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课：追寻信仰捍卫信仰践行信仰

今天，我授课的题目是：追寻信仰，捍卫信仰，践行信仰。信仰是个大题目，也是个老题目，很容易讲高了、讲空了，没有什么“味道”。一开始自己内心也是没有底，后来干脆在单位做了个小小的调查，发现大部分人的反映是，“讲什么信仰啊，太高大上了吧；信仰是个啥，感觉太虚无缥缈了……”恰恰正是这次调查，更加坚定了自己要讲信仰这个话题的决心。信仰不会自发产生，需要不断培植、时常滋养。下面，我们开始正式授课。

一、追寻信仰—党的信仰，请鲜明亮出来

信仰，是人类社会最美好的字眼，是共产党员安身立命的根本，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考验的精神支柱。那么，共产党的信仰是什么呢?

信仰的编号——“0001号文物”背后的信仰。每个博物馆都有一件“0001号”文物，比如国家博物馆的“0001号”文物你知道是什么吗?是李大钊的绞刑架。所谓的中国革命，它的开始、它的源头是始于这个绞刑架，没有这场牺牲，换不来我们以后的胜利。

1926年4月，军阀张作霖入关，大肆镇压革命人士，北京陷入白色恐怖。当时李大钊负责中国共产党在北方的全面工作。中央曾通知李大钊等人去武汉成立中央分局。李大钊却断然拒绝：“假如我走了，北京的工作留给谁做?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因为李大钊的留守，北方革命力量得以继续发展。从1926年3月至1927年2月，北京的共产党员由300多人发展到1000多人。甚至在张作霖的大帅府里，也悄悄建立了中共地下党支部。但作为北方革命运动领导人，李大钊被反动军阀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张作霖将捕杀李大钊等人列为特别紧迫的军事行动。1927年4月28日，北京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李大钊和其他十九位革命者被秘密绞杀。李大钊第一个走上绞刑台，没有犹豫，更没有畏惧，作了人生最后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说：“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随后，他英勇就义，时年38岁。

新中国成立后，为纪念革命中牺牲的先烈，中央批准成立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文物部门接管的首件革命文物，这座绞刑架被编号为0001号，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不怕牺牲的革命斗争精神的一个载体。下次，等你们有机会瞻仰这件文物时，希望告诉永远38岁的李大钊先生，他为之奋斗的红色中国，在今天有多么了不起!

信仰的颜色--长征这条红飘带背后的信仰。人们常说“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红军长征到底有多苦？据统计，中央红军平均3天就发生一次激战，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长征出发时总人数为18.7万余人，算上途中补充兵力，共约20万人，而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时，仅剩5万余人。一册长征回忆录里有这样的记录：“不用路标，顺着战友的遗体就能找到前进的路线。”在《红军长征·回忆史料》里，老红军谢良这样描述：“寒风吹在身上，冷飕飕的；雪粒打在脸上，像刀割似的疼痛……特别是一双脚，长时间在冰雪里行走，草鞋浸湿后冻上了冰，硬邦邦的，磨得生疼……不少同志已精疲力竭，走几步就呼呼直喘……但是一坐下来后，就再也起不来了……”雪山草地埋葬了无数英魂，但也从中走出了胜利之师。长征胜利靠的是什么？张闻天回答，就在于有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理想信念，“没有信仰，不用说万里长征，红军连一千里都走不了”。多少年之后，也有人问邓小平：“长征那么艰难凶险，你是怎样走过来的？”他坚定地回答：“跟着走！”简简单单3个字道破一个事实，即艰难可以摧毁人的肉体，死亡可以夺走人的生命，但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动摇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红军战士刘志海临死之前，把一只胳膊伸出雪堆，手里紧握着党员证和一块银元；也不难理解，长征途中，因为没有御寒衣物而冻死的人是军需处长，因饥饿劳累倒下不醒的人是炊事班的党员班长……

有人说，长征这条红飘带，是无数红军的鲜血染成的。这鲜红，就是信仰的颜色。

信仰的硬度——“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铸成的”背后的信仰。相信在座的各位不少人都看过《红岩》这本书，而只要谈起《红岩》，大家肯定想到的就是“江姐”。“毒刑拷打那是太小的考验……竹签是竹做的，但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铸成的！”每当读到江姐这句话，无不被共产党人这种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所感动。“毒刑拷打那是太小的考验”，对江姐和共产党人来说，什么才是更大的考验？江姐是一名女英雄，但她同样是一名妻子，更是一名母亲。照片中这对年轻夫妇和一个幼童，脸上流露出满满的幸福。这是江姐一家人唯一一张全家福，拍摄于她和丈夫彭咏梧即将前往下川东地区参加武装斗争之前。拍完这张照片，江姐将他们唯一的孩子送给了亲戚抚养，丈夫不久在战斗中牺牲，头颅被敌人砍下来悬在城门。

