸引配套企业，弥补关键环节缺失。

四是自觉将基层创新与顶层设计相协调。中央提供方向性指引和制度保障。地方因地制宜探索实践路径，也可以通过先行先试形成可复制经验。这种“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符合复杂经济系统的演化规律。因地制宜不是分散化，而是精细化统筹的一种高级形态，强调在国家战略指引下，基于地方比较优势实现资源最优配置。这正是实事求是的具体体现，也是新质生产力能够真正扎根成长的关键。

还要看到，新质生产力发展可能伴随着就业结构变化、劳动力技能需求升级等现象。例如，传统工业基地需兼顾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超大型城市要考虑新兴场景对新就业群体的影响，等等。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各地将本地纷繁复杂的历史、文化、社会等非经济因素纳入到经济政策的评估当中，同步设计社会政策，防止出现“合成谬误”。需更加重视通过市民服务热线等渠道聆听社会声音、汲取群众智慧、做好社会动员，从发展视角努力补齐现存民生短板，在回应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中开拓经济发展新空间。

赋能“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绿色低碳转型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将持续深化绿色基建、绿色能源、绿色交通等领域合作，通过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专项资金，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提升能力建设。”“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实现现代化的任务艰巨。同时，这些国家生态系统和自然条件大多复杂多样。共建绿色“一带一路”遵循人类命运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等重要理念，成为促进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实践。

促进能源产业转型升级，增强绿色“一带一路”动力。作为世界绿色发展的坚定行动派、重要贡献者，我国是全球能耗强度降低最快的国家之一，构建了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建成了全球最大、最完整的新能源产业链，贡献了全球1/4的新增绿色面积……共建绿色“一带一路”，统筹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将自然资源转变成绿色生产要素，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将绿色低碳技术融入相关国家和地区绿色产业发展和能源转型中。截至今年6月，我国已与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并与多个发展中国家签署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文件，通过开展一系列合作交流，赋能“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绿色低碳转型。

推进绿色基建，筑牢绿色“一带一路”根底。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深化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重要支撑，基础设施建设是推动互联互通的重要基石，同时也是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发展瓶颈。中国在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上具有全球领先的能力，同时也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重要理念深度融入绿色“一带一路”基建项目中。例如，由中企为主投资方投资建设的巴基斯坦卡洛特水电站，在溢洪道设置生态流量泄放孔和闸门，用于机组停运期间泄放生态流量；在肯尼亚，中企在修建蒙内铁路时增加桥墩高度、设置声音屏障，以保护野生动物的迁徙通道；等等。

统筹生态治理，提升绿色“一带一路”实效。多年来，我国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加大生态环境治理力度，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持续深入推进，应对气候变化成效显著，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积累了不少好的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在共建绿色“一带一路”中，我国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贯穿于项目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各方面、全过程。比如，在应对荒漠化问题上，我国与有关国家启动了“一带一路”防治荒漠化合作机制，分享在荒漠化防治方面的成功经验，促进荒漠化、沙尘暴风险评估和监测一体化遥感信息应用，通过信息共享平台，支持荒漠化防治项目，相关经验正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开花结果。在埃及，中国的节水梯田模式帮助西奈半岛山区涵养水源；在乌兹别克斯坦，中方协助进行的咸海生态修复项目不仅改善了当地生态环境，还为当地居民带来了经济收益……这些探索努力和丰硕成果，成为绿色“一带一路”的生动注脚，为全球绿色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复旦大学大气与海洋科学系）

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的原创性贡献与实践伟力

巩固和发展中华民族大团结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在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从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战略高度创造性提出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揭示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的精髓，丰富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全社会协同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这一原创性理念中的“共建”二字饱含深邃的理论意蕴、放射出耀眼的思想光芒。中华民族共同体既需要汉族和少数民族共同建设，也需要民族地区和非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东中西部地区共同建设；既需要全国各族人民携手共同建设，也需要社会各界、各方面齐心协力共同建设。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总书记向包括西藏各族人民在内的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发出的时代号召，是对我们党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远见卓识的彰显，是对我们党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历史经验与智慧的思想凝结和升华。

