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篇）2024年6月党建理论汇编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研究】 

新质生产力这一重大理论创新，具有鲜明的科学性、时代性、先进性和实践性，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原创性成果，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最新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而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以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来透视新质生产力，对于深刻理解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理论逻辑和实践路径，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新质生产力之“新质”的多维透视 

从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社会化大生产、生产的科学化、“总体工人”、“一般智力”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可以深刻把握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及其多方面体现。

第一，新质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当代发展形态。马克思在对机器大工业的研究中揭示了生产力是多要素组合的复杂结构系统，包含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等主客体及其中介结构，先进生产力首先就体现在这一要素及系统的全面发展上。新质生产力不是对传统生产力的简单优化与量变迭代，而是形成一套新型的生产力要素结构系统，从要素本身、要素间关系、关系形成的结构、结构所发挥的系统功能等方面，都体现出了生产力的先进性、创新性和引领性。新质生产力在生产要素方面发生了“质”的、结构性的变化，不仅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等实体性要素的技术提升，还将科学技术、信息数据、经济管理、人文经济等能动性要素全方位渗透融入生产力系统中的各个环节，迸发出强大的改造世界的现实力量。

第二，新质生产力是社会化大生产的技术赋能形式。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蕴的“自否定”力量即生产的社会化，并科学预言了社会生产力的全面发展将为催生新的需要、新的社会关系和交往方式提供关键物质基础。新质生产力意味着生产的社会化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具体来看，新质生产力推动了生产技术的创新和升级，将智能化、信息化的生产设备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从而形成了更加紧密的社会性分工和协作、更大范围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化集中、更高水平的规模化生产的组织化，使社会生产过程各环节形成一个灵活、弹性的有机整体，为生产社会化水平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第三，新质生产力是“生产的科学化”趋势的最新成果。马克思注意到，从工业革命以来，生产过程就日益表现出科学化趋势，科学技术日益成为最具革命性的生产力要素。而新质生产力则体现了生产科学化趋势的最新成果，意味着科技直接成为生产力的趋势发展到了新的水平，不仅内在改变了劳动方式及分工协作方式，还重塑了中介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具体生产方式。新质生产力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紧密相关，是科技创新密集型的生产力，是原始创新作为核心推动力的生产力，是生产科学化的创新潜能充分释放的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意味着，智能化、自动化的生产设备系统地取代传统的机械设备，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生产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突出的引擎和中介作用。这种转变不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更重要的是激发了人的能动性和创造力，使生产活动更加依赖人类科技素养和集体创新能力的普遍提升。

第四，新质生产力是“总体工人”的最新体现。马克思揭示了机器大工业中劳动的社会结合方式，将劳动者的社会结合称为“总体工人”。所谓“总体工人”，是指参与到生产过程中各个环节的劳动者结合而成的社会性整体，包括直接从事生产的工人以及间接参与生产的科研人员、管理人员等。“总体工人”包含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结构性结合、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中介性结合、物质劳动与非物质劳动的差异性结合等。而新质生产力体现了“总体工人”及劳动社会结合的水平得到极大提高、内涵得到极大丰富。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人工智能的创新，越来越多的劳动者从事知识创造、技术创新等复杂劳动。这些创新型劳动者作为“总体工人”的中坚力量，不仅具备高度的专业技能和知识水平，而且能够灵活运用新技术、新方法解决生产、分配、流通、消费中的复杂问题，在劳动能力中体现出综合性、创造性能力的全面发展。

第五，新质生产力是“一般智力”的合理发展形式。马克思揭示了机器大工业中“一般智力”的形成发展。所谓“一般智力”，是指现代生产科学化趋势中从劳动过程中分离出来、相对独立化并被公共使用的智力因素，在狭义上体现为劳动社会化分工协作中的公共性智力因素，而在广义上则扩展至智力对象化产物的集合体，包括知识、科学、技术、机器、信息、数据等。“一般智力”源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受制于资本价值增殖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因而表现出相对于个体劳动者的异己对抗性质。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合理发展的“一般智力”则能够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条件。劳动者不再仅仅直接依靠自身习得的知识技能来进行劳动并参与生产过程，而是更多地通过共建、共有、共享的信息网络的中介来进行劳动并参与生产过程。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催生和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数字技术全方位渗透融合多种生产要素，“一般智力”的社会化、公共化趋势也日益采取数字化形式，因而，信息数据综合能力尤其是数字素养与技能成为劳动者的必备素质。相应地，新质生产力之“力”也主要表现为从以往热力、电力、信息力到“算力”的升级，而这种全球规模的云计算“算力”正是“一般智力”的最新体现。

发展新质生产力与塑造新型生产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中，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下，生产关系成为具有高度弹性和可塑性的因素。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科学把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塑造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形成与新质生产力和新型生产关系发展相适应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让一切创造人民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新质生产力对生产关系提出了新的发展要求：加快塑造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这里的新型生产关系，当然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体现形式，但在生产关系的具体体制机制和要素环节中具有一系列新特征、新结构、新功能。第一，新质生产力要求生产关系更加具有弹性和可塑性。我们要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等改革，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建立更加灵活、弹性、高效的创新机制和市场机制，优化生产要素配置方式，让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和数据等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充分发挥活力。第二，新质生产力要求生产关系更能保障公平公正和可持续发展。在新质生产力的影响下，科技创新驱动日益强劲，经济发展提质增效，社会财富增长速度加快。这就更需要通过完善分配制度、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方式，确保人民群众能够共享社会发展成果，通过完善劳动主体的“再生产”机制，不断保护和激发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和创新力，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第三，新质生产力要求生产关系更加促进开放包容和共同发展。在当前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国间的经济联系、信息共享、科技交流、文明互鉴日益紧密，这就使得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条件需要全球整合。因此，要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国际环境，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世界现代化和人类文明共同发展。

在塑造新型生产关系的进程中，新质生产力和资本之间的关系是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按照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分析，资本是居于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和经济权力。资本的实质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特定生产要素上的体现，因而它一方面极大激发了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另一方面也将社会生产力转化为资本自身的力量反过来对劳动者进行统治和剥削，不断榨取劳动者生存发展的时间条件和物质前提。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制约着主要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规定其存在形式和比例比重，并改造其内在特性，从根本上决定着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以或直接或间接的不同方式支配着公有或非公有的各类资本，使之服务于人与社会全面发展。由此，新质生产力和资本之间是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的复杂关系。一方面，资本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仍然发挥着显著的积极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可以作为一种高度能动性的生产要素，激发高效、灵活、创新的资源配置，促进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经济的高效发展。另一方面，需要警惕资本的逐利性及其野蛮生长对发展新质生产力可能存在的负面影响。《资本论》早就揭示了，资本具有盲目追求利润的本性，这可能导致一些企业过度追求短期效益，而忽视技术创新和可持续发展。此外，野蛮生长的资本还可能通过垄断市场、压低劳动力成本、破坏生态环境等手段，阻碍新质生产力的广泛应用和普及。因此，我们需要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确保其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发挥积极作用。

新质生产力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先进生产力，与以资本为中心的生产力有着本质的区别。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新质生产力，才能确保新质生产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发挥最大效能，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发展新质生产力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来看，先进生产力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关键动力因素、现代文明成就的内核。由此，发展先进生产力，是人类实现现代化的一般规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支持和丰富的文明内涵，中国式现代化则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新质生产力可以推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等方面的进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强劲的新动能。

发展新质生产力可以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丰富和形式创新。新质生产力不仅推动以生产效率为核心的物质文明的发展，还蕴含着以劳动者能力素质为核心的精神文明的提升。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我们在发展物质生产力的基础上，也在不断解放文化生产力：不断推进“两个结合”，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吸收借鉴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可以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加丰富的文明内涵、更加多样的文化形式。

发展新质生产力体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现代化一般规律与中国特色的辩证统一。中国式现代化既遵循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又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而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新质生产力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驱动力量，既具有人类文明进步的普遍特征，又体现了中国特色的创新发展。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我们要充分发挥新质生产力的推动力和引领力，继续深化现代化一般规律与中国特色的有机结合。

