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成果理论研究文献汇编296篇200万字

目录

6月24日，第六届“国际共运论坛”在杭州召开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机遇

蔡昉：智库要重视对策性研究

曾宪奎：国有企业的双重特性与混合所有制改革

曾宪奎：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曾宪奎：新自由主义市场机制是有效的制度安排吗？

陈爱茹：当前俄罗斯“新社会主义”的现状及其成因分析

陈殿林、田慧萍：深入开展“两学一做”推动全面从严治党

陈慧平：塞耶斯从马克思主义人性论角度对功利主义的批判

陈建波、庄前生：论牢牢把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

陈人江：从帝国主义到新帝国主义：本质内涵与问题意识辨析

陈人江：帝国主义本质再审视

陈人江：关于世界贸易史的几个事实

陈硕颖、黄爱妹：如何看待当前民间投资增速的下滑

陈先达：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

陈志刚：从制度上构筑多层次的“同心圆”

陈志刚：深入推进守初心担使命长效机制建设

陈志刚：中国共产党不可比拟的优势

程恩富侯为民：西方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激化

程恩富王岩：从历史中汲取前行的力量

程恩富詹志华：当前我国西化、买办等利益集团问题分析

程恩富张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程恩富、方兴起：国外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日趋式微

程恩富、谭劲松：巩固马克思主义立党立国的指导地位

程恩富、王朝科：中国政治经济学三大体系创新：方法、范畴与学科

程恩富：关于《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等若干问题的讨论

程恩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能够解释和解决当代社会主义难题

程恩富：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关于中外经济关系的理论与政策

程恩富：要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

程恩富：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八个重大原则

程恩富：要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

戴立兴：坚持党的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

戴立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戴立兴：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行动指南

邓纯东辛向阳：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基本内涵及现实价值

邓纯东：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邓纯东：加强互联网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邓纯东：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成功的根本原因

邓纯东：坚定理想信念是党的建设的根本性任务

邓纯东：论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

邓纯东：习近平同志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的鲜明特点

邓纯东：新发展理念彰显马克思主义真理性

邓纯东：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若干问题

邓纯东：自信源于马克思主义正确指导

董学文：让文艺上的历史虚无主义没有藏身之地

樊建新龙斌：历史虚无主义的“蹩脚表现”

樊建新：社会思潮与文化安全

樊建新：构建科学学术评价体系引导中国学术发展方向

范春燕：“真理程序”和“减法政治”：试析巴迪欧的左翼激进哲学

方旭飞：拉美左翼的替代发展模式及影响

冯颜利刘民主：怎样推进实践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

冯颜利姚元军：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冯颜利，孟献丽：有机马克思主义：融通“中”“西”“马”的新范式

冯颜利：好道理还要“说得出”“传得开”

龚云：《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新教材

龚云：讲好脱贫攻坚的中国故事

龚云：牢牢把握改革的前进方向

龚云：马克思主义政党就要旗帜鲜明地讲政治

龚云：《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新教材

龚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世界社会主义从低谷到复苏

龚云：新时期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五大特征

龚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人民的选择，具有最大的正当性

韩琪：《反杜林论》的科学无神论思想

韩琪：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历史渊源

韩震：理论创新是党永葆先进性的根本

贺新元：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最现实体现

侯惠勤：“普世价值”的理论误区和制度陷阱

侯惠勤：纯客观的学术研究无法真正读懂马克思

侯惠勤：读好马列经典是博士生的基本功

侯惠勤：进入新时代的中国改革开放

侯惠勤：历史大势交汇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侯惠勤：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

侯惠勤：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典范

侯惠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坚持共产党领导的理论底气

侯惠勤：突破社会主义制度定型的世界性难题

侯惠勤：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方法论研究

侯为民：《资本论》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构

侯为民：立足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实现共享发展

胡乐明张建刚：论后危机时代的资本主义新常态

坚守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不动摇

江金权：夯实“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基础

姜辉：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大贡献

姜辉：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认识解决中国发展问题

姜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

姜辉：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贡献——深入学习《习近平...

姜辉：学习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观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

姜辉、龚云：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伟大历史意义

姜辉：“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懈奋斗的根本动力

姜辉：“中国之治”的制度基础与文化奥秘

姜辉：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

姜辉：将新时代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

姜辉：深入把握科学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姜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姜辉：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要在增强凝聚力和引领力上下功夫

姜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世界社会主义的重大贡献

姜辉：中国社会主义70年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贡献

姜辉：卓越贡献：70年宏伟历程彰显科学社会主义鲜活生命力

金民卿：“两个时代”叠加交织的特殊历史情境与新的伟大斗争

金民卿：坚持理论自主性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前提

金民卿：坚持四个自信推进伟大事业

金民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关系演变的反思与展望

金民卿：毛泽东“改造中国与世界”思想及其对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启示

金民卿：毛泽东的主要矛盾学说及其在国情分析中的运用和发展

金民卿：强化党内制度法规，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金民卿：十月革命的重要遗产与中国道路的成功探索

金民卿：唯物史观的时代观与当今时代判断

康晏如：逆境中前行的哈萨克斯坦共产主义人民党

康晏如：苏联经济危机的谎言与真相

雷晓欢：新冠肺炎疫情下国外左翼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李崇富：论治国理政的“底线思维”

李春华：坚定理论自信必须毫不动摇坚持马克思主义

李春华：立法捍卫英烈名誉反击历史虚无主义

李春华：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重要法宝

李春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李建国：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信

李建国：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西方中心论”

李捷：毛泽东对中华民族至少有五大贡献

李凯旋：论意大利共产主义政党的碎片化困境与发展前景

李凯旋：民粹主义在当代欧洲兴起的根源

李培林：我国社会结构转型进入新阶段

李瑞琴、遇荟：中国道路：成就原因问题对策

李瑞琴：柏林墙倒塌的教训与世界社会主义的希望——读《柏林墙倒塌30周年记》

李瑞琴：从俄国家安全战略威胁因素的演变看美霸权主义本质

李瑞琴：当代俄罗斯社会主义党派的多样化特征

李瑞琴：多重视域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意义

李瑞琴：俄罗斯第七届杜马选举：有哪些值得关注？

李瑞琴：俄罗斯民众对斯大林及苏联评价转变探源

李瑞琴：俄美欧是否已陷入新冷战

李瑞琴：符合人类发展新愿景的中国智慧

李瑞琴：近年来苏东剧变研究中的前沿问题

李瑞琴：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

李瑞琴：面临被解散：俄罗斯“去斯大林化”组织败落史透视

李慎明：对毛泽东几个误解的澄清

李慎明：高度重视对时代和时代主题的认识和研究

李慎明：互联网＋”的发展必将引发西方国家生产关系的大变革

李慎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李慎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的世界格局、中美关系和中国面临的战略机遇与挑战

梁孝：警惕掠夺全球民众财富的新动向

梁孝：美国对华新遏制战略的目标、实质和根源

梁孝：社会主义走早了吗？

林建华：解码新征程创造新奇迹

林建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中国意义和世界意义

林建华：新时代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实现新突破的理论思考与行动指南

刘燕：空间格局的重塑：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建设思想述论

刘德中：以习近平理念为指导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刘国光：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核心是资源配置问题

刘海霞：大国关系调整的新态势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刘奇葆：新发展理念蕴含的理论特质和品格

刘志明：延安时期我们党是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

栾文莲：对当前西方国家反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分析评判

栾文莲：金融化加剧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与危机

栾文莲：资本主义金融化的本质

吕薇洲马凯：思想建党是我们党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重要法宝

吕薇洲：20世纪下半叶社会主义流派在欧洲的历史演进

吕薇洲：工农掌握政权是十月革命的核心精神

吕薇洲：金融危机为世界社会主义复兴提供契机

吕薇洲：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基本规律探析

吕薇洲：筑牢思想和制度防线提升拒腐防变能力

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理论

梅荣政：坚守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理念

面向2035年，中国社会变革不是国外现代化的“翻版”

潘金娥周增亮：21世纪越南马克思主义研究：路径与成果

潘金娥：2018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变革、调整与复兴

潘金娥：从越共十二大看越南革新的走向

潘金娥：当代社会主义的探索、创新与发展

潘金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潘金娥：越共十二大提出革新发展“九大关系”

潘金娥：越南经济革新的历程及理论探索

潘金娥：中越关系的困境与重构：一个方法论的思考

潘金娥等：整体性视角下世界主要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潘西华：国内外葛兰西思想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彭海红：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体现人民民主实质

彭海红：警惕土地私有化思潮对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冲击

秦益成：《2015－2016世界社会主义黄皮书》发布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秋石：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秋石：一以贯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秋石：依靠学习走向未来——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新实践

任丽梅：文化技术视阈下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的新思考

汝信：马克思主义闪耀着穿越时空的真理光芒

尚伟：正确义利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

尚伟：历史大变局中的中国战略定力与担当

沈阳：2016年国外共产党研究热点

宋丽丹：2016年国外左翼思想研究概览

宋丽丹：论当代西方社会各领域的不平等

宋丽丹：我国精准扶贫的重心在西部乡村振兴的关键在集体经济

宋丽丹：西方“中产阶级”概念的演变及其危机

孙应帅：凝聚新时代的信心、党心、民心正当其时

谭扬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时代背景

唐辉张俭松：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过时论”的批判性思考

汪世锦：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真抓实干

王杰、胡乐明：后福特主义缘何起源于日本

王冠丞林超：从政治高度把握改革开放的前进方向

王冠丞：中国共产党建设的战略抉择

王冠丞：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抗击疫情的重要启示

王静：21世纪南亚毛主义运动：现实图景、理论焦点及未来挑战

王三运等：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

王伟光：捍卫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演变规律理论

王伟光：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实践

王伟光：开辟21世纪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新境界

王伟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时代价值与现实意义

王伟光：马克思主义真理具有强大而持久的生命力

王伟光：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

王伟光：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两个伟大发现的重要意义

王伟光：在庆祝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王雪冬：从卢卡奇到伊格尔顿：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列宁主义的批判与阐扬

王雪冬：警惕文化虚无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的网络勾连

王雪冬：认清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实质

王玉鹏孟献丽：警惕历史虚无主义荼毒新媒体网络空间

为党和人民继续前进提供强大精神激励

我国农业改革和发展的根本方向：大力发展集体经济

吴恩远：科学社会主义具有强大生机活力

习近平：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习近平：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习近平：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习近平：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

习近平：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习近平：知识分子要主动担当积极作为

肖枫：世界社会主义热点研究回眸

谢伏瞻：担负起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崇高使命

谢伏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理论与实践

辛向阳、王珊珊：国家虚无主义思潮的危害及应对策略

辛向阳：“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三大基本逻辑

辛向阳：《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国家理论及其当代启示

辛向阳：把握“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深刻含义

辛向阳：百年大党依然年轻的密码

辛向阳：必须高度重视理论建设和理论指导

辛向阳：擘画美好新蓝图引领壮阔新征程

辛向阳：创新发展的科学社会主义底蕴

辛向阳：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辛向阳：恩格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贡献

辛向阳：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辛向阳：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辛向阳：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发展史初探

辛向阳：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

辛向阳：如何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辛向阳：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苏维埃政权建设的思想及其启示

辛向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鲜明品格

辛向阳：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需要回答的三个重大问题

辛向阳：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辛向阳：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在实践中发展真理

辛向阳：中国共产党推进自我革命的理论建构

辛向阳：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

邢文增：社会不平等与西方左翼复兴的契机

杨静：大力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

杨静：西方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探析

杨圣明：经济发展与改革的学术探索

于海青：比利时工人党的“逆袭”及其启示

于海青：当今国外共产党的发展变化及其特点

于海青：西班牙共产党意识形态与理论战略的调整及其原因

于海青：西方政党的“人民”定位及其实践悖论

于海青：照亮人类历史前进方向的灯塔

余斌：在伟大思想的指引下努力完成新时代的伟大历史使命

余斌：加强党的领导能力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余斌：为什么是十月革命而不是七月革命？

余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必须坚持唯物史观

遇荟：法国左翼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审视

苑秀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磅礴力量

苑秀丽：列宁维护和巩固党的统一的历史事实不容歪曲

苑秀丽：全覆盖、高标准、严要求

苑秀丽：任何党员都不能拿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当儿戏

苑秀丽：斯大林时期苏联选择重工业发展战略原因再探讨

张伟：论十月革命的三大合理性

张建刚：推动我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

张建刚：新形势下经济工作要处理好五大关系

张建云：马克思“价值”范畴的深层解读

张建云：为什么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张剑：从生态文明建设的比较中坚定文化自信

张全景：学习研究毛泽东思想为实现新的历史任务而斗争

张伟：试论公有制经济组织在边疆民族地区稳定中的作用

张小平：“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传承

张小平：传统古今观的思想内涵及其扬弃

张小平：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

张小平：绿色发展新理念的文化底蕴

张小平：新时代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的内涵及世界意义

张小平：致敬70年：时代由奋斗者书写

张英伟：强化党内监督要处理好几个关系

赵智奎：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

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整体性视角下世界主要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强化理论思维

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新时代我国社会建设新...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坚决打赢反腐败这场正义之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世界经济形势回顾与展望

中国社科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拉美左翼执政动向及前景

中国社科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长征精神：中国共产党人的红色基因

钟君：用中国理论解决中国问题

钟社文：牢牢把握党中央治国理政新思想新实践的主题

周淼：国外左翼学者如何看待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与困境

周淼宋丽丹康晏如：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世界左翼思潮和运动研究

周淼、宋丽丹、康晏如：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世界左翼思潮和运动研究

周淼：国外左冀学者关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批判

朱继东：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意识形态工作问题及对策

朱继东：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坚持的原则

朱继东：意识形态工作要凝民心聚共识

朱继东：在回答好时代问题中高举共产主义旗帜

朱继东：在立破并举中开创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新局面

祝念峰、王雪凌：2015年思想理论领域的热点问题

6月24日，第六届“国际共运论坛”在杭州召开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主办的第六届“国际共运论坛”6月24日在杭州举行。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和《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为此，本届国际共运论坛拟定的主题为“新时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新形势”，主要议题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新时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新发展与新挑战”“《共产党宣言》的时代价值”“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与现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政党合作”等。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共中央党校、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华中师大等40多个研究单位和高校的专家学者共140余人参加了论坛。

邓纯东院长作主题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邓纯东，浙江工业大学党委书记蔡袁强，浙江省社科联副主席陈先春等先后在开幕式上致辞。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邓纯东研究员做了主题报告。邓纯东在发言中指出：当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形势整体出现好转，正在复苏和重新兴起，但依然是困难重重，充满艰难曲折；未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将会呈现多样模式并存态势。邓纯东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党合作、国家与国家之间合作的科学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争取更好的国际环境，对推动全人类的进步事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都具有极其重要意义。

当天上午，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室局级参赞柴尚金研究员、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崔桂田教授、中国电信集团党组成员、纪检组长邵春保、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处长楼胆群、中国社会科学院马研院国际共运研究部负责人潘金娥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中心轩传树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郭春生教授、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袁群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政党研究中心余维海副教授先后作了大会发言。

当天下午，论坛分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和《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新态势”等三个小组继续研讨。学者们一致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做出了重大贡献，在理论实践上引领了世界社会主义从低潮走向复兴，这是“新时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新形势”的最大亮点。当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了新的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世界社会主义从低潮逐渐走向复苏。然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依然面临诸多挑战，我们应在新的伟大斗争中把握好方向，战胜当前的困难，才能实现长远目标。

浙江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邢乐勤教授最后做了会议总结。本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国际共运部和浙江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承办。

蔡袁强书记致辞

会场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机遇

2019～2020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报告课题组

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很多新的特点。2019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具有重要纪念意义的一年。这一年是共产国际成立100周年，也是五四运动爆发100周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世界各地的共产党举行了丰富多彩的纪念活动，总结共产国际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探讨新时代国际联合的可能。中国隆重纪念五四运动爆发100周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回顾中国共产党逐步走向辉煌的历史进程与成就，激励中华民族继续努力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越南、古巴、老挝、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继续总结革新实践、布局发展新蓝图。非执政的共产党积极探索，成效有喜有忧。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背景下，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加彰显其重大意义。

一、各国共产党总结共产国际的历史经验教训，

探讨新时期的国际联合

1919年3月2日，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在莫斯科宣告成立，1943年5月25日宣布解散。2019年，纪念共产国际成立100周年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主题。世界各国共产主义组织举办各种纪念活动或会议，回顾共产国际的历史意义与影响。2019年2月16～17日，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倡议”在土耳其举办了题为“为共产主义而斗争：百年政治遗产”的会议。6月1～2日，30个共产党在莫斯科举行了“纪念共产国际成立100周年的科学与实践”会议。会议总体上肯定了在列宁领导下建立的第三国际的积极作用及其为发展和加强世界共产主义工人运动所做的贡献。会议宣言指出：“我们正面评价共产国际，并不意味着共产国际在历史上没有错误。我们应当批判地对待共产国际的经验。”【1】尽管现在没有条件去成立新的共产国际，但仍然有必要进一步研究第三国际的历史经验，并将其运用于未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际斗争。10月18～20日，来自58个国家74个政党的137名代表参加了在土耳其举行的以“共产国际成立100周年，继续为和平和社会主义而斗争！”为题的第21次世界共产党与工人党国际会议。这次会议对当前资本主义体系持续危机、国际局势紧张和战争威胁加剧等问题进行分析研判，呼吁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加强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法国共产党《人道报》节、葡萄牙共产党《前进报》节也把庆祝共产国际成立100周年作为活动主要内容。共产国际百年纪念适逢美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美共于9月开始在芝加哥、纽约、洛杉矶举办地区性庆祝活动，庆祝这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百年纪念日。英国共产党等也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纪念活动，借机烘托气氛，扩大影响，但规模不大。原苏东各党通过积极参与纪念国际共运重大历史事件的国际会议，回顾反思社会主义历史，共同发表声明和对时局的看法，显示了世界共产党工人党联合的力量，也锻炼了弱小党的队伍，增强了共产党和人民的信心。在中国，包括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北京市国际共运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等学术机构举行了以纪念共产国际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讨论其历史意义并总结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影响。

对于共产国际的历史意义，多国共产党普遍认为：共产国际在其短暂存在的24年里，推动了世界各地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和发展壮大，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在一些国家的胜利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在共产国际创建时，世界上以“共产党”命名的党只有13个，而到共产国际解散时，已经发展到68个共产党、300多万名党员。【2】共产国际促进了殖民地和附属国被压迫民族的觉醒，为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和独立立下功劳；共产国际积极推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俄罗斯联邦共产党领导人久加诺夫在党报上发表的纪念性文章指出，共产国际的“历史意义在于，在世界范围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群众工人运动结合在一起，推动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和动员劳动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捍卫自己的利益，加强了工人的国际团结，把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引上了一个新的水平。共产国际开展的工作为后来的成就奠定了基础，其中包括共产党在许多国家取得胜利并形成世界社会主义体系。”【3】

关于共产国际的历史教训，各党看法不尽相同。主要观点有：一是共产国际高度集中的组织制度忽视了各国共产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二是对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失误不利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三是对革命形势和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判断失误，造成“左倾错误”。对于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的功过，周恩来曾经进行总结并指出：“毛泽东同志说它是两头好，中间差。两头好，也有一些问题；中间差，也不是一无是处。”【4】从中国革命的发展史来看，这也是对共产国际所起作用的比较中肯的评价。有学者就总结道，“共产国际的历史功过可进一步概括为：大功有成，彪炳史册；过失亦深，足资鉴戒”。【5】

在总结共产国际的经验和教训时，人们对当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国际联合的必要性及其途径进行了思考。以希腊共产党为代表的所谓“正统派”认为，国际共运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偏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今天的国际共运的形势与第二国际瓦解时相似，机会主义浪潮吞没了共产主义左翼运动。希腊共产党批评“有数十个国家加入了帝国主义体系，形成了资本主义垄断”。美共联合主席乔·西姆斯总结共产国际的教训时指出，“共产国际的失败，与其说是因为前苏联共产党的统治地位，倒不如说是因为各国工人阶级运动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使中央的指导和决策变得不可能。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和团结显然是必要的，但这必须要在完全尊重有关各方的自主权和独立性的情况下谨慎进行。”【6】

不少共产党认为，共产国际成立100年后的今天应当成为重建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新起点。摩尔多瓦共产党指出，在全球竞争的推动下，科学技术进步突飞猛进，技术的发展涉及创造比人类潜力更高的人工智能，今天正在形成的世界革命时机，是新的共产国际的预兆。拉脱维亚共产主义联盟认为，当前共产党人的武器依然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共同的斗争、阶级和同志的团结。这是反对民族孤立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必要条件，共产党人的团结是未来的必然选择。俄共奔萨地区代表乔治·卡梅涅夫说：共产国际从1919年到1943年只存在了24年，但即使在今天，其国际精神仍然活跃，共产主义运动正在发展。苏东剧变30年后，西方国际组织再次出现裂缝：特朗普的贸易战、美国和欧盟的矛盾、欧盟内部矛盾，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对共产党而言，重要的是制定统一的国际共产主义战略和战术，利用帝国主义阵营的分裂，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7】

对于如何实现国际联合，各国共产党提出不同看法。以希腊共产党为代表的“正统派”认为，今天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力量，首先要回答意识形态和革命战略统一的问题，而所谓统一的意识形态，指的是对时代问题，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等问题的看法。以土耳其共产党为代表的一些共产党认为，共产党实现国际联合主要体现党际之间的团结和交流经验，并且不能允许在一国内建立凌驾于党和党员意志之上的任何权威。拉脱维亚共产党人联盟领导人认为，共产党应该在欧盟议会内加强合作，与捍卫现存制度的政党进行斗争，只有这样才不会让“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徒有虚名。

综上，在共产国际百年纪念之际，各国共产党认识到实现国际联合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探讨加强国际联合之路。然而，从各国共产党对共产国际历史的不同评价，以及进行国际联合的策略和路径可以看出，各党当下在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和行动策略问题上存在分歧，这些分歧重点涉及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以及如何看待社会主义改革等问题。这成为当前世界各国共产党实现团结和国际联合的主要障碍。

二、社会主义国家总结实践求突破，布局发展新蓝图

（一）中国纪念五四运动和庆祝新中国70年的辉煌成就，引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上新征程

100年前的1919年5月4日爆发在中国的五四运动，是一场以青年为主体的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为新的革命力量、革命文化、革命斗争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8】可见，五四运动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目前，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外资流入第二大国，外汇储备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中国为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30％。70年来，中国不断探索并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中国在某些高新科技方面已经达到世界顶尖水平，引领行业技术的发展。70年来，中国的民生建设成果显著，人民群众生活水平质量不断提高。2020年，中国将在全国消除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除此之外，新中国在国防、军事和外交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也是举世公认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久加诺夫认为，中国“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并在高新技术领域取得长足发展，向世界展示了独一无二的发展道路。”【9】中国的成功是当今世界的杰出范例。新中国在70年的实践进程中为世界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做出了巨大贡献。目前，中国高扬继续推进经济全球化的旗帜，推动经济全球化朝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这对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具有重要转折性意义。【10】

（二）2019年，越南、古巴、老挝、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与建设各有特色

1.越南共产党谋篇布局，为党的十三大构想发展新蓝图

在越南共产党领导下，2019年越南经济发展较快。全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02％，通胀率维持了较低水平，全年增幅为2.79％，创3年来新低；全年商品贸易总额达到5170亿美元，其中出口额2634.5亿美元，实现顺差99.4亿美元；吸引外资380亿美元，为10年来最高水平，实际利用外资203.8亿美元，创历史纪录。政治生活内容丰富。越共中央召开了十二届十中全会、十一中全会，推动落实党的十二大各项任务，积极筹备将于2021年年初举行的越共十三大，指导制定国家发展战略方针；政府根据党的会议精神，制定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国会召开了两次会议，就相关法律文件以及越南经济社会重大问题进行讨论，通过了多项法律文件和多项决议草案。

围绕越共十三大筹备工作这一主轴，2019年越南共产党的工作重心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组建大会筹备工作领导小组、推进大会文件的编制、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及人事安排、深入开展党风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加强社会管理和防止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等。其中值得关注的是，2019年2月19日，越南政府总理阮春福在视察计划投资部时提出经济社会发展“两个一百年”的愿景目标。第一步，到2030年建党100年时，越南进入中等收入高水平国家行列，成为“创新型社会、公平的社会、民主文明的社会”，满足五个指标：（1）人均GDP达到18000美元以上（按2011年购买力平价）；（2）全国大部分（50％以上）的人口成为城镇居民；（3）工业与服务业占GDP比重达90％以上，并提供70％以上就业；（4）私营经济占GDP比重80％以上；（5）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达0.7以上。第二步，到2045年建国100年时，越南建成为一个“繁荣的发达国家”。具体指标是：（1）步入世界上生活最幸福的高收入国家行列，成为一个繁荣、幸福的国家；（2）在全球竞争力指数和营商环境指数方面，成为全球前20名最具知识经济竞争力的国家，收入较高且收入来源多样化，工业按现代化方向发展，农业比重降到10％以下且不再是纯农业；（3）成为亚太地区教育质量最高的国家之一。

2.古巴隆重纪念革命胜利60周年，修改宪法改革国家领导人体制

2019年是古巴革命胜利60周年，古巴政府举行了隆重纪念活动。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发去贺电，肯定古巴革命的胜利不仅开启了古巴独立自主谋发展的崭新历史，更极大地鼓舞着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不结盟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

2019年，古巴经全民公决通过了新宪法。新宪法规定，国务委员会是全国人大常设机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不再由国务委员会主席兼任而改由新设立的国家主席和总理分别担任。国家主席由全国人大选举产生，须年满35岁，首次当选不得超过60岁，任期5年，可连任一届。总理由国家主席提名，经全国人大选举产生，负责政府日常工作并领导部长会议。2019年10月，根据新宪法和新《选举法》，选举迪亚斯－卡内尔为古巴首任国家主席，萨尔瓦多·瓦尔德斯当选国家副主席，埃斯特万·拉索·埃尔南德斯当选全国人大主席并兼任国务委员会主席，曼努埃尔·马雷罗·克鲁斯为政府总理。会议还选举了由21人组成的国务委员会。劳尔·卡斯特罗将担任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至2021年。新宪法指出，全民所有制是古巴的主要所有制形式，古巴经济体制以计划为主，同时考虑市场因素。

3.朝鲜修改宪法，淡化“先军政治”色彩，经济发展和外交取得新突破

2019年4月和8月，朝鲜第14届最高人民会议先后召开两次会议，讨论宪法修改问题。修改的主要内容有：删掉多处“先军思想”，将名义最高领导人与实际最高领导人合并，实行社会主义企业责任管理制等。朝鲜修改宪法的主要原因有三个：第一，因为“先军政治”已经包含在“金日成—金正日主义”中，不再单独强调，淡化了“先军政治”色彩，这符合其2018年以来将发展战略从“先军政治”调整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变。第二，新宪法规定国务委员会委员长“代表国家”，而不再由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长“代表国家”。这是确立了以国务委员会为中心的国家政治体制，使国务委员会委员长不仅只是掌握国家实际最高领导权，而且也在法律上明确代表国家，因而在法律制度方面理顺了关系。第三，删除“青山里精神”和“大安工作体系”，分别代之以“高度发挥群众精神力量和创造能力的革命工作方法”和“实行社会主义企业责任管理制”，原因是该表述具有20世纪60年代的时代印迹和地域特色，新的表述更符合新时代朝鲜更广阔的战略发展要求。需要明确的是，尽管朝鲜调整了发展战略重心，但宪法的根本性内容并未改变。例如宪法中第四十三条所规定的“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的人民经济是计划经济”这一点没有修改，而且新宪法更加强调人民群众的作用，坚持人民群众第一主义。金正恩强调，“把人民群众第一主义作为一切党务工作的根本原则”。由此可见，朝鲜修改宪法的内容是要改变一些过时的表达，理顺行政制度和经济管理方法，以保证在新时期能够顺利按照朝鲜式社会主义道路发展。

2019年朝鲜外交取得了重要成果。1月7～10日金正恩再次对中国进行访问；2月26日金正恩抵达河内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第二次朝美首脑会谈，同时正式访问了越南，这是朝鲜最高领导人时隔55年对越南的再次访问；4月24日，金正恩乘专列抵达俄罗斯远东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与普京进行了会晤；6月30日，金正恩和特朗普在朝韩两国交界的“三八线”上进行历史性会面，特朗普更是跨过“三八线”走到朝鲜一侧与金正恩握手，成为历史上首位踏上朝鲜领土的现任美国总统，具有标志性意义。6月20～2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中朝友谊翻开时代新篇章。

4.老挝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和思想理论建设，为新一届党代会做准备

2019年，老挝人民革命党克服国内外诸多不利影响，继续推进社会主义革新，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发展保持良好势头。其中，全年经济增长6.4％，人均GDP达到2620美元；减贫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2019年，老挝人民革命党召开了十届八中全会和九中全会，对现阶段老挝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建设成就与经验进行总结，布局2021年年初召开的党的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其中，八中全会出台了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三个相关文件，在两次全会前后老挝人民革命党还相继出台了多个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相关决议文件，强调进一步做好干部队伍建设工作。老挝人民革命党还加强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先进性教育，在政治思想、干部组织、反腐倡廉、作风建设和纪律监督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成就。老挝人民革命党十届八中全会后，进行了稳步有序的干部调整，为2021年年初召开的老挝人民革命党十一大做好人事布局。

2019年老挝人民革命党在理论创新方面也取得新的进展。自从老挝人民革命党十大正式将凯山·丰威汉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共同列为党的指导思想以来，老党中央政治局先后于2018年12月13日与2019年3月27日颁布了《关于凯山·丰威汉思想研究的决议》《关于成立凯山·丰威汉思想研究委员会的决议》等文件，成立了由老挝国家社会科学院、国家行政学院、国家社会科学研究所、凯山·丰威汉学院、人民安全学院、凯山·丰威汉博物馆等部门代表组成的凯山·丰威汉思想研究委员会。2019年5月5日，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还颁布了《关于成立党中央理论研究院的决议》，党的理论研究与宣传工作逐渐加强。

三、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积极探索谋发展，成效喜忧互现

（一）发展中国家和原苏东地区各国共产党的表现有喜有忧

南亚的尼泊尔的共产主义运动近两年态势积极。2018年2月15日尼共（联合马列）和尼共（毛主义中心）组成了左翼联盟上台执政，并于2018年5月17日宣布合并组建尼泊尔共产党。一年来，尼泊尔在政治、经济、社会、外交等领域都取得了不菲成绩，政通人和，人民安居乐业，是近30年来最稳定的时期。2019年，尼泊尔共产党对原尼共（联合马列）和尼共（毛主义中心）的基本理论进行了整合与完善，其中如何对待人民战争的问题仍未形成统一意见。2020年，尼泊尔共产党将召开合并后的第一届党的代表大会，大会将确定新的理论纲领，规划新时期发展蓝图。与此同时，南亚最大的共产党组织印共（马）的表现堪忧。在2019年5月举行的印度第17届人民院选举中，印共（马）获得的席位由原来的6席减少到3席，滑落到历史最低点，印度共产党的席位从1席增加至2席，印度人民党取得压倒性胜利。印度政治右转态势进一步巩固，左翼政治空间被进一步压缩。

在原苏东地区，2019年欧洲议会再次通过反共决议案，一些国家的共产党被禁止活动，共产党处境艰难。在共产国际成立100周年和柏林墙倒塌30周年之际，东欧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积极参加纪念共产国际成立100周年的活动和国际会议，对东欧剧变的历史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进行回顾反思、总结经验教训，推动原苏东地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在政治参与方面，部分共产党在全国和地方议会选举中支持率有所提升，为地区性社会主义运动发展注入了新活力。其中，2019年9月举行的俄罗斯地区和地方选举中，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取得显著进展，在总共12个地区中的10个地区，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支持率有所提升，在市议会中的席位总数也有增加，尤其是在莫斯科市议会选举中获得13个议席，较之前增加了8个席位。在11月的白俄罗斯国民议会选举中，白俄罗斯共产党议席数从2016年的8席提高到11席，作为议会第一大党继续在国内政坛保持着一定影响力。【11】与此同时，在2019年2月24日举行的全国大选中，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全线崩溃，丢掉了全部21个议会席位，沦为议会外党，这是该党继2009年因政治危机失去执政地位后遭遇的又一次重大挫折。

（二）多数西方共产党通过左翼联合走议会斗争道路，有亮点但总体低迷

2019年是欧洲议会选举年，欧盟27国的政党和政治组织都全力投入选战，各国共产党积极参加议会选举，一些共产党通过联合其他左翼共同推出候选人。然而，由于其竞选主张偏重于左翼联合，各党的立场主张模糊，特色不鲜明，没能抓住自己固有选民对自身处境的关切点，加上受民粹主义政党和极右翼政党的阻碍，因而竞选结果并不乐观。在700多个欧洲议会席位中，由法国共产党、意大利重建共产党、西班牙共产党以及欧洲多个左翼党派联合组成的欧洲联合左翼—北欧绿色党团只获得38席，比上一届减少14席。而在参选的共产党中，比利时工人党历史性获得1个席位，希腊共产党保持2个席位不变，葡萄牙共产党减少至2个席位，其他共产党工人党没有赢得席位。

在2019年的议会选举中，比利时工人党（PTB／PVDA）的异军突起成为从欧洲激进左翼政党发展困境中脱颖而出的“黑马”。比利时工人党在2019年5月举行欧洲议会选举中获得的支持率增至8.7％，获得1个席位，从而实现历史性突破。而且在本国的地区议会选举中，工人党在弗拉芒、布鲁塞尔、瓦隆分别获得6.6％、12％、13.5％的支持率以及4个、11个和10个议席。在比利时全国议会选举中，工人党更是史无前例地在联邦议会获得12个议席，在参议院获得4个议席，加上欧洲议会的1个席位，比利时工人党的议席数已经从2014年的8席迅速上升至42席，在全国有当选代表的12个政党中位列第五。在西方共产主义运动普遍陷入低潮甚至转向的背景下，比利时工人党成功上演了完美“逆袭”，被称为“重要的亮红色突破”和“现象级的社会运动”。其原因是比利时工人党调整了行动策略和思想理论，提出最终目标是构建一个无阶级社会，即真正集体性社会或共产主义社会，这符合当前形势下大多数民众的理想，吸引了民众入党，使得党员人数从2007年的2800人上升到2019年年底的19000人。比利时工人党卓有成效的政治实践，对其他西方共产党具有重要参考和启发意义。

在亚洲，在西方发达国家共产党传统版图中原本占有很大比重的日本共产党，近年来日渐式微。在2019年举行的日本第25届参议院选举中，日共赢得245个议席中的13个，比上届减少1个，并且与公明党、自民党在地方议席方面的差距也有扩大的趋势。为寻求发展，日共改变了斗争策略：一是致力于提高与在野党结成统一战线成立联合政权的可能性，二是在党际外交上转向以欧洲为中心。在2020年1月14～18日召开的第28次党代会上，日共对党纲进行修改，删除了中国、越南、古巴等国是“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新探索”的表述，不再把21世纪认定为两种制度共存的时代。日共的这些调整实际上反映了当前西方共产党的某些共同点，其发展动向值得关注。

在美洲，2019年是美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美国共产党在6月15～16日召开第31次全国代表大会，实现了新老领导人更替，墨西哥裔的坎布隆和非洲裔的乔·西姆斯成为美国共产党联合党主席。【12】此次代表大会对当前资本主义进行了详细分析，提出了美国共产党在新时期开展斗争的具体策略，制定了美国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须要经历的斗争阶段和步骤，提出了通过开展强大的工人阶级运动来推动美国社会主义实现绿色新政的目标。在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美共支持被贴上社会主义标签的民主党议员桑德斯。美共希望通过联合左翼参加政治活动来扩大影响。

在澳洲，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活跃态势，但内部分歧依然严重。在1921年成立的新西兰共产党解散25年之后，一群以在校学生为主的年轻人成立了“新西兰新共产党”（NewCommunistPartyofAotearoa，NCPA），并在2019年11月21日在惠灵顿召开了成立大会和第一次中央委员会大会。会上通过了党章和党纲，明确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宣称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在成立大会上，提出了“一个阶级，两个联盟”（Oneclass，Twounions）的口号，“一个阶级”表示新西兰新共产党是一个面向无产阶级的政党；“两个联盟”包括工人联盟（即工会，tradeunion）和社区联盟（communityunion），表明该党执行以工会运动和社区运动为重点的行动方针。近几年，澳大利亚共产党（CommunistPartyofAustralia，CPA）党内出现了思想观念和组织路线上的严重分歧，原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鲍勃·布里顿（BobBriton）于2019年6月宣布另立门户，组建澳大利亚人共产党（AustralianCommunistParty，APC）。鲍勃认为，该党是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主张理论斗争的彻底性，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与组织建设，反对依托工会及左翼联盟走议会道路的改良主义路线。鲍勃认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目标难以融合。这些观点正是他与澳大利亚共产党（CPA）其他党员的分歧之处，实际上也是西方一些共产党内部分裂的共同原因。

四、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更加彰显

2020年是恩格斯诞辰200周年、列宁诞辰150周年，各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将结合相关主题举行纪念活动和学术研讨，结合新的形势重新阐释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由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从直接过渡到间接过渡的转变等相关理论观点，重新评价革命导师的伟大人格，推动新时期世界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发展。然而，2020年年初，一场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在疫情影响下，各国共产党对恩格斯列宁的纪念活动规模受到限制。因此，各国共产党和学者们通过著书刊文阐发经典作家思想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现实指导意义。例如，南京师范大学俞良早教授撰文提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指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运动和建设共产主义的理论。它是不断发展的理论。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特别是在19世纪90年代后，在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中，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并根据新的实践，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13】中国社会科学院金民卿研究员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改组正义者同盟而创建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无产阶级政党，开辟了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新时代。【14】又如，越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理论委员会主任、越共中央党校校长阮春胜教授4月22日在越共中央机关杂志《共产主义杂志》撰文指出：“列宁通过其杰出的理论和实践活动，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新的历史阶段即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阶段的理论，成功领导了伟大的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工农国家政权，把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开辟了人类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时代的新纪元。列宁的一生及其革命事业无比伟大，他对工人阶级和世界上被压迫劳动人民的贡献无比巨大，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我们纪念列宁诞辰150周年，就是要更加坚定地坚持和创造性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目标，坚定不移地克服挑战坚持革新，创造越南奇迹。”【15】

2020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将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继续发展。这场疫情不但影响人们的健康和生活，而且将对世界生产方式、科技发展、国际格局乃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力量对比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方面，中国作为最早暴发疫情的国家，以迅猛之势成功管控了疫情的泛滥，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与此同时，越南、老挝、古巴和朝鲜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疫情的管控方面也表现出色。截至4月30日，除古巴外，其他三国没有报告一例新冠肺炎死亡病例。其中，朝鲜未见有病例报道，老挝仅有19例病例并从4月中旬就不再有新的疫情出现，越南作为接近1亿人口的国家，只报告了320例病例并且已全部出院。虽然古巴确诊病例达到1467例，死亡58例，但同全世界的大部分国家相比，尤其邻国巴西疫情的大规模泛滥，古巴对疫情的防控非常出色。由此可见，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社会主义国家用实际行动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在重大灾难管控和医疗体制方面的优越性。

此外，中国充分发挥国际主义精神和大国责任担当，为世界多国提供了大量的防疫物资、治疗经验和医疗队，竭尽全力帮助世界多国战胜疫情，赢得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可和赞赏。2020年4月2日，中国共产党同100多个国家的230多个政党就加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国际合作发出共同呼吁。【16】参与发表共同呼吁的政党来自全球五大洲，包括主要国家的执政党、参政党、重要在野党以及政党国际组织，涵盖了左中右不同意识形态的政党。共同呼吁也获得了古巴共产党、尼泊尔共产党、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美国共产党、巴西共产党、智利共产党、阿根廷共产党、英国共产党、英国共产党（马列）、西班牙共产党、澳大利亚共产党、孟加拉国共产党（马列）等世界众多共产党的签署、公开发文、致谢等多种方式的支持和赞誉。【17】新冠肺炎疫情在全世界的大流行，凸显了人类在灾难面前休戚与共，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因此，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更容易被理解并受到了欢迎。

另一方面，西方一些国家无视中国的抗疫成果而对中国进行无端指责和攻击，对待本国疫情却政策迟缓行动不力，导致疫情泛滥。这一方面暴露了资本主义政客们打着自由民主的幌子执行的是双重标准，另一方面还暴露了西方医疗制度的缺陷、社会管理方面的不足、资本主义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各种弊端以及西方高扬人权口号的虚伪。在疫情泛滥之下，西方各国劳动人民和社会底层民众更加没有安全感，生活物资得不到保障，贫富差距进一步显现，有可能将引发更严重的社会问题乃至政治动荡。

因此，疫情之下，社会主义作为替代资本主义的一种理念和制度，在世界上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获得更多的信任。然而，由于两种力量之间的差异依然悬殊，西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维护者不会甘于就此罢休，必然会变本加厉地对社会主义运动加以抵制和打击，各国共产党处境将更为艰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之间的斗争虽然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态势，但两种制度长期并存的格局难以改变。因此，我们应积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这是当前历史条件下世界各国和不同制度之间合作共赢的理性方案。

注释：

×中国社会科学院A类创新工程项目“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思潮与运动新进展研究”课题组，课题组首席研究员是潘金娥，主要成员有：刘海霞、孙应帅、潘西华、邢文增、贺钦、李凯旋等。

【1】《2019年莫斯科会议宣言：共产国际100周年和当前共产主义运动的任务》，http：／／www.wyzxwk.com／Article／sichao／2019／06／404628.html。

【2】参见林建华：《世界革命视域下共产国际的实践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8期。

【3】〔俄〕根·安·久加诺夫，刘淑春摘译：《共产国际的宝贵经验》，《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5期。

【4】《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0页。

【5】林建华：《世界革命视域下共产国际的实践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8期。

【7】

【8】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页。

【9】曲颂：《“中国完全有能力处理好国内问题”：访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久加诺夫》，《人民日报》2019年12月9日。【10】参见姜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转折性作用》，《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4期。

【11】参见于海青、秦振燕：《2019年国外共产党发展变化的新情况与新特点》，《当代世界》2020年第1期。

【12】于海青、秦振燕：《2019年国外共产党发展变化的新情况与新特点》，《当代世界》2020年第1期。

【13】参见俞良早：《恩格斯晚年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贡献》，《理论与改革》2020年第3期。

【14】参见金民卿：《恩格斯在创建史上首个共产党过程中的特殊贡献》，《党政研究》2020年第3期。

【15】〔越〕阮春胜：《列宁的思想遗产——理论价值及其对世界革命和越南革命的现实意义》，http：／／tapchicongsan.org.vn／web／guest／tin－tieu－diem／－／asset＿publisher／s5L7xhQiJeKe／content／di－san－cua－v－i－le－nin－gia－tri－ly－luan－va－thuc－tien－doi－voi－cach－mang－the－gioi－va－viet－nam。

【16】参见《世界政党关于加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国际合作的共同呼吁》，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0－04／02／c＿1125806860.html。

【17】参见《世界多国共产党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应对疫情的共同呼吁》，https：／／mp.weixin.qq.com／s／BX0kTpGYnvPM0RuhIj－1ww。

蔡昉：智库要重视对策性研究

当前，部分研究者尚未充分认识到智库研究与基础研究的区别，仍将自身定位停留在搞纯学问、搞基础研究上，不习惯甚至看不起智库的对策性研究取向。

以科技史为例，天下没有不与现实发生联系的“纯科学”。自20世纪到现在，科技发展的高潮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它刺激了军事科学发展。二战一结束，美国有些科学家就想“转型”，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好奇心去探索所谓的“课题”。今天再回顾这段科技发展史，就会发现：所谓的纯科学的春天其实并不存在。实际上，当时几乎所有重大科技进步，比如新材料、航天航空技术，都是美国军事工业推动的，因为它提出了真实的需求，正是这些真实的需求推动了基础科学研究的不断进步。

社会科学的情况大体也是这样。社会科学的大部分领域只有在为现实服务中才能提出真正的学科发展方向。换句话说，只有积极回应现实需求，科学研究才能更扎实、更前沿。我们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也是如此，一定要结合国家和社会需求开展对策性研究。

曾宪奎：国有企业的双重特性与混合所有制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不断取得重大进展，但是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随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2015年9月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使国企改革的措施更加细化，并提出要稳妥推动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在我国已经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局面下，如何通过深化改革，在建立一批具有较强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骨干企业的同时，不断提升国有经济在我国经济发展转型中对其他性质企业的带动和引领作用，将国有企业的企业性和公益性统一起来，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

一、过去国有企业改革的成果突出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通过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虽然国有企业的数量、分布面大大缩小，但是其平均规模、行业影响力及竞争力得到了大幅提升。

以国有工业企业为例，1998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数量为64737个，而2013年为18197个，降低了71.9％。但是，在企业数量大幅降低的情况下，企业经营指标却迅速提升。1998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资产总计为74916.27亿元，而2013年则迅速上升为342689.19亿元，名义增长率高达357.4％；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从993.53亿元提高到10772.20亿元，名义增长率为984.2％；利润总额从525.14亿元提高到15194.05亿元，名义增长率高达2793.3％。而从总资产贡献率和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等相对指标来看，分别从2000年的8.43％和6.15％提高到2013年的11.93％和6.46％。可以看出，在国有企业改革之后，国有企业数量大幅下降，但是经营业绩却大幅提高。

从国有企业竞争力角度看，国有企业进步明显。以最有代表性的中央企业为例，目前我国央企数量为107家，2015年公布的《财富》世界500强中，我国创纪录地有106家企业上榜，而中央企业有47家入围，比重高达47％，如果考虑到中国工商银行等几家国有控股金融企业，则国有及国有控股比重更高。从企业影响力而言，中央企业基本处于国民经济的命脉行业和关键领域，且占据本行业的龙头地位。例如，2015年《财富》世界500强中，中国名列前三甲的企业分别是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国家电网公司，在500强中排名分别为第2、第4和第7名，不但在国内同行业中处于龙头地位，即便在国际同行业中，也位于前列。

二、未来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方向

国有企业改革历来是我国学术界研究和讨论的焦点问题。随着各项改革的推进，国有企业发展的状况与以前已经大有不同，未来改革的方向也出现变化。

1.国有企业具有企业性与公益性的双重特性。

国有企业本身具有企业性和公益性两种特性，其绩效评价可以归结为市场评价和企业效率评价，以及国家和人民意志的评价（所有者利益评价）两个层次。

一方面，国有企业的企业性主要体现在追求利润最大化，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这一特性与其他类型企业没有区别，属于企业的普遍性质。

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公益性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国有企业与生俱来的公益性，如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行业，即使在亏损的情况下，也必须保持运营，不能停产或者倒闭。这部分的公益性可以称为基础公益性。另外一个部分的公益性则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形势，而有不同的内容，这个可称之为可变公益性。事实上，可变公益性很大程度上与政府政策的实施息息相关，特别是在民营企业和其他性质企业没有兴趣或者没有能力参与的政策内容方面，国有企业则充当政策实施和支持者的角色。政策内容和导向不同，则国有企业的公益性角色体现也不同。而公益性的特性要求国有企业必须承担国家要求的许多社会责任，在履行这些责任时，必须撇开常规企业的成本—收益经营模式，很多时候需要牺牲自身经济利益。

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看，过去的改革主要是要强化国有企业的企业特性。如早期的承包制，就是力图在保证国有企业架构下，提升管理层和职工积极性的措施。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的国有企业主要进行了产权改革，其根本目的也是要提升国有企业的竞争力，并保证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关键行业和核心领域的控制力。而在改革的过程中，国有企业的公益性实质上并没有不断提高。

2.未来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提高生产效率与可变公益性。

过去的国有企业改革没有解决国有企业的两个主要问题：一是消费者对国有垄断企业生产和服务的满意度不高；二是国有企业的可变公益性发挥不足，在整个经济中应有的作用尚未得到完全发挥。

垄断行业国有企业生产效率需要提升。依据形成原因的不同，垄断可以分为自然垄断、经济垄断和行政垄断几种方式，我国部分国有企业存在一定的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性质。自然垄断的排他性虽然是天然的，但是这并不排除政府对其进行管制，从而保护消费者利益。行政垄断方式则通过行政手段人为将其他性质企业排除在外，对市场的供求都会产生扭曲效应，在缺乏有效竞争的前提下，很容易造成高价基础上的产品或服务质量低下。以通信行业为例，尽管我国通信行业名义上有几家运营商，但是这种国有企业内部竞争所形成的竞争，难以有效推动服务水准的提高，导致我国通信服务长期处于性价比比较差的境地。

尽管国资委等管理部门不断提高监管水平，但是国有企业产品和服务价高质低的问题还有很大的解决空间，这是未来的改革需要解决的一个突出问题。

适应新常态的公益性。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是经济转型升级，技术创新则是其发展主题。在民营企业规模普遍偏小、创新能力和意愿偏弱的情况下，国有企业在我国技术创新体系中则占据着重要位置。国有企业改革应围绕这一主题，发挥国有企业的公益性特征，为我国整体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做出贡献。

国有企业在适应技术创新要求方面需要解决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方面，国有企业普遍规模较大，资金实力雄厚，具备进行技术创新的基础条件，但是一些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往往把其创新行为更多的归为“社会责任”，而非依靠创新去提升企业竞争力进而获取利润；另一方面，创新能力提升要求建立一个全面支撑技术创新的环境体系，而这就要求破除垄断因素，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三、发展混合所有制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举措

在新环境下，国有企业职能的变化需要强调两点：一是不能削弱国有经济对关乎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等特殊行业的控制力。如果不能将这些行业置于可控范围，我国未来经济发展面临的风险将会不断拉大，如重要的能源、资源以及银行等行业。当然，随着经济技术的发展，许多行业的地位将发生变化，原来我们认为必须国家控制的行业，可能其重要性慢慢降低，如通信行业中民用的部分，而另外一些新兴行业，其巨大发展潜能可能与国家安全息息相关，如云计算和大数据产业。在这方面我们不能僵化认识，必须与时俱进。二是国有企业必须提高运营效率，要通过相关制度设计，使得国有企业承受竞争压力，减弱垄断造成的经济效率损失，提升消费者福利，并从机制上找到真正提升国企技术创新动力的触发器。

混合所有制是促进国有企业角色转变的一把钥匙。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归纳起来，混合所有制有几个突出优点。第一，可以以更少的国有资本控制更多的资源，强化国有经济的控制作用。对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以及承担重大专项任务的商业类国有企业和部分采用绝对控股的竞争商业类国有企业而言，混合所有制虽然稀释了国有控股的比例，但是只要非国有资本处于参股地位，国有资本依然保持控股地位，与以前相比，同样的国有资本控制的资源更多。这就意味着混合所有制改革不但不会弱化国有经济，反而会强化它。第二，不同所有制各具优势，发展混合所有制，如果在机制上设计合理，就有可能将不同所有制的优点融合起来，并限制彼此的缺点，从而提升企业竞争力。第三，有利于提升企业自我发展意识，适应新常态下国有企业新的发展定位。混合所有制改革，将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传统国有企业发展仅仅着重保值增值的问题，有利于在企业内部树立真正的自我发展意识，促使企业更加重视内部经营问题，提高生产和服务效率，真正提高创新效率，促进企业自我发展。第四，有利于构建更紧密的企业联合体，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产业链竞争力。通过混合所有制下的交叉持股，能够增强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经济联系，有利于企业之间建立联系紧密的联合体，如果企业在相关产业链内，则有利于产业链竞争力提升。

四、混合所有制改革必须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1.要平衡各方利益。国有股份和民营股份之间的混合，要取得良好的效果，必须要平衡各方利益。如果在合作上，仅仅强调国有股份的利益，而民营股份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就无法吸引民营资金进入；反之，如果过分让出国有股份的利益，会导致国家利益受损，国有资产变相流失。对此，可以参照股份制企业运行模式，建立股份合作制企业运营模式，收益和风险等问题依照股份比例进行分担。股份制改革无法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国有企业的公益性角色问题，由此产生的成本如果再由企业自行支付，会对民营股份造成损失。对此，可以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由企业完成，但是国家支付相关成本，这样既能解决不同股份的利益平衡问题，又不会对企业履行公益性职责产生负面影响。

