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危言》中的实业强国主张
郑观应（1842—1921年）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早期维新派的代表人物。他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从小接受系统的儒家传统教育，在应童子试未中后，奉父命前往上海经商。他白天在洋行任职，晚上则到英华书馆学习英语，由此开始接触了解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经过十几年商业实践的熏陶历练，他对洋务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中国传统义利观和西方重商主义的影响下，郑观应逐渐形成实业强国的观点，这也成为其1894年完成的代表作《盛世危言》的中心思想之一。
（一）
在1880年刊行的《易言》一书中，郑观应主张采用大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作，鼓励民间投资开办实业。《盛世危言》更是明确主张发展工商实业，以为“富国强兵”之法。
在《盛世危言》中，郑观应从当时情形和语境出发，认为中国虽处“盛世”，但已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如何扶大厦于将倾，力挽狂澜，延盛世之局？与洋务派的“中体西用”主张不同，他主张在学习西方的“器物”之余，还应该探寻西方的富强之根——经济制度的改良，振兴工商实业以求富国。郑观应把工商实业发展视为“纲领”之要。与同时代其他人不同，他把“工业”称为“技艺制造”，没有刻意把“工业”一词与传统工艺技巧强加区分。他认为，如果制造业发达，则必带动经济发展和军备的改良，以此御国退敌。因此，要想富国强兵，不应仅引进外国的器械、枪炮而更应治本。治本之源，在于工业，亦即所谓“制造”。他说：“制造一事为通商练兵之纲领。”对于发展商业的重要性，郑观应更直言道，“士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销。是商贾具生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领也”。因此他提出，“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以此达振衰起敝、兴利除弊、富国强兵之效。郑观应言行合一，身体力行，他先后投资参股轮笔宝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多家洋务企业，成为推动中国近代工商实业发展的躬行实践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