发展新质生产力对实现人的现代化具有根本推动作用。生产力在本质上就是人类改造世界的现实力量，人本身的能力素质尤其是创新能力的发展就是最大的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落脚点，在于人的现代化与自由全面发展。只有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和创造力才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根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关键方面，在于提升劳动者的科技水平，推动劳动者自身能力素质与物质生产力一体化发展。从社会发展趋势来看，发展新质生产力从根本上有助于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有助于人的社会性潜能趋向创造性、全面化和个性化，从而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怀揣批判精神 开启对人类解放的初步探索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是马克思向唯物主义世界观转变的重要著作，是马克思对人类解放的初步探索。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运用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方法，深刻剖析了黑格尔在国家与法的问题上的思辨倾向，揭露了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异化，指明国家的根基在于市民社会。马克思批判了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限度，指明了人的解放的现实路径——无产阶级通过人民革命走向人类解放的路途。

今天，我们就《〈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共同探讨三个问题。

一、法哲学批判之前，为什么阐述宗教批判的意义？ 

马克思认为宗教批判对德国的现实意义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将德国人从新教精神世界中解脱出来。德国的新教传统对德国人的精神世界影响甚大，造成了孤独的个体直面自己的灵魂的沉思，同时也造成了德意志民族的“置现实的人于不顾”的精神气质。所以，马克思认为，只有通过对宗教的批判，才能将德国人从“心灵世界”的神圣感中解放出来。

第二，将人的眼光由精神世界转向世俗基础。基于思辨哲学的宗教批判，将人的眼光引向了精神世界。在马克思看来，探索绝对精神的思辨哲学是宗教神学的最后的避免所。这种哲学把人从神圣形象中解脱出来，但是又陷入了非神圣形象的异化中去了。马克思认为，只有基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不仅实现了对宗教的“祛魅”，而且指出宗教的基础在于它的世俗基础，才能使人们从精神世界中解脱出来，直面现实的经济的和政治的世界，在现实的世界中追求自己的自由和解放。

马克思通过对德国宗教批判的理论成果的总结，肯定了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作为批判宗教理论的成果，并且进一步将这套方法论作为批判思辨哲学的国家理论、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的思想武器。

二、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目的是什么？ 

马克思选择了人本主义唯物主义作为破除人的异化的方法论，将这套方法应用到对当时德国官方哲学的批判，意在破除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异化。

黑格尔认为，实行三权分立的君主立宪制是最好的制度，并具体论述了君主权、行政权、立法权以及与此相关的其他问题。黑格尔以唯心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态度看待现代国家。他认为现代国家是“绝对精神”的化身，是在人间的上帝，通过将国家神圣化的方式，确立了现代国家建构的“国家主义”范式。

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主要集中在现代国家制度建构。马克思肯定黑格尔的法哲学中的现代精神，但认为这种思想并不来自德国自身的实践，而是对法国大革命的德国反思的结果。这种理论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并不是依靠对英法等国的亦步亦趋可以解决的。对这种抽象的思辨哲学进行批判，应该诉诸实践。马克思通过对德国国家哲学和国家制度的批判，揭示出其抽象性和非神圣性，并且指出现代国家的本质是建立在私有财产基础上的一部分人统治另一部分人的等级制度。在这种等级制度下，人民根本无法享受到真正的自由、民主等权利。所以，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也正是在揭露国家与社会分裂的基础上，马克思发现了无产阶级。

三、如何超越非神圣形象中的异化，实现人的解放？ 

面对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局限性，马克思始终在思考、在探索，得出答案：无产阶级的人民革命。具体而言，无产阶级的人民革命需要以下条件：

无产阶级生成和发展的物质力量。无产阶级的形成和发展需要与工业运动相一致。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无产阶级的队伍也不断壮大。

建构为历史服务的哲学。青年马克思反对思辨哲学，赞扬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哲学。这个为历史服务的哲学，可以满足德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和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为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提供彻底的理论指引。这种哲学就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立足于近现代德国发展的历史基础。马克思的创新之处表现在：他发现工业化的发展带来了无产阶级作为政治力量的崛起，从而设想了以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的方式建构一种实现人的高度的政治组织形式。这个重大发现为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奠定了现实的基础。

以深化制度改革赋能中国式现代化

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济南主持召开企业和专家座谈会时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紧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个主题，坚决破除妨碍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着力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和结构性矛盾，不断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劲动力、提供有力制度保障。以深化制度改革赋能中国式现代化是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和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举措。深化制度改革必须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抓住供给侧、需求侧以及促进供给和需求高水平动态平衡的市场体系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做到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的有机融合和辩证统一。

以供给侧制度改革为突破，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力 

构建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的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国有企业应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下，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根据不同行业特征构建最优的所有权结构，着重完善适应高标准市场竞争的中国特色国有企业现代公司治理结构。推动国有企业在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中勇担前锋，充分发挥长期资本、耐心资本、战略资本的因势利导作用。完善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的体制机制，从法律和实践上确保国企民企、大中小企业平等的经营主体地位，让民营企业家享有与其经济贡献相匹配的社会地位和政治荣誉，从思想观念、社会意识和法律制度上彻底打消民营企业的发展顾虑。

构建适应并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制度改革不仅要奔着释放这三种催生动力的方向去，还要加强统筹技术创新、要素配置、产业变革三者高效联动，为创新链、供应链和产业链深度融合提供制度支撑，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赢得主动。

以需求侧制度改革为牵引，充分发挥投资关键作用、消费基础作用和出口支撑作用 

聚焦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进一步深化投融资体制机制改革，确立企业投资主体地位，严格规范政府投资行为，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在基础研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转型升级等领域的引导和带动作用，规范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聚焦增强消费在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要。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金融信贷政策，加快提升消费能力、增强消费意愿、促进消费升级。健全城乡融合发展机制，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释放农村居民消费潜力。充分考虑人口结构变化对消费的长期系统性影响，为发展银发经济提供政策和制度保障，激发老年人多元化、差异化和个性化的消费需求潜力。

坚持着力扩大内需战略，发挥好出口对经济的支撑作用，增强外需对内需升级的提振作用，推动内需和外需的高水平联动，以制度型开放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

以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重点，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加快深化土地、数据和资本等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着重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完善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释放城乡融合发展动能。当前针对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法律障碍已经消除，需要健全土地增值收益在农民、集体和政府等多主体的分配机制以及入市相关的配套制度，提高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激励水平，系统性降低入市的交易成本。宅基地改革与广大农民的利益息息相关，各地差异性大、复杂性高，改革难度大，顶层的制度设计相对滞后。需要进一步扩大改革试点的广度和深度，加快经验总结与提炼，着手进行法律层面的制度设计，推动宅基地改革从试点改革迈向依法改革。放活宅基地使用权的最优度需要权衡农民和集体的收益以及乡村振兴所需建设用地的成本问题。积极探索闲置宅基地转化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机制，以及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指标在农村内部跨区域流动的机制。深化数据产权制度改革，推动数据要素流通和数据交易。数据产权结构性分置改革在数据确权上迈出了重要一步，但仍需要进一步探索原始数据的所有权制度，加快落实公共数据、企业数据、个人数据的分类分级确权授权制度。加快深化资本市场改革，推进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运用市场理念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体系，改革完善股票市场发行、交易、退市等制度，完善投资者保护制度，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水平，健全资本市场功能，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制度环境，系统降低市场交易成本，进一步在法律和实践上落实和确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完善全国统一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市场监管、公平竞争等市场基础制度，加快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降低全社会的物流和信息流成本，破除长期形成的各种显性和隐性的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构建全国统一的要素资源和产品市场。

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发挥好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加强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宏观政策要加强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既考虑短期经济的平稳运行，也考虑中期的结构调整和长期的可持续增长。加快推动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优化央地财政关系，建立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长效机制。重塑地方政府竞争准则，引导地方政府聚焦于降低辖区内的交易成本和学习成本，通过完善营商环境和构建学习型社会来取得动态竞争优势。

全面深化制度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系统思维，强化系统谋划，加强系统集成，推动系统落实。制度改革需要处理好全局与局部的关系，既要从全局上提升制度系统的整体效能，也要提升系统中各项制度之间的互补性和兼容性，发挥好改革的协同效应。制度改革也需要处理好不同类型制度改革的优先序和节奏问题，从发展演进的视角进行顶层设计。

党的领导激发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劲动力

历史行进到了2012年11月，随着党的十八大的召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十八大闭幕后不久，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国内考察，便选择了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广东；党的十八大之后我们党召开的第一个三中全会，便确定全面深化改革为全会的主题。这些都明白不过地向中国、向世界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新时代将是一个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将因为全面深化改革而进一步获得呼啸向前的持久动力，而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为中国式现代化继续赋能的，正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