2.要避免国有企业改革私有化倾向问题。部分学者认为，国有企业无法解决内部的结构问题，其最终的解决之道在于私有化。但是苏联东欧的实践表明，私有化改革会导致少部分人侵吞国有财产，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而且简单的改革也会导致企业多年积累的品牌等无形资产最终白白流失。同时，私有化改革也偏离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我们在推行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对那些处于竞争领域的商业类国有企业，也必须强调反对私有化倾向，避免有人将混合所有制改革作为私有化改革的过渡措施。

3.要注意强化现代企业制度与发挥国有企业公益性之间的均衡。在实践中，如果对此不够注意，很容易出现不断强化国有企业的企业特性，而忽略了其公益性的问题，这会使改革的预期效果无法完全达成。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曾宪奎：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导致经济循环不畅，必须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想办法，努力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要更加准确地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和要求，就要紧扣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的特征和要求，既不能盲目照搬西方一些经济学派开出的药方，又要注重科学处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分析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后，党中央针对我国经济当前阶段存在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提出的一系列改革举措。

1.我国正处于消费加速升级的时期，而供给体系不能很好地适应这一变化，供给需求不匹配的问题日益显著。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我国人均GDP已经接近8000美元。根据世界各国的经验，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后，消费升级趋势将加速。近几年来，旅游购物、海外代购在我国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前我国国内的供给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多样化的需求。而造成供给体系无法适应消费升级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供给体系依然处于强调低成本、大数量、低差异化的规模化工业化生产阶段，而尚未进入强调差异化生产、满足不同消费需求的柔性化生产阶段。要实现这一转变，就需要整个经济体系实现转型，即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向强调创新的集约型方式转变。

2.需求侧管理手段边际效应递减。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并日趋完善，我国通过需求侧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不断提升。应该说，这些年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与我国的调控措施有着紧密联系。但是，随着需求侧调控措施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增加，这些政策的边际刺激效果正迅速降低，而其产生的负面效果却不断显现。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较多地依赖于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建设，但随着相关领域投资数额的激增，继续依靠基础设施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效果正逐渐变差，政策短期可操作空间也逐步变小，特别是在最终消费率提升较慢的情况下，过度依赖投资会对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构成一定的阻碍。据统计，“十二五”期间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完成投资超过12.5万亿元，是“十一五”期间的1.6倍。应该说，基础设施建设适度超前对经济发展较为有利，但是如果长期持续地将基础设施投资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手段，则早晚会使基础设施的投资超出合理限度，进而带来各种问题。特别是在经济发展面临困难的情况下，一次性进行过量的基础设施投资，将会压缩未来相关投资空间，影响未来经济调控政策。

3.我国进入经济新常态。在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增长速度将由高速转为中高速，经济增长动力将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经济发展主线则变成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即如何在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尽快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而集约型经济增长的实质便是，通过优化组合各个生产要素，不断挖掘生产要素的潜力，提升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进而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可以看出，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强调的是综合供给效率的提升，这需要通过科技创新来实现。

4.我国在供给侧积累了诸多矛盾，严重影响了我国供给综合效率的提升。一方面，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突出。应该说，适度的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一个常见的结果，因为经济发展存在波动，企业都会预留一部分产能应对经济进入繁荣阶段的需求增加。然而，我国长期快速的经济增长，导致部分领域投资过多，相关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突出，特别是在煤炭、钢铁等一些行业领域。无论是产能过剩还是库存问题，其实质都是占用了大量的资源，造成无效或者低效率供给，影响了相关行业的健康发展，因此应该采取相关措施予以治理。

另一方面，与企业生产相配套的金融体系和政策、相关的产业政策存在一系列不足，影响了企业供给效率的提升。例如，在税收方面，企业税收负担普遍较重，在实体经济发展环境较为不利的情况下，影响了企业提升供给效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要解决好这些突出的问题，从而提高供给综合效率。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以经济转型升级为导向

基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和特征，有两个紧迫任务需要完成，即稳定经济增长和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稳定经济增长，主要是阻止GDP增长率持续下滑的现象，实现“十三五”期间每年GDP增长6.5％左右的目标。由于我国目前人均GDP尚不足8000美元，经济发展的潜在空间依然较大，同时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不平衡的区域经济，决定了推动经济增长方面存在着“东方不亮西方亮”效应，稳定经济增长的目标实现难度不大。而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由于很难在短期内看到相应的政策效果，并且在以往需求侧管理措施的实际操作中这一目标也常常被忽略。因此，在未来较长时间内，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都应以经济转型升级为导向。

1.以技术创新为驱动力的经济转型是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要求。随着劳动力数量开始出现下降、各项资源能源限制不断增强、环境约束日趋强化，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的支撑因素正不断弱化，传统的发展路径已经难以为继。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新常态强调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发展动力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是对我国未来较长时期经济发展趋势的科学判断。而无论是经济结构优化，还是发展动力转换，都需要提高创新特别是自主技术创新的能力来实现。当前，尽管在一系列政策支持下，我国自主技术创新取得了一定进步，但是整体技术落后、关键技术领域尚未取得突破的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依然是阻碍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在未来较长的时间内，逐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升以创新为关键要素的企业核心竞争力，逐渐提升我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层次，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

2.“三去一降一补”目的是为了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目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行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主要是针对我国在供给侧存在的突出问题而提出的综合性解决措施。其中，一部分属于在发展过程中逐步累积的突出问题，如产能过剩问题和房地产库存问题。事实上，产能过剩不是一个新问题，在以前的调控政策中，也曾经出台过淘汰落后产能等一些措施，虽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是整体来看，相关的政策措施并没有真正解决过剩产能问题，部分行业的产能过剩状况反而持续恶化。而另外一部分则属于对企业生产销售行为有重要影响的措施，如降成本和补短板。降成本的背景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随着经济增长的放缓和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企业生产成本不断攀升，导致部分企业尤其是制造业企业面临着较困难的经营困境。毫无疑问，降成本将有利于缓解企业经营的困境，促进供给效率的提升。而补短板所包括的内容比较丰富，其中就包括支持企业技术和设备改造、加快技术、产品的创新等内容。可以看出，“三去一降一补”已经将转型升级及促进技术创新的相关内容包含其中。

从政策实施的角度看，先解决迫在眉睫的突出问题，然后逐步深化改革的相关举措，不断提升改革的效果，是一个理性的选择。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有望长期持续，与需求侧管理一并构成完善的调控体系，共同促进我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和经济转型的顺利推进。因此，从中长期的角度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遵循经济新常态下经济转型发展的要求，以技术创新为导向，将提升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作为核心目标。

3.以技术创新为导向，是与不断升级的需求相匹配的需要。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收入的提高，消费需求档次的不断提升是一个普遍规律。具体来说，从注重消费的数量、满足基本功能式需要的需求将向个性化、独特化、多样化的需求转变，相应地要求企业从大规模工业化生产向柔性化生产转变。这一转变就需要以技术创新为支撑。一方面，产品品质的提升，需要企业在相关领域的技术创新取得突破。当前阶段，我国很多产品的品质不高，主要原因在于企业不掌握核心技术，只是追求以低成本为核心的竞争战略，较低的利润迫使企业不断在降低成本上下功夫，结果往往降低了产品质量和相关服务水平，影响了消费者的消费体验。

另一方面，独特化、个性化的需求满足，依赖于企业生产技术及组织方面的创新。要彻底实现个性化生产，并将其成本降低到合理限度，就需要依赖于企业广泛利用互联网、物联网等相关技术。例如，引起广泛关注的德国工业4.0，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重组工业生产体系，通过利用最新的互联网、物联网以及机器人技术，实现个性化生产。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其实也是经济新常态下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一个要求。在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由单一追求经济高速增长转向注重增长速度与增长质量的协调，发展动力也由强调要素投入转向强调技术创新的带动力，而这一系列转变背后，需要更科学的政府和市场关系作为支撑。例如，要提升自主技术创新能力，不但需要完善的创新体系作为基础，还需要理想的有利于创新的环境和精准的调控能力作为支撑。其中，理想的环境主要包括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与适度的创新支持，前者其实就是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只有在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下，企业才真正有动力一心一意进行技术创新，否则其精力很可能会用于获取垄断地位；而后者则强调，要适度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以尽快实现技术创新方面的赶超。而精准调控能力则体现在制定与实行技术创新相关政策时，必须提升调控的精准性，尽量减少相关政策的负面效应。

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中，也应注重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处理。一方面，我们要坚决避免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同于西方供给学派所主张的政策。供给学派极端排斥政府的调控作用，只强调市场调控作用的发挥以及对之前政府“扭曲”市场行为的纠正。而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在注重发挥市场作用的同时也注重发挥政府的作用。以产能过剩为例，有的学者就认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下普遍存在的现象，因而没有必要由政府采取手段进行处理；但是应该看到，我国的产能过剩并非是市场单一作用的结果，而是或多或少与政府调控有关，要解决这一问题，也必须有政府的介入。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其他任务来看，均在不同程度上需要政府在其中发挥作用，仅仅依靠市场机制难以解决。

另一方面，要注重吸取需求侧管理手段的教训，在解决一些深层次问题时，不能急于求成，应该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逐步将一些复杂的、深层次问题予以解决。在过去的需求侧管理上，我们过分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引导和调控作用，而对市场机制的作用相对重视不够。因而，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我们应尽量避免采用行政命令的手段，而是尽量结合市场机制去制定解决问题的方法，以便取得最佳效果。

曾宪奎：新自由主义市场机制是有效的制度安排吗？

2016年11月9日，受到广泛关注的林毅夫、张维迎两位教授在北京大学展开了一场关于产业政策是否有效的辩论。辩论中，张维迎教授明确将自己关于市场经济的观点归结为“米塞斯—哈耶克范式”。可见，构成西方新自由主义理论基础之一的奥地利学派的相关理论，在中国的部分学者中至今仍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其中以英国学者哈耶克的理论影响最大，而自发—扩展秩序理论不仅是奥地利学派市场演进范式的重要理论支撑，也是哈耶克理论的最核心部分。

自发—扩展秩序理论是哈耶克几十年漫长的学术生涯中对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市场演进持续研究的成果。然而，综观哈耶克的所有相关论述，却没有一处对自发秩序及扩展秩序予以明确定义及详细阐释的文字，其概念和特征只是断断续续地散落在其著述的各处，且关于自发秩序这一概念的表述，前后也并不一致：最早称之为“自发性”，在《自由秩序原理》一书中才正式称为“自发秩序”，到了后期，则称为“扩展秩序”，而这一概念又是与本能等概念相比较而产生的（〔英〕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致命的自负》，冯克利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6－8页）。关于自发—扩展秩序的内涵，在《自由秩序原理》一书中，哈耶克提出，在自由主义传统基础上，发展出“一系列具有明确目的的制度”，这些制度是“极其复杂但却条理井然”的，而且其根源“既不是设计的结果，也不是发明的结果，而是产生于诸多并未明确意识到其所作所为会有如此结果的人的各自行动”（〔英〕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邓正来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67页）。这一部分内容虽然不是直接论述自发秩序，但却可以看作对自发秩序的描述。虽然这些论述有助于我们了解自发—扩展秩序，但是哈耶克终究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反倒是《致命的自负》中文版译者冯克利给出了一个较为明确的描述：它“是人类中某一部分群体在一个类似于自然选择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调节人际关系的规则，它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人类特意计划或追求的结果，而是在无人能预知其后果的情况下，在漫长的岁月中自发进化而形成的”（引自〔英〕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致命的自负》的翻译者冯克利在正文之前《译者的话》，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4页）。

哈耶克的自发—扩展秩序理论的核心观点便是高度强调秩序的自发演化，极度推崇自由主义和排斥政府干预。由于这一理论具有较强的迷惑性，我们只有深入研究其理论，找到其理论的核心错误，才能真正对它进行批判。笔者认为，哈耶克理论具有如下三个致命的错误和不足。

一、忽略了资本主义的部分秩序来源于垄断寡头和政治家的人为控制

哈耶克认为自发—扩展秩序来源于漫长时间的演化，是在演化进程中完成自然选择的结果。在其一生理论总结性质的著作《致命的自负》一书中，他从文化的角度论证了自发—扩展秩序产生的过程与特点，认为文化的演化和生物演化一样，“是对不可预见的事情、无法预知的环境变化不断适应的过程”，而且进化不存在规律，其结果具有多变性，“不是千篇一律的”；文化演化和生物演化的另外一个共同点是都遵循自然选择原理，其动力来源于竞争（〔英〕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致命的自负》，冯克利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24－25页）。可见，哈耶克是将自发—扩展秩序的产生归功于自然演化这一“黑箱”了，他排除了人类理性建构的合理性，换句话说，他认为，唯一有效的制度安排只能来源于自然演化（引自邓正来：《哈耶克的社会理论》，载于〔英〕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邓正来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11页）。

自发—扩展秩序主要指的是市场机制，以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经济与社会制度安排。哈耶克将这一秩序的形成完全归功于自发演化，却忽略了构成资本主义市场机制的相关制度体系很大程度上是受垄断寡头和政治家的人为控制的事实。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的相关经济和政治制度承继于封建社会，是为资产阶级的统治服务的，“起而代之的是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7页。），在这样的情况下，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必然会将有利于自身统治的相关制度纳入到资本主义制度体系之中，而且由于“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5页。），因此，哈耶克的自发演化秩序在现实中是无法实现的。以被哈耶克归功于自发演化而被“强大的政府对自发的改进一再造成破坏”（〔英〕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致命的自负》，冯克利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46页。）的贸易制度为例，虽然出现过东罗马的拜占庭政府和古代中国政府人为干预而阻碍贸易发展的情况，但不能忽略的是近代和现代贸易相关制度的发展，很大程度是政府推动的结果。在资本主义兴起阶段，为了保证资产阶级利益，贸易扩张一直与军事扩张、殖民活动等结合在一起，这样的发展进程，根本不能用自发演化来概括。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出现的全球化贸易，其制度体系维护的也是发达国家资产阶级尤其是垄断寡头的利益，同时具体的贸易条款是以国家谈判的形式商定的，这也不能完全归结为所谓的自发—扩展秩序。而最近的一个案例是，美国在奥巴马执政期间依靠其总统权力推动形成的、体现美国一部分资产阶级利益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被具有强烈保护主义色彩的新一任总统特朗普依靠其行政权力废除了。此事再度证明，时至今日，很多会影响美国及整个世界贸易的规则与体系，很大程度上是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家推动的，这表明，市场机制未必如同哈耶克自发—扩展秩序所暗示的：完全是自发演化的结果。

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相关制度的演变受到人为控制的程度进一步加深，而自发演化的影响持续减小。特别是随着世界统一市场的形成，西方国家的垄断资本通过兼并等手段，形成了“国际垄断资本的全球性统治”，“国际垄断资本通过各种跨国公司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世界经济命脉，影响着世界各国的社会生活”（靳辉明：《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历史地位》，《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1期）。一方面，一些超大规模的国际垄断资本在传统行业继续占据统治地位；另一方面，在新技术领域涌现出一批新的国际垄断资本，而这些垄断资本的形成期限更短、资本规模更大，对全球的影响力更为强大，其中的部分公司不仅影响本国的市场竞争秩序和宏观经济决策，还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和技术优势，力图对价值观、社会制度不同的其他国家进行要挟和控制（例如，谷歌公司就曾与中国政府谈判，试图运营不符合中国法律规定的搜索引擎，遭到拒绝后，谷歌公司退出中国市场）。总之，超大规模的国际垄断资本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正通过其在经济、技术方面的垄断优势，不断扩大对世界各国和全球秩序的影响力。

二、无法解释广泛存在的“市场失灵”等问题

哈耶克的自发—扩展秩序理论一再强调，通过自发演变而形成的市场经济制度，比任何政府调控行为都更有效率（参见〔英〕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邓正来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11页）。哈耶克的整个理论体系，一言以蔽之，就是人类的有限理性使得人类无法真正按照理性主义原则建构社会秩序，而如果否认自身认识的有限理性，便是一种对自己“理性控制能力上的一种幻觉”，是“致命的自负”，而“一切打算对整个社会实行计划的企图，不管它们是出于何种高尚的动机，都是建立在这种危险的知识自负上”（引自〔英〕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致命的自负》的翻译者冯克利在正文之前《译者的话》，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4页）。在此核心论断的统帅之下，哈耶克从社会、文化、法律、财产权利、贸易、货币、人口增长等诸多领域入手，反复论证这一论断在各个领域的正确性，并批驳相关领域内存在的“错误观点”。他反复强调，既然理性主义者建构的秩序是无效的或者是低效率的，因此人类任何的建构行为，不管是建立社会主义国家这样的宏观系统性建构行为，还是仅仅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实行的政府干预行为，都注定要失败。然而，他的理论却忽视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所带来的“市场失灵”等问题。

一方面，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存在着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导致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必然周期性地产生经济危机，而且危机的破坏作用会不断增大。2007年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其影响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消除，很多国家陷入低速增长或负增长的泥潭中无法自拔。尽管许多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将经济危机看作消除经济发展进程中积累的各种矛盾、为未来经济更好地发展创造条件的代价，对它进行一定程度的美化，但却也无法否认经济危机对生产力和各种资源造成的巨大破坏和浪费。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样的自发—扩展秩序无论如何不能称之为有效。

另一方面，受到哈耶克高度肯定的自发—扩展秩序无法解释资本主义市场机制自发演化进程中产生的低效率问题。被哈耶克认定唯一高效的市场机制在发展过程中会出现一系列问题，例如贫富差距加大、大企业垄断问题日益突出等，这都将影响经济体的持续健康发展。以被公认为最符合哈耶克所认定的理想市场体制的美国为例，从里根政府开始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以来，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据统计，2005年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口即30万人的收入，相当于美国最穷的50％人口即1.5亿人的总收入，10％的最富家庭的财富占全社会财富的70％（程恩富、杨斌：《当前西方资本主义危机引发的困境及其出路》，《当代世界》2012年第5期）。《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皮凯蒂利用1910年—2010年美国收入最高10％的人群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指标，做出了衡量美国贫富差距的皮凯蒂曲线，结果发现：美国贫富收入差距大致呈现U型变化，从而否定了库兹涅茨曲线，后者刻画的贫富差距与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贫富差距将逐步降低到一个可接受水平（申唯正：《贫富差距何以大幅拉升——对皮凯蒂曲线背后历史事件的再解读》，《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年第5期）。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西方主流的经济学都认为，过高的贫富差距，将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甚至会引发社会动荡。这也是市场经济体制低效的一个表现，而在哈耶克自发—扩展秩序的框架里，这个问题无法得到解决，因为它只能通过政府的干预来去除。

作为哈耶克在西方经济学领域的最大理论对手，凯恩斯主义在缓解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波动、减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所带来的损失方面具有一定的效果。直到现在，尽管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在全球资本主义世界较为流行，但是在经济危机爆发的时候，不少国家仍不约而同地“重拾”凯恩斯主义，这表明凯恩斯主义并没有被资本主义世界完全否定，它在熨平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危机方面的价值依然被承认。尽管如此，我们仍需认识到，凯恩斯主义之所以在20世纪70年代被世界各国纷纷摒弃，是因为这一理论在本质上仍立足于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之内的、只是对该制度进行缝缝补补式的修正，无法根本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因而最终导致“滞胀”的出现，被新自由主义所取代。而近年来“重拾”的凯恩斯主义，至今同样未见明显成效，更不可能帮助资本主义国家从根本上摆脱经济危机。

社会主义制度在避免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和市场经济各种负面作用方面比凯恩斯主义更为彻底和有效。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具体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47页。），而社会主义制度作为资本主义的替代制度，“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59页。），即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将有力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完全铲除经济危机产生的土壤，有效地避免经济的周期性波动。

尽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由于市场经济机制的存在，经济波动无法完全避免，但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框架将使经济波动更加可控，能够有效地防止持续性经济衰退的产生。一方面，公有制经济在经济体系中依然起主导作用，成为对抗经济波动的有效减振器。与私有制经济单一追求利润最大化不同，公有制经济担负着广泛的社会责任，在国家经济发展有特殊需要或面临重大困难时，能够跳出自身利益的窠臼，为国家利益作出贡献，在关键时候能够起到经济稳定器的作用。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政府调控经济能够动用的资源更多，方式更为多样，从而更容易克服经济衰退的影响。例如，在经济发展陷入低谷时，政府可以向经济体注入比一般资本主义国家数量更大的投资资金，推动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另外，由于社会主义国家更加重视社会公平问题，政府具有更大的能力和动力去规避和解决市场经济的各项负面作用，例如解决贫富差距过大等问题。从我国的情况看，尽管在改革开放后一段时间内贫富差距呈现扩大趋势，但是随着经济持续发展和各项制度的不断完善，贫富差距问题正在逐步得到解决，而不会出现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差距问题失控的局面。

三、忽略了政府调控行为的自我调整能力和与市场机制结合的潜力

哈耶克的自发—扩展秩序理论简单地将理性主义者建构的秩序归为无效或者低效率，甚至极端地认为，对社会进程所作的任何违背自发秩序的、有意识的控制或者指导，都将无法实现，而且有可能会摧毁文明（参见〔英〕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邓正来译，北京：生活·新知·读书三联书店，1997年，第11页）。这一理论忽略了政府调控行为的自我调整能力，因为他只强调了市场制度在自发演化的速度上远远快于生物演化，却忽略了政府调控行为的自我调整将更加快速。要知道，即便政府无法及时了解调控行为的全部结果，也可以依据施策效果的反馈，不断调整相关政策，进而保证调控行为趋近预期状态。当然，在此过程中，与预期状态相比，会有一些差距，造成一定的效率损失，但就政府调控行为的收益—成本对比来看，其整体盈余通常为正数。这就意味着，政府调控完全可能比仅仅依靠市场自发调节对经济发展更有利，或者说，更为有效。在这里需要强调，哈耶克论证的市场制度比理性主义者的建构制度更为有效，仅仅是从理论方面进行抽象对比，而不是从二者的收益—成本的角度进行比较，所得出的结论较为武断。

事实上，哈耶克的自发—扩展秩序理论无法解释的最突出问题是资本主义后发国家的赶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按照哈耶克的理论，经济基础落后国家的最佳发展道路是：遵循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完全由市场机制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但是很多国家的发展历程表明，这样的模式根本无法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赶超。而少数实现赶超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恰恰是通过发挥政府和市场的协同作用，最终实现了经济超常规的发展。

以韩国为例，韩国在20世纪60年代还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1960年人均GDP仅为87美元（参见李思一：《发展中国家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的关系》，《国际技术经济研究》2000年第3期。），经过数十年的快速发展，到2014年人均已经达到27970美元，基本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韩国在发展初期仅靠市场经济自我发展，动力都无法形成。在这种情况下，韩国政府不断发挥政府调控和引导作用，并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不断调整相关政策，最终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以产业政策为例，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韩国在政府主导下，将制造业作为发展的龙头，建立了一批基础性工业；从60年代中期开始，政府实行出口导向战略，通过进口一些中低档技术，促进纺织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从70年代开始，政府积极引进钢铁、电子、汽车等相关技术，大力发展重化工业；进入90年代后，政府又开始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推进产业结构实现转变，并将过去的由政府确定重点产业向由企业在竞争中选择重点产业转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政府放弃了对经济的调控，对企业自主选择的重点产业，政府依然采取各种措施予以支持（参见金善女、邢会：《韩国产业政策的成功演变及其启示》，《河北工业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即使到现在，韩国政府对经济的调控能力依然很大，离哈耶克所主张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存在很大差距，但是韩国经济发展速度却依然高于传统的奉行市场经济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程，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发展进程中同样将政府调控与市场机制结合起来。而与韩国不同的是，中国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发展进程中创立了“四主型经济制度”，即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类产权制度、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要素分配制度、国家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制度、自立主导型的多方位开放制度，以及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征的政治、文化、社会制度（参见程恩富、胡乐明等：《关于中国模式研究的若干难点问题探析》，《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实践中，中国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发展，1978年到2012年年均经济增长率高达9.8％（参见李伟：《适应新常态迈向新阶段》，《人民日报》2014年12月29日。），2013年到2016年虽然经济增长率出现下降，但是也在6.5％以上，远远高于各主要发达国家。目前，中国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工业总量位居全球第一，成为全球经济体系中的重要一极，中国发展道路也引起全球的广泛关注。整体来看，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发展模式具有积极发挥政府调控作用的特点。一方面，政府宏观调控覆盖面较大，执行力较强，宏观调控体系、产业政策体系等诸多手段日趋成熟。另一方面，政府宏观调控表现出了很强的“建构演化性”，即根据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对政府宏观调控的定位和具体行为进行有意识的改革。从我国改革开放的历程看，政府调控的建构性演化经历了很大的变化，整体呈现出政府对具体经济行为的干预逐步减小、管理和服务职能不断加强的趋势。这样的建构性演化也是在试错中逐步成熟起来的，它在中国创造的经济奇迹中具有重要作用。这与哈耶克否定一切建构行为的主张显然是相悖的。

四、哈耶克自发—扩展秩序理论批判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构

哈耶克提出的自发—扩展秩序理论，是对亚当·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的进一步极端化发展，它用人类不可控制的自发演化原理，将制度的发展归入人类无法控制的“黑箱”，将“看不见的手”的运行机制神秘化和完美化。自发—扩展秩序原理作为一种经济哲学，为极端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即新自由主义者提供了理论基础，影响到后来的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的学者。而哈耶克本人，也在遭受了多年的冷遇之后，在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各国普遍产生的滞胀现象而导致凯恩斯主义的相关理论被各国抛弃以及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际，重新回到理论界的最前沿，进而在全球经济发展实践中得到推崇。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哈耶克的相关理论被引入国内，并逐渐培养了一批拥趸，播下了新自由主义的种子。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推进过程在形式上表现为市场机制作用不断扩大，导致部分人对我国改革形成了一个错觉，认为改革便是政府调控作用不断缩小、市场机制持续扩张，从而忽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国内受哈耶克影响的部分学者竭力鼓吹新自由主义，否定政府调控的积极作用，将政府调控行为妖魔化，推崇单一的市场经济制度。

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影响不可低估，其拥护者一再谋求对我国改革进程施加影响。最近的一个案例便是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后，一部分学者竭力主张要学习西方供给学派的相关措施。西方供给学派深层的理论主张就是全面恢复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自由主义精神。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们的解释来宣扬‘新自由主义’，借机制造负面舆论。”（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0日。）实践中我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眼于发展的实际需要，并没有盲目排斥政府的作用，而是强调政府调控与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在部分领域部分环节，政府还需要起到主导作用，以便发挥政策的最佳效果（参见曾宪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研究》，《经济研究参考》2016年第58期）。

由于哈耶克的理论是在与社会主义者和凯恩斯主义者的辩论中发展起来的，其理论对社会主义有很强的针对性。要批判新自由主义主张，就必须深入批判哈耶克的相关思想。同时，我们必须要明确并大力宣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比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为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提供理论基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足以证明我们的体制比哈耶克所主张的体制更有效率。同时，一系列证据可以证明，盲目采纳新自由主义改革方案，可能会带来灾难性后果。如苏联及东欧在采纳了“休克疗法”之后，不但没有将国家带入快速发展的良性轨道，反而使这些国家陷入经济萎缩且长期难以恢复元气的发展停滞泥潭；同时，近几十年来，还有许多国家采用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具有鲜明的新自由主义特征的相关改革方案后，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走上了持续复苏的轨道，反而有不少国家陷入发展停滞或危机之中。

总之，哈耶克的自发—扩展秩序理论存在根本性的理论错误，他所推崇的资本主义市场体制在历史事实上并非完全依靠“自然演化”，而基于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也并非像他所说的那样是唯一有效的制度，包括政府干预在内的建构理性也完全可能是高效的。因此，我们要对基于哈耶克相关理论的新自由主义思想进行深刻的辨析和批判，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防止新自由主义思想影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进程。

参考文献：

【1】〔英〕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2】〔英〕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自由宪章》，杨玉生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

【3】〔英〕F·A·冯·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

【4】〔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宋韵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年。

【5】〔美〕R·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

【6】程恩富：《新自由主义的起源、发展及其影响》，《求是》2005年第3期。

【7】韦森：《从哈耶克“自发—扩展秩序”理论看经济增长的“斯密动力”与“布罗代尔钟罩”》，《东岳论丛》2006年第4期。

【8】高歌：《哈耶克与凯恩斯之争——现代两大经济流派分歧的古典版》，《理论学刊》2008年第7期。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编辑：谭晓军）

陈爱茹：当前俄罗斯“新社会主义”的现状及其成因分析

近年来，由于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制度历经25年，也未能给俄罗斯人民带来看得见希望和前景的发展道路，俄罗斯对社会主义的思考和关注开始回潮。社会主义不再是共产党、工人党等左翼政党阐释和关注的对象，当代俄罗斯知识分子群体亦开始对社会主义进行新探索和再思考，且队伍呈不断扩大之势。因其是在苏联解体之后对社会主义进行的阐释和研究，共产党、工人党等左翼政党和学界纷纷使用“新社会主义”“21世纪社会主义”来对其界定，以此区别于苏联时期对社会主义的基本认识。在俄罗斯，“新社会主义”“21世纪社会主义”思潮缓慢回潮的背景、具体状况怎么样？这一回潮昭示着什么？这是研究我们的近邻——俄罗斯需要关注的问题。与此同时，俄罗斯作为一个既进行过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又回头进行过资本主义制度建设的国家，其国内学者和左翼对社会主义的新探索和再思考，是“他山之石”，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一、俄罗斯新自由资本主义改革路径受挫是“新社会主义”“21世纪社会主义”思潮再次缓慢回潮的根本原因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改行的新自由资本主义“改革”路径受挫，社会期望与社会现实脱节，由此引发的民众对俄罗斯当前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满，是当今俄罗斯“新社会主义”“21世纪社会主义”思潮缓慢回潮的根本原因。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放弃社会主义制度，改建资本主义制度，备受国际社会瞩目。借苏联解体之机复辟的资本主义制度，历经25年的发展，在俄罗斯结出了什么样的“果”已经逐渐变得清晰。俄罗斯历经25年的资本主义建设阶段，根据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整体状况，基本上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俄罗斯向资本主义制度转轨的路径选择并不成功，俄罗斯并未建成其社会各界曾寄予厚望的繁荣、富强、自由、民主、公正、平等的公民社会。

俄罗斯新自由主义“改革”路径失败，主要体现在：俄罗斯经济地位不断下滑，国际影响力逐年下降，地缘政治影响力不断萎缩，严重依赖能源出口的经济结构使其经济发展受制于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的国际价格，国际石油、天然气价格下滑，俄罗斯经济就深陷危机。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В.И.达西切夫指出：“俄罗斯经济建立的石油天然气模式是没有发展的增长模式。”（В.И.Дашичев：КапитализмисоциализмссудьбахРоссии.МоскваИнститутэкономики，2010.С.30.）俄罗斯社会公平缺失，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固化，社会流动性受阻，社会贫富两极分化不断扩大（详见陈爱茹：《裂变与分化：俄罗斯社会阶级阶层的演变》，《国外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俄罗斯社会变成了极少数的巨富和不多的中间阶层以及大多数贫困和相对贫困阶层的金字塔形结构。这种社会状况得到了以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所的专家、学者为首的社会学研究团队研究成果的印证。他们进行的研究表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社会发生了剧变。首先表现在社会结构上，俄罗斯由苏联时期的两个阶级、两个阶层（指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国家公职人员——笔者注）裂变、分化为寡头、执政“精英”、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临时工等阶级阶层。社会结构的变化彻底改变了俄罗斯，根据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通讯院士托先科提供的数据，2014年，俄罗斯110个寡头掌控了35％的国民财富，3％的人掌握了70％的国民财富，而且这一指标在稳步扩大。而在2004年，俄罗斯最富有的10％人口控制着30％的国民财富，仅十年间，俄罗斯国民财富向少数人手中积聚的速度和规模都超乎想象。当今俄罗斯社会，一方面，是最富有的10％的人口拥有87％的国民财富；另一方面，俄罗斯中产阶级发展受挫，临时工阶层处境悲惨，大多数公民生活艰难（陈爱茹：《裂变与分化：俄罗斯社会阶级阶层的演变》，《国外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此外，各级政府官员贪污受贿现象十分严重，人民强烈不满。根据俄罗斯大众传媒的报道，俄罗斯的有组织的刑事犯罪已变成俄罗斯社会政治形势不稳定的一个因素，他们甚至认为，有组织刑事犯罪已经成为“社会政治发展的决定性环节”。

社会上对新自由主义“改革”路径的质疑之声日盛。尽管俄罗斯总统普京不断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声，接收克里米亚重返俄罗斯、出兵叙利亚，但在俄罗斯社会内部，对俄罗斯当前选择的新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质疑之声此起彼伏。用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学者Е.Ф.苏利莫夫的话讲：“新的俄罗斯统治者以欺骗的方式上台。向人民许诺社会民主化、改革、摆脱危机状况并复兴俄罗斯，他们没有完成、甚至从没有打算完成这一系列重要任务之中的任何一个。”〖ZW（〗Е.Ф.СулимовСоциализм－мифилибудущеечеловечества？УРСС.Москва.2001.С.99－101.〖ZW）〗Е.Ф.苏利莫夫指出，社会民主化、改革、摆脱危机状况并复兴俄罗斯，是“噪音一般的宣传装饰”，而实际发生的变化具有与此相反的性质。取代真正的民主化，重生的俄罗斯资产阶级建立了霸道的寡头制度。取代真正的改革，人民获得的是日常生活中典型的反革命国家政变。取代摆脱社会经济危机状况的是灾难性危机的不断深化和拓展。允诺的改善劳动人民生活变成了国家90％的人口都空前贫穷。掠夺性的私有化和周期性的通货膨胀剥夺了人民此前所拥有的一切。执政当局所倡导的自由、人权变成了普通劳动者面对执政当局、官僚、投机分子、企业主、银行家和重生的俄罗斯资产阶级的其他代表和中产阶级，完全不受保护。普通公民不仅与所有权、政权、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完全隔绝，而且是用犯罪性的恐吓、恫吓让他们与所有权、政权、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完全隔绝。普通公民无论在哪里都感受不到自己是安全的。人数很少的一个篡夺政权的阶层掠夺了人民所拥有的一切，甚至物质生活有保障和能够获得自由的想法。普通公民失去了发展前景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取代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没有良心、不受法律约束的、野蛮的地主老爷们”、俄罗斯寡头及其政权的地主老爷们取得了合法的政权（Е.Ф.СулимовСоциализм－мифилибудущеечеловечества？УРСС.Москва.2001.С.99－101.）。因此，俄罗斯社会对其当前的资本主义制度建设的不满意度居高不下。根据俄罗斯尤里·列瓦达研究中心掌握的数据，在社会对“改革”（指叶利钦、盖达尔时期的改革）的态度中，完全地、无保留地支持市场改革的人所占的比重很小，在改革的最初几年，它没有增加，有时候反而下滑了。稍晚些时候，有了一定程度的增长，但是并不稳定。不接受“改革”的公民的份额相对比支持“改革”的人而言，是稳定的。到叶利钦总统任期结束的时候，不接受“改革”的公民的数量超过了人口的3／4.2009年，有48％的居民认为“改革”给国家带来了更多的危害，在27％感到难以回答的情况下，25％的俄罗斯人果断地认为这场“改革”带来了“更多的利益”，引起了关注。有48％的商人认为“改革”给国家带来了“更多的利益”。在受高等教育的人群中，给出这样答案的也占主要份额，达到了40％。让人感兴趣的是，有41％受到高等教育的人声称，由于“改革”，自己利益受损了，但他们依然认为“改革”对国家有利。甚至在商人中，支持“改革”的份额也是高于认为自己个人因“改革”而获益的人的份额（〔俄〕阿列克谢·格奥尔吉耶维奇·莱温松：《对20世纪90年代初改革的社会评价》，陈爱茹译，《观察与思考》2014年第11期。原文参见：НоваяисторияРоссии，www.ru－90.ru。）。根据尤里·列瓦达研究中心2010年3月获得的数据，7％的俄罗斯成年居民认为，这场“改革”“对经济产生了绝对正面的影响”，24％认为“改革”“没有任何必要”，22％认为它们“给经济带来了破坏作用”。也就是说，认为“改革”是必要的和有益的份额占到俄罗斯人的30％多一点，而对其持否定观点的人占到46％（〔俄〕阿列克谢·格奥尔吉耶维奇·莱温松：《对20世纪90年代初改革的社会评价》，陈爱茹译，《观察与思考》2014年第11期。原文参见：НоваяисторияРоссии，www.ru－90.ru。）。事实证明，俄罗斯新自由资本主义“改革”路径失败是当代俄罗斯“新社会主义”“21世纪社会主义”思潮缓慢回潮的根本原因。

二、俄罗斯共产党、工人党等左翼政党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守是当今俄罗斯“新社会主义”“21世纪社会主义”思潮缓慢回潮的主要原因

以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为代表俄罗斯共产党、工人党等左翼政党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守是当今俄罗斯“新社会主义”“21世纪社会主义”思潮缓慢回潮的主要原因。在苏联解体之初，俄罗斯社会主义理想和信念坚定的共产党、工人党等左翼政党就旗帜鲜明地反对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从苏联解体之初迄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深陷低潮的大背景下，共产党、工人党等左翼政党不畏环境艰险，坚持理想信念不动摇，为俄罗斯保留了社会主义“火种”。

当代俄罗斯的共产党、工人党等左翼政党，作为21世纪社会主义思想的积极倡导者和践行者，纷纷在纲领中提出“新社会主义”“21世纪社会主义”等理念，对在新条件下如何争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功，应该制定什么样的战术和战略，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路径和方式方法，进行阐释和分析。比如，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纲领中阐释的“21世纪社会主义”、公正俄罗斯党阐释的“新社会主义”，此外，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全联盟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俄罗斯共产党－苏共、社会公正共产党、俄罗斯共产党人党、联合共产党、俄罗斯联合劳动阵线等政党的纲领中，都对社会主义有新的阐释和解读。除了共产党、工人党等左翼政党的纲领之外，各个左翼政党的领导人和主要理论家也纷纷发表文章，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反思苏联解体的原因和教训，阐释“新社会主义”“21世纪社会主义”思想和理论。比如Г.А.久加诺夫在《我们的同时代人》上发表《社会主义是摆脱危机的出路》（Г.А.ЗюгановВыходизкризиса－социализм，Нашсовременник，№6，Июнь2009.），各主要左翼政党的网站（Программа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партииРоссийскойФедерации.http：／／kprf.ru／party／program.）上对“新社会主义”“21世纪社会主义”也都有各自的解读，等等。

俄罗斯的共产党、工人党等左翼政党始终谋求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积极采取各种实践活动为广大劳动者阶级谋利益。比如，俄罗斯联邦共产党领导人久加诺夫认为，建立公正社会的理想，早在马克思之前就已经出现，不同思潮的拥护者，从基督教社会党人到无政府主义者，都希望建立公正社会。在苏联时期，世界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有缺陷，这是由内因和外因、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等多种因素造成的。因此，久加诺夫在重建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初强调，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主张建立一个“革新”的社会主义，即未被扭曲、没有犯致命错误、集中体现当代人类社会一切美好事物的社会主义（《久加诺夫谈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和俄罗斯的社会走向》，《科学社会主义》1996年第4期。原文参见《苏俄报》1996年5月4日。）。以久加诺夫为代表的俄罗斯共产党人所阐释的公平正义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社会主义革命先驱所追求真正公正、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具有一脉相承性。久加诺夫领导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坚持践行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而公平正义是内涵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之中的。如果不是对公平正义的执着追求，也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不会有马克思之后列宁领导的底层民众进行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制度从一国到多国的实践。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到实践，从实践到制度，其发展、变化的整个过程，都体现了人们对公平正义的追求。所以，尽管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马克思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挫折，陷入低潮，但是，像久加诺夫这样的意志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放弃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而是在逆境中执着地坚守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像久加诺夫这样的当代共产党领导人，及其领导的众多普普通通的共产党员，他们正举起前人曾高举的红旗，为前辈曾毕生追求的真正公平、正义、平等、自由的社会而进行不懈的努力和奋斗。

俄罗斯的共产党、工人党等左翼政党在坚守社会主义思想的同时，对资本主义制度展开了深刻批判。比如，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指出，俄罗斯的资本主义是反动的和买办的。2014年10月18日，久加诺夫在为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全会所做的政治报告中，首次对俄罗斯资本主义的整体性特征进行了概括。他指出，第一，当今的俄罗斯社会是反动的，倒退的社会。工业品生产仅达到发达国家的1／5。农村遭到破坏。金融信贷制度瘫痪。各个经济和管理部门工作人员的职业素养急剧下滑。与官方的宣传相反，俄罗斯的工业持续恶化。一些企业遭强制停工。很多企业缩减工作周，压低工资并拖欠工资。第二，俄罗斯建立起来的是寄生的资本主义。今天的俄罗斯国家机关是整个苏联时期的两倍。大部分健康劳动力都集中在私人保安公司。与2000年相比，工业领域工人的数量缩减了200多万人。但是，在不动产行业和银行金融部门就业的人数几乎增长了300万人。所有与投机相关的人都是寄生在实体经济生产上。第三，俄罗斯资本主义有买办性。新出现的“具有战略眼光的所有者”立刻就认定，只有成为能源的所有者，他们才能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拥有一席之地。从那时起，俄罗斯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只有两个部门：能源出口部门和银行部门。其他部门，尤其是科研部门，被残酷无情地摧毁了。最近一段时间，买办资本涉足的区域进一步拓宽。俄罗斯内部市场被强迫接受外部的供货。主要商业网络都掌控在跨国公司手中。甚至军工体系都依赖成套的进口。买办资本主义从俄罗斯榨取巨额资金。2014年，有900亿美元流往俄罗斯境外。这比2013年同期多出一倍。这些钱通常是流往对俄罗斯实行制裁的那些国家。全球资本主义一体化让俄罗斯处于遭受奴役的地位。今天有很多“统一俄罗斯党人”抨击美国国务院，但是，正是他们在国家杜马通过了法律，让俄罗斯经济处于外部力量的监督下。为了法国的“米斯特拉利航空母舰”，日本的“丰田汽车”，意大利的皮鞋和土耳其的西红柿，俄罗斯支付的不仅仅是石油美元，还有对本国经济的破坏。第四，俄罗斯的资本主义具有寡头性。大资本和中等资本天生都与官僚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区别仅仅在于，全俄罗斯范围的寡头都被列入了《福布斯》杂志，而中等精明能干的人和兄弟们都在“地区层面上”。买办资本内部的冲突刚好凸显了其寡头的本质。国家强力政权的拥护者——大资本家与权力结盟，打算在私有化的过程中，攫取一块新肥肉。另一边是拥护自由主义的资本家。这些人在20世纪90年代得到宠爱，但是，在重新分配财产的时候他们又遭到了排挤。资产阶级的两个分支都竞相压榨劳动人民。他们之间的斗争让民众看清了国家矛盾的实质。而且也无法偷换概念。谁也无法欺骗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因此，俄罗斯资本主义是反动的、寄生的、寡头性的和买办的。它是没有生命力的，历史上注定了要失败。由此可见，社会主义生活方式被毁掉。对劳动者的尊敬曾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价值观的核心。在资产阶级国家，劳动崇拜被宣扬懒散、消费主义和贪婪所取代。原来在劳动集体中受到崇拜的互助和合作被消解殆尽。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异化正在形成。资本主义导致国际冲突增多。雇佣工人在争夺工作岗位的斗争中争吵。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冲突被激化。这一切打击了多民族的俄罗斯。新的矛盾与十月革命前俄国原有的矛盾纠缠在一起。西方的制裁让国家的需要与其所执行的方针之间的冲突更加明晰（ПоложениерабочегоклассавРоссииизадачиКПРФпоусилениювлияниявпролетарскойсреде，18отктября2014.http：／／kprf.ru／official／2014／10／19／vi－oktiabrskii－plenum－tsk－kprf／.）。

可以说，如果没有共产党、工人党等左翼政党对社会主义理想和信念的坚守，没有共产党、工人党等左翼政党对社会主义思想和理念的宣传，没有共产党、工人党等左翼政党对劳动者阶级的切身利益的维护和捍卫，社会主义思想没有先进的政党作为载体，“新社会主义”思潮的缓慢回潮也势必难以出现。

三、西方对俄罗斯的“双重标准”和打压政策及知识分子群体“向左转”是俄罗斯“新社会主义”思潮缓慢回潮的直接原因

苏联解体的过程，也是俄罗斯义无反顾地投向西方怀抱，改行西方政治制度的过程。但是，西方并未对俄罗斯敞开怀抱。俄罗斯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以来，尽管努力地进行政治制度转变，向西方社会靠拢，但是，西方对俄罗斯一直是采用“双重标准”，并始终持不断打压政策。这是俄罗斯社会主义思潮缓慢回潮的直接原因。俄罗斯社会向西方转，一方面，不被西方接受，另一方面，找不到国家发展的希望。这也可以解释2016年9月18日举行的俄罗斯第七届国家杜马选举中，尽管统一俄罗斯党在此前执政的五年间，经济下滑，民众生活水平不断下降，但是，统一俄罗斯党却依然赢得国家杜马多数席位，主要是国际政治舞台上的状况给俄罗斯内政带来的影响。首先，当前，俄罗斯急需维护领土的完整和统一。俄罗斯面临领土分裂问题，从车臣战争就可以看出，如果不是普京果断出兵，北高加索从俄罗斯分裂出去就可能成为事实，且会造成不良后果，其他联邦主体也可能竞相效仿。其次，俄罗斯希望保住其在原苏联地域的影响力。格鲁吉亚战争、乌克兰危机，都是俄罗斯为此而进行的战斗，且在乌克兰危机中，普京承认克里米亚共和国全民公决结果，接受克里米亚半岛入俄，用让美欧有苦难言的“合理合法”的方法，将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克里米亚半岛收归俄罗斯，且当前正在修建俄罗斯本土与克里米亚半岛的跨海大桥。普京在捍卫俄罗斯统一、恢复俄罗斯在原苏联地区影响力的作为，俄罗斯民众有目共睹，这也是俄罗斯民众忍受经济下滑、生活水平下降，依然给统一俄罗斯党支持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毕竟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保证领土完整、避免战乱的安全需要是本国民众的首位需要。再次，在国际生活中，起主导性作用的西方国家，对待俄罗斯屡屡使用“双重标准”，世人有目共睹，俄罗斯民众透过乌克兰危机已经嗅到了战争的味道，这也成为促使很多知识分子反思资本主义道路的重要因素。

在这种背景下，知识分子群体开始更深入地对社会主义进行新探索和再思考，是俄罗斯社会主义思潮缓慢回潮的直接原因。知识分子群体对社会主义的新探索和再思考，从苏联解体之初就已经开始，只不过囿于当时的具体情况，人数少、影响有限。从2011年起，围绕着“苏联解体20年之后”这个主题，俄罗斯社会开始形成一个对“转轨”进行反思的思潮。在这轮反思思潮中，以“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之后的社会主义”“21世纪社会主义”等为主题，阐释对社会主义的新观点、新认识和新看法的专家和学者人数不断增多，队伍不断扩大。通过观察俄罗斯学界期刊上发表文章的观点可以发现，知识分子群体“向左转”正成为当前俄罗斯学界的一个主要变化方向，这直接带动了“新社会主义”“21世纪社会主义”思潮在俄罗斯的缓慢回潮。

在苏联解体初期，信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学者就谋求成立“全俄罗斯社会主义取向的学者协会”。1994年10月，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学者组织——全俄罗斯社会主义取向的学者协会成立，在成立大会上，共有来自48个地区分支机构的226名代表和29名受邀请者参会，其中院士5人，博士95人（其中哲学博士30人，经济学博士22人，历史学博士14人，物理－数学博士11人，法学博士9人，技术学博士1人，地理学博士1人，医学博士1人，社会学博士1人，化学博士1人），101名副博士。1999年，俄罗斯社会主义取向的学者组织开始组建国际组织，致力于研究“21世纪社会主义”问题，其分支机构高达76个。时至今日，俄罗斯社会主义取向的学者组织一直坚持其社会主义理想和追求，参与学者人数不断增加，影响区域和范围不断扩大，不断地发声支持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方向（Российскиеучёные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ориентации.http：／／onfront.narod.ru／WorksRUSO.htm.）。除“全俄罗斯社会主义取向的学者协会”，左翼学者还在1994年成立了一个“现实主义者联盟”，他们建立了“争取新社会主义俄罗斯运动”社会统一联盟，该联盟的主要领导人后来创建了“俄罗斯社会主义统一党”，2007年该党并入“公正俄罗斯党”，“公正俄罗斯党”作为“争取新社会主义俄罗斯运动”思想的继承者，活跃在当今俄罗斯政坛上（ПрограммаСправедливойРоссии.http：／／www.spravedlivo.ru／1＿13.html.）。20多年过去了，他们作为俄罗斯“新社会主义”思想的“领头雁”，终于引领起一大批觉醒者，使俄罗斯“新社会主义”演变成一股社会思潮。

在当今俄罗斯，“新社会主义”“21世纪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之后的社会主义”等提法或者成为学界研讨会的主题，比如俄罗斯科学院经济所和“选择”基金会联合举办的“社会主义之后的社会主义”学术研讨会（ПодредакциейМ.И.ВоейковСоциализмпослесоциализма，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Алетейя2011г..）；或者作为专门网站的名称，比如“新社会主义”网站（俄罗斯“新社会主义”网站的网址为：http：／／novsoc.ru。）；在期刊文章和学术专著中，社会主义主题也频频出现（俄罗斯一些期刊发表了大量与“新社会主义”“21世纪社会主义”主题相关的文章，探讨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向何处去、社会主义是否应该成为俄罗斯社会未来发展路径的选择等问题，同时，还探讨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比如社会主义是后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可以与资本主义并行的社会，通过议会斗争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等诸多理论问题。这些期刊主要有《Неприкосновенныйзапас》《Свободнаямысль》《Россиявглобальноммире》《Общественныенаукии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Новаяиновейшаяистория》，等等。与“新社会主义”主题相关的专著也比较多，主要有：Е.Ф.СулимовСоциализм－мифилибудущеечеловечества？УРСС.Москва.2001.Б.Ф.СлавинСоциализмиРоссия.М.：Книжныйдом“ЛИБРОКОМ”.2013.）。

俄罗斯的很多学术研究都立足于当今俄罗斯社会不公正的现实，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以及阶级分析的方法，对当前俄罗斯资本主义展开了深刻批判。比如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他们持续关注俄罗斯社会阶级、阶层的演变，关注当今俄罗斯贫富两极分化的现状，关注俄罗斯临时工阶层，用笔做武器，以文章为载体，批判当代俄罗斯资本主义。在《间接材料》《自由思想》《社会科学与当代》《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近现代史》等学术期刊上，可以查到大量与社会主义主题相关的文章。这些文章关注的主要议题为：21世纪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社会主义与市场的关系、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宏观调控问题，社会主义与公平正义的关系，社会主义与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在21世纪面临的挑战和应答，等等。此外，有很多对社会主义进行再思考和新探索的学术专著发表，主要有Е.Ф.苏利莫夫的《社会主义——神话还是人类的未来？》，布兹加林的《社会主义的复兴》，莫洛科夫的《21世纪的东正教和社会主义》《1917年十月：21世纪的挑战》《社会主义理论经验和前景》《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及其在21世纪的发展》《社会主义和其在俄罗斯复兴的条件》，等等。

当前的俄罗斯“新社会主义”“21世纪社会主义”思潮，将俄罗斯未来社会发展道路的找寻和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方向契合为一体，以当代俄罗斯“新社会主义”“21世纪社会主义”思潮的方式体现出来。关注俄罗斯的“新社会主义”“21世纪社会主义”思潮，解读当代俄罗斯左翼政党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者对“新社会主义”“21世纪社会主义”的阐释和解读，提炼并总结其对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新思路、新理论、新贡献，对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发展不无裨益。

参考文献：

【1】А.Е.МолотковПравославиеисоциализмвXXIвеке.－СПб，2007.

【2】Е.Ф.СулимовСоциализм－мифилибудущеечеловечества？УРСС.Москва.2001.

【3】В.С.Шевелуха

СоциализмиусловияеговозрождениявРоссииМ.，2012.

【4】В.И.Дашичев：КапитализмисоциализмссудьбахРоссии.МоскваИнститутэкономики，2010.

【5】Б.Ф.СлавинСоциализмиРоссияМ.：Книжныйдом“ЛИБРОКОМ”2013.

