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D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系统回顾了国家安全重大理论创新、重大斗争实践、重大历史成就，提出了“五个统筹”重大论断，进一步丰富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内涵，将总体国家安全理论继续向前推进。“五个统筹”既是认识国家安全的世界观，也是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方法论，为我国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推进国家安全实践指明了方向。
一、“五个统筹”安全理念的历史演变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一个内涵丰富、开放包容、创新发展的思想体系。国家安全理论势必会随着国际形势、国内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发展，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而不断丰富和完善。
（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五对关系”阶段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有着客观现实需要和深厚思想基础。D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外环境深刻调整，我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新的安全形势呼唤新的安全理念。从国际层面看，世界经济在深度调整中曲折复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蓄势待发，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国际矛盾和斗争更具尖锐性、复杂性、长期性。从国内层面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前景，但随着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国家利益迅速拓展，国家安全面临的压力前所未有，风险隐患陡增。同时，中华民族传统战略文化、新中国成立以来D的国家安全思想与实践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奠定了坚实基础。
2014年4月15日，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首次正式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并重点强调“五对关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这“五对关系”是构建中国国家安全体系的五组支架，构成了多层次、多类型、多领域的国家安全体系总体框架，反映了辩证、全面、系统的国家安全哲学，并深刻揭示了国家安全各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内在逻辑。“五对关系”运用“既重视又重视”的表述，揭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整体统筹性，蕴含着系统性战略思维，成为“五个统筹”安全理念的雏形。
（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发展：“三个统筹”阶段
D的十九大以来，我国迎来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民族复兴战略布局相交汇的历史新时期。“东升西降”“南升北降”趋势明显，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朝着于我有利的方向加速演进。中国崛起的“加速度”引起了美国的霸权恐慌，特朗普政府竭尽全力遏制打压中国，中美战略博弈不断升级，中国的外部安全环境更趋严峻。中国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发生根本性变化，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正成为新阶段国家安全工作变革的重要动力。[2]新科技在造福民生的同时，也蕴含安全失控、伦理失序等风险。同时，D内政治生态得到明显改善，然而新时代全面从严治D依然面临着复杂任务和严峻形势。成就与困难、机遇与风险并存，这些都为科学统筹各类安全领域的重大问题提出了更高要求。D的十九大报告将“统筹发展和安全”作为我们D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同时强调要在“五对关系”中统筹好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2018年4月召开的十九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坚持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形成了科学统筹国家安全的理论格局。2019年10月，D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人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家利益至上有机统一。经过四年的探索与实践，总体国家安全观“三个统筹”理念得以形成。“统筹发展和安全”位居“三个统筹”之首，是国家安全的根本目的，体现了发展和安全“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指导思想，反映出国家安全位阶的大幅提升。“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位居“三个统筹”之中，是国家安全的基本领域，体现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对具体安全领域、安全要素的重视。“统筹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位居“三个统筹”之末，是国家安全的实践方式，与D的十九大报告中“有效维护国家安全”相互呼应，体现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认识升华，强调要增强国家安全工作的主动性、前瞻性，提升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能力。
（三）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完善：“五个统筹”阶段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非传统安全“逆袭”传统安全。世界经济深度衰退，全球化遭遇逆流，供应链、产业链危机不断，各国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排外主义抬头，全球治理供不应求、赤字凸显，地缘政治风险上升。拜登政府延续了对华强硬的战略方针，裹挟盟友构筑反华统一战线，中美矛盾有增无减、影响深远。中国虽然克服种种不利影响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全面脱贫攻坚的历史性目标，但“大而不强”的问题依然突出，短期内无法摆脱关键核心科技受制于人的困境；共建“一带一路”国际环境变数增大，海外人员和资产的安全风险激增；外部资本控制国内企业带来新的安全风险；各路“谋独”势力异常活跃，严重危害我国领土主权等核心利益安全。总之，我国将不得不在一个动荡不安的逆境中谋求自身发展。
2020年10月，D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建议》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实施国家安全战略，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防范和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筑牢国家安全屏障”。2020年12月11日，在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时提出“十个坚持”，并强调做好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强保障。2021年10月，D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创造性提出“五个统筹”，即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开放和安全，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统筹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统筹维护国家安全和塑造国家安全，进一步丰富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内涵。
“五个统筹”的提出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又一重大理论进步，是我国基于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双循环发展格局建立所进行的适应性调整，标志着中国特色国家安全理论的日臻成熟。“五个统筹”相互联系、相互支撑，是在“五对关系”和“三个统筹”基础上的进一步阐述，进一步丰富发展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框架。值得关注的是，“统筹开放和安全”是国家安全理论的最新发展与飞跃，体现了在“双循环”背景下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经济格局和安全格局的重要意义。二、“五个统筹”安全理念的内在逻辑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五个统筹”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客观、发展、全面、系统、普遍的哲学光芒。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出发点是“总体”，实践落脚点在于“统筹”。“统筹”在于通盘筹划、全面考虑、综合协调，强调全局观、系统观、融合观。“五个统筹”是伟大新时代的产物，同时又为新时代注入了新的内涵。