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马克思主义强调，民族作为共同体的重要形式，是历史的现象，要到共产主义社会才会消亡；有民族存在，就会产生民族问题，就需要解决民族问题。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后，面对不同时期的民族问题，团结带领各族人民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可以说，这条正确道路的形成与发展，就是党领导各族人民共同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过程。这条道路是各族人民共同探索出来的，需要各族人民共同坚持与维护。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持续推进民族领域的“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以引导各族人民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为总纲，不断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构建基础理论、完善制度设计，以夯实各族人民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理论和制度为基础拓展这条正确道路。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不断取得新突破。当今世界有2500多个民族，分布在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绝大多数都是多民族国家，都面临着解决民族问题的任务。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解决民族问题，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关键要找到符合本国实际的正确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已经找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不需要其他任何人对我们指手画脚、充当‘教师爷’。”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首次用“八个坚持”科学提炼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的内涵，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重大突破。党探索解决民族问题与开展民族工作的实践不断发展，党的民族理论创新随之不断深化。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系统总结新中国成立70年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民族工作的成功经验，进一步提出“九个坚持”。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系统总结党的百年民族工作的成功经验，站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高度，进一步提出以“十二个必须”为基本内容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从“八个坚持”到“九个坚持”，再到“十二个必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不断实现新的重大突破。

科学揭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的本质。科学有效地解决民族问题是一项世界性难题。我们党在探索解决民族问题的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既超越中国传统的民族事务治理的局限，又摆脱西方国家民族事务治理的困境，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之所以正确，本质在于党始终将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共同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底层逻辑，在于这条道路始终“着眼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和整体利益，最大限度把各民族凝聚起来，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始终“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确保各族人民真正获得平等政治权利、共同当家做主人”；始终“正确把握维护国家统一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关系，坚持统一和自治相结合、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相结合，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这条道路之所以被各族人民共同维护，说到底在于维护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性、统一性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

坚持和不断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凡将立国，制度不可不察也”。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们党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我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重要制度保障。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民族问题是发展变化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要持续发挥应有作用，必须在坚持的基础上适应民族问题的变化不断完善。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民族工作的新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确保国家法律法规实施，支持各民族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在新时代坚持和不断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是要使其围绕动员各民族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力，以有利于巩固国家统一、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有利于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为着力点，切实做到统一与自治相结合、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相结合。

完善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理论

民族是人类最具生命力的组合形式之一，民族意识则是民族的核心要素。以无产阶级革命原则、社会主义原则推动各民族构建多民族共同体，是无产阶级政党解决民族问题的必然途径。然而，在一些马克思主义政党及其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史上，多民族共同体建设理论基本上是空白的，实践是失败的，其以苏联为代表。中国共产党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摆脱苏联民族理论政策的影响，得以探索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地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形成我们党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大发展，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多民族共同体建设理论的形成，科学回答了统一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有效增强各民族凝聚力、有效解决国内民族问题，最大限度团结各族人民建设现代化的问题。

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以“整体论”与“部分论”、“全局论”与“重点论”的辩证统一丰富了我们党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理论。

推动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中华民族具有百万年的人类史、1万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时间长河里，中华民族从多元凝聚为一体、从历史走向未来、从传统走向现代，彰显出独特的形成发展规律。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及其规律，西方民族理论无法解释，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也无法直接解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要立足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遵循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科学揭示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道理、学理、哲理。”这一重要论述既阐明了构建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重大意义、根本价值，也为我们科学构建这一理论体系指明根本方向。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蕴含与强化了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这一重要命题。

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要旨。民族是人类社会近代以来最具动员力、凝聚力的社会要素之一。这是一条社会规律。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后始终在遵循这条规律，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对这一规律的运用并不成功，根源就在于没有充分认识到以马克思主义为引领增进各民族共同性、建设多民族共同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中对民族发展规律的把握与运用在总体上是成功的，根源在于遵循了引导各族人民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底层逻辑。新时代以来，我们党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相关论述，始终围绕动员、引导、推动我国56个民族和各地区增进中华民族的共同性与共同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而展开，最终都指向如何建设好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历史必然。”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是对这一伟大实践的根本特征与要旨的彰显。

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发力点。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造福我国56个民族的伟大事业，需要56个民族共同努力。边疆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分布最多、最广的地区。边疆地区与14个国家接壤，是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是确保国土安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是抵御敌对势力破坏、渗透的前沿阵地。边疆地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工作极端重要、任务十分艰巨，其成效事关党的民族工作全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边疆各族人民，多次亲临边疆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视察，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提出“治国必治边”重要战略思想，形成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建设海洋强国等一系列重要论断、重大方略战略，鲜明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纳入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治疆方略，把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作为边疆民族地区工作的主线，夯实了动员边疆地区、重点区域与各方力量共同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发力点。在这层意义上，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成为习近平总书记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重要论述的集大成者。

开辟全方位协同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实践路径

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落脚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则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核心。新时代以来，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一项需要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与社会各方面共同参与的系统工程，也是一项需要一代代中国人接续奋斗的伟大事业。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彰显了这一系统工程、伟大事业的本质特征，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强大思想动能。

党对民族工作、边疆治理工作的全面领导不断加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各族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和完善党的全面领导，是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根本政治保证。”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体制机制得到系统性重塑，党委统一领导、政府依法管理、统战部门牵头协调、民族工作部门履职尽责、各部门通力合作、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格局得以形成与不断完善。党的全面领导在治藏方略、治疆方略以及在整个边疆治理方略中得到切实贯彻，边疆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得到历史性提升。