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来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追求民族复兴的历史，是一部不断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曾经提出：“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他还警示，如果搞得不好，就会被开除“球籍”。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响亮发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号召，并提出“三步走”发展战略。此后，我们党又提出新的“三步走”发展战略，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还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一步作出分两个阶段推进的战略安排。在实际工作中，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都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党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认识上不断深化，在战略上不断完善，在实践上不断丰富，在领导上不断加强，持续推进着我国现代化的发展进程。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着严密组织体系和严格组织程序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通过召开重要会议郑重确立党的领袖的核心地位、确立党的创新理论的指导地位、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确定党的奋斗目标和战略部署、选举党的领导机构等，是党最重要的政治规矩和制度安排，是党实行领导、加强和改善领导最有效的措施。党的不少重要会议因此而富有重大建树，因此而在党的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会议。它们以铁一般的事实向世界宣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激发了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劲动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全会是在党和国家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关头召开的。从国际看，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科技进步最新讲话系列，中国急需赶上时代；从国内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文化大革命”虽然结束了，但长期“左”倾错误指导思想的影响还存在，使“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彻底纠正受到严重阻碍。国内外大势呼唤中国共产党尽快就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政方针作出政治决断和战略抉择，以改变党和国家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国内外的热切期盼中召开，这次全会全面高度评价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强调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重新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这次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重新确立了党的政治路线；这次全会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成员，重新确立了党的组织路线。这次全会前后，邓小平理论开始逐步创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的一系列根本性转变，彰显了党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愿望，勇敢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决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伟大觉醒，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春风吹拂下，神州大地万物复苏、生机勃发，拨乱反正全面展开，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有步骤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走上正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和领导体制得到健全，国家各项事业蓬勃发展，我们伟大的祖国迎来了思想的解放、政治的昌明、教育的勃兴、文艺的繁荣、科学的春天。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到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40万亿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进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是划时代的，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时代，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全新局面” 时间来到了2013年。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时间过去了35年。经过35年的持续奋斗，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能在国际社会赢得举足轻重的地位，靠的就是坚持推进改革开放。但与此同时，国内外环境也在发生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国家发展面临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战。比如：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依然较大，部分群众生活困难，社会矛盾明显增多，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突出，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等等。解决这些问题，关键仍然在于深化改革。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全会上指出：“中央决定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这个有利契机就全面深化改革进行部署，是一个战略抉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合理布局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重点、优先顺序、主攻方向、工作机制、推进方式和时间表、路线图，形成了改革理论和政策的一系列新的突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一次总部署、总动员，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之所以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是因为这次全会实现了改革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全面深化的转变，推动改革开放开创新局面；是因为这次全会为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强大动力；是因为这次全会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以强大动能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是因为这次全会科学回答了全面深化改革为什么改、为谁改、怎么改等重大问题，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是因为这次全会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设走过“前半程”的基础上，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总体角度擘画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宏伟蓝图，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设顺利进入“后半程”；是因为这次全会从人民和民族的整体利益、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出发谋划和推进全面改革，进一步提升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因此而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理论意义、历史意义和时代意义。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出一系列改革方案，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啃下了不少硬骨头，闯过了不少急流险滩，改革呈现全面发力、多点突破、蹄疾步稳、纵深推进的局面，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构架基本建立，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我国的经济总量从2013年的59.3万亿元增长到2023年的126万亿元，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平均贡献率超过30%。党和国家事业经受住了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书写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党团结带领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面对人民群众新期待，必须继续把改革推向前进。这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伟大实践和新时代新征程的使命任务中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

今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今年7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会议认为，继续把改革推向前进，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更好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必然要求，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必然要求，是应对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的必然要求，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的必然要求，是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建设更加坚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必然要求。正是基于这些重要分析，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必须自觉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号召。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我们党在一个有着14亿多人口的大国长期执政，“要保证国家统一、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市场统一，要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要顺利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必须完善坚持党的领导的体制机制，更好发挥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改革开放40多年的实践启示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正是因为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我们才能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开启改革开放新时期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才能成功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克服无数艰难险阻，才能有力应变局、平风波、战洪水、防非典、抗地震、化危机，才能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进一步加强党对改革的全面领导，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改革是充满艰辛的伟大事业，实践一再证明，在重大历史关头、重大考验面前，领导力是最关键的条件，党中央的判断力、决策力、行动力具有决定性作用。坚强的领导核心和科学的理论指导是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根本性问题，也是关乎改革成功与否的根本性问题。党确立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是党在新时代取得的重大成果，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两个确立”是新时代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根本原因，是党和人民应对一切不确定性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对推进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就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首先要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这是全党共同的政治责任。要把对“两个确立”决定性意义的深刻领悟转化为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实际行动，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大决策部署上来，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的关系，正确对待利益格局调整，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保证政令畅通，坚定不移落实党中央改革决策部署。

进一步加强党对改革的全面领导，必须增强战略定力，牢牢把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正确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是一个大国，不能出现颠覆性错误。”这里所说的颠覆性错误，就是指根本性、方向性错误。因此，我们要把牢牢把握改革的方向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就非常明确地规定了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面对各种风险考验，我们既要有闯的勇气、干的劲头，更要有战略定力和底线思维。要坚决守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条底线，坚决反对任何改变社会主义制度性质的图谋，坚持一切从当代中国的实际出发，该改的坚决改，不能改的坚决守住，牢牢把握改革的正确方向和领导权、主动权。

进一步加强党对改革的全面领导，必须落实领导责任，严密组织体系，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要加强领导班子和基层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其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要深化机构改革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坚强组织保证和人才支撑；要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坚持以严的基调正风肃纪，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使我们党坚守初心使命，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今年7月召开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重点研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中国人民必将在党的领导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不断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劲动力、提供有力制度保障。

聚焦“五有”发力 强化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功能

核心观点

新时代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从战略谋划和顶层设计上聚焦“五有”发力，即市场有效、政府有为、政党有力、社会有序、人民有福，通过强化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功能，更好地促进“五有”并增强合力，从而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能，增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效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加强各项改革关联性、系统性、可行性研究。”全面深化改革，要突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使改革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新时代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从战略谋划和顶层设计上聚焦“五有”发力，即市场有效、政府有为、政党有力、社会有序、人民有福，通过强化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功能，更好地促进“五有”并增强合力，从而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能，增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效能。

市场有效，集中表现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实际生活中，市场有效性受制于诸多瓶颈和障碍：第一，对市场和市场经济规律认识不足。过度强调市场机制作用，会忽视一些公共利益问题和社会问题；过分强调市场失灵，过度倚重行政力量，会抑制市场作用；第二，“有形之手”何时伸、伸多长、伸多久？第三，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还存在堵点。这主要表现为不同程度的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等问题；第四，国内外市场存在显著差异。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形成新的优势，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着本质区别，既有代差也有位差，如何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两大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客观上存在雷区和险滩。“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必须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着力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实践表明，不能盲目绝对地讲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要从总体上认识和把握，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活力，调动各方积极性，把蛋糕做大、做优、分好，实现使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协同发力。

政府有为，集中表现为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要善于“用改革激发市场活力，用政策引导市场预期，用规划明确投资方向，用法治规范市场行为”。客观上，政府有为永远在路上。第一，如何最大限度避免政府职能错位、越位、缺位等现象，政府职能转变仍有空间。第二，在政府功能发挥上，需要健全和完善政府监管等功能；第三，智能化政府建设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实现政府更加有为是一项系统工程，靠细枝末节的改革和零敲碎打的调整不行，搞碎片化修补也不行，必须靠全面的系统的深入的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强化政府功能、提升政府效能，实现“三能一体”优化政府有机体，建设与市场契合度高、整体效能高、人民满意度高的从容法治型、优质服务型政府。

社会有序，集中体现为活力和秩序、改革和法治的关系得到妥善处理。纵观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史，追求稳定的社会秩序一直篆刻在中华民族的骨子里。在西方哲学思想中，也有对秩序的追求。无论何种人类文明，构建一个有秩序的社会一直是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行为。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创造了“两大奇迹”，即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呈现出活力和秩序的统一。实践表明，实现社会有序需要克服“管得太死”和“管得太松”两大堵点。“管得太死”容易导致社会僵化，阻碍创新和社会进步；“管得太松”容易导致分散无序和政治腐败。要真正实现社会有序，离不开有效监管和适度开放。在新形势下要把握管与放的辩证法，处理好活力和秩序的关系，在法治轨道上全面深化改革，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中处理好改革和法治的关系，通过改革增活力强动力，通过法治化，促有序求稳定。