可以这样说，江姐夫妇对可能的遭遇是明了的，很难想象，照片上面带微笑的他们内心是一种怎样的不舍！作为革命者的江姐，虽早已做好慷慨赴死的准备，可作为母亲的她又希望活下来陪伴儿子的成长。可以想象，这种备受煎熬的心情伴随了她在黑牢中的每一天。

我记得太原理工大学党委书记郑强教授讲过：“这些共产党员为什么不叛变，打了都不叛变！不简单啊，同志们！不信，哪个党员来试试看看？毒打一顿试试看呢，你不叫爹叫娘？不是这么简单！所以我要讲一句，中国共产党胜不在人多，胜在信仰！”不要觉得这是随便说说的，同样跟江姐关在一起的李文祥，一开始遭受了各种酷刑没有叛变，但是敌人发现他疼爱新婚妻子这个情感脆弱的软肋，威胁要杀掉他的妻子，尽管他的妻子还鼓励他“不要怕，要斗争！”但他对妻子的爱情软化了革命意志，意志消沉的说：“刘国定、冉益智这些比我更重要的领导都叛变了，而要我选择的又是这些尖锐的两条路，不是自首就是枪毙，我死了对革命没有什么，多几个我这样的叛徒也决不会影响中国革命的胜利，组织上已经完了，我现在必须为我的太太打算！”他的叛变最终导致了16名革命者被捕，6人殉难。李文祥的这段话，不由自主地让我想起了杨靖宇将军的临终遗言：“老乡，如果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所以说，同志们，江姐真的不简单呐！

淫威酷刑，铁狱黑牢，先烈们所面对的残忍，我们今天甚至无法想象、无法感受。这并不是他们唯一的选择，写份自白书或者仅仅在悔过书上签个字，他们或许就可以活下去。但他们选择为信仰而死。“江姐”，是一个闪亮的名字，也是红岩精神的代表，更是一个为信仰而牺牲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形象，永远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和骄傲。

信仰的浪花--守岛卫国39年背后的信仰。1986年7月14日，江苏省灌云县开山岛民兵哨所所长王继才，瞒着妻子王仕花，接下了到开山岛值守的“苦差事”。一到夜晚，狂风袭岛，劈头盖脸。在他上岛前，来过4批10多个民兵守岛，最长的只待了13天。刚开始是王继才一人守岛，“那时候没有电，外面很黑，风一刮来，浪声轰隆轰隆，就是怕”，没想过的是夜晚会如此漫长；“一天到晚没有说话的人，就是来回山前山后跑”没想到孤独才是离家最远的地方。8月30日，王仕花登上开山岛，寻找她“失踪”的丈夫，结果只找着一个胡子拉碴、满身臭气的“野人”。“别人不守，我们也不守”王仕花对丈夫说。“我答应过组织来守岛，说话要算数!”王继才把妻子送上了船。不到一个月，王仕花辞掉教师工作，把女儿托付给婆婆，带着包裹，又上了岛。

小岛大陆，盈盈一水之间，许多艰辛难以想象：开山岛至今唯一的“原住民”—王继才的儿子王志国回忆道，岛上的童年，永远难忘。那年冬天，台风连续刮了17天，岛上粮食吃完了，柴火烧完了，爸爸从礁石上撬下半死不活的腥臭海蛎子，拿回来生吃。“那东西一顿两顿还好，时间长了恶心死了”。那些天撒尿都是乳白色的。“我要吃饭！我要吃饭！”王志国躺在地上打滚。“吃，必须吃下去！”爸爸火了，破天荒打了我一顿。32年守海岛，王继才和王仕花已经很难适应外面的世界：第一次到北京，他俩不会坐电梯，只能爬楼梯；第一次到南京，过街面对滚滚车流犯愁，也不知道有过街天桥、地下通道……有人问，你们不羡慕城里的人们吗？他们都会说“习惯了”，与其说是他们“习惯了”岛上的生活，不如说就是两个字：硬挺。1口水窖、3只狗、4座航标灯、10多盏用坏的煤油灯、20台听坏的收音机、189本日志、368面挥舞过的国旗、11680个升旗仪式、巡逻路上的508个台阶、巡岛的23000多个小时，这一组组数字足以证明王继才夫妇把选择早已当作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