全面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持续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我国各民族人心凝聚、团结奋进的强大纽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顺应中华民族从历史走向未来、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多元凝聚为一体的发展大趋势，深刻理解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得到广泛践行，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被纳入干部教育、党员教育、国民教育和社会教育体系，文化润边、国防教育和国家安全教育深入实施，以增强“五个认同”为目标的文艺展演、文博展陈、文学创作、体育赛事等出彩出效，一大批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中华民族形象得到树立与凸显，以促进人心相通为目标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国家统编教材推广事业得到全面发展，各族人民团结凝聚的精神纽带持续强化。

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现代化发展水平和民生福祉空前跃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一个民族都不能少。”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坚持和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把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发展纳入中国式现代化战略全局，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全方位融入国家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脱贫攻坚成果巩固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富民兴边行动深入实施，团结固边、产业兴边成效日显，生产生活基础设施、自我发展能力、人民生活水平、生态环境保护等均得到空前改善。以西藏为例，新时代以来，堪称世界级难度的拉萨至日喀则铁路、拉萨至林芝铁路、墨脱公路建成通车，西藏公路通车里程达12.49万公里，乡镇和建制村公路通达率100%，开通航线183条，天堑变通途；清洁能源、文化旅游、高原轻工业等产业蓬勃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初步建立；74个贫困县全部摘帽，62.8万建档立卡贫困户实现脱贫，彻底摆脱了束缚千百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2024年分别增至55444元、21578元，在全国率先实施从幼儿园到高中的15年公费教育；全区50%以上的国土纳入生态保护红线，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99.7%以上，主要江河湖泊水质100%达到或优于Ⅲ类水体。

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全方位深化。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在理想、信念、情感、文化上的团结统一，守望相助、手足情深。”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不断优化对口支援、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积极制定支持各民族人口流动融居的政策，不断丰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空间和场景。民族工作部门制定出台以“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等为代表的专项政策，持续优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各民族在空间、经济、社会、文化和心理等层面的全方位“互嵌”日益凸显。

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得到切实保障。党领导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是国家核心利益之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教育引导各民族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传统，自觉维护祖国统一、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摆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民族工作、边疆治理等领域深入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切实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牢牢掌握了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战略主动权，为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赢得了宝贵的稳定红利。

构筑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习近平主席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不仅重塑了中国的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格局，更以深刻的实践智慧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确立了绿水青山的多元价值，既包括净化空气、涵养水源的生态价值，也包括孕育生态产业、创造经济收益的发展价值，更有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社会价值，打破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对立的固有认知，筑牢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价值根基。这一理念的革新，让生物多样性保护从单纯的环保议题，升华为关乎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命题，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从“被动守护”转向“主动融入”发展全局，为协同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指引下，近年来，中国通过多方主体参与、多维度实践，构建起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顶层设计，更新发布《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3—2030年）》，组织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着力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立完善生态保护红线制度，有效保护超过30%的陆域国土面积，旗舰物种数量持续增长，藏羚羊数量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不足2万只恢复到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野外种群数量从40年前的仅存2群不到10只增长到7群42只。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稳步提升，长江、黄河、澜沧江源头实现整体保护。稳步推进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长期保存农作物、畜禽、林草等实物种质资源超300万份。这一系列举措推动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安全屏障，给子孙后代留下珍贵的自然资产。

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中国注重以自然承载力为基础，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协同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建设，探索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各界参与、市场化运作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激发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内生动力。例如，浙江安吉依托全国首个县级竹林碳汇收储交易平台，将翠竹转化为可量化的“碳资产”，开创“竹子变票子、资源变资本”的生态共富模式，为全球竹林生态系统价值转化提供了“中国样本”。中国竹林碳汇方法学，为竹林碳汇项目的开发及进入碳减排交易市场提供了规范的计量与监测标准，在全球范围率先建立了竹林碳汇交易的规范体系。通过与国际竹藤组织等机构合作，该方法学在肯尼亚、埃塞俄比亚等国家得到推广和应用。同时，中国不断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宣传教育和科普活动，在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世界野生动植物日等时间节点举办系列活动，进一步增强公众保护意识。从社区居民参与生态管护，到志愿者投身物种监测，再到公众践行绿色消费，全体民众共同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

面对全球物种灭绝加速、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挑战，中国坚定践行多边主义，积极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合作。作为《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主席国，中国推动达成“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率先出资成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首批支持的9个小额项目覆盖15个国家，旨在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共同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通过“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中非合作论坛等平台，分享自然保护地管理、生态产业发展经验，与俄罗斯、蒙古国、老挝、越南等国共建跨境自然保护地和生态廊道，推动全球超过80个国家受益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南南合作”。中国与世界各国一道，共同守护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为破解全球生物多样性危机、推动可持续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坚持走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

