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党的纪律建设
我们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创了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增强了全党的党性，改进了党的作风，纯洁了党的肌体，厚植了党的群众基础，取得党的建设历史性成就。党在这一时期开展了党的纪律建设突破性实践，形成了党的纪律建设创新性理论，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与现实启示。
延安时期，我们党以党的建设为统领，着力抓好党的纪律建设，不断完善纪律规矩，大大增强了党的凝聚力、战斗力。
一是以制度规范保障纪律建设。“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这两者都不可少。”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党内法规”概念，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重要党内法规，完整提出了民主集中制“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重要原则。1942年8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正式确立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原则。党的七大高度重视制定和完善党的章程，七大党章将党的纪律作为组织基础写入总纲，规定了党员均有遵守组织纪律的义务，确立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一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原则。
二是以执纪从严推进纪律建设。执行纪律的严肃性直接关系到党的纪律的权威性。一方面，我们党及时清除分裂主义、宗派主义错误影响，将叛党反党的张国焘开除出党，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克服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另一方面，将道德败坏、蜕化变质的党员清除出党的队伍并严肃处理违纪犯法者。黄克功对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逼婚未遂后持枪杀人，被边区高等法院判以死刑；肖玉璧贪污受贿、倒卖边区物资，亦被判处死刑；刘力功拒绝执行组织决定，在组织多次与其谈话后仍不服从安排，被开除党籍。
三是以学习教育引领纪律建设。到1938年底，党员人数已经从全面抗战爆发时的4万多人增加到了50多万人。在大量发展党员的同时如何保证党员的质量，使全体党员能够在统一纪律下团结起来，成为党面临的紧迫问题。1941年7月，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强调“要在全党加强纪律的教育”，彰显了党加强自身建设的自觉。为了维护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毛泽东主持编印了《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这三部“党书”对历史上的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进行比较，使党的高级干部在学习中分清是非、更加团结。延安时期，我们党探索出一条局部执政条件下解决自身问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党的纪律建设走上系统化规范化的轨道，保障党领导的事业不断取得胜利。
党章党规越来越成为全体党员干部的总规矩，“铁的纪律”保证了党的行动上一致。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立下了许多重要的政治纪律，具有规范性和稳定性的党的纪律实质上具备了党内法规的性质，党更加注重依靠党内法规来规范和约束组织与个人的各种关系与活动。“党章就是党的根本大法，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规矩。”作为党的历史上第一部完全独立自主制定通过的党章，七大党章对纪律的阐述指明了党纪的重要性和执行纪律的严肃性，成为这一时期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总依据和总遵循。我们党建构起以党章为纲领、以各项党内法规文本为支撑的基础性体系，为探索制度化、规范化的党内法规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极大地塑造了中国共产党的精神、气质和面貌。经过纪律教育，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宗派主义、分散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不断被扫除，党内政治生态得到净化。具体来说，“三多三少”成为延安的标志性现象，即“讲个人要求的少了，服从组织分配的多了；图安逸比享受的人少了，要求到前线和艰苦地方锻炼的人多了；自由主义现象少了，严守纪律的人多了”。党内良好的政治生态对塑造积极向上的社会风尚形成示范作用，陕甘宁边区“十个没有”的优良作风彰显了共产党人和边区群众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