人民有福，集中体现为全面深化改革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增进人民福祉。自古以来，幸福就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尚书·洪范》中关于“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终考命”的“五福”集中表达了中国古代个人幸福观的核心指标。东汉桓谭在《新论·辨惑第十三》中把“考终命”改为“子孙众多”。《礼记·礼运》篇描述的大同社会，集中反映了我们先祖的社会幸福观所寄托的朴素社会主义的理想愿景。新时代实现人民有福，体现在人民的美好生活追求同党领导人民团结奋斗创造幸福生活相统一的生动实践中。不断增进人民福祉，要研究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不同地域、不同领域、不同阶段的表现形式、运动方式、冲突力度、产生影响、破解对策，走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必由之路，深入实施改革驱动、创新引领，既要推进事关国家建设、治理、发展全局和长远的宏观战略性改革，又要推进事关民生、民主、民乐、民安、民和领域的微观具体性改革，增强人民群众对改革的参与度、获得感和幸福感。

政党有力，集中体现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执政力和多党合作力。能不能驾驭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能不能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从根本上讲取决于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发挥得好不好。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最大制度优势，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政党有力首先是执政党的全面领导力和长期执政力，集中表现为全面领导国家和社会的能力、长期执掌国家政权的治国理政能力，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等方面。党应对“四大考验”、克服“四种危险”，必须不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继续勇于自我革命，坚决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坚决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坚决革除一切不利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体制机制障碍，使党在不断经受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双重洗礼中永葆先进性纯洁性，实现党的建设力、党内治理力、党的执政力、党的领导力的协同提升。政党有力还表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有效运行上，多党合作力、政治协商力是党的领导力的重要体现。这种新型政党文明构成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一大特色和优势。

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社会有序三者相辅相成；政党有力是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社会有序的根本政治保证；社会有序是政府有为、市场有效、政党有力的社会环境保障；人民有福是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社会有序、政党有力的目的和宗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对江苏、苏州谱写“强富美高”新江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的要求，有必要进一步从实际出发，守正创新，勇于善于探索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社会有序、政党有力、人民有福的有效实现形式和丰富内涵，努力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作示范。

以耐心资本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

2024年4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时提出，“要积极发展风险投资，壮大耐心资本”。所谓“耐心资本”，是长期投资资本的另一种说法，泛指对风险有较高承受力且对资本回报有着较长期限展望的资金。我国进一步壮大耐心资本，有助于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耐心资本的特点 耐心资本是长期资本。耐心资本是相对于短期投资而言的长期投资资本，是具有明确指向性、长周期成长性、风险规避性和总体收益性的中长期投资。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一项系统性、长期性工程，壮大耐心资本，可以充分发挥金融的支撑作用，激发劳动、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活力，引导它们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

耐心资本是更为安全的投资资本。长期投资规避不确定性风险的最好办法就是理性投资和科学投资，理性投资是建立在对资本市场总体把握基础上的投资，科学投资就是根据科技发展趋势和经济规律进行的投资。耐心资本注重规避风险、把握时代潮流及世界科技和经济发展大势，因此相比其他投资是更为安全的投资，不仅风险更低，而且具有稳定收益。

耐心资本是战略资本。耐心资本不是短期投资和风险投资，是由战略投资家着眼于国家战略和民族崛起而进行的长期投资，是符合国家大政方针的跟踪性中长期投资，是在战略眼光和科学判断下进行的长期投资。这意味着，不是所有的投资者都能成为长期投资家，也不是所有的长期投资家都能成长为战略投资家，只有那些具有家国情怀，拥有哲学思辨能力和长远眼光，并且深谙资本市场规律和投资之道的投资家，才能具备长期的战略投资能力，才能驾驭和壮大耐心资本。

耐心资本如何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经过长时间多层次、多领域、多方面的合力作用，才能呈现出生产力发展整体提升的磅礴伟力。耐心资本作为追求长期投资、战略投资、稳定投资的资本，可以成为反映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风向标，引领资本向发展新质生产力聚集。

当前生产力发展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生产要素，其中的数据、信息等要素的形成与发展，都来自科技创新水平的不断提升。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科技创新研发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离不开耐心资本等金融资源的长期支持，在此基础上推动创新性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向前发展。由此，耐心资本可以成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金融支撑器和稳定器。与此同时，耐心资本也是连接新的生产要素与传统生产要素的兼容性纽带，可以成为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催化剂。

我国的金融市场由银行、保险、证券三大领域构成，目前银行体系占比最大，保险和证券的占比相对较少。银行业具有相对强的稳定性，风险性低、产业兼容领域广，但它的投资性相对弱。从金融结构来看，促进证券和保险的发展，有助于促进投资的活跃度，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丰富的资金来源。促进耐心资本的发展，能够提升直接融资的占比，实现银行、保险、证券三大领域的均衡发展，稳定金融市场的格局，进而优化金融结构，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更多层次的资本助力和金融支撑。

耐心资本布局的方向 耐心资本作为稀缺资本、优质资本、安全资本，要想更好地助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建议布局应多向重要战略领域倾斜，发挥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关键性、引领性和全局性作用。

统筹支持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发展，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布局、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建设未来产业、运用先进科技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金融助力。在这里，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要根据不同产业领域、不同地区、不同所有制性质企业的具体情况，制定各产业、各地区、各个企业提升发展质量的策略和方法以及路径，从而形成各具特色、不同竞争优势的新质生产力。为此，耐心资本首先是投资于实体经济领域，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传统产业都是实体经济的重要投资领域。耐心资本也需要投资于虚拟经济领域，通过虚拟经济的发展间接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在不断优化金融结构的同时，使耐心资本成为服务于实体经济尤其是投资于未来产业的领头羊。

投资于促进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发展的关键环节。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我国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发展中把握住关键环节，才能更好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进经济全球化。从这个视角来看，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具有世界眼光。这决定了由耐心资本支持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空间也必然是世界范围的。耐心资本应注重通过支撑中国“产品出海”、中国“企业出海”、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出海”，来助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进而促进经济全球化，彰显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发展引擎的重要意义。

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和形成新型生产关系的辩证法

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必须科学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和形成新型生产关系的辩证法，既狠抓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又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扫除障碍，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抓住科技创新这个核心要素，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 

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以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代表了生产力的革新趋势和发展方向。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科技的命脉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在科技自立自强上取得更大进展，不断提升我国发展独立性、自主性、安全性，催生更多新技术新产业，开辟经济发展的新领域新赛道，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科技创新能力稳步提高，在集成电路、5G通信、高速铁路、大飞机、航空发动机、工业母机、能源电力等领域攻克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取得了以载人航天、探月工程、深海探测、北斗导航等为代表的一批重大科技成果，成功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同时，我国还形成了超大规模市场、庞大的工程师队伍、产业体系完备和配套能力强等多方面优势，研发投入强度提高，研发人员总量连续多年保持世界第一。我国在科技创新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奠定了坚实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抓住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新质生产力的“新”源自科技创新。谁能在创新上下好先手棋，谁就能掌握主动。新质生产力的“新”也源自产业创新。科学只有转化为技术并应用于生产，才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其表现形式就是催生新产业、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具体来说，新质生产力以创新驱动为主动力。相较于传统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更加注重通过新技术、新模式、新产业、新领域、新动能实现生产力能级跃升，现实途径是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中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新质生产力以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主要发展方式。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赋能作用，整合创新资源和现有产业基础，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新质生产力以新产业为主要载体。新质生产力的落脚点在生产力，通过促进科学技术、研发模式、生产方式、业务模式、组织结构等全面创新，不断催生新产业、壮大新产业。

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充分发挥创新的第一动力作用，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使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竞相涌现，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要更加重视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立足实体经济这个根基，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以及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建设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氢能与储能等未来产业，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以供给和需求的高水平动态平衡为着力点，促进科技和产业不断迭代升级，形成更具成长性和持续力的生产力。要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纵深推进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等数字技术融合应用，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深化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思想，为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指明了前进方向。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客观上会促进形成新型生产关系，而主动完善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发展新型生产关系，又会反作用于生产力，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从我国发展实践看，生产关系的完善总会带来生产力的大解放。新中国成立后，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为我国一切进步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经过实施几个五年计划，我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国改革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率先突破，逐步转向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并全面铺开，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我国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对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国防和军队改革、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等作出战略部署，改革呈现全面发力、多点突破、蹄疾步稳、纵深推进的生动局面，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显著提高。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我国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等等。这些完善生产关系的生动实践，提升了创新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了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高效转化，进一步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新质生产力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