日前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城市工作的总体要求是“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习近平总书记现代化人民城市理论具有原创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的重要论述具有战略性指导意义。“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凝结着对城市发展本质规律深刻洞见，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城市发展领域的原理性理论成果和引领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本质型经济范畴。这是引领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也已成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总体进程的核心动能。

核心维度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对我国城市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作出精准研判，明确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正是适应形势变化，同时着眼于中国式现代化长远图景而精心铺就的、烙刻鲜明时代印记的城市发展通途。

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的核心维度是面向现代化的城市高质量发展。党的二十大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城市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载体，其发展质量直接关乎中国式现代化的成色。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将现代化基因全方位深层次嵌入城市发展肌理，以现代化为导向塑造城市系统，旨在锻造具有高度现代化水平的城市体系，实现城市综合实力与竞争力跃升，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坚实基座，本质是追求更高能级、更可持续的城市发展形态。

进入新时代以来，党中央坚持把城市作为有机生命体系统谋划，这一理念决定了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是集成多维度深层次内涵的系统性创新。城市作为复杂系统，包含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等多个子系统相互嵌套、动态演化。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深刻洞察城市的系统性特征，强调从整体上把握城市发展规律，实现各子系统之间协同共进。在经济领域，注重培育新兴产业，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构建创新策源型现代产业体系，锻造城市经济的核心竞争力与安全韧性；在社会领域，织密社会保障网络，激活就业创业活力，推动公共服务优质均衡，营造公平正义、和谐有序的社会生态；在生态领域，笃行“两山”理念，强化生态修复保护，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实现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永续图景；在文化领域，深植传统根脉，弘扬核心价值，涵养独特城市精神，提升文化软实力与全球影响力。

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之所以能够稳步推进、行稳致远，关键在于生动彰显人民本位意蕴。广大人民群众是推动城市发展的主体与归宿，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始终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城市发展的出发点落脚点。在城市规划建设中，确立人民主体地位，拓宽参与渠道，使城市蓝图真正映照民心所向；在成果共享方面，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问题，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质量与均等化水平，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将人民放在城市发展中最高位置，让人民拥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真正实现“城市发展为了人民、城市发展依靠人民、城市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三大逻辑

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城市发展的思想为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发展，是在借鉴汲取西方经济学对城市发展的传统分析后的现代超越，体现了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

理论逻辑——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深刻揭示了城市发展的内在规律，指出城市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不断深化的结果。城市的发展与生产力水平紧密相连，生产力的进步推动着城市规模的逐步扩大、功能的日益完善以及结构的持续优化。

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城市发展的基本原理，并紧密结合中国实际，深入研究新时代我国城市发展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丰富和拓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城市发展的理论内涵。对于西方经济学在城市经济增长、空间布局、产业结构等方面的分析，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秉持科学扬弃态度，洞悉其理论局限，依托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深入探究中国城市发展的独特规律，实现了立足本土、批判性的理论超越。

历史逻辑——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发展的实践历程，可以清晰梳理出一条从侧重规模扩张转向聚焦质量效益、从追求增长速度转向注重内涵发展、从单体城市突破迈向区域协同共生的历史逻辑主线。

改革开放初期，为迅速推动经济发展，我国城市发展侧重于规模扩张，通过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和基础设施投资，快速扩大城市空间范围，吸引人口与产业集聚。这一阶段的城市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也随之带来了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城市病等一系列问题。随着对城市质量提升重要性紧迫性的认识深化，质量优先、效益为重、协调发展的理念逐渐成为共识。从单纯追求增长速度逐步转向更加注重发展质量效益，大力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积极培育新兴产业，提高经济发展可持续性。与此同时，城市发展模式从单一城市孤立发展向区域协同发展转变，城市群、都市圈建设促进城市之间的要素自由流动与资源共享，实现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发展。这种发展理念的传承与演变，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城市发展实践中对城市发展规律认识不断深化的生动体现。

实践逻辑——

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是在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宏观背景下谋划并推进的，呈现出以创新驱动为核心动力、以绿色发展为鲜明导向、以开放合作为重要途径的实践逻辑。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将创新驱动作为核心动力，全力推动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等各方面创新。通过培育壮大创新主体，搭建多元化创新平台，优化创新生态环境，充分激发全社会的创新创造活力，以新质生产力引领城市发展新征程。

递进链条

“十五五”时期是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的重大现实意义在于为城市发展廓清了着力点和动力源。

