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何以可能——基于政治运作深层逻辑的相契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即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以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历史课题。经过逐步积淀，这样一种意识至1938年毛泽东在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而达到完全自觉。在理论上，对应这一过程的，则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何以可能的研究与阐释。换言之，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够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中国这片国土上、这种文化中扎下根来，茁壮成长、枝繁叶茂、开花结果？

当然，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中国化，归根结底是因为其科学真理恰恰契合了中国社会的历史需要尤其是近现代中华民族救亡图存之需要。但此外，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诸多方面的相契也是极为重要的原因。党的二十大报告在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时，明确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作为其实现机制，指出“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相契并不意味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就直接包含马克思主义的因子，而是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基于此可以相对较为容易地为人们所接受与认同。多年来，学界致力于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思维方法、人生态度、理想追求等方面的相契性。比如，强调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中国传统辩证思维的相通性，共产党人的人格范型与中国传统德性人格的相似性，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追求与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相合性。应该说，这种思维方法、人生态度、理想追求等方面的契合确实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发挥了有效的助推作用。然而，必须看到，以上诸方面并非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契的全部。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这些朴素辩证法和传统价值观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显性层面，不断见诸典籍，广泛流布后世，乃至成为优秀传统文化众所周知的标志性符号，所以最易拿来比照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与价值追求。但如果认为仅仅以上诸方面的相契就能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文化领域更易扎根的话，恐怕有欠准确、并不周延。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一种政治文化，对于政治运作的深层逻辑有自己的理论设定。相对于思维方法与价值观层面的流传，这种理论设定及其指导下形成的政治运作的深层逻辑更为稳固，也更为深刻地内化在整个民族的民族心理与集体无意识之中。外显的易于观察，但深层的却更为根本，如果没有传统政治运作深层逻辑与马克思主义设定的共产党政治运作深层逻辑的高度契合，仅仅朴素辩证法与价值追求的相似，恐怕还不足以使得马克思主义在先进知识分子与广大国人头脑中迅速扎根。

而如果这两种逻辑不相契合，乃至差别极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将会遇到数千年塑造形成并不断内化的民族政治心理与政治文化惯性的巨大抵抗，即使少数先知先觉者能够以极大毅力破旧立新，接纳马克思主义，但广大民众则难以如此，这势必严重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效果。进而言之，即使少数先知先觉者也未必那么容易克服民族政治心理的强大惯性。当然，相契并非完全相同。一方面，对于传统政治运作的深层逻辑必须要做辩证审视与历史分析，其毕竟根植于传统社会，不可避免地带有糟粕的一面，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做相关剥离的工作，下文相关处还将对此做具体分析。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运作逻辑，即使受传统政治运作深层逻辑的影响，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也会对之进行改造，把握其优秀、合宜的一面，按照自身逻辑进行选择性的吸纳、借鉴、阐发，赋予其新的时代性涵义，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贯通。

一、传统政治运作的深层逻辑与共产党政治运作的深层逻辑

什么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设定的中国传统政治运作的深层逻辑？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设定的共产党政治运作的深层逻辑？两者在哪些方面相契呢？本文认为，所谓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设定的传统政治运作的深层逻辑，是指以天道为最高原则、以圣王为主宰、以民心为天道显现，圣王通过天道获得正当性、通过民心获得统治基础，并作为权力中心与教化中心进行大一统治理的运作逻辑。尽管在传统政治思想中所谓天道只是一种理论设定，但其发挥的作用是真实的，认识与遵循天道是整个现实政治运作的逻辑起点：一切都源出于天，政治统治与政治运作在逻辑上最终都要追溯到天道、天理或天命。天道主要通过民心来体现，天无言而民有心，天道政治即是民心政治。而圣王则是天道的代表者、人心的体恤者，是在天道人心之间发挥起承转合作用的中枢与纽带，必须上遵天道而下体民心，其统治的正当性取决于是否深刻认识并秉行天道，是否深刻认识并关照民心。自从中国进入王权社会，数千年时间，在被现代民主政治冲击重塑以前，中国政治几乎都是在天道、圣王、民心的政治话语与历史传统中运作，不管其具体表现形式有多大差别。

