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阳国志》：中国现存最早的地方志
东晋时期成汉常璩所著《华阳国志》（原作《华阳国记》）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地方志，其成书于公元348—354年之间，因地处华山之阳而名。此书记载了从远古至东晋穆帝永和三年（347年）今西南以及陕甘鄂部分地区的山川地理、物产资源、经济文化、历史人物与民族关系的丰富内容，是研究古代西南地方史和西南少数民族史以及蜀汉、成汉史的重要史料。
《华阳国志》的特点
常璩，字道将，东晋蜀郡江原小亭乡（今四川崇州三江镇）人。常姓为蜀中文学大族，族人多习文艺，因而常璩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精六艺、善文辞、通经史。公元304年，李雄在蜀中建立成汉政权后，常氏一族受到招抚，常璩亦入仕成汉为史官。后桓温伐蜀灭亡成汉政权后，常璩降徙建康，进入朝廷专门收藏珍贵图书的秘阁掌管著作之事，又为他从事《华阳国志》撰写提供了方便。常璩入建康后，受到东晋中原士族排挤，郁郁不得志，晚年无心仕途，专心文史。常璩参考其从祖常泰恭所为《梁益篇》《蜀后志》《后贤传》三书，以及陈承祚的《蜀书》《耆旧传》，杜敬修的《蜀后志》，参以祝元灵、陈申伯的《续耆旧》，黄容的《梁州巴纪》，并《南裔志》等著作，孜孜不倦，综揽未备，广为考证，耗时十数年，著成《华阳国志》一书，旨在赞誉巴蜀文化之悠远、人物之风流，驳斥建康权贵和士大夫对蜀人的轻藐。
《华阳国志》全书约11万字，分为：《巴志》《汉中志》《蜀志》《南中志》《公孙述刘二牧志》《刘先主志》《刘后主志》《大同志》《李特雄期寿势志》《后贤志》等内容，末卷为序志等内容。在内容及编撰方法上，刘琳在《华阳国志校注·前言》中提到，《华阳国志》一至四卷主要记述梁、益、宁三州的历史、地理，以“地理”为主，类似“正史”中的地理志；五至九卷以编年体的形式叙述公孙述、刘焉刘璋父子、蜀汉、成汉四个割据政权以及西晋统一时期的历史，略似“正史”中的本纪，但记述稍详；十至十二卷记载三州自西汉至东晋初年的“贤士列女”，相当于“正史”中的列传。古籍专家刘琳认为：该书“从内容来说是历史、地理、人物三结合，从体裁来说，是地理志、编年史、人物传三结合。这两个三结合构成了《华阳国志》的一个显著特点，这也是中国方志编纂史上的一个创举”。但正是因为这种编纂体例，也有学者质疑其并非一部地方志，而是地方史。例如史学家王仲荦在《魏晋南北朝史》中说：“从这部书的书名看，好像是地方志，其实是一部地方性的通史。”支持该观点的还有谭其骧、王定璋等。不过，更多的学者认为《华阳国志》确实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地方志。例如，清代洪亮吉谓汉晋霸史《越绝书》《华阳国志》为方志之始。清代方志家刘光谟称：“方志之书，始于吾蜀。《华阳国志》其鼻祖也。”史学家李泰棻在《方志学》中说：“然最古以志名书者，首推常璩《华阳国志》。”梁启超、朱士嘉、傅振伦、张舜徽、杜泽逊等也认为《华阳国志》是“现存最早的地方志”。专门的研究著作如刘琳的《华阳国志校注》、刘重来的《华阳国志研究》等也都持此观点。
文化、历史与人物研究
《华阳国志》为研究公元4世纪前西南地区地理沿革、经济文化、民族历史、历史人物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在地理方面，《华阳国志》详细叙述郡县沿革、户口多寡、山川道路等。例如，卷一《巴志》对巴东郡鱼复县的历史沿革记载：“鱼复县，郡治。公孙述更名白帝。章武二年，改曰永安。咸熙初复。有橘官、盐泉。又有泽水神，天旱，鸣鼓于旁即雨也。巴楚相攻，故置江关旧在赤甲城，后移在江南岸，对白帝城故基。”还有卷三《蜀志》犍为郡下的武阳县以及战国时秦国蜀郡太守李冰主持修建都江堰的过程，这些记载多为其他史料所缺略，《华阳国志》正可补其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