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内含一条递进式发展链条：以创新为逻辑起点、以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动能载体、以区域协同为空间优化、以绿色发展为价值归宿。这一发展链条不仅体现“中国特色”“现代化”等关键词内涵，而且标明了未来城市发展的着力点动力源。

以创新为逻辑起点，要求深刻把握创新作为城市现代化核心引擎的根本属性，表现为产业组织形态、价值网络链接与全球竞争位势的整体跃迁，为城市持续繁荣提供坚实的物质载体。当高端产业对要素配置效率、市场通达性、功能互补性提出更高要求时，打破行政藩篱、构建组团式网络化的城市群都市圈体系就成为内生诉求。区域协同的本质是优化创新与产业要素在更广阔空间尺度上的流动与组合，释放聚合效应与规模效率，使城市功能在空间竞合中实现最优配置，从而提升国家城市体系的整体效能。

进一步而言，创新驱动、产业跃升与空间协同所释放的巨大发展势能，最终必须接受绿色发展理念的内在约束。绿色发展要求将生态理性深度嵌入城市发展，在空间生产、资源配置、社会运行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构建动态平衡的共生关系，确保经济繁荣不以透支生态资本为代价，使城市发展成果真正惠及当代与未来，实现经济活力、社会包容与生态永续的辩证统一。

中国方案

在现有探索实践中，“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已展现出对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支撑力，有力地证明了这条新路的真理性与实践价值，为当代中国城市发展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法路径，成为当代中国城市发展的“本土道理”。

同时，这条新路的意义绝不止于本土。面对全球城市普遍遭遇的“城市病”、环境危机、社会撕裂等新挑战新问题，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的人民中心观、创新驱动论、绿色发展观、区域协同论等理念与方法为破解这些全球性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和全新视角。

深刻认识“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必须从原理性理论成果和本质性经济范畴的高度出发，既要深入挖掘其蕴含的丰富内涵，系统揭示其理论渊源与重要价值，又要紧密结合现实，准确把握其引领时代发展的实践价值与更高维度的深远意义。唯有如此，才能在新时代城市发展的征程中，走好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更大贡献。

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强大精神力量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当前，我们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在抓好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持续抓好精神文明建设。新时代新征程，精神文明建设要有新气象新作为，必须推动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

没有正确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一刻也离不开党的创新理论的科学指引。党的创新理论为我们从纷繁复杂的事物表象中探求规律、不断攻坚克难，提供了行动指南和方法论引领，必须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凝心铸魂。

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是“活的马克思主义”、管用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引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行动指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我们党之所以能团结带领人民不断取得胜利、创造辉煌，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拥有共同的理想信念是我们国家团结一致向前进的精神支撑。坚定的理想信念，必须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之上。推动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必须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引导人民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核心价值观作为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和一个国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是一个国家的重要稳定器，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推动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需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发展壮大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以共同价值追求来凝聚人心、汇聚民力。

理论强，才能方向明、人心齐、底气足。需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不断提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保持对理想信念的清醒认知和执着追求。使广大党员干部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这个看家本领，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处顺境时不骄傲不急躁，处逆境时不消沉不动摇。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把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提升人民生活质量的科学决策和有效举措，落实到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全过程。

注重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最终目的是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必然要求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只有二者相辅相成、协同发力，才能推动社会发展水平整体跃升。实现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对推进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方面，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不断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各项任务，加强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传承中华文明，促进文化自信自强与开放包容相互协调、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推动科技创新创造相互融合，不断彰显中国精神、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思想引领力、文化凝聚力和精神推动力。

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需通过看得见、摸得着的方式创造实实在在的载体，寓教于乐，入耳入脑，深入人心，潜移默化。要重视发挥文化养心志、育情操的作用，涵养全民族昂扬奋发的精神气质。充分发挥文化“化人”“育人”的作用，提高文化原创力、推出更多精品力作，提升文化产品的品质质量、审美趣味和精神境界，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断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水平，通过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以文化人，更好聚人心、暖民心、强信心，充分激发广大干部群众改革创新、振兴发展的激情和斗志。

形成向上向善的社会风尚

进一步形成向上向善的社会风尚，既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精神力量，必须加强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促进人们形成善良的道德意愿、道德情感，培育正确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责任，提高道德实践能力尤其是自觉实践能力。

统筹推动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是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的有效途径。在精神文明建设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系统观念，绵绵用力、久久为功。聚焦城乡精神文明建设焦点问题，统筹资源，凝聚力量，共绘城乡融合发展“最大同心圆”；顺应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不断升级的新趋势，持续更新观念、创新载体；提高文明城市创建质效，以文化力量滋养乡土、赋能乡村振兴，推动文明乡风建设，弘扬新风正气，倡导科学精神，推进移风易俗，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

