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意识形态风险理论研究路向探索与分析

关于对意识形态风险理论研究路向探索与分析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任重道远，必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面临风险考验的重中之重，加强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问题研究是践行党的二十大“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要求的重要体现。回溯国内相关理论发展道路并探析规律，摸清国内意识形态风险问题研究的基本路向，可以促进党和人民以更自信、更昂扬的态度应对风高浪急的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在不断的胜利中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一、我国意识形态风险理论研究路向初探

我国意识形态风险问题研究产生于近代中西方思想文化碰撞中。马克思主义自来到中国，便始终面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攻击甚至诋毁。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坚持捍卫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方式增强党的意识形态科学性和生命力。虽然没有形成正式的意识形态风险理论，但从事实上对意识形态风险问题作出了回应。新中国成立后，国内严峻的意识形态问题推动相关理论快速发展，知识分子们开始围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及其面临的风险因素展开早期探讨，前后大致可分为两个发展时期：

一是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不同学科领域对意识形态风险问题的初步探索。毛泽东同志针对当时冷战国际背景以及新中国意识形态斗争实际情况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基于这种认识，党带领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分别立足于各自学科特点，提出意识形态风险应对策略。史学家嵇文甫以其深厚的中国史学功底阐述意识形态的特征及其不稳定因素，指出意识形态具有“在客观上和某种阶级的要求相适应”的阶级性，［2］强调物质基础对意识形态稳定性的重要作用。经济学家樊弘专门针对经济领域意识形态风险指出，凯恩斯经济学为了服务自己的阶级蓄意反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不顾科学性地“结合现代资产阶级的追逐最大利润的意识形态，组成一套最虚伪的经济学说”，这些经济发展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造成负面影响并危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3］通过分析这些学者们的研究方向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意识形态问题研究重点是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分析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对社会主义建设造成的危害，同时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科学性进行辩护，以扫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残余为主要任务。时任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的张际春同志也在此时提出要“在全体人民中彻底肃清资产阶级的政治影响和思想影响”，呼吁学者们的理论研究要契合冷战国际背景下维护新中国意识形态安全的现实需要。［4］这段时期不同学科领域专家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分析批判为后期分领域进行意识形态风险问题研究打下坚实基础。二是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至“文化大革命”结束期间理论研究的发展困境。这段时期国内“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决定意识形态风险问题的研究内容基本上都是围绕意识形态与阶级斗争关系展开，研究角度局限性相对较大，对于意识形态风险的基本概念、议题形成以及内涵拓展等基础性理论研究相对匮乏，方法路径的研究也相对单一。党内相关理论囿于“批判斗争”的传统意识形态化解方法，强调必须通过加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地位，整体上存在将意识形态斗争简化为“思想上的改造与反改造”的倾向，缺少现代化的防范化解路径探索。这种倾向是对意识形态风险来源理解单一的表现，反映出国内意识形态问题基础理论研究的短板。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研究中也包含中国共产党应对意识形态风险挑战的重要历史经验，其中涉及大量意识形态斗争心态问题和加强意识形态领导权问题的研究，使国内知识分子普遍意识到必须做好长期斗争准备，呼吁“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5］这些最终都成为党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的重要历史经验，对于化解国内矛盾、防范重大风险发生产生了正反两方面的重要启示。

二、我国意识形态风险问题研究的发展困境与深化演变

改革开放后，党和人民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大胆尝试也使意识形态风险问题研究进入理性沉淀期，发展思路的整体转型促使国内学界对“文化大革命”时期意识形态斗争路向进行整体反思，相关理论探讨一度陷入沉寂。但事实上，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即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意识形态风险挑战，尤其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后，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人口最多、经济体量最大、文化最厚重的国家，必然遭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集中渗透和攻击。邓小平同志指出：“现在我们正在做的改革这件事是够大胆的……是有风险的事。”［6］（Ｐ113）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学者们开始普遍意识到全球意识形态斗争并没有因为冷战结束而告终，相反以更加隐蔽、专业和强势的形态出现。国内很快出现了“非传统国家安全”的概念，并且在学术研究方向上呈现明显变化，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