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
从世界范围看，近现代以来还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能够持续改革开放达近半个世纪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正是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成功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邓小平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这与他在1975年进行全面整顿、1978年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1992年发表南方谈话等有密切关系，其中蕴含的改革智慧，启迪着后人，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使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性跃升。
改革的实验
1975年1月召开的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再次提出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给人们带来了新的希望。会后，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支持下开始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随后不久又全面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邓小平依据毛泽东提出的“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指示”，对各条战线的工作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就此，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1975年，他开始主持党、国家、军队日常工作，为扭转‘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重混乱局面，大刀阔斧开展全面整顿”。
整顿首先从铁路工作抓起。针对铁路系统存在严重的派系纷争，导致铁路的重要节点长期阻塞，使铁路工作成为国民经济的一个薄弱环节，严重影响一些地区和人民的生活，邓小平决定把铁路工作整顿作为突破口，以带动其他方面整顿。1975年2月至3月，党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在这个会议上，邓小平提出了铁路整顿的方针和任务，并尖锐批评了派性问题。3月5日，党中央发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开始对铁路系统进行整顿。铁道部对郑州、徐州等问题严重的铁路局进行了重点整顿，得到广大铁路职工的拥护，运输状况迅速好转。一个月时间，堵塞严重的几条铁路干线全部疏通，全国20个铁路局中有19个超额完成计划。3月25日，邓小平主持国务院会议，提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的精神适用于各行各业，整顿随即在全国工业交通战线全面展开。
大力整顿钢铁工业。1975年5月，为了扭转全国钢铁欠产的不利局面，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钢铁工业座谈会。邓小平在讲话中提出整顿钢铁工业的四个办法：建立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坚决同闹派性的人作斗争；认真落实政策，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6月，党中央发出《关于努力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批示》，全国各钢铁企业和各工业企业进行了整顿，生产逐步回升。随后，党中央开始整顿整个工业系统，国家计委起草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简称《工业二十条》）。这个文件提出了发展工业的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是试图系统纠正工业战线“左”的错误的重要文献。在这个阶段，邓小平还领导了对科技文教工作的整顿、对党以及军队的整顿。经过各方面整顿，全国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从中央到地方，党的领导逐步加强，安定团结的局面开始出现。国民经济开始摆脱停滞倒退的局面，生产有所恢复和发展。1975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1.9%，其中工业增长15.1%，农业增长4.6%。
1987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负责人卡达尔的谈话中指出：“说到改革，其实在1974年到1975年我们已经实验过一段。1973年周恩来总理病重，把我从江西‘牛棚’接回来，开始时我代替周总理管一部分国务院的工作，1975年我主持中央常务工作。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不久，我又被‘四人帮’打倒了。我是‘三落三起’。1976年四五运动，人民怀念周总理，支持我的也不少。这证明1974年到1975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愿望。粉碎‘四人帮’以后，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定了以发展生产力为全党全国的工作中心，改革才重新发动了。”可以说，1975年整顿就是伟大改革的预演，也为邓小平的第三次复出和继续领导改革提供了有力支撑。
影响中国的决策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1979年3月，邓小平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短短4个月内确立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直接影响了中国40多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邓小平同志领导了伟大历史转折”。
号召解放思想、大胆改革，率先提出工作重点转移。“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中央采取一系列措施恢复国民经济，但由于“两个凡是”的错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徘徊中前进的局面。邓小平鲜明主张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明确不认同“两个凡是”，有力支持和引导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1978年9月，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已经推向全国、要求改革开放的呼声愈加强烈时，邓小平到东北三省等地视察，发表一系列讲话。他指出，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人浮于事，机构重叠，官僚主义发展。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总的来说，我们的体制不适应现代化，上层建筑不适应新的要求。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关键还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政治问题，是思想问题，也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现实问题。他认为，“两个凡是”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和精髓就是实事求是。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他强调，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思想僵化，就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他还指出，运动不能搞得时间过长。搞得差不多了，就可以结束，转入正常工作。邓小平的“北方谈话”，受到中央的重视。邓小平提出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也成为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的中心议题。与会代表都拥护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党要转移工作中心。
强调不改革开放，只有死路一条。为了考察学习国外，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安排了较多的出访活动。邓小平仅在1978年就访问了尼泊尔、缅甸、朝鲜、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在日本访问期间，邓小平参观了日产、松下等企业，深受震撼，他说知道什么叫现代化了。当乘坐时速达200公里的高速列车时，他说有催人跑的感觉，中国需要坐这样的车。邓小平在新加坡访问期间，看到新加坡从原来一个小渔港发展成为花园般的都市，说出向新加坡学习的肺腑之言，令新加坡的领导人为之敬佩。在和朝鲜领导人会面时，说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自己落后。经过国际调研，深有感触的邓小平鲜明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