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焚书》《续焚书》看李贽的政治思想
李贽（1527—1602年），字宏甫，号卓吾，别号温陵居士、百泉居士等，福建泉州人。李贽一生著述颇丰，其重要著作有《焚书》《藏书》《续焚书》《续藏书》《史纲评要》等。其中，《焚书》与《续焚书》集中表现了李贽的政治思想，是李贽的重要著作。
《焚书》亦称《李氏焚书》，包括书信、杂文、札记、诗词等共6卷。《续焚书》为《焚书》的续编，共5卷，是李贽死后由其门人汪本钶编辑，收录了著者的书信、序、说、论、读史札记、杂文、诗词等。李贽在《焚书·自序》中说，《焚书》“则答知己书问，所言颇切近世学者膏肓，既中其痼疾，则必欲杀我矣。故欲焚之，言当焚而弃之，不可留也”。《焚书》由此得名。又说，“夫欲焚者，谓其逆人之耳也；欲刻者，谓其入人之心也”。故明知将遭焚毁，也要刊行于世。
“童心”
“童心说”是李贽政治思想的核心与灵魂，也是其逻辑起点。如果说程朱理学的核心范畴是“天理”、陆王心学的核心范畴是“良知”，那么李贽政治思想的核心范畴就是“童心”
。他的全部思想，都是从“童心”这个起点出发，从“童心”这个核心向四周辐射。《童心说》是《焚书》卷三的一篇杂论，李贽对“童心”所作的最简洁的规定是“童心即真心”“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鲜明地提出了“复童心、做真人”的主张。“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实则是人的个性和主体价值的自觉。如果丧失了这种自觉的“本心”，那么，人就失去了个体价值，人就不再能以一个真实的主体而存在。“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
在《童心说》中，李贽从“童心”出发，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封建伦理。在李贽看来，封建伦理不敢正视人的“童心”——毫无掩饰的现实人性，反而极力障蔽人的“童心”，把“童心”看作阻碍人成为圣贤的最大障碍加以排除，“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非内合于章美也，非笃实生辉光也，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所以者何？以童心既障，而以从外入者闻见道理为之心也”。到处充斥着道学的假文章，所以李贽慨叹道：“呜呼！吾又安得真正大圣人童心未曾失者而与之一言文哉！”
李贽的时代，正是八股文风泛滥的时代。李贽认为，“童心”即“真心”应该是文章的直接本源。他说：“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换句话说，即天下最好的文章，都是作者真性实情的流露，性情已真，则其文无所不真。不管什么时代，不拘何种体裁，都显示出作者的精神风貌，都是真有价值的。“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他主张广读诸书，博采众长，融会贯通。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且书本知识、读书内容也是日渐其新、日益发展丰富的。所以，只要出于“童心”的作品，不分时代和文体，都应该是读书的内容。他甚至认为“东国之秘语，西方之至文，《离骚》、班、马之篇，陶、谢、柳、杜之诗，下至稗官小说，宋元名人之曲”，“申韩之书”等，“肌臂理分，时出新意”。且“摅其胸中之独见”，都可益人益智。只有这样读书，才能够不受一经一说的约束与专断，避免由于学术上的狭隘性而造成丧失“童心”。
“至人之治，因乎人者也”
针对明王朝的腐败政治，李贽对传统政治体制的弊端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提出了“至道无为、至治无声、至教无言
”的政治理想。李贽的政治思想，满怀着对明王朝日益加深的经济政治危机和民族危机的深层忧患意识。他在《续焚书》第一卷《西征奏议后语》说：“盖天下之平久矣，今者非但所用非所养，所养非所用已也。自嘉、隆以来，余目击留都之变矣，继又闻有闽海之变，继又闻有钱塘兵民之变，以及郧阳之变矣……非但西夏足忧也。”李贽主张以人民的福祉和国家的富强为政治的最高原则，认为政治家与思想家之间应该有一种同情的理解和理性的相互宽容，主张“英君非能臣不使”，提倡任用真正具有治国用兵之术的英雄豪杰之士；反对“本诸身”的“君子之治”，李贽理想的“至人之治”则是“因乎人者也”，顺乎自然，顺乎世俗民情，即“因其政不易其俗，顺其性不拂其能”。他认为从政要根据不同情况加以引导，因为人的心性是不同的。只有“顺其性不拂其能”“恒顺于民”，才能把社会治理好。
专制制度的实质是蔑视人、践踏人、把人不当人，李贽对此有深刻认识。《焚书》卷一《答耿中丞》指出：“夫天下之人得所也久矣，所以不得所者，贪暴者扰之，而‘仁者’害之也。‘仁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