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是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核心标志是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就要对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等生产要素进行更高效率的配置，使劳动者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力，在地区之间、行业之间自由有序流动；使劳动资料、劳动对象能够合理配置到各类劳动者手中，实现诸要素便捷流动、高效配置。对生产要素进行更高效率的配置，就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要求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不是要弱化或取代市场作用，而是要弥补市场失灵，为市场有效配置资源和经济有序运行创造良好环境，为企业提供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促进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总之，形成新型生产关系，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重大原则、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根据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对生产关系进行完善和提升。

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而全面的社会变革”“既涉及生产力又涉及生产关系，既涉及经济基础又涉及上层建筑”“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对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生产力发展是遵循经济规律的渐进过程，不能脱离实际、急于求成。要把握并用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规律，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更好相适应，为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营造良好环境，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破除阻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在实践中，要坚持全局观念，树立系统思维，把发展新质生产力和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统筹起来谋划和推动。具体可在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和推动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完善支持全面创新、城乡融合发展等体制机制，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完善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的体制机制，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培育更多世界一流企业。健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机制，激发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和数据等生产要素活力，更好体现知识、技术、人才的市场价值，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深化教育体制、科技体制、人才体制等改革。把握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统筹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化教育体制、科技体制、人才体制等改革，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有力支撑。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大力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进一步加强科学教育、工程教育，加强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大国工匠、能工巧匠，进一步提升教育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力、贡献力。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推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人才培养、评价、流动、激励、引进、保障机制，加快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最大限度把广大人才的报国情怀、奋斗精神、创造活力激发出来；实施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放开视野选人才、不拘一格用人才，为人才提供一流的创新平台和发展环境。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持续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塑造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优势。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国际环境。

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理论的探索历程

2023年10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回顾中国共产党对我国文化建设的探索历程，总结其宝贵经验，对于我们深刻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深刻内涵及精神实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自觉肩负起了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而完成这一历史任务，不仅需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军事斗争，而且也需要进行思想文化战线的斗争。我们党自成立伊始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并使其成为党领导开展思想文化斗争和文化建设的锐利思想武器。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为了完成推翻“三座大山”、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集中力量致力于革除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旧政治、旧经济和旧文化，建立一种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政治、新经济和新文化。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页）。

那么，我们要建立的中华民族新文化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新文化呢？毛泽东同志认为，这种新文化只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98页、第708~709页）。关于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他也从推陈出新的角度明确提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7~708页）毛泽东同志关于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华民族新文化”的重要论述，从根本上解决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根本性质、领导力量及建设目标等问题，为中华文化的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1949年9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词中明确指出：“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5页）其后，毛泽东同志还把这段话作为他给《新建设》杂志创刊号的题词。由此可以看出，在他心目中“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建设在未来新中国建设中有着多么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二 

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有计划地在全国开展了群众性扫盲运动，结束了旧中国文盲半文盲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历史；深入开展了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文化教育活动，推进了新中国文化教育的除旧布新，有计划、有步骤地对旧中国的教育文化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造，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思想文化建设领域的指导地位。

为了推进新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我们党在继承和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基础上，不断推进新民主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的转变。早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委托起草的会议宣言中，毛泽东同志就指出，要“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所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348页)。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词中，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了“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0页）的战略构想。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发展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明确提出了“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正是根据这一主要矛盾，我们党把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1957年2月，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在这篇讲话中，他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文化中的主导地位，指出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明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强调这一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9~232页）。

为了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同志还提出了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的问题。他指出：“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57页）这些重要思想对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国思想文化事业的发展，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

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不仅强调物质文明建设，而且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8页）

邓小平同志认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7页）。如果只注重物质文明，而忽视精神文明建设，那就会走偏方向，“随着经济的发展，如果不注意精神文明建设，就有很大危险”（《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813~814页）。在邓小平同志的推动下，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深刻阐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根本任务和指导方针，深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什么必须高度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等重大问题。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与“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有机统一起来，明确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新世纪新阶段我国文化建设实际，明确提出必须高度重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等重大战略思想。

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谋划和部署，推动新时代我国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极大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提出了关于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

习近平文化思想内涵十分丰富、论述极为深刻，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201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了“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的重要论断。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提出“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新的文化使命”这一重大命题，强调“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应该而且一定能够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在2018年8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回顾党的十八大以来宣传思想工作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系统总结了实践中所孕育的理论创新，并将其概括为“九个坚持”。202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两个结合”的重要论断，并随后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两个结合”的科学内涵和根本要求作了系统阐释。2023年6月2日，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关于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概括了文化建设的“十四个强调”，并明确提出了“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2023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最重要的成果，就是正式提出和系统阐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对新时代我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出了“七个着力”战略要求。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我国文化建设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坚持什么原则、实现什么目标等根本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科学理论遵循和行动指南。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运用文化引领前进方向、凝聚奋斗力量，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以思想文化新觉醒、理论创造新成果、文化建设新成就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向前发展。认真回顾总结我们党一百多年来对文化建设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历程及其经验，对于不断深化对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以更加坚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为党内法规学学科建设开辟广阔天地 

坚持依规治党是全面从严治党这一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伟大实践的重要内容。新时代，法学界聚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依规治党的重要论述开展深入研究，围绕深入推进依规治党形成了党内法规学这一新兴法学学科。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进一步对加强党内法规学学科建设提出明确要求。广大法学工作者坚持从依规治党的生动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凝练新观点、创建新理论，推动党内法规学学科随依规治党实践发展而不断走向成熟。

服务依规治党要求，确保学科发展正确方向。创立党内法规学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创新的一项重要成就、法学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进展。世界各国都有活跃的政党，学术界都有相关政党研究，但我国形成了一门将政党治理规范化、理论化、学科化的党内法规学，用法学方法探讨、研究、呈现党内法规所代表的制度文明，更好向世界展现了“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党内法规因党而生、因党而立、因党而兴，是依规治党的重要规范依据。这一基本事实决定了党内法规学始终“姓党”，它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以依规治党实践为研究起点，以党内法规现象为研究对象，以服务全面从严治党为目标指向，以深化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规律性认识为学术使命，以对依规治党开展体系化研究、学理化阐释、学术化表达和系统化构建为基本内容，研究解决党内法规制定、解释、适用中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新兴法学学科。积极适应依规治党的实践要求，确保了党内法规学始终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为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学理支撑。

围绕四个研究方向，推动基本理论研究深化。坚持依规治党，确保拥有9800多万名党员的大党始终自身过硬、能够领导好拥有14亿多人口的大国，深刻展现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新时代，随着党内法规制度大量出台、党内法规体系日益完善，围绕党内法规制定体制机制、党内法规备案审查和解释、配套党内法规制定和执行等产生了一系列关于依规治党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党内法规学作为一门新兴法学学科日渐成长成熟提供重要契机。许多高校成立实体性的党内法规研究机构，配备专门研究人员，招收党内法规方向的研究生，形成较为完备的研究队伍和人才培养机制，并在党内法规的基本概念、本质、分类、结构、解释、实施等基础性问题，以及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等其他社会规范关系方面产生日益丰富的研究成果，深刻反映出党内法规学研究对象的广泛性和独立性。近年来，立足依规治党实践，党内法规学基本理论的四个研究方向日益清晰、研究深度不断拓展：围绕党内法规的基本原理深入探讨党内法规蕴含的理念、价值与精神追求，党内法规存在和发展的政治基础等；围绕党内法规的发展沿革深入探讨党内法规的历史经验和主旨精神、党内法规发展的客观规律；围绕党内法规的制度体系从党内法规的文本出发深入研究党内法规各项制度的基本框架、调整内容、调整方式、规范要求等问题，剖析制度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制度体系背后的机理与逻辑；围绕党内法规的实践运行深入研究管党治党中党内法规规范功能的发挥情况，助力解决各级党组织执行党内法规遇到的新问题。随着四个研究方向的深入推进，党内法规学作为一门独立法学学科的理论基础更加坚实。

