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篇）2025年8月半月谈时评汇编

“不租给60岁以上老人”，租房岂能有年龄歧视

近期，一则“为65岁母亲和年迈外婆租房3天被拒20次”的新闻登上热搜。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当前老年群体存在租房难现象，部分中介机构明确表示“不租给60岁以上老人”，有的甚至将年龄门槛划至55岁。以年龄作为租房标准是对居民居住权的侵害，应当将相关权益还给老年人。

老年人租房遭到年龄歧视

开学季临近，不少老人为了照顾孙辈，开启了在学校附近租房的生活。半月谈记者以为家中老人租房为由，咨询了多家房屋中介机构，绝大部分中介明确拒绝租房给超过60岁的老年人。某房产经纪人透露：“公司有规定，租给60岁以上老人不行，怕出事。”另一个同城平台的经纪人称：“独居老人55岁以上的不让租。”还有的租赁平台虽然答复可以办理，但线上平台只提供了在校生、毕业生、职场人等群体的租房入口，并没有针对老年群体的选项。

半月谈记者在线下中介门店走访时，经纪人暗示，老年人想要租房，本人签约会比较难办，可以通过年轻人代签合同的方式规避规定。如果是由中介机构直接管理的房子并不那么在意，但如果是业主直接出租的房子，需要和租客面谈了解情况，“感觉能租到的概率不大”。

“都讲老年人要和儿女分开居住，保持‘一碗汤’的距离，却卡在租房这第一步上。”从湖北来京接送外孙上下学的64岁老人曹于敏说。

国家统计局《第五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基本数据公报》显示，全国独居老人比例已达14.2%，其中近20%依赖租房解决居住问题，城市独居老人的租房需求尤为突出。

2024年，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曾通报一起因高龄失能老人租房引起的纠纷案例。法院审理认为，《房屋租赁合同》签订后，出租人以租客为高龄失能老人为由拒绝交房，有损老年人权益。该院同时表示，出租人将高龄承租人排除在外的情况仍不时发生，与社会发展进程中日益重要的老年人权益保护相违背。

宁愿不做买卖，也要规避风险

半月谈记者采访发现，业主和中介平台对老年人租房不够友好，主要是顾虑这一群体的健康和经济状况。

——担心增加“不必要的麻烦”。“不是不理解老人的困难，但也需要爱护好自己的房子。”北京市海淀区居民张女士有一套一居室出租，她明确表示不能租给老年人，主要是担忧老年租客因身体机能衰退或生活习惯差异，无法维护好房屋的设施和环境。“例如，厨卫区域油污堆积、通风不足引发异味，这类隐性损耗往往在退租后才显现。”张女士说。

此外，还有房东表示，一些“候鸟老人”依赖子女代付房租，子女一旦经济拮据或者不愿履行赡养老人义务，就可能拖欠租金，相比之下更愿意选择有劳动能力和稳定收入的租客。

——法律责任边界模糊，害怕陷入租房意外纠纷。许多房东和中介对老年人在屋内摔倒、突发疾病等意外事件心存顾虑。在现实中，也确实有老年人受伤家属追责的情况发生。

例如，中部某地法院发布的案例显示，一名60多岁的租客在出租屋内因为楼上漏水滑倒受伤，伤者家属提起法律诉讼，经法院调解，房东和楼上住户均承担了上万元赔偿金。

——租赁房屋适老化改造滞后，中介机构意愿不高。《第五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基本数据公报》显示，我国城镇老年人需求最高的适老化改造项目包括加装电梯、地面改造、如厕洗浴设备改造、加装紧急呼叫设备和加装扶手/护栏，但记者在多个平台查询发现，出租房源几乎都没有进行过适老化改造。

一名房屋租赁经纪人说，租赁市场的产品几乎都是围绕青壮年群体设计的。虽然部分地区发布了适老化改造补贴政策，但对产权、金额等限制较多，导致租赁住房进行适老化改造的动力不足。

