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新时代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
早在2015年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要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新时代以来，特别是进入新发展阶段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对经济规律的认识和总结，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不断对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加以概括和提炼。
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深刻总结了有效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等各方面实践，进一步深化了对新时代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概括为“五个必须”。深入学习和理解“五个必须”所体现的规律性认识，对于做好经济工作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五个必须”是基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特别是对新时代以来实践基础上的进一步总结；是基于党对经济工作规律性认识长期发展过程，特别是对新发展阶段以来理论探索的进一步深化；是对开启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的新发展阶段的历史性变化和新发展要求的理论回应。
“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这一规律性认识是由我国国情决定的。经过长期发展，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经过长期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但我们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发展是第一要务”“高质量发展是硬道理”符合这一基本国情，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的历史需要。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之所以表现为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根本原因在于经济社会发展结构性矛盾突出。发展是解决各方面矛盾的根本途径，发展中的矛盾只能依靠发展来克服；发展是历史的，是在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中不断演进的，伴随着发展进程，其目标函数和约束函数是不断变化的，因此发展方式必须不断改变。高质量发展是适应新时代特别是在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如期达成、进入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发展阶段要求的历史必然。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必须不断提升发展的可持续性，必须实现高质量发展。而实现高质量发展首先需要树立新发展理念，坚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实现经济结构质态演进与经济总量水平增长，经济短期运行均衡与长期发展协调等方面的有机联系，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质和量的统一上切实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目标达成。这是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也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的集中体现。
“必须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着力扩大有效需求协同发力，发挥超大规模市场和强大生产能力的优势，使国内大循环建立在内需主动力的基础上，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
这是习近平经济思想中关于宏观经济调控和宏观经济治理的重要观点，是在对我国新时代以来特别是进入新发展阶段以来实践经验深刻总结基础上形成的重要规律性认识。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不久，习近平总书记洞察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出现的新特征并将其概括为“经济新常态”，在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特别指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与之相适应，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形成了新的宏观经济调控和治理的方式。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坚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改变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以需求侧管理为主要方向的宏观调控方式。
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到1998年20年间我国宏观经济总量失衡，主要特点是需求膨胀供给短缺，主要压力是通货膨胀，矛盾的首要方面在需求侧，因而宏观上长期采取紧缩需求的政策。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到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我国宏观经济总量失衡的主要特点是需求疲软内需不足，主要压力是增长动力不足，矛盾的首要方面仍在需求侧，只是方向不同，因而宏观上开始以扩大内需为导向，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2008年之后进一步扩大内需强度，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党的十八大之后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国民经济大而不强、产能普遍过剩、结构性矛盾加深、要素效率和全要素效率不高等成为突出问题，宏观经济失衡以及克服失衡的主要方面和要求首要集中于供给侧，需要宏观治理方式上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方向和主线。进入新时代，宏观治理方式的新思路不仅有发展的客观必要性，也有体制机制上的制度可能性。
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和条件都发生了新的系统性变化，供求矛盾关系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全球经济衰退与国内需求不足相互交织，总需求动力不足与产能相对过剩结构性矛盾相互作用，宏观治理方式需要适应新发展阶段的新变化，需要更加强调统筹需求与供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放弃需求侧谈供给侧或放弃供给侧谈需求侧都是片面的，二者不是非此即彼、一去一存的替代关系，而是要相互配合、协调推进。”这充分说明我国此前的以需求管理为主要调控方向或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并不是割断需求与供给的内在联系，而是在二者的相互联系中突出重点，进入新发展阶段则更加需要统筹，使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着力扩大有效需求协同发力。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其中重要的战略原则便是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和立足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战略方向和主线，要把两者统一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之中。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就扩大内需而言，主要在于“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就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言，主要在于“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而在宏观调控和治理上实现以有效需求牵引供给、以高质量供给创造需求，在实现良性互动基础上形成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推动经济短期增长与长期发展有效衔接，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有机统一。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我国新发展阶段不仅有这种历史要求，而且具备客观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