与之相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党的政治运作也有自己的深层逻辑设定：以遵循历史规律为最终依据，以政党特别是政党领袖集团尤其领导核心为领导主体，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根本宗旨，政党认识真理、践行规律，把握民意、发展民生，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发挥主心骨与顶梁柱作用。在这样一个运作逻辑中，对历史规律的认识与把握极为关键，因为历史规律为共产党的诞生提供了正当性基础。把握历史规律、顺应历史趋势、明确使命担当，党的诞生才具有意义，才显示出历史的必然性与必要性。在此意义上，把握与遵循历史规律成为共产党政治运作的逻辑起点：党的一切行为都离不开对规律的认识与利用，都必须具有合规律性，脱离规律则党的任何行为都不具有合理性与有效性。但是，规律隐藏在社会历史的深处，如何切实地认识与把握呢？对规律的认识当然可以从多个方面入手，但深入实践，倾听人民意见、了解人民愿望、把握人民意志基础最关键。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实践真实而生动，他们的普遍性利益诉求决定着社会的发展趋势，他们的广泛性意见反映着社会的未来走向。就此而言，规律就在人民群众的生产与生活之中，在人民群众日常的实践活动之中。而在整个共产党政治运作的深层逻辑中，政党特别是政党领袖集团尤其领导核心是历史规律的探索者、把握者、践行者，是民众愿望诉求的整合者、提升者、代表者，一方面把握规律，一方面升华民意，发挥着连接上下、起承转合的中枢与纽带作用，在两者的结合中展开政治活动。在马克思主义的视域内，规律、政党特别是政党领袖集团和领导核心、人民构成共产党政治运作最为核心的三大要素，三者的关系展开形成党政治运作的深层逻辑，决定着党的其他政治活动，具有最为根本的解释力。

以上对两大深层逻辑的归纳都是高度概括的。那么，这两种政治逻辑如何相契呢？这两种政治逻辑的相契首先是整体框架性的：都有一个超越性的原则发挥统摄作用，都有一个政治主体发挥承上启下的中枢作用，都有一个现实性的民意基础发挥人心向背作用。这种整体框架的相契具有前提性，使得深受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熏陶的中国共产党人能较为容易地接受具有相似政治运作框架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在这一整体框架中，三个构成要素又一一相契：天道对应规律，都是超越性的原则；圣王对应政党特别是政党领袖集团尤其领导核心，他们都是起中枢作用的政治主体；传统民心对应人民愿望，都是政治权力的民意基础。要素之间的关系甚至也具有相契性：天道显现于传统民心，规律体现于人民愿望。

二、超越性原则的相契：天道与规律

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天命、天道、天理都是较为基础性的范畴，三者的涵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都指一种具有超越性、指导性的原则与力量，但又有差别。天命的提法较早，春秋及以前运用最多，思辨性相对较弱；天理的提法主要见于宋明理学，特别是二程和朱熹，思辨性相对较强；而天道的提法见于诸子多家之说，在思想史上长期持续，既具有天命之意，又可以做像天理一样的思辨阐释，因而具有最大的公约性。正因此，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才有著名的“道统”一说。基于此，本文用天道作为一个概括性的统称。

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天道始终带有程度不同的人格化神的色彩，春秋之前尤其如此，这与人类文明脱离原始社会不久有内在联系。比如，殷商时期，天道是以人格化的帝或上帝的形式来体现的。《礼记·表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西周此种观念亦非常浓厚。但春秋之后，天道作为非人格化的抽象原则的一面逐渐凸显。《论语·述而》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实际就是对天或天道作为人格神的敬而远之。在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人类的认识水平与思维能力产生了质的跃升，时代的知识精英开始从更为抽象、更具理论性的层次来思考宇宙、历史与人生，对天的认识逐渐变得思辨化。无论儒家还是道家，都承认存在一个超越性的抽象原则并高度重视、积极阐发其作用。这一超越性的抽象原则对于现实世界是逻辑在先的，看似客观却又带有应然的价值内涵，代表着一种恒常的、体现特定价值取向的运行逻辑与客观力量。当然，不同学派对于天道到底代表何种价值内涵的认识并不完全相同，具体概念表述也不完全一致，但都试图在这一最高原则支配下，将整个人类社会整合进一个宏大的天人合一的理论框架，用一个超越的原则理念来指导现实的人间生活。当然，这一原则虽然超越却不在彼岸，而就存在于此岸的事物与事务之中。实际上，这种看似神秘而带有某种规律性的抽象原则，不过是中国传统农耕文明价值规范的高度抽象化而已。经过历史的竞合，儒家文化最终能被确立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之主流与正统，就在于其提出了最符合中国传统农耕经济基础的文化理念。所谓“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河南程氏遗书·第七》）的中庸之道，其实追求的就是一种基于农耕经济基础的高度伦理化、政治化的伦理原则与价值秩序。至南宋，宋儒理学最终完成了中国传统农耕文明伦理原则与价值秩序最为思辨化的系统论证，天道以天理为名高悬于万物之上，又融贯于国家治理、人伦交往乃至万物生存之中，永恒不变。此后，天道作为天理束缚、压抑人性的一面愈益突出，传统天道所承载的价值原则的消极效应愈益明显。迄至近现代，在西方强势文明的冲击下，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不适应的一面彻底暴露出来，强势冲击下救亡图存的困境呼唤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来承担这一历史使命，而这样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则必须提出一种适应时代需要的、新的政治理论。

