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
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促进了平台经济的繁荣发展，也推动了新就业形态的不断涌现，为劳动力市场注入了新动能。灵活自主、形式多样的新就业形态充分发挥了就业“蓄水池”作用，为我国就业局势的总体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同时，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雇佣关系模糊、权益保障不足等问题也日益突出。因此，如何在大力发展新业态、新模式的同时，持续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是一道需要细致解答的民生考题。
支持新就业形态健康有序发展。就业问题的解决，根本要靠发展；劳动者权益保障问题的解决，需要靠新业态的持续健康发展。中华全国总工会调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职工总数4.02亿人左右，其中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达8400万人，占职工总数的21%。相关预测显示，到2030年，我国预计将有近4.5亿人实现数字经济就业。体量巨大、蓬勃发展的新就业形态需要专门性的政策支持，国家应在顶层设计层面，为新就业形态提供更加清晰、稳定的发展环境。
在政策制定方面，为新就业形态提供更多发展空间。通过财政扶持、税收优惠等措施，加大对新兴产业和创新企业的支持力度。具体而言，可以设立专项资金，向相关企业提供资金支持，还可以通过税收减免、减税优惠等，降低高新企业经营负担，激励更多企业投入新兴产业，为新业态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在政策实施方面，根据新业态的发展特点与实际需求，及时、灵活调整政策方向。针对不同类型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需求，制定差异化、个性化的政策支持举措，确保政策的有效性和精准性。此外，还可通过建立更加便捷的政策落地和执行机制，加强政策的宣传、解读力度，确保相关企业能够及时了解政策内容和操作流程，增强政策实施效果。
在政策监管方面，建立健全新业态行业监管机制，明确新就业形态市场准入条件，规范相关企业的经营行为。比如，细化平台企业数据处理规则、支持第三方机构开展算法评估，引导平台企业提升算法透明度与可解释性，促进算法公平，增强平台经营透明度。加强对新就业形态的监测和评估，发现问题及时处置，防范和化解各类风险，推动新业态健康有序发展。
加强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法律保护。当前，新就业形态下的劳动关系呈现出模糊化、隐蔽化和去保障化的特征，这些特征给传统劳动模式和劳动法律框架带来了挑战。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但其仅适用于同企业签订正式劳动合同并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现实情况中，由于现行的劳动法及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滞后于劳动力市场的实际发展状况，大部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因游离于正规劳动关系之外而无法被当前的社会保障体系所覆盖，其合法劳动权益的保障问题已成为我国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对此，应积极探索实施具体可行的办法，明确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劳动关系与劳动者合法身份，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作为特定职业类型，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保护范畴。健全与新经济、新业态、新岗位等相适应的劳动监管机制，推动建立新就业形态协同治理机制，指导和督促企业依法合规用工、严格履行责任。
国家立法部门应加快推进新就业形态的立法工作，不断调整和完善劳动法律法规，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其中的重点任务就是从法律层面健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各项保障，如公平就业权、生命安全权、休息休假权等，织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安全网。在实际操作中，劳动关系的判定应紧密结合新就业形态的用工特点，并坚持事实优先的基本原则，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最大限度纳入劳动法的调整范畴内，为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提供法律制度保障。例如，在规范新就业形态劳动基准方面，改变过去的旧有思路，由过去传统的“二分法”向“三分法”过渡，将其划分为“劳动关系—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民事关系”三种情形，并基于新就业形态的灵活性、独特性，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基本劳动条件保障制度。同时，应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法律知识教育，健全法律援助制度。通过开展普法讲堂、提供法律咨询等方式，增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法律意识，提高劳动者维权能力。为贫困、弱势劳动者提供法律援助服务，有效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合法权益。此外，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纠纷处理机制，建立健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和诉讼机制，通过强化劳动仲裁委员会和劳动争议调解机构建设，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高效便捷的维权平台，解决劳动关系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切实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各项劳动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