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理论联系实际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马克思主义作风，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和精髓，也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必须坚持和践行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
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经过艰苦探索、付出巨大牺牲积累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由于经验不足，曾犯了“左”倾盲动、冒险和教条主义等错误。其中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几乎使中国革命陷入绝境。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根本性错误，就在于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完全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实现的前提条件和界限，也完全忽视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国情，没有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统一起来。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同“左”倾错误斗争中认识到必须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实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原则。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1937年7月、8月，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撰写了《实践论》《矛盾论》，从哲学的高度批判了教条主义的学风，指出：“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我们的教条主义者违背列宁的指示，从来不用脑筋具体地分析任何事物，做起文章或演说来，总是空洞无物的八股调，在我们党内造成了一种极坏的作风。”
全民族抗战时期，毛泽东于1938年10月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指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强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1939年10月，他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对党的建设已经历的三个阶段进行了分析，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阶段，由于“党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更加深入的更加统一的理解，就不但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进行了伟大的抗日战争。党的组织已经从狭小的圈子中走了出来，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
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强调对于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学校的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第一次明确阐释了“实事求是”这一概念的内涵；指出这种有的放矢的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
1942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讲，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我们所要的理论家是“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
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把党成立24年来形成的优良作风精辟地概括为“党的三大作风”，即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说道：“必须使各级党的领导骨干都懂得，理论和实践这样密切地相结合，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这就为端正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态度和方法指明了方向。正是在党的优良作风指引下，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中国人民迎来了社会主义新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根据当时的情况，实事求是地对基本国情进行了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并从基本国情出发，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6年，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正式提出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毛泽东在这篇讲话中阐明了这样一个基本思想，即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学习别国长处，借鉴别国经验，走自己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