【6】А.В.БузгалинРенессанссоциализмаУРСС.Москва.2003.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马研院）

（编辑：张晓敏）

陈殿林、田慧萍：深入开展“两学一做”推动全面从严治党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是面向全体党员深化党内教育的重要实践，是推动党内教育从“关键少数”向广大党员拓展、从集中性教育向经常性教育延伸的重要举措，是党中央为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

一、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的问题导向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是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要求。随着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党员队伍中出现了一些突出问题：有的党员对共产主义缺乏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精神空虚，推崇西方价值观念，甚至于热衷于组织、参加封建迷信活动等；看齐意识不强，不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在党不言党、不爱党、不护党、不为党，组织纪律散漫，不按规定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不按时交纳党费，不完成党组织分配的任务，不按党的组织原则办事；利己主义严重，漠视群众疾苦、与民争利、执法不公、吃拿卡要、假公济私、损害群众利益，在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时临危退缩；工作消极懈怠，不作为、不会为、不善为，逃避责任，不起先锋模范作用；违反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不注意个人品德，贪图享受、奢侈浪费等。这些现象严重影响党的形象，危害党的权威，动摇党的执政地位。目前深入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坚持鲜明的问题导向，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的有力抓手。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核心在于找准并解决全面从严治党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从近年监督执纪结果来看，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是“表”，党的观念淡漠、组织涣散、纪律松弛才是“里”。“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着力解决一些党员理想信念模糊动摇、党的意识淡化、宗旨观念淡薄、精神不振和道德行为不端的问题，可以说找得精准，切中要害，抓住了根本。“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学是前提、基础，做是目的。全体党员要在学深做实上下功夫做文章，在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生活中起先锋模范作用，为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的团结统一夯实基础。

二、凸显全面从严治党的价值指向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关键在保持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体现全面从严治党的价值取向。“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明确要求广大党员坚持以知促行，做讲政治、有信念，讲规矩、有纪律，讲道德、有品行，讲奉献、有作为的合格党员，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以尊崇党章、遵守党规为基本要求，以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武装全党为根本任务，教育引导党员自觉按照党员标准规范言行，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提高党性觉悟；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正确政治方向；进一步树立清风正气，严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进一步强化宗旨观念，勇于担当作为。这和全面从严治党，永葆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的价值取向是完全一致的。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重在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筑牢全面从严治党的价值根基。“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着力解决一些党员宗旨观念淡薄的问题，引导党员进一步践行党的宗旨，保持公仆情怀，牢记共产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使全体党员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自觉地抵制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始终把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根植于心底，做人民的勤务员。而全面从严治党的一切工作，归根到底也体现在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党员干部的思想和行动中根植得更扎实、更牢固。因此，“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有助于筑牢全面从严治党的价值根基。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旨在确保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彰显全面从严治党的价值目标。“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是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的一项重大部署。扎实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以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为首要任务，进一步解决党员队伍在思想、组织、作风、纪律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把管党治党责任进一步落到实处，彰显了全面落实从严治党、党要管党的价值目标，确保全党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三、标示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路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从严治党，既要靠教育也要靠制度。“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坚持正面教育为主，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坚持学用结合，知行合一；坚持问题导向，注重实效；坚持领导带头，以上率下；坚持从实际出发，分类指导，标示了全面从严治党既靠教育，也靠制度的实践路向，体现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刚柔相济的特点。

强调学的内容。“学”为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极少数党员因为并不了解党史国情，忽视党章党规学习，根本不懂得中国共产党的宗旨，而随意否定领袖人物，甚至妄议中央，丧失一个党员起码应有的党性原则。还有人自以为懂得马克思主义，其实满脑子封建迷信，连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理论都不知道，只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满嘴说着马克思主义而已。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使全体党员坚定理想信念，认真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而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着重解决的是全体党员的思想认识和规矩意识问题。党章是党的根本大法，标明了党的纲领、宗旨，规定了党员的基本义务和权利，每个党员必须牢记、尊崇、遵守和维护党章，坚定理想信念，对党绝对忠诚。《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党内法规，在全党树立起党规党纪的权威性和严肃性，每个党员要认真学习党规，牢固树立制度和规矩意识，克服思想深处的“潜规则”作祟。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指导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鲜活的马克思主义，每个党员只有深刻领会，才能与时俱进，时刻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突出学的措施。“两学一做”学习教育遵循思想政治教育规律，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重在全面、贵在经常、着力教育的实践要求。从教育形式看，各级党组织要切实担当起学习教育的主体责任，采取围绕专题学习讨论、创新方式讲党课、召开党支部专题组织生活会、开展民主评议党员、立足岗位作贡献、领导机关领导干部作表率等多样形式，既实事求是谈问题，又联系实际讲对策。从教育对象看，要充分考虑到不同领域不同行业、农村城市的迥异，又注意到领导干部与普通党员的不同要求，做到有的放矢，因材施教，不搞一刀切。从教育方法看，既要因材施教，分类指导，还要坚持问题导向，充分调动全体党员学习积极性。从教育频度看，不能一阵风，而要进行经常性教育，从根本上解决党员精神懈怠、能力不足的问题，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的：“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6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明确学的目的。“做”为根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开展“两学一做”，根本目的就是使党员干部增强工作本领、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水平，做合格党员。此次学习教育明确了合格党员的标准，这就是：要看自己在新任务新考验面前，能否坚守共产党人信仰信念宗旨，能否正确处理公与私、义与利、个人与组织、个人与群众的关系，能否努力追求高尚道德、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保持积极健康生活方式，能否自觉做到党规党纪面前知敬畏守规矩，能否保持良好精神状态、积极为党的事业担当作为。这些标准着眼于实际，从小处入手，涉及方方面面，真切自然，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抓在日常，严在经常，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学用结合，知行合一的路径。

四、深化全面从严治党的本质定向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以多样的形式、活泼的教育内容展现其丰富性，以全体党员为教育对象展现其广泛性，以注重实效展现其深刻性，是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举措，有力回应了“全面从严治党等同于反腐倡廉”“全面从严治党与普通党员无关”等片面说辞，深化了全面从严治党“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本质定向。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在全面从严治党路径上更加清晰。思想建设一直居于党的建设首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之所以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最根本的还是理想信念、党性原则、革命精神、组织纪律、思想作风等方面出了问题，要从政治工作的角度进行反思，认真总结教育者本身受教育不够，对领导干部管理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监督体系功能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制度建设存在漏洞的教训，认真研究怎么认识、怎么解决这些问题。”“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坚持问题导向，积极寻找对策，体现出中国共产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全面从严治党既要靠思想又要靠制度，二者缺一不可。“两学一做”学习教育，通过用制度管理、用教育引导等方式规范党员，同时发力、同向发力，常抓不懈、持之以恒，不搞严一阵子松一阵子，使每个党员干部从思想上时刻明确自己要做一个合格的党员；结合“三严三实”活动的开展，通过层层抓管理，事事抓落实，使党员干部在思想上、行动上做一个懂“规矩”的党员，进而提高党的领导水平与执政能力。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作为党的组织建设的主要特征、组织活动的重要内容、提高战斗力的重要途径，把握住了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环节。有些人认为掌握公权力的党的领导干部才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对象，普通党员可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是极端错误的。“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明确要求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面向全体党员深化党内教育。这是符合党内政治生态客观规律的。所谓“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党的领导干部来自于普通党员，合格的党的领导干部，首先必须是一名合格党员，做党员如果都不合格，遑论去做领导干部？而且，党的领导干部都经过党的多年培养，是党的宝贵财富，他们的状况与整个党内政治生态、社会风气息息相关。因此，对全体党员提出明确要求，打牢组织建设的根基，对腐败防患于未然十分必要。因此，领导干部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要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所在支部的组织生活，与党员一起学习讨论、一起查摆解决问题、一起接受教育、一起参加党员民主评议。普通党员也要严格要求自己，提升个人素养，而决不能以为自己没有公权力就可以不接受教育。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推动党的作风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重在落实、贵在经常的内在要求。党的作风建设需要全体党员积极投身实践。作风是党员行为方式的体现，体现在日常的一言一行。“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注重引导党员时刻铭记党员身份，积极为党工作。要结合不同领域不同行业实际，组织引导党员立足岗位、履职尽责。在农村、社区，重点落实党员设岗定责和承诺践诺制度；在国有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社会组织，重点落实党员示范岗和党员责任区制度；在窗口单位和服务行业，重点落实党员挂牌上岗、亮明身份制度；在机关事业单位，促进党员模范履行岗位职责，落实党员到社区报到、直接联系服务群众制度；在学校，重点要求党员增强党的意识，自觉爱党护党为党，敬业修德，奉献社会，推动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落地生根，努力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政治生态。

陈慧平：塞耶斯从马克思主义人性论角度对功利主义的批判

边沁的功利主义在资产阶级道德和政治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虽然它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有力批判，也受到西方学者如罗尔斯等学者的质疑，但它因受到垄断资本的护持，并由于在当前资本力量强大、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其影响仍然不容忽视。无论是古典的行为功利主义，还是当今精致的功利主义，如规则功利主义，都建立在一个趋乐避苦、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固定人”的前提假设上，潜在的抽象人性论不但在理论上为功利主义带来了一系列难以克服的问题，而且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实践中的正义观念缺失、历史意识匮乏、感性追求至上的负面危害。近年来，塞耶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人性论，从人性与历史的辩证互动入手，对功利主义从哲学基础、实践方式、预期目的等方面展开了系列批判性思考，值得中国学界借鉴。当然，塞耶斯的观点并非尽善尽美，恰如人性与历史的互动是一个不间断的过程，塞耶斯对功利主义人性的批判也处于未完成的过程中。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值得我们学习的与其说是他的某些结论，不如说是他的方法和态度，以及他带给我们的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从哲学基础上看，功利主义陷入了抽象人性论的误区

在塞耶斯看来，功利主义人性论是与启蒙理念一脉相承的、抽象化的传统人性论，其思想误区在于没有把人性当作历史的产物。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人性论，人性有其自然来源，并且是变动着的，为自然和社会的历史所共同塑造，固定的、抽象的人性是没有的。

1.人性是历史的产物

把人性当作历史的产物说起来容易，真正地在思想上进行把握却不容易，它需要科学的态度。塞耶斯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人性论之所以正确，是因为它建立在科学的态度上。什么是科学态度？科学态度意味着最大限度地接纳现实，而不是从固定的人或人性出发，根据人的主观意愿，从外部判断和取舍现实。例如，从功利主义人性论的角度看，战争是坏的，应该避免，因为参加战争的人要遭受痛苦、冒着死亡的危险，但任何战争都不是无缘无故的，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正义的战争不仅是应该的，而且是必要的。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提出：“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每一个天真意识都像哲学一样怀着这种信念。哲学正是从这一信念出发来考察不论是精神世界或是自然世界的。”（〔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1页。）塞耶斯认为，黑格尔辩证法的可称道之处是它体现出科学态度，只有从科学态度出发，人们才能客观地看待现实，从内部、内在性出发去认识现实及其规律，现实也才能不被主观意志或人格化的东西所曲解。把科学态度应用到人性问题上，就要承认人来源于自然界，这是关于人性的一个不容否认的前提性现实。根据科学态度，人性以及建立在人性基础上的伦理和政治理想，不是先验理性的产物，不是纯粹主观的，相反，它们是历史的产物，有其自然根源。理性本身也“存在于世界之中”，也是自然和社会发展的产物，而不是思辨头脑的产物。科学态度不仅要接纳现实、承认事实，而且，用黑格尔的话说，还要与之“调和”。从科学态度出发，人们不仅要接受外部世界，而且要调整自己的想法与外部世界相适应，只有这样，人们头脑中的思想才能准确地反映外部世界，而不是把自己的想法和理念强加于世界，这是科学态度的内在本质。

黑格尔的辩证法虽然倡导科学态度，但他自己却没有将科学态度进行到底，塞耶斯指出，黑格尔的辩证法具有唯心主义神秘性的外壳，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科学态度，并对其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改造。马克思指出：“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甚至被他在观念这一名称下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2页。）人性，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历史的产物，“正像一切自然物必须形成一样，人也有自己的形成过程即历史……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26页。）。人既是社会存在物，同时也是自然存在物。塞耶斯强调，马克思主义人性论的一个根本原则是：人类是物质的和生理的存在物，是具有物质需求的动物，人的社会性是在此基础上展开的。马克思在他的早期著作中就坚持认为，人是一种“自然存在物”，是一种“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24页）。简言之，人的生活依赖于自身之外的自然和社会客体。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用更坚定的唯物主义语言陈述人是自然存在物的观点，这不是偶然的，它表明马克思主义人性论有一个发展过程，更表明它具有坚实的、唯物的、历史的基础。“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8－79页。）。真理总是朴素的，身体的物质构造决定了自然需求是人类生存的普遍特征，人类历史由此展开，人性也由此产生和发展（SeanSayers，MarxismandHumanNature，NewYork：Routledge，1998，pp.151－152.）。人性更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产物；在阶级社会中，人性集中地表现为阶级性。2.功利主义人性论的虚妄

边沁的功利主义是启蒙时代的产物，启蒙时代的人性论是对宗教人性论的反驳，在肯定人的世俗欲望、推动社会等方面有它的进步性，但它把人当作一个不动点，把人推到一个衡量万物尺度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人性也因此被抽象化了，这也恰恰是功利主义人性论的失足之处。在功利主义者看来，如果能确立起“普遍的”和“本质的”人类特征，如对幸福的最大化追求，那么，这些特征就可以作为指导社会实践和道德实践的基础，成为普遍适用的和权威性的标准。显然，在功利主义人性论那里，社会领域和自然领域有着根本的区别，自然规律是客观的，它们独立于我们而发生作用，我们必须按其本性来接受它们，而社会规律则是主观性的领域，它是人类自己的产物，是人类意识和意志的创造物，社会领域不应该遵守客观规律，而应该按照对人有利的“应如此”来实践。塞耶斯指出，功利主义人性论蕴含着主体与客体、社会与自然的二分，这在根基上就是错误的。人的世界的确不同于自然界，在人的世界中，意志和理性无疑起着建设性的作用，然而，据此认为理性、感知是人类的一种先验特质，在人类与自然之间划出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则体现了唯心主义的虚妄。

首先，功利主义人性论颠倒了存在秩序，它把利己的个人主义，即资产阶级的狭隘的、历史性生成的自私的功利性，视为抽象的永恒不变的普遍人性，因而扭曲了人性，解释不了复杂的社会生活。人是自然的产物，而非相反，相应的，是生活决定意识，而不是意识决定生活。一方面，人的自然生命决定了他必须进行物质生产以获得生活必需品。就社会条件而言，人不是施蒂纳所说的“唯一者”，不是在历史上单独行动的个体，“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他被各种经济关系、政治关系、阶级关系、家庭关系、法律关系等关系网络所决定，当然，他在接受各种旧关系规定的同时，也创造着新关系。另一方面，人不能用意识完全把外部世界囊括其中，然后按照自己的主观意愿进行操控。“要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转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须把这些人作为在历史行动中的人去考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1页。）人的意识并不外在于自然和历史的发展过程，更不是由哲学家们带入世界的。虽然人有作为主体的认识能力，但人的意识和意志在认识过程中并不起决定性作用。此外，人的意识也不能像一面镜子那样一览无余地映射外部世界。人的意识只能用抽象的方式把握世界，而抽象总是有局限的，无论它多么希望去覆盖一切，总还是有超出它覆盖范围的事物不断涌现。孔多塞、圣西门、孔德等人的精英指导历史模式之所以失败，与其抽象的人性假定不无关系，功利主义者威廉·古德温的无政府主义的共产主义模式也同样如此。

其次，功利主义人性论曲解了人性中的自然因素，其狭隘的功利原则难免会带来负面作用。作为生命体的人从广义上说也是一种驱力性自然存在，但由于被文化所遮蔽，人往往并不了解自身所承载的自然力量。其实，功利主义需求中也同样有自然力量在发挥作用，如果人对自身的自然心理、权力追求无反思，那么他的理性就可能会扭曲为非理性，陷入固执妄见而又不自知的状态。比如，资产阶级理性是通过否定旧秩序而建立起自己秩序的，一旦建立起来，它的理性就不仅仅限于推动社会发展，而是幻化为维护自身利益永恒存在和发展的权力欲望，并视为一种“天赋权力”。又如，功利主义人性论以自然本能为理由，而推崇性解放，然而，一旦把所谓的性快感加以夸大，赋予其独立的价值，就会带来追求低级趣味的不良社会风尚。

复次，在批判功利主义人性基础的过程中，塞耶斯试图把康德的“自在之物”纳入自己的思考中，并给予其新的内涵和解释。在他看来，“自在之物”这一概念不应该被当成消极的概念而抛弃，而应该被当成一个积极的限制性概念，“自在之物”不是先验范畴，“在经验之先”仍然是经验范畴。自在之物这一概念之所以有必要重新纳入当代哲学的思考中，是因为只有承认人自身的认识论和本体论局限，把这个局限当作一个前提条件，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贯彻到底，才能得出对世界和人性的正确认知，才能一以贯之地坚持“人性是历史的产物”。

二、从实践方式上看，功利主义忽略了社会与个体层面实践的客观性

功利主义在实践中以“效用”为做事原则，虽然功利主义者们对“效用”有不同的诠释，但“幸福”始终是一个万变不离其宗的核心，也就是说，人的主观感知是不可或缺的衡量标准，主观向度与主观性是功利主义在实践方式上体现出的特点。塞耶斯指出，功利主义的这种主体性取向导致它忽略了实践的客观性，无论从社会层面，还是从具体层面看，都存在弊端。

1.从社会层面看

无论哪一个历史阶段，人们都必须从事满足他们物质需求的生产活动，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践。马克思指出，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是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生产实践是人类最基本、最重要的活动。在生产实践中，人们建立起社会关系，并创造了各种新的需求，在改造自然世界的同时，人们不断地改造着社会关系，并且改造着自身的自然。马克思赞同黑格尔的劳动观：“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化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20页。）马克思主义把人既看成是实践的主体，也看成是实践的客体，整个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实践而形成的历史。

塞耶斯批判功利主义者，认为他们忽略了社会实践的客观性，似乎从个体或集体的幸福标准出发，就能制定出好的社会政策来，似乎社会形式是人们自由选择的结果。他援引马克思的话：“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相应的政治国家……这里不必再补充说，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活动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32页。）“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44页。）社会制度与社会关系是在特定物质条件和社会压力下形成的客观活动模式，这种模式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无意识的过程，常常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很大程度上也不能为人们的直接经验所感知。此外，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直接感知往往不能作为衡量社会政策好坏的标准。任何主观感受都难免受文化的影响，如果用落后文化支配下的主观感受作为检验实践效用的标准，那么结果不但不能促进大多数人的幸福，反而会防碍大多数人的幸福。近年来国际社会搞的所谓全球幸福指数报告也存在着功利主义人性论的理念，它在实践中的指导意义非常有限。

根据马克思主义人性论，人既是自然的（生物的）存在物又是社会的存在物，并且自始至终这两方面都是动态统一的。一方面，人们最基本的生理过程是在社会环境中发生和改变的。另一方面，人的最高级的社会成就也无疑是人的生物器官的活动结果。人性始终处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当代新科学，包括微处理机、新功能材料技术、新传感技术、新通信技术等在内的新技术群，带来人类自然机体，尤其是感知、思维和神经系统的巨大变化，也带来了具有全新特性和功能的主体性工具系统、方法系统和信息传输与处理系统，为当代大实践提供了必要的主体性中介。客观实践不但影响人的主体功能，而且影响人的主观感受，人们的需求本身也是变化着的，“人们所从事的满足诸种需求的生产实践活动导致了新需求的产生”（SeanSayers，MarxismandHumanNature，NewYork：Routledge，1998，p.153.）。这些新的需求反过来又将导致新实践活动和新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在人的自然需求与社会需求的辩证法中，每一种因素都与其他因素息息相关，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变化，人类在社会活动中以需求为杠杆进行选择的能力也会不断发展和变化。总之，“人性”不是固定的，而是变化的，人们的基本需求、基本权力、基本能力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展。

功利主义的主观取向往往把人的需求固定化，实际上，人有时并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有时在需要得到满足后，因为结果事与愿违，人们会发现自己其实并不需要它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的一切行为与愿望很大程度上是由客观实践来决定的，并且是在客观实践中完成的，客观实践是人类社会的存在方式。因为忽略了实践的客观性，功利主义人性论的主观化价值取向在实践中常常会导致短视行为，比如，一些环保主义者举起生态主义旗帜批判发展生产力，批判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塞耶斯认为，这是片面地看问题的结果，发展生产力在任何时候都是社会的第一需要，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并非没有注意到生态问题，只是它是在客观实践的基础上，而不是在主观意愿的基础上去解决问题。

2.从个体层面看

客观实践不仅是社会的存在方式，而且也是个体的存在方式。正是通过面向外部世界的劳动活动，人把自己提升为人，成为社会性的生物，超越了单纯的自然属性。通过劳动，人创造了自身。“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造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蕴藏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07－208页。）塞耶斯指出，马克思主义人性论与功利主义人性论截然不同，功利主义人性论把生产和劳动解释为人类生活中一种痛苦而消极的现象，马克思主义人性论则相反，它认为人在本质上是从事生产活动的实践者，客观的、对象化的劳动是最重要的人类活动，是人们生存、发展和自我实现的主要途径。

塞耶斯指出，功利主义等主观主义人性观不能客观而辩证地看待人性，他们只看到眼前的、直接的现象，把享乐当作人生的目的。人固然有趋乐避苦的本能，但人的本质决非享乐。边沁所谓生活的目的就是将快乐最大化，快乐越多越好，不必在意快乐的质量或种类，这种观点是荒唐的，也是行不通的。例如《美丽新世界》中的居民，尽管快乐被最大化，并且所有痛苦和问题都已消除，但他们所处的仍然是一个噩梦般的世界，没有人愿意生活在那样的世界，而愿意生活在我们这个充满焦虑和艰辛，并且不尽如人意的世界。塞耶斯虽然不赞同密尔的功利主义观点，但他赞同密尔对边沁的批判：人们“宁愿做不满足的苏格拉底，也不愿做满足的傻子”。实际上，如果只有安逸的生活而无须任何工作，人的心理和生理就会出现问题，塞耶斯考察了大量的社会学研究案例后指出，不活动的闲散状态会给失业者带来重大心理问题。工作这一客观实践为人们在白天构筑了一种时间结构，这种时间结构保证了人们过一种健康而积极的生活。“工作之外的休闲活动，如园艺、编织、观看电视或者在俱乐部中与朋友约会等，虽然有其意义，但自身却不足以成为生活的主要内容，这些休闲活动的意义是相对于工作而言的，是工作的辅助，为工作充电。”（SeanSayers，MarxismandHumanNature，NewYork：Routledge，1998，p.77.）世界上的大多数人都有超越个人享乐的追求，这不是纯粹的主观选择，而是有客观基础的，相关心理学研究表明，通过客观实践在公共领域取得成就，对社会有所贡献，通常能给人带来稳定和持久的快乐和满足。

塞耶斯强调，无论一个社会怎样富裕，客观实践或者说劳动都是个体的存在方式，都不应该从狭隘的功利主义出发，把劳动解释为仅仅是人类生活中一种痛苦而消极的现象，相反，劳动是最重要的人类活动，它是人类发展、自我创造和自我实现的主要途径。马克思在一篇批判亚当·斯密的文章中很好地阐述了这一点：“‘你必须汗流满面地劳动！’这是耶和华对亚当的诅咒。而亚当·斯密正是把劳动看作诅咒。在他看来，‘安逸’是适当的状态，是与‘自由’和‘幸福’等同的东西。一个人‘在通常的健康、体力、精神、技能、技巧的状况下’，也有从事一份正常的劳动和停止安逸的需要，这在斯密看来是完全不能理解的。诚然，劳动尺度本身在这里是由外面提供的，是由必须达到的目的和为达到这个目的而必须由劳动来克服的那些障碍所提供的。但是克服这种障碍本身，就是自由的实现，而且进一步说，外在目的失掉了单纯外在必然性的外观，被看作个人自己提出的目的，因而被看作自我实现，主体的对象化，也就是实在的自由，——而这种自由见之于活动恰恰就是劳动，——这些也是亚当·斯密料想不到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15页。）

三、从预期目的上看，功利主义目的论存在狭隘的唯心主义因素

功利主义从固定的人性出发，以幸福为标准，以效用为尺度，有着强烈的预期目的性。塞耶斯指出，恰恰是这种预期目的使功利主义难以摆脱狭隘的唯心主义目的论的阴影。与功利主义人性论不同，马克思主义人性论是一种历史主义人性论，它不从固定的人性出发去寻找理想的社会，也不从特定的社会出发去定义高尚的人性，历史与人性都是开放的，双方辩证地相互作用，而且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们总是处于发展和变化之中，不会终止于一个理想点。对功利主义的狭隘目的论我们应该持反思态度，反思的工具即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并非像一些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认为的，用先验的人性和道德标准来批判资本主义，他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寻找批判标准，马克思主义对未来社会的构想建立在人性与历史辩证统一的基础上。

1.用历史唯物主义批判功利主义的狭隘目的论

塞耶斯认为，马克思主义为历史发展提供了一种唯物主义的解释，表现为把社会的变迁描述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冲突的结果。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不是由任意的、不相关的社会形式组成的，事实上，不同的社会形式相互关联，现存秩序就处于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因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冲突，现存秩序不是稳定不变和终极的，它最后注定要消亡、毁灭，并且最后注定将被一种新的不同社会形式所替代。塞耶斯强调，功利主义从狭隘目的论出发所幻想的静态人间天堂并不存在，从新旧更替的角度看，某种相对进步是存在的，资本主义社会比封建社会进步，社会主义社会比资本主义社会进步，每一阶段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都是必不可少的部分。正如恩格斯所说：“每一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发生的那个时代和那个条件来说，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对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变成过时的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让位于更高的阶段，而这个更高的阶段也要走向衰落和灭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7页。）在人性与历史辩证作用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构想了一种物质极大丰富，人们在生活中实行“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在这种社会中，人们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他们的各种力量和能力。根据马克思的设想，在共产主义社会，劳动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设想绝不是一种乌托邦幻想，它越来越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创造更理性的、更令人满足的社会工作组织的主观条件正在不断成熟，所缺少的是相关的经济、政治的客观实践框架，以及使客观劳动需要得到满足的社会组织结构。”（SeanSayers，MarxismandHumanNature，NewYork：Routledge，1998，p.59.）

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未来社会构想不同，功利主义目的论中存在主观化和意愿化，他们从抽象的人性理想出发去寻找现实的不足，科学态度在此被抛弃了。乌托邦空想之所以产生，正是因为不讲科学，当功利主义者们用“应该”来判断和评论现实时，现实就遭到了歪曲。马克思并不否认理性可以与现存社会秩序相对立，不否定理性可以设想一个更好的社会，并且以此为标准批判现实社会，但是马克思坚持认为，当理性这样做的时候，也是服从现实的需要，而不是服从人们的主观愿望，因为现存的社会秩序与自身发生了矛盾。“如果这种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和现存的关系发生矛盾，那么，这仅仅是因为现存的社会关系和现存的生产力发生了矛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2页。）批判并不单独是思想和愿望的特权，否定和矛盾就存在于世界之中，它们本身就是世界存在的方式。在现实世界中，单纯肯定性的东西是没有的，否定和冲突内在地存在于所有事物之中，所有具体的事物都是存在和非存在、肯定的方面和否定的方面的统一体，这些相互反对的方面在运动和发展变化的过程中组合在一起。所有具体的东西都充满矛盾。“我们知道，所有有限的、不稳定的和非最终的事物都是暂时的、都是要改变的。”（Hegel，Logic：EncyclopcdiaofthePbilosophicaISciences，PartI，trans.W.Wallace，Oxford：ClarendonPress，3rdedn，1975，p.150.）换言之，否定、反对和批判不需要从外部通过思想主体引入这个世界，社会本身已经包含着否定、批判和矛盾的力量，批判并不只是存在于观念或理想之中，它首先存在于事实之中，然后，它才被意识所理解，并且反映在人们的思想和愿望中。因此，马克思坚持说：“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态，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的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7页。）

塞耶斯指出，尽管社会主义者有意识地将社会主义作为自己运动的目标，但必须明确，这种运动本身也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各种力量作用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并不是建立在一个超历史的标准之上，这种批判是资本主义内在固有的，批判标准是历史的、相对的，之所以要批判资本主义，是因为相对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来说，资本主义成为阻碍，不再是进步的。从这个角度看，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与达尔文的进化论有许多相似之处。根据进化论，生物的进化是一种由低到高、循序渐进的过程，但它并非如目的论所言，有一个发展的终极目标。“达尔文用突变的观点把进化解释为自然选择的结果，并指出进化程度不能用离所谓终极目标的远近来评断，进化的标准是相对的，说人比猿更高级，并不表示有一个关于进化的普遍标准和终极目标。”（SeanSayers，MarxismandHumanNature，NewYork：Routledge，1998，p.163.）进化的程度因物种的复杂性、适应性和功能的差异性而定，它是一个完全相对的判断。

2.马克思主义的未来社会构想与功利主义有着根本的不同

塞耶斯认为，与功利主义的狭隘目的论不同，马克思主义对未来社会的构想建立在人性与历史辩证统一的基础上。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人性论认为人是积极的、从事客观实践的存在者，人类的真正财富就在于人的这种本性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作了大胆的预见：“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不就是在普遍交往中产生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财富不就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的统治的充分发展吗？财富不就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这种发挥，除了先前的历史发展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前提，而先前的历史发展使这种全面的发展，即不以旧有的尺度来衡量的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成为目的本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79－480页。）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阻碍了人类的诸种力量和能力的发展，从这一角度批判资本主义、构想未来社会建立在人性与历史的辩证互动的基础上，由于人性与历史的互动，未来社会也将是一个开放的社会。

功利主义的预期目的，无论是近期的还是远期的，都存在着封闭性的缺陷，这与它的“固定人”的哲学基础不无关系。在塞耶斯的思考中，人不是固定的，人没有固定的本质，而是仍然处于形成之中，他的前途是不确定的，是开放的，尤其不可以从一个固定的、此时的人出发，沿着直线推出。马克思也指出：“哲学家们”总是习惯于为现实存在的个人设定一种理想化的状态，即在“现实的个人”之上设定一个“理想的人”，并以此为标准来判定现实的人所处的状态，由此赋予现实的人以其应有的意识，回归到理想状态，而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将整个人类历史变成了“意识发展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7页。）。的确，那种“人——人的异化——人的复归”的异化逻辑存在着根本缺陷，它对人的设定是“倒立成像的”，而一旦对人进行这种理想的预设，一切历史运动就都被安排在同一运行轨迹，人的未来也变得毫无悬念，只不过是从“异化”走向“复归”。而“现实的人”则不同，它从实践中获得自己的规定性，因此，人是面向历史而敞开的，人的规定性是在历史的运行中逐步生成的，并必然会随着生存方式的变化而变化。这样一来，世界也就变成了一个充满各种可能性的世界（参见汪信砚、柳丹飞：《从“类本质”的“人”到“现实的人”》，《天津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

功利主义由于既看不到人性与历史的辩证运动，又难以超越囿于抽象人性的封闭社会理想构思，因此陷入了狭隘的主观唯心主义目的论的泥潭。功利主义的远期理想一旦在社会现实面前碰壁，就会走向封闭性理想的另一个极端：只顾眼前利益的犬儒主义。

3.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人性与历史的双重开放是一个时代性的大问题，塞耶斯对功利主义目的论的反思，在人性与历史辩证统一的基础上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对未来的人性的开放思考无疑是有益的尝试，但同时也留下了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

首先，如何理解共产主义。塞耶斯坚持认为，历史与人性、事实与价值是辩证统一的，其统一的基础是人类社会不间断的客观实践，他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偏重于强调人的潜能和实践力量的发挥，而不是强调平等。在2015年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大会上，塞耶斯以“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概念”为题作了大会发言，他指出，我们不应该把共产主义理解为一个平等的乌托邦，而应从人性不断发展的角度，把共产主义理解为一个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在其中更有利于施展人的能力的社会，这个社会脱胎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问题是，他所理解的共产主义与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是一致的吗？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文化发展，只有“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页。）塞耶斯对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解虽然比较独特，但似乎也有其根据，他始终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他赞同卢卡奇所说的，一个人即使接受了全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但只要他忽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没有资格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与此相反，一个人即使对全部的马克思主义理念存在异议，但只要他认可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有资格称为马克思主义者。

其次，如何理解科学技术改造人性的可能性？在当代，作为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为历史与人性带来了新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甚至超出了传统人性论的思考范围。例如，基因技术，从检测到分析再到改变，自DNA结构被发现60余年以来，人类在探索基因的路上越走越远，从可能性上说，父母将可以在基因超市中自由定制子女的先天特质；运动员将可以通过基因改造提升赛场表现。未来学家詹姆斯·J.休斯（JamesJ.Hughes）称，在不远的将来，人们将揭开控制诸如5－羟色胺、多巴胺和催产素等关键神经递质的基因的全部奥秘，并通过结合了机器人技术与传统药理学的纳米技术，实现对这些“幸福基因”（类似5－HTTLPR或其他同类基因）的精确调控，随着纳米技术变得越来越精确，对普通人的情绪调节也将不成问题。如此看来，人性的生物属性与社会属性都存在被改造的可能，如果人性是开放的，历史也是开放的，那么，对人性的改造是否人类历史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应该把科学技术实践纳入哲学思考中，使之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一个维度？在读书班讨论中，塞耶斯对此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认为，如果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精神和科学态度，就必须首先接纳现实，接纳现实带来的新的可能性。历史告诉我们，任何社会的进步都不必然与知识分子头脑的构想相契合，而更多地包含着人们意想不到的新东西，历史与人性、事实与价值、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本身也是开放的。

参考文献：

【1】〔英〕蒂姆·莫尔根：《理解功利主义》，谭志福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2】〔印〕阿玛蒂亚·森：《超越功利主义》，文梁捷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3】〔德〕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4】〔英〕迈克尔·波兰尼：《科学、信仰与社会》，王靖华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5】〔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

【6】SeanSayers，MarxismandHumanNature，NewYork：Routledge，1998.

【7】SeanSayers，MarxandAlienation，NewYork：PalgraveMacmillan，2011.【8】SeanSayers，PlatosRepublic：AnIntroduction，Edinburgh：EdinburghUniversityPress，1999.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编辑：黄华德）

陈建波、庄前生：论牢牢把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

习近平同志强调：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

一、什么是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意识形态工作为什么重要？众所周知，人们是通过一定的观念来认识世界，而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变我们对客观事实和外部世界的认知。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每一个试图取得统治地位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ZW（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80页。）。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明确给出意识形态的概念，但是，意识形态问题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问题之一。“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基本含义有三：即统治意识、革命意识和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相应的历史和制度支撑是：传统国家、现代资产阶级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相应的阶级基础则是：贵族阶级（含奴隶主和地主）、现代资产阶级和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三大含义的共同点是，都作为社会某一时期的主流意识，都有相应的制度和阶级依托，都不仅仅通过观念、更通过主导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向社会各个层面渗透，从而支配人们的思想、巩固自身的统治等等。”（侯惠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当代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54页。）英国学者雷蒙·威廉斯也认为：“每一种类的意识形态是指适合那种阶级的观念体系。一种意识形态可能被认定为正确、先进，以便对抗其他的意识形态。”（〔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222页。）实际上，意识形态对社会制度能够起到一种重要的建构作用。意识形态斗争，主要就是指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争夺。

意识形态领导权是与现代政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现代政党必须重视意识形态。对于一个政党来说，意识形态是表达纲领、凝聚成员、影响社会、夺取政权的重要工具。通过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统治阶级及其政党可以使用便于维护其统治地位及其利益的方式来解决各种社会矛盾，从而尽量回避社会矛盾背后的阶级冲突和斗争，以利于统治制度的合法化和持续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对于工人阶级而言，意识形态是资产阶级强加于他们的思想幻象，本质上是维持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资产阶级政党，往往把资本主义美化成普世意义的社会，充分利用意识形态粉饰资本主义制度，极力掩盖社会矛盾，麻痹工人阶级的革命意志，以达到取得或者维护统治地位的目的。无产阶级要想成为统治阶级，必须反对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意识形态和阶级统治。

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来说，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是指党立足自身的纯洁性和先进性，通过经济、政治、文化、法律、思想宣传直至暴力革命的手段，使广大人民群众接受马克思主义及其创新的理论成果，并将其付诸社会实践的斗争过程。无产阶级政党的意识形态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葛兰西强调：“共产党需要在意识形态上完全一致，以便能够在任何时刻完成它作为工人阶级领袖的职能。意识形态的一致是党的力量和政治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对于使党成为布尔什维克党是不可缺少的。意识形态一致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学说。”（〔意〕《葛兰西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89页。）无产阶级政党之所以能够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就在于它本身就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并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旗帜。在人类历史上，无产阶级政党第一次将意识形态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成为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历史工具。

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1938年毛泽东在读李达《社会学大纲》一书的批注中写道：“社会意识形态是理论上再造出现实社会。”（《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210页。）他在《矛盾论》中指出：“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26页。）194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要有区别于其他党派的政治主张，只有这样，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唯有区别才能领导”（《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73－274页。），这是我们党的宝贵经验。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胜利？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始终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政治纲领，始终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当然，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绝非一劳永逸。“领导权并非凝固的、一朝达到就可以永远不变的状态，而是一个细致的、动态的、不间断的过程。”（〔俄〕谢·卡拉－穆尔扎：《论意识操纵》（上），徐昌翰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77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必须更加重视意识形态工作，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话语权和管理权，其中掌握领导权是最根本的。

当前，国内外意识形态斗争越来越激烈，越来越复杂，一定程度上也越来越隐蔽。例如，有人抛出了“意识形态终结论”；还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落后的、过时的意识形态，应当抛弃，并拿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意识形态“虚幻性”的论述作为依据。但是，我们要知道，“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意识形态虚假性的批判，是为了揭示意识形态遮蔽下的社会历史的真实的运动规律，是为了替科学社会主义的运动指明方向。然而，当马克思主义本身已经成为这一运动中的领导力量时，列宁不赞成再以笼统的方式来谈论意识形态的虚假性，而是把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作为科学的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对立起来。”（俞吾金：《意识形态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21页。）事实上，意识形态从来都没有终结。美国政治学者拉斯韦尔认为：“在任何地方，西方文明的行动主义、战斗精神和地方观念都结合在一起以压倒一切持反对态度的人们。”（〔美〕哈罗德·D.拉斯韦尔：《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杨昌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34页。）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过：“如果我们在意识形态斗争中打了败仗，我们所有的武器、条约、贸易、外援和文化关系都将毫无意义。”（〔美〕尼克松：《1999年：不战而胜》，王观声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第96页。）西方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向人们灌输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人权”等政治思想和价值观念，引导他们向往资本主义，向往西方世界。曾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雷日科夫认为：“这是通过西方传教士和形形色色的宗教团体、教派的大规模扩张活动进行的，简直就是又一场货真价实的十字军东征。从本质来讲，这是一种改变我国整个社会面貌的企图。经过这场可怕的战役之后，结果就是要在过去俄国的原址上，建立起一个新的国家，国名可能还是这个国名，但人民的心理已完全改变，传统的价值观在百姓心目中将不再占有地位。”（〔俄〕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徐昌翰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年，第22页。）殷鉴不远，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意识形态斗争形势，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

二、把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主要内容

衡量一种意识形态的强弱，至少有三个变量：第一，这种意识形态影响群众的多少；第二，这种意识形态影响地域的大小；第三，这种意识形态转化为实践的能力及其持续性。从这三个方面看，无论是掌握群众的数量，还是影响范围，以及转化为实践的能力和持续性，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事业都具有天然的优势。马克斯·韦伯也承认：“依我之见，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消除社会主义信念和社会主义希望。所有的工人阶级总是会重新回到某种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德〕《韦伯政治著作选》，阎克文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年，第242页。）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形态。因此，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是我们意识形态工作的旗帜，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丢弃。

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来说，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主要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

马克思主义为整个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的世界观”（《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09页。），使人们过去“在历史观和政治观方面占支配地位的那种混乱和随意性，被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它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11页。）。马克思主义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是无产阶级政党产生、斗争和发展，以及开展理论创新的源头活水，是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伟大旗帜和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能否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时代要求、本国实际密切结合起来，是衡量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创新能力、革命精神和执政水平的重要标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坚持推进理论创新。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再到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是一以贯之的，这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具有高度的理论创新能力，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始终把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重要体现。

2.共产主义理想凝聚

意识形态不仅维护现实，也指向未来。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把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必须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不动摇。习近平指出，“实现共产主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而这个最高理想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奋斗的。”（习近平：《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5页。）葛兰西也曾说过，对于共产党来说，“只存在共产主义道德、党的伦理，每个共产党员都必须、应当遵从”（〔意〕葛兰西：《火与玫瑰》，田时纲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12页。）。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始终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和安身立命的根本。

共产主义不仅是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也是人类社会的崇高理想。“共产主义是一种最出色的原则，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共产主义者，甚至包括那些对之闻风丧胆的人。”（〔英〕埃比尼泽·霍华德：《明日的田园城市》，金经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78页。）实现共产主义，当然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进程。黑格尔曾说过：“当诺言不断地引起期待而又始终不得实现时，通常总是产生厌倦和冷淡的。”（〔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8－9页。）有人认为，共产主义只有在遥远的未来才能实现，于是就产生了动摇、怀疑甚至诋毁的态度。其实，社会主义事业就是共产主义事业的一部分。我们要把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艰苦奋斗的精神，“推广到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中间去，使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为世界上一切要求革命、要求进步的人们所向往，也为世界上许多精神空虚、思想苦闷的人们所羡慕”（《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68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占领道德理想领域制高点，始终离不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指引和凝聚。如果放弃共产主义远大理想，那么无产阶级政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话语权和管理权就无法落实，无从实现。

3.无产阶级政党领袖的坚强领导

无产阶级政党要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就必须有坚定团结的领袖集团。列宁指出：“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49页。）拥有最广大人民群众支持的、具有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领袖集团，是无产阶级政党把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重要依靠和领导保证。

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要努力维护好政党领袖的形象。“领袖劝导追随者为某些目标而奋斗，而这些目标体现了领袖及其追随者共同的价值观和动机、愿望和需求、抱负和理想。”（〔美〕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领袖论》，刘李胜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21页。）在现实中，我们看到，破坏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往往是从否定、丑化、诋毁党和国家的领袖开始的。苏联共产党之所以垮台，原因固然很多，但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历史遭到了否定。人们对领袖的不信任，发展为对苏联共产党的怀疑，进而导致对社会制度的质疑，最后很多人就失掉立场，随波逐流，整个国家就出现了危机。苏联解体前，苏联社会科学院曾作过问卷调查，结果表明：“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代表劳动人民的只占7％，代表工人的只占4％，代表全体党员的只占11％，而代表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达85％。还有一个调查，21％的被调查者认为，党组织已经不具有任何政治威信；67％的人认为它残存的一点威信也正在丧失。”（季正矩：《苏联共产党兴衰成败的十个经验教训》，《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年第1期。）随着意识形态大厦的逐渐崩塌，苏联共产党失去执政地位和苏联解体就是早晚的事情了。

4.广大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

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是牢牢把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要方面。列宁在评价“星期六义务劳动”时指出，“星期六义务劳动已经不是个别的现象，非党工人确实看到执政的共产党的党员担负起这种义务，看到共产党吸收新党员并不是使他们利用执政党的地位来谋利，而是要他们作出真正的共产主义劳动即无报酬劳动的榜样，正是这样的星期六义务劳动最能提高共产党在城市中的威信，最能使非党工人敬佩共产党员。”（《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7页。）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应该体现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方面和各个领域。具体到当前，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就要求广大党员和干部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模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社会主义道德的示范者、诚信风尚的引领者、公平正义的维护者，矢志不渝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奋斗。

这里还要指出一点，同资产阶级政党比较起来，无产阶级政党具有更严密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党员也具有更强的党性意识。法国著名学者迪维尔热认为：“工人是经过通常属于政治性质的集体行动才成功地改善工作及生活条件的；相反地，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及农民则倾向于将工作及专业视为个人事务，因为工作及专业上的发展主要是靠个人的努力来达致。”（〔法〕莫里斯·迪维尔热：《政党概论》，雷兢璇译，香港：青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1年，第30页。）而那种离开集体生活的纯粹个人活动，往往会导致现代社会个体焦虑和生存“无意义”的感觉。英国学者吉登斯认为，“在晚期现代性的背景下，个人的无意义感，即那种觉得生活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的感受，成为根本性的心理问题。”（〔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方文、王铭铭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9页。）而无产阶级政党的高度组织性及其党员的意识形态归属感，也是解决现代社会人的思想困境的一把钥匙。

5.科学对待历史文化传统

意识形态与历史传统是分不开的。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必须面对如何继承和发扬传统思想文化的问题。传统“是现存的过去，但它又与任何新事物一样，是现在的一部分”（〔美〕爱德华·希尔斯：《论传统》，傅铿、吕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6页。）。毛泽东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3－534页。）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对待历史传统，我们必须采取科学的态度，既不能彻底否定抛弃，也不能完全照搬，而是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结合时代要求，运用高度的自信和勇气，努力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三、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实践途径

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牢牢抓住意识形态工作的物质载体，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同时也要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1.牢牢抓住意识形态工作的物质载体

意识形态工作的物质载体，主要是各级党组织、教育机构以及宣传媒体，特别是理论人才。党要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必须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紧紧抓住意识形态工作的物质载体，用真正彻底的、说服人的科学真理抓住群众。我们党应当培养一批政治立场坚定、学术贯通中西、思想影响中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要培养一支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精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富有开拓创新精神的中青年理论队伍；培养一批思想理论水平高、熟悉国际规则、敢于和善于维护我国权益的外向型理论人才；要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关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教育，培养一大批高素质的后备理论人才。要科学把握意识形态领域舆论斗争的规律。习近平强调，“在事关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帮助干部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55页。）各级党组织、教育机构以及宣传媒体，要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宣传纪律，积极和正确地，履行自身的职能，绝不能给违反四项基本原则、违反党的方针政策、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的错误观点，以及危害人民特别是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东西提供传播渠道和展示平台。要开展积极向上、灵活多样、扎实有效的宣传思想工作，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切实把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引导和凝聚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上来。

2.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

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要内容和体现。首先，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切实做到“三严三实”，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奋斗者。其次，要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广大青年的基本遵循。“意识形态并非与生俱来的，它需要花时间去学习、了解和接受……意识形态的教育越强，对这种意识形态的接受程度就会越高。”（林毅夫：《中国经济专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81－282页。）要在青少年中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种子在他们心中生根发芽。第三，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积极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必修课，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自觉抵御各种反动腐朽思想的侵蚀，始终保持健康向上的精神状态，努力做培育、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

反映和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文艺工作的重要功能。广大文艺工作者必须充分认清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创作实践中，通过自己的作品去反映时代，描写社会，讲述生活，解读历史，启迪思想，温润心灵，号召群众，坚定理想，拥抱未来，真正做到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怀。

3.创新意识形态话语体系

意识形态话语权和话语体系，是与意识形态领导权紧密联系的。“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变革本质上是，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效能，即有效掌控社会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侯惠勤：《意识形态的变革与话语权——再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话语权》，《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1期。）创新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必须体现中国特色。生活在一个国家和社会的人们，对这个国家的认同和自豪，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内容。“一种意识形态一旦被人们接受之后便会以非凡的活力永久存在下去。在这个国家里出生的人们会把他们的一些爱投向支持这个制度的各种象征：共同的名称、共同的英雄、共同的使命、共同的需要。”（〔美〕哈罗德·D.拉斯韦尔：《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杨昌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38页。）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核心，以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为熔炉，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以当代世界有益的社会科学成果为养料，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要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注意从中华民族历史，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中提炼出新的范畴、概念和话语，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增强国际话语权。

4.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

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如果没有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得不到满足，就必然会出现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冲突的社会思潮，并可能由此逐渐壮大，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邓小平说：“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8页。）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没有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没有综合国力的提升，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们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就成会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因此，在当前，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更加充分地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也是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关键一环。

参考文献：

【1】《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

【2】《习近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

【3】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意识形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4】侯惠勤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5】侯惠勤：《意识形态话语权初探》，《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12期。

（作者单位：陈建波，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庄前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编辑：张晓敏）

陈人江：从帝国主义到新帝国主义：本质内涵与问题意识辨析

“新帝国主义”是当前国际左翼理论界的研究热点之一，它被看作是帝国主义发展的新形式或新阶段。毋庸置疑，“帝国主义”在社会科学领域属于高频率使用的流行词汇，作为一个社会历史概念，其内涵又一向具有丰富、变动的特点，然而越是如此，概念也就变得越不确定。这一点不仅体现在冷战之前的帝国主义研究中，也体现在今天泛滥如觞的种种“新帝国主义”论中。因此，挖掘“帝国主义”多元表述背后存在的问题，继而把握住变动中的概念的本质，不仅对于理解整个帝国主义理论史非常必要，更是理解今天的新帝国主义问题所迫切需要的。

一、当代帝国主义研究中的混沌问题

在国际左翼学术界，尽管人们已经普遍认同一个观点：所谓新的帝国主义与二战前的古典帝国主义存在根本区别，即新帝国主义不再追求表现为领土兼并和殖民征服的直接政治统治，而是注重经济控制的作用，但围绕“新帝国主义”依然有诸多争论和分歧，其中暴露出的最主要问题是，“新帝国主义”的指向并不很明确。

首先，国际左翼在“何为新帝国主义”上认识并不统一。有的学者把新帝国主义看作是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有的强调二战后或冷战结束后的美国资本主义霸权，还有的专指新世纪美国的军事侵略行径。

其次，即便是同一个作者，对新帝国主义概念的使用也出现了一定的混乱。它时而被定义为资本主义的一个发展阶段，时而又是一套（政治或经济的、或二者兼有的）权力机制，时而被当做一种行为模式，时而又被说成一种政策。更为关键的一点是，许多国际左翼学者并没有很好地说明新帝国主义与当代战争、军国主义的具体关系。进入新千年以来的所谓美国反恐战争正是促成“新美帝国主义”这一概念产生，并成为热门话题的一个重要原因，与此同时，绝大多数左翼学者倾向于认为，美国的新帝国主义与旧帝国主义在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即都根源于资本主义积累的扩张性，但是，我们能否由此说，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是旧帝国主义战争的简单复归？既然殖民征服已不再是新帝国主义的特征，那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他国的军事干涉行动又意味着什么？军事行动体现的暴力征服究竟是帝国主义的附带结果还是本身也是帝国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实际上关系到左翼新帝国主义理论的逻辑自洽和现实说服力。然而许多作者在这些关键问题上恰恰是语焉不详的，这种情况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者中尤为常见。

例如，美国《每月评论》主编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BellamyFoster）指出，“帝国主义”是用来揭露和批判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个术语，因此，他把“新帝国主义”叫做“以全球化高级阶段的垄断资本主义为特征的时代”。在其他左翼经济学者的论述中，“新帝国主义”也常常作为“全球跨国垄断资本权力”、“新自由主义的世界统治”，或者“美国金融霸权”等诸如此类与经济霸权相联系的概念的同义语出现。在这些学者看来，新帝国主义问题很大程度上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问题，这样，他们对战争等超经济暴力形式的独特意义基本缺乏足够的或独立的分析；但另一方面，美国的军事霸权和战争行为又往往构成他们关于“新美帝国主义”命题的重要内容和论证归宿，这就形成了一定的逻辑矛盾，同时也造成在“新美帝国主义”概念的指向上，有关资本主义经济的话语与美国军事霸权的话语往往不同程度地混杂在一起。福斯特也经常将“帝国主义政策”与“垄断资本扩张”、“军国主义”等术语混用，但是，很明显，这些概念并不能直接等同。概念运用和议题的混沌，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不少左翼在“新帝国主义”的本质内涵，以及“新帝国主义”理论所蕴含的问题核心上缺乏明晰的意识。

综上来看，当代的新帝国主义研究方法（借用阿格列塔的话）具有浓厚的经济还原论色彩，在此分析框架中，包括军事征服在内的超经济强制的地位是模糊不清的。应该说，这一研究思路来源于第二国际的古典帝国主义理论，因为后者把帝国主义的根源完全归结为资本积累特性。然而，古典帝国主义理论与当代的新帝国主义理论是具有完全不同的前提的。与“新帝国主义”的议题相比，一战前后的古典帝国主义时期，无论是“帝国主义”所指对象，还是帝国主义研究的问题意识都很明确，那就是，如何看待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加剧的西方列强对外抢占殖民地和由此引发的地缘政治冲突（帝国主义争霸战争）。此外，即便是古典帝国主义作家，在从经济方面来解释帝国主义的根源和本质上，也并非无懈可击。

