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识、智慧和远见——邓小平对制定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的重大贡献
今年是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学习和弘扬邓小平同志的革命精神和崇高风范，对激励我们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邓小平一生为党和人民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其中一个伟大历史贡献就是指导我们党制定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在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紧要关头发挥了举旗定向、力挽狂澜、一锤定音的作用。40多年过去了，随着国内国际形势的复杂深刻变化，越来越显示出邓小平作出这一重大战略决策的非凡胆识、高超智慧和政治远见。
邓小平领导制定《决议》的非凡胆识，体现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审时度势作出的果断决策上
历史，往往在经过时间沉淀后可以看得更加清晰。《决议》的起草之所以事关重大，是因为它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前党的历史，总结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对一些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作出了评价，特别是正确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分清了是非，纠正了“左”右两方面的错误观点，统一了全党思想，对推动党团结一致向前看、更好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无论从当时还是今天来看，《决议》所要解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特别是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都是关乎党和国家发展方向和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
《决议》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呢？总起来说，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在党和国家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进行拨乱反正，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旗帜鲜明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支持和领导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推动进行各方面的拨乱反正，促进了全党思想解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党内外出现了对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历史特别是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进行总结和评价的呼声。
正确认识和把握问题至关重要，解决问题的时机选择同样至关重要。面对党内外的呼声，是否制定、何时制定《决议》，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也考验着党和人民事业掌舵人的政治胆识。在时机不成熟、条件不具备的时候硬要去做，操之过急、草率从事，只会适得其反；在形势发生变化、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逡巡不前、犹豫不决，也会贻误时机，带来严重后果。邓小平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非凡胆识，集中体现在不该制定《决议》的时候急不得，该制定《决议》的时候等不得。
急不得。邓小平一向善于从全局上思考问题，善于在关键时刻作出战略决策。在制定《决议》这个问题上，他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关系全局的战略问题是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战略转移，评价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的时机尚不成熟，为了安定团结的大局暂时不要碰这个问题。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当不少干部要求认真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时，邓小平主张对“文化大革命”的总结不要马上进行，他指出：“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也强调，对于“文化大革命”，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加以总结，是必要的，但是不应匆忙地进行。1979年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有同志提出希望党中央及早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30年历史，像1945年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那样，作一个关于新中国成立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此，邓小平重点阐述了在中国为什么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根本性的思想政治问题，实际上也就表明了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鲜明立场。
等不得。随着拨乱反正的全面开展和改革开放的推开，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的议论出现了两种错误倾向。一种倾向是一些人受“左”的思想束缚，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表现出某种程度的不理解甚至抵触情绪；另一种倾向是极少数人利用党进行拨乱反正的时机，曲解“解放思想”的口号，极端夸大党所犯的错误，企图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不仅党内外非常关心党中央如何评价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国外也非常关注这一问题，并提出种种猜疑。这些状况表明，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是一个重大敏感而带有国际影响的问题，且变得日益迫切起来。如何既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践和理论，又坚决顶住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是对我们党领导能力、政治定力、执政地位、国际形象的重大考验。从国内看，这个问题处理得好，就可以统一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使党和国家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处理不好，就会造成极大的混乱，葬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党甚至会把自己搞乱、搞垮。从国际看，这个问题处理得好，有利于支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政党和组织的团结，有利于第三世界人民的团结，有利于人类进步事业；处理不好，就可能带来一系列的严重问题。
根据形势变化，1979年邓小平在领导起草叶剑英同志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时提出，这个讲话要对过去30年作一个总结，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要作出一定的说明，要有一些新的内容，能讲出一个新的水平。叶剑英国庆讲话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受到党内外高度关注，引起了良好反响。但这个总结毕竟是初步的，对党内外关注的重要问题不可能详细展开阐述。因此，党内外要求尽快作出一个正式的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个时候，邓小平审时度势、综合研判，认为制定《决议》的时机已经成熟，不能再等了，否则就会影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他果断决策，要求以叶剑英国庆讲话为基础，开始着手起草《决议》。他强调：“有了国庆讲话，历史决议就好写了。以讲话为纲要，考虑具体化、深化。”针对有些人认为时机和条件还不成熟，主张不急于作《决议》，希望在召开党的十二大甚至更往后去解决的意见，他指出：“我们必须现在解决，不能由后代来解决，因为他们不了解整个历史。”“这个决议，过去也有同志提出，是不是不急于搞？不行，都在等。从国内来说，党内党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个东西来，重大的问题就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国际上也在等。人们看中国，怀疑我们安定团结的局面，其中也包括这个文件拿得出来拿不出来，早拿出来晚拿出来。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
邓小平领导制定《决议》的高超智慧，体现在创造性提出起草《决议》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重要要求、科学方法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