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为什么在明代受到重视

 

《史通》为什么在明代受到重视

唐代刘知几所著《史通》完成于唐中宗景龙四年（710年），是中国首部系统性论述史学源流、史书体裁、史官建置、史书编纂、史家修养等问题的史学理论专著。开元十一年（723年），唐玄宗命人抄录《史通》进呈，“上读而善之”。但该著作在唐宋元均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关注《史通》者可谓寥若晨星，评论者的主要意图也在于批评《史通》和刘知几本人。由于缺乏应有的重视，《史通》一书“传世者稀”，但从明代中后期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史通》受到了很多学者的重视。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史学现象。

明代的《史通》之学

研究《史通》成为一门学问是从明代开始的。史学家程千帆指出，治《史通》者虽有多家，但大约不出校雠、注释、评论这“三科”，明代的《史通》研究也是本着这“三科”来开展的。

明代最早校刊《史通》的学者是四川左布政使翰林院学士陆深。嘉靖十四年（1535年），陆深“以唐刘知几《史通》刊本多误，为校定之，凡补残剜谬若干言”，还其原貌，重新刊刻。这是现在所能见到的《史通》最早版本，即蜀本。万历五年（1577年），张之象将宋刻《史通》校对刊行，增加了730字，删除了60字，又将“曲笔”“因习”两篇补充完整，“遂为完书”。从此以后，张之象本为人们所普遍接受。万历三十年（1602年），张鼎思将家中的《史通》抄本与蜀本《史通》相对校，勘定为新本。这就是流传至今的本子。

明代评论注释《史通》的著作主要有李维桢、郭延年的《史通评释》和王惟俭的《史通训故》，还有陆深的《史通会要》。《史通评释》主要对《史通》进行注释、订误和评论。注释即对《史通》中的言语、音义、书目进行注解；订误包括指出叙述的失当和订正作者的错误。王惟俭著《史通训故》主要是将郭延年的注释重新厘正，其注释《史通》较郭延年引证更为详实。他自称除了更定“直书”“曲笔”二篇外，还一共校正了1142字。

陆深校订蜀本《史通》后采择其中他认为“精粹”的部分附入“后人论史之语”，并参之己见编纂成《史通会要》。《史通会要》不是简单地摘抄汇编《史通》中的内容，其中有补续，也有他阅读《史通》以后的心得体会。如“义例”篇论述的“史之有别”“史之有附出”是《史通》中所没有的。再如中卷的“书凡”“修辞”“叙事”“效法”“隽永”为陆深根据《史通》中的内容所汇编。此外，史馆修史、曲笔等问题是陆深引述的他人见解或发表自己的看法。

《史通会要》不仅对《史通》中的篇目“采其精粹”，而且还进行了补充唐中叶史官建置，陆深还在其中补充了宋代以后的史官状况。所叙史官名称的演变、史官任用状况、史官建置等，是研究宋元至明初史官制度变迁的重要参考资料。

明代学者对《史通》的整理和研究以及对清代《史通》学的兴盛起了先导作用。自明而后，清代何焯、卢文弨、顾千里等人均致力于《史通》研究，也都有校本行世。清代注释《史通》者有黄叔琳的《史通训诂补》，补王惟俭注所未及。而浦起龙的《史通通释》是现今所公认的古代注释《史通》最好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