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历史影响
说到长城，我们自然会想到连绵起伏的墙体、雄伟壮丽的关隘；想到驻守的将士、征战的健儿；想到“万里长城永不倒”“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诗句。可以说，长城集实体形象、人文情怀、精神内涵于一体，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
长城最早修筑于春秋战国时期，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使土地开垦能力得到极大提高，中原政权向北方农牧交错地带推进农耕生产方式；与此同时，游牧民族则时常以马上骑射的方式对农耕地区进行侵扰。为阻止游牧骑兵南下，各个时期的中原政权大多不约而同在农牧交错地带修筑长城，目的是将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适度隔离，维护相互间的生产秩序，降低战争风险。所谓：“天设山河，秦筑长城，汉起塞垣，所以别内外，异殊俗也。”但在客观上，长城却使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间的交往距离进一步拉近，经济、文化上的互补性日益增强，彼此间的交流往来更加密切，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奠定坚实基础。
长城强化了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经济互动和依存
自战国秦汉以后，各个政权修筑的长城主要位于农牧交错带。游牧民族“逐水草迁徙”，产品的单一性和不易保存性使他们需要得到来自农耕地区的粮食、手工业品及酒曲、茶叶等产品。同样，从游牧民族那里得到牛、马等大牲畜和畜产品，也有利于中原政权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军事实力。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这种强烈的相互依存性与互补性，使长城内外各民族间始终保持着频繁的贸易往来，并呈现出不断发展壮大的趋势。
在长城修筑前，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间的贸易往往呈无序的自然交流状态，由于没有固定时间和固定地点，交易常常难以完成。游牧骑手携带畜产品来到农耕地区，随时有可能将贸易转换成掠夺。长城修筑后，这种贸易在西汉初期转换成关市的形式。汉朝与匈奴订和亲之约，就包括了开放关市的规定。《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孝景帝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遗匈奴”。《后汉书·孔奋传》记载：“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每居县者，不盈数月辄致丰积。”有序的关市贸易，不仅使姑臧成为“富邑”，而且使这里的居民有了更多发家致富的机会，为长城地带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民族大迁徙、大交融的局面，长城内外各民族间的互市贸易更加频繁。柔然与北魏之间通过朝贡的方式交易物资，北朝用马匹换取南朝的香料，北魏在洛阳设置“四夷馆”安置周边各族及中亚、拜占庭来华的商人。隋唐时期，长城地带的“绢马贸易”和“茶马贸易”规模宏大，满足了双方的互补性需求，“彼此丰足，皆有便宜”。辽宋夏金元时期，北方民族建立地方和大一统政权，方便并活跃了长城内外经济文化交流。明朝与蒙古之间通过朝贡贸易和互市贸易交流物资，在长城的关口之处多设置马市，许多马市如大同、张家口等发展成为北方地区的重要城市。到了清朝，旅蒙商人活跃于长城南北，全国商贸网络基本形成。
从历史上看，长城的修筑非但没有隔断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的经济联系，反而强化了两种经济形态的互补性和相互依存性。长城内外各民族之间的贸易呈现加速发展的趋势，经济互动必然会带来文化交融和情感沟通，这也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物质基础。
长城推动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