把握党内法规差异，促进学科体系不断完善。学科体系是根据研究旨趣的不同，对学科内部所做的划分。反映实践需要的学科体系，构成一个学科得以不断发展的重要基础。依规治党实践的深入推进，为党内法规学学科体系发展提供了直接动力。一些研究者认为，面对日益体系化的党内法规，只有完善党内法规学学科体系，才能加强对不同类型党内法规的科学把握，提高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水平。这也是党内法规学能够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存在的重要条件。围绕完善党内法规学学科体系，出现了关于使党章学、党的组织法规学、党的领导法规学、党的自身建设法规学、党的监督保障法规学等成为相对独立的党内法规学分支学科的讨论。其中，党章学在党内法规学学科体系中处于基础地位，其他党内法规都是为实现党章所设定的党的奋斗目标而存在的。发展党章学，确定其研究内容和范畴体系、界定其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有利于党内法规学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创新发展，更好服务依规治党。不断完善党内法规学学科体系，要紧跟依规治党实践脚步，运用辩证方法、系统方法、规范分析方法、价值分析方法、比较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等研究方法，深入把握不同类型党内法规的制度特征、制度功能，由此不断积淀新的法学知识，推动党内法规学各分支学科走向成熟。

推动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创新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从严必依法度。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厉行法治，注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依规治党，不仅为中国共产党之治提供独特法治保障，开辟了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境界，也为推进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创新作出重要原创性贡献。

完善法治形态理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正确的法治理论引领，就不可能有正确的法治实践。”习近平总书记从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出发，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进程中探索发展了依规治党这一中国独特的法治实践，促进法学研究不断深化对法治形态的理论认识。

法治具有多重规范基础。长期以来，我国法学界受“国家法中心主义”的西方法治理论影响，习惯性地将法治理解为“国家法律之治”。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将完善党内法规体系纳入全面依法治国进程，既明确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在我国法治体系中的定位，也表明我们党深刻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既包括“国家法律之治”，也包括“党内法规之治”，两者都是全面依法治国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突破了关于法治形态的“国家法一元论”认识，明确了党规和国法都是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规范基础。法治必须兼顾他律和自律。西方法治理论认为，法治是建立在人性恶的判断基础上作出的必要制度安排，是典型的他律型治理方式。依规治党是中国共产党依靠自身力量解决自身问题，进而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长效制度方案，是将党的自我革命和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管党治党深度融合而形成的自律型治理方式。这就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成为一种将他律和自律有机结合的法治形态，也为世界政党治理作出了中国贡献。

发展法治价值理论 

法治的价值追求关乎法治的形成动因、目标方向和战略任务。依规治党立足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的初心使命，赋予党内法规制度建设鲜明的价值导向，丰富和发展了关于法治价值的理论认识。

在权利义务关系上更加重视党员履行义务。关于法治的价值取向，从“义务本位”走向“权利本位”曾被视为现代法治文明的基本标志。不同于国家法律“权利本位”的价值取向，党内法规在保障党员权利的同时更加重视党员对自身义务的履行。党员相对于普通群众来说承担着更多、更大的责任和义务，党员入党是要为党分忧、为国尽责、为民奉献。依规治党，就是要通过压实党员义务和责任，把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真正落到实处，从而更好实现国家法律维护和发展人民权利的价值追求。更加重视党员履行义务的法治价值取向更好体现和维护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人民立场。

在制度建设执行上更加重视严格务实管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用法律的准绳去衡量、规范、引导社会生活，这就是法治。”法治的这种引领、规范和保障作用建立在法律制度的实效性和法律执行的严格性上。实效性、严格性历来是法治的价值追求，围绕这一问题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相结合，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的严格执法思想和“治不必同，期于利民”的务求实效精神，将其融入依规治党的理论与实践，强调“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提出“制度不在多，而在于精，在于务实管用，突出针对性和指导性”，生动体现了对实效性、严格性这两项法治价值的独到见解。

丰富法治实践理论 

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具有法治的共性，也有着各自的特点和优势。依规治党在遵循法治一般逻辑的前提下，还要体现中国共产党之治的具体实践需求。这对全面依法治国产生了深远而独特的影响，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以突出优势，推动法学研究进一步深化了对法治中国建设在实践中如何展开、如何向纵深发展的理论认识。

坚持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相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是最可靠、最有效、最持久的治党方式，要全方位扎紧制度笼子，更多用制度治党、管权、治吏。”这一重要论述深刻体现了法治的一般逻辑，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管党治党，是为了发挥党内法规制度在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上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重要作用。同时也要看到，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要注重发挥理想信念、道德情操等的引导作用。这是因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既体现在党员行为上，也体现在党员思想上，两者密切关联、相互促进。而党员的思想不能仅靠制度去规范、去塑造，道德对于依规治党不可或缺。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坚持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相统一”等重要论断，将规范行为和引导思想、守底线和高标准紧密结合，形成了一种“德规共治”的法治实践论，有力推动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由“制”成“治”。

发挥依规治党对依法治国的政治保障作用。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全面依法治国能否顺利推进，也关键在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依规治党深入党心，依法治国才能深入民心”，深刻揭示了依规治党对于依法治国的政治保障作用。我们党作为法治中国建设的领导力量，发挥着设定法治目标、凝聚法治共识、推动法治进程、提供法治动力等重要作用。坚持依规治党，确保党始终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管党治党，本身就是对依法治国的引领和示范；如果不能把党的各项工作纳入党内法规轨道，不能严格依规治党，依法治国也会落空。我们党充分发挥依规治党对依法治国的政治保障作用，把完善党内法规体系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具有优先性的战略地位，与“治国必先治党”的要求相契合，丰富了对如何深化全面依法治国实践的理论认识。

坚持依规治党为增强法学研究中国特色注入动力 

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以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深刻总结“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从严必依法度”的历史经验，坚持将依规治党作为党依法执政的必然要求，把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运用于管党治党，明确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之策、根本之策，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要求领导干部不要当法盲，也不要当党规盲，实现管党治党和治国理政在法治轨道上相互贯通。坚持依规治党蕴含着深厚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拓展了我们党依法执政之“法”的内涵与外延，为滋育中国法学创新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实践沃土，为增强法学研究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注入强大动力。

促进法学理论研究范式变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是扎根中国文化、立足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问题的法治体系，不能被西方错误思潮所误导”，强调法治领域改革“决不能把改革变成‘对标’西方法治体系、‘追捧’西方法治实践”。习近平法治思想将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任务，意味着依规治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重要方面，体现出我国法治体系不同于西方法治体系的鲜明中国特色，也使中国法学理论研究迎来了一场范式变革。

法学是研究依靠规则治国理政的学问，具有深刻的实践性。长期以来，一定程度上受西方法学研究范式的影响，我国法学主要以国家法律为研究对象，对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备的其他重要规则未能给予充分关注，可谓法律之学有余而法治之学还显不足。习近平法治思想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这一当代中国法学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和基础范畴，引领了新的研究范式，必将推动法学研究与我国法治建设实际更加紧密地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囊括的党内法规体系，体现了我国法治体系与西方法治体系的显著区别，深刻表明党内法规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意义，成为撬动中国法学创新发展的重要支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既是理论也是方法，它将依规治党纳入法学研究视域，使党内法规成为中国法学的新范畴，强化了中国法学的问题意识和实践导向，使中国法学在观照和总结依规治党实践中凝练法学新概念，在分析和解决依规治党问题中生成法学新理论，推动中国法学实现从单纯法律思维到法治体系思维的法学理论研究范式转变。

助推建构中国自主的法学知识体系 

如何理解法的概念，是建构法学知识体系的原点性问题。长期以来，“法是国家意志的体现、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依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社会规范”的观点在我国法学界根深蒂固。依此形成的作为法学研究主流的法教义学，其基本研究方向就是把国家制定的法律作为必须坚定遵循的唯一规范进行体系化研究阐释。坚持依规治党，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丰富和发展了法的概念，为理解这一法学知识体系的原点性问题提供了新视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法律表现形式。”制度哲学理论认为，法律是制度的最高形态。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法律表现形式，也即制度的形态来定义法的概念、把握法治体系，立足法治中国建设，从“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魂”的实际情况出发，把党内法规这一规范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活动、依靠党的纪律保证实施的专门规章制度作为一种特殊的法现象看待，充分表明我们党的党内法规与西方政党的规章制度存在本质不同。这是因为，党内法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特殊法律表现形式，而国家法律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般法律表现形式。二者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法律表现形式，区别在于国家法律是国家制度的法律表现形式，党内法规是党的制度的法律表现形式。从制度形态来理解法，就突破了关于法的概念的认识局限，解释了党内法规体系何以能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重要组成的政理和法理，推动中国法学在法的概念上实现突破，确立起建构中国自主的法学知识体系新的理论原点。

