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科学认识和推进中国式养老
养老是人类社会的固有主题。它不仅涉及个体与家庭生命周期的必经阶段，更是国家责任和社会福祉的集成体现。随着人口老龄化成为全球常态，当代老龄社会的养老议题正呈现出越来越多的治理复杂性，不仅关乎人口共性需求，更饱含国家特性与文化个性。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也是一个文化古国。随着党和国家决定“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并强调“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道路”，亟须通过扎实的调研工作，将中国式养老付诸实践。在中国的文化情境下，如何落实中国式养老，以推进老年人口高质量发展、实现老年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已经成为重大治理议题，也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和人的全面发展所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并将为全球老龄社会治理贡献中国经验。
中国式养老是一个科学问题，应加快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具有特殊性。我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其规模2024年将过3亿人，预计在本世纪中叶将达5亿人，并面临人口老龄化速度快、地域辽阔而地区差异大等约束条件，养老任务繁重而复杂。目前看来，人类社会尚未具备面对如此超大人口尺度、超复杂地理范畴的养老经验。因此，我们亟须基于中国国情综合研判老龄社会发展规律及其对养老制度安排的影响机制，加快建构人口与老龄研究相关学科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弥补科研空白，为落实中国式养老而夯实科学基础。
多年来，在党的领导和政府引导下，经过不断摸索和试验，我国养老制度体系已经历多轮改革，凝结众多研究实践成果，尤其体现于养老保险制度、养老资源配置模式和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等方面。我们在改革开放后开始推动养老保障模式从非缴费的福利型向缴费为主的保险型转变，不到30年间，我国养老保险制度面临转型、初创、拓展、改革等任务叠加，并不断受到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影响，目前正努力实现全国统筹和“应保尽保”，其治理难度为西方社会所未遇。近期，受1962—1973年出生的“婴儿潮”一代影响，2023年起每天约有6万人口达到60岁。相对于“十三五”时期，“十四五”期间养老金支出明显增长，预计“十五五”和“十六五”时将分别提高15.6%和19.5%以上。为此，应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并保证其平稳推行，在此基础上将人口结构转变因素纳入养老金改革方案，建立科学的调控均衡机制并积极寻求新筹资渠道。与此同时，未来10年预计新增1.4亿农村转移城镇人口，且其老龄人口结构仍相对年轻。这是推进我国城乡基本养老保障均等化的关键窗口期，应提高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层次、落实省级统收统支，并根据人口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我国现实经济发展水平，全面提升城乡养老公共服务水平、加快完善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和安宁疗护制度，形成中国特色养老制度安排机制。
中国式养老是一个文化命题，应强化家庭建设以赋能赋意。“养老”一词极具中国特色，取“奉养老人”之意。中国有绵延千年的孝老、敬老、尊老传统，源于丰厚的家文化。我国最早一部辞书类著作《尔雅》中对“孝”定义为“善事父母为孝”；《论语·为政》载有“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世说新语·德行》概括为“事亲尽色养之孝”。这点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养老”的核心观念——“色养”，即养老不仅是功能性和技术性的，而且应更重视方式方法和伦理价值，其中蕴含深厚的家国文化逻辑并推演到社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这奠定了中国式养老的文化底色、价值基础和资源禀赋，更构成中华文明的要件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