（一）统筹发展和安全是总体目标深刻指出：“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D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3]统筹发展和安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D不断总结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立足于经济社会发展实践和国家安全实践，以实事求是的精神作出的发展与安全理论创新。
1.“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内涵
统筹发展和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总体目标，具有整体统筹性，是新形势下构建“新发展格局”与“大安全格局”的重要战略思想。“安全发展”是民族复兴的必由途径，而“发展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本保障，二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之中。其中，“发展安全”既是一种新的发展观，又是一种新的安全观，还是“五个统筹”所揭示的重大治国理政理念，对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时代主题仍是战争与革命，因而强调“安全重于发展”。改革开放后的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相对注重“优先发展”。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性飞跃，日益复杂和严峻的安全问题成为影响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变量，离开安全谈发展或者离开发展谈安全，都是对“实事求是”这一根本政治原则的严重背离。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之初，统筹的是“发展问题”和“安全问题”，即我们既要解决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充分的经济领域问题，又要解决社会发展中内外威胁、影响稳定的安全领域问题，开始强调使用总体思维和系统思维统筹解决不同领域的问题。此时，发展和安全是相对独立的两个领域、两种概念，但在解决方式方法中要做到通盘考虑。D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后，“统筹发展和安全”被确立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意味着“统筹发展和安全”不仅是安全领域的指导思想，还上升为经济社会领域的指导思想。此时，统筹的不只是两个领域的问题，而是要将“发展”和“安全”深度融合，强调我国经济迈上“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之路，实现“安全发展”刻不容缓，其理论位阶日益凸显，内涵诠释愈加丰富深刻。
2.发展和安全的关系
指出：“安全和发展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4]发展与安全是现代中国国家战略体系中两个重大战略目标，两者互为条件、彼此支撑，构成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
第一，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将发展理念融入安全。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是D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5]破解各种突出矛盾问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归根到底要靠发展。强调安全并不意味着放弃发展，因为“不发展就是最大的不安全”。发展有着自身的逻辑与规律，通常要求“水平更高”“速度更快”“力量更强”“结构更优”，发展的成绩通常是看得见、摸得着、可量化的。当前，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然发生深刻变化。只有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才能为筑牢国家安全藩篱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因此，要努力把握好D和国家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重点，善用发展成果，充分发挥优势，不断运用发展成果夯实国家安全的实力基础，提升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水平。
第二，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将安全理念融入发展。曾深刻地指出：“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6]强调：“我们的事业越前进、越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就会越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就会越多，面对的不可预料的事情就会越多。”[7]安全也有自身的逻辑与规律，安全具有不可突破的底线、边线与红线，具有特殊性、隐蔽性和不确定性。安全问题往往是衍生而非原生的，经济发展中遇到的各种内生性和外生性风险，如果缺乏有效的应对措施，就可能会演变成破坏经济社会发展稳定的重大安全事件。失去了安全的保障，发展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如果安全保障跟不上，发展目标就无从实现。因此，需要把安全上升到和发展一样的位阶上，统筹好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
第三，统筹发展和安全就是要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动态平衡，实现发展和安全相互促进。强调：“既通过发展提升国家安全实力，又深入推进国家安全思路、体制、手段创新，营造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环境。”[8]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是“安全压倒一切”，也不是“经济一条腿走路”而在安全上仰人鼻息。[9]30把安全贯穿于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努力形成在发展中保障安全、在安全中促进发展的新格局，实现更为安全的发展。具体而言，就是把新时代新阶段的发展理念与其他四个统筹关系结合起来，推进发展和安全深度融合，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既善于运用发展成果夯实维护国家安全的实力基础，又善于塑造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环境，统筹构建“新发展格局”与“大安全格局”，趋利避害、乘势而上，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引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二）统筹开放与安全是价值导向
指出：“我们今天开放发展的大环境总体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有利，同时面临的矛盾、风险、博弈也前所未有。”[10]统筹开放和安全，进一步彰显了我国坚定对外开放制度、共享发展成果的决心和信心，也为我国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深化对外开放进程、在对外开放中寻求安全发展指明了前进的目标和方向。
1.“统筹开放和安全”的内涵统筹开放和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价值导向，具有开放包容性，是我国在协调“改革、发展、稳定”关系实践中得出的重要结论，是立足现实、着眼长远的战略选择。当今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开放包容不仅是实现国家安全的必要条件，也是国家安全实践应当遵循的价值原则。“开放安全”作为一种新的安全理念，对坚持“五个统筹”、推动国家安全工作富有重要意义，标志着我国国家安全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奉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另起炉灶”“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整体上更强调“安全重于开放”。D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逐渐将开放作为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条件。改革开放后的40余年，我国主动塑造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发展格局，妥善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在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基础上，实现了全方位、高速度的发展目标。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又创造性提出“统筹开放和安全”的新要求，力求处理好“开放、发展、安全”的关系，追求更高层次的开放、更高质量的发展与更高水平的安全的有机统一。2021年10月，D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首次将“统筹开放和安全”列入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原则遵循。发展与开放，成为促进安全的重要支撑。我国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开放”的发展理念深入人心。“统筹开放和安全”的提出，又使“开放”的安全理念被重点强调。统筹开放和安全，重点是融合开放、发展与安全，实现高水平、高开放、高安全的发展。
2.开放和安全的关系
开放与安全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开放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安全，没有高水平的开放也就没有高水平的安全。同样地，安全是开放的前提，不安全的开放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后患无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