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宝《晋纪总论》中的“治道”

干宝《晋纪总论》中的“治道”

干宝，字令升，东晋史学家、文学家。干宝自幼博览群书，出仕后曾担任佐著作郎。东晋政权刚刚建立，干宝就由王导举荐出任史官，并受命撰修《晋纪》。《晋纪》取法《春秋》，采用编年体，记载了西晋宣帝至愍帝间一百余年之事。《晋纪》一书文字简约、记事审慎、议论得当，得到了历代史家的交口称赞，有“良史”的美誉。《晋纪总论》是附于《晋纪》全书之末的一篇历史评论，干宝以慷慨之情总论西晋一朝的历史，剖析司马氏为政的得失，寄寓自己的政治理想。

《晋纪总论》回顾了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与司马炎祖孙三代四人创业立国的历程，突显了司马氏起于乱世而致太平的宏伟事业。继而采用对比的方式，叙述惠帝一朝的混乱现状，揭露选举失当、是非不明的混乱现状，哀悼天子失位、王室操戈的悲剧。西晋一朝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引发了干宝的思索，促使他将目光转入到对治世之道的探讨上。干宝将礼义道德视为“治道”的基石，认为礼义道德关乎国家安危，并辅以周朝崛起兴盛的史实加以印证，最后总结西晋为政的过失，探讨亡国的深层原因，在篇末以“曲终奏雅”的方式寄寓自己对现实的期待与展望。纵观《晋纪总论》一文，骈散兼行而又文法井然，议论精警、切中时弊，确为魏晋文章的典范。在辞章之外，这篇史论常为人称道之处在于《晋纪总论》延续了“春秋笔法”。历代史家常常以“直”来评价干宝，正是缘于他秉笔直书的史家精神。“春秋笔法”精神在于实录，陈寿、陆机、王隐、虞预等人编纂晋史，对高贵乡公曹髦被弑一事都避而不言，只有干宝《晋纪》据实记载，这得到了唐代史学家刘知几的高度赞扬。在《晋纪总论》中，干宝一以贯之地秉持了实录的精神，毫不避讳地直陈西晋朝政的过失。在论述西晋短祚而亡的深层原因时，干宝尖锐指出世风败坏的根源就是司马氏“不及修公刘太王之仁也”。统治者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导向，以至于道德沉沦、礼法崩坏，士人不再像汉代那样笃守名教礼法，出现名不副实、重利轻义的不良风气，整个社会陷入“耻尚失所”的价值缺失之中。作为东晋的史官，干宝并没有对司马氏统治的西晋现实加以回护，而是秉笔直书，真实地记录了现实，加以严厉批判，坚持了史家的立场。

当然，如果仅仅凭借实录的精神，《晋纪总论》还不足以为历代史家所推崇。《晋纪总论》的价值更在于干宝对人事盛衰的关切，对治世之道的思考。自《春秋》以来，直至司马迁《史记》，史家都在关注“天人之际”，思考天道与人事的关系。干宝也不例外，我们看到他在讨论人事盛衰时也受到了“天人感应”学说的影响，例如他言及西晋创业时以“天符人事”解释司马氏灭蜀，又将周代兴盛视为“天命昭显”。但干宝在天人关系上并非完全遵循汉儒旧说，而是呈现出自己独特的思考。他十分重视人的主动性，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晋纪总论》中“以德配天”的观念窥探一二。干宝虽然承认了帝王之兴是天命所定，但他更加强调君主不可妄为，应当保养道德内涵，顺应大义。西晋亡国并非天命，而是君主不修仁德，故而干宝总结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由此我们可以判定干宝所言天人关系，其着眼点仍旧是人事兴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