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

“出租房屋以年龄为准是典型的年龄歧视，不利于老年人平等地参与社会。”北京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老龄法律研究会副会长郑翔说，根据《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到2035年老年友好型社会总体建成。“六七十岁的老人受困于租不到房，违背了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

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我国租住房屋的人群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宜在房屋供给端及时调整机制、设施和服务，向老年群体作出适当倾斜。

——优化公租房体系，建立“政策性保障——市场化供给”的衔接机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贾洪波认为，应优化公租房体系以更好地实现对老年人的住房保障，建立财政专项资金保障机制，强化房源适配性建设，对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实行优先配租政策。加强硬件建设，强制要求相关新建公租房项目配置适老化设施，如扶手、紧急呼叫系统等。

——细化健康意外责任划分，留足纠纷调解与司法保障空间。相关法律法规要进一步明确规定对于老年人因自身健康问题引发的损害，房东在履行诸如及时报警或联系家属等基本救助义务的同时可免责。在此基础上，需要在房屋租赁合同中依法细化突发健康事件的应急处理等条款。贾洪波表示，可推广“老年人租赁意外险”，覆盖老年房客由健康意外引发的赔偿责任。

——借鉴海外经验，推动适老化住宅配套试点和改造。据介绍，日本“银发住宅”与新加坡“乐龄公寓”在适老化设计的标准化与强制性、注重老年居住区与医疗服务机构以及商业设施的有机整合、智慧养老技术的应用等方面有积极探索。郑翔表示，可借鉴海外成熟做法，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协同的多层次资金支持体系，以税费优惠与金融支持、政企合作模式创新、市场准入与品牌激励等措施，激励民间资本参与租赁房的适老化改造。

“数字囚徒”？警惕打工人被算法异化

当AI招聘官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大厂的面试当中，当由算法决定的最优路线成为外卖骑手的行进指挥，当“数字HR”开始决定员工去留……算法，这个在几年前还稍显陌生的名词，如今已然成为一些打工人难以忽略的存在。

一面是解放人力、提升效率的好用工具，一面是不近人情的冰冷机器。随着算法在人们生产生活中的存在感日益增强，其产生的矛盾也愈发受到关注：职场中的算法如何在高效和平等间寻求平衡?人机互动日益频繁的当下，打工人与算法如何和谐共处?

无处不在的算法

在不久前结束的2025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孙萍在一场名为“职场中的算法”的互动论坛上，分享了一件最近发生在她身上的事：当她和朋友讨论晚上去吃烤鸭，并打开手机软件选择餐厅时，还没来得及搜索，几家烤鸭店就直接出现在了首页上。

此类经历对于当下的年轻人来说其实并不新鲜。出门打车时，算法会为人们规划出距离最短、用时最少的行程路径;点外卖时，算法会把近期常吃的餐厅优先排序;打开音乐软件，算法按照个人喜好生成的个性化“每日歌单”出现在页面最显眼的位置……这些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片段，反复佐证着一个事实：算法正以一种看似温和友好的方式，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参与者。

如果生活中的算法能被称为“选择困难症救星”和“效率优化器”，职场中的算法似乎就没有那么受欢迎了。一个头部大厂的HR(人力资源管理)说，用算法筛选简历早已不是新鲜事。虽然算法直接地提升了她的工作效率，但也让她感到悚然心惊：“这意味着当我需要寻找下一份工作时，决定我能否参加面试的同样可能是算法。”

从全球来看，算法甚至已进入更为残酷的裁员环节。2022年，一则脸书解雇60名员工的新闻引发了广泛讨论。原本寻常的人员调整，却因为裁员的方式变得不那么寻常——主持这次裁员的并不是人，而是算法。

除了担任HR和“裁员官”以外，算法“监工”已偷偷将打工人是否上班“摸鱼”记录在案。早在2015年，亚马逊就针对其仓储管理开发了一套效率检测和评估系统，这套系统可以实时监控员工的工作情况。如果发现有人取货时间过长或不在休息时间内违规休息，系统就会自动给其打上“效率低下”的标签，并予以相应的警告和处罚。

