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清流名士的价值追求
“名士”即名德之士，德行高洁而道术精纯，是礼而聘之并与之共同兴化致理的对象。至东汉中后期以来，名士逐渐以群体性的方式涌现，成为世人向往的人格典范，塑造了东汉士风“尚名节”的总体特征。所谓“清流名士”，自与“浊流”相对，他们以儒家正统的君臣之义、澄清天下之志为坚守，在与外戚和宦官日益激烈残酷的斗争中，逐渐发展出群体性的自觉，以天下为己任、不畏生死，使儒家的理想人格在东汉焕发出别样的魅力与光彩。
东汉名士群体的出现及“尚名节”特征的形成，有人主的推动之功，亦有选举制度之力。
自汉武帝表彰《六经》，设立太学，定儒学为一尊，在“禄利”的驱使之下西汉士人崇经学经日盛，但“无非功名势利之人，笔札喉舌之辈”，像董仲舒那般正谊明道的少之又少，总体呈现出一种“大义未明”的状态。后光武帝深感于王莽篡位之事，为巩固新创政权，强化士人忠于一姓、忠于一家的观念，力主起用经明行修之人。对以卓茂为代表的不仕异姓之士大肆嘉奖，并诏告天下曰：“诚能为人所不能为，夫名冠天下，当受天下重赏。”对于如王霸、严光等隐居乡野，无心仕宦之士亦予以充分尊重，遂使东汉风气为之一变。
汉代选拔官员，有察举制和征辟制两种。前者自下而上，主要由地方长官在所辖区内考察、选取人才并推荐给上级或中央，经试用考核后再任命官职。后者自上而下，是指征辟名望显赫的人士出来做官，主要有皇帝征聘和公府、州郡征辟两种方式。这两种选拔方式都是士人通过明经并恪守、践行一定的人伦道德标准而获取名誉入仕，在朝廷和地方对士人的奖掖和作用中进一步激励了士众对名誉名节的重视，从而达到移风易俗的目的。如同“禄利”促使学经日盛一般，追求名节一时成为风尚，重名、崇名者日渐增多。他们“依倚道艺”“刻情修容”，通经、明经，以儒家所提倡的一系列“礼”的伦理标准来要求自己，立身处世大都规行矩步，以克己复礼为美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