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天下观念与边界实践
在中国古代，“天下”是一种开放性的、模糊化的表达，它以“天下共主”的姿态，表明统治的观念，这是意识形态上的表达。在具体实践上，中国古代以边界的清晰化为旨归，大体可以分为清晰的边界和中间地带两种类型。表达与实践两者结合，最终统一于“大一统”的诉求。“天下”的模糊化表达与边界的清晰化实践既此且彼，体现了中国人的智慧，这种智慧最终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华世界秩序。
中国古代的“天下观”是有限性疆域的观念，而“大一统”和“夷夏”观念则是在“天下观”的基础上，由历代儒家学者根据不同的情势而构建出来的。“天下观”是一体，而“大一统”和“夷夏”观念好比是硬币的两面，构成了“天下观”的全部认知，缺一不可。现在很多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的“天下”是无界的，等同于今天的“世界”。也有很多学者对这种“无界”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天下”是有界的，基本上对应的是今天的“中国”。本文力图从一个较长时段来把握中国古代的“天下”表达与边界实践，并考察其背离背后所形成的聚合力。
先秦的“天下”与长城肇建
中国古代的“天下”观念诞生于先秦时期。古人与今人一样，面对浩渺的苍天，每个人都有自己关于天地的宇宙观，“天圆地方”就是上古世界的宇宙观，此后与人类世界结合起来，形成了政治观念和地理观念等。在论述中国古代的“天下”观念时，后人多喜欢用《诗经·小雅·北山》里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来说明天下即世界。《诗经》反映的是先秦时期各个国家的生活面貌。春秋战国时期，出于防守的需要，各国纷纷修建长城，这些长城不但具有军事功能还具有边界功能，既可防范敌人又可阻止本国的人民出去。“墙”本身就有防御功能和边界功能，长城具有这两个功能是毫无疑义的，尤其是先秦时期各诸侯国纷纷修建长城，这两个功能则更加明显。实际上，在各国互相征战的过程中都以突破长城为要，秦始皇正是在此过程中统一诸国的，所以边界实际上是作为一种推动力而存在的。
先秦各诸侯国之间是有明确的边界的。史学家鲁西奇认为，“甲骨文、金文以及秦楚瓦文、简牍中所见的‘封（夆）’乃是人工堆筑的土堆，其上或植有树木；‘封’多沿着道路设置，用以表示其地域之归属……金文与秦楚简牍中所见的‘疆’‘畺’或‘彊’，则是人为划出的界线，它可以但不必然表现为自然或人为的地理事物；‘界’也是一种人为的划分，却有具体的自然或人为的地理事物作为标识；用于表示‘界’的地理事物主要有关、垣、离、格、堑、封、刊、坞、虎落、天田、立石等人为的地理事物，以及山、川等自然地理事物”，这表明中国在先秦时期已有丰富的划分田界、都邑界、国界的实践经验。
由此可以总结，先秦时期有关“天下”的表达以“天”为终极关怀，它和人类世界联系在一起构成一种权威的知识体系，这种知识体系以天之子，即“天子”和“巫”“史”共同建构，所以“天下”既可以指世界（当然也只是想象中的世界），也可以指中国，这种模糊性为后世所利用并根据自己的需要不断进行建构。而在实践层面，无论是划分田地还是修建城墙，以及这些城墙最终被连接起来构成了蜿蜒在群山之上的长城，都表明中国古代有明确的边界意识并有丰富的划界实践。正是“天下”表达的模糊性和边界实践的清晰性之间产生了背离，才使得后世形成了独特的中华天下秩序。
大一统中国的边疆盈缩与“天下”观念
秦朝征服各国，建立了统一的王朝。秦“初并天下”，“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在秦王朝的诸多文本语境中，“天下”即指秦王朝所辖之地。在“天下”指称秦王朝的情况下，秦朝也特别注重边界建设，这正是秦二世所说的“先帝起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边竟（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