算法的高效与偏见

“被算法筛选后招入公司，在工作中被算法监控，再被算法裁掉，也算是‘闭环’了。”这一“玩梗”的背后，是人们对于算法逐渐渗透职场的感叹和无奈。

算法劳动是孙萍多年来专注研究的领域。她将算法在职场中产生的影响概括为“三个E”，即“Efficiency(效率)”“Evaluation(评价)”和“Evolution(进化)”。

具体而言，算法带来的效率提升前所未有地重构了人们的工作，算法的自主进化需求要求人们进行更多的数字劳动以提供数据，而由算法重新构筑的评价体系，则开始让人们考虑和算法进行角力。“这意味着算法并不仅仅是一种技术，它已经事实性地嵌入到当下的人力关系当中。”孙萍说。

这种嵌入带给人的感觉是复杂且矛盾的，算法“监工”就是其中的典型案例。一方面，算法对员工的表现打分凭借的是电脑活跃时间、上班打卡时间等可量化标准，似乎是一种更高效的评价和管理手段。另一方面，无时无刻且不被告知的监管以及机器管理的不近人情，又加剧了用工关系的不平等，破坏了原有的企业文化。

更重要的是，算法很难完全按照开发者的意图运转，很可能为了实现效率和收益的最大化而产生难以预知的偏见。

Grab集团是一家总部位于新加坡，为东南亚地区8个国家近2亿人提供网约车和送餐服务的平台公司。Grab集团执行董事林友幸此前关注到，在并未对算法进行相关数据“投喂”的情况下，算法会尽量少地为学生乘客匹配网约车订单，因为它认为学生“没有钱”。“这是我们非常不愿意看到的情况，我们希望所有的消费者都能平等地享受我们的服务。”林友幸说。

算法如何与打工人和谐共处

随着算法与生活的结合愈发紧密，包括大数据杀熟、信息茧房等衍生问题，已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治理。但职场上的算法运用带来的问题似乎更加隐蔽——公司当然拥有对员工录用、监督和开除的权力，只是对其中尺度的把握，还是要把以人为本作为根本遵循。

伦理是算法治理的高频词。职场算法伦理，应聚焦于是否对员工的人格尊严、个体权益造成侵害。想象一下，当一个人打开电脑开始一天的工作时，来自算法的监管也同时开始，这是否会让人产生时刻处于“数字监牢”“数字囚徒”的紧张和焦虑?这种体验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种人格上的伤害，其导致的负面情绪堆积必然会对身心健康产生影响。

从技术层面来看，无数经验已经证明，算法黑箱会导致产生连开发者都无法想象的输出结果。为规避风险，就需要使用算法辅助管理的企业至少在两方面做到清晰透明：一是要员工知悉并同意，二是要对算法输出结果进行预防性评估，并能对其进行合理解释、判断和矫正。

在林友幸看来，算法的一些判断是合理的、令人乐见其成的。如算法在派发网约车订单时，会倾向于把更多订单派给驾驶更为可靠的司机。“所以，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对算法的判断进行确认，确认之后，还需要向客户和司机做出解释。”

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算法能够在职场上突破伦理，本质上还是因为一些用人单位和员工之间天平日益失衡。实现算法与打工人的和谐共处，关键在于营造更为平等的劳资关系和劳动环境。当企业真的能平视员工，以和谐共生作为算法应用的“指挥棒”时，算法才会真正成为兼具高效、公平的“工作助手”和“管理伙伴”。

“助农”岂能变“坑农”？警惕网络假冒农技专家

“味精加啤酒，致富到永久”“啤酒加红糖，生根又壮苗”、主持培训老师摇身一变成“农业专家”.....这些看似荒唐的桥段，竟披着“助农”外衣，在短视频平台上一遍遍上演。近日有媒体曝光一家所谓农业公司“祥禾农业”通过假冒农技专家、包装剧情化内容，在网上批量引流带货，坑农害农。