卢森堡的帝国主义论以资本主义再生产不能自我实现的消费不足论为前提，但这一点已遭到来自理论和现实的诸多有力质疑，因而日益被削弱了。考茨基从工业国与农业国的矛盾出发来解释帝国主义，也早就受到列宁的驳斥。列宁正确地指出他立论的错误：帝国主义不只发生在工业国与农业国之间，而且也发生于工业国之间。布哈林把帝国主义归结为世界经济日益一体化与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资本竞争间矛盾的产物，但是，民族资本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导致的冲突，并不必然要以战争的极端形式来解决，这种情况对于今天来说更是毋庸置疑的。希法亭关于资本输出的论述中，已经存在着某种矛盾——资本输出的不同形式恰恰表明，并不是对一切外部区域的投资都能产生扩张领土的动机，只有在那些非资本主义的落后地区和“无人认领区”，才引起了以暴力来实现投资利益的需要。同样，列宁在强调对外（政治经济）扩张是垄断资本的根本要求时，又区分了垄断资本在美洲等资本主义有所发展的地区和亚非拉等资本主义不发展地区的不同统治方式，因而也无意中区分了殖民地的两种形式：经济殖民地和政治殖民地。经济殖民地，即非暴力统治的经济附庸，正是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落后国家统治的主要类型，这反而说明了经济上的控制和垄断并不必然引起政治上的控制和垄断。以上表明，古典帝国主义理论完全从那一时期的资本积累过程中寻找帝国主义的根据，是不够充分的。

就此需要再次明确，古典帝国主义作家到资本积累过程中去寻找的，不是帝国主义本身，而是帝国主义的根源，不过，他们通过把帝国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必然产物的论述路径，将原先表现为殖民征服与列强争霸战争的帝国主义议题，转换为关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议题。例如，当列宁把帝国主义与垄断资本主义等同起来时，他实际上是以“垄断资本主义必定导致殖民征服战争和争霸战争”为前提假设的。但问题就在于，沿用列宁帝国主义论断的当代理论家们却摈弃了这个前提，承认在当代殖民主义和列强之间的战争并非必然，造成的结果是：在他们那里，一方面，“帝国主义”成了一个包罗资本主义万象的含混术语；另一方面，继续借用古典理论指向领土垄断的分析思路来解释当代“非领土垄断的军事冲突”的实质，这本身就存在着逻辑矛盾，反而在理论上更加削弱资本积累与暴力的超经济强制这二者间的逻辑联系，使有关当代帝国主义的问题意识更加模糊。

二、两种积累逻辑：对概念内涵和问题意识的廓清

对于“帝国主义”与“新帝国主义”内涵不清问题，加拿大学者利奥·帕尼奇（LeoPanitch）和萨姆·金丁（SamGindin）较为明确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因而，他们提出要从概念上区分“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认为不能直接把“帝国主义”归结为资本主义的一定阶段，混淆二者的范畴。资本主义是经济和生产关系的领域，帝国主义则与国家行为或国家关系相关，二者分别属于经济与政治的不同范畴。不过，尽管帕尼奇和金丁严格限制了“帝国主义”的领域，他们对新美帝国主义本质的阐释照样把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囊括了进去，同时却没有指明“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这二者间的内在联系。世界体系的代表人物之一——乔瓦尼·阿锐基（GiovanniArrighi）较早注意到了古典帝国主义理论的内在矛盾。在20世纪70年代末写的《帝国主义几何学》一书中，他通过对比和分析帝国主义国家不同的扩张模式指出，由霍布森开创、并由列宁极大发展的帝国主义理论并不适用于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因为英国、美国、德国和法国的帝国主义的内在动力都是各不相同的。

阿锐基试图开辟一条新的解释路径。他从葛兰西的理论中引入了“霸权”的概念，用以替代“帝国主义”的概念。在阿锐基那里，“霸权”似乎是个综合性概念，它既包含了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关系，又体现了权力的强制和认同的结合，它只指向一个在世界体系中具有统治地位的国家，即霸权国家（而我们通常所说的帝国主义国家可以有多个）。沿着同一思路，阿锐基区分了不同历史时期霸权的不同特征，并揭示霸权背后实际上存在两种权力逻辑：“领土阶级统治”（territorialism）的权力逻辑和“资本主义”的权力逻辑，前者的根本目的是取得领土，后者则追求利润（货币资本）。两种权力逻辑在不同国家存在不同的组合结构，从而形成不同的国家战略，同时也是不同的帝国主义模式。阿锐基的分析方法其实并非独一无二，在许多具有历史敏锐性的作者那里也都可以看到类似的结论。早在考茨基分析帝国主义时，他就已经指出，国家对外扩张虽然必须以经济条件为依据，但并不是每次扩张都出于直接的经济要求。概括地说，国家扩张背后有两种动机：一种是工业资本主义兼并农业区的经济动机（他称之为“帝国主义的动机”），它只是19世纪末新出现的扩张倾向；另一种则是迄今为止一直存在的、更为原始的动机，即单纯依靠暴力来占有领土和勒索贡品，实施直接政治统治，它仍然构成19世纪末以来的殖民主义的重要内容。考茨基的这一论述通常是为人们所忽略的。也正基于此，他才认为帝国主义只是可采取的其中一种政策，因而，帝国主义战争的爆发也只是一种可能性，这一观点遭到了列宁的猛烈抨击。汉娜·阿伦特（HannahArendt）同样区分了帝国主义中所包含的“权力积累”和“资本积累”的不同方式。大卫·哈维（DavidHarvey）对新帝国主义的阐释则深受阿伦特和阿锐基的启发，他也提出“权力的领土逻辑”和“权力的资本逻辑”的概念，认为前者代表国家战略对领土（空间）控制的要求，其手段是超经济的强制，后者则是资本积累的要求，其手段是经济强制，帝国主义正是反映了同一积累过程中这二者间的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

不得不说，阿锐基等人在方法论上的创新拓宽和提升了我们把握帝国主义的视角，也深化了我们对帝国主义本质的理解。总结起来就是，他们都区分出了私有制社会中两种不同的、并列的财富积累方式——超经济强制（与哈维的术语“剥夺性积累”类似，但又不完全一致）与经济强制（“强制”在阿锐基那里，又必须同时带有“认同”的意味）。超经济强制的主要实施主体是国家，它表现为通过战争等暴力征服手段来获取国家政治霸权，是前资本主义的积累逻辑；而经济强制反映的是资本的权力，它表现为单纯的经济上的剥削关系，又可称为资本积累的逻辑。这两种积累逻辑虽然具有共同利益的一面，但也有相互独立性，因而，两种可能的积累要求的差异及其辩证关系是构成霸权扩张、帝国主义行为的动力和基础。从这种理论视角来看，古典帝国主义中所包含的领土兼并式的积累具有其内在相对独立的逻辑，并不必然和完全被归结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本质。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一战前的帝国主义行为中，殖民征服与资本剥削的对象并非总是一致，且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扩张方式存在差异。

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到，帕尼奇和金丁把“帝国主义”仅仅划入政治的范畴是片面的，这一判断也与后面他们的理论展开逻辑相矛盾。当帕尼奇和金丁批判新帝国主义时，他们同样不得不借助大量的经济分析，通过资本积累的演变方式来论证新帝国主义的权力，并用“美帝国”这个综合性概念来作为新帝国主义的现实范本。（包括“新帝国主义”在内的）“帝国主义”（正如阿锐基的“霸权”一样）本身就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它同时包含了压迫性的军事暴力征服和资本积累霸权这两个方面，表现为霸权力量的政治统治权力和经济统治权力。关于这一点，哈维也明确表示，在对帝国主义做具体分析时，应避免落入单纯的经济或政治模式。无独有偶，亚历克斯·卡里尼科斯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资本间的经济竞争与国家间的地缘政治竞争”两种形式的交叉和融合，构成了“资本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的核心问题就是探讨这两种形式的关系。

三、两种积累逻辑关系的演变与帝国主义的本质

但是，即便指明了作为帝国主义所依据的理论基础的两种积累逻辑，对于另一同样重要的问题——两种积累逻辑之间关系的运动发展轨迹和方向，阿锐基和哈维等人却还没有足够清楚地加以阐释，而这恰恰是阐明从古典帝国主义到新帝国主义发展根源的关键所在。尽管阿锐基指出，每一次世界体系积累周期更替（同时也是霸权的更替）的动因在于，新的霸权的积累体系具有优于前一轮的霸权积累体系的特点，但是我们从中并不十分确切地了解，为何在英国霸权身上，“领主阶级的权力逻辑”体现较强，而到美国霸权，“领主阶级的权力逻辑”体现较弱，且“资本的权力逻辑”成为其主导下的世界体系的积累逻辑？哈维的新帝国主义论则从一开始就设定国家权力及其积累逻辑处于资本积累逻辑的从属地位，也没有涉及二者关系的演变过程。另一方面，哈维并没有明确区分所谓的领土（空间）控制与领土的直接控制，在他看来，“权力的领土逻辑”是一直存在于新帝国主义中的。相反，从埃伦·伍德（AllenWood）具有强烈历史感的著作《资本的帝国》那里，我们却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从古代的帝国模式到当代的美帝国主义，经济强制是如何逐渐取代超经济强制成为帝国可靠的统治工具的。伍德首先区分了前资本主义的帝国与资本的帝国（这种区分在阿锐基的霸权周期论中并不明显）。她指出，古罗马帝国、西班牙帝国作为以掠夺领土、聚敛资源为目标的“领土的帝国”，中华帝国作为压制大地主阶级、依靠庞大的官僚体制的中央集权帝国，阿拉伯穆斯林帝国、威尼斯帝国、荷兰共和国作为致力于夺取国际贸易控制权的“商业帝国”，无论它们的形式有多么不同，都是通过直接的暴力胁迫占有财富，实行超经济统治。前资本主义帝国的经济基础是小生产者的贡赋制，因而生产者、剥削者不存在市场依赖现象，军事、政治强制与经济强制来自同一根源。到了16世纪的英国，由于领主们采用竞争性的土地租赁制度，经济法则开始成为剥削的手段，标志着一种新型的、由资本逻辑驱动的帝国主义形式的出现。但大英帝国的对外扩张仍然通过暴力实施领土的直接控制，所以它可以看作是前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帝国模式共同发展的过程，也是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超经济强制向经济法则过渡的时期。只有到了二战后，才最终确立了资本的帝国，即美帝国主义的统治。在某种意义上，沃勒斯坦（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理论也可以看作是做了类似的阐释。他揭示，古代帝国体系与现代世界经济体系（即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两种具有不同的剩余攫取方式的世界体系。帝国体系建立于以暴力胁迫来占有剩余的政治集权化基础之上，世界经济体系则通过生产机制、世界市场来获取剩余。现代世界体系的形成，实际上是帝国体系随着前资本主义制度的瓦解，被世界经济体系所代替。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政治力量不再作为中央经济的体现，它被用来保证资本的垄断权利。

结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尝试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得出几点关于帝国主义（以及新帝国主义）的结论：

1．帝国主义作为霸权国家经济统治权力与政治统治权力的结合点，其本质涉及两种权力（作为两种积累逻辑的外在表现）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内在关系变化。

2．两种权力关系的发展变化又是以社会的一定经济关系，及其阶级关系的变化为基础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是以暴力强制和胁迫维持的小生产者的贡赋制，国家的暴力统治与经济剥削都来自于同一根源，即来自于专制君主（或封建领主）。对人口和领土的占有就成为统治阶级财富积累的主要方式，即便商业和对外贸易也是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之上的。因而，专制权力的对外扩张就表现为领土兼并和对人身的直接控制等超经济强制的财富掠夺，也即暴力征服，正如阿瑞吉所说的，它体现了“领主阶级的积累逻辑”。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产生和发展，经济从政治力量中逐渐独立出来，政治统治权力和经济统治权力的直接来源也分开了。政治统治权力来源于国家及其统治者，而经济统治权力来源于生产和交换中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关系。资本追求抽象的价值增殖，它通过对经济过程的控制（例如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分工专业化、促进流通）就能实现这一点。因而，资本主义越发达，控制人身和吞并领土就越不必要，相应地，前资本主义的专制权力的积累逻辑和积累方式就越遭到削弱。

3．古典帝国主义混杂着两种积累逻辑。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古典帝国主义时期，帝国主义的扩张实际上有两种方式，既存在领土兼并和维持殖民地封建剥削制度的超经济强制，又存在资本输出和不平等贸易等的经济强制，并且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对这两种积累方式的采用有所侧重。正如我们已经了解的，英国帝国主义是两种方式并存，它在殖民地非洲和印度主要采用超经济强制，而在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自治领地则采用经济强制。这是因为当时在英国国内，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虽然已经基本占主导，但在上层统治结构中，专制权力还未完全被消除；而在外部，其殖民地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并未建立，从而经济剥削的资本积累逻辑对其无法起有效作用，所以，英国对外扩张带有较强的前资本主义的专制权力积累逻辑色彩。葡萄牙、意大利、德国以及俄罗斯同样是老牌的殖民帝国，但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当时还未占主导，政治统治制度带有浓厚的专制主义色彩，因而对外主要采取的是领土扩张的超经济强制方式。由于美国没有经过封建主义，且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在国内完全处于主导地位，所以对外虽然也有抢占菲律宾等少数殖民地的超经济强制的一面，但主要还是通过自由主义式的经济剥削来实现资本的积累。

尽管资本积累与专制权力的积累存在一定的内在冲突——资本积累本质上趋向于自由流动、同一，而专制权力的积累趋向于分隔和割据，但在当时的现实积累过程中，资本与专制权力却相互结合起来，并彼此利用：在首先分割式的占领中，资本借助着专制权力的暴力机器来为它的市场开辟道路，从而不断扩大积累领域；另一方面，资本又为专制权力巩固对内统治和对外扩张提供有力的物质工具。但是，既然专制权力的暴力征服（超经济强制）还作为一种独立的积累方式存在，既然资本积累还不得不与专制权力的积累相结合，也就证明：在那一历史时期，世界资本主义还未达到它的高度发展。相反，这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时期——只有英美等少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已取得统治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还在争取统治权，而在广大的外围地区，前资本主义制度或逐渐处于瓦解中或稳固未动。阿伦特恰如其分地指出，19世纪末帝国主义的兴起，“是资产阶级取得政治统治权的第一个阶段，而非资本主义的最终阶段”。二战后才进入了真正的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时代。这一时期，由于美国无论在全球经济秩序还是军事实力方面都居于主导地位，并且是战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首要维护者，因而，美国霸权通常被看作是新帝国主义的典型（但不应是唯一的）范本，或某种程度上的同义语。正是在该历史阶段，两种积累逻辑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资本的权力（经济强制）成为帝国主义国家世界扩张主导的积累逻辑，暴力征服则随着专制权力在其内部的消亡，不再作为一种独立的积累方式，而是退到了单纯的上层建筑领域，超经济强制也就不再表现为一种积累逻辑了，这也是为什么二战后的当代帝国主义并不以对领土的兼并和人身的直接统治为目标。在此意义上，暴力的实施者——国家变成了“完全的资产阶级的国家”：国家权力的发挥，包括国家战略的确立、军事力量的运用，尽管也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但从根本上来说，最终是为资本积累服务，服从于国家资本积累的内在要求的。另一方面，在资本权力的逻辑主导下，资本的积累仍然离不开包括军事征服在内的超经济强制，因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张需要在内部和外部都形成有利于资本积累的阶级关系，这就要求在国家和国际层面都提供军事和政治力量保障：在国内，国家必须强行剥夺劳动者的生产资料，并镇压威胁到资本积累秩序的阶级反抗；在国际，大国必须对落后国家实行地缘政治的控制，并对竞争者建立一种军事威慑力，以开辟和维护大国资本的海外利益。这样，超经济强制就与经济强制一起，共同构成了二战后霸权国家的资本主义实现全球统治的两种并列手段，经济强制是其中的主要手段，超经济强制是辅助手段，因此后者的运用并不总是频繁和直接的。冷战结束后，美国霸权的扩张尤为明显地反映了这一点。

经济强制与超经济强制的关系、战争等军事暴力行为在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地位和性质的改变，正是体现新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所在。也正是在资本逻辑主导的意义上，与彻底批判古典帝国主义理论的观点不同，笔者认为，古典帝国主义理论对经济根本性的强调，以及列宁关于垄断资本主义的论述，在所谓的“新帝国主义”时代仍然具有继承与发展的价值。

四、新帝国主义研究的核心问题与未来重点

政治统治权力与经济统治权力（也即国家和资本）在全球范围的结合关系，是帝国主义的核心问题，这一点对于新帝国主义来说，同样也不例外，尽管持不同方法论的作者对这两方面因素的认识不同，但都有意或无意地围绕此展开。然而，一方面由于与古典帝国主义时代相比，国家政治权力在积累中的角色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另一方面由于美国霸权在推动其垄断资本全球扩张中令人瞩目的表现，新帝国主义时代的国家与资本的关系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复杂，而这可能将是新帝国主义研究的未来重点。从较早的时期来看，法国调节学派的代表人物阿格列塔上世纪70年代基于对“经济还原论”的批判，曾从相反方向提出了强调国家相对自主性的帝国主义观，认为国家不能被简单地看作是资本积累的工具，国家在资本积累过程中具有一定的主动性，即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调控作用，而当资本积累超出国家界限后，国家对资本的调控就涉及了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问题。帕尼奇与金丁在新帝国主义问题上很大程度上继承了这种国家相对自主学说的思路，提出要理解帝国主义，就需要扩展资本主义的国家理论，对于国家功能中所包含的帝国主义方面，不仅要考虑到“帝国”间的竞争，还要考虑到暂时居于统治地位的“某一帝国”对前竞争对手的结构性控制。因而，国家间结构与国家作为独立行为主体的作用就构成了帕尼奇与金丁对新帝国主义关注的重心。哈维也认为，“领土逻辑”作为国家倾向的持久战略，它与“资本逻辑”并不总是一致的，不同国家对此关系反应的方式（即其政治权力的实施方式），就为地缘政治斗争以及不同类型的帝国主义政治创造了基础。这就意味着，不弄清资本主义的国家理论，就无法彻底理解帝国主义。与此同时，伍德从资本主义政治与经济关系的独特性中也敏锐地察觉到，国家在提供超经济强制以维护资本霸权的作用上存在一定的复杂性。并不是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强大的军事力量都能起作用，也并不是每一次军事行动都与目标有直接联系，因而造就了新帝国主义的矛盾：一方面，需要暴力来控制多元国家体系，另一方面，暴力又不能超出一定界限，以破坏资本积累的正常秩序。基于此，伍德也提出了需要进一步探讨全球化下民族国家权力的特征与边界变化。由此可见，对新帝国主义研究的深化都不可避免会涉及国家在资本跨国扩张中的独特作用问题。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进一步探讨冷战结束后全球资本主义新的积累形式对民族国家权力方式的影响，并从中把握当前美国霸权统治下，国家权力的地域限制性发挥与资本的超国家扩张间矛盾的趋势，进而具体说明这一矛盾能为国家层面与全球层面激进的政治斗争创造什么样的空间，将是新帝国主义研究今后值得发展的方向。（参考文献、注释略）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陈人江：帝国主义本质再审视

1916年，列宁发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以下简称《帝国主义论》）。在这部著作中，列宁揭示了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阐明了金融资本统治下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发展趋势，并提出了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时代任务。有些人认为，随着时代的变化，列宁的理论已经不合时宜，失去了科学性。在《帝国主义论》问世百年之际，这种论调显得尤为突出。然而站在世界体系发展的角度，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从100年前至今，世界各国尤其是落后国家，遭遇的最大现实问题依然是世界体系中的金融资本统治问题。不仅如此，由于这一统治在结构和形式上的更新，当代进步运动面临着比列宁所处时代更为复杂和严峻的挑战。在此背景下，再次从《帝国主义论》出发，根据列宁的基本思想来把握金融资本的本质和变化，对于认清当代世界形势，进而制定新的战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列宁关于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统治结构的基本认识

在《帝国主义论》中，列宁着重揭示了在帝国主义条件下，世界体系所具有的等级差异的统治结构。什么是帝国主义？在列宁看来就是金融资本的统治。而金融资本的统治，即“金融资本对其他一切形式的资本的优势，意味着食利者和金融寡头占统治地位，意味着少数拥有金融‘实力’的国家处于和其余一切国家不同的特殊地位。”（《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24页。）在列宁看来，“金融资本必然力图扩大经济领土，甚至一般领土”（《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46页。）。金融资本从经济上和政治上对世界的瓜分，就表现为帝国主义。因此，金融资本支配的帝国主义压迫等级制包含着二重体系，又可以称作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二重结构：一个是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或产业分工）体系，一个是世界殖民体系。

世界体系的二重结构反映了帝国主义，或者说金融资本统治方式的多样化。列宁的阐述表明：在世界经济体系中，金融资本将资本输出作为少数大国掠夺其他国家人民的财富，实行经济剥削和统治的主要手段；而在世界殖民体系中，则是少数先进国家通过军事征服手段，把落后国家变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或集体重新瓜分世界领土。同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或金融大国的对外扩张，既通过赤裸裸的暴力占领方式，也通过较为隐蔽的经济剥削形式来实现，并且在不同地区其统治手段也有不同侧重。例如，英国对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自治领主采取的是经济强制，对包括印度和非洲地区在内的殖民地的统治则具有非常浓厚的前资本主义色彩。

列宁进一步指出，金融资本瓜分世界的方式同时也造就了不同的国家形式，不光有政治上经济上都不独立的殖民地，还有“过渡的国家依附形式”，即各种形式的附属国。“它们在政治上、形式上是独立的，实际上却被金融和外交方面的依附关系的罗网缠绕着”（《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48页。）。除了半殖民地外，后一种国家形式更多的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经济殖民地”或“经济附属国”。与“领土兼并”这一政治意义上的殖民地不同，它们是帝国主义国家或金融大国的“势力范围”，国家性质较为复杂，正是在这里，较为鲜明地体现了在金融资本统治的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下，政治统治与经济控制的分离。例如，阿根廷从政治上来说是主权独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但在金融和商业上却高度依附英国；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葡萄牙，本身作为殖民地占有国是拥有对外政治统治权的，但它在经济上同样属于英国的“殖民地”；而当时另一个殖民争霸中的强国——沙皇俄国，资本主义总体发展水平并不高，且其发展也基本倚赖来自英、法、德等国的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二重结构，以及它所体现的经济统治和殖民统治两种方式又并非孑然独立，而是通常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例如，金融资本对世界各国的剥削，在这方面起很大作用的是设在殖民地的银行及其分行；帝国主义国家对殖民地的兼并，客观上扩大了金融资本的经济区域，从而有利于它以对内实行垄断高价、对外倾销的办法来获取超额垄断利润。诚然，《帝国主义论》并没有囊括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全部思想，但基本上反映了其中最重要的思想，即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标志性特征是金融资本的统治，且其统治具有政治上与经济上既紧密联系又相对独立的二重独特结构。

二、战后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统治结构之变与不变

毋庸置疑，《帝国主义论》发表后100年的时间里，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体系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这些变化是分不同层次的，区分这些层次正是我们认识列宁理论时代价值之关键所在。

从帝国主义的整体统治结构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的最根本变化是，世界殖民体系分崩离析，帝国主义国家以暴力方式对落后国家（或地区）的领土兼并和人身控制就此终结，由此，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二重结构变为以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为基础的一重结构。这既是因为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反帝反殖斗争的力量不断壮大，也是因为长期的列强争霸战争严重削弱了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实力，殖民统治的代价变得不堪承受，因此，金融资本的国际政策不再追求将领土瓜分作为其世界统治的另一个基石。与此同时，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与成熟，从经济上进行统治和瓜分变得日趋重要，也更加必要。帝国主义的两个不同阶段或不同时代也就此划分开来：列宁所处的古典帝国主义时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资本帝国主义新时代。

但从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方面来看，战后以来的演变并没有超出列宁概括的基本趋势，而是按照其所揭示的垄断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的逻辑进一步发展。就此而言又可以说，经济层面的统治结构和基本矛盾并未有根本改变。新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伴随着殖民体系的瓦解和帝国主义直接政治统治的消亡，世界经济单极结构反而得到加强。

汗牛充栋的文献已经用各种说法来表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从最初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到之后的“由国家垄断到国际垄断”“金融化”“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等等，不一而足。然而，这些说法都不过是从不同方面共同说明和印证了一点：金融资本对世界的经济统治程度在不断加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对于世界经济体系的本质特征和运行机制的基本判断依然有效。

首先，对于作为帝国主义经济基础和资本主义新阶段本质特征的垄断，列宁的判断依然正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垄断，尤其是金融资本的垄断，则是在列宁所处时代垄断基础上的深入发展。例如，当代的金融资本不仅垄断了生产和流通，还通过决定基础利率、将普通居民的收入和消费金融化等手段，垄断了分配和消费；当代的金融资本不仅是对一般产业和金融的垄断，还是对世界稀缺和重要资源，如能源、粮食、技术、信息等的垄断；不仅是对货币资本的集中和垄断，同时也是对货币（符号）发行权的垄断，而且还是对世界货币（符号）发行权的垄断。20世纪70年代之后，以美元霸权作为重要支柱之一的华尔街金融集团的所作所为就充分反映了这一点。在全球空间上，跨国垄断组织不再只是简单地依属民族国家，而是成为某种逐渐超脱于民族国家的国际政治经济实体，不仅富可敌国，甚至对民族国家的利益和权力构成越来越大的挑战与威胁。

其次，列宁指出的作为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典型特征的资本输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更加重要。发达国家的资本输出迅速增长，无论是从规模上还是地理分布上都远远超过了战前；不仅仅是发达国家向欠发达国家投资，也包括发达国家之间的相互投资；投资范围从早期的集中于自然资源开发和铁路运输扩大到制造业，最近几十年又扩大到金融和服务业。尤其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资本输出甚至大大超过了国内投资的增长，从而成为这些国家逐渐出现产业空心化的一个导因。今天，由跨国公司和国际金融机构主导的私人投资在全球各地已经无孔不入，成为当代垄断资本对外扩张、控制落后国家国民经济命脉的最重要手段。

第三，列宁论述的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增强。《帝国主义论》的分析表明，正是金融资本将帝国主义经济变为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这一方面是因为垄断超出国界，导致跨国垄断组织产生，将全球范围作为其统一的经济活动场所，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帝国主义国家的银行网在全球密布，出现了国际性的大银行，把全球各个产业联系在一起，加强了生产的集中和金融资本的国际垄断。20世纪70年代之后不断增强的全球化趋势，其先锋和最大的推动力量正是跨国公司与国际金融组织。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列宁所处时代不平等的国际分工格局不仅得以维持下来，并且进一步加强。

第四，金融资本统治下的资本主义腐朽性有增无减。列宁认为，在产业资本和银行资本融合生长的金融资本统治结构中，产业资本对银行资本处于依附地位。大部分利润被从事金融勾当和欺骗行为的“天才”拿去，从而破坏了商品生产作为全部经济基础的地位，导致整个经济向食利化、腐朽化的方向发展。此外，列宁在谈到资本输出时，重点论述了通过投机形式获利的间接投资，认为以放高利贷和剪息票为生的帝国主义的寄生性在增长。今天的资本主义发展已经创造出了更多的投机赌博工具，各种金融衍生品层出不穷，并过度泛滥，经济繁荣普遍具有泡沫化、虚拟化的性质，金融资本在全球的投机也不断引发世界性的金融危机，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更加增强。但是，金融投机直接引发金融危机，这绝不意味着危机与产业资本的发展无关，因为投机的基础仍然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

列宁判断了资本主义的未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从小规模的高利贷资本开始，而以大规模的高利贷资本结束。”（《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19页。）这表明，资本主义不断发展的结果必然使金融资本成为占统治地位的资本形式，金融资本主义也将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可见，今天我们仍然处于列宁所说的金融统治的帝国主义时代，再加上新自由主义最近30多年来在全球范围的肆虐，世界各国更深地陷入金融资本编织的罗网中。

三、来自当代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挑战

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统治结构之变与不变，不仅反映了金融资本的特点，也揭示着金融资本在当代统治形式的进化和革新，这就带来了一系列影响。列宁虽然正确阐明了资本主义和世界经济发展的总趋势，但这些影响在某种程度上的确超出了他的预见。出于同样的原因，进步力量在应对金融资本主导的帝国主义新阶段方面出现了很大的困境。

就金融资本自身的特点而言，它具有很强的灵活性。金融资本相对于其他资本的优势，同时也是其经济和社会统治的基础，在于它通过信用制度而形成的对货币资本的垄断占有权，货币资本的特殊性同时保证了金融资本对不同经济部门和经济过程进行自由支配和垄断的大资本权力（陈人江、余斌：《金融寡头何以能掠夺和统治社会——基于马克思货币理论的视角》，《贵州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因而，金融资本可以和私有制社会不同的生产方式或上层建筑进行结合。在前资本主义的重商主义时期，金融资本以掌握远洋贸易垄断权的商人资本的面目出现，它利用与专制君主、封建贵族共同的海外殖民征服活动，在种植奴隶制与小生产所有制的基础上，建立起庞大的殖民商业帝国。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近代，金融资本是资产阶级国家信用制度的担保者，是巨大的国债经纪人，同时又是国家证券的投机者，可以说，从资本主义产生伊始，金融资本就与国家政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近代金融资本的人格化典型是银行家、交易所大王、铁路大王、煤矿和森林所有者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大地产所有者，即马克思所说的“金融贵族”。而列宁所处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古典帝国主义时代，金融资本是很大程度与产业投资过程联系在一起的银行大垄断资本，与产业资本的融合推动了世纪之交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的工业繁荣。但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发达国家出现了所谓的“金融化”趋势，金融资本越来越脱离产业投资，很大一部分变成了能够不依赖产业过程而获得相对独立“生命力”的虚拟资本。也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出现了金融脱媒的潮流，越来越多的货币资本绕开了银行这个传统的中介机构，集中到投资机构的手中，因此从20世纪末以来，金融资本在规模庞大和在全球呼风唤雨的机构投资者身上展现了它的新形象。

金融资本的灵活性不仅反映在存在形式上，同时也反映在统治方式的多样化上。如前所述，在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下，金融资本的政治统治与经济统治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相互分离的。就像金融资本可以和产业过程结合，也可以不和产业过程结合一样，只要存在一定的条件，金融资本就可以和殖民主义结合，也可以不和殖民主义结合。在古典帝国主义时代，金融资本充分利用了殖民主义。在帝国主义瓜分和重新瓜分殖民地、势力范围的暴力征服行动中，金融资本实际上与帝国主义国家的专制权力勾结在一起：其一，专制权力的殖民征服所造成的政治垄断割据，非常方便金融资本首先实现地域性占领和统治，从而顺利夺取一块又一块新的积累领域，为其市场开辟道路；其二，金融资本所掌握的丰厚经济资源，反过来又为专制权力巩固对内统治和实行对外扩张，兼并更多的领土和直接控制更多的人口提供有力的物质工具。

列宁区分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二重结构的意义在于，指明资本主义的经济压迫与殖民压迫不能直接等同，正是后者造成了被压迫民族资本主义的不发达，因此，相比起资本主义的压迫，殖民压迫是更迫切需要消灭的障碍。支持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自决权，反对殖民压迫，有利于被压迫民族的国家中资本主义的发展，只有这样，在已经独立的民族国家中，纯粹的阶级关系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才成为第一位的矛盾，从而促进原本被压迫民族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和理论前提下，列宁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革命战略方针。

如果说列宁所处的古典帝国主义时代，由于代表专制权力的国家机器本身也是帝国主义的部分根源，国家同时作为金融资本对外扩张和掠夺的合伙人与代理人而存在，反对帝国主义和金融资本的斗争对象就非常具体和明确——通过推翻专制权力（俄国革命推翻沙皇统治），或者发动针对领土兼并的武装斗争（民族解放运动），就能沉重打击帝国主义，动摇金融资本的统治。这正是20世纪上半叶，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大多是通过民族解放战争的途径的原因。但是，金融资本政治统治和经济统治可以分离，同时也就意味着，摆脱直接政治统治并不等于彻底摆脱金融资本的统治。相反，20世纪下半叶，金融资本统治形式的变革使原先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和运动遭到了巨大的打击与削弱。

首先，帝国主义的政治压迫不再具有直接性，这使反帝斗争失去了集中明确的对象。殖民体系消亡的一个重大后果是，由于霸权国家的对外扩张不再以直接的领土兼并为目标，国家和政府蜕变为仅仅是金融资本的代理人。反抗和打击霸权国家的政府，只是推翻一个代理人，金融资本还可以重新扶植另一个代理人。帝国主义的政治统治仍然存在，但它转向了以间接的地缘政治控制为主。即便是由列强之间的矛盾而引发的战争，也很少表现为旧时代的列强之间正面、直接的碰撞，而更多的表现为列强扶持的代理人战争。“没有殖民地的帝国主义”（哈里·马格多夫语），使帝国主义的压迫性面目变得模糊和隐蔽起来。

其次，金融资本主要是通过世界市场来进行统治，由此具有更大的迷惑性和欺骗性。过去，金融资本往往不得不借助坚船利炮打开一个国家的国门，由于具有纯粹的强制性，很多时候遭到顽强的抵抗；如今，裹挟着经济全球化的名义，以加入世界市场、实现经济现代化为诱饵，金融资本轻而易举就可以使世界各国对自己大开门洞。过去，金融资本家通常也是趾高气昂的殖民者，或是与大地主勾结欺压农民的冷酷高利贷者；今天，金融资本则常常化身为能够挽救深陷债务危机的国家于经济崩溃边缘的“施主”，或是能够带来“国际先进经验”的“战略投资者”。过去，血腥暴力的帝国主义战争和殖民纳贡制度是金融资本掠夺落后国家的重要地缘政治工具；今天，通过发动货币战、贸易战这些没有硝烟的战争和引发金融危机，金融资本反而能更容易和更大规模地洗劫落后国家的国民财富。

再次，金融资本运用多种控制手段，从更高层次上推行扩张。金融资本在进行资本输出的同时也进行价值观输出，不仅利用经济控制而且也利用思想控制来创建与扩展它的附属组织和人群。不仅控制着发达国家的政府，控制着三大国际金融组织，也控制着落后国家的上层既得利益集团及一小撮所谓精英，包括买办政客、富商巨贾，以及受其思想影响的媒体人士和知识分子，他们不遗余力地在本国鼓吹和推行符合金融资本利益的路线，为国际金融寡头的大肆侵入和掠夺推波助力。

更为重要的是，金融资本有效地利用了技术革命和科技进步。20世纪中后期飞速发展的信息技术革命和互联网产业为金融资本的全球扩张提供了有力的物质基础。投机赌博工具更加多样化，债务市场规模更大，金融资本灵活度更高，对产业的兼并垄断程度更高，金融控制的渗透性也更强。并且借助“信息技术”和“全球化”的物质外壳，投入金融资本支配的世界经济网络仿佛就代表着进步的方向。在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面前，任何国家，尤其是本就处于世界经济边缘地带的落后国家，都不得不俯首就范。任何反抗金融资本运行和剥削机制的举动，都被看作是违背经济规律和落后保守的。因此，“股东利益至上”的企业治理机制，方便金融欺诈的“金融创新”，推动地产垄断和投机的“房地产开发”和“城市化运动”，贱卖公共资产和危害国民经济命脉的私有化、自由化，被看作是经济发展的必要举措和万能灵丹，在世界范围内也包括许多发展中国家大受追捧。这就不难理解，很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赢得了民族独立之后，却没有取得经济独立，反而自愿沦为帝国主义国家经济的附庸，并且在经济全球化、自由化的浪潮中进一步加深其依附性。这也是为什么列宁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社会学者，都将中心国家资本如何控制和掠夺边缘地区看作是帝国主义问题的核心。

综上所述，由于压迫的直接感知性和压迫者的具体性、集中性，推翻政治统治并不难，当代金融资本的统治却隐遁于无形，找不到具体面目，没有统一载体，且披上了“发展”的外衣。按其经济逻辑行事（以利润为根本导向、私有化、金融化、资本输出、不平等贸易）的任何人、任何组织或国家都会成为强化这一统治的一环，哪怕并非出于自觉自愿。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资本帝国主义新阶段，金融资本并未遇到任何有效的反抗。自20世纪“大萧条”之后规模最大的金融—经济危机于21世纪初发生后，以华尔街为代表的世界金融垄断统治集团虽然遭遇了不小的挑战，但至今仍然屹立未倒，对于21世纪的共产主义者来说，这才是最大的时代危机。

四、结语

列宁指明的金融资本统治的帝国主义时代并没有终结，但是由于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统治结构和统治形式的重大变化，我们无疑面临着极为严峻的挑战。话又说回来，“没有殖民地的帝国主义”也是列宁所期望发展的未来，正是在这一资本帝国主义形式中，纯粹的阶级关系得以发展起来。在赤裸裸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法则被奉为唯一意识形态的野蛮压制下，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直接和具有更全面的内容。金融资本的经济统治在全球的加强也必将把世界体系中的国家无一例外地都卷入这一斗争的漩涡中，其中包括那些重新倒退回去补资本主义课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很多人的断言相反，“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不是逐渐消逝的过去，而是不断拉开序幕的未来。尽管这一未来的到来，还有许多复杂得多的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障碍需要去清理。

面对古典帝国主义，列宁号召全世界无产者和殖民地人民联合起来，并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今天，反抗资本帝国主义，全世界无产者和第三世界国家人民更迫切需要联合起来，但焦点需要明确，最根本的不是针对帝国主义的政治统治，而是针对金融资本支配的生产方式和经济秩序。基于此，新时代的反帝斗争和运动只有更新其观念、意识形态和组织方式。对于21世纪的进步力量来说，时代的任务必然包括以下内容：在疾风骤雨的武装斗争之外，努力利用和创造更广泛和灵活的社会运动形式；除了反对霸权国家的地缘政治控制，更要反对代表金融资本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强加的“全盘市场化”宿命；同时逐步实现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经济上的联合，用平等、互助、合作的世界经济体系，去代替由一小撮私人垄断者和食利者通过不平等国际分工和贸易构建的世界经济体系。

参考文献：

【1】《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2】陈人江、余斌：《金融寡头何以能掠夺和统治社会——基于马克思货币理论的视角》，《贵州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

【3】〔西班牙〕弗朗西斯科·洛佩斯·赛格雷拉主编：《全球化与世界体系》（上、下），白凤森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4】〔巴西〕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杨衍永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5】HarryMagdoff，ImperialismWithoutColonies，NewYork：MonthlyReviewPress，2003.

【6】JohnBellamyFoster，TheImperialismWorldSystem：PaulBaransPoliticalEconomyofGrowthAfterFiftyYears，MonthlyReview，Vol.59，No.1，2007.

（作者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原刊编辑：张桥）

陈人江：关于世界贸易史的几个事实

2008年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爆发10年来，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范围内重新抬头且日益加强，国家之间贸易壁垒增高，贸易争端增多。所谓贸易保护主义，即一国采取种种措施对对外贸易进行管制，限制国外进口，以确保本国商品在国内市场中的优势，同时为本国商品出口、争夺世界市场提供优惠的主张和政策。当一国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时，有可能会引起一系列报复和反报复的措施，使贸易伙伴国之间的争端升温加剧，俗称贸易战。应该说，国与国之间的贸易争端乃至贸易战是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激烈化的一个表现，并对世界经济总体运行造成严重影响。在这种形势下，2018年年初以来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中美之间爆发了贸易摩擦，且至今尚未偃旗息鼓，成为当前全球关注的一个焦点，并引发了舆论热议。

面对美国在贸易问题上咄咄逼人的保护主义攻势，有人竭力鼓吹中国应高扬自由贸易大旗，保持继续开放立场，有人则疾呼中国应借机相应实施保护主义，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悲观喟叹“中国打不起赢不了”者有之，乐观预言“打不起来”或“很快结束”者也有之。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战在漫长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并非新鲜事物，当下流行的种种观点却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人们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存在的认识误区，这种误区又来自对世界贸易史缺乏了解，从而导致对当前情势把握不准。我们不应该孤立地看待中美贸易争端，而是要把中美贸易争端放到世界历史的广阔视域中来认识，从世界贸易的发展规律来把握，这样才能获取更全面的信息，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避免战略误判。

一、迄今为止，贸易保护主义的历史比自由贸易的历史更为悠久

纵观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发展历程，世界贸易的最早形态并非自由贸易。古代社会就存在远距离跨境贸易，但是直到1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之后，真正具有世界性质的国际贸易才开始兴起并获得显著的发展。其背后的根本推动力是代表新兴民族国家力量的西欧专制君主和新兴商业资产阶级对聚敛货币财富、加速资本原始积累的迫切需要，而对外贸易实现顺差被看作获取和积累货币资本的重要途径之一。为此，君主专制国家开始运用国家权力来干涉对外贸易，限制货币流出，增加货币流入，提高贸易顺差，降低贸易逆差。这种早期的贸易保护主义在理论上的代表是重商主义。在从15～18世纪漫长的向资本主义经济形态过渡时期，重商主义的保护主义政策一直在国际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保护关税制度也于17世纪产生于英国。

15世纪末至19世纪初，英国实行了长达三百多年的贸易保护主义，直到19世纪40年代工业革命完成后，才开启了以不威胁本国工业绝对优势地位为前提的自由贸易化进程。即便如此，也不能说19世纪出现过一个全球自由贸易的阶段，因为19世纪的贸易自由化主要是英国及其帝国殖民地或附属国单方面采取的自由贸易。相反，19世纪中后期，贸易保护主义在国际社会蔓延，主要国家如德国、奥匈帝国、俄国、法国、美国、意大利都实行高关税，保护关税被看作当时文明国家的正常政策。20世纪初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主导下的全球贸易自由化才取得不小的进展，各国关税壁垒普遍降低，全球贸易额的增长和资本流动都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但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各国重又纷纷筑起关税壁垒，无论是贸易自由化还是资本自由化都遭到了阻隔。而且到20世纪20年代，英国又重新祭出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旗，英国霸权下的贸易自由化进程便中断了。

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经济中心的美国，在其历史上绝大多数时期也是和贸易保护主义联系在一起的。1776年美国取得独立战争胜利后不久，时任财政部部长汉密尔顿就提出了旨在“保护幼稚产业”的贸易保护主义主张。1815年之后，美国正式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美国即便在19世纪90年代实现了工业崛起和20世纪初跃居世界第一工业国之后，仍然没有放弃保护关税制度，只有在1913年至一战结束前威尔逊总统任期内实行过短暂的降低关税政策。但是到了1922年，美国政府再次提高关税，而当前贸易争端中普遍采用的保护主义手段——“反倾销”政策——第一次出现在1922年的关税法中。二战结束后，已取得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霸权地位的美国才举起了自由贸易的旗帜，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自由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但是，由于20世纪70年代国际市场竞争日渐激烈，同时德国和日本经济的崛起对美国的经济优势地位构成挑战，在美国又形成了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自由主义的世界经济体基础有所削弱。只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出现了新的经济全球化趋势，而美国由于冷战结束一超独霸，才再次成为经济全球化（包括贸易自由化）的倡导者和主导者。

综上所述，无论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之前，还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以后，国际贸易史的大多数时期都由贸易垄断、特许专营、保护关税占据，国家间由于经济竞争爆发激烈的贸易战，更是历史的常态。自由贸易只是在19世纪中期之后英国单方面的自由贸易进程中、20世纪初至一战之前、二战结束后的短暂时期以及20世纪末以来的全球化浪潮中才成为主流。

二、资本主义扩张中，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主义通常相辅相成

不能简单地把自由贸易看作贸易保护主义的对立面，二者从根本上来说是相辅相成的，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时代，它们统一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扩张基础之上。首先，两种政策的最终目标一致。无论是自由贸易还是贸易保护主义，都是一国经济实力发展和壮大的手段，尤其是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来说，这两种手段都服务于本国资本集团争夺和主导世界市场的需要。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贸易保护主义能够聚集起资本力量，推动产业的建立和发展，促进国内自由贸易，从而缩短生产方式从小生产向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过渡的时间。在本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通过贸易保护主义，经济落后国家可以有效扶植支柱产业，加速发展民族工业，增强国家经济实力，最终提升自由贸易参与度。例如，英国通过15～16世纪的保护主义政策对毛纺织业的扶持，使毛纺织业在16世纪末成为英国的民族工业，超过了原先在世界毛纺织业市场上领先的佛罗伦萨和尼德兰，其出口占了全国商品出口的90％。而自由贸易有利于资源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促进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扩张。国家通过自由贸易，可促进自身的经济活力，有利于参与世界市场竞争。其次，两种政策都以参与对外贸易的途径来实施。对于自由贸易来说，对外贸易本身就是其内在的命题。而贸易保护主义从源头上看也绝非主张闭关锁国。例如，重商主义者从来都主张通过对外贸易顺差来增加国家的货币和财富，他们不是只限制进口，还大力鼓励出口。贸易保护主义通常只被看作阶段性的而非永恒的，同时，不是在所有产品或产业上而只是在特定产品或产业上实施贸易保护。例如近代的贸易保护主义者美国的汉密尔顿、德国的李斯特等人主张保护幼稚产业，也是从最终成熟产业打开国际市场，在国际市场上取得竞争优势出发的。在这种情况下，贸易保护主义可以看作是为实现自由贸易而实行的暂时性措施。

在世界历史发展的各个不同时期和国家发展的各个阶段，贸易保护主义和自由贸易交替出现和主导。【1】15～18世纪是资本主义的童年时期，它还未在任何国家成为主导的生产方式，这一时期重商主义盛行，强制性的贸易保护政策促进民族国家内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不断壮大。19世纪40年代英国率先完成产业革命后，具备了称雄独霸世界市场的实力，对外贸易的基调变为了自由贸易。恩格斯曾形象地描述过19世纪英国和其竞争者是如何交替使用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的手段的：“那些在四十年前认为唯有自由贸易才是救星的人的儿子们，现在却如此狂热地呼吁实行用‘诚实的贸易’和惩罚性税率等要求拙劣地掩盖起来的保护关税制度。当英国工业家开始认为自由贸易会使他们破产，并要求政府保护他们对付外国人竞争的时候，这些竞争者抛弃今后毫无用处的保护关税制度并且用英国自己的武器——自由贸易去摧毁日益软弱的英国工业垄断地位的关头也就来到了。”【2】

一战至二战期间，资本主义世界不断陷入大大小小的经济危机当中，各国纷纷高筑关税壁垒，贸易保护主义再度成为主导形态。二战后，为了尽快实现经济恢复和工业重建，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又逐步推进贸易自由化，但同一时期，亚非拉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了发展民族工业，建立独立工业体系，采取了进口替代的保护主义政策。20世纪80年代以来资本全球化趋势不断增强，世界各国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希望利用国际资本，发挥比较优势，纷纷加入资本全球化的国际分工体系中，自由贸易也相应地成为主流的政策和理念。

另一方面，几乎没有国家是完全只实行一种政策，而是两种政策相互并存和巧妙结合的，因为任何国家的大工业资本，不仅追求垄断国内市场，而且也尽可能追求垄断世界市场。例如，在早期的工业化进程中，“英国在国内市场上实行的保护关税制度，又用在国外对它的商品的一切可能的消费者实行自由贸易作了补充。”【3】当前，特朗普执政的美国尽管一方面对中国挥舞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棒，另一方面又与加拿大、墨西哥共建自由贸易区，与欧盟和日本签订自由贸易协定。

三、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战是世界经济危机和大国霸权收缩阶段的正常现象和必然结果

15世纪以来世界贸易开启的历史，同时也是在世界贸易和世界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的霸权国家不断更迭的历史。意大利学者乔瓦尼·阿锐基将迄今为止的历史划分为四个霸权周期，分别是15至17世纪初的热那亚周期、17～18世纪的荷兰周期、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英国周期和19世纪末至今的美国周期。每个霸权周期都由处于主导地位的国家的霸权上升和霸权下降两个阶段组成。【4】许多国际政治经济方面的研究已经表明，经济危机和萧条阶段以及霸权衰落阶段，通常是贸易保护主义加强和贸易争端快速增多时期。

首先，经济危机和萧条时期，国际和国内的需求萎缩使世界市场上的竞争更为激烈。一方面，各国本能地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来保护国内市场，减少外部竞争，以扶植新兴产业，重振本国制造业，复苏经济；另一方面更拼命对外争抢市场，通过输出本国过剩资本和商品来减缓国内危机，由此更容易引起各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例如，美国在19世纪40、50年代的最高总关税为30％，内战之前的1860年甚至降到了15％左右，但是在内战经济大萧条的这段时间里，进口关税就骤升到约40％～50％。【5】在1873年危机之后至1893年，世界经济陷入了长期的停滞和萧条，这导致了19世纪最后25年保护关税在主要国家和世界范围内盛行。

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是另一个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和贸易战激烈的历史时期。正是在1930年纽约股市崩溃后，美国出台了臭名昭著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将总体税率从之前的约15％提升到近20％，最高关税比率接近60％，成为历史上最高关税。这一举措引起了世界其他国家报复性提税，各国货币竞相贬值，进口管制加强，由此也加重了30年代的全球经济大萧条。而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世界范围的贸易保护主义趋势不断增强。根据WTO数据统计，2008～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全球反倾销年平均发起案件数约202起，2013～2015年为年平均241起，2016～2017年已增长为年平均约266起。2015年全球范围内的国际贸易保护措施数量比上一年度增长了50％。【6】根据我国商务部统计，2016年上半年，中国出口产品共遭遇来自17个国家（地区）发起的65起贸易救济调查案件，同比上升66.7％，涉案金额85.4亿美元，同比上升156％。其中，反倾销案件46起，反补贴案件13起，保障措施案件6起。而在对中国出口产品发起贸易救济调查的国家中，立案数量最多的是美国和印度。【7】也就是说，美国绝不是唯一对中国发起贸易保护主义的国家，中国与许多国家都存在程度不一的贸易争端。而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也不是只针对中国，美国与它的盟友欧盟、加拿大、日本之间也都存在贸易争端。根据全球贸易预警（GlobalTradeAlert）的统计数据，2018年1～7月，美国出台的贸易限制措施达到了全球比重的33％。【8】

其次，与一国经济发展阶段和自由贸易的关系一样，在霸权兴盛的时期，由于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处于绝对优势，霸权国家通常乐于采取自由贸易政策。但正如世界体系理论代表人物沃勒斯坦所说的，这是在霸权垄断支配下的全球自由贸易。一旦霸权进入衰落期，霸权国家为了挽救这种颓势，便竭力运用保护主义作为维持既得优势和势力范围、打击新兴对手的武器。这也相应地引起了主要竞争对手的同等措施，藉此形成连锁反应，贸易争端随之扩散到其他贸易伙伴国中，贸易战更容易爆发。

英国于1651年通过了《航海法案》，并在1660年修订为《航海条例》，规定：欧洲、美洲和非洲的一切商品要运抵英国，必须要通过由英国船员管理的船只；欧洲国家生产的商品要运入英国必须通过该商品生产国的船只或英国的船只。这个条例最大限度地保护了英国的海上贸易利益，同时沉重打击了荷兰的海上专营贸易，对荷兰的海上贸易霸权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因此，荷兰和英国在17世纪六七十年代爆发了三场战争，英国取得了胜利，加速了荷兰霸权的衰败。

20世纪初，德国、美国等新兴工业国在世界市场上对英国工业制成品出口国的主导地位构成越来越严峻的挑战，甚至大有取而代之之势。在这种情况下，英国通过了一系列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如1915年不顾美德等国反对颁布的旨在保护其汽车工业的《马克凯恩》法案，1921年针对进口的精密仪器、化学品、金属制品课征收50％关税的《保护工业部门法案》，1923年具有建立无差别贸易壁垒意味的《进口关税法案》，自此，英国走上了贸易保护的不归路。

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霸主地位不断遭遇到来自欧共体、日本和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等多方的威胁，后者在经济和科技的各个领域与美国的差距不断缩小。与战后全盛时期相比，美国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和世界出口总额中所占份额也大为缩减。因此，有一种普遍的说法是，1973年的经济危机之后，美国就开始进入了其霸权的收缩阶段。正是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美国和主要贸易国家之间多次爆发了激烈的贸易争端。1950年美国的平均关税率只有13％，但1971年尼克松总统宣布，在征税基础上对所有进口商品一律征收10％的附加税，正式拉开了贸易战的序幕。

当前正是世界经济萧条期和美国霸权衰落期两个周期的叠加时期，中美贸易争端的爆发无疑出自多种因素的综合，包括浅层的重振经济的要求和深层的维持霸权的原因，而美国在世界范围内频频挑起贸易战，尤其是针对主要竞争对手（如中国）的种种举措也完全不出意料。贸易战是当前世界局势的必然结果，美国处在这样的一个历史关头，贸易保护主义是其本能的、必然的选择，绝不是某一任政府或总统个人的特殊偏好。因而，不能把当前美国的贸易保护行径或中美贸易争端仅仅归于特朗普政府的“好战”。面对美国国家实力要么扩张而衰落、要么收缩而重振的两难选择，特朗普政府未必比小布什政府甚至奥巴马政府更为“好战”，更加“保护主义”。根据统计数据，在特朗普执政第一年即2017年，美国发起的贸易保护措施共141起，反而低于奥巴马第二个任期内147起／年的平均水平。【9】2017年以来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逐渐集中针对中国这个贸易最大顺差国，即便如此，2017年对华实施的贸易保护措施并没有比2016年增加，这两年的措施数量均为83起，略少于奥巴马8年任期的平均数量（84起／年）。【10】

四、贸易战通常是一个长期过程，很难实现速战速决

世界贸易史的发展伴随着大大小小的贸易战，历数其中有名的、规模较大的尤其是处于重要历史时刻的贸易战：17世纪的英荷贸易战、英法贸易战，20世纪30年代的斯穆特－霍利贸易战，70年代之后的日美贸易战、美苏贸易战、美欧贸易战，21世纪初的钢铁贸易战……便会发现，这些贸易战有如下特点：都发生在主要国家之间，因而涉及的产业领域广，具有世界性影响，同时持续时间长，特别是20世纪中后期以来由美国主动挑起的大的贸易战，都会延续几年甚至数十年。

英国为与荷兰争夺海上贸易霸权，颁布了相当于禁止性关税的《航海条例》，从而引起和荷兰之间的名副其实的“贸易战”。英国颁布航海条例的第二年，便爆发了英国与荷兰之间的第一次战争，随后，在1665～1667年、1672～1674年又爆发了两次英荷战争。直到1674年英荷两国签署《威斯敏斯特条约》，英荷之间的海上贸易战才正式结束，前后持续时间长达22年。

法国在1667年颁布税则，对几乎所有进口货物进行征税，主要是要排斥从英国和荷兰进口的工业品，由此也招致英荷两国采取相应的报复措施，对法国商品提高关税。法国对此的回报是于1672年入侵荷兰，1679年两国关系恢复正常。而法国与英国则围绕禁止性关税展开了漫长的争吵，双方不断采取限制和报复措施，18世纪初，英国便彻底否决了与法国的自由贸易协定，直到1783年凡尔赛合约之后才停止了两国的贸易争端。

著名的20世纪日美贸易战同样持续很长时间。从20世纪70年代初到1991年，美国针对日本共启动了15次301调查，时间长达10多年。

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初有预谋地开启了和苏联之间的“石油战”。最初美国要求西方各国抵制苏联石油出口，实施大口径输油管道禁运，而围绕输油管道禁运美苏就纠缠和防攻了近10年。而后通过逼迫欧佩克产油国提高产量，操纵国际油价下跌，使苏联石油出口严重受阻，并迫使西欧盟国停止对苏资本输出和机械设备供应及技术支持，掐断苏联石油命脉，在80年代最终赢得石油战争的胜利，这一过程持续了近20年。从60年代末开始，美国陆续对欧洲的香蕉、布料、地毯、玻璃、钢铁等提高关税，欧洲则对美国的大豆、鸡肉、飞机、电器及在欧的美资企业加税，贸易战后来蔓延到金融领域，最终发展为黄金储备战，持续了30多年，直至2000年通过谈判才得以终结。

五、结语：以史为镜

世界贸易史若干事实表明，自由贸易并非迄今为止的国际经济关系的常态。当涉及作为自由贸易机制建构背景的经济全球化时，同样不难理解全球化（以贸易自由化为标志之一）的退潮为什么总是反复发生。全球化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主体是民族国家，国家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保护和发展本国经济，这蕴涵了贸易保护主义存在于全球化过程中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全球化实质上“是国家政府对本国经济活动的发展和保护与市场经济力量的世界性释放的矛盾运动过程”。【11】

因此，基于真实的世界贸易史，我们可以获得以下启示：

首先，如果仅仅看到全球化与自由市场相联系的一面，认为多边或全球自由贸易将普惠世界各国，看不到民族国家的经济利益与全球自由市场冲突和对立的另一面，那么必然陷入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一厢情愿的幻想，从而无法理解贸易战产生的客观性和内在必然性。

其次，既然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都是调节国家间经济实力对比以及国际生产关系的手段，并不存在孰优孰劣、根本对立的问题。那么，发展中国家应该向发达国家学习，对这二者采取现实主义和灵活的为我所用的态度。

再次，由于民族国家主要基于本国利益参与自由贸易和全球化，全球化进程便充斥着国家尤其是大国间的斗争和博弈——这种斗争和博弈归根结底是在最大程度地争夺全球化的主导权（包括规则的制定权），这决定了每一次的斗争和博弈（包括国家间的贸易争端）既有当下性意味又折射出长远性。这要求我们：冷静应对，做长期准备，对历史发展的趋势和未来既不一味悲观也不盲目乐观。

注释：

【1】对于贸易保护主义的发展历程，学界的一种普遍观点是将之划分为四个典型阶段：15～18世纪早期的重商主义的贸易保护主义、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中期的近代“保护幼稚产业”论、19世纪末至二战的超贸易保护政策和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新贸易保护主义。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28～429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14页。

【4】参见〔意〕杰奥瓦尼·阿锐基著，姚乃强等译：《漫长的20世纪》，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SeePierreLemieu，“PatriotismasStealingfromEachOther”，Figure1，Regulation40：4（Winter2017－2018），p.68.