在近现代西学东渐的各种意识形态中，很多主义如昙花一现，虽溅起小小水花，但未见大的波澜，这或者是由于理论自身存在严重不足，或者由于与中国国情严重水土不服。但这期间，有两种思潮需引起高度重视，一是进化论思潮，一是马克思主义。进化论思潮进入中国早于马克思主义，最初影响也大过马克思主义，其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之间发挥了极为重要的桥梁与中介作用。近现代中国各种进化主义，不管是激进的还是渐进的，都秉持同样的历史必然进步的确定信念：“进化不仅使历史进步合理和正当，它还使未来的历史成为‘宿命’，因为他们相信，他们所设定的未来乌托邦目标，不仅‘应该’，而且‘必然’；进化主义使中国知识分子勇气倍增，危机和落后，都是暂时的，未来注定是属于中国的；进化主义使中国知识分子快乐，痛苦和不安最终不过是加大他们快乐的‘良药’。”如果没有这样一种进化的公理设定，民族危难之中知识精英的信心何在！应该看到，进化主义这种历史向前的进步史观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循环史观或复古史观尽管存在根本差别，但其与传统政治思想却共享着同样的思维方式，即都认为历史的运行遵循某种具有规范性的价值原则与必然性的内在逻辑。这种原则与逻辑在传统政治思想中称之为天道，在进化主义中称之为公理。公理是宇宙天地的运行法则，既是客观规律，又带有浓厚的价值意蕴，体现了应然的发展趋向，现实对之不能悖逆并将最终演进至越来越光明的境地。这仍是一种新的天人合一的思维逻辑。“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以历史潮流代替天意，……传统思想模式中的应然与实然的结合，宇宙观与价值观的统一得以在转型时代以一个新的形式延续。”

进化主义对于传统天人合一思维的继承，对于作为进化公理的抽象原则的设定，对于历史发展的进步信念，都为知识精英后来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奠定了前提性的思想基础。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最初为中国少数知识精英所接受并奉为信仰，虽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有决定性关系，但进化主义思潮为其做的思维铺垫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元老不少是由最初接受进化主义转向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比如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毛泽东等。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唯物史观影响日增，进化主义的天演公理就逐渐被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理解的历史规律所涵括、吸纳、整合、统摄。

唯物史观的历史规律范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建构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实际政治运作，都具有基础性。如同天道范畴之于传统政治思想，公理范畴之于进化主义，历史规律作为基础范畴支撑起了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宏伟大厦，如上所述也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产生与存在提供了正当性证明。当然，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天道范畴带有强烈的神秘色彩，而在马克思主义中，历史规律是一个严谨的科学范畴，但天道与规律都意味着必然性、意味着对现象的超越、意味着对人们现实活动的指导与规定。特别是唯物史观的规律范畴在马克思主义的视域内不只具有纯粹客观的内涵，而是体现着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规律本身是客观必然的，但规律揭示着历史的发展方向与进步前景，本身就生成着一种价值期待。在此意义上，天道与规律都体现了必然与应然的统一、逻辑与价值的统一，都共享着天（超越的原则）人（现实的世界）合一的思维模式。

天道与规律的这种相契尤其是对天人合一思维模式的共享，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刘少奇所著的被誉为共产党人“道德经”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所遵循的正是这一深层思维模式：“我们提出在社会斗争中改造自己的任务，这不是侮辱自己，而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要求。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就不能进步，就不能实现改造社会的任务。……共产党员应该具有人类最伟大、最高尚的一切美德，具有明确坚定的党的、无产阶级的立场（即党性、阶级性）。我们的道德之所以伟大，正因为它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道德。”换言之，现实世界的道德修养依据历史规律这一超越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理想信念时也强调：“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基础之上，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之上，建立在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崇高价值的基础之上。我们坚定，是因为我们追求的是真理。我们坚定，是因为我们遵循的是规律。”2021年8月中宣部发布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在阐释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时，也专门谈到了中华文化蕴含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人心和善的道德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