造假者能堂而皇之地立人设、卖农资，并非全凭“演技高超”。短视频平台的审核形同虚设，推荐算法唯流量是从，在带货分成中与造假者形成了现实利益捆绑。事后封号、下架，并不能抹平平台在事前事中缺位的事实。涉农带货的特殊性在于，一条虚假信息就可能影响一片田、一季收成。平台身处信息中枢，理应在源头把好关，防止风险在田间地头蔓延。

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农民对农业技术服务的真实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基层农技员流失，公共推广体系下沉不足，市场化农技服务又未成熟......这些缺口为假专家提供了生存土壤。只要这块空白存在，假专家们换个名字、改个话术，就能卷土重来。要治本，必须让农民触手可及的是真专家、真服务，而不是包装出来的造假者。

在当下农村，短视频正在成为农民手中的“新农具”，更成为许多农民获取技术的主要方式，平台上的“专家建议”往往直接影响农民的生产决策。一旦虚假宣传混入其中，不仅直接造成经济损失，还可能在一段时间后才显现出对土壤、作物的深远危害，甚至可能波及更大的粮食安全格局。

“助农”二字，本该是凝聚社会善意的旗帜，为农产品销售和农民增收提供了助力，如今却被用作收割信任的幌子。这不仅让农民蒙受直接损失，更不断侵蚀着公益助农的公信力。一旦这种善意被反复滥用、消费，真正扎根田间地头的公益团队也会陷入信任危机。

靠封号、下架固然能让一批账号消失，但套路换个外壳便能重返市场。要想让这类乱象真正绝迹，当务之急是对涉农带货的虚假宣传重拳出击，查清造假链条，切断利益链条，让冒牌“专家”没有可乘之机。但更重要的，是着眼长远，补齐技术服务的制度短板。如完善农技推广体系，让权威、可靠的服务能下沉到村头地头;为涉农直播、短视频建立严格的准入与认证标准，让专业能力可验证、可追责，让真正的农技专家“接管”助农短视频;推动行业协会建立统一的专家库和技术服务目录，让农民用得放心、找得到人、问得出结果。

农为邦本，本固邦宁。假专家的表演可以一夜之间“走红”，但重建信任却需要多年耕耘。唯有让“助农”回归本意，让平台守好入口，让农民得到真正的帮助指导，我们才能守住粮食安全的底线，夯实社会诚信的根基。

把紧日子过得井井有条

“别说禁区、红线不能踩，打个‘擦边球’也不行”“以往一些模棱两可的花费有了更清晰的规矩”……修订后的《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下称《条例》)印发以来，各地党政机关带头过紧日子的意识加强、措施走实，新风新貌扑面而来。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际，为推动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制定出台《条例》，并逐步形成了以《条例》为主干、由各方面专门配套规章制度共同构成的反浪费制度体系，有效遏制了公共资金的违法违规使用和公共资源的闲置浪费。

“防止重大决策失误造成严重浪费”“优化政府投资方向和结构，加强政府投资全生命周期管理”“完善‘半拉子工程’、已建未用项目等科学处置程序办法”“加强对党政机关预算执行、决算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以及有关经济活动的审计监督”……从《条例》修订的具体内容来看，过紧日子不是简单地省钱，更不是让党政机关当“守财奴”，而是对党政机关治理能力的系统考验。

过紧日子要从政治上看，按党纪法规办，杜绝变通走样，防止不良作风树倒根犹在。

延安时期倡导“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新中国成立后“勒紧裤带搞建设”，脱贫攻坚时期要求“扶贫资金用在刀刃上”。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我们党的传家宝。不论我们国家发展到什么水平，不论人民生活改善到什么地步，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思想永远不能丢。