【6】根据WTO官方网站数据计算，http：／／i－tip.wto.org／goods／Forms／GraphView.aspx？period＝y＆scale＝lg。

【7】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官网：http：／／www.ccpit.org／Contents／Channel＿4130／2016／0720／673193／content＿673193.htm。

【8】商务数据中心：《世界经济贸易形势》，第5页。http：／／images.ofcom.gov.cn／zhs／201811／20181112173153527.pdf。

【9】张宇燕、冯维江：《如何理解中美贸易摩擦》，《光明日报》2018年4月24日。

【10】苏庆义：《特立独行的特朗普贸易政策》，澎湃新闻网，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forward＿2020179。

【11】叶险明：《关于“逆全球化”的方法论批判》，《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8年第1期。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陈硕颖、黄爱妹：如何看待当前民间投资增速的下滑

2016年初以来民间投资增速的下滑牵动了各方神经，民间投资下滑已经引起了各方面的高度关注。舆论对当前民间投资增速下滑有什么反应？主要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当前民间投资增速的下滑？只有找准原因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一、当前民间投资增速下滑的舆论反应

自2016年开始，民间投资快速下滑引起了各方关注。2016年1月至5月，民间固定资产投资116384亿元，同比名义增长3.9％，比1至4月回落了1.3个百分点。而从单月来看，5月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4月的4.3％大幅放缓至0.9％。2016年7月15日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民间投资增速进一步下滑到了2.8％，全部投资增长为9％。在民间投资增速放缓的同时，比重也在降低。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的比重为61.5％，比去年同期降低3.6个百分点。

一时间，公共投资挤占私营投资，国有企业挤压私营企业的呼声此起彼伏。在探求此轮民间投资增速下滑的原因以及解决方案时，大部分观点还是从所有权制度层面寻找原因，因此，有人提出，在金融行业、能源行业、电信行业等行业，中国政府对这些行业的龙头企业持有的股权比例都过高，达到了80—90％，对于国有资本占比过高的大企业，应该降低持股比例，释放部分股权，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才能让非国有经济得到喘息和发展的空间。

连外媒都坐不住了。《经济学人》撰文《中国经济：强劲增长，但能维持多久？》，认为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由政府投资主导，政府投资的效率低于私人投资，因此这种经济增长的效率低下，不可持续。应该向私人资本放开金融、能源、电信和交通等领域。《华尔街日报》撰文《中国经济进一步滑向错误的方向》，认为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偏离家庭、服务业和私人部门，而这三者才是经济增长的引擎。路透社撰文《政府支出在第二季度稳住了中国经济，但是风险增加了》，认为以政府支出为主导的经济增长阻碍了低效国有部门的改革。《金融时报》撰文《中国：不均衡的行为》，认为中国第二季度又倒退到国家主导经济增长，这种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当然，也有个别不同的声音。例如，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指出所有权制度因素一直存在，应该说随着改革的推进，这些制度制约是在逐步下降的，制度层面的制约因素不足以解释最近民间投资的下滑。今天的实体经济、民间经济面临的问题是过去10年金融行业和房地产行业的过度扩张，导致对实体经济产生挤压。此外，有的学者也指出大量资金流向房地产开发，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

二、当前民间投资增速下滑的原因辨析

1.当前民间投资增速下滑是国有投资挤占造成的吗？对比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和民间投资增速的曲线可以发现，2015年，两条曲线基本趋于一致，也就是说，过去也有玻璃门、弹簧门等原因存在，但民间投资增速并不差。但到2015年底之后，两条曲线急剧分化，民间投资增速迅速下滑。

也就是说，在2015年年底民间投资增幅下降之前，并未出现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增幅扩大的现象。相反，如上图所示，截止2015年底，国有投资的增幅与民间投资的增幅一样，呈缓慢下降的态势。因此，当前民间投资增幅的下滑不是由国有投资挤占造成的。国有投资增幅扩大是在民间投资增幅下滑后，政府为了让经济保持最低限度的增长，而大幅增加国有投资以弥补民间投资增幅下滑带来的投资缺口。因此，国有投资增幅扩大是民间投资增幅下滑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将民间投资增幅下滑归咎于国有投资是倒果为因。

2.当前民间投资增速下滑伴随着信贷扩张与房地产热。2015年银行资产有两项投资急剧膨胀：债券投资、股权及其他投资。这两项分别新增了7.6万亿和6.5万亿，合计约14.1万亿。如果加上新增贷款11.7万亿，三项合起来约为25.8万亿。这些信贷资金反映到资产类市场，2015年底全国各类资产规模达到了93万亿元，过去3年复合增长率达51％。在信贷扩张的支撑下，房地产投资和基建投资双双发力。与此相应，大宗商品价格在2016年头几个月也大幅反弹。

不过，房地产市场的区域热度并不均衡。一线城市和南京、苏州、厦门、合肥等二线核心城市房价快速上涨，三四线城市的房产市场仍然低迷。这种不均衡性体现在民间投资的区域差异上：2016年5月东部地区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8.0％，中部地区同比增长5.7％，西部地区同比增长2.0％，东北地区同比下降29.3％。在东部民间投资增速略有上升的同时，其他三个区域的民间投资增速则明显下滑，拖累民间投资增速整体下滑。

3.房地产热制约民间实体经济投资。首先需要强调一点，房地产同时具有商品和投机品的二重属性意味着房地产投资既可以是一种实体经济投资——生产出价廉物美的房子供人们居住，也可以是一种金融投机——以既有房产或地产为抵押，利用金融杠杆囤积土地或房源，推高房地产价格，然后在高位抛售套利。因此，在一线与二线核心城市，房地产更多地表现为投机属性的地方，房地产投资就不能视为实体经济投资，而应视为金融投机。

从消费需求的角度看，高房价让广大工薪阶层背负了长期的沉重的房贷，导致他们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把用于购买汽车、高科技产品、子女教育等等方面的钱都拿来还房贷，这相当于间接地“消灭了”实体经济企业的客户。从融资资源的角度看，消费方面的房贷和生产方面的房地产拿地和建设用贷从两个方面挤占了实体经济的融资资源。从实体经济企业的运营成本的角度看，高房价不仅会直接提高企业的厂房、办公用地的使用成本，还会间接提高企业的人力成本。因为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中开支最大的就是居住成本，这在一线城市尤为显著。除了居住成本外，饮食开支、教育开支、医疗开支等劳动力再生产成本都会因房价提高而上升，进一步增加企业的人力成本。

4.产业链难以整体搬迁将企业限制在东部沿海地区。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信息革命为标志世界经济进入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也即长波周期）的上升阶段。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宣布此轮长波周期上升阶段的结束，转入下降阶段。中国投资的高速增长，尤其是民间投资的高速增长，得益于世界经济的繁荣。随着世界经济景气周期下降阶段的来临，传统的投资项目利润微薄，甚至没有利润，私营企业被迫转型升级。如果没有低廉的经营用地成本和劳动力成本支撑，企业没有动力投资转型升级。企业当然乐意离开东部沿海，到中西部利用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地方政府也乐意发展制造业，稳定地提供就业。但是在分工高度细化和产业链高度融合的今天，单个企业不可能离开良好的配套产业独立存活。只要企业寻找配套的成本高于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带来的节约，企业就不得不“坚守”在高成本地区，而高成本又制约了企业的投资。

三、如何应对当前民间投资增速的下滑

既然国有投资增幅扩大是民间投资增幅下滑的结果，而不是原因，那么在所有制结构上做文章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民间投资增速的下滑问题。虽然允许私营资本进入金融、能源、电信等涉及国计民生的行业确实可能会在短期内增加民间投资。因为这些行业带有自然垄断特性，会享有竞争性行业不具备的垄断利润，所以私营资本进入这些行业之后获得的利润率通常会高于其在竞争性行业中获得的利润率，投资意愿自然增加。但是自然垄断行业的利润很大程度不是通过生产经营获得的，而是通过垄断信贷权力（如金融业）或攫取存量财富（如石油和采矿业）获得的。从国内外的实践来看，如果私营资本无须通过企业家精神，就能坐收这种带垄断性质的利润，那么这种不受“公权力”约束的私营资本所引发的投机热潮将会像黑洞一样吞噬着经济资源，严重抑制实体经济的发展，从而从根本上恶化民间投资环境。美国的金融投机与俄罗斯的石油寡头导致美俄两国产业空心化，都属于资本家的掠夺精神战胜了企业家的创造精神，美俄两国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因此，当前应该多从其他方面寻求解决之道。

1.良好的基础设施是提振民间投资的前提，中国仍有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空间。当前整个世界经济都处于长波周期的下降阶段，在下一波技术突破到来之前，经济中缺少现成的高收益投资项目。这个时候正是夯实基础，为新一轮技术突破和分工深化提供前提的时机。中国的投资过剩和产能过剩属于短期需求侧的过剩，而不是长期供给侧的过剩，因为在基础设施、通信、标准化、物流等一系列领域中国都与美国存在较大差距，中国的人均铁路里程仅相当于美国的7％，公路人均里程也仅相当于美国的16％，中国的人均固定投资水平仅为美国的一半。这些领域都需要增加投资来赶超美国。这些投资的主体是国有企业，因为基础设施的投资额巨大、投资回报率低、投资回收周期长，对民间资本的吸引力不大。但是，从目前的经济实践来看，政府也一直在探索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基建投资的方式方法。例如《中长期铁路规划》在“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一节中提出要广泛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投资铁路建设，创新铁路债券的发行品种和方式。再如财政部和发改委所推广的PPP模式。这些模式将撬动巨量社会资本，为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

2.严厉遏制房地产和金融投机。仅有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还远远不够，必须同时对整个经济结构进行干预，才能保证不仅财政支出的第一次被用于对社会有益的方面，还能在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被反复投资于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和服务。因为政策投入有一个“乘数效应”，这笔钱投下去进入整个经济系统后，会被再分配、再消费、再投资，政府无法控制这些钱的最终去向。如果经济结构没有理顺，土地投资或投机行为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针对房地产的信贷政策没有收紧，那么财政支出的钱最终都将流向房地产。房地产热已经严重地扭曲了中国的经济结构。日韩在房地产最兴盛的时代，房地产投资占GDP的比重都没有超过10％，而截至2015年第四季度，中国房地产投资占GDP的比重为14％，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资源错误配置。为了遏制房地产和金融投机，政府必须提高房地产的持有成本，限制投机者使用金融杠杆。对于没有经过生产过程的经济活动——也即不会创造新的商品和服务的经济活动，投资者都必须全部用自有资金从事此类活动，不得利用金融杠杆放大自己的收益，包括投资性和投机性购房、股票市场交易、国债市场交易以及其他所有金融衍生品交易等等。

3.为产业链的整体搬迁提供政策支持。过去招商引资只要为企业提供廉价的土地、劳动力和税收优惠即可，现在要吸引企业在中西部投资，除了传统的政策支持外，还要提供产业链上的相关配套。这对地方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更充分、更全面地了解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以及多个部门的协作配合，以便形成有效的产业政策。对于一些地方政府而言，做好产业规划，协调好产业政策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地方干部必然需要足够的激励机制才有动力做好此事。对此，国家可以考虑适时调整地方干部的考核标准，不仅仅考核其在任期内的地方经济情况，还要综合考量离任后其所有执政过的地方的后续发展情况。不仅仅考核GDP的绝对增长，还要综合考量GDP增长的质量与可持续性，也即是否有实体经济支撑，以及是否有相应的产业和就业。

陈先达：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

“姓马”容易“信马”不易。“姓马”是专业，“信马”是信仰。专业可以变为单纯谋生的手段，而信仰则是高于谋生的精神追求。我们应该做一个信仰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学说还是信仰

有人问我：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学说还是信仰？马克思主义当然是科学学说，但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共产党来说，对马克思主义者和一切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者来说，马克思主义学说可以成为一种信仰。这里所说的信仰，就是行为原则、理想追求、价值目标。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学说，它是以事实为依据，以规律为对象，以实践为检验标准的学说。事实、规律、实践，是任何一门科学的本质要素。不以事实为依据、不研究规律、不以实践为检验标准的所谓“学说”，不能称为科学。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学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依据的就是事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依据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事实，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总结，尤其是十九世纪上半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提供的科学成果；至于科学社会主义不同于空想社会主义的地方，正在于它是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包括哲学原理、政治经济学原理、科学社会主义原理，都是以事实为依据，以规律为对象，经过实践检验和仍然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具有规律性的认识。当然，它不可能详尽无遗地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思想。我们还在不断地根据新的时代，新的事实进行研究。基本原理可以丰富、运用和发展，但不能推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的发展，其事实依据就是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的实践，成果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新的概括和新总结，而标准仍然是实践。事实依据、规律概括、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学说始终如一的要素。

马克思主义学说是科学，绝不是说马克思主义揭示的规律可以没有人的参与而自动起作用。相反它必须有这种学说的信仰者为之奋斗，为之实践，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想才有可能实现。正如普列汉诺夫说的，月食是客观规律，没有人为阻止月食或促进月食而组织月食党，但为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必须组织革命党。由学说进到行动，由理论进到实践，必然进入到对马克思主义科学学说的信仰维度。一个不为马克思主义理想而奋斗，不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共产党，只是徒有其名的“共产党”；一个不为马克思主义理想而奋斗的人，最多可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而不是信仰者；可成为学者，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和作为信仰有区别吗？当然有。科学是共有的、普遍的，而信仰是个人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共产党的信仰，其中就包括每个共产党员个人的共同信仰。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规律，对所有的人都适用。资产者们可以不喜欢劳动价值论，不喜欢剩余价值学说，不喜欢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不喜欢社会主义最终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学说，总之，他们可以不喜欢马克思主义学说，反对或禁止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可是马克思主义揭示的规律照样存在。中世纪不会因为神学家们的反对，地球就不再围绕太阳旋转。马克思主义揭示的基本规律也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个人好恶取舍无碍于它的存在。“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用在此处，十分贴切。

信仰则不同。马克思主义只有对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者，对一切拥护马克思主义的人来说，它才是信仰。对于一切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或学者，它就不具有信仰的性质，而是反对的对象，被视为歪理邪说。任何信仰都是信仰者的信仰，而不能成为不信仰者的信仰。作为一种信仰，可以有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也会有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即使在马克思主义队伍内部，信仰的坚定性程度也不会完全一样。

对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科学和信仰是统一的。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信仰是否坚定，取决于它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态度。越是深入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个人信仰越是坚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是信仰坚定性的理论基础；而信仰坚定性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科学性的内化，化为内心的坚定的信念和情感：“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科学理论动摇，信仰就会随之倒塌。这就是为什么恩格斯要求追随者们要把社会主义作为科学来研究的原因。

科学信仰和宗教信仰的区别

在历史和现实中把马克思主义宗教化的学者并不少见。著名哲学家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中说，耶和华等于辩证唯物主义，救世主是马克思，无产阶级是选民，共产党是教会，耶稣降临是革命，地狱是对资本主义的处罚，千年王国是共产主义。这种比附当然是曲解，不值一驳。在当代，把马克思主义宗教化的现象并不罕见。约瑟夫·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中就明确说，“在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宗教”，因为，“第一，它提供了一整套最终目标，这些目标体现着生活的意义，而且是判断事物和行动的绝对标准；第二，它提供了达到这种目标的指南，这一指南包含着一个拯救计划，指出人类或人类中被选择出来的一部分应该摆脱的罪恶”。指摘马克思主义把资产阶级定为罪人，无产阶级视为上帝选民，资本主义视为罪恶，共产主义视为千年王国，是一种常见的歪曲和曲解马克思主义本质的伎俩。马克思主义宗教化，是把为改变此岸世界而斗争的学说，变为憧憬彼岸世界的梦想。理想化为幻想，革命学说变为劝世箴言。

宗教信仰是个人的私事，我们党保护宗教信仰自由。马克思主义作为信仰和宗教信仰有本质区别。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以事实为依据的信仰，是建立在规律基础上的信仰；宗教信仰是建立在“信”的基础上的信仰，我“信”因而我信仰。宗教信仰不追问“为什么可信”，而是“信”；科学学说不是问“信什么”，而是要问“为什么可信”。不能回答“为什么信”，“可信”的科学根据和事实根据是什么，就没有科学；而穷根究底地追问为什么信，为什么可信，信仰的科学根据和事实根据是什么，就没有宗教信仰。

马克思主义是救世的，是改造社会的，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学说；而宗教是救心的，宗教信仰是自救自赎的。宗教不企图改变世界，改变社会，而是各人回归自己的内心世界，改变自我。马克思主义解决的是社会不公问题，而宗教解决的是个人灵魂失衡问题。宗教抚慰对宗教信仰者有效，而对非信仰者无效。马克思主义以解放人类为目标，解决社会向何处去的问题。不管你对马克思主义信与不信，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消灭阶级，获得解放的不是某个人，而是整个社会。

马克思主义是治河换水，治水救鱼，只有水好，鱼才能成活；宗教是救鱼的，水有没有污染是否适合养鱼，这不是宗教的任务。宗教劝导各归本心，培养自己的慈悲心、善心、爱心。宗教有各种清规戒律，规范信徒的行为。从这角度，宗教具有伦理性质，修心养性，行善积德，劝人为善。宗教有它特有的社会功能，我们重视宗教对人心教化的良性作用。但社会不可能通过逐个改造人心而得到根本改造。只有变革社会，建立一个共同富裕的公平正义的社会，人才真正有安身立命之处。

对于虔诚的教徒来说，自己信仰的宗教是不能批评的。马克思主义不仅批判世界，而且提倡自我批评。一个郑重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一个有自我批评勇气，有改正错误勇气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一贯倡导批评和自我批评。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对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具有战斗性，还能够审查自身理论阐述的真理性和说服力。一个只能接受点赞而不接受批评的共产党，不是成熟的共产党；一个只讲蛮话，讲硬话，不准对自己观点质疑的人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定性表现为勇于坚持真理，敢于实事求是。乌云难以蔽日，真理不怕反驳。

十月革命送来的是真马克思主义

十月革命成果的丧失，苏联社会主义的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引起一些论者的怀疑：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究竟为中国送来的是真马克思主义，还是假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真经，还是俄国人自己炮制的“二手货”？如果认同后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就发生了根本动摇，九十多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被一笔勾销。

中国早期进步知识分子接触马克思主义的途径很多，开始并不是俄国，而是在日本、在法国，但就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最具影响，作用最大来说，当然是俄国十月革命。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判断的重大意义在于说明，对于正在寻找出路的中国革命者来说，不可能从日本找到出路，也不可能从西方找到出路，更不可能从十月革命之前关于马克思的片言只语的介绍中认识马克思主义。

俄国十月革命为中国树立了一个新榜样，这就是应该从无产阶级革命中寻找出路，从马克思主义中寻找指导，从社会主义中寻找出路。正是在十月革命的巨大影响下，李大钊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五期上发表热烈欢呼十月革命的文章《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之后又在《新青年》上发表著名文章《我的马克思观》《马克思学说》《马克思研究》《马克思传略》等文章比较全面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这些文章都是在十月革命之后撰写和发表的。这不是偶然的。也就是说，俄国十月革命为中国革命者打开了另一扇窗子，而不再把眼睛盯住日本和西方，盯住资本主义世界。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对中国早期革命知识分子为改变中国命运，找到“真经”、找到“出路”的一种最形象的说法。

其实，中国共产党人并不只是读俄国人的著作。《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哲学的贫困》等等，也不能说是俄国人的著作。列宁著作也不能说是假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就推崇过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帝国主义论》《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笔记》等等。我们不能把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把列宁主义摒弃在马克思主义之外。列宁主义是列宁根据俄国实际情况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理应包括在马克思主义之内。

我们国家也翻译过苏联时代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这些著作不能说都是伪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以苏联解体作为判断依据，把列宁著作，也包括我们曾经翻译过苏联学者的著作全都归为二手货，这不能认为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苏联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某些论点可能会存在某些错误，有些教条化的倾向，这不能成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假马克思主义的依据。

十月革命为人类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这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事件。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具有重大影响，但中国革命并不是十月革命的翻版。中国不是走城市工人武装起义的道路，而是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不是剥夺资产阶级，不是把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敌人而是作为朋友，采取的是赎买政策。中国革命的道路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不是俄国道路的翻版，而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这个道路我们称之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

关键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经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如何对待从俄国传来的马克思主义，包括从俄文翻译过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列宁、斯大林的著作，以及俄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著作。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历来主张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或个别论断。这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难道会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而会变成非马克思主义，变成“二手货”吗？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某个时期，我们的某些实际政策和体制会受到苏联的影响，因为当时没有别的社会主义建设样板，但我们并不是对苏联亦步亦趋。中国从“以俄为师”转向“走自己的路”，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的是一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二手货”论的观点，无法解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也无法解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成就。

摒弃共产主义理想，就不是马克思主义

谈论马克思主义完全避开共产主义理想，就不可能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很多年来，“共产主义”这个词似乎已经被遗忘了。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到共产主义理想问题。他说，革命理想高于天，实现共产主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来说，共产主义理想和信仰的确是钙，是脚跟能否立稳，腰杆能否挺直的关键。

我们的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我们也看到一些与改革初衷不符的现象，如两极分化，贫富对立，官员腐败、社会道德与价值观念的混乱，生态环境的恶化；看到了市场经济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也看到了它的某些消极面，它对社会的政治、思想和道德带来的侵蚀。马克思主义应该是社会医生。在旧社会，我们通过社会革命的方法治病；在当代社会主义中国，我们是通过深化改革“治病”。改革是通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说，这种改革是有方向的、有立场的、有原则的。原则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立场就是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使人民幸福满意；方向就是通过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并逐步走向共产主义。

在现实生活中，对共产主义理想我们可以看到两种不同态度：一种是少数不当利益获得者，暴富者，一听“共产主义”就感到浑身发毛。似乎此时谈论共产主义目标和理想，就是否定改革，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另一种是对贫富两极化不满，对自己处境不满的人，什么共产主义，纯粹是乌托邦。我看不到，我儿子看不到，我孙子也看不到。两种不同的议论，仿佛处在同一链条中的两端。处在链条一端的既得利益者害怕共产主义；处在链条另一端的人，根本不相信有什么共产主义。

这里涉及什么是共产主义的理解问题。共产主义应该包括三种不同的涵义。其中，作为社会形态的共产主义，是指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它需要生产力的高度发展，需要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极大丰富。这是需要多少代人努力才能建设成的。我们距离这个目标还很遥远，但并不能因其遥远而根本不能提。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回答“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废除？”时，明确说：“不，不能，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生产力扩大到为实行财产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因此，很可能就要来临的无产阶级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社会，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在人类历史上，私有财产制度是人类走出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杠杆。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和生产力的发展起过非常积极的作用，《共产党宣言》对此有过公正的评价。当一种所有制关系仍能够容纳生产力发展时，它就有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私有财产制度的存在和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我们并不反对私有财产制度，但要坚决反对动摇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全盘私有化思潮。

作为成分的共产主义因素，可以存在于社会主义现实中。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不是在某个早晨一觉醒来就会出现的，它有个不断积累的过程，是一种具有连续性的运动过程，是一个共产主义因素在社会主义过程中不断增长的过程。在这种意义上，共产主义并非“烟涛微茫信难求”的太虚境界。马克思明确说过，“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应的理想。我们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的现实的运动。”在我看来，我们党中央确定的“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强调共同富裕，强调全部脱贫，强调在教育、医疗、住房等等方面，既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发挥政府的作用、公共财政的作用。凡是泽及全体人民的公共福利，不断增进人民福祉，朝共同富裕方向前进，就是在社会主义中不断增加共产主义因素。因为它不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纯市场行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最低程度的按需分配。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九层之台，起于垒土。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共产主义因素的增加，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可以做到的。我们国家实行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与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并非冰炭，而是相得益彰。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经济运行方式是市场经济，但我们社会的性质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市场社会，即不是把社会全部交给市场支配，让看不见的手作为上帝主宰一切的社会；我们社会的主导观念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不是以货币作为衡量一切关系的拜金主义观念。

有人会说，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一些福利国家，这方面比我们做得更好。如果说共产主义因素的话，它们才应该叫共产主义呢！这里有个最简单但又最不容易被一些人明白的道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社会福利多少，能否持续维持，取决于劳动者能创造多少财富。税收从本质上说是剩余劳动的积累。归根到底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而非富人的恩赐。“羊毛出在猪身上”的说法是蒙人的。说到底，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福利，最终目的仍然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是稳定资本主义制度的压舱石。因此某些福利国家仍然是改善了的资本主义社会，而不是社会主义社会，更不会走向共产主义。

我们国家仍然是发展中的国家。我们的社会福利还不多，还不普及，但从本质和发展总的方向来说，是朝着共产主义方向前进的。正是通过这种因素的不断增加和积累，经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建设会逐步超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变为发达社会主义社会，并逐步走向共产主义。借用中国传统文化的说法，是由“小康社会”走向“大同社会”。这个过程的长短取决于国际国内的多种因素，但我们是在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的。现实与理想相比，是不完美的，与不完美的现实相比，理想是超越的。我们国家的社会福利虽然现在还少，但它不是贫富分化，只有一部分人富起来的现实状况的固化和补救，而是朝共产主义社会一步步前进的台阶。

从理想目标角度来看的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和共产党人奋斗的最高纲领。如果不以共产主义为目标，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什么要撰写《共产党宣言》？在《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毫不隐讳地向全世界公开说明的观点、目的和意图是什么？《宣言》开宗明义写得清清楚楚。没有共产主义目标，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会产生马克思主义。不以共产主义为最高目标，中国共产党何必称为共产党？如果中国共产党不是朝共产主义前进，那我们是朝什么目标前进呢？没有目标的航行是永远不能抵岸的航行。这不能称为航行，而只能称为漂流。一个随波漂流的共产党，能称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吗？正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以共产主义为最高纲领和目标的党，因此我们要求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应该立足现实，尽心尽力做好本职工作，在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同时，不能忘记这个远大理想和目标。

要不要对青少年进行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会有争论。其实任何社会制度都会有关于自己制度的理想，都会宣传这种理想。资本主义社会诞生前，反对封建制度的启蒙主义者们抱有对新制度的期待，他们是一些有卓越才能的思想家和理论家，是憧憬新制度的理想主义者；在资本主义诞生并巩固后，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者和理论家们，他们制造各种理论和学说，宣传私有制度是人类社会的永恒基础，个人主义是人类最高价值，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可超越的制度。他们实际上是在进行资本主义优越性的宣传和教育。这种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和学说，不仅影响和培育一代又一代的资本主义的拥护者，甚至影响到无产者。只要读读葛兰西的《狱中札记》，读读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就懂这个道理。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就不能宣传自己的理想呢，就不能用自己的理想教育我们的青少年呢？我们的先烈为共产主义理想而牺牲，推翻了旧政权，但不可消灭几千年私有制度永恒的观念。私有观念比旧的制度要活的长久。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与传统的私有制观念在本质上是相一致的，它是延续了几千年的私有制度的当代形态，具有深厚的私有观念的传统。现代世界的人类，是在延续了几千年私有制度下生长起来的，因而私有观念已经被西方有些学者视为人性，资本主义私有制度是与人性相适应的制度。只要读读弗兰西斯·福山把共产主义视为与人性相对立的制度就可以知道。在他看来，资本主义是符合人性的，而“共产主义对自由构成的威胁是如此直接和明确，其学说如今这样不得人心，以至于我们只能认为它已经被完全赶出发达世界”。

我们很清楚，共产主义理想和信仰的教育是一个艰巨的任务。现实的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比刚刚摆脱贫困的我们国家具有某些先发优势。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看不到当代中国是近百年来从未有之巨变，总是振振有词为资本主义优越性辩护的原因。但我们不能因此就放弃共产主义理想教育。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不是讲空话、讲大话。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进行中国传统基本的伦理和道德教育的同时，适当进行共产主义教育，进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教育，并不是要他们立即从事共产主义建设，而是把它作为世界观和人生观教育的一部分，让我们的青少年明白人类社会将来在朝什么方向前进，什么样的制度是人类最美好的制度，什么样的理想是人类最美好的理想。虽然我们现在距离共产主义社会还有很长一段路，但如果我们的青少年特别是大学生，一点不懂社会发展史，不懂什么是共产主义，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不可能真正理解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本质和中国社会的未来走向。

不能把共产主义理想教育和现行政策对立起来。在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条件下，会有民营企业家，会存在贫富差别，会有一部分人成为亿万富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会存在资本和劳动的分离，一部分人是企业主，而另一部分人是依靠工资为生的劳动者。我们并不反对合理合法地拥有财富。富人增多，中产阶层壮大，有利于社会总体财富增加。社会总体财富的增加，有利于增进全民福祉。马克思说过，“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但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现行政策放在共产主义学说的理论总体框架内来理解。

我们反对强调共产主义目标和理想，采取“左”的政策，重新回归平均主义。这方面我们有过教训。但我们也必须明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属于共产主义这个总过程的一个阶段。它是过程，而不是终点；现存的种种社会矛盾也是前进过程中的现象，应该通过全面深化改革逐步化解，而不是加深和固化。如果把共产主义目标排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之外，完全不许讲共产主义理想和目标，这种不知最终向何处去的“改革”，会模糊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最终走向的认识，容易被一些人对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做出种种错误解释。这正是新自由主义最最期待的。

共产主义事业是伟大的充满艰难险阻的事业，也是长远目标。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不能因为自己的生命短暂看不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而发生动摇。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如果我们的眼界受制于个体生命的长度，而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厚度和深度，我们往往是短见的、近视的，遇到挫折和风波就会动摇。这就是为什么革命胜利、革命高潮时，“马克思主义者”如此多，而在革命低潮，在革命失败，在社会主义遇到严重挫败时，原来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有些人倒戈、忏悔。他们都是以自己的生命长度作为衡量理论、信仰价值的尺度。

姓马光荣，信马很难

姓马是光荣的，历史上没一种学说有马克思主义如此大的吸引力，凝聚力；也从来没有一种学说像马克思主义这样，如此深深地改变世界，使资本主义世界对它如此害怕；也没有一种学说像马克思主义这样让维护资本主义的形形色色的理论家为驳倒它而绞尽脑汁，劳心费力。一代又一代、一批又一批，一次一次宣布马克思主义已经被消灭、被驳倒，可马克思主义依然是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学说。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而是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失败，是一种僵化体制的失败。它从反面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并不是因为当政者创造性地，与本国实际结合起来应用马克思主义，而是走了一条由教条主义到修正主义，到最终解散共产党取消马克思主义的道路。走了一条由深陷泥潭到彻底没顶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现实之间，存在着一个由理想转变为现实的中间环节，这个环节就是共产党人的实践和实际路线和政策。马克思主义真正发挥作用必须有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有一大批矢志不渝为之奋斗的忠诚信仰者和实践者。宣布取消共产党领导，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注定没有任何可能通过总结教训来挽救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社会必然失败，回天乏术。

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很难，做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更难。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了胜利，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不存在因为坚持马克思主义而杀头、坐牢、流血的问题。但社会主义建设绝不是坐在咖啡馆喝咖啡，高谈阔论，指点江山。对共产党人来说，革命有革命时的生与死的考验，和平建设时期有顺境与逆境的考验，改革有改革时利益关系调整中的金钱考验。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时期的考验更大，因为它是原有的社会关系和利益关系的一次大的调整。在现实生活中，经不起市场经济考验、经不起改革开放考验，经不起地位变化考验，经不起金钱考验的“老虎和苍蝇”并不少。

在改革开放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方向，对理论工作者也是一个考验。改革开放是关乎中华民族命运的大事，也是对每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考验。在意识形态领域，我们一定要头脑清醒，能辨别理论上的大是大非。做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不仅要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养，吸取人类积累的广博的知识，而且要有关心社会现实问题和以人民利益为中心的激情和热情。曲论阿世，信口乱言，我死后管它洪水滔天的人，不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毛泽东在《水调歌头·游泳》中的这两句词，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座右铭。

陈志刚：从制度上构筑多层次的“同心圆”

核心提示：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需要筑牢党的同心圆。必须强化系统思维，坚持多措并举加强制度建设，做到党内党外、举国上下、各级政府、社会各界、网上网下同心同德。筑牢党的同心圆，其前提在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能够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依靠人民、服务人民；关键在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制度；核心在于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基础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什么是同心圆？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动员全国各族人民，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只要我们把政治底线这个圆心固守住，包容的多样性半径越长，画出的同心圆就越大”。当前，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之重前所未有，风险挑战之巨前所未有。制度建设具有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稳定性，是国际竞争的根本，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的长效机制。必须以巨大的战略定力和创新毅力，从制度上构筑多层次的同心圆，凝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坚持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确保各方面齐心协力

面对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必须有一个领导核心，这个领导核心只能是当代中国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没有自己狭隘的私人利益，所以在当代中国，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只有中国共产党，而没有别的政治力量能够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能够凝聚社会各阶层纷繁复杂的利益。近代以来的历史充分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面貌焕然一新，中华民族结束了被外族欺凌的历史，中国人民翻身解放、成了国家的主人，中国实现了从落后时代、追赶时代到引领时代的转变。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地位不动摇。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坚持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是确保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的基本要求，是构筑社会各界齐心协力的同心圆的坚实基础。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切实贯彻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切实保证了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防止出现群龙无首、一盘散沙的现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土地上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具有独特的文化基础、理论基础、实践基础。这一新型政党制度具有独特的优势，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利益的弊端，也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者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弊端，还避免了囿于狭隘的党派、阶级、区域和集团利益进行决策施政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体现了协商民主的优势，能够促进社会各界的大团结大联合。实践证明，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强有力的领导，中国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取得了超过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现代化成就，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飞跃，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必须完善党领导机关、企业、学校、社区、群团组织等各个单位组织的制度，建立健全党对重大工作的决策机制、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坚持总揽而不包揽，协调各方而不替代，切实贯彻落实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职责，把党的领导落实在治国理政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健全各级党委（党组）工作制度，强化党的组织在同级组织中的领导地位，确保党的重大决策部署能够在各个部门得到贯彻。完善党领导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国防军队、祖国统一、外交、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各项事业的具体制度。积极推进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努力从机构职能上解决党对一切工作领导的体制机制问题”，确保党和国家机构优化协同高效。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全党全国的思想政治行动上下同心同向同行

构筑同心圆，必须确保全党全国上下同心。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统一。

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一个基本观点。在无产阶级政党组建初期，马克思就强调权威和纪律的重要性，严厉批判巴枯宁等人从自由主义出发，鼓吹“支部自治、各自治小组的自由联合、反权威主义、无政府状态”这些“动听的词句”。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失败的沉痛教训时也强调：“巴黎公社遭到灭亡，就是由于缺乏集中和权威。”“没有权威，就不可能有任何的一致行动”，“而没有这种统一的和指导性的意志，要进行任何合作都是不可能的！”列宁也指出，“在党组织中真正实现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是一项重大的、严肃的和非常重要的任务”，以确保“党的政治行动必须一致”。

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维护党的领导核心，对于确保党的团结统一，凝聚强大战斗力，具有重要意义。毛泽东同志指出，要建立领导核心，反对“一国三公”。邓小平同志也指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根本原则，是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根本保证。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严密的组织纪律，是我们党的独特优势，也是我们党始终拥有强大战斗力的重要原因。坚持“四个服从”，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最重要的就在于坚持全党服从中央。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大国，党中央必须有一锤定音、定于一尊的权威。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着9191.4万党员，有着468.1万党组织的大党，要管好治好，就必须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没有坚强的领导核心，就没有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全国上下就会各自为政、一盘散沙，就难以形成强大的战斗力、凝聚力、领导力。只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凝聚党心军心民心，才能确保全党全国上下同心同向同行，战胜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中共中央政治局要率先垂范，坚决贯彻中央政治局委员向总书记述职制度。健全党中央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完善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落实机制，确保中央对重大决策定于一尊的权威和令行禁止、畅通无阻。严格执行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健全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的组织制度，形成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组织体系。

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在革命时期，民主人士黄炎培和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窑洞中，总结中国历史“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现象，提出了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重大命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他明确指出，“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越是长期执政，越不能丢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色，越不能忘记党的初心使命，越不能丧失自我革命精神”。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不忘本来，才有未来。只有始终坚持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初心和使命，中国共产党才能永不变质、永不褪色，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始终以百姓心为心，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结成牢固的同心圆。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必须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长效机制，使党员干部恪守党的性质宗旨不变质，坚定理想信念不动摇，坚定奋斗目标不自满，弘扬革命精神不懈怠，从而与时代同呼吸，与人民共命运，不断以党的伟大自我革命推进伟大社会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首先，要建立学习贯彻维护党章的巩固制度。“党章是党的总章程，集中体现了党的性质和宗旨、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党的重要主张，规定了党的重要制度和体制机制，是全党必须共同遵守的根本行为规范。”党员干部必须在深入学习党章的过程中，经常与党章对标对表，强化理想信念，加强党性修养，提升宗旨意识、纪律意识，严格遵守和维护党的章程。

其次，要坚持学习教育的常态化、制度化，深入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理论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坚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必须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之上，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之上。只有深入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保持对远大理想和奋斗目标的清醒认知和执着追求，才能看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坚守为人民服务的初心，担当民族复兴的使命；才能正确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畏浮云遮望眼”，“乱云飞渡仍从容”，坚定“四个自信”。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提升党性修养、思想境界、道德水平的精神营养，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在胜利和顺境时不骄傲不急躁，在逆风逆水时不退缩不动摇，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最后，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任务，深入掌握其精髓要义，推动全党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把握了新时代国内国际的新情况新挑战，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是全党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

健全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的各项制度，确保党心民心永结同心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是历史的主体。人民是我们党的力量之源、胜利之本、执政之基。只有健全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的各项制度，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党治国理政全部工作之中，才能密切党群关系，确保党心民心永结同心，巩固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

首先，必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切实保证人民的主体地位，确保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推进任何一项重大改革，都要站在人民立场上把握和处理好涉及改革的重大问题，都要从人民利益出发谋划改革思路、制定改革举措”。在政治上，要深入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民主制度，实现广泛的、多层次的人民民主。在经济上，要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不断前进。此外，要健全人民文化权益保障制度，坚持和完善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把改革发展的成果惠及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其次，建立健全调查研究制度、民主决策制度、人民群众诉求表达机制。围绕改革发展稳定中的重点难点，围绕关系人民群众切实利益的问题，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把调查研究贯穿工作谋划、决策和执行全过程，贯穿发现和解决问题、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全过程。积极开拓多层次的政治参与渠道，坚持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及时了解人民群众的心声，确保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

再次，建立健全党员干部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各项制度。完善党员、干部直接联系群众制度，推行党员志愿服务制度，切实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办难事、办好事，不断提高党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政府的公信力。要把联系服务群众与经常性做好群众思想政治工作结合起来，在解决实际问题中教育引导群众、组织凝聚群众，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最后，完善党和国家权力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要坚持公权姓公、秉公用权，反对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特权现象。坚持以党内监督为主导，推进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和巡视监督统筹衔接，充分发挥其他监督机制的作用，强化监督合力，切实保证对公权力监督的全覆盖、有效覆盖。另外，还要坚决查处一切与党离心离德的贪污腐败分子。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牢牢把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避免西化、分化、分裂，确保网上网下风清气正、同心同德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深刻变化，日益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西方国家借中国改革开放之机，通过各种途径不断鼓吹新自由主义观念，鼓吹“普世价值”、三权分立，妄图以意识形态领域为突破口，西化、分化中国。毋庸讳言，一段时间以来，马克思主义在有的领域中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一些人心为物役，信奉金钱至上、名利至上、享乐至上，心里没有任何敬畏，行为没有任何底线。历史和现实都警示我们，“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意识形态面临的风险挑战，前所未有地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他明确强调，意识形态工作具有极端重要性；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上，我们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必须取得全胜。

构建党的同心圆，巩固全民族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教训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元化指导地位，绝对不允许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必须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坚持党校姓党，坚持党管媒体原则不动摇，坚持政治家办报、办刊、办台、办新闻网站，积极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立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

必须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统一起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和社会治理。完善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法律政策体系、征信体系，体现到思想道德教育、文化艺术创作的全过程，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主流共识，引领各种社会思潮。

必须加强网络治理，依法治理网络。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凝聚共识工作不容易做，大家要共同努力。为了实现我们的目标，网上网下要形成同心圆。”我们能否顶得住、打得赢，直接关系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必须依法坚决制止和打击一切利用网络鼓吹推翻国家政权，煽动宗教极端主义，宣扬民族分裂思想，教唆暴力恐怖活动等的行为，确保网络空间风清气正，网上网下万众一心。

总的来说，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需要筑牢党的同心圆。必须强化系统思维，坚持多措并举加强制度建设，做到党内党外、举国上下、政府各部、社会各界、网上网下同心同德。筑牢党的同心圆，其前提在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能够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依靠人民、服务人民；关键在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制度；核心在于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基础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实践创新永无止境，制度创新也永无止境，党的同心圆制度安排也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创新。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部主任、研究员、博导）

陈志刚：深入推进守初心担使命长效机制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越是长期执政，越不能丢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色，越不能忘记党的初心使命，越不能丧失自我革命精神。要持续推动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必须从四个维度把握初心和使命的精髓要义，深入推进长效机制建设。

守初心、担使命必须恪守党的性质宗旨不变质。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这是守初心、担使命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党的初心和使命集中体现了党的性质宗旨，反映了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以及坚定不移地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崇高价值追求。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不忘初心，首先就要不忘人民，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政治立场，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以百姓心为心，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是党的初心，也是党的恒心。牢记使命，就是要牢记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感、责任感，勇于肩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使命，勇于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是我们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政治立场，牢固树立群众观点、深入贯彻群众路线，建立健全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长效机制，着力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使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筑牢党长期执政最可靠的阶级基础和群众根基。

守初心、担使命必须坚定理想信念不动摇。中国共产党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是由共产党人所坚持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马克思主义信仰决定的。我们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无产阶级解放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之前，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理论都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是为统治阶级奴役人民大众服务的。只有马克思主义看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坚定不移地为最广大人民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服务。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初心和使命，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它与资产阶级政党具有本质的区别。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就没有思想基础，想守也守不住，想担也担不起。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要继续守初心、担使命，必须继续坚定不移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强化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动摇。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最重要的就是坚持和巩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地位。为此，必须建立健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教育的长效机制，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教育培训，从而筑牢信仰之基，掌好思想之舵。

守初心、担使命必须坚定奋斗目标不自满。守初心、担使命，不能忘记我们的长远目标、最高纲领，必须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上开拓未来，坚定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目标。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就是因为它自成立之日起，就树立了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据于共产主义，也必然走向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源和逻辑前提。我们正是依据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理想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虽然在当今世界，资本主义在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仍然表现出一定的优势，但美国霸权衰落、第三波民主式微、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陷入困境、西方中心世界没落已经显露。我们必须坚定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理想信念。我们要用初心与使命来校正我们的方向，对标对表，坚定地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

守初心、担使命必须弘扬革命精神、斗争精神不懈怠。革命精神、斗争精神跨越时空、永不过时，是共产党人的宝贵财富，是砥砺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不竭精神动力。在28年的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一系列革命精神，从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到抗战精神、延安精神，再到西柏坡精神，凝聚了前所未有的磅礴力量，铸就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继续弘扬革命精神、斗争精神，形成了抗美援朝精神、大寨精神、铁人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不畏霸权主义的恐吓而站稳了脚跟。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改革开放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抗震救灾精神、北京奥运精神、抗击非典精神等，敢于以巨大的勇气突破前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我们党正带领人民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形势环境变化之快、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对我们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前所未有。任何贪图享受、消极懈怠、回避矛盾的思想和行为都是错误的。为了成功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我们必须继续弘扬革命精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要以“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的顽强意志，应对好每一场重大风险挑战。只有大力弘扬革命精神、斗争精神，不断以党的伟大自我革命推进伟大社会革命，才能把党的十九大绘就的宏伟蓝图一步一步变为美好现实。为此，必须建立健全党员干部培养机制，注重在基层一线和困难艰苦的地方，培养锻炼年轻干部的革命精神、斗争精神。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

陈志刚：中国共产党不可比拟的优势

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救灾工作，强调要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密切联系群众优势转化为防汛救灾的强大政治优势，让党旗在防汛救灾第一线高高飘扬。从防控疫情到抗洪救灾，每到关键时刻，我们都能更加直观、深刻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优势，更加坚定对中国共产党驾驭复杂局面、应对风险挑战的信心。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从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不可比拟的优势中，可以一窥奥秘。

思想理论优势。中国共产党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这使得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时代前列，站在理论的制高点上。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为我们观察世界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历史观、认识论和方法论。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能够清醒把握国际国内形势，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做出科学的决策部署。中国共产党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学习教育的常态化、制度化，使得理论武器不仅为党员干部所掌握，而且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并转变为改造世界的磅礴力量。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念，使得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时期战胜了一切困难和挑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精神动力。

组织优势。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它不但吸纳了中国社会绝大多数的优秀分子成为党员，拥有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具有任何其他政治团体所不可比拟的人才优势，而且善于团结、凝聚一切对党领导的伟大事业给予支持的政治力量。中国共产党实行民主集中制，具有严密的组织体系和纪律，覆盖所有部门、所有领域，深入基层。与相对比较松散的、高高在上、没有广泛群众基础的西方政党不一样，中国共产党能够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具有很高的效率和执行力，能够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

制度优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能够经受一切风险考验的根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新型政党制度。这一制度反映了我国各族人民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它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有效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者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弊端；它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切实保证了国家政策的连续性和长期性。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切实保证了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中国共产党坚持党对一切武装力量的绝对领导，坚持和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确保了中国社会的稳定，为改革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具有独特性和优越性，具有西方制度不可比拟的治理能力。

密切联系群众优势。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最大的政治优势。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政治立场，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站在了道义的制高点上。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政党，始终把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的各个方面，不断推进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因此获得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成为中国共产党创造历史奇迹的不竭动力。

勇于自我革命的优势。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最鲜明的品格。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敢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敢于不断创新和纠正自己的偏差、错误；另一方面，我们党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没有一党之私，敢于面对一切批评，敢于刀刃向内革除自身病症，敢于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态度推进反腐败斗争。这是中国共产党具有勇于自我革命的优秀政治品格的根本原因。近百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革命、建设、改革中，不断发展壮大，能够在各种力量的反复较量中脱颖而出，能够战胜一切风险和考验，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了自我革命精神，高度重视党的自身建设，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执政党，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党。勇于自我革命的精神，使共产党锻造了一身钢筋铁骨，能够不断顺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新要求，推动历史不断前进。

总之，中国共产党具有其他政党所不具备的显著优势，是最有理由自信的。在坚持党的领导这个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原则问题上，全党全国必须保持高度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丝毫不能动摇。必须不断加强党的建设，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深刻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使党变得更加坚强有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程恩富侯为民：西方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激化

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当代的主要表现形式。虽然当代金融危机在生成路径和结果方面体现出新特点，但并没有根本改变资本主义危机生成和演变的基本逻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仍然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而这一基本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四对具体矛盾在21世纪初的激化，只是当代资本主义在其生产关系允许范围内的局部调整而已。那种以为金融危机的主因在于“信心不足”“操作失误”“过于贪婪”“监管不力”等观点，显然是片面或错误的。