道德是社会文明进步、团结和谐的基石。推动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必须加强公民道德建设。要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着力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引导人们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需注重树立模范典型，让榜样成为看得见的“方向标”、摸得着的“参照物”、学得到的“活教材”，通过道德模范的榜样力量，助力营造崇德向善的浓厚社会氛围。

构建精神文明建设长效机制

制度是管根本、管全局、管长远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着眼于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对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改进创新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工作机制，建立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等作出重要部署。推动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需形成齐抓共管的精神文明建设长效机制，将各项改革任务落到实处。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深化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规律性认识，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把加强党的领导贯穿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各方面全过程，把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深化改革创新，把握精神文明建设的时代特征和发展规律，贯通推进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和多样化载体营造精神文明建设氛围。广泛动员社会参与，提高人民群众对精神文明建设的参与度和认同感，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精神文明建设的良好局面。

清醒认识西方二战史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苏联、美国、英国等反法西斯国家并肩作战，为人类文明的生存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由于西方国家在国际舆论、学术研究、媒体话语等方面长期居于主导地位，随着战后国际格局的变化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延续，西方的二战历史书写与传播逐渐产生严重的历史真相偏差，导致历史虚无主义盛行。不少西方学者通过选择性记忆、价值模糊化和叙事重构等隐蔽手段，解构二战历史的客观性和整体性。具体表现为：以西方中心主义重塑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叙事，贬低东方战场战略价值、夸大西方贡献，并以现实政治需求重构历史评价标准。这对全球二战的集体历史记忆构成了严峻挑战，我们要高度警惕并坚决遏制历史虚无主义在二战史研究中的盛行。

西方中心主义主导下的历史叙事偏差长期存在。西方历史虚无主义最突出的表现，是以西方中心主义为出发点构建二战叙事，强调欧洲战场和英美国家的主导作用，淡化甚至否认包括中国、苏联在内的其他国家在战争中的历史地位和实际贡献。二战起点界定的政治性选择是西方中心主义最显著的体现。西方主流历史叙事将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作为二战起点，这种起点界定方式完全抹杀了中国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壮烈历程，也无视埃塞俄比亚1935年抗击意大利侵略的早期反法西斯斗争。战争叙事框架的欧洲化，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另一集中表现。美国总统罗斯福首次提出“二战”概念时，刻意将其与第一次世界大战联系起来，赋予这场战争以欧美为中心的“道德连续性”。西方学界强调二战与一战的历史连续性，却忽视其全球反殖民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维度。西方主流叙事中极少提及“慰安妇”、东南亚强制劳工、印度参战贡献等非西方视角，而是构建起以欧美为主角的叙事体系。

全球史叙事中的“东方战场边缘论”成为突出问题。近年来，全球史在西方学界成为一种趋势，试图以跨国视角重新构建历史叙事。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东方战场尤其是中国抗战的角色，仍旧被边缘化、低估甚至歪曲。“中国战场配角论”“抗战被动论”“中缅印战场是太平洋战场的附属”等观点在西方学术界屡见不鲜。西方学界所谓主流观点错误地认为，中国在抗战中的贡献是间接的，主要表现为通过与日本的消耗战拖住了日军，损耗了其资源，从而间接帮助美国及其他盟友取得胜利，对于改变战局的影响有限。这些错误论断完全无视中国牵制日本陆军主力的历史事实，忽视中国长期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战略意义。这种将中国战场简单地归类为“边缘”的论调，削弱了中国作为反法西斯战争独立参与者与决定性力量的历史地位，无疑是对中国贡献和中国人民所作牺牲的歪曲和抹杀，本质上是对历史正义的无视与掠夺。“东方战场边缘论”的根本危害在于，它割裂了二战作为全球性冲突的整体性，抹杀了反法西斯战争的多中心性质。

意识形态主导的欧美“解放者叙事”传播广泛。随着冷战格局确立，意识形态分野成为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也深刻地影响了西方对二战历史的书写。在这种背景下，所谓“解放者叙事”逐渐成为西方国家历史叙事的主线之一。这一叙事将英美等西方国家塑造成“正义的化身”“欧洲的解放者”，并且通过影视作品等强调其在诺曼底登陆、解放法国、击溃纳粹德国等行动中的英雄主义角色。对比之下，苏联在东线战场的决定性贡献、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在西方话语体系中被刻意地系统性忽略。冷战意识形态使西方叙事长期贬低苏联的战争贡献，将斯大林格勒战役等关键战役边缘化，同时夸大西线战场如诺曼底登陆的作用。西方主流叙事将中国抗战简化为“等待外部救援的被动抵抗”，无视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战略预见、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战场的主动出击、中国远征军在缅甸战场的重大贡献等史实，贬低中国抗战的自主性和战略价值。历史虚无主义者通过这种叙事策略，不仅贬低了中苏等国的历史贡献，更建构起错误的二战价值体系——将一场人类正义力量共同对抗法西斯暴行的全球抗争，简化为西方民主国家拯救世界的英雄传奇。