“过段时间就可以松口气了”，在过紧日子的政策执行过程中，有的干部存在类似的短视思维、侥幸思维，思想之弦时紧时松，节俭措施时断时续。将过紧日子看作“一阵风”，本质上是政治站位不高、大局意识不强的表现，这会导致有规不依、选择执行，制度落地效果打折扣。

在落实过紧日子要求过程中，个别地方存在“明减暗增”“虚晃一枪”现象：有的暗度陈仓，将一般性支出转移到项目经费;有的以“保运转”为由保留非必要开支;有的在“三公”经费缩减上搞数字游戏。这些行为违反了党纪法规、政策要求，消解了自身公信力，损害了制度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中央办公厅法规局解读《条例》修订时指出，要把学习贯彻《条例》同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结合起来，同学习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结合起来，进一步增强贯彻落实《条例》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

从地方实践可以看出，辽宁、江西等地从省委、省政府层面出发，高位推动出台硬性举措。例如，辽宁提出强化源头管理，严格因公出国(境)、编外人员、政府投资项目、办公用房、公务用车购置、节庆、展会、论坛审批管理，建立“一般性支出项目清单”，从严管理“三公”经费，加强会议、培训、差旅、公务接待等日常管理，切实将过紧日子与预算安排深度融合。各地以制度的刚性约束力坚决遏制和根治铺张浪费的作风之弊、行为之垢，确保过紧日子要求不悬空、不落空。

从问题导向出发过紧日子，敢于善于“闯改创”，把过紧日子作为改革的“窗口期”和“催化剂”。

一些地方存在的行政成本过高、资源配置低效、形式主义浪费等问题，往往容易在宽松环境下被掩盖。当前，一些地方县级财政收支矛盾突出，存在部分财政支出项目效益低现象，这些支出项目主要产生于之前财政收入增长较快时期，当财政收支情况变化时，项目却没有随之适时调整。

例如，中部某县对本辖区拆迁安置小区进行摸底，发现部分拆迁安置小区物业费长期由所在地财政承担，每年物业费合计支出上千万元。因拖欠相关小区物业费，当地某镇政府被物业公司起诉。这实际上是财政资金社会保障兜底职能泛化，未及时调整支出项目所致。

还有一些地方陷入“越紧越保守、越保守越紧”的恶性循环，根源在于缺乏动真碰硬的决心和改革创新的活力。过紧日子不是被动节流，而是开源节流并举，通过改革的办法破解财力约束，优化资源配置。

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创新机制积极盘活沉睡资产，累计形成5亿元的可支配财力，成功开辟过紧日子的“第二战场”;广东东莞推动“工改工”，改造低效厂房，推动亩均税收提升……过好紧日子，不仅要推动用财有效，也要注重生财有道，实现理财有方。要健全财政承受能力评估机制，推动预算管理链条向前端延伸，同时盘活各类闲置资产，健全收益收取机制，引导撬动更多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源投向高质量发展重点领域。

注重锤炼执行力，克服本领恐慌，区分轻重缓急，把过紧日子的好办法、真办法落实落细。

同样是过紧日子，有的地方搞得束手束脚、怨声载道，有的地方却过得有声有色、事半功倍，差别就在于是否找到了好办法、真办法。

针对如何过好紧日子，辽宁省鞍山市岫岩满族自治县提出了精准谋划改革路径、精算财政资金、精减编外临时用工、精细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四精工作法”。例如在市场化改革方面，该县通过公开招标购买环卫服务，覆盖面积从160万平方米增至320万平方米，费用支出从3100万元降至2292万元。

在好经验、好做法涌现的同时，一些地方干部面对经费缩减、任务加重的双重压力，出现“多干多错、少干少错”的消极心态：该推进的项目停了下来，该解决的问题拖了下去，美其名曰“节约开支”。还有的部门以“紧”为由，对干部职工和下级单位“一刀切”，这也不让干、那也不让搞。