赋予法治话语更多中国特色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法治轨道”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中具有标志性的法治话语，理论内涵十分深刻。正如具象意义上的“轨道”是由钢轨、道床、轨枕等多个部分共同组成，“法治轨道”也是由诸多法治要素、法治子系统等构成的宏大法治系统。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地把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起来，推动形成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保障的格局。因此，在我国，法治轨道的“钢轨”主要由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共同铺就。这就赋予法治轨道这一法治话语更加鲜明的中国特色，也激发出中国法学在法治话语研究方面的旺盛活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我们国家，法律是对全体公民的要求，党内法规制度是对全体党员的要求，而且很多地方比法律的要求更严格。”党内法规体现党的统一意志，不仅规范党的自身建设，也规范包括党对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在内的党的领导和执政活动。没有依规治党，就不能把我们党建设好建设强；就不能确保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始终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防止其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假作为；就不能抓住影响全面依法治国进程、决定法治体系运行质效的“关键少数”，确保其带头厉行法治。如果法学研究低估依规治党对于依法治国的重要作用，忽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管党治党对于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意义，就不能总结好提炼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具有主体性、原创性、标识性的概念、观点、理论，就不能形成扎根中国文化、立足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问题的法治话语。法学研究要深入挖掘依规治党对于我国法治话语理论内涵的丰富拓展，不断彰显其鲜明中国特色，为人类法治文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文明与时代的变奏：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何以引领时代

回顾漫长的人类文明发展史，我们所遇到的一个困扰是：究竟是该以时代定义文明，还是以文明诠释时代。千百年来，历史学家们似乎在用一种“互释”的方法向我们描述历史演变的轨迹、解释人类文明的进程。一方面，我们看到了时代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1000多年前的中国和今天的中国，虽然在文化意义上是一脉相承的，但在文明的质态上又存在明显的不同，在文化意义上的中华文明呈现出一种历时性的变迁，构成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古代文明的不同景观。另一方面，我们很难解释为什么在同一个时代会存在不同类型的文明。比如今天的世界，身处全球的现代城市景观中，我们感受到人类似乎处在同一个时代，而当离开纽约、伦敦、东京、上海，走进非洲广袤的草原部落、北极圈爱斯基摩人的营地，我们就会发现，生活其中的人们似乎与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处在不同的时代中，他们的文明样态迥异于一般意义上的现代文明。也就是说，在编年史意义上的同一时代坐标中，可能存在不同类型的文明形态。不得不说，仅从历史直观的角度，我们已经能够感受到文明与时代关系的复杂性。鉴于此，讨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话题，有必要对时代和文明的关系进行梳理，以使我们能够更加全面地理解其中的丰富学术内涵。 

文明视野中的时代观念变迁

关于时代的概念有两种理解：一是客观时间意义上的代际变迁。我们可以用某一种客观的时间度量来描述。时代观念起源于人的时间意识，大自然寒来暑往、四时更替的规律变化，让人们产生了最早的时间观念，并通过天文学的观察获得了衡量时间的刻度，由此人们可以按照自然规律变化来安排生产生活。如中国古人就通过天体运行的节律性变化，确立了年、季、月、时的概念。在一年之中，又根据季节的规律性变化划分了二十四节气，从而为从事农业生产活动提供了遵循。这种主要基于经验观察获得的时间概念，实质上体现了人对自然运动规律的把握，也由此确立了人在自然节律性运动中的位置。 

如果说人在观察自然变化的过程中获得了时间的观念，那么“代”的观念则是通过人类自身再生产的，由此区分了人类血缘意义上的世系。在生物学意义上，这种“代”的区分确立了种群繁衍过程中的伦理秩序，从而避免了种群进化中的基因退化，构成人类种群能够不断向着进步方向演化的生物学基础。这无疑是人类脱离自然状态的巨大进步，也是人类文明演化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在意大利的维科看来，婚姻是“第一次人间制度”。正是通过确立婚姻禁忌原则，人类确立了能够超越动物性的婚姻方式，这也是一切文明的源头。在此基础上，为确立代际继承关系形成了一套基于血缘基础的伦理秩序，这也构成了文化传承赓续的基础。在中国，这种伦理秩序通过家国同构建立了“家-国-天下”的政治秩序。我们看到，虽然中国历史上经历过无数次王朝更迭，但是这种家国同构的基本秩序并没有大的改变，以维护这种伦理秩序为使命的儒家文化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脉。从文明发展史来看，今天我们对中国历史进行的断代划分，主要是以客观的朝代更迭为依据的，但是其中也包含了中国人对于历史的主观评价。例如，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期，是指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近三百年的历史阶段，在中国的纪年方式里，指的是周平王元年至周元王元年这段时间。但是为什么说是春秋时期呢？鲁国史官记载历史时是按照春、夏、秋、冬四季来记录，故此简称“春秋”。历史编纂学也是根据这样的纪年来记录历史事件，从而让我们获得了历史连续性的认识。作为编年史意义上的“春秋时期”和我们今天理解的春秋时代虽然有联系但又是不同的。这是因为孔子在修史时采用了所谓的“春秋笔法”，通过曲笔来呈现史家的真实意思，对人物的评价褒贬系于一字。他通过这种历史叙事笔法来表达他对历史人物的态度，也折射了他所秉持的历史观。实际上，由孔子编订《春秋》所确立的历史叙事，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历史观的形成。 

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种衡量大的时间刻度的方式。如在中国古代的朝代纪年，每个王朝都有以皇位更迭为坐标的朝代更迭谱系。在西方，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都有自己的纪年系统，如官职纪年、奥林匹亚纪年、卡皮托林纪年等。现在全世界通行的公元纪年，则是以耶稣诞生年份作为元年，把人类历史划分为公元前和公元后的时期。每一种纪年系统实质上都是按照一定的历史事件来划分的，包含着某一种特定的历史含义。可以说，正是有了这种客观上的“时代”观念，才有了人的历史，历史不过是时代变迁轨迹的表现。但这种客观意义上的时代观念却在一开始被人赋予了某种人文的意义。所谓“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虽然自然界寒来暑往、四时更替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一旦这种变化的规律和节奏被人观察并定义，就有了人文意义。不仅如此，时代的观念在其后的演变中成为文明发展的刻度。因此，也就有了第二种意义上的时代观念，即文明史意义上的时代。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曾经在其长诗《工作与时日》中描绘了人类种族退化的场景，在他看来，人类种族的演变经历了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黑铁时代的变迁，处于“黄金时代”的人类与诸神生活在“天上的王国”，而处在“黑铁时代”的人类则“面对罪恶无处求助”。在他看来，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一个种族走向退化的进程。无独有偶，在中国也存在着类似的思想，如在儒家经典《礼记》中，最好的时代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时代”，而在“大同”之后，则是“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的“小康时代”。“信而好古”的孔子曾经以艳羡的语气表达了对自己对上古三代的赞誉，“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由此可见，在古人的眼中，人类文明并不是必然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进步的。孔子认为自己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而我们今天谈到春秋战国时期，往往称其为“百家争鸣”的时代，因为在这个历史时期，涌现出了一系列影响后世的思想和思想家。这一历史时期的思想创造和碰撞交流，为后世文明发展和演进奠定了思想观念基础。在同一历史时期世界上其他地方似乎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古印度的佛陀，中国的孔子、老子，在公元前500年前后成为不同地域文明走向繁荣的思想奠基人。德国思想家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把在中国、印度、西方同时出现人类文化突破的公元前8000年至公元前200年这段时间，称为文明的“轴心时代”。 