选择性历史记忆和纪念活动大行其道。在西方二战研究与公共叙事中，选择性历史记忆和纪念活动日益凸显，成为历史虚无主义的重要表现。一方面，日本“受害者叙事”的历史虚无主义正在悄然扩展。这类叙事通过颠倒战争责任、重构历史角色，模糊了法西斯与反法西斯的界限。比如有学者强调广岛、长崎原子弹轰炸的苦难，刻意回避日本侵略行为本身，将日本包装为“战争受害者”。另一方面，纪念活动呈现出明显的倾向性与片面性。西方学界对于二战的欧美历史记忆发掘较为深刻，高度聚焦诺曼底登陆等英美主导战役的纪念活动，对俄罗斯的二战纪念活动表示漠视甚至抵制。

历史虚无主义在西方二战研究中的种种表现，绝非单纯的学术分歧，而是关乎人类集体记忆建构、战后国际秩序合法性和世界和平发展前景的重大问题。因此，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二战史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中国学界应加强对抗战历史的深入研究与国际化传播，提升中国学术话语的国际影响力，系统批驳西方二战史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观点；推动二战历史的全面教育，推动主流媒体、影视作品讲好中国抗战故事，强化国家记忆与公众历史自觉；深化国际交流合作，与世界各国有识之士共同推动真实、公正、多元的二战历史叙事体系构建，捍卫反法西斯战争的共同记忆。

全球安全倡议：建构新型安全理论的整体图景

全球发展离不开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打造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是人类的夙愿。2022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首次提出全球安全倡议，为维护世界和平安宁提供了中国方案。2023年2月，中国发布《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全面系统地阐释了中国维护全球安全、实现世界持久和平与发展的核心理念与原则，并提出20项重点合作方向、五大合作平台和机制。全球安全倡议提出3年多来，中国为应对各类安全挑战、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而积极努力。全球安全倡议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安全和外交领域的原创性概念、标识性概念，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共识，得到世界广泛赞同和响应。

全球安全倡议及时、深刻回应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背景下的安全困境

习近平主席指出：“安全是国家发展的前提，平安是人民幸福的生命线。”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全球安全形势和安全治理出现新动向，人类在安全方面的共同挑战更加复杂严峻。

全球安全问题凸显跨领域性、跨国性的复合态势。安全是人类永恒的话题，关乎每个国家和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以往，在国际社会中，安全主要指向国家安全，即国家政权和主权的安全，属于传统安全范畴。近几年，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巴以冲突的再起等，使传统安全问题重回人们的视野。同时，全球气候变化、跨国恐怖主义、网络领域安全、公共卫生危机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影响人类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这些非传统安全问题打破了国家、地区的界限，将世界各国连接成一个安全共同体。

西方现实主义安全观对全球安全秩序造成严重威胁。西方现实主义安全观在强调国家安全时，以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为前提，强调权力基础上的国家生存，往往将国家带入“安全困境”，即一国安全的提升以他国安全的削弱为代价，国家在安全问题上是零和的，从而导致国家间的冲突与对抗不可避免。近年来，个别西方大国将陈旧的现实主义遏制政策重新搬出来，强调权力博弈与集团对抗，将许多经济、社会、文化的因素“政治化”“武器化”，实行“脱钩”“断链”“退群”等政策。这些举措深刻影响全球安全局势，挑起大国间竞争与对抗，严重威胁全球安全秩序。

传统的全球安全治理难以实现对当下安全问题的有效统筹。当前，国际社会的集体安全困境和全球安全治理赤字持续加剧，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国家安全与全球安全等安全问题相互交织。在全球安全治理中，个别西方国家重视本国安全利益最大化，而忽视治理中多方主体的安全关切以及它们之间的平衡；重视安全治理的“俱乐部式”和小集团的排他性，而忽视治理的包容性和效能；重视安全的主导性，而忽视发展与安全的关系。因此，传统的全球安全治理框架难以实现对复杂多元的安全问题的有效统筹。

在现实中安全问题凸显、理论上部分国家固守西方现实主义安全观的背景下，全球安全倡议的提出有效回应了当今世界的安全问题，是对“世界需要什么样的安全理念、各国怎样实现共同安全”的科学回答。全球安全倡议的提出契合了国际社会求和平、谋合作、促发展的共同愿望，顺应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减轻安全赤字、破解安全难题的共识和力量；这一重要倡议破解了全球安全现实中的零和思维和对抗逻辑，主张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秉持安全不可分割原则，为消弭国际冲突根源、实现世界长治久安提供了新方向；这一重要倡议抓住化解全球安全挑战的关键，在整合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国家安全与全球安全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安全治理路径，为进一步完善全球安全治理提供了新思路，为维护全球安全秩序注入新动能。