过紧日子绝不是放弃民生保障、放慢发展速度的懈怠理由，而是有保有压的利弊权衡、精准施策的最优选择，是一门稳妥把握“减”和“增”的学问，这对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探索高效低成本的治理路径的同时，要明确干部正当的薪金待遇不能减、民生领域的投入不能减、在关系地方发展的战略产业重大项目上不能减。发展紧要处、民生急需上决不能抠抠搜搜、无所作为，要统筹力量、集中资源给予倾斜，让“过紧日子”与“办好实事”形成良性互动。

对党政机关治理能力的系统考验，考的是初心使命，验的是能力担当。从精准执行的“硬功夫”，到常态养成的“软实力”，从底线坚守的“责任感”，到改革创新的“驱动力”，党政机关要在这场大考中坚守“紧”的定力，激活“紧”的动力，提升“紧”的效能，把紧日子过成好日子的铺路石。

地方要发展赛事经济，需要什么样的“破圈密码”？

从贵州“村超”的火爆出圈，到江苏“苏超”的热闹非凡，时下，多样的群众体育赛事正以其独特魅力，赢得社会关注。在湖北，正在开展的“百镇千村”“百街千巷”群众体育活动，同样吸引了当地民众的广泛参与。各类体育赛事因群众的高参与度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赢得了赞誉，这些基层体育发展的生动样本启示我们——坚持特色为先、因地制宜，才是激活地方赛事经济的“破圈密码”。

特色为先，首先要贴近地域实际、贴近群众生活，彰显体育的本真价值。面向群众的体育活动，最关键的特质应该是什么?竞技和商业或许是其中的组成部分，但尤为重要的，还是要尽可能以贴近群众日常、贴近地域特色的组织方式，让更多人能够参与其中，感受到运动带来的乐趣。

无论是“村超”还是“苏超”，参与主体的多元化、广泛性，都是尤为醒目的特征。在贵州“村超”中，参赛队伍来自基层村寨，队员多为农民;江苏“苏超”的参赛队员，包括个体工商户、教师、大学生等不同群体。在湖北，“百镇千村”活动中，农民在乡镇一线、田间地头组织起篮球赛;“百街千巷”赛事里，社区居民自发组建乒乓球队、广场舞队等……没有高额的奖金，没有复杂的规则，但活动却因贴合不同村镇、街巷的实际情况而备受欢迎。

当特色体育活动逐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不仅能让健康惠及更多群众，还是在回归体育活动最朴素的价值。群众体育赛事，如果只是盯着成绩、奖牌、商业价值等指标，很容易陷入“见物不见人”的误区。在湖北的基层体育活动一线，群众不是观众而是主角。有人在场上挥汗如雨，有人在场边呐喊助威;有人组队跳起了广场舞，有人在“环村健康跑”中迈开脚步……热闹的场景和欢乐的笑声，融汇成对赛事最立体、最真实的评价。

基层群众体育赛事不断升温，但也要看到，发展群众体育活动、激活地方赛事经济，不能一拥而上，关键是要立足本地的特色资源禀赋与实际情况，以多样、多彩、多元的赛事组织，赢得长久的生命力与认可度。以“村超”为例，当地正是将体育活动与浓郁民族风情、特色地域文化有机融合，赛事引流、文旅“助攻”，产生了相得益彰的社会效果和持续的经济效益。

以特色赢得群众口碑，才是赛事经济最好的“破圈密码”。衡量群众体育活动的真正成色，不能只看奖牌、规模，更要看群众的满意度、认可度;不能只算资金账，更要算民生账、幸福账。系列群众赛事活动之所以广受欢迎，正是把准了群众体育需求的脉搏，又充分结合了地方的特色资源禀赋，才赢得了群众的真心“点赞”。

体育的意义，从来不在于产生多少奖项，而在于让更多人从运动中汲取健康与欢乐。只有坚持以贴近地域特色的组织方式为切入点，以群众的需求为导向，以让群众满意为目标，让群众评价成为决定体育活动开展与否的“风向标”、衡量活动成效如何的“经验交流”，才能让体育真正回归大众、服务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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