一、寡头利益短期化激化了企业内部人控制与整体长远利益之间的矛盾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领域一个显著特征是股权的分散化。表面看来，股权分散化似乎可以缓和劳资矛盾，即让部分劳动者在名义上成为私人占有者，从而形成所谓的“人民资本主义”制度。但事实上，这不仅无法掩盖私人垄断寡头控制国民经济的实质，而且加剧了企业中代理人局部利益与企业整体风险之间的矛盾，在微观领域激化了资本主义内在矛盾。

一方面，股权分散化推动了资本集中程度的提高，增强了寡头资本的控制力。在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大企业特别是金融大企业的股权结构以法人资本所有制为基础，使个人股东的股权比较分散。如高盛集团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只有1.74％。而在个人股权分散化的同时，法人股东的股权却高度集中，导致少数法人股东能轻易地掌握企业控股权。在美国，机构法人股东，包括年金基金、共同基金、人寿保险公司以及运用信托资金和年金的商业银行信托部等，其持有的股份比重不断上升，持有普通股股票比例从1981年的38％上升至1990年的53.3％。而法人股东的存在，又催生了一个高薪的代理人群体，使之成为垄断资本的工具，并加重了整个劳动大众的负担。

另一方面，在股份公司中私人资本所有者仍然是法人股东的最终所有者和最终委托者。虽然股份公司资本规模日趋庞大，但掌握控制权的寡头占股比例却相对较小，常常以损害全体股东利益为代价，而追逐私人利益或极少数人局部利益。同时，个人股权的高度分散性，不仅将职业经理人塑造成为企业经营管理活动的实际组织者和局部控制者，更导致私人大股东对企业的运行采取“理智的冷漠”态度和“搭便车”策略，从而弱化了对法人股东和经理人等代理人的监督和制约。而金融寡头实施的以股票期权计划为代表的薪酬体系和无风险的高额退职金，以及私人大股东控制的董事会与经理层“合谋”转嫁投机失败损失的连环证券化和国家救助制度，则大大诱发代理人和整个高管层的高风险短期套利行为。如作为金融危机起点的美国次贷危机，便是私人银行与私人房地产开发商“合谋”，向还款能力没有保证的中下阶层提供“次级贷款”，并依赖于风险转嫁制度所致。因此，股权分散化的私有垄断制及其企业管理模式，容易形成高管层为追求个人巨额收入极大化而追求利润极大化，日益采用风险较大的金融工具以及次贷方式，这就导致个别企业对短期利益的追逐和投机冲动与宏观上企业整体风险不断积累并存，使金融危机不可避免。

二、经济发展虚拟化激化了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内在矛盾

金融活动的高度社会化，是生产社会化在当代的一个重要特征。而信用的日趋独立化、体系化以及信用工具的不断创新，又是金融活动社会化的基础。在马克思看来，信用的扩张意味着货币在观念形态上的膨胀，与之相应的是虚拟资本在总量上的扩大。当代资本主义金融活动的高度社会化，正是以虚拟经济的片面发展和非理性繁荣为标志的。

种类繁多的金融衍生品是虚拟经济的主要载体。以美国为例，金融资本家打着金融创新的旗号，通过不断延长的证券化链条，创造了住房抵押贷款支持债券、担保债务权证和信用违约互换等衍生品。由于这些金融衍生品的疯狂生长，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以前美国的虚拟经济规模已远远超过实体经济。有数据表明，2007年全球衍生金融产品市值达681万亿美元，是全球GDP的13倍，全球实体经济的60多倍。而美国的金融衍生品市值则高达340万亿美元，是美国GDP的25倍，形成了大量的“有毒资产”。

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失衡本来是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常态。但虚拟经济的过度发展，掩盖了资本主义的全面生产过剩，使之表现为隐蔽的相对生产过剩。据有关学者估算，1987年以后的短短20年间，国际信贷市场的债务翻了大约4倍，从近110亿美元猛增到480亿美元，远远超出了经济增长率。虚拟经济的发展，还加快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去工业化趋势，使国际垄断资本尽量绕过产业资本而力图通过金融资本获取高额利润，并加快在全球的产业布局，将生产配置到生产成本较低的国家和地区。这种去工业化加剧了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经济结构的失衡，并加剧了全球范围内产业资本间的失衡，使得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形成巨大的鸿沟。

经济发展虚拟化激化了实体领域和金融领域间职能资本的矛盾，使金融资本创造的利润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中职能资本创造的剩余价值，从而体现出更强的掠夺性。不过，当实体领域资本以坏账和滞销商品的形式出现，并以资本的急剧贬值告终时，建立在其上且以信用和债务链条构筑起来的虚拟经济王国也就随之崩塌。虚拟经济发展过度超前于实体经济的“脱实向虚”状况，是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经济结构领域的具体表现，是经济运行风险不断积累并导致金融危机的现实缘由之一。

三、分配差距悬殊化激化了生产无限扩大与有效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

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不平等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基础，分配差距悬殊化则是必然结果。在当代，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不仅通过对现实生产过程中劳动者的奴役攫取财富，还利用国家力量压低收入和福利，增加劳动者负担，在国家和全球范围内加剧了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以下几个途径使分配差距日益悬殊。一是打压工会力量，维持较高的失业率，直接压低工资水平。二是在劳动用工上推行灵活用工和弹性用工制，变相压低劳动者收入。三是推动社会保障体制的私有化改革，以压缩劳动者工资中可以用于消费和储蓄的份额，进而实现对家庭储蓄的控制。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金融危机前的1991－2007年，美国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从37.58％逐渐上升至41.64％。而最低收入组（10％）的收入份额从1.79％下降至1.24％，最高收入组（10％）的收入份额则从26.68％上升至30.55％。显然，占人口少数的收入份额占有比例不断上升，而占人口绝大多数劳动者及其家庭成员所拥有的收入占比日趋缩小，相应地会导致全社会的有支付能力需求进一步萎缩。

分配差距悬殊化则强化了对中下层劳动者消费信贷的依赖。然而，大众的消费信贷本质上是寅吃卯粮。由于这些大众消费是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因而信贷消费本身就意味着资本对劳动者未来劳动力支出的透支和挤压，从长远看会更加压缩整个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同时，由于资本方这一信用扩张运动，又加快了资本本身的积累，促使资本主义生产经营在全球的扩大进一步加快，因而无形中加大了经济运行的整体风险。

就引发危机的次级贷款来说，劳动者收入的相对下降加剧了住房过剩，住房贷款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生产过剩，但分配差距拉大却会使之陷入更大的泥坑。事实也正是如此，限于降低中低收入阶层资质的需要，2001－2006年次级贷款占美国住房抵押贷款总量的比例本来就已经由5.6％上升至21％。但迫于金融资本虚拟化的要求，2006年美国新增的中级贷款和次级贷款更进一步急剧上升，分别占到了当年美国新增住房抵押贷款的25％和21％。显然，住房抵押贷款支持债券、担保债务权证和信用违约互换等金融衍生品的发展，只能转移次级贷款等金融资产的风险，而不能消灭风险。这种“债务经济模式”创造了虚假的需求泡沫，的确暂时缓解和掩盖了生产经营扩大和劳动者消费不足的矛盾。但一旦遇到利息率上升、大量失业或还贷断供等经济事件时，必然会因债务违约产生全面连锁式的支付危机，成为引发金融危机的导火索。

四、经济调节唯市场化激化了个别企业有组织性与社会生产无秩序之间的矛盾

生产经营的高度社会化，需要有与之相应的国家调节，这是现代市场经济正常和持续运转的必要条件，而现代资本主义各国转向经济调节的唯市场化，必然激化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经营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经营无政府无秩序状态之间的固有矛盾。这也是导致资本主义金融危机反复发作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一个计划性和组织性程度较高的社会中，社会生产遵循着按比例发展的内在规律，生产的社会组织与个别企业的生产计划就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少量的生产过剩只能是局部和偶然的现象，社会生产和经济运行是良性发展的。不过，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度决定了其企业内部的高度计划性和组织性，并不会转化为整个社会生产的按比例性。相反，私人垄断资本更愿意利用自身的强大组织和支配能力，以及社会生产的无秩序性，来达到在竞争中击败中小资本的目的。

近几十年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祭起新自由主义的大旗，在经济调节上强调唯市场化，其实质就是要放松国家对经济的调节与金融监管，强化私人垄断资本的统治。这必然导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去工业化进程加快、利率长期在低位徘徊，也促使其金融创新花样层出不穷，大量资本涌向虚拟经济领域。与此同时，也造成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中小企业生存压力增加、劳动者收入增长迟缓、社会有效需求相对萎缩等一系列问题，从而为金融危机爆发埋下了导火索。

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调节唯市场化，不仅恶化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整体上的生产组织性和比例性，而且在国际层面激化了个别企业生产有组织性和社会生产无秩序之间的矛盾。在唯市场化名义下推动的非调控化、私有化、福利个人化等，加剧了劳资力量间的失衡和全球经济的失衡。在唯市场化名义下推动的资本自由化，则使大量资本向欧美发达国家回流，使发展中国家经济大幅波动，并在这种波动中遭受财富洗劫。换言之，金融危机不仅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国民经济按比例规律被打破的结果，客观上也成为全球社会生产体系恢复平衡的强制性的实现方式。简言之，私有制垄断集团和金融寡头容易反对国家监管和调控，而资产阶级国家又为私有制经济基础服务，导致市场和国家调节双失灵，从而酿成金融危机。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程恩富王岩：从历史中汲取前行的力量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作出重要论述，把“四史”的学习教育作为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初心使命的重要内容。学习“四史”，可以使广大党员干部不断从历史中汲取前行的力量。

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提供强大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一面镜子，从历史中，我们能够更好看清世界、参透生活、认识自己；历史也是一位智者，同历史对话，我们能够更好认识过去、把握当下、面向未来。”学习“四史”，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过程的回顾思考，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不断将马克思主义推向新的历史高度的总结梳理，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深化认识，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自觉认同。正是在“四史”的学习过程中，我们能够以史鉴今、以史资政、经世致用，进而不断坚定“四个自信”，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智慧和力量。

为弘扬中华民族伟大精神提供深厚滋养。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历史也是最好的营养剂。我们党近百年的发展历史、新中国70多年的发展历程，既是一部感天动地的奋斗史诗，也是一首充满豪情壮志的精神赞歌。透过历史的镜头我们看到，从革命时期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大庆精神、红旗渠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再到改革开放以来的载人航天精神、抗震救灾精神……这些精神是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华民族最珍贵的历史文化养料。在这些精神的滋养下，中国人民历经磨难而不屈，中华民族历经考验而不衰，中国共产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朝气蓬勃。学习“四史”，有利于广大党员干部深刻认识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培育、继承、发展起来的伟大民族精神是从哪里来的，是怎样不断传承弘扬的，进而从历史中吸收营养，汇聚起勇往直前、无坚不摧的强大力量。

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领导全党进行伟大自我革命提供坚强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我们回顾历史，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慰藉，更不是为了躺在功劳簿上、为回避今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寻找借口，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中国共产党是具有高度历史责任感、高度历史自觉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能够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领导全党进行伟大自我革命的先进政党。学习“四史”，有利于广大党员干部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意义所在、价值所系，深入把握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历史脉络，进而坚定不断前行的信心。历史是现实的根源。只有了解我们党是怎么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领导全党进行伟大自我革命，才能把未来的路看得深、把得准。

为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供重要保障。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强。人类社会向何处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回答这些时代之问，我们要不畏浮云遮望眼，善于拨云见日，把握历史规律，认清世界大势。”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是我们自己走过的路，也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一部分，是世界正义进步事业的一部分。学习“四史”，既是对我们党带领全体人民走过的辉煌过去的回望，也是对别人走过的路的一种比较和对照。学习“四史”，有利于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认清时代大潮的奔腾不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抓住历史变革时机，奋发有为、锐意进取。

（作者分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学术指导委员、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基地研究员）

程恩富詹志华：当前我国西化、买办等利益集团问题分析

一、中国语境下利益集团问题的重新认识

作为一个综合性范畴，“利益集团”这一概念在很多领域，诸如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被广泛使用。在西方国家，利益集团是一个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以至于达到“排除了利益集团现象，就没有什么政治现象”【1】（p.222）的程度，但这并不意味着利益集团就能够在中国大行其道。

第一，要区分利益集团与利益群体。尽管国内外学界对利益集团概念的界定尚未统一，①但西方大多数学者认为，作为一个利益集团，它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构成要素：（1）必须是一个组织或团体；（2）必须有共同的利益诉求；（3）追求的目标是利益最大化；（4）利益表达的对象是政府。这些构成要素为判断一个组织是不是利益集团提供了重要依据。而事实上，尽管“利益集团”概念作为舶来品，从词源上看，interestgroup既可译为“利益集团”，亦可译为“利益群体”，但不能把利益集团的概念泛化，完全等同于利益群体。这是因为，西方把二者完全等同，认为一个社会就是由不同的利益集团构成的，这就客观上掩盖了不同利益群体的阶级性、合理性和正当性。例如，社会上的一些弱势群体就不能被称为利益集团。又如，农业生产者群体、工业生产者群体、商业服务业劳动者群体、党政干部群体、新经济群体等，也不能被称为利益集团。再如，社会上的一些公益组织，如和平组织、消费者协会、环境保护组织、争取妇女权益及主张保障弱势社群的组织，由于追求的主要不是组织内部的共同利益，也很难被称为利益集团。此外，我国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既得利益是通过合理公平的渠道获取的，只有少部分人的既得利益是通过不合理、不公平，甚至不合法的手段获取。【2】因此，不加区别地使用利益集团概念，很可能造成少数人的不合理、不公平、不合法的既得利益，“绑架”绝大多数人公平合理的既得利益的现象，这不利于对不合理、不公平和不合法的既得利益进行精确打击和治理。如时下国有企业常被冠以“既得利益集团”、“特殊利益集团”屡遭指责，这是偏见。目前，国有经济对于实现社会主义本质、促进国计民生、维护国家经济政治安全和化解国内外各类风险、为社会主义服务等方面起到了中流砥柱作用。【3】（pp.18－20）一些人以“利益集团”的名义来指责国有企业，其实质往往主张国有企业走私有化的道路，这恰恰为少数人服务的利益集团攫取国有资产大开方便之门。简言之，所谓利益集团，是指由一些具有共同经济、政治等狭隘的特殊利益的个人所组成的群体，而非指一般的利益群体和阶层。

第二，不提倡形成利益集团。我们党对利益集团认识有一个深化的过程。党的十三届二中全会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内部仍然存在着不同利益集团的矛盾”。【4】这是我们党第一次承认利益集团的存在，较之于过去一味强调人民内部利益的一致性，忽视其可能存在的差异性的作法，是一次进步。2006年10月，在党召开十六届六中全会之际，新华社曾发文强调对侵害公共利益、损害社会和谐的“特殊利益集团”保持高度的警惕。【5】这也说明了党对利益集团的危害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曾多次谈及利益集团的危害性，如在履新之初，他就强调改革要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在党的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他提出：“党内不能搞人身依附关系”、“干部都是党的干部，不是哪个人的家臣”，【6】批评了那些拉帮结派、搞利益集团的干部；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他更是严厉地指出：“党内上下关系、人际关系、工作氛围都要突出团结和谐、纯洁健康、弘扬正气，不允许搞团团伙伙、帮帮派派，不允许搞利益集团、进行利益交换。”【7】这表明了他对利益集团的鲜明态度。党中央和习近平对利益集团的有关论述，为我们正确认识利益集团问题指明了方向。因此，在当代中国语境下，代表狭隘局部利益的利益集团是贬义的，是不应该提倡的。再说，党把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重要的治党和执政纲领之一，肯定不允许出于某些狭隘利益的需要而结成这样或那样的组织形态，更不允许利益集团公开雇用公关公司和说客对党政部门和干部进行游说活动，干扰公共决策。

第三，要妥善处理利益集团问题。首先，要正视利益集团的存在。中国利益集团的形成，可以追溯到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当时我国正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之中，两种新旧体制不可避免发生冲突和碰撞，在旧的体制和机制不适应时代的要求，而新的体制和机制又难以在一时间建立之际，一些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形同虚设，甚至在某些领域和方面出现漏洞和真空。在这种制度体系不健全的状况下，无法对政府、市场与企业的行为进行有效的约束、管理和监督。这就让一些人钻了改革的空子，来为个人或集团牟取私利。【8】到了20世纪90年代，虽然中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市场化改革与非公经济的大规模发展，也为利益集团的繁殖提供了空间。从这一时期开始，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有了明显的增长，以至于在许多领域，甚至在政府立法和制定公共政策时，都有他们活动的身影。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的利益集团经过博弈形成较为稳定的利益格局，严重地阻扰了改革的深入和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其次，要制定正确的治理策略。客观地说，利益集团问题已经日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尤其是人们对利益集团的危害性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但如何妥善处理利益集团问题依然是摆在人们面前的一道难题。国内学者在探讨这一问题时，大都借鉴詹姆斯·麦迪逊提出的“遏制与平衡”策略，其大致意思是政府使用行政或立法权对利益集团予以遏制，同时采取措施使利益集团之间相互制衡。尽管这一策略不乏合理之处，但其缺陷则更为明显：从理论上看，其逻辑的前提是承认和维护西方现存的经济基础和政党制度；从实践上看，“遏制与平衡”最终导致了西方社会“寻租”现象的公开化和合法化。由于中国和西方国家国情的根本差异，决定了我们不能照搬“遏制与平衡”策略来治理我国的利益集团，否则依然会落入西化的陷阱。因此，要妥善处理利益集团问题，一是要对我国现存的利益集团的种类进行有效的划分，揭示其特征和社会影响；二是在处理利益集团问题时，不能陷入“一刀切”的误区，而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综合运用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纪律和道德等手段进行治理和引导，以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二、我国利益集团的主要分类及其特征

（一）利益集团的主要分类

在当代中国，利益集团已经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严重妨碍了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必须引起高度警惕。现阶段我国利益集团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1.损害公企的利益集团（损公利益集团）。它是指在公有企业体制机制改革过程中化公为私、损害公有资产和劳动者的利益集团。其成员包括某些官员、公企高管和非公企业高管等。在私有化股份制或民营化是我国改革方向的错误思潮影响下，他们相互配合，通过似乎合法和非法的某些改革措施，贱卖和侵吞公有资产和国有资本，化公为私，损害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普通职工的合法权益，并导致社会主义改革的名誉严重受损。其中，有些已形成内外结合的、以追求内部控制的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官僚资本。

2.损害中方的利益集团（损中利益集团）。

它是指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损害或损失的外来的利益集团。这类利益集团主要包括一些外资企业、外国基金会、外国金融机构驻华办事处等。早在2006年，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的一份研究报告就指出：在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有21个产业由外资控制；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的前5位也几乎由外资控制。国外资本通过跨国公司、基金会以及在华的金融机构，通过企业并购、品牌控制、参股控股等形式，攫取大量的财富，给我国造成了巨大的资产流失。它们还通过控制核心技术，对华实施技术封锁，并通过价值链布局，把我国牢牢固定在产业价值的低端环节，从而达到其破坏中国创新型国家建设的目的。此外，它们还是寻租、滋生买办集团和干涉我国内政的强大力量，并在我国大力推行政策寻租行为，诱导政府创造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使其尽享超国民待遇的优惠条件。不仅如此，寻租的行为还加剧了国内腐败，如葛兰素史克、艾利·丹尼森、力拓、沃尔玛、德普、IBM、雅芳、摩根士丹利、朗讯、西门子等跨国公司都曾卷入在华的贿赂案件。这个利益集团还通过提供经费、出国培训、共同研究等方式在华培植代理人，利用买办集团为其输送利益。更有甚者，它们还直接干涉中国的内政，如自2009年年底以来，跨国公司通过对我国政府施压并游说美国政府，最终迫使我国政府放弃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政策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9】

3.非法经营的利益集团（黑商利益集团）。

通俗地讲，就是由不良的厂商和个人所组成的利益集团。它们利用我国法律的不完善以及市场经济的缺陷等灰色地带，通过双轨制、官倒、操纵证券市场、非法集资、侵吞国有财产、骗取贷款、行贿、房地产投机、欺行霸市、生产假冒伪劣黑的商品等方式大肆谋取个人利益。非法经营的利益集团主要集中在一些房地产行业、矿产资源行业和金融证券行业。此外，一些医院、媒体、药商等也可以划入非法经营的利益集团的范畴。为了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或者争取更大的利益份额，非法经营的利益集团还经常利用手中的资本四处寻租，不惜重金行贿政府官员或权力部门，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

4.充当买办的利益集团（买办利益集团）。

它是指与国外势力勾结，为其在中国攫取经济和政治利益而服务的中间人和经理人，主要包括经济买办、官僚买办、民间买办和知识买办等。国际资本之所以能够在中国攫取各种利益和财富，这与中国买办者的推波助澜不无关系。在国际资本与本地资源的博弈过程中，他们往往充当本地资源的背叛者，不惜牺牲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国际资本盘剥和控制中国大开方便之门。以2006年国有银行改革为例，某些人打着“规范招股”和“引进战略投资者”的旗号，几乎将中国的重要银行的大量股权以极低的价格“卖”给了外国企业。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交通银行4家银行损失估计超过7500亿元。据保守估计，当年银行股贱买损失超过6000亿元，整个银行金融领域能统计到的损失超过万亿。【10】此外，他们还常常与国际资本和霸权国家联合起来，推销西方新自由主义理论和垄断知识产权，妨碍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

5.贪污腐败的利益集团（贪腐利益集团）。

它是指一些公务员等以各种不合法的手段进行贪污、腐败和生活腐化来谋求个人利益和个人享受。他们利用权力为某些单位和个人创造“商机”乃至保驾护航，以谋取金钱、物质和精神等的回报。而一些单位和个人则利用金钱、女色或其替代物贿赂公务员，以谋取利益的最大化。二者虽然牟利的手段不同，但目标一致，故能相互利用，沆瀣一气。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是其重要的特点。这两个特点在我国官员腐败案件中已经是屡见不鲜了。

6.主张西化的利益集团（西化利益集团）。

它是指中国那些主张走邪路的人员构成的利益集团。在当代中国，西化利益集团主要有以下两种类型：一是国外资本集团和霸权国家采取培训、资助出国、共同研究等形式，在中国培植的代理人，如一些“公知”和西化公务员，鼓吹经济“非控化”、“私有化”和福利“个人化”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以及西方宪政观，误导中国的改革发展。境外的反华势力就是想通过这些人设计和主导中国的经济改革。这样的经济改革将把中国引向何方，也是可想而知的。二是一些私营业主由于自身先天不足，即“第一桶金”或是一部分原始积累含有非法性，一些贪腐者寄希望于中国走上邪路而根本摆脱被追究的困境，因而极力赞同“西化”、“私化”观点，为自身特殊利益作辩护。这类利益集团追求自身合法性的政治意图尤为迫切。而一些学者则与其遥相呼应，如有的学者赞扬私有化的优越性，认同“完全利己经济人假设”；有的学者强调“共产党至今还处于不合法状态”等等。【11】

7.分裂国家的利益集团（分裂利益集团）。

它是指国内一些妄图分裂国家、破坏民族团结的分裂势力。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是我国社会总的利益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任何分裂势力都不得动摇的。现阶段，我国主要有几大分裂势力值得反制：一是藏独势力，二是疆独势力，三是台独势力，四是港独势力。他们或是勾结国外反华势力，策划民族分裂活动；或是散布分裂言论，煽动民族仇恨情绪；或是发动恐怖袭击，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严重破坏我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例如，近年“疆独分子“策划了一系列恐怖事件，如昆明火车站事件、天安门金水桥事件以及乌鲁木齐火车站爆炸事件，其丧心病狂，令人发指。又如，近来港独势力联合国内外反华势力，发起“占中”运动，妄图在香港炮制“颜色革命”，其险恶居心昭然若揭。

8.官僚主义的利益集团（官僚利益集团）。

它是指围绕公权力的运用而产生，以官僚主义为特征、以维护狭隘利益为目的的集团总称。官僚利益集团通常有以下几种类型：一是指具有官方背景、蜕化成与最广大人民利益相违背的“自利性组织”。【12】二是官官相护的权力圈子化、官商勾连的权力资本化，以及“一人当官，全家沾光”的权力家族化。近年来反腐斗争中屡屡出现的“贪腐窝案”即是明证，如中石油的贪腐窝案、广东茂名贪腐窝案以及湖南郴州贪腐窝案等等。三是一些具有官本位思想和官僚主义作风的官员。他们或是背离群众路线，不深入基层和群众，不关心群众疾苦；或是遇事拖延、扯皮，不负责任，无所作为；或是不顾实际情况，生搬硬套，机械执行上级决定；或是不按客观规律办事，主观主义地瞎指挥，独断专行。

9.言行僵化的利益集团（僵化利益集团）。

主要指那些赞同社会主义，但不赞同社会主义需要科学改革的群体。这一群体的具体表现是：思想僵化，行动保守，安于现状，缺乏进行深化社会主义方向改革的意识和勇气。在目标追求上，他们不敢超越自我，更不敢争先进位，并想方设法为自己不思进取寻找借口和理由；在工作方法上，他们因循守旧，固步自封，无视事物发展的新变化、市场环境的新情况和人民群众的新要求。

当然，上述分类仅是相对而言，一些利益集团及其人员相互之间存在交集，如一个非法经营的利益集团的成员，可以是充当买办的利益集团的成员，也可以是主张西化的利益集团的成员，甚至可以是分裂国家的利益集团的成员。同样，一个贪污腐败的利益集团的成员，可以是充当买办的利益集团的成员，也可以是官僚主义的利益集团的成员，还可以是言行僵化的利益集团的成员。正因为如此，在很多时候上述各种利益集团还会因为逐利而形成更大的利益集团，即所谓的“分利联盟”。如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外新自由主义势力策划分利联盟，通过瓜分全民所有制的国有企业的活动，直接把国有的人民财产以合法形式送给经营者。【13】而目前最值得我们警惕的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分利联盟”打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旗号，再次掀起大规模转卖国有资产（其实质是转让属于人民财富的利润）给中外私人资本的活动。与经济上的“分利联盟”相适应，在政治上各类利益集团，尤其是前七类特殊利益集团有可能演化成为一个新的敌对阶级，即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自由派资产阶级，而现阶段已经形成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具有正负效应的两面性，总体上是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与劳动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可以通过思想教育和在法律法规的框架内平和地解决。可见，利益集团与阶级和阶级斗争是有密切关联的。

（二）利益集团的特征

利益集团除了具有利益的目的性以及一定的自觉性、组织性和政治性之外，【14】还有一些其他特征：

1.行为的狭隘性。利益集团不可能为增加社会总的利益而自愿付出成本与代价，而只会不择手段地去分割现有更大的利益份额。因此，其动机具有明显的狭隘性和不合理的分利性。

2.手段的复杂性。利益集团牟利的手段多样，既有显性的一面，也有隐性的一面。它们往往采用公开的、合法的途径来影响制度安排，如通过其主管部门、领导或人大、政协提案表达利益诉求，争当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参与政治生活，通过其利益代言人的游说，以及通过社会舆论和施压性集体活动来解决利益诉求。当然，它们有一些手段是完全非法的，如权钱交易、行贿受贿、操作选举等。

3.资本的关联性。利益集团形成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资本与权力相互依赖，即资本权力化和权利资本化。某些利益集团总是与缺乏约束的公权力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受约束的权力与寻求特殊利益的触角一拍即合，权力成为利益集团牟取利益的资本。权力转化为商品，再嬗变为资本，从而“羽化”为权力资本，与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苟合，最终衍生出五花八门的利益集团。【15】在很多情况下，权力与资本的相互依附和关联可视为利益集团的经济基础。

4.人员的交叉性。由于在损害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方面有思想、行为上的共同性和一致性，因而各种利益集团的成员有交叉性。例如，损害公企的利益集团的成员容易成为充当买办的利益集团或非法经营的利益集团的成员；反之也一样。

5.影响的消极性。利益集团凭借资本和权力，为了一己私利或狭隘群利，不惜破坏社会和谐和公平正义，致使我国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和区域的利益失衡，使人民和国家的整体利益受损。

三、利益集团对我国的危害

第一，阻扰改革进程。利益集团对于促进国家利益、人民利益和试图平衡各种利益的改革，总是采取抵触的态度，并且利用自身的强势地位，不择手段地维护现有的利益格局。这不仅增加了社会摩擦，而且提高了改革的成本。如为了推动资本市场特别是股市改革，国家在2004年发布了《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①政府的改革措施很快地就受到股市圈中的利益集团的冲击。“但是他们并不总是以被动的姿态对待改革，不会公然站在改革的对立面；他们对改革的反应也不仅仅局限于被动地抵制、消极阻挠的层次”，【16】（p.134）甚至“不但不反对改革，甚至改的比你还积极，然后通过将改革措施扭曲变形，将改革变成一种财富掠夺的战争”。【17】如为了规范房地产信贷业务，中央银行在2003年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旋即引起房地产界的强烈反响，由房地产商组成的各种游说团体轮番向政府施压。最后，政府与房地产商达成了共识，出台了《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这标志着房地产商开创了改革开放以来首次通过一个利益集团的努力，而改变政府的一项重要政策的先例。【18】这种状况的发生，恰恰是对改革的最大阻碍和伤害。当然也有不少反例，如国家决定实行每周五天工作制时，中外非公企业大都反对，但全国人大站在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抵制了这一游说。

第二，阻碍共同富裕。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虽然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在实现共同富裕方面的努力却差强人意。在财富分配方面，据波士顿咨询公司报告称，2013年中国百万美元的富翁家庭数量比上一年增加了82％，达到237.8万个，位列世界第二，比第三日本的124万个，几乎高出一倍。【19】另据世界银行报告显示，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财富集中度甚至远远超过了美国。【20】在收入分配方面，2013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73，虽然是10年来的新低，但仍高于0.4的国际公认的警戒点。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和行业收入差距仍长期处于高位。上述现象的发生，当然有很多诱发因素，其中私营企业初次分配悬殊是导致贫富分化的首要原因；化公为私的私有化改制则是导致贫富分化的第二原因。【21】无论私营企业的初次分配悬殊，还是化公为私的私有化改制，都会滋生和助长利益集团行为。现阶段我国企业劳动收入占比下降、资本收入占比上升与此紧密相关，这不仅在实践中导致劳动者群体利益受损，而且还导致企业效率下降并影响到整个社会的长远发展。【22】应当看到，利益集团的分利性特征决定了它只在乎分割现有社会总利益，并且使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利益集团所牟取的利益不断增加，就意味着社会上合法合理的一般利益群体的绝对或相对利益减少。这是利益集团的存在势必会阻碍共同富裕实现的客观原因。

第三，妨碍公平正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义性理应以制度公平、规则公平、权利公平、机会公平、分配公平等一系列公平原则作为基础，而利益集团破坏了上述公平正义原则，削弱了其正义性的基础，使其得不到更多民众的支持，从而使社会主义市场体制机制发生扭曲，难以正常高效运转。更有甚者，“中国的特殊利益集团既害怕民主，又要以市场的名义来论证其利益瓜分的合理性。害怕民主，因为他们不想让人民来制约他们的行为，分享他们的利益。以市场的名义是因为他们要抵御政府来干预。每当政府有些动作总会有代言人出来替‘市场’辩护”。【23】如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一些利益集团就开始打着“市场化”和“民营化”的旗号，变着法子侵吞国有资产。此外，利益集团往往凭借自身的强势地位，介入甚至直接参与有关法律和公共政策的制定，妨碍司法公正和行政公正。

第四，恶化执政生态。首先，利益集团总是凭借自身的强势地位向党和政府不断地渗透，常常利用各种借口和手段要挟政府，俘获党政官员，削弱政府制定公共政策和规则的能力。其次，利益集团是滋生贪污腐败的温床。权权交易、权钱交易和权色交易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不少党员干部常常为此飞蛾扑火、自甘堕落。近年来，我国一系列的反腐案件，如铁道部反腐案件、中石油反腐案件，无不折射出该问题的严重性。毫无疑问，形形色色特殊利益集团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党和政府的权威性和公信度，恶化了我国的执政生态。

第五，挑战国家安全。利益集团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媒体等各个领域的渗透，将影响我国的国家安全。目前，包括应对金融、产业、生态环境、种子和转基因食品等在内的经济安全，包括应对国家分裂、民族分裂、颠覆政权和社会治安等在内的政治社会安全，包括应对西方化、儒学化和宗教化在内的文化意识形态安全，包括应对领土、领海在内的国土安全，均面临利益集团程度不同的负面影响，因而我们必须要积极加以消除或减弱。

四、抑制我国利益集团的对策思考

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之际，我国就提出要对侵害公共利益、损害社会和谐的“特殊利益集团”保持高度的警惕。这些年来，许多有识之士也在大力呼吁要与利益集团尽早切割。遗憾的是，各种利益集团不仅没有没落，反而愈发强大，已经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和深化改革造成严重的危害，亟需尽早进行妥善的治理。至于如何抑制利益集团，除了需要吸取国外已有的经验教训之外，关键是要结合我国具体的实际情况进行有效管控。

（一）以持久反腐败斗争为重要契机

利益集团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权力与资本的苟合，这样的苟合必然催生腐败。国家通过反腐斗争，可以名正言顺地揪出腐败分子及其利益集团。近期的反腐斗争已经收到很大的成效，许多腐败高官纷纷落马，一批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也因“拔出萝卜带出泥”而曝光，这对其他利益集团具有巨大的威慑作用。当然，反腐斗争要形成一种长效的高压机制，深入持久地开展，坚持“老虎”和苍蝇一起打。

（二）以打击、限制和引导为基本方针

除了合理借鉴国外已有经验之外，我们更需要结合中国国情，在宪法和法律体系的框架内，以打击、限制和引导为基本原则，综合运用行政干预、依法治理、制度约束、说服教育和群众路线教育等手段来抑制和规制利益集团。

一是打击。首先，要坚决打击贪污腐败行为，对受贿和行贿的打击要双管齐下，这样才能切断权力与资本的联系；其次，要重点打击一些干政、甚至乱政的利益集团，防止利益集团要挟党政等公务部门，左右决策；再次，对于一些以颠覆政权、分裂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为目的的利益集团，必须坚决予以取缔和摧毁。二是限制。从严设计相应的制度措施，重点约束公务员、企业人员和知识分子的行为，加大违法违规违纪的成本，减少其收益，通过不断完善的制度体系，切断利益集团勾连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利益的途径，使其获取特殊利益的空间最小化。三是引导。首先，要正视利益集团的存在并区分其对社会各方面产生的影响。对于尚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利益集团，如官僚利益集团和僵化利益集团的一些成员，可通过理想信念教育、“三严三实”教育和群众路线教育等进行引导，必要时通过职务变动来解决。其次，要积极关注社会多方的利益要求，尤其是弱势群体的权益诉求，使之能够流入政府决策过程，突破特殊利益集团话语特权，保证最后决策在动态中接近社会整体福利最大化。

（三）以加强制度建设为主要手段

抑制利益集团不能治标不治本。加强和完善制度建设已成为治本的主要手段。其中，一是要加强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要培育和发展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进一步完善产权制度和市场制度，完善市场准入规则和竞争规则，要重点加强监督和约束非公经济，减少利益集团的不良活动。二是要加强和完善法治建设。首先，在立法环节要实现立法过程的民主化与透明化。立法过程要避免被少数利益集团所挟持，确保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能参与。要实行“开门立法”，采取通过报刊、互联网、举办立法听证会或专家论证会等方式充分听取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其次，在执法和司法环节，要保证程序公正，提高执行力和公信力，有效发挥司法内部系统的纠错机制和人大监督机制。再次，要完善相关法律，如健全现代行政法来限制行政权力勾连经济权力，健全现代民商法来限制经济权力依附行政权力，健全社会组织法来有效约束特殊利益集团对社会各个领域的侵蚀等。【24】三是要加强和完善监督体系建设。充分整合和发挥包括权力机关监督、司法监督、党的纪律监督、人民群众和新闻媒体，如网络、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的监督作用，构建多元立体的民主监督体制，对各类利益集团成员的言行进行曝光、评论和批评。此外，还要通过完善公务员制度和提高公务员素质来降低权力寻租的可能性，铲除利益集团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

（四）以更好发挥国家作用为关键任务

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处于不断的发展和完善之中，对于市场经济的缺陷，政府不能听之任之，充当“无为之手”和“守夜人”的角色。倘若如此，势必为西方国家在中国推行资本主义大开方便之门，而资本主义的推行势必滋生更多更严重的利益集团行为。因此，如何更好地发挥国家作用就成了规制特殊利益集团的关键所在。首先，国家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导向性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论断，与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决定论有很大的不同。实践证明，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以唯市场化和私有化为导向的改革，不但无益于规制特殊利益集团，反而为其繁衍提供更为便利的条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在一般资源的配置上仍然起决定性作用，但“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失灵和不足依然存在，这在客观上需要国家通过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来避免或降低这些消极作用。尤其在不少一般资源的长期配置，地藏资源等特殊资源的直接配置，教育、文化、卫生等非物质资源配置以及在分配调节方面，国家必须通过相应法律、法规和政策等手段，发挥其应有的导向性作用。【25】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利益集团的不良作为。其次，要依法转变政府的职能，要提高政府运筹决策的能力。政府要取消过多的行政审批权，保持自身超然地位和自主性，努力实现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使制定出的公共政策和措施能与公共利益保持高度一致，免受利益集团左右。在这方面，我们不能照搬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职能，而应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上研究和实践政府职能的转变，并按照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改革要求转换政府职能，实现服务人民利益和适应市场社会分工制度的统一。【26】此外，政府需要通过一系列决策制度，包括决策程序制度、决策主体制度、决策监督制度、决策失误的责任追究制度和决策的司法审查制度等，来确保自身决策能力的提高。

（五）以党的正确领导为最终依靠

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正确领导与权威，是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发展的根本保障，也是抑制利益集团的最终依靠。各种利益集团为了狭隘的私利和群利，不惜牺牲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整体利益，这与党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先进性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格格不入。从历史的教训看，导致苏联解体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当时西化利益集团的泛滥。因此，党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不动摇，制定出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制度和政策，保证党的领导的正确方向；要不断加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作风建设，反对各种机会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严把“惩戒关”，通过真正实现全面从严治党来从严治理利益集团。

①国外学者的观点可参见詹姆斯·麦迪逊、罗伯特·达尔、雷海姆·威尔逊、大卫·特鲁曼、戴维·杜鲁门、麦克斯·J.斯基德摩和马歇尔·卡特·特里普，以及杰弗里·贝瑞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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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恩富张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摘要：加快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新发展阶段的内在要求。在运用社会再生产理论分析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循环的内涵的基础上，阐述双循环的内在统一关系。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针，新发展格局的形成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然结果。在分析当前发展格局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新发展方略：要坚持加快产业升级原则，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要坚持科技领先原则，提升新型举国体制效能；要坚持民生导向原则，提升扩大内需战略功效；要坚持加快流通原则，提升整体资源配置效率；要坚持劳动主体分配原则，提升缩差共富的分配体系；要坚持自力主导开放原则，提升经济全球化公正发展状态。

关键词：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社会再生产，政治经济学分析

2020年5月23日，习近平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经济界委员会上深刻分析国内国际形势，指出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个循环要畅通起来，就必须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特别是供给体系和国内需求要更加适配；强调建立新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其目的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本文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联系国内外的经济现实，重点从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来分析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紧迫性、基本内涵、主要问题和基本方略。

一、尽快形成新发展格局的紧迫性

随着全球化发展，各国融入世界市场，形成国际大循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融入全球体系。当今世界面临百年大变局，全球化出现逆流，国际大循环面临危机。近年来，内需对拉动中国经济的贡献不断提高，但仍有提升空间。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经济社会进入新发展阶段。

（一）新发展阶段需要新发展格局

从国内来看，经过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的发展，中国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国内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出口对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减退，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提高，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疫情爆发后，中国采取了坚决果断的防控措施，在世界范围内首先使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后，采取了推动复工复产的举措，经济社会逐渐恢复正常。

从世界范围看，新冠肺炎在全球大爆发，大部分国家采取了减少国际航班，限制人员往来的措施，国际大循环受到冲击。加上资本主义基本经济政治文化制度和国家治理的劣势，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家出现了负增长。资本主义国家普遍经济衰退，就业率下降，收入减少。美国等国家为了遏制中国崛起，打着反倾销的口号，对中国产品征收高额关税，抵制中国产品，还直接用行政手段斩断中兴、华为等中国高科技企业的供应链。

面对国际、国内的新情况、新变化，习近平提出了中国经济社会进入新发展阶段，要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提出后，国内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现有的有关内循环、双循环的研究，多是从中美贸易战、拉动内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方面进行的分析。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对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关系进行辩证分析，分析新发展格局的内涵，并提出新发展格局下的新发展方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推动建立新发展格局的紧迫性

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对于中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不但具有可行性，而且具有紧迫性。

一是中国经济大国地位产生的内生需要。作为一个经济大国，中国有条件、有能力也必须构建以内循环为主体，国际国际双循环的格局。第一，中国拥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中国拥有14亿人口，拥有9亿劳动力和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近年来，网络经济、快递、移动支付等新兴经济也得到了快速发展。第二，中国拥有完备工业体系优势。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建立了完整的工业化体系。目前，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的比重达到了28％。在全球50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中国有220多种工业产品的产量占居世界第一。是唯一一个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第三，大国不能过分依赖出口。中国是一个超大型的国家，从历史上看，在一个国家发展初期，需要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但是，当经济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国内市场培育后，生产的目的就是更好地满足国内的需求，同时还应该进口更多的产品以满足国内需求。英国、美国、日本等国都走过了典型的先出口，后满足国内需求的道路。中国外汇储备已达3万多亿美元，经济发展的着力点应该放在更好地满足国内需求上。第四，大国不能过分依赖国外产业链、供应链。如果过度依赖国际分工，一旦别国主动断供，或别国发生战争、政变、罢工、恐怖主义等危机，一件产品的某个零部件，或者某种资源、能源、农产品断供，就会使整个生产过程中断。

二是提升经济、科技自主权，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中国科技取得巨大进步，但是，许多方面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第一，科技实力是体现一国综合实力的关键因素。经济总量是一国综合国力的重要方面，但不是全部。鸦片战争时期，中国经济占到世界总量的30％以上，战争失败的原因在于生产力水平、科技水平的差距。第二，建成现代化强国，必须提升科技自主权，掌握核心技术。中国共产党成立近百年来，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站起来到富起来的转变，要真正强起来必须提升科技实力，在尖端技术、核心技术方面实现突破。第三，提升科技水平，提高人才质量，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经济发展的动力来自于创新，创新需要人才。有创新才会有新的产品，才会有新的社会需求，才能有新增的生产，新增的就业，新增的收入。中国过去主要靠劳动密集型的企业，生产低附加值的产品，以价格优势占领国际市场。不断提升科技水平，才能提升中国在国际价值链中的地位，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三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防范化解重大经济风险的需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经济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经济危机、金融风险也相互传导，进而影响整个经济体系的安全。第一，把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放在自身上面，更好地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全球化促进了经济交往，为商品带来了更大的市场，推动了经济发展。随着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家经济降速，特别是随着新冠肺炎的爆发而导致的衰退，给世界经济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如果不加防范，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会传导到中国，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风险。第二，是不断提升国际经济话语权的需要。西方国家依靠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把持着国际经济规则制定权，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话语权。要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需要不断提高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规则制定权。

四是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国内国际经济循环冲击的需要。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经济带来巨大冲击。第一，国际产业链断裂。随着全球化发展，产品内国际分工获得了快速发展，许多产品的零部件由几个甚至几十个国家生产。为阻止病毒传播而采取的停工、停产、停运，使产品内国际分工受到极大影响，国外企业停工无法生产零部件，会导致国内加工无法组装成品。第二，国际进口数量减少。为有效应对疫情，国外企业停产，工人失业，使生产过程中止生产出来的产品减少。短时间可以依靠库存满足中国市场的需求，但从长期来看，必然会影响中国进口的规模。

五是应对美国等国家逆全球化、去中国化的需要。近年来，经济全球化遭遇倒流逆风。第一，出现了逆全球化现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采取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利用病毒对中国进行污名化，把疫情防控政治化，对中国产品施加高额关税，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馆、部分孔子学院，驱逐部分中国驻美记者。第二，出现了去中国化现象。一些国家进一步抛出了中国威胁论的观点。美国把一些中国企业列入实体清单进行打压。一些跨国企业，借口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退出中国，把生产转移到越南、印尼、印度等东南亚国家，制造业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的“去中国化”的现象。

二、新发展格局的基本内涵

国民经济循环的本质就是社会再生产过程，社会再生产理论是分析国内大循环和国际经济循环的基本工具，辩证唯物主义是分析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基本方法。从内因和外因的关系看，内因起决定性作用，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早在1945年，毛泽东就指出：“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1】正确处理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的关系，要把独立自主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参与全球化的立足点。

（一）国内大循环的内涵

国内大循环是社会再生产在国内的循环过程。国内大循环，不仅包括社会最终产品主要靠国内的消费与投资，也包括生产、流通过程主要在国内进行，只有完成这四个环节，才能完成再生产的过程，开始下一阶段的生产过程。

一是国内生产过程。在生产过程中，人们运用劳动工具，通过人的活劳动，加工于劳动对象，生产出人们生产生活所需要的产品，满足人们的需要。“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2】生产的国内循环，即为生产的全过程，包括资源、能源、原材料的获取，设备、零部件的生产、组装等过程主要在国内进行。

二是国内流通过程。人的需求具有多样性，通过交换可以丰富物质文化需求，提高生活的质量。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交换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于生产者来说，只有把商品运输到市场，通过各类市场把产品销售出去，换回货币，才能给工人发工资，购买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维护更新机器设备，开始下一阶段的生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产品卖得出去非常重要，如果产品卖不出去则生产过程就停滞了。流通过程的国内循环是指商品在国内流通、流动的过程。

三是国内分配过程。分配是由生产决定的，“分配方式本质上毕竟要取决于有多少产品可供分配”【3】分配包括物质分配和收入分配，物质分配和收入分配是密切相关的。物质分配关系到生产出来的商品在社会各成员、各部门之间的分配，关系到社会生产的物质平衡。收入分配关系到社会最终产品的实现，收入分配不合理，产生两极分化，生产出来的产品卖不出去。收入分配还关系到劳动者的积极性，如果出现两极分化，会引起社会的不满情绪，甚至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而合理的收入结构，有利于拉动消费，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分配过程的国内循环是指国内的收入分配过程（广义分配还包括财富的分配）。

四是国内消费过程。消费是生产的最终目的，生产产品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需要包括国内和国外需要。一件商品只有被人们使用，经过消费，才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实现了其使用价值。从供求关系来看，消费属于需求侧。通过拉动消费需求，可以刺激生产发展，推动经济增长。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消费是生产的目的：“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这样，生产就没有目的。”【4】国内循环的消费，主要是指国内生活和生产消费的过程。

（二）国际经济循环的内涵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际贸易不断增加，世界各国联系日益密切，依赖日益增强。国际生产、交换、分配、消费通过世界市场，形成了更大范围的国际大循环。

一是国际生产过程。从生产来看，生产过程突破了国家界线，需要国外的资源能源、原材料、零部件、劳动力以及机器设备，即为国际生产。随着全球化、跨国公司的发展，生产过程的资源、能源和原材料，生产线上的机器设备、零部件等有可能来自国外，跨国公司的管理人员、工人等也有可能来自外国。

二是国际流通过程。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海运、空运、陆运等在国际贸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全球大宗商品国际贸易的80％以上是通过海运进行的，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全球港口排名前十名中有七个在中国。流通过程也越来越走向国际化。

三是国际分配过程。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各国利用自身的优势参与国际分工。有的国家利用技术优势，有的国家利用资源和能源优势，有的国家利用人力资本优势，有的国家利用供应链成本优势，从而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处于价值链的不同位置。越是具有垄断性的优势，在国际分配中获得的越多。

四是国际消费过程。从消费来看，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生产、生活消费越来越走向国际化，人们消费的产品从农产品到工业品，从易耗品到耐用品都来自世界各地，大大丰富了人们的选择，满足了人们多样化、多层次的需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随着消费的全球化，“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5】

（三）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对立统一

国内大循环是国际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大循环离不开中国国内大循环。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是对立统一的关系，要妥善处理好二者的关系，使双循环相互促进。

一是国内大循环是国际大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国际贸易、国际分工、国际投资和跨国公司的发展，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在世界市场上，各类商品按照价格、竞争、供求等机制进行配置，更好地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更好地满足了世界各地人们的需求。改革开放后，中国主动融入世界市场体系。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制造业产值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进出口规模居世界第一，中国市场成为世界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大循环成为国际大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是国际循环离不开中国国内大循环。二战以来，国际分工向纵深发展，国际贸易规模越来越大，世界各国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越来越大。中国通过便宜的劳动力和高效的供应链体系，为世界提供价格便宜的产品，提高了世界各国人们的生活水平，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引擎。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0％以上，国际大循环离不开中国国内大循环。

三是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正确处理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大循环的关系，能够推动二者的相互促进，推动国内经济和全球经济的发展。国内大循环发展，生产出更多更好、价格更便宜的产品，能够更好满足国际市场的需求，从国际大循环中购买更多的原料、资源、能源和零部件以及制成品，从而推动国际大循环的发展。国际大循环发展，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降低生产要素和商品价格，有利于更好满足国内生产和消费的需求，更好促进国内大循环。反之，如果处理不好二者的关系，则可能使二者相互限制，导致国内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共同衰退。

（四）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内因对事物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外因通过内因对事物的发展起作用。经济发展必须掌握主动权，要“以我为主”，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

一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习近平指出：“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6】一个国家应该把发展的着力点放在自身的基础上。如果一个国家过分依赖于其他国家，就会受制于人，就会失去经济的独立自主权，沦落为其他国家经济的附庸。因此，应该把着力点放在国内大循环的基础上。

二是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协调发展，相互促进。强调内因不是彻底否定外因，外因通过内因影响事物的发展。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7】外因对内因起反作用，国际大循环的发展能够推动国内大循环的发展。从世界发展的趋势来看，全球化的进程可能因为一些国家的破坏而暂时出现波折，但是由于全球化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不可能因某一个国家或某个人的阻挡而终止。从历史大势来看，全球化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中国应致力于推动国际国内双循环良性发展的局面，构建更加公正合理国际经济新秩序、新生态。

（五）新发展理念、新发展阶段与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联系

中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针，新发展格局的形成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然结果。

一是新发展理念、新发展阶段与新发展格局的内涵。发展理念是发展过程中应该坚持的原则、指导思想。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坚定不移贯彻五大发展理念，并把它作为“十四个坚持”基本方略之一。发展阶段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过程中所处的段落。习近平指出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新发展阶段是指由于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经济社会将进入新的阶段。“格局”从字面上看是“结构”的意思，新发展格局是经济发展的新结构。具体到中国来讲即改变过去偏重于出口，忽视国内经济循环，过度依赖国际市场的经济发展结构，强调增强自主发展能力，促进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循环进行的国内大循环，同时使国内循环更好融入国际大循环，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促进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二是新发展理念、新发展阶段与新发展格局的关系。新发展理念、新发展阶段、新发展格局都是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国际国内形势变化提出来的。第一，新发展阶段需要构建新发展格局。世界面临百年未遇大变局，新冠肺炎加速了变化的过程，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国际大循环对拉动中国经济的动力减弱。同时，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劳动力价格提高。土地资源的减少，土地价格上升。随着资源利用的增加，资源和能源短缺问题突出，中国的要素禀赋发生变化。但是，随着网络经济、人工智能等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经济、新业态，内需对拉动经济动能日益显现。国际和国内大循环，“客观上有着此消彼长的态势。”【8】第二，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坚持新发展理念。要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贯穿于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大循环融入国际大循环的全过程。国内循环需要创新发展，这样才会不断扩大国内市场。参与国际循环也需要创新发展，这样才能更有国际竞争力。国内大循环需要协调发展，这样才能解决国内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国际大循环也需要协调发展，这样才能解决国际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不平等、不平衡问题。国内大循环需要绿色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国际大循环也需要绿色发展，开展全球生态治理，有利于更好保护全球生态环境。国内经济循环需要开放发展，这样才能更好融入全球化，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国际循环也需要坚持开放原则，这样才能更好推动国际交往，推动各国文明交流融合发展。

