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存在问题和对策思考
一、“有令不行、有禁不止”。
有的地方和行政部门在深化“放管服”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转职能、提效能过程中，依然不到位、不执行、不落实。如审计署发布2016年第四季度国家重大政策措施贯彻落实跟踪审计结果，指出辽宁省、吉林省的4家单位在国家明令停征、免征后仍违规继续征收3项行政事业性收费564.32万元；4个省的6家单位依托行政权力或履职便利等，违规向企业收费6830.18万元。有的部门业务系统与审批系统并未全面互联互通，企业办事“二次录入”，办件与进件“两张皮”问题依然存在，刁难企业办事。
二、傍官好办事、没权难办事。
有的地方简政放权搞“数字游戏”，将审批改为核准、审核、事前备案，或者无关联的合并，企业办事依然难。有的地方一个房地产项目从招拍挂到开工预售，就要经过24个部门单位层层审批，需要加盖48枚289次公章，不请客送礼，傍官出面，2-3年办不下来。有的企业官商勾结好办事，如，刘铁男向广汽集团董事长张房有打了个招呼，后者通过广汽集团内部人员运作，最终让张爱彬的公司获得了4S店指标，而这次的好处费更是达到了1000万元，“打个招呼”价值千万。
三、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
有的腐败官员习惯于“瓜田李下”，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如，大冶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赵保洲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在土地竞拍、政府采购招标项目等方面提供帮助，先后收受某私营企业和个人财物共计9万余元，并授意单位员工通过虚报支出套取财政资金、收取有关单位赞助费不入账等方式，私设账外资金共计106万元并自行开支。苏荣落马后在忏悔录中写道：完全变成了商品交换关系。我家成了‘权钱交易所’，我就是‘所长’，‘收款员’。”2017年4月《法制日报》记者逐篇梳理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忏悔与剖析》栏目公布的悔过书。发现该栏目推出3年来，披露的22名违纪违法者的忏悔录。其中有12人在忏悔录中将交友不慎作为自己腐败的原因之一，占比达到54.5%。
四、信权不信法、信人不信法、信钱不信法。【更多免费素材，微信：bbxzwk】
一些不法商人“信权不信法、信人不信法、信钱不信法”，热衷于“剑走偏锋、行潜规则、走夜路、甩红包”，不择手段拉拢腐蚀公职人员，官商勾结和上下勾连交织，在政治上相互“支持”、经济上相互“利益”，大搞“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找到政府部门的关键人物“打招呼”，已经成为一些商人拿项目的“不二法门”。刘铁男案中有行巨贿的倪日涛倪老板，仇和这个干员能吏甚至成了地产商刘卫高的马仔，李春城身边更布满无处不在的“灰顶商人”，季建业从吴县、昆山到扬州、南京，每迁一处，身边便簇拥一群“老板”，为他“保驾护航”，靠他“赚钱发财”。说明少数商人老板习惯通过“不清”方式获利思想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