全球安全倡议的理论贡献和创新

全球安全倡议以“六个坚持”为核心要义，即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六个坚持”相互支撑、相互融通，共同构成了全球安全倡议对安全理论创新的深层逻辑和内涵基础。全球安全倡议不仅鲜明地强调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深入解答时代课题；而且在安全的整体性、关联性、价值性等方面作出原创性突破，超越了传统安全理论的基本范式。

理论范式的系统性创新：实现从以国家为中心向以人类整体安全为视角的全球安全的重大转变。习近平主席强调：“只有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才能走出一条普遍安全之路。”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成了全球安全倡议的思想主轴，也是安全理论创新的核心意涵。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内涵丰富，单纯从理念的角度去理解是不够的，需要从体系或范式的角度去进行阐释。

“共同”强调的是安全的整体性。在当今各国相互依存的时代，共同安全阐明的是安全理论的本体性转变，即从国家安全本位到全球安全本位的转变，强调国家安全与全球安全相互促进、协同发展。当今世界，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独享安全，安全是不可分割的，各国要从世界整体安全出发来思考国家安全问题，安全的整体性是全球安全的本体论特征。“综合”强调的是安全议题的整合与统筹。针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复杂交织的情形，综合安全主张对安全多元议题进行有机统筹，不仅关注传统安全问题，而且将环境安全、能源安全、网络安全、太空安全等诸多领域的新型安全议题纳入统筹，多管齐下，综合施策，以确保安全维护与安全治理的全局性与协同性。“合作”强调在安全维护方式上的协商与协作。合作安全反对在安全问题上的冲突性思维以及封闭性的集团对抗方式，主张国家之间坦诚对话、求同存异、增进战略互信，以合作促安全。“可持续”关注安全的长远性和共生性。安全问题是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的长期性问题，贯穿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必须关注安全的长远未来，对安全进行前瞻性设计，同时将安全与发展相统筹，构建发展中的安全维护机制，从而使各行为体之间的关系真正从共存性走向共生性。

总体来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作为全球安全倡议的理念根基，实质上是安全理论的系统性创新。本体论的整体性、议题上的统筹性、方式上的合作性以及前景上的共生性，共同建构了新型安全理论的整体图景，突出体现了安全理论从传统安全理论以国家为中心向以人类整体安全为视角的全球安全的重大转变。这是整体性世界观的展现，是理论范式的根本转变。

本体论层面的关键突破：实现以安全不可分割原则超越安全是对抗的、零和的现实主义理论假设。理论创新往往是在反思传统理论的前提假设基础上产生的。全球安全倡议超越了西方现实主义安全理论的基本假设，提出的安全不可分割原则实现了安全理论本体论层面的突破。西方现实主义安全理论以国家为中心，以对抗性、零和性为基本假设，主张在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下通过追求权力的最大化来保障国家安全，试图将一国的安全建立在他国不安全基础之上。因而，当一国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得到提升时，就会带来他国的防范或者军备竞赛，导致国家之间的安全困境；当一国实力不足以维护本国安全的时候，国家往往采取军事结盟的方式，而军事结盟一般是针对第三方的、排他的，这会固化或加剧国际社会在安全问题上的对立与分裂。

全球安全倡议提出的安全不可分割原则主张安全的整体性和系统性。习近平主席指出：“在国与国相互依存的今天，追求自身所谓绝对安全、独享安全是行不通的。”所有国家在安全问题上是休戚与共的，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单独定义安全，任何国家也不可能脱离世界整体安全体系而实现孤立的安全。同时，安全不可分割原则摒弃选择性安全观，主张对不同类型、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安全问题进行统筹，强调不同安全议题之间的联系性和相互依赖性，推动全球安全治理从碎片化向系统整合迈进。安全不可分割原则将整体性的安全追求作为安全的本体论基础，将国家安全寓于整体安全之中，从而有效克服了安全的零和性和碎片化，为实现国际社会的真正安全奠定了正确理论前提。

核心内涵层面的重要创新：实现从消极安全模式向积极安全模式转变。全球安全倡议主张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一国安全不应以损害他国安全为代价，要重视各国合理的安全关切，并以对话协商来化解分歧，这在安全理论的核心内涵方面有重要的原创性意义。从传统安全理论来看，现实主义的安全结构关系奉行“结盟”“遏制”等对抗逻辑，无法回应跨国性、跨领域的复合安全威胁带来的挑战；自由主义在安全关系协调上倡导制度安排、条约约束等机制性建设，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安全困境”，但是其理论前提依然基于国家理性和有限信任，难以应对制度本身的重叠、竞争、失效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