三、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本方略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发展出口导向型的经济，迅速成为“世界工厂”，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发动机。特别是加入WTO后，中国出口迅速增长，但也存在着对外依赖度过高等问题。

（一）当前发展格局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生产过程存在的问题。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但是出现了技术对外依赖度高，产业链、供应链受制于西方的问题。第一，生产过剩，结构性问题突出。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时间不长，还没有完全摸清市场经济规律，一些地方进行低水平重复投资，导致一些低端产品过剩，而一些中高端产品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第二，出口企业竞相开展价格战，外国对中国产品发起贸易保护。中国拥有数量众多的出口企业，各企业开展竞争，压低出口价格，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强大的竞争力。低廉的价格满足了国外的需求，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国外群众的生活水平。但仍然有一些国家为了保护本国工业，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甚至发起了反倾销报复。第三，生产技术含量低，一些产业存在被卡脖子的风险。中国工业起步晚，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近年来，虽然中国出口产品的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转变为以机电产品特别是通信产品为主，但是手机等的零部件等硬件，以及软件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一些中国品牌也在芯片、操作系统等方面严重受制于国外。一旦国家之间发生贸易摩擦，更严重的如发生战争，则面临核心零部件断供，从而生产过程中断的风险。而且，芯片、操作系统被国外企业把持，也面临着数据信息被监控、泄密等安全风险。第四，是处于全球价值链的底端，附加值低，环境污染重。由于不掌握核心技术，在生产中获得的利润低。美国、日本等利用专利技术在国际分工中能够获得更多的收益，而中国从事技术含量低的零部件生产以及最终产品的组装，生产过程对水、空气等的污染严重。

二是流通过程存在的问题。流通是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纽带，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中国流通经济获得了飞快的发展，对于加快社会再生产过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仍然存在着流通费用高，对国际市场依赖度高等问题。第一，国内流通费用高。近年来，中国高速公路、铁路、航运、航空等基础设施，以及网络购物、物流快递业获得了快速发展，但是高速公路收费高，物流成本高，仍然是限制商品流通的重要因素。第二，对国际市场依赖度高。一些企业生产长期依赖国际订单、贴牌生产，没有国内营销渠道，没有按照中国标准进行生产。国际市场充满了不确定性，一旦遇到国际经济危机，甚至国际战争、恐怖主义等威胁时，国际市场需求大幅减少时，企业面临销售危机。

三是分配过程存在的问题。近年来，中国居民收入呈现快速增长的势头，但仍然存在着收入差距大等问题。从国际来看，存在着国际分配不公平的现象。第一，居民收入差距拉大。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居民收入普遍提高，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同时，住房、教育、医疗等支出大幅度增加，存在着经济压力大，不敢消费，消费意愿低的问题。同时城乡之间、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大，居民储蓄意愿高。第二，国际分配不公平。在国际分工中，不同的国家处于不同的竞争地位，导致在国际价值链中处于不同的地位，从而在国际分配中处于不同的地位。在全球化体系中，西方国家利用资本上的垄断、技术上的优势剥削落后国家。国际分工中，中国多以加工组装为主，缺乏核心技术，获取的收益少。

四是消费过程存在的问题。由于长期依赖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方式，国内消费占经济的比重相对发达国家比较低，受国际经济波动的影响大。第一，国内消费比重低。消费是生产的最终目的，从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一般消费占经济较大的比重。但是，由于中国长期实行低工资制，收入差距大等原因，消费对经济拉动的效应不够大。第二，国际消费存在不确定性。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高，美国把中国当作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甚至频频在南海对中国发起挑衅。虽然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但是出口仍然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

（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本方略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深化对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提高领导我国经济发展能力和水平。”【9】构建和完善新发展格局需要有新发展方略。

一是坚持推动产业升级原则，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第一，完善国内分工体系，构建完备的产业链。国内不同地区，要按照资源、人才等优势形成不同的国内分工，在国内形成完备的产业链。特别是一些关键行业，要形成从原材料、能源资源到零配件、组装生产到制成品的完整的产业链，形成国内产业循环。要着力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力争重要产品和供应渠道都至少有一个替代来源，形成必要的产业备份系统。第二，发挥大国优势，促进产业梯度升级。发挥中国人口多，经济发展情况差异大的优势，加快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推动东部地区发展高新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把一些在东部没有竞争优势有可能转移到其他国家的企业优先往中西部地区转移，推动中西部地区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发展。第三，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要从供给侧入手，解决结构性失衡问题，解决供给存在的低端产品生产过剩和中高端产品供不应求问题。要提升产业链的现代化水平，生产差异化的产品，更好满足国内和国际市场需求。

二是坚持科技领先原则，提升新型举国体制效能。第一，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尽快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实现突破。发挥公立高校、国有研究机构的优势，着力提升发展的科技含量，尽快掌握核心技术，解决卡脖子问题，推动高质量发展。在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制药、航空航天等领域，进行必要的国际协同、集中攻关，争取尽快在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实现突破。须借鉴日本在最近16年获得15个自然科学诺贝尔奖的经验，我国也应尽早在自然科学前沿基础理论方面进行战略谋划和实施。第二，引育并举，加大人才培养力度。人才是第一资源，要不断提高科研人才待遇，坚持引进国外人才特别是华人科学家与国内人才培养并举的原则，不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要推动大科学装置建设，为科研人员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推动专利技术的市场化，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

三是坚持民生导向原则，提升扩大内需战略功效。第一，要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建设新型基础设施投资，提高社会网络化、信息化程度，有利于改善社会生产条件，提高人们生活质量，推动经济发展。要加快推动5G网络布局，加快大数据中心建设，加快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智能化工作，加快创新基础设施建设。第二，坚持民生导向的生产，更好满足群众生活需要。要由过去以国际标准、出口为导向的生产目标，转变为以中国标准、满足中国人生产生活需要为目标，促进出口型企业本土化、中国化。第三，推动城市化发展，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入。相对于同等工业化水平的国家，中国城市化率特别户籍人口城市化率仍然比较低，还有许多地方传统基础设施仍然比较落后，没有下水道，没有抽水马桶，许多家庭条件仍然比较落后，家里没有家电设备。大量的群体没有坐过飞机，更没有过外出旅游。要进一步放开户籍政策，推动城市化进程。同时要加快新农村建设，要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力度，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

四是坚持加速流通原则，提升整体资源配置效率。第一，加快交通强国建设，完善交通基础设施。目前虽然中国高铁通车里程世界第一，但是由于面积广大，地形复杂，仍然有许多地方交通条件比较落后，人们出行困难，商品特别是农产品运输困难。要加快中西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中西部更好融入全国经济发展大循环。第二，降低物流成本，促进商品流通。要进一步降低油气价格，降低高速公路收费标准，降低铁路航空货运收费，规范海运口岸收费，推动物流基础设施网络建设，降低物流、人流、资金流的成本，加快商品流通过程。

五是坚持劳动主体分配原则，提升缩差共富的分配体系。第一，控制富豪及其财富的增长速度，提升中低收入水平，提高民生保障能力。虽然中国人均GDP迈上了1万美元大关，人均年收入达到3万元人民币，但是仍然有6亿人每月的收入只有1000元。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进一步采取措施提高中低社会阶层的收入，特别是提高月收入1000元的6亿人的收入。【10】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升非正规就业群体的保障能力，进一步完善教育、住房、医疗制度，提高民生保障水平，进一步做好就业工作，加强职业培训，确保中低收入者有稳定的收入来源。第二，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完善国际财富分配体系。国际分工本质上是通过技术、资本、标准等的垄断而建立起来了的一套不公平的国际分配体系。中国要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坚持互利共赢，按照平等互惠的原则，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财富分配体系。

六是坚持自力主导开放原则，提升经济全球化公正发展状态。第一，推动更高水平、更深层次、更大力度的的对外开放。虽然目前出现了逆全球化的现象，但是正如明清时期中国的海禁政策，无法阻挡全球化的趋势，反而使自己越来越落后一样，美国一国同样无法阻止全球化的进程。要推动建立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以自贸区、新片区、自贸港为抓手，推动贸易便利化、投资自由化、金融国际化、管理现代化、监管法治化，推动全球化向纵深发展。第二，推动国际大循环。中国要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更大更积极的作用。充分利用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发展中国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要缩小贸易顺差，促进国际收支平衡。要加大国际进口力度，更好满足群众生活。要进一步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更好利用国外市场、国外资源。促进国际贸易更加公平公正，打破国际贸易壁垒，推动世界市场健康发展，畅通国际大循环。第三，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要按照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扬自力、自主、自立、自强的精气神，正确处理自力更生和对外开放的关系。“可以这样说，在全球化大背景下，任何单个经济体，不管它的规模多么庞大、实力多么强悍和手段多么狠辣，当其对中国发起战略挑衅甚至采取战略行动的时候，我们都是存在化解之道和化解之策的。我们既要有这样的自信，也要有相应的智慧，更要厚植经济基础。”【11】把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国内大循环的基础之上，以国内大循环的健康发展，带动国际大循环的顺利发展，就能形成二者相互促进，良性发展的新发展格局，在反对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合作博弈和伟大斗争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32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7－208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6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页。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

【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29页。

【7】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2页。

【8】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08月25日，第02版）

【9】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08月25日，第02版）

【10】“中国经济体量增长迅速同时，收入差距也在扩大，基尼系数一度超越警戒线，中国最富1％、10％人口收入占比逐年增大。其中，基尼系数与日本、瑞典、德国、新加坡、英国、美国、法国相比，中国处于较高的位置；中国最富10％人口与最穷10％差距数值在这些国家中也较大。”李立男：《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现状的国际比较研究——与日本、瑞典、德国、新加坡、英国、美国、法国的对比分析》，《海派经济学》2020年第1期。

【11】伍抱一、伍山林：《美国关税政策变迁的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研究》2020年第1期。

程恩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首席教授

张峰，上海海事大学教授

程恩富、方兴起：国外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日趋式微

【核心提示】近年来，在美国国内的政策层面上，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力日趋式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由于美国国会这个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大本营，往往对美国政府的国家干预主义政策采取某种限制，使国家干预主义未能取代新自由主义的主流地位。

较大的政治或经济危机，往往是西方主流思潮与非主流思潮换位的节点

在历史上，西方社会的每一次大的政治或经济危机，往往都是西方主流思潮与非主流思潮换位的节点。如在1929至1933年的大萧条中，处于支配地位的传统自由主义思潮被国家干预主义思潮所取代。就经济学而言，也就是凯恩斯经济学取代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支配地位。又如在1973至1975年的滞胀中，处于支配地位的国家干预主义思潮被新自由主义思潮所取代。就经济学来说，也就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取代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支配地位。按惯例，2001年来“劣质民主”大动乱和2007至2009年经济大衰退应成为新自由主义思潮被取代的节点。但实际上这种情况并未发生。是什么原因导致国外新自由主义思潮直到现在还能在全球处于支配地位呢？解析这一问题，可以使我们清晰地看到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当前的新动态。

美国是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发源地和输出国。二战后，美国进入了20年的霸权鼎盛时期。美国与苏联的冷战和与朝鲜、越南的热战，以及国内的“伟大社会工程”，几乎耗尽了其硬实力和软实力，以致在经济上竞争不过从战争的废墟中发展起来的日本和西德。1971年8月15日美国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标志着美国霸权由鼎盛转向衰落。因此，当面对1973至1975年的滞胀时，美国政府不仅无力应对，而且所出台的政策使问题变得更糟。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与国家干预主义相抗衡的新自由主义的米尔顿·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家，看到了美国政府不仅不能解决滞胀问题，反而成为了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提出抛弃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回到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主义的主张。美国政府选择了新自由主义，在国内推行经济与金融的自由化改革，同时在国际上也迫使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金融完全自由化。由此，导致美国霸权衰落时期全球经济与金融的剧烈动荡，危机此起彼伏。如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1987年美国股市崩盘、80年代末的美国储贷危机和日本复合型危机、90年代初的英国货币危机、1997至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债务危机、2000年美国高科技股崩盘，以及2007至2009年的大衰退。

值得关注的是，自2007年8月爆发次贷危机起，具有强烈新自由主义色彩的小布什政府不得不面对现实，采取了高强度的国家干预主义的措施来拯救金融机构。这种强刺激政策直到2015年11月都未能完全退出金融市场。另外，在2001年“9·11事件”之后，一个曾经把苏联说成是警察国家的美国，却借助网络等高科技手段而成为了一个警察无时和无处不在的国家（在这样一个警察国家里，占领华尔街的运动不仅未能占领华尔街，就连占领一个公园也做不到，最后被警察暴力驱赶）。这意味着在国内的政策层面上，小布什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在政治方面都不得不违背其新自由主义的信念，而部分回归到国家干预主义。奥巴马政府则延续了这种做法。一时间，在吃尽新自由主义改革苦头的美国，似乎国家干预主义思潮大有取代新自由主义思潮之势。不仅其回归凯恩斯的理论观点早已被遗忘，而且于1996年就已去世的海曼·明斯基在大衰退中被美国的许多经济学家视为神明。

就连新自由主义的忠实信徒、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面对2007至2009年的大衰退，也深感自己坚信不疑的观点，即市场主体基于自身利益会理性的管控风险而无需政府监管“错得那么离谱”。他借助凯恩斯发现的“动物精神”来反思自己的经济观，认识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描述的理性人的理想原型与现实差得很远。而凯恩斯发现的“动物精神”，即一种自发的非理性判断的行动本能，不仅涉及相当多类型的人类行为，并且与新兴的行为经济学的很多部分重合。由于格林斯潘用较为现实的行为观取代纯粹由理性驱动的经济人行为模式，也就不再相信市场经济总是处在自我修复之中，主张政府在大衰退的“当下或短期内采取必要的行动，这些行动尽管不可避免地会造成短期痛苦，却符合我们共同的长远利益。否则，未来可能面临无数更大的痛苦和灾难。我们已没有时间可以浪费”。

另外，美国具有新自由主义观点的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教授，也不得不怀疑他在1992年出版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中的核心观点，即认为自由主义民主是治理现代国家的唯一方式。福山说：“我现在的感觉是，下一段时期哪种制度会运行得更好——是高质量的威权制度，还是一个陷入僵局的、瘫痪的、有许多制约与平衡的民主制度，这是个有待讨论的问题。”在美国前总统卡特看来，无需等到下一段时期看哪种制度会运行得更好，美国已不再是民主国家了。卡特在2015年7月28日接受采访时说，“现在，美国只有寡头政治，无限制的政治贿赂成为提名总统候选人或当选总统的主要影响因素。州长、参议员和国会成员的情况也是如此。所以，现在我们的政治体系已经遭到颠覆，它只是用来为主要的献金者提供回报”，而“目前民主党和共和党的现任官员把这种不受限的金钱视为向他们提供的巨大收益。国会大佬们会有更多途径来捞好处”。2014年9月，一份发表在美国《政治学展望》杂志上的调查报告可以为这位前总统的尖锐言论提供佐证。这份报告基于美国广大民众的全国性调查，对美国到底是民主国家——领导人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国家，还是权贵政治（或寡头政治）国家——政府行为反映最富有公民意志的国家的问题进行了长期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统治美国的是富人。

奥巴马政府虽采取了国家干预主义政策，但却公开宣称坚持新自由主义

任何社会占支配地位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因此，西方社会的任何一种思潮只有被政府所采纳，才能处于主流或支配地位，也只有被政府所放弃的思潮，才会失去主流或支配的地位。现在的问题在于，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在应对大衰退的过程中，在政策层面上并没有完全尊崇新自由主义的信条，即市场会自动调整到正常状态而无需政府干预，而是采取了较高强度的国家干预主义的常规措施和非常规措施，甚至国有化的措施。想当年，尼克松采取国家干预主义政策时，敢于公开承认说“我是凯恩斯主义者”。而小布什和奥巴马在采取国家干预主义政策的同时，却公开宣称坚持新自由主义，并强行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新自由主义，以至不惜发动战争。另外，从2007年8月至2015年11月，美国政府推行国家干预主义政策已跨九个年头之久，导致在这一期间的政府负债超过10万亿美元，美联储投入的资金超过7万亿美元，以及政府无限额担保银行存款和一些金融债券。这样，美国政府将国家干预主义的政策长期化，并且救助的主要对象是金融机构，显然不同于以短期的、投资于实体经济为特征的凯恩斯主义刺激政策，从而孕育着严重的财政和债务危机。

简言之，虽然美国两届政府在国内推行的是国家干预主义政策，但却又有别于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也并未采纳当前颇有影响的凯恩斯回归派的政策主张。而美国国会这个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大本营，往往对美国政府的国家干预主义政策采取某种限制。因此，凯恩斯回归派的国家干预主义未能取代新自由主义的主流地位。不过，在美国国内的政策层面上，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力日趋式微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就这个意义上说，2007至2009年的大衰退，还是成为新自由主义思潮在美国国内的一个转折点，新自由主义在学界和社会上名声极差。

自里根政府以来，美国政府尊崇新自由主义的信条，在国际上推行单向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且日趋增强。美国采取种种手段迫使别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推进经济私有化、完全自由化和政治美式化，本国则可以自行其是，从而在国际经济政治事务中采取双重标准。当然，如果没有盟国，特别是其中的一些发达国家的支持（美国只有借助盟国才能控制国际贸易机构和国际金融机构），美国在全球推行的单向新自由主义政策是不可持续的，从而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全球的主导地位也不可能存在太久的时间。然而，2015年在全球发生的两大金融和贸易事件，成为了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全球的一个历史转折点。

2015年是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全球主导地位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第一大事件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创立。在美国主导下的全球金融体系之外，中国倡导创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遭到美国的抵制并主导了一场反对该行的活动。这本是预料之中的，但是，出人意料的是一向跟随美国行事的西方主要盟国出于本国的利益需要，却在亚投行问题上与美国背道而驰。尤其是美国的“铁哥们”英国首先表示愿意成为亚投行创始成员国，而德国等西方盟国紧随其后。这种违反美国意愿的事，在二战以来还是头一回。因此，原本可能像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一样被边缘化的亚投行，却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其意义远超出了一个专门的区域金融机构。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网站上的文章认为，亚投行实际上是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的新金融体系。

第二大事件是“一带一路”建设在国际上的强烈反响。“一带一路”的构想不是在2015年提出的，但将“一带一路”付诸于行动而在国际上引起强烈的反响，却是在2015年。相关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积极响应和参与，并将其发展战略与之对接，而曾经观望的国家也踊跃参加进来。“一带一路”建设的实质性进展，使得美国的政客和媒体深感不安，或认为中国企图借“一带一路”建设改变地缘政治，或认为中国试图借“一带一路”建设推销过剩产品，云云。限于篇幅和主题，我们更为关注的是亚投行和“一带一路”建设所体现的一种世界合作共赢发展观，而无需评论这些观点。

美国的世界发展观，是一种霸权独赢发展观，即将美国的利益凌驾于世界各国的发展之上，在确保美国利益的前提下各国可能获得一定的发展空间，也可能完全丧失了发展的空间。而要实现这种发展观，美国就必须向那些难以控制的国家输出“劣质民主”，来瘫痪其政府的行政管理能力。这正是美国不惜采用有组织的暴力，即发动战争输出“劣质民主”的原因所在。一旦美国能够控制一国的政府，就可以迫使该国推行经济和金融的完全自由化，从而为美国的垄断企业牟取高额利润打开方便之门。美国主导的12国《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被国外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是按美国垄断企业的需要量身打造的。这也意味着，在美国霸权丧失了超强的经济基础之后，要在当今维持其霸权衰而不亡，是需要新自由主义思潮来主导全球话语权的。与美国霸权发展观不同，中国的世界互惠共赢发展观强调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从而能够代表大多数国家的利益，并为各国大多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创造条件，实现真正的人民民主和人民自由。亚投行和“一带一路”建设所体现的正是这种世界科学发展观。

在我们看来，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不跟着美国抵制亚投行和“一带一路”建设，是因为他们在承受美国霸权发展观所带来的经济危机、债务危机、难民潮和恐怖袭击等种种灾难的时候，看到了中国给他们提供的一种新的选择，一种可以互利共赢的发展机遇。仅此就远远超出了诸如资本主义地缘政治论和过剩产品输出论的狭隘眼界，超出了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化和民主化。历史将证明：2015年是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全球主导地位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一种代表大多数国家利益和代表地球村大多数人利益的良性示范模式将登上历史舞台。

【参考文献】

①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作者分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导，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副会长）

程恩富、谭劲松：巩固马克思主义立党立国的指导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尽管马克思主义是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已载入《党章》，写入《宪法》，但近年来，在“去马”“非马”“贬马”等思潮影响下，“马克思主义过时论”“马克思主义无用论”“指导思想多元论”甚嚣尘上，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地位受到无端的怀疑和否定。面对动摇党本国本的挑战，有必要进行说理性的回应。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选择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根本指导思想，并用来指导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绝非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盲目崇拜，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是来自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经验的深刻总结和发展。

自人类社会进入政党制度时代之后，每一个政党都面临选择什么样的指导思想问题。面对不同的思想、理论和主义，一个政党选择什么样的思想理论或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取决于政党的先进性和阶级性与它选择的指导思想的先进性、科学性和阶级性是否一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95年来，在指导思想上之所以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科学性和阶级性与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阶级性的高度一致。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科学性、真理性，习近平总书记给予了高度评价和全面阐述。他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尽管诞生在一个半多世纪之前，但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它是科学的理论，迄今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指明了方向；马克思主义坚持实现人民解放、维护人民利益的立场，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和全人类解放为己任，反映了人类对理想社会的美好憧憬；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内在联系及发展规律，是‘伟大的认识工具’，是人们观察世界、分析问题的有力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不仅致力于科学‘解释世界’，而且致力于积极‘改变世界’。在人类思想史上，还没有一种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人类文明进步产生了如此广泛而巨大的影响。”

在“七一”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95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完成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就在于始终把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并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使我们党得以摆脱以往一切政治力量追求自身特殊利益的局限，以唯物辩证的科学精神、无私无畏的博大胸怀领导和推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虽历经艰难，但最终取得胜利，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和胜利的关键，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正确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和基本纲领，创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三大法宝和三大优良作风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误和教训则在于领导人尤其是王明偏离或用教条主义对待马克思主义，犯了“左”和右的错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教训表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革命就顺利胜利，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甚至偏离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革命就失误失败。

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践相结合，成功领导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一是进行了消灭和改造私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了剥削阶级、消灭了剥削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二是用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最大限度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前所未有的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在较短时间里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不可否认，这一时期，我们也出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急于求纯、经济建设急于求成，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等严重失误和重大错误，未能很好抓住现代化建设的机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表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只有正确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进展顺利、取得成功和胜利；一旦在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上出现偏差，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就会发生失误和犯错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38年，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最重要的时期。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极大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极大增强了社会发展活力，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在这38年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如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西方普世价值观流行，公有制主体地位被质疑，政府公信力和社会诚信不高，生态环境恶化，贫富差距过大，腐败丛生，信仰动摇等。这些问题的产生和出现，根子要么在抵制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发声”和“亮剑”不力，要么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上发生了偏移，要么没有在实践中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

中国共产党95年的不平凡历程，从正反两方面雄辩证明，中国共产党离不开马克思主义这个指导思想，中国革命与建设、改革与开放的成功和胜利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的。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中国共产党就会失去先进性，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会迷失方向。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点紧密结合起来，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前进。”

二、旗帜鲜明地回击反马克思主义思潮

反马克思主义错误思潮形式五花八门，手段多种多样。有的公然指责马克思主义为异端邪说；有的说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工业革命的产物，早已过时；有的说马克思主义是革命学说、批判理论，搞社会主义建设用不上；有的说当今时代思想多元，指导思想不能只有一家；有的说市场经济讲竞争，指导思想也要竞争等。这些说法，无不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和迷惑性，容易蒙骗群众，误导舆论。坚持党的指导思想，必须旗帜鲜明地驳斥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言论。

1.“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是废旗陷阱。

“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荒谬性在于用单一时间标准评判马克思主义的时效性。“过时论”把时间作为衡量理论时效性和科学性的标准。按照这一逻辑，过时的就不只是马克思主义了，先于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理论同样过时了。匪夷所思的是，资产阶级学者一方面说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另一方面，又把法国大革命时期和美国独立宣言等资产阶级的思想价值观说成“普世价值”。这种双重标准无法使人信服。

衡量一种思想理论和主义是否“过时”，最根本的是看其是否顺应时代发展要求与时俱进，是否具有当代价值。马克思主义虽然诞生于一百多年以前，但它所揭示的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本理论和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建设世界的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真理，没有过时，过时的反倒是资产阶级学者轮番登台的那些短命学派、理论和主义。

2.“马克思主义无用论”是易帜骗局。

给马克思主义贴上“革命理论”和“阶级斗争学说”标签，把马克思主义分割为“革命理论”与“建设理论”，以“革命理论”不能指导社会主义建设为借口而否定马克思主义，是国内外某种舆论误导中国共产党改旗易帜的骗局。

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真理，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科学预测和设想。但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是思想家不是占卜先生，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不是神话。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对未来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提供现成的答案。后人不能苛求他们把一切问题都预想到，并给出现成答案。因此，说马克思主义无用，显然有失公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今天，时代变化和我国发展的广度和深度远远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时的想象。同时，我国社会主义只有几十年实践、还处在初级阶段，事业越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就越多，也就越需要我们在实践上大胆探索、在理论上不断突破。”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虽然没有提供社会主义建设的现成方案，却提供了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因此，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动指南。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指明了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共产主义一定实现的社会发展趋势，对我们未来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提供了科学理论的自信。其中所包含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以及批判资本主义发展中各种问题的思路，均是具有普遍真理性的建设理论，不仅不会过时和失效，而且是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实践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的。这也证明，马克思主义既是革命理论，也是建设理论，是革命理论和建设理论的有机结合和统一。

3.“指导思想多元论”是夺旗阴招。

“指导思想多元论”认为：思想是多元的，为什么指导思想只能一家？市场经济都讲竞争，为什么指导思想要官方规定？这些质疑冒似有道理，实质反映出对人类思想发展史的无知。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古今中外，任何一个国家的指导思想都是一元的、排他的，都由统治阶级思想独占。从来没有哪个国家的统治阶级放弃过指导思想这一阵地，也从来没有与被统治阶级分享过指导思想的先例。

资本主义社会看似思想自由、价值多元。但这只是表象，资产阶级对国家的指导思想阵地把得更严、守得更牢。他们视本阶级思想为“普世价值”，其他阶级的思想为异端邪说，处处排斥代表无产阶级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由于资本主义的国际化和全球化，垄断资产阶级独占独霸指导思想阵地的野心远比封建地主阶级大得多。垄断资产阶级所追求的是对全人类的思想统治。在它们的视野里，唯有资产阶级思想是先进的文明的，是“普世价值”，应成为治理世界的指导思想。其他阶级、国家、民族的思想和价值观都是落后的、野蛮的、不文明的，统统不符合西方“普世价值”的要求，都应该用西方的“普世价值”来收编和改造。因此，多年来他们或通过武力入侵、军事打击占领别国，进行思想殖民和文化统治；或通过“颜色革命”，扶植傀儡，输出思想，摧垮别国的思想价值观；或通过和平演变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思想文化渗透，搞乱理论是非、颠覆价值观，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

比如对于美国来说，在指导思想上，它自己要求一国独大、全球独霸，却又要指责中国指导思想一元化不符合自由民主的要求。这显然是一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霸道心态。美国在中国资助和栽培亲美“公知”、网络“大V”，采取里应外合、煽风点火、混淆是非等卑劣手段，企图达到动摇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目的。对此，我们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

三、建立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保障体系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能满足于将其写入《宪法》《党章》，也不能停留在一般性号召和宣传上，而应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建立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保障体系。

1.健全完善马克思主义教育保障体系。

坚持马克思主义根本在人，在于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专门人才，有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如果一个国家的干部和人民不信仰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失去了社会基础，成了空中楼阁；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如同过河没有船或桥，只能束之高阁。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先进思想文化，不会自动进入人们头脑。因为科学信仰不可能自发确立，必须靠后天的学习与培养。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最重要的是要对全体党员和人民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培养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一要改善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的国民教育培养体系。这些年来，我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有的被砍掉、有的被“改造”或转向（如政治经济学专业改为经济学专业，主要照搬西方课程，进行西方经济学教育），招生人数剧减，报考带“马”字专业的人少之又少。2015年中央实行“马工程”后，才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硕士博士研究生培养上有所改观，但至今仍然没有设立本科专业，进而导致研究生和教师队伍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科班出身的人很少，严重制约了队伍的水平和质量。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前一段时间西方理论盛行的学术生态环境中，这些年培养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生和教师，相当一部分理论功底不扎实，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坚定；有的“姓马”“不信马”；个别的“学马”“贬马”，甚至“反马”；毕业后真正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教育、研究的人不多。

为了培养数量多、质量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国家和省属重点高校应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本科专业，招收本科学生；有条件的本科院校、省级党校和社科院要按照国民教育系列要求招收马克思主义理论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一方面，要尽快恢复那些被砍掉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如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政治教育等；另一方面，必须要求哲学社会科学各个专业建立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理论体系、教材体系和话语体系，并以此批判性地研究西方理论，而不能以教育和学术的所谓国际化和与国际接轨为名，只讲“国际一流”，不讲“中国特色”，客观上使我国的教育体系逐渐西方化。要通过健全马克思主义国民教育人才培养体系，为党和国家培养和输送马克思主义理论高级专门人才。

二要改善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干部教育体系。党校是在党员领导干部中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党校姓党，首先要“姓马”“信马”。只有“姓马”“信马”才算姓党、才能姓党。各级党校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对现有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进行认真清理，真正回到对党员领导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正确轨道上来。党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要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国外马克思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作为必修课，并联系党中央批评的各种错误思潮，重点对党员领导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

三要改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这些年来，各级党政部门和高校是重视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但在效果上还不尽如人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方法应当不断改进，但最主要的还是教学内容，要从理论和现实的结合上透彻地阐明马克思主义理论难点，科学解释和逐步解决中外一切社会重大问题，提升教学对象的综合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素质。改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关键在领导。教育主管部门要从坚持党的指导思想的战略高度，对高校党委书记和校长在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履责上实行“硬约束”、强问责，从而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产生显著成效。

2.健全完善马克思主义宣传传播保障体系。

坚持马克思主义，要有广泛的群众思想基础，使人民群众走近马克思主义，认同和信仰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38年来，信仰宗教的群众大大增加，崇拜西方思想的知识群体和青年越来越多。各级党政部门要从巩固党的指导思想地位的战略高度，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用马克思主义占领人民群众思想阵地。否则，群众思想被宗教思想和西方价值观占领了，即使是物质生活改善做得再好，人民群众与党和政府的心理距离、思想距离也会越来越远。党委政府一定要把人民群众政治思想教育提上议事日程，摆在重要地位，在健全完善思想政治教育组织保障、制度保障、物质保障、队伍保障等保障体系上真抓实干，抓出成效。把流失的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想基础找回来，巩固起来，为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提供坚实的社会思想基础。

要加强健全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体系。党报、党刊、官网要成为坚持党的指导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渠道、主阵地。要办好马克思主义理论名栏、名刊，打造红色理论阵地。意识形态部门和所有传播媒体，要自觉承担起传播国家意识形态的责任，通过理论宣传、文艺作品、网络信息等在全社会营造学习马克思主义风尚、信仰马克思主义氛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舆论导向。让人民群众在看书读报上网、看电影电视、看戏听歌等各种文化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和熏陶，使人民群众亲近马克思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

3.健全完善马克思主义科学研究保障体系。

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仅要继承和坚持马克思主义，而且要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要在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适应新形势中，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境界，使马克思主义更加适合世情和国情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应责无旁贷地站在世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最前沿，引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尤其要重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科学研究和传播，在全世界传播好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讲好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案和故事。

健全完善马克思主义科学研究保障体系要两手抓。一手抓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机构和队伍，建设更多专门研究基地，组织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进行研究攻关；另一手抓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对自然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如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社会学、法学等。我国有一支庞大的哲学社会科学队伍，他们分散在各行各业各个单位，也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力量。要更加重视和发挥他们的作用，为他们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提供更多平台、予以更大支持、创造更好研究环境和工作条件。

4.健全完善马克思主义制度保障体系。

为了确保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要进一步完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制度体系，为坚持马克思主义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首先，要从《党章》《宪法》最高制度层面保障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一方面，要通过《党章》《宪法》明确规定，党员和公民要拥护马克思主义，学习马克思主义，自觉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言行作斗争。另一方面，要通过《党章》《宪法》明确，反马克思主义是违宪行为，为党纪国法所不允许。从《党章》《宪法》最高制度层面树立马克思主义在党员和公民中的权威。

其次，要把《党章》《宪法》规定的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制度化具体化。一是要按照《党章》要求，健全完善党员和党组织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制度体系、党员反马克思主义的惩处纪律体系等。通过制度和纪律约束，促进党员履行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义务，建立马克思主义信仰。二是要按照《宪法》要求，健全完善在全体公民中开展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制度体系。引导人民群众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认同和拥护马克思主义；帮助人民群众正确认识公民享有《宪法》规定的信仰自由，但公民不能反马克思主义，明确反马克思主义是违宪行为。三是要健全完善马克思主义领导权制度保障体系。巩固马克思主义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指导地位，首先要保证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权，包括意识形态工作部门和高校的领导权掌握在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手里。要克服马克思主义者在重用、晋升和提拔时常受偏见所阻挡的不利现象，把真正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安排在经济、法律等社会各个领域的关键岗位。

程恩富、王朝科：中国政治经济学三大体系创新：方法、范畴与学科

人的自觉实践催生理论，科学的理论指导实践，理论与实践的创新互动发展；科学的理论正确地反映实践，错误的理论曲解地反映实践，理论与实践密切相关；原有理论可能落后于实践，实践也可能脱离科学理论，理论最终由实践来检验。这是实践与理论的辩证关系和常态，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经济学研究走过的发展历程。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将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经济实践相结合，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和三大改造任务，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尽管在探索中有失误、有曲折，但正如宪法所认定的，改革开放前的“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独立的、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已经基本形成，农业生产显著提高。教育、科学、文化等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广大人民的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同时，我国开始独立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的重大理论问题。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孙冶方、许滌新、刘国光、卫兴华等的论著，都在不同程度上逐步摆脱苏联经济建设和政治经济学的某些不良影响，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改革开放以后，党的领袖和学者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的经验逐步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构建出现代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多种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创性贡献。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围绕两个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时代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开拓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科学解释力和高效建设力已举世瞩目。尽管科研成果丰硕，但展望未来，新时代、新挑战、新课题，均迫切需要我们勇敢地承担时代使命，对中外重大经济实践问题做出更完美的理论阐释，并在政治经济学方法、范畴和体系三个层面不断完善发展、开拓创新。

一、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体系的创新发展

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特定的时代课题，每一个时代的经济学都应承担与这个时代脉搏相一致的时代使命。任何经济学的创新都离不开方法论的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所以肩负了那个时代的历史使命，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进行了方法论革命，建立了独特的经济学方法论体系，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具体—抽象—具体的辩证思维过程、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数量分析方法等。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根本上讲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面对的发展环境正经历近百年来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处于重要的历史关口，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伟大的实践孕育着伟大的理论，伟大的理论在伟大的实践中升华。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要无愧于这个时代，必须通过方法论创新，进而实现理论的革命性创新。

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创新的总原则是：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方法，坚持整体性、辩证性、开放性和批判性，吸收一切人类文明成果和各种理论的科学成分。具体来讲，哲学方法是方法论体系中最高层次的方法，要从中西哲学中借鉴一切合理科学的成分，这一点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内在品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伟大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始终在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下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因而政治经济学需要从现代政治学的方法中吸取养分，创新具有时代特色的政治经济学方法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在地包含着对社会问题的观察，体现的是对人的终极关怀，政治经济学直面的真问题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包含着经济对社会、社会对经济的相互影响形成的复杂关系，社会学中诸如阶级阶层分析、田野调查、个案研究等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复杂经济关系的形成机理、提高对现实经济与社会问题交叉互动的解释力和解决力具有十分重要意义；市场经济离不开法制和法治，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莫能外，不同之处在于法的阶级性，而市场主体及其在市场活动中形成的各种关系是经济关系的法律表现，因而有必要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体系中借鉴现代法学方法；经济系统是一个复杂系统，涉及许多子系统，如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子系统，资源、环境、人口、科技子系统，经济过程可以理解为通过过程控制实现系统目标的过程，因而系统论、控制论、信息科学、心理学、统计学等多学科的方法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也必将大展宏图；数学方法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倍受争议，数学方法作为一种有用的工具与政治经济学本身并不存在天然的互斥关系，很多时候数学甚至可以把很多经济关系表达的十分精致优美，如马克思关于社会再生产模型等，但在政治经济学方法创新过程中，必须克服西方经济学滥用、误用数学方法的不良学风。除此之外，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创新还可以吸纳伦理学、生物学、物理学、心理学、美学等的有用方法，丰富和发展21世纪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体系。

二、中国政治经济学范畴体系的创新发展

经济范畴或经济概念是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一种理论抽象，是构成一个经济理论的基本语言单位。换句话说，一门学科其实就是一套逻辑严密的范畴体系的展开，这一点可以从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找到明确的答案。一门学科的范畴大致有四种来源，一是直接继承前人的成果，比如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时就大量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并将其科学化；二是对原有的范畴进行改造和发展以满足建立新的理论和解释新的问题；三是移植其它学科的范畴；四是根据研究需要建立新的范畴。

未来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创新需要形成更加严密的一套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范畴体系，克服一些未经学理化的文件用语或经济政策用语，以及照搬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范畴，以避免学理性、学术性和逻辑性不强的状况。要形成一套逻辑自洽的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范畴体系，其进一步发展的基本思路是：第一，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中抽象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特征事实，正像当年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经济以英国为典型例证从而对当时英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进行一系列抽象一样，如可以抽象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级阶段、高级阶段以及共富、共享等范畴；第二，系统梳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体系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典型特征事实进行比对，发现二者之间的一致性和匹配性，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范畴体系的直接继承，如商品、货币、价值和价格等范畴；第三，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征事实，把那些虽不能直接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范畴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范畴，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素材加以发展，从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范畴体系的一部分，如扩展改造后的公有资本、公有剩余价值等范畴；第四，从西方经济学或其他学科批判性地吸收科学合理的范畴，如制度费用、主权基金等范畴；第五，根据中外经济发展实践创造性地提出新的范畴，如新经济人、知识产权优势、准中心、新帝国主义等范畴；第六，依据科学范畴来建构话语体系，如依据“合作博弈”范畴来构建“一带一路”、金砖国家、上合组织等国际合作共赢，反对经贸关系中的霸凌主义等话语，依据“共同富裕”范畴来构建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就要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以及扶贫和提高低收入、扩大中收入、调控高收入等财富和收入分配领域等话语体系。

三、中国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的创新发展

新中国建立七十年来，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从模仿学习独立创新的过程，这个过程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发展的实践是内在一致的。无论是传统的两大部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体系，还是独立创新发展的三篇结构体系（原理、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经济）、四篇结构体系（商品经济、经济制度、经济运行、经济发展）、六篇结构体系（生产过程、经济制度、微观经济运行、经济发展、宏观经济运行和国际经济关系），以及模仿西方经济学建立的微观政治经济学和宏观政治经济学等，虽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缺少统一的元范畴、中心范畴和逻辑严密的学科体系和方法论体系，拼盘痕迹明显。未来中国政治经济学体系创新的总方向，是继续完善和创新多元学科体系，其中有四种学科体系应受到高度重视。

其一，构建和完善狭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在恩格斯看来，研究某一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体系属于狭义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我们应广泛收集和梳理关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中外最新文献，并撰写出具有21世纪视野的各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其中，以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经济理论为基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尤为重要。况且，新中国成立七十年的经济发展实践，已经为我们准备了非常充分的实践资源，七十年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建设成就，已经为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坚实的学术资源，亟需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

其二，构建和完善中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专门研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体系属于中义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在有机综合马克思的“三过程”《资本论》体系、“六册计划”（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体系、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体系的基础上，应完善和重视“五过程”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创新发展，并将直接生产过程、流通过程、社会再生产总过程、国家经济过程和国际经济过程的叙述体系，完美地落实到初级、中级和高级现代政治经济学体系中。

其三，构建和完善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在恩格斯看来，研究整个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体系属于广义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我们应在分别研究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理论基础上，塑造以史立论、以论为主、史论结合的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早在20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我国政治经济学界就建立了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标志性成果是许涤新的三卷本《广义政治经济学》，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也可以视为是对广义政治经济学的一次初步尝试。中国政治经济学经过七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积累、探索和发展，已经具备足够的中外文献和学术底蕴，建立贯通人类社会各个社会经济形态的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

其四，创建“五观”政治经济学体系。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大势和所处的历史阶段看，当今世界依然处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资本主义经济和建设过程中的社会主义经济共同存在，各种思潮、理论的相互碰撞、竞争、对话、借鉴等在所难免，因而从与西方经济学展开对话、交流的角度、从批判地借鉴和超越西方经济学的角度，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经济理论为指导，创立包括渺观经济（个人和家庭）、微观经济（厂商）、中观经济（产业和区域）、宏观经济（国家）、宇观经济（国际）在内的政治经济学新体系，也是现代政治经济学体系创新的可行方向。

最后应当指出，近几年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提出各级领导“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是非常及时和有针对性的。一个时期以来，在经济研究和教学中，一些学者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或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和政策，甚至把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经济成就归功于西方经济学，而不认同是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科学经济理论指导的结果。目前无论是在国内经济领域的立法和政策层面，还是在解决中美经贸摩擦和国际经济关系层面，均亟需主动运用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和重大原则进行研究和操作，以较快地圆满推进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协调发展，实现国与民的共强共富。科学理论不能脱离科学政策和实践，科学政策实践也不能脱离科学理论，不然，对现行经济政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供给再充足、再完美，也无法通过立法、体制、机制、政策而转化为真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重点是普通劳动人民）和高质量实践。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经济理论，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指导下，经济领域的立法、体制、机制、政策越是体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重大原则，实践的效果就会越好，广大干部群众也就越认可这一经济科学的“皇冠”学科的实用性、感召力和科学性。要言之，各级干部和学者一起共同科学发展和高效实践21世纪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政策，这是响应和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号召的时代担当。

作者：程恩富，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首席教授、学部委员，中国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

王朝科，上海对外贸易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中国政治经济学学会副会长。

程恩富：关于《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等若干问题的讨论

关于《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题目我有两篇文章。一篇是《〈资本论〉第一卷的现实意义》，还有一篇是篇4万多字的文章，《〈资本论〉中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思想》。《资本论》四卷一共有七十几处论述到未来社会，我把它分成十三个问题，分别联系理论界和现实问题加以讨论。以下我就把我平时想的几个问题稍微列了一下，简单跟各位交流一下。

关于研究对象，马克思讲生产关系，也用过生产方式。有几位教授专门写文章主张不要用生产关系，应该用生产方式。介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生产方式，也是有依据的。《资本论》的研究对象里面也提到生产方式。但是我曾经问过一个教授，你写了那么多文章提倡生产方式，那么你设计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有什么变化？如果结构都一样，和提倡生产关系有什么区别呢？似乎没有这样的文章说按照生产关系设体系是那样的，按照生产方式设体系是这样的。换一个说法，说研究对象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但是多数人也不太赞成。研究的对象要不要放生产力呢？我们中国还创造了生产力经济学，书都有几十本，中国经济科学有两门最高级的皇冠，一门是政治经济学，还有一门是生产力经济学。这两门是最高层次的，其他所有经济学科都是它们的应用或者专题。这个说法似乎也有道理。西方经济学提到的资源配置，但是仅有资源配置是不够的。资源配置不只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还有产权的配置，配给公有制还是私有制，这个也是个配置。不能仅仅是经济运行，还有产权的运行。要把这些概念拓宽，但是拓宽以后还是涵盖不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我本人曾经也创出了一个概念。我觉得马克思讲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都有狭义、广义之分，所以我觉得还不如用经济力与经济关系的概念。经济力里面有四个力，经济关系里面有四个生产关系。我以前的硕士论文有提出这个概念，也写过一些文章，这样就更加方便，因为马克思讲的生产力、生产关系有时候都是指广义的。

关于起始概念，《资本论》的起始概念是商品。我们过去的经济学是从所有制开始的。广义的政治经济学的起始范畴应当是劳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起始概念是什么？是所有制、生产力，还是国家？这个都可以讨论。

关于主线概念，这里要区分主线概念、主线理论和生产目的，它们有联系但是不完全一样，和我们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目的、研究任务也不完全一样，所以这些概念可能要精确化。恩格斯讲过剩余价值理论是主线，所以资本论主线概念或者核心概念是剩余价值，理论是剩余价值理论。广义政治经济学的主线我赞成剩余劳动，原始社会也有剩余劳动，特别是后期追求剩余劳动，未来社会也有剩余劳动，这一点马克思讲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线是什么？这个还可以讨论。

关于概念体系，概念体系和话语体系有交叉。有的是话语不等于概念，比如说，我们经常讲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现在讲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路，这都是话语，但不是概念。概念必须是有界定的。话语是可长可短的，概念肯定是短词，理论肯定是长的阐述，这些都要精确化。我们有的文件或者领导人讲话把概念和范畴并列。这是不对的，概念就是范畴。

我个人研究认为，《资本论》由三大概念体系或者说范畴体系构成。一是劳动：剩余劳动、必要劳动、各个领域的劳动、具体劳动、抽象劳动等。二是资本：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各个领域的具体资本。三是剩余价值：利润、地租、利息等。《资本论》是由三大范畴体系、概念体系构成的。当然还有一些概念不在其中，但主要的是这三大范畴。它的轴心是什么？资本主义社会的轴心就是雇佣劳动力和资本。我们现在的轴心是什么？怎么表述？是用一个经济现象描述一下，还是有重点有主要矛盾？经济上的主要矛盾是什么？生产力生产关系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个是经济领域本身的矛盾，我们可以再来继续研究。《资本论》是三大范畴体系，社会主义除了这三大范畴体系要不要再加什么范畴体系？这是个问题。

关于理论体系，既然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说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人把这两个概念混淆起来，我认为这两个概念是不同的。

马克思主义及其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创新有两条主线，一是中外共产党领袖，一是中外学者。领袖的马克思主义是治党治国的指导思想，学者的马克思主义是学术思想，两者要建立良性互动关系，我认为这个很重要。比如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谁先提出的？是社科院的于祖尧先提的，早于邓小平同志。邓小平同志1979年提出的，他说的市场经济不是我们现在搞的市场经济，他不区分市场经济和市场机制，他说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就是指社会主义可以搞一点市场。很多概念都是学者先提，然后被中央文件起草小组吸收过去，但是也有领袖先提我们吸收的，这是个互动的过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说，实际上应当是有两本书，一本书就像我们现在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读本。这个读本确切讲应该是专题读本，里面基本上没有学者的思想。这个是对的，因为是给干部看的，是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还有一本书是既体现官方又体现学术界思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相互融合的。我认为两个体系、两本教材应该是并行的。

具体来说，政治经济学体系是多样化的。大家可以看我去年的一篇文章，讲了好几种体系并略微做了评价。这些体系都是有利有弊的，所以我认为可以多体系并存，大家都写出来，最后通过教学科研逐步筛选出一些好的体系。现在体系比较多，有六七种体系。我觉得我们可以建立狭义政治经济学，专谈资本主义的、专谈某一社会的社会主义的、专谈封建社会的、专谈原始社会、奴隶社会等等。这个政治经济学有待于创造。有的可以按照六分册写。还有就是可以按照《资本论》三过程写，也可以把六分册和《资本论》三过程融合起来变成五过程法：直接生产过程、流通过程、生产总过程，并把六分册的后面三分册变成国家经济过程和国际经济过程。五过程法有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版本，各有100万字，初级100万字，有压缩成65字的通用版和45万字的简凝版，供初级、中级、高级本科、硕士看，各位读过这300万字才算是政治经济学博士毕业。政治经济学也可以按照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个环节构建体系。还有就是我现在正在主编的五观经济学。刚才讲的都是根据马克思的思路变通创新，我觉得还要跟西方经济学对话。我们不能只在马克思主义范围内活动，所以我这几年就有一个想法，一生中一定要编这样一本书。现在正在编五观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是微观、宏观，德国人搞中观，中国中观经济学书也不少，我再加两观，秒观、宇观。秒观从劳动者个体出发，分析劳动时点，分析劳动者的行为。中观分析地区和产业。宇观就是指全世界。

程恩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能够解释和解决当代社会主义难题

程恩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能够解释和解决当代社会主义难题

——2016年3月20日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讲话

本人代表获奖者，感谢“经管之家”这一颇具影响力的经济和管理网站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讲话，评选2015年最受关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人物、论文、专著和教材，并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共同主办此次论坛暨颁奖仪式。我讲三点看法。

一、世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态势

11年前，本人与美国、日本、法国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发起并建成世界政治经济学会，每年大都是在国外召开年会和国际论坛，在美国、日本、法国、巴西、墨西哥、越南都开过，今年是在印度召开。论坛一般与会者有180位左右，学会主办了《世界政治经济学评论》英文国际期刊。据统计，美国政治经济学学会有500－600人，法国也有200－300人，日本最大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会叫经济理论学会和政治经济学学会，以及经济学说史学会（两派学者都参加，既有研究马克思的、也有研究凯恩斯的）。日本经济理论学会聘请我担任该学会的国际顾问，这个学会大约有2000人。日本院士配额具有一定的公正性，经济学有15个名额的院士，其中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3个名额，东京大学伊藤诚是其中一位！印度也有政治经济学会，还有俄罗斯政治经济学学会，是以莫斯科大学经济学教授布兹加林（有社会民主主义倾向）为首的二十几个人。在苏东国家，一旦社会主义垮了，马克思主义学者全部被赶出大学，如东德的大学里已经没有搞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所以不要认为资产阶级社会是自由的。其实，资产阶级的学说是很不开放的，就像我们看他们的文章，他们不看我们的文章，谁说他们是思想学术开放的？在拉美国家，有更多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整个世界马克思主义学术阵营，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者较多以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在全世界的分布更多。

整个马克思主义在经历了苏东国家剧变的低潮后，目前呈现了逐渐复兴的趋势，尽管复兴的进程比较慢。这次金融危机前后，法国的博士研究生、教师发起的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人民大学贾根良教授专门写过论著予以介绍。本次金融和经济危机后，新自由主义破产了，七十年代滞胀危机后是凯恩斯主义破产了。那么为什么新自由主义破产了，还有那么多人信呢？从国际上来讲，是由于跨国公司垄断了经济，同时还垄断了媒体，垄断了社会组织，垄断了国民教育系统，当然它本身就是垄断政权的，这样，经济、教育、新闻媒体、政权，这些都没有变，它整天在妖魔化社会主义，妖魔化共产党，妖魔化共产党的领袖，等等，所以，虽然人民群众很伟大，但再伟大的人民群众也是属于这个统治阶级控制支配下的国民。垄断资产阶级掌握的国民教育体系和媒体，它说什么，大多数国民自然就会信什么。任何社会都是这样的。福山教授曾经说过，有些国民的利益虽然受损了，但他们还是会站在损害利益的一派，就是因为这个教育和宣传系统是被控制的。

中外马克思主义者是实事求是地掌握了真理，因而发展态势是总是会在曲折中前进的，毕竟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大方向，这是无可置疑的。虽有曲折，但社会终究是要往这个大趋势演变的。例如，欧盟的发展即是如此，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阿明的话说，是集体帝国主义，参加北约并跟美国干坏事。但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我是第一个提出的，即由于生产力和科技的发展，经济的全球化必然要求全世界是个整体，欧盟首先搞一体化，它适应了生产力和科技发展的需要，它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经济制度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还是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变化，因而可以称它为集体资本主义、集体帝国主义。不过，欧盟离共产主义就不远了，离社会主义全球化就差一步了。列宁过去将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说成是资本主义迈向社会主义的最后入口处这句话从当下全球来看，欧盟更是入口处！所以，世界向社会主义全球化在慢慢蠕动，就像蚕宝宝似的慢慢蠕动，中间可能还要退一二步后再进几步，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大方向就是这样的，包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生态运动、反战运动等等，大方向和总趋势都是如此！世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在学术研究和进步运动中已经并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各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负作用和各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改良主义或正或负作用，要实用得多，进步得多，不断推动世界经济的良性发展和世界人民的福祉提升！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能够解释和解决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难题