由此可见，关于文明和时代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其根源在于人们对时代划分存在不同标准，对文明的理解也存在主观偏向。而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为我们正确看待文明与时代的关系提供了思想工具。这就是，其一，在文明的起源上，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生产劳动在推进人类从蒙昧状态中解放出来的决定性作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这样说，“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其二，在文明的发展上，主要是依据生产力发展水平，尤其是生产工具的革命划分文明的不同阶段，从而确立了时代划分的客观标准。我们今天所说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蒸汽时代、电气时代、信息时代等，实际上就是以生产工具革命性变革作为划分时代的依据的。在此基础上，唯物史观还按照建立在生产力基础上的生产关系形式来划分时代。所谓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既表明了生产力的不同发展阶段，也内涵着生产关系的不同形式。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是一步步从低级向高级不断演化的过程。我们可以说，虽然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种关于时代划分的流派，但真正揭示了时代和文明关系的还是马克思主义。我们只有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才能真正地理解时代和文明的关系。 

一个时代的文明高度是由引领这个时代的民族创造的

纵观人类历史我们会发现，虽然人类文明的最初起源依然是一个谜题，但是在后来的文明发展中却呈现出一种多个区域独立演进的文明景观。在漫长的人类发展史中，留存在历史记忆之中最著名的古老文明有四个：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以及中国。其中前三个古文明都消失了，只有中国一直延续下来，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同时，在世界上其他的地方，先后出现过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波斯文明、阿拉伯文明等，这些文明曾经在历史上盛极一时，创立了疆域广大的帝国和灿烂辉煌的文化。实际上，这些文明的影响并没有随着帝国的崩溃而完全消失，而是作为一种潜在的文化基因延续到今天的民族文化中。 

通过对世界历史的考察我们也会发现，除了中国之外的世界其他地域（主要在亚欧大陆、北非和环地中海区域），人类文明的演进呈现出一种波浪式前进的状态，不同文明在这个跨越漫长历史的发展演变中各自“独领风骚数百年”。从西方文明来看，从前希腊文明到古希腊文明，再到古罗马文明，先后经历了1700余年时间（公元前1200年～公元476年）。公元前5世纪左右，是古希腊城邦雅典、斯巴达兴盛时期，代表了希腊文明的巅峰时代，在这一时期诞生了对后来人类文明产生深远影响的“古典三哲”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巨擘，对西方乃至整个人类文明产生深远影响。古希腊之后的古罗马建立了横跨亚欧大陆的帝国，成为西方古代文明的巅峰。公元前476年来自北方的蛮族攻陷罗马后，西罗马灭亡。欧洲由此进入了黑暗的中世纪。而当欧洲进入“黑暗时代”后，公元6～7世纪，阿拉伯文明却逐渐走向鼎盛时期，不仅建立了幅员辽阔的帝国，还垄断了东西方的贸易，推动了伊斯兰文化在世界的传播。西方人真正地走上世界历史舞台则是在14～15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之后，西班牙、葡萄牙人的地理大发现，英国的工业革命、法国的政治革命、德国的哲学革命相继推动西方现代化进程。正因为如此，黑格尔在创立他的世界历史理论的时候，提出了“世界历史民族”的概念，即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个代表世界历史文明高度的民族，影响了这个世界历史的发展走向。当然作为唯心主义的历史观，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民族”概念是建立在其“绝对精神”理论体系的统摄下的。在黑格尔看来，所谓的“世界历史民族”，就是绝对精神在每一个时代的承载者，而其真正的理论诉求却在于为日耳曼人注定能够成为“世界历史民族”进行辩护。抛开黑格尔唯心主义的立场和民族主义的考量后我们可以发现，虽然他所提出的这一概念是抽象的，但是对我们认识人类历史发展也具有某种启示意义。 

在马克思主义这里，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民族”概念得到了进一步超越。在唯物史观视野中，人类历史进步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决定的，不同民族由于地理环境和自然禀赋等方面的差距，在最初的生产力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平衡的状态，由此也塑造了文明的阶梯性和多样性，但人类历史总体上是向着文明进步的方向前进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在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方面的相互关系。”“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环境。”在马克思这里，不同时代的文明所展现的是整个人类进步的趋势，因为随着交换和分工的发展，生产力自身势必要突破民族和国家的疆界。因此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就人类整个历史来说，正是由于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不同民族在不同时代担当了人类文明的主要角色，使其成为“世界历史民族”，而这个民族文明发展的高度也代表了它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 从人类文明演变的历史来看，在地理大发现之前，地球上的各个文明虽然也通过贸易、战争、移民等多种形式进行着漫长的文明交往，但这种交往依然是局部的。也正是由于文明交往的不充分，西方人认为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东方文明是充满神秘感的。17、18世纪的西方人对东方文明充满了艳羡，其中包含了《马可·波罗游记》对中国的溢美之词，但同样这也成为了西方人进行地理大发现的重要动因。因此，自近代以后人类历史之所以成为世界性的历史，西方文明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性的文明，也源自文明交往。在此期间，由于西方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从而相较于世界其他地域而言占据了历史发展的高势位，也掌握了对于历史话语的解释权。时至今日，在西方人的地理坐标中仍然有着中东、远东的标记，这不能不说是西方中心主义在历史地理中的鲜明表征。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能够引领时代的必然性

历史地看，影响一个民族能否成为世界历史民族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文明积累的程度，反映了文明的先天禀赋；二是历史主体的能动性，反映了文明的精神状态。当历史条件具备，历史主体又具备主动精神时，一个民族就能够创造出辉煌的文明。在人类历史上，不同时代的文明高峰都是世代累积的结果，而文明的衰败则主要源于文明主体的精神退化。反过来说，文明的累积和创造性突破必然是历史主体自觉行动的结果。 

与世界上其他文明相比，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时至今日，我们不仅能够通过历史遗迹和文献典籍感受到文明的薪火相传，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没有文明的断裂，今天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依然与古人相连。虽然自近代以来这一历史进程遭受威胁，但中华民族也恰恰是在经历惨痛教训之后重新寻找到了自己的“根脉”和“魂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 

从文明发展演进看，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主要源于文化传承的连续性。黑格尔曾经说过，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之感。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这种“家园之感”并不需要回到某一个特殊历史场景中才能找到。在生活、日常交往中，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感受这种文化的归属感。如今人读《论语》，孔子的形象栩栩如生，他在两千多年前留下的箴言依然在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中发挥着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民族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这些独特的文明特性既是我们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鲜明标识，也是我们能够在人类历史演变中始终保持自己独立性的根基。更为重要的是，与其他民族相比，这种历经五千年积淀的厚重文明为我们面向未来的创造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地基，使现代的中国获得了源源不绝的文化滋养。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厚重基础上实现自我超越的，今天我们所要创造的文明并不是简单的返本开新，而是在吸收借鉴人类文明有益成果基础上的创新。这是我们这个文明具有的最大文化优势，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能够突破西方现代化路径依赖的文化原因。中华文明自身的独特性，不仅昭示着我们能够在赓续基础上重建新文明的可能性，也建构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链接。从历时性上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民族古代文明合乎历史逻辑的现代形态；从共时性上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超越于缘起西方的人类现代文明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因此，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便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一种典型样本，而中华民族作为这一文明形态的承担者，也就注定成为引领世界历史发展的历史主体。 

从文明发展的主体条件看，自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探索实现民族复兴的道路，自觉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以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使自身成为创造新文明的历史主体，也通过历史动员唤醒了中华民族的历史主动性。从而使得中华民族在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没有像历史上的众多古老文明一样被摧毁、取代，也没有像近代以来世界上众多民族一样成为西方文明的附庸；而是在经过不断地抗争和奋起后保持了自身的文化主体性，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的文化新生和主体再构。从文明发展史意义上看，这一充满了挫折与勇气的历史进程，既是文明质态的历史性飞跃，也是文明主体的涅槃新生。而之所以能够发生这样革命性的历史变迁，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哲学上的革命使得中华民族的理论思维得到巨大的跃升。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理论上的主动是最根本的历史主动。 

在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伟大奋斗的历史进程中，我们以高度的历史自觉、理论自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第二个结合”，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时代精神和文化内涵，极大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发展的新境界，为我们引领未来提供了坚实思想基础和科学行动指南。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扎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超前的创新思维，不断地用实践经验赋予马克思主义新内涵，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的新概念、新判断、新原理，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呈现出新样态。特别是在总结中国和世界现代化经验基础上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命题，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充分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人类现代化规律、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以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是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中国的成功实践和创新发展，代表了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方向，从而也使得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的坐标中有了全新的历史定位。 

正是在此意义上，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伟大奋斗，不仅仅具有民族意义，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伟大进步，是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探索。因此，中华民族将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再一次走向世界历史舞台中央，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也将成为表征21世纪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典型样本。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锚定总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