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至少有这样两大难题：

第一个难题就是，为什么资本主义总是爆发经济危机、金融危机（有时还有财政危机）？这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并通过具体矛盾发生作用的。对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的爆发，有很多种说法：有人说是操作失误，也就是说是美联储、华尔街的操作失误；还有人说是信心不足，而金融危机恰恰是在信心最足的时候出问题的；还有人说是机制有问题，或华尔街的资本家太贪婪！那么是贪婪吗？资本家可能不贪婪吗？贪婪是资本家的本性，最大限度的追求最大利润就是他们的目标。凯恩期主义者认为危机是由新自由主义的体制机制导致的，而新自由主义认为不是他们搞的，但有的承认有错误。新自由主义阵营五花八门，比如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认为金融危机的爆发与他没有关系，因为危机爆发时他已经卸任，即使有误也只能是三分的错误，大部分还是正确的！张维迎认为这次金融危机是政府干预的结果，将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将再次兴起。费里德曼是张维迎的精神导师。费里德曼去世后，他的对手萨缪尔森指出，学者可以随意发表观点，但像费里德曼认为上世纪30年代发生的金融危机是政府干预的结果，这就有悖学者的良心了。半年后，张维迎即发表了上面的类似奇葩言论。日本有位著名的海归学者中诚岩承认，自己大学教授，又是历届政府高参，一直在日本倡导新自由主义，而日本经济一直一蹶不振，尤其再加上这次金融危机，自己负有责任。这说明，他还是有良心的，知道自己错了，但理论上他不会倒向马克思主义，可能倒向凯恩斯主义。

中外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各种危机不单是贪婪，不单是操作失误，不单是体制机制有问题，而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导致的。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私有制或民营化为主体，加上是市场经济，那就或迟或早会出现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和两极对立等等。解决的办法呢？世界经济学体系有三种：各种各样的凯恩斯主义，各种各样的新自由主义，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三大经济思想体系，任何人脱离不了。西方有位著名经济学家说过，任一领导人的经济政策、经济思想都是某一经济学派、某一个经济学家的奴仆，是属于某一思想体系的变化结果。譬如，里根属于新自由主义主义供给学派，克林顿采用一些新凯恩斯主义。任何一个人，不管年纪大还是年纪轻，你开始研究经济学，主张一个经济学观点，一般已有不少相同的文献。你写文章，一定是基于别人的某些思想，才能创新。

按照中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若要解决各类经济危机问题，必须做到两点。第一，要大力发展公有经济，非公经济只能适当发展，如此贫富差距就不会太大。第二，国家调控的力度要稍微大一些，一些重要领域主要由市场决定便会出问题，因为所谓市场决定，说到底是大企业决定，在西方国家就是私有垄断寡头决定。这两点若能做到，经济就会搞的好一些，国力就会好一些。北欧、瑞典、新加坡，之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相对搞的好一些，就是因为采用了社会主义的一些做法，多搞宏观调控，计划调节，多搞国有企业和合作企业，有的国家还实行较高的个调累进税，这都属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政策的范围。

资本主义第二个重要矛盾就是财富和收入的贫富对立。西方经济学所说的基尼系数、家庭收入五等份是不能完全说明问题的，表明资本主义贫富对立最主要的指标是财富的占有比重。比如说，美国1％最富的家庭净资产，占整个美国家庭净资产的1／3，其余较富的9％美国家庭又占有1／3，因而10％的富有家庭占有美国财富的2／3。家庭净资产包括金融债券、房地产等，存量资本和资产都是包括其中的，这是美国两极分化的最主要标志，其他标准都是次要的。在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只谈收入占比，财富占比是不谈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波及了80多个国家，其中一个响亮的口号是99％比1％，即绝大多数劳动者与极少数超级富豪存在对立。这个运动最后被美国暴力所取缔和镇压。有人说没有阶级矛盾和斗争了，你去问问美国的工人及其代言人，没有人会否定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出现以后，法国青年经济学家皮凯蒂刊行了风靡世界的《21世纪资本论》，揭露西方财富占有的秘密。他精通数学，精通计量经济学，精通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但他认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只会专搞那些漂亮的数学模型，说明不了问题的实质和解决方式，因此，他就用实证分析，用很多国家长期的数据，来说明整个资本主义还是具有世袭资本主义的特征，从而引起全球轰动。人家给他扣帽子，说他是马克思主义者。凯恩斯主义者克鲁格曼教授，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五篇文章为他辩护，反击右翼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他的攻击。但是，皮凯蒂还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左翼经济学家，因为他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马克思早就批判过的单纯实行高额累进税。以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好的，只能从分配方式和再分配领域搞累进税来解决。

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和政策，高额累进税固然要搞，但更要变私有制为公有制，目的是在公有企业的初次分配中就把阶级对立和贫富差距消灭了。所以，皮凯蒂还是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但比大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有很大的进步性。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都是我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同盟军和统战对象，它们的学术地位和社会作用相当于马克思说的斯密和李嘉图等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而新自由主义则相当于马克思批评过的萨伊和马尔萨斯等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

新常态这个词是西方国家先提的，资本主义经济新常态和我们所讲的经济新常态不一样。它的新常态是说金融和经济危机发生以后，经济复苏不起来，今后要习惯于低增长或衰退、高失业、金融失序和财政困境等。甭指望这些问题很快就过去，经济就重新繁荣，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新常态。在中外知识界流行的、频频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新自由主义者和凯恩斯主义者已束手无策，但能够科学解释和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困境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和政策，垄断资产阶级政府又不愿意采用，那就让它们继续常态下去吧！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能够解释和解决当代社会主义难题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在无战争和无重大决策失误的正常情况下是不会负增长的，是不会发生经济危机的！西方陷入金融和经济危机，我国没有发生危机。现在我们要重点解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管理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内部讲话中已经强调，我们所讲的供给侧改革不是新自由主义改革。有舆论把国有企业比作“僵尸企业”，这个词很难听。搞关停并转、结构调整、去产能去库存等等，也不需要套用一个很不好听的词，说的严重一点，属于蔑视性的词汇。中国那么多恰当的词为何不用，可以叫亏损企业嘛。关于供给侧，总书记讲的很全面，在适度扩大需求同时，重点来抓供给方面的结构性改革，所以不是不要扩大需求。需求和供给是辩证的，即使用西方经济学的逻辑来看，也是有关系的。今年的投资下去，今年叫投资叫需求，投下去以后形成固定资产了，明年开始生产了，就是供给。需求有三驾马车，供给有哪几个主要因素呢？我提出“新三驾马车”是供给方的：

第一，要素提质。生产要素须提质增效，其中劳动力即人的要素也要提质。今年两会，张德江委员长在安徽代表团讲话时明确指出，要变农民工为市民，变农民工为技工，最好是高级技工。90年代以来，我国大办普通高校，重点学数理化和外语等一般知识，相对忽视高职的发展，忽视了专业技能的培养，大批普通高校毕业生找工作时发现没有专业技能。现在教育部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把普通高校变为高职，大力培养技能。这就是过去一位模仿美国教育而走了弯路的结果。只有各个生产要素质量不断提高，供给的产品质量才能提高。

第二，结构优化。这包括产业结构、外贸结构、企业结构、区域结构等。以企业结构为例。以往有舆论认为市场经济的生产经营集中度越分散越好，同类企业商量越多越有利于自由竞争，但实际上汽车生产厂、飞机生产厂并非越多越好，因为生产经营有规模效应和全球竞争问题，我国曾走了十几年的弯路。20世纪末全球形成了新一轮的企业兼并高潮，超级大企业还在不断并购扩大规模。西方经济学讲主要的现代企业形式是寡头竞争和垄断竞争，事实上很多重要部门都是寡头垄断的，甚至全球只有一两家大公司，如以前全球胶卷生产主要就是柯达和富士两家。美国自己根本没有提出柯达胶卷为什么只有一家，要不要一分为二，或是一分为三？而在我国就会有决策者提出一家不行，一家没有竞争啊。垄断性的微软公司击败了其他类似的公司，也只有一家，在20世纪90年代时法院争论要不要拆分，后来还是没有分。为什么呢？因为美国要在全球形成垄断。张德江委员长在两会说过，高铁为何能突破发达国家技术不愿转让的封锁，因为只有铁道部一家，而飞机和桥车等生产企业是各自为政，多头对外谈判，就难以突破外国技术不转让的封锁。因此，我国的企业结构要进一步优化，以利于减少无效供给和低端供给，增大有效供给和中高端供给。

第三，科技创新。这是供给侧改革发展的关键之一，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核心在于科技创新。我国要建设创新型国家，就必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方针，把传统“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观念颠倒过来，突出自主知识产权优势理论与政策。一位外国专家讲过，发展中国家要干美国正在干的事情，而不能只干美国要你们干的事情。例如，美国人强调要中国只保护知识产权。为什么只讲要保护？因为美国人就是靠知识产权赚我们中国人的钱，赚发展中国家的钱。十几年前年，我研究中国是不是世界工厂，结论是我国不是世界工厂，而是以“三来一补”和合资为主的加工厂。什么是世界工厂呢？只有这个企业和国家较多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这个企业和国家才具有核心竞争力，比如华为便是典型。国家也是这样，没有关于核心技术的较多自主知识产权，在关键产品上没有自主知识产权，都是靠“三来一补”，这不能称之为世界工厂，世界上也是不承认的。列宁讲的帝国主义五大特征之一在于资本输出，我认为21世纪帝国主义的特征之一，是与商品输出、资本输出（包括金融资本）并存的是知识产权输出。通过知识产权输出赚你的钱更多。据报道，美国的收入的60％－70％都是靠知识产权输出。因为它们就是用知识产权垄断来支配整个世界经济，不仅是靠金融控制。

最后说明一下。关于供给侧改革，有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因担心新自由主义乘机泛滥而不理解。其实，供求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之一，我们要反对的不是供给侧改革本身，而是给供给侧穿上新自由主义的外衣。有舆论主张进一步给私营经济减税费，而要让已经退休的人再交养医保金，这都是不对的。马克思主义和民生没有关吗？坚持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为了什么？和找对象、找工作、加工资没有关系吗？只是过去把二者紧密联系起来宣传不够。马克思主义强调民生导向的改革开放发展，习近平说“改善民生就是发展”！进一步改革开放要解决什么问题啊？发现有些措施是加大了群众的负担，尤其是中下层，所以我们倡导今后的改革应该是民生导向，这和总书记的“改善民生就是发展”是一致的。

此外，现在流行的“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是不成立的。这是新自由主义在拉美推行了几十年出现一系列问题以后，这时候正好拉美有些国家的收入有六千元或过多一些，于是，新自由主义学者就赖账，说这个时期是中等收入，容易出现问题。其实，明明是他们搞出了严重问题。美国、日本、欧盟到了曾经到过中低收入时期，有陷阱吗？现在这些高收入国家出现金融危机、经济危机、财政危机，还不没有进入陷阱吗？另外，低收入国家，像印尼、尼泊尔和非洲国家等，难道就存在低收入陷阱吗？当然，本来中等收入陷阱的说法也不是这个意思，后来人们把这个概念泛化了，说问题很多就是陷阱。那么美国政府因财政问题都关门了，是不是陷阱？因此，关键是用什么样的理论和政策，如果用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问题肯定多，就容易掉入低收入、中收入和高收入时期的陷阱，而不管人均收入的高低。

简言之，与时俱进而又不断创新的中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和政策完全能够科学解释和解决中外一切经济难题。如果决策者不及时采纳和有效操作，那么，责任并不在解决思路和方案本身。

程恩富：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关于中外经济关系的理论与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界逐渐形成较有影响的三大学派。与北京大学张维迎教授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林毅夫教授为代表的新结构主义经济学派（其理论倾向属于各种凯恩斯主义加发展经济学的耦合）不同，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基本理论和政策思路三个层面均发表了一系列的论著，科学扬弃古今中外的经济思想，守正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其已日趋体系化、学术化和实用化。笔者仅就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关于中外经济关系的理论与政策作一扼要归纳和阐述。

一、现阶段经济全球化及其治理类型的研判

（一）经济全球化的描述和界定

经济全球化可从两个方面来描述和界定，一是从生产力和经济关系一般意义上说，经济全球化是生产要素在各国之间流动加快的趋势、经济活动在各国之间联系日益紧密的趋势；二是从现阶段经济关系一个重要特征的意义上说，当今经济全球化是美国等资本主义强国主导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控制和扩张的趋势。轻易地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经济全球化并由此来制定社会经济战略和策略，都是不可取的。对于违反国际规则而故意遏制特定国家和地区的逆全球化和经济霸凌主义政策，各国均须为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而加以坚决反制。

（二）反全球化运动的实质是“正全球化”

当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是以民族国家的存在为前提的。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代表的首先是自己国家的跨国公司——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也由于它们在国际政治方面所处的强势地位以及在经济与技术方面所处的垄断地位，因而全球化往往成为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跨国公司——垄断资产阶级控制和剥削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手段，富国和穷国、富人和穷人之间的财富与收入悬殊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扩大，同时，某些不合理的全球化措施也会加剧一国内部的某些社会矛盾，甚至引起各国劳动阶级之间的误解和矛盾。反全球化运动就其主流来说，是主张建立公正的经济全球化即“正全球化”，仍不失为是一种具有广泛国际性和某种进步性的国际运动，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存在某种联盟联系。

（三）经济全球化将最终导向全球社会主义

当今经济全球化的现实凸现出这样的根本矛盾，即一国内部的经济不断社会化与生产要素的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国际社会的经济不断全球化与生产要素的私有制和国有制之间的矛盾，这些根本矛盾以及一国和全球经济的无政府或低秩序或弱调控状态必然导致一国或全球经济的紊乱和衰退。这些主要矛盾的彻底解决，必然导致全球社会主义，尽管其路途艰难、波折颇多并且时间漫长。这首先是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及其运行规律所决定的，同时也与政治和文化制度密切相关。换句话说，走向公正和有序的经济全球化，客观上要求的是全球社会主义而非全球资本主义，否则，各种危机、混乱、暴力、犯罪与贫穷等各种全球性问题难以得到有效治理。

综观近40年的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实践，可以清晰地看到：无论是美欧、日本，还是剧变后的原苏东国家，经济总体增长速度均低于二战后实行凯恩斯主义时期。被联合国认定的40多个最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亦称第四世界），也没有通过私有化和唯市场化等新自由主义及其经济全球化途径富强起来，有的反而更加贫穷。全球经济迫切需要在反思和超越经济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主导阶段健康发展，并曲折地最终走向经济全球化的社会主义主导阶段。从唯物史观的科学视角观察，在一定意义上，不仅中国、越南、古巴、老挝、朝鲜和白俄罗斯的多模式社会主义发展，而且超国家的欧盟和欧元及世界货币的构想，甚至统一度不断上升的东盟和非盟等多样化的资本主义发展，以及联合国和国际经济组织的积极作用日趋扩大等，均是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克服或缓和现阶段经济全球化的某些根本矛盾，朝着社会主义经济全球化的大方向蠕动。

（四）全球经济政治的四种治理类型

20世纪以来，全球经济政治治理大致经历了四种类型。

第一，列强争夺型治理。

1900～1945年，伴随着英国霸权地位的日渐衰落和美国等国势力的不断提升，世界强国之间的冲突和竞争加剧，维护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稳定的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缺失，各国之间弱肉强食，单边主义政策盛行，“以邻为壑”式的贸易战与货币战频发，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剧烈动荡，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及一系列殖民主义战争和一次严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但是，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使全球政治经济的民主治理出现了许多积极的因素。

第二，“两超”阵营型治理。

1946～1989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分别支配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各方都尽力维持着自己的势力范围，维持了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一种相对的平衡和稳定。美国以西方世界霸主自居，出于遏制“苏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需要，容忍了西欧和日本等国长期的“搭便车”行为，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提供了诸如自由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国际安全和对外援助等国际公共物品。在军事政治领域，美国组建了北约组织，向其盟国提供安全和核保护伞；在经济贸易领域，美国主导了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为核心的自由贸易体制和国际贸易规则，从而维系了西方资本主义国际体系的某种长期稳定。在此期间，落后国家的民族解放战争也纷纷胜利，第三世界国家作用不断扩大，世界经济政治民主治理的积极因素持续提升，但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发动的“冷战”严重妨碍全球经济、政治和文化进步，并使军备竞赛加剧。

第三，“一霸数强”型治理。

1990年至今，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成为了唯一的超级大国，没有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能够扮演平衡者的角色。为了巩固“全球领导地位”，美国不断交替使用“单边主义”“多边主义”战略手段阻遏多极化趋势，从立足于联合国转移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能源机构和北约组织等，主导国际规则的制定，甚至推行“美国第一”的新霸凌主义、新帝国主义政策，越来越露骨地把接受西方国家的价值观作为它提供对外援助和贷款的先决条件，越来越露骨地把国际政策变成促进或维护其本国实力、遏制或削弱他国实力以实现自己利益的工具，破坏了全球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民主治理，这导致维持国际体系稳定的行动能力明显降低以及全球公共物品供给相对不足，各种全球性问题不断凸现。仅在经济领域，世界范围内的贸易战、金融战、资源战、科技战和粮食战等就层出不穷。

第四，未来全球民主型治理。

展望未来，超越霸权治理、实现全球经济政治的民主治理任重而道远。为了提升现时期全球经济政治的民主治理水平，必须首先改革联合国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构建联合国主导型治理框架。应改革联合国安理会的构成和机制，增加发展中国家的理事名额，激励世界各国和地区政治实体共同参与全球事务决策，提高其代表性和决策效率；应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代表机制和表决权等，改变少数富国对重大决策拥有否决权的现状，制定更有效的金融规则和危机处理机制，加强对全球资本流动的监管；应改革世界贸易组织及其规则，保证发展中国家更多地参与决策并从中受益，确保贸易活动不损害民族利益和劳工权益；应尽快确立全球统一的货币即“世元”、全球统一的语言即“世界语”；取消美国控制下的北约组织和某些国际法律机构，完善联合国领导下的维和部队和国际法律机构。只有这样，才能塑造一种各国共同负责的全球经济政治文化新秩序，公正发展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样化和军事自卫化，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二、中国已处于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准中心”地位

世界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在《世界规模的积累：欠发达理论批判》（1970年）的力著中，提出和论证了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中心－外围”理论。阿根廷的劳尔·普雷维什也出版《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一书。问题在于：当代中国还是依附于发达国家的外围国家吗？美国等七国集团是当代世界经济的中心，但我国既不依附它们，又不是外围国家。据此，尽管国外左翼学者关于“中心－外围”“中心－半外围－外围”这两种理论在相当程度上揭示出近代资本主义以来世界体系的发展特征，也有利于警示不发达国家摆脱外围或依附或边缘的地位，不过，固化的二层或三层等级描述难以全面动态地定义和解读中国等正在崛起的国家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虽然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今天，传统的历史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还没有终结，但中心国家的全面优势不断相对缩小，中国等新兴国家不断崛起，这使以往“中心－外围”“中心－半外围－外围”的世界经济格局和层次发生了百年未有之变化。既然已有的中外理论研究还不足以准确界定新时代的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那么就迫切需要创造一个新概念来加以精准定位，而“准中心”概念也许可以达到这一研究目的。

新中国70多年历史可分为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和党的十八大后三个大的历史阶段。把迄今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历史分为三个大的阶段，具有充分的实践依据。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从新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党和国家工作中心和国际地位三个方面考量，可分为明显的三个阶段和跃迁。主要从经济建设方面来看，这三个阶段是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三个奇迹”，先后形成初等富强、次中等富强和世界经济体系“准中心”的中等富强的三个阶段。

第一，改革开放前创造“第一个经济奇迹”，形成初等富强的阶段。

新中国的成立，彻底结束了中国积贫积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和从鸦片战争以来100多年的战乱频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启了伟大的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和探索。经过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和四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和阶级矛盾，而“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1。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决定了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由“生产关系上的社会主义改造”转变到“抓革命、促生产”2上来。后来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是不正确的。在国际地位上，抗美援朝战争和对印自卫反击战的胜利、“两弹一星一艇（核潜艇）”的研制成功、独立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初步建立、教科文卫体的全面发展、人口激增和民生的较大改善、中国成功恢复在联合国及安理会的合法席位以及中国在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号召力等，表明新中国在国际经济政治军事上已摆脱旧中国积贫积弱的依附型“贫弱国家”状况，真正站起来和初步富强起来了，标志着我国处于“初等富强”的地位，是新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个奇迹”。

第二，改革开放后创造“第二个奇迹”，形成次中等富强的阶段。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实践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人所共认，阶级斗争已经不是这个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人口快速增长基础上的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亟待快速提高，这才是突出的经济社会问题。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明确：“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3为适应社会主要矛盾的重新表述，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适时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方针下，到2012年，我国工业产值和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一、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教科文卫体发展显著、民生从温饱提升为小康、政治和军事的国际地位也日益上升，标志着我国处于“次中等富强”的地位，是新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二个奇迹”。

第三，新时代创造“第三个奇迹”，形成世界经济体系“准中心”的中等富强阶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校正了党和国家前进的航向，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4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在继续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提升。我国通过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贯通“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方针，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富共享，并通过“一带一路”“金砖国家”“上合组织”“亚投行”“20国集团”“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国际合作，为人类发展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国际感召力和影响力日益增强，已成为世界体系中的“准中心”5国家，标志着中国已处于“中等富强”的地位，正在造就新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三个奇迹”。正如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指出的，新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4。

由上可以预言，2035年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进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心”的“次高等富强”；2050年中国实现充分现代化，名列世界经济体系中数一数二“顶级中心”的“富强”国家。但当下我们也面对来自西方，甚至包括拉美国家的一些不利舆论，质疑中国在拉丁美洲、非洲的投资和能源等合作，怀疑中国也是在发展一种新的“中心－外围”之间依附关系，因而我们有必要声明，中国迈向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心”，不是重蹈西方中心国家的覆辙，不走它们利用领先的经济技术优势来剥削其他国家劳动力的老路。中国所追求的“中心”地位，实际上是在谋求自身发展基础上促进人类命运和利益共同体的完善。我国既要在经济和科技上追赶上传统的“中心”国家，以获得与发达国家平等合作的机会，又要和传统的“外围”“半外围”国家进行平等和帮助性的合作，并为“外围”“半外围”国家发展进步提供示范，同时还要更好地引领全球共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引领共同塑造国际共同经济安全以及引领共同推动公正的经济全球化。

三、积极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推行基于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出口导向”战略，对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作出了贡献，但是，较为粗放的对外开放模式已经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妨碍了产业结构的提升和国民福利的增加。这说明，以单向引进和数量扩张为特征、以资源高消耗为手段、以环境遭破坏为代价的粗放型对外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不能适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要求。我们必须建立起低损耗、高效益、双向互动和自主创新的“精益型”高质量对外开放模式，通过对外资、外源、外贸、外技、外汇和外产的适当控制和提升，统筹国内经济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地持续发展，具体应做到以下六个适当控制与积极提升。

（一）适当控制外资依存度，积极提升中外资本协调使用的效益

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须对利用外资做出重大调整。一方面，要看到经过多年发展，外商投资企业目前在我国经济中已占有重要地位，我国工业部门的产业结构和产品质量提升都与外商投资企业相关；另一方面，我国也不能继续沉浸在引资规模的扩张上，而是要追求引资质量的提高。①1必须引导和实现外资投向和要素流入结构的改善，必须从注重“引资”转为谨慎“选资”，应引进弥补我国产业和产品空缺的、符合低碳经济要求的和科技含量高的企业。②2不宜把具有稳定盈利和预防外资支配而有损于民生的公益事业轻易让位于外资，以为引进外资越多越好，实际上这并不利于发挥内外资的综合效益。③3需要确立公平的竞争环境，逐步取消外资企业在税收方面的优惠，保证国内企业在同一起跑平台上参与竞争。④4要通过提高环保标准来提高投资门槛，吸引真正有实力的“清洁投资者”，使引资工作适应我国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的大方略，服务于我们转变生产方式的大目标。⑤5充分利用国内已有的巨大储蓄存款资源，防止外资大规模利用和控股中资。⑥6加强对中国境外的投资，发挥中国过剩资本的有效作用。

（二）适当降低外技依存度，积极提升自主创新的能力

事实证明，在缺乏核心技术而形成的“三高一低”（高污染、高能耗、高依存度、低附加值）模式下所获取的贸易利益只能属于初级开放阶段的状态，倘若长期照此模式继续下去，过度依赖发达国家的高科技产品，会在外贸结构、贸易条件和社会整体福利水平提高等方面改善缓慢，并逐渐陷入“比较优势陷阱”，新时代新阶段亟需改进。①1确立自主知识产权优势战略。我国的对外贸易战略虽然要重视发挥“比较优势”，但突破以传统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的旧式国际分工模式的束缚，变“比较优势”为“知识产权优势”，重点要积极发展控技（尤其是核心技术和技术标准）、控牌（尤其是名牌）和控股的“三控型”民族企业集团和跨国公司。②2强化国际科技合作，积极完善国内创新环境。降低外技依存度，需要推动以我国为主的国际国内科技合作，使科技合作与经济合作相融合。③3要加大自主创新的研发经费投入，完善创新载体和创新平台，为自主创新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④4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塑造攻关关键核心技术的新型举国体制机制，利用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组织好若干重大科研项目的攻关，尽快完成从技术大国向技术强国、专利大国向专利强国、品牌大国向品牌强国的转型。

（三）适当降低“外源”依存度，积极提升配置资源的效率

能源等一些资源过度依赖进口，既使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背上沉重的成本负担，也威胁到国家的经济政治安全，并且容易引发更多的国际争端。适当降低对国际市场能源和资源的依赖程度是我国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一些舆论认为，中国目前的能源对外依赖程度并不足以引起高度警戒，也没有必要加以防范。这种中国某些能源和资源的进口高依存度“无风险”论并不能成立，需要及时建立风险防范措施。一是要尽快建立起自己的重要能源（特别是石油）战略储备体系，形成一道基本的“防火墙”。能源战略储备体系可以平抑国内能源市场价格波动，引导和促进我国能源消费的合理化。二是要重视国内资源能源的科学开发和高效利用，提高国内矿产资源开发的门槛限制和企业标准，适当提高资源消费价格，引导资源的合理消费行为。三是要坚持鼓励和支持对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从政策上重奖节能，重罚浪费。大力支持低碳技术、节能减排技术的创新和应用，限制“三高一低”项目的发展，减轻资源环境的压力。四是要加强石油、黄金、有色金属和煤炭等各种稀缺资源的战略性管理，提升资源类商品的国际市场定价权和市场控制力，尤其要注重提高黑色金属（如铁矿石）、有色金属（如铜、铝、铅、锌、锡、镍）及稀土资源的国际定价权。

（四）适当控制外汇储备规模，积极提升使用外汇的收益

充足的外汇储备有利于增强我国的对外支付和清偿能力、防范国际收支和金融风险并且提高海内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但是，如果长时间和大幅度地超过合理规模，会给经济发展带来诸多负面影响。解决外汇储备过度的问题，不仅要控制低收益加工贸易的发展规模，从根源上减少贸易顺差，降低外汇储备激增的速度，而且要通过扩大内需，增加国内消费，更多地进口以平衡对外贸易。

巨额的外汇储备是我们来之不易的宝贵财富，除了尽可能实现保值和增值以及合理地安排其在境外的投资结构以外，也要及时地合理配置手中已有的外汇资源。从国内来说，应当有计划地激活这些资源，用于国内急需的国计民生领域和项目，如社会保障、基础教育、医疗卫生、扶贫、住房、环境保护、基础设施以及西部开发等。

从国际来说，针对不断贬值的美元给我国外汇储备带来的影响，必须及时提高外汇使用的效率，改善现有外汇的配置。一是可赎回被美国企业收购的中国重要国有企业资产；二是可用来支持中国企业收购海外资源和有价值实体企业，或收购控制着中国战略性行业的跨国公司股份；三是可用来引进国外的关键技术和科研人才，实现“引智创新”；四是积极建立“主权基金”或直接进行“海外购物”，购买高端技术和设备或相关物资；五是参股或并购海外各种媒体，客观介绍中国，反击妖魔化中国的浪潮，增强国际话语权和软实力。

（五）适当控制外贸依存度，积极提升消费拉动增长的作用

增强经济自主性，需要发挥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适当降低外贸规模。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力，需要加快提升贸易层次和调整贸易结构。重点是做好以下几个方面：①1要优化我国的贸易方式，在积极提升加工贸易的同时，大力发展易货贸易、转口贸易和租赁贸易等其他贸易方式，尤其是要大力促进服务贸易的进出口增长，提高服务贸易额在总贸易额中的比重。②2要加快改善外贸结构，改变贸易主体长期由外资主导的局面，促进本土企业参与高端国际贸易和竞争。③3要加快改善文化贸易的结构，促进中国文化和学术走出去，消除“文化赤字”。④4积极扩大内需，消化国内相对过剩的产能，引导和支持外贸出口企业的转型，从而适当降低企业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⑤5大幅提高中低阶层收入水平，改变长期依靠低工资成本来扩大出口的局面，改变国际农产品的冲击而导致我国农民就业困难和收入难以增长的困境。

（六）适当降低“外产”依赖度，提升参与国际分工的层次

提升国内产业的国际分工水平是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立足点。只有提升产业分工层次，消除“微笑曲线”不良分工现象，才能降低对外国产业的依赖度，打破美国等发达国家对我国的“产业链和供应链阴谋”。当前，一是要扭转以“引进战略投资者”为理由，主动或被动地逐步让西方跨国公司支配或控制中国产业和重要产品的现象。二是要利用西方金融和经济危机过程及今后国际生产和贸易格局变革的历史机遇期，适当淘汰高污染、高能耗的外向型加工业，积极推进产业优化升级，提升参与国际分工层次。三是加快调整产业结构，以提高产业竞争力和产品附加值为导向，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使产业在调整中优化和提高。四是要贯彻中长期的国家产业创新战略，切实推进产业创新，大力发展信息产业和新能源产业，大力发展设计、咨询、物流等现代服务业和文化教育产业，抢占未来全球经济和文化教育竞争的制高点。五是要加强国家经济安全，首先是要加强对外资企业并购中国企业的监管，加大对关系到国计民生和战略性产业的保护。要运用经济的、法律的手段，制止西方跨国公司越来越多地控制和垄断我国产业的行为，确保国内产业安全和金融安全。六是应主动和积极地介入国际高端产业分工，广泛开展国际市场竞争，通过“走出去”来提升我国的全球要素配置能力，创造出参与国际分工的新优势。在自主、自立和自强的基础上，真正使我国开放型经济体系成为全球生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金融实化论”及其基本原则

西方新自由主义的“金融深化论”推广几十年来，进行金融深化改革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在金融领域取得显著进步，甚至反而造成了一轮又一轮的金融危机。据世界银行统计，105个发展中国家实行金融自由化以后，从1980年到2000年20年间，年均经济增长率只有0.8％，几乎处于停滞状态6。在具体分析金融领域运行规律的前提下，我们针锋相对地提出“金融实化论”及其三条基本原则，作为政策研究的基石。

第一，造福人民的发展原则。

通常情况下，金融资本想要获得超额利润就会使得金融产品的价格脱离其价值运行，这首先就涉及一个问题：不进行生产的金融领域的超额利润又来自何处呢？在现实经济运行过程中，实体领域出现的发展往往在金融领域被非理性放大。当实体经济领域由于技术进步等原因出现增长点时，金融垄断资本往往会利用信息不对称性以及金融市场中个体的非理性心理，通过制造虚假利好消息，拉抬股价来对金融产品的价格进行操控，从而增强买家对金融产品未来收益的信心，进而使得金融产品的价格背离实体经济的发展而上涨。一方面是异化的金融资本对股市的操控导致股市出现虚假繁荣，另一方面则是股市中的散户在虚假繁荣中非理性的投机行为，二者相互作用使得金融泡沫不断增加。由于金融资本操纵着股市的变动，因而能够做到在金融泡沫崩溃前撤出。金融资本在金融市场中获得的巨额收益并不是参与实体经济发展的收益，只不过是对中小股民劳动收入的分割，这种“切蛋糕”的行为会造成消费水平下降，并且因为损伤股民信心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增加实体经济进一步融资的难度，阻碍实体经济发展。在这个意义上，促进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和促进金融将实体经济发展的红利与人民共享是同一件事，并且是一件人民性和发展性并存的事情，因此，以造福人民的发展原则促进金融市场的进一步改革发展是“金融实化论”的重要原则。

第二，防范风险的安全原则。

实施金融自由化的国家往往会爆发周期性的金融危机，在金融资本制造金融产品价格和价值偏离，从而在进行了价值分割、引爆了金融危机之后，政府往往会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但自由金融体系下，这往往会刺激金融市场脱离实体经济的新一轮发展，从而为下一次的危机埋下隐患。因此，自由金融体系下，当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引发危机，并且这种危机的爆发并非是偶然性的，而是呈周期性爆发的系统性的风险。金融危机周期性的爆发不仅会造成金融行业的萎靡，更会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在缺乏管制的前提下，危机爆发前资本已经大量脱离实体领域进入金融领域，尽管危机的爆发使得金融行业泡沫破灭，但是经济结构已经被扭曲，实体行业发展更为艰难；另一方面，金融行业的萎靡将使得实体经济融资出现困难，同时很多实体企业自身也对金融机构进行了大量投资，金融行业危机的爆发就像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倒下，将引发整个经济系统的危机。因此，如何对金融行业进行监管，预防金融风险的传递（尤其要认真汲取P2P网贷平台和蚂蚁集团等互联网金融监管不严的教训），促进实体经济和金融领域的良性互动，也是“金融实化论”的题中应有之意。

第三，共商对等的双向开放原则。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扩大金融高水平双向开放”7，实际上这一论述正体现了“金融实化论”所坚持的金融开放原则。根据“金融深化论”的原则，一国金融市场的对外自由开放不仅能增加国外资产在本国的投资，同时还能在本国企业和国外企业之间的竞争之中提升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促使资源在全球范围内更加合理地配置。但是，从现实出发，笔者得出结论，金融领域具有高额利润率，因而具有脱离实体经济运行的特殊趋势。这一结论在一国范围内成立，而在国际金融市场上，金融的垄断性和信息不对称性更为突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发达国家的资本积累更为雄厚、金融技术更为成熟，因此，在金融领域，一旦国内金融行业与国外金融行业能够“自由竞争”——不是公平竞争而是在缺乏相应约束下双方各自动用经济关系而追求收益最大化的竞争，国内金融行业往往处于被动状态，同时国际金融资本通常也不会为国内具有良好前景的企业提供融资，而会纷纷进入短期投资市场，利用经济关系进行财富的再分割。过去的世界金融体系就是在这样的“中心－外围”结构中形成的，在这一结构下，发展中国家金融领域的对外完全自由开放的结果往往就成为国际资本宰割的对象。因此，在一国内，必须进行金融的适当管制以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同时在国际金融市场中，如果各国金融都能为实体经济发展服务，即金融的发展、金融产品价格的上升只能够以各国实体产业的蓬勃为基础，那么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就难以通过操纵经济关系而获得超额利润，各国的金融交往才能真正对等，做到在国际金融交往中提升资本在全球的合理配置，从而建立共商共建共享的自主对等开放体系。如果某国事实上不允许中国持股或控股该国的金融等企业，那么，中国也应对等地实行相同的政策。目前中国并不缺少资本和金融企业管理能力，在金融开放中应遵循双向开放原则。

金融领域由于其独特的性质，在自由市场下往往容易形成异化，不仅难以实现其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初衷，反而会造成价值分割，甚至造成金融危机，因此，对于金融行业的改革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在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深刻指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8金融行业的进一步发展必须围绕着“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这三项基本任务展开。自由放任的金融行业必然会导致经济脱实向虚，从而在一国之内带来分割人民财富和引发经济系统性危险等问题、在国际交往中带来国外金融资本对本国资本的掠夺问题，这正是将我国的金融实践自觉凝练为金融理论自觉的重要一步。

在“金融实化论”三大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提出“新金融策论”，从而促进我国金融改革的实践能够达到统筹金融发展与金融安全的战略目的。一是推动更多贸易往来国加入“货币互换协议”，使人民币成为多数国家储币和结算货币。二是适当减持外汇储备中的美元资产，从而维护中国经济、金融安全，预防美国的制裁。三是要尽早将储存在美国的黄金运回，要防止黄金资源的外流，应逐步减少外资企业对我国金矿的控制。四是实现资本市场的开放必须要以平等双向为前提，促进国与国之间携手发展的目的。五是短期项目不能够盲目开放，而要同中国金融市场发育水平相适应。六是在国家绝对控股的基础上，放宽银行、证券和基金管理以及期货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外资股比限制，而不是以开放的绝对量为金融开放的衡量标准。七是推进人民币区域化和不完全国际化，保证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同时，实现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配合有管制的资本流动。八是谋划好化解和反制多种金融制裁的预备措施，要建立并推广中国的国际评估体系。

五、构建国内循环为主体新发展格局的方略

2020年5月23日，习近平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经济界委员会上深刻分析国内国际形势，指出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加快推进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增长极，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各个环节，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9。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意味着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这个循环要畅通起来，就必须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特别是供给体系和国内需求要更加适配；建立新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其目的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10。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发展出口导向型的经济，迅速成为“世界工厂”，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发动机。特别是加入WTO后，出口迅速增长，但也存在着对外依赖度过高等问题。

（一）当前发展格局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生产过程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各地开展GDP竞赛，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但是出现了技术对外依赖度高、产业链和供应链受制于西方的问题。例如：一些地方盲目投资，进行低水平的重复投资，导致一些低端产品结构性过剩，而一些中高端产品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出口企业竞相开展价格战，外国对中国产品发起贸易保护；不少生产技术含量较低，我国一些自有品牌也在芯片、操作系统等方面严重受制于国外，面临着数据信息被监控、泄密等安全风险；我国从事技术含量低的零部件生产以及最终产品的组装和生产过程对水、空气等的污染严重，不少产品处于全球价值链的底端，附加值低。

（2）流通过程存在的问题。

流通是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纽带，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中国的流通经济获得了飞快的发展，对于加快社会再生产过程和促进经济循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近年来，中国高速公路、铁路、航运和航空等基础设施以及网络购物、物流快递业获得了快速发展，但是高速公路收费高、物流成本高，仍然是限制商品流通的重要因素。对国际市场依赖度高，一些企业生产长期依赖国际订单、贴牌生产，没有国内营销渠道，没有注册国内品牌，没有按照中国标准进行生产，而国际市场充满了不确定性，一旦遇到西方经济危机等威胁或国际市场需求大幅减少时，企业便面临销售危机。

（3）分配过程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中国居民财富和收入呈现快速增长的势头，但仍然存在着贫富差距过大等问题。从国际来看，也存在着国际分配极不公平的现象。例如：居民住房、教育和医疗等支出大幅度增加，降低了人们的幸福指数，存在着经济压力大、不敢消费的问题，同时富豪激增加剧了阶层的贫富差距。西方发达国家利用资本上的垄断地位、技术上的优势而在国际贸易中获取高额垄断利润，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少发展中国家却获利相对较少，显现国际分配的不公平。

（4）消费过程存在的问题。

长期依赖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方式使国内消费占经济的比重相对发达国家较低，受国际经济波动的影响大。例如：由于中国长期实行低工资制、收入差距大等原因，消费对经济拉动的效应不够大。美国把中国当作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从经济、政治和军事各方面全面挑衅我国，再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等影响，使中外消费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

（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本方略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深化对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提高领导我国经济发展能力和水平。”11构建和完善新发展格局需要有新发展方略。

（1）坚持尽快产业升级原则，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第一，完善国内分工体系，构建完备的产业链。国内不同地区要按照资源、人才等优势形成不同的国内分工，在国内形成完备的产业链，特别是对一些关键行业，要形成从原材料、能源资源到零配件以及组装生产到制成品的完整的产业链，形成国内产业循环。要着力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力争重要产品和供应渠道都至少有一个替代来源，形成必要的产业备份系统。第二，发挥大国优势，促进产业梯度升级。发挥中国人口多、经济发展情况差异大的优势，加快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推动东部地区发展高新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把一些在东部没有竞争优势有可能转移到其他国家的企业优先往中西部地区转移，推动中西部地区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发展。

（2）坚持科技领先原则，提升新型举国体制效能。

第一，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尽快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实现突破。发挥公立高校、国有研究机构的优势，着力提升发展的科技含量，尽快掌握核心技术，解决卡脖子问题，推动高质量发展。在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制药、航空航天等领域，进行必要的国际协同、集中攻关，争取尽快在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实现突破。借鉴日本在最近20年获得自然科学诺贝尔奖的经验，我国也应尽早在自然科学前沿基础理论方面进行战略谋划和实施。第二，引育并举，加大人才培养力度。人才是第一资源，要不断提高科研人才待遇，坚持引进国外人才，特别是华人科学家与国内人才培养并举，不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要推动大科学装置建设，为科研人员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推动专利技术的市场化，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

（3）坚持民生导向原则，提升扩大内需战略功效。

第一，要以最大程度地不断满足群众生活需要为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适当由过去以国际标准、出口为导向的生产目标，转变为以中国标准、满足中国人生产生活需要为目标，促进出口型企业本土化。第二，推动以人为本的城市化发展，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入。相对于同等工业化水平的国家，中国城市化率特别是户籍人口城市化率仍然比较低，还有许多地方传统基础设施仍然比较落后。要进一步放开户籍政策，推动城市化进程，同时加快新农村建设，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力度，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

（4）坚持加速流通原则，提升整体资源配置效率。

第一，加快交通强国建设，完善交通基础设施。目前，虽然我国高铁通车里程世界第一，但是由于我国面积广大，地形复杂，仍然有许多地方交通条件比较落后，人们出行困难，商品特别是农产品运输困难。要加快中西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中西部更好融入全国经济发展大循环。第二，降低物流成本，促进商品流通。要进一步降低油气价格，降低高速公路收费，降低铁路航空货运收费，规范海运口岸收费，推动物流基础设施网络建设，降低物流、人流、资金流的成本，加快商品流通过程。

（5）坚持劳动主体分配原则，提升缩差共富的分配体系。

第一，控制富豪及其财富的增长速度，提升中低居民的财富和收入水平，提高民生保障能力。虽然2019年我国人均GDP迈上了1万美元大关，人均年收入达到3万元人民币，但是仍然有6亿人每月的收入只有1000元。要调整和完善财富和收入分配制度、各项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做好就业和防止返贫的工作。第二，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完善国际财富分配体系。我国要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坚持互利共赢和平等互惠原则，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财富分配体系。

（6）坚持自力主导开放原则，提升经济全球化公正发展状态。

第一，推动更高水平、更深层次和更大力度的对等对外开放体系。要以自贸区、新片区、自贸港为抓手，推动全球化向纵深发展，推动国际大循环。第二，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按照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扬自力、自主、自立、自强的精气神，正确处理自力更生和对外开放的关系。把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国内大循环的基础之上，以国内大循环的健康发展带动国际大循环的顺利发展，就能形成二者相互促进、良性发展的新发展格局。

注释

1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载《人民日报》，1956年9月27日，第1版）。

2参见《抓革命、促生产》（载《人民日报》，1966年9月7日，第1版）。

3参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3页）。

4参见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5参见程恩富：《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的巨大成就——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述论》（载《东南学术》，2018年，第5期）。

6参见杨斌：《国际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安全》（载《高校理论战线》，2009年，第2期）。

7参见《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载《人民日报》，2019年2月24日，第1版）。

8参见《习近平：深化金融改革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载《人民日报》，2017年7月16日，第1版）。

9参见《习近平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坚持用全面辩证长远眼光分析经济形势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载《人民日报》，2020年5月24日，第1版）。

10参见《习近平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20年7月22日，第2版）。

11参见《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20年8月25日，第2版）。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程恩富：要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

一、要高度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阶级理论

1979年3月，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文中就指出：“我们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反革命分子，有敌特分子，有各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新剥削分子，并且这种现象在长时期内不可能完全消灭。同他们的斗争不同于过去历史上的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他们不可能形成一个公开的完整的阶级），但仍然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同年6月，邓小平在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四川代表团的讲话中也指出：“既反对阶级斗争熄灭论，又反对阶级斗争扩大化”。1980年，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指出：“有人说，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了，怎么还会有阶级斗争？现在我们看到，这两方面都是客观事实。目前我们同各种反革命分子、严重破坏分子、严重犯罪分子、严重犯罪集团的斗争，虽然不都是阶级斗争，但是包含阶级斗争。”由邓小平主持制定、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概括：“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党的十三大也强调：“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会长期存在，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当前，我们仍然要贯彻邓小平的谆谆教导：“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实践证明，无论缩小或者夸大，两者都要犯严重的错误。”可见，邓小平关于反对在阶级斗争问题两种错误倾向的方针，具有重要的奠基意义。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也指出：“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它在一定范围内还将长期存在，并且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激化。”从斗争的表现形式和核心问题上看，江泽民指出：“这种斗争集中表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的对立，斗争的核心依然是政权问题。”2001年4月2日，江泽民在全国社会治安工作会议上讲话中又强调：“在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的作用下，一定范围的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不仅现在仍存在，而且还将长期存在，有时还会很尖锐。”同时，他还告诫说：“我们不会再重犯过去那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但对现实中存在的一定范围的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也就是新形势下的对敌斗争，全党同志绝不能掉以轻心。”可见，江泽民强调阶级斗争的核心和绝不能掉以轻心的观点，具有十分重要的针对性和现实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也多次强调坚持阶级立场和阶级分析的思想。如2013年3月1日，习近平在中央党校春季学期开学典礼的讲话中就强调了党员领导干部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指出马克思主义观主要包括：“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关于社会形态和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基本观点；关于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基本观点；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观点；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观点；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观点，等等。”这其中自然包含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观。2014年2月，习近平在《二月讲话》中明确指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首先就是阶级立场，进行阶级分析。”关于阶级斗争问题，《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部分修改）中明确指出：“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可见，阶级斗争有可能激化的观点、阶级立场和阶级分析的原则，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性和客观性。

简言之，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主要由产权关系和政治关系决定，并可进一步划分为多个阶层，而这与西方社会学关于由职业和收入决定的阶级或阶层的含义有本质区别。阶级、阶级立场、阶级分析、阶级斗争理论是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观察和处理国内外重要矛盾的主线索之一，是关系到全面实现“五位一体”和“四个全面”的战略目标，积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容回避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二、要善于准确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

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克思首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一概念，指出：“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当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在《伟大的创举》中，列宁论述过什么是“完全消灭阶级”，指出：“为了完全消灭阶级，不仅要推翻剥削者即地主和资本家，不仅要废除他们的所有制，而且要废除任何生产资料私有制，要消灭城乡之间、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这是很长时期才能实现的事业。”邓小平1992年春在南方谈话中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可见，我国目前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距离马克思说的“四个达到”、列宁说的“完全消灭阶级”和邓小平说的“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目标还相去甚远，阶级分析方法依然是当前洞察国内外重要现象和矛盾的主要方法之一。

第一，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剧变是阶级斗争的反映。美国最后一任驻苏联大使马特洛克在回忆录《苏联解体亲历记》中写道：“阶级斗争理论是列宁主义者的国家结构演进观及同西方发生冷战所依据的中心概念。没有它，冷战的理由就不复存在，一党专政的理论基础也就随之消失”；“如果苏联领导人真的愿意抛弃阶级斗争观念，那么他们是否继续称他们的指导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也就无关紧要了，这已是一个在别样的社会里实行的别样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别样的社会则是我们大家都能认可的社会。”所以，他认为主张“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戈尔巴乔夫已“明确无误地抛弃了阶级斗争观念”。苏东社会主义国家蜕变（邓小平曾用“复辟”一词）为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资本主义国家，是这些国家和国际阶级斗争的典型案例。

第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还是阶级对立的社会。除了我国等五个社会主义国家之外，那些阶级对立的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和对外关系领域均存在多种形式的阶级斗争，还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去分析。各国的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学者也是重点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深刻剖析西方国家制度和种种痼疾，包括对近年波及约80个国家的“占领华尔街”国际运动、法国的“黑夜站立运动”、全球生态环境、美国入侵活动和总统选举等严重问题的分析。我国马克思主义者分析当代资本主义问题也不宜放弃阶级分析方法。

第三，在政治和军事领域，西方敌对势力变本加厉地开展西化和分化我国的阶级斗争。西方资产阶级在夺取苏联东欧国家统治权之后，便把阶级斗争的主要矛头对准中国，他们采取“接触”与“遏制”、硬实力与软实力（综合采用又称“巧实力”）并举的多种策略，包括美国及其盟国打着所谓“亚太力量再平衡”旗号，从军事上对我国搞C型围堵，并在南海、东海、台湾、香港、西藏、新疆、朝鲜半岛等问题挑起事端、妄图遏制、威胁和分裂我国。国内某些政治势力与西方敌对势力互相配合，试图把工人阶级政党执政的社会主义中国改变为或分裂出去搞资本主义，这难道还仅仅是所谓的民族矛盾、宗教矛盾和刑事犯罪问题，而不包括阶级斗争的内容？

第四，在意识形态领域，我国资产阶级自由化人士和思潮不断开展对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的阶级斗争。学术探讨无禁区，思想自由而限制。一般的思想理论认识问题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体系有本质区别。那些坚定地主张和宣传“主体私有化或民营化”“资产阶级多党制和西方宪政观”等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言行，难道不包含着思想理论上阶级斗争的内容？那些试图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零八宪章”发起人和主要签名者，以及串联上街搞资产阶级的“颜色革命”，难道不是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转化为政治行动的阶级斗争？

第五，在经济领域，少数中外私有企业的投资人或代理人违法延长劳动时间、克扣工人收入、恶化劳动条件、提高劳动强度等，也包含着阶级斗争的内容。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论著中透彻地揭示了这些经济上阶级斗争的客观表现，其不会因为执政党性质的变化而有根本变化，但解决的途径和方法却不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路，圆满解决这些问题。

第六，民族资产阶级不属于阶级斗争的对象。作为整体的民族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具有拥护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能量，这是主要的正作用，但另一方面，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动摇甚至有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副作用。因此，目前民族资产阶级整体不是阶级敌人和阶级斗争的对象，而是统一战线和团结联合的主要对象。

第七，任何阶级的个别人员均有可能从原有阶级转化为另一阶级。至于对包括贪污腐败分子在内的严重犯罪分子，如果他们不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则不属于阶级斗争范围；而如果他们同时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则带有阶级斗争的性质。正如邓小平谈到我们同严重犯罪分子、犯罪集团的斗争时所强调的，“虽然不都是阶级斗争，但是包含阶级斗争”。

程恩富：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八个重大原则

201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本文结合知识界的不同观点，阐述其中八个重大原则。

一、科技领先型的持续原则

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之一，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又具有反作用；其中，生产力是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而掌握先进科技和管理方式的人，对生产力起着核心作用；生产力的发展，主要涉及劳动力、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三大实体性要素，以及科技、管理和教育这三大渗透性要素，其中科技具有引领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功效；人口的生产应与物质文化生产相协调，由自然环境构成的自然力应与劳动力和科技力相协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科技领先型的持续原则。它依据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强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初级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社会主义本质的组成部分之一，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技术基础，经济建设是中心工作；强调人口、资源与环境三者关系的良性化，应构建“人口控减提质型社会”、“资源节约增效型社会”、“环境保护改善型社会”的“三型社会”，高水平地实现可持续发展；强调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要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目前，要认真贯彻习近平关于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的思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是老动力不足、新动力缺乏。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理念，实质是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因而迫切需要通过科技创新和领先来解决动力不足问题，给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注入强大动力。从国际竞争的角度看，也只有重视知识产权优势，从企业、产业和国家层面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才能围绕品牌、技术制高点及技术标准制定等构筑企业乃至国家的竞争优势。当前，在经济新常态的格局中，只有紧紧抓住创新这个发展第一动力，才能化解“三期叠加”风险、破解产能过剩难题，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跟不上世界科技革命步伐。只有把创新作为推动发展的第一要务，以创新转换老动力，用创新培育新动力，使老动力焕发新活力，让新动力层出不穷，才能给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应扭转“造不如买、买不如租”、“以市场换技术”等传统观念，正确处理原始创新、集成创新与引进消化再创新之间的关系。经济运行从“自发性”到“自觉化”的演进，要建立政府、市场、科技相结合的三元机制系统，体现出科技这一“决定性”元素的作用，需要在战略高度上认识科技引领配置资源的重要作用。

二、民生导向型的生产原则

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之一，是关于生产目的的理论。它揭示资本主义私有制直接和最终的生产目的是最大限度地获取私人剩余价值或私人利润，生产使用价值是为生产私人剩余价值和或私人利润服务的。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直接和最终生产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全体人民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生产新价值和公有剩余价值是为生产使用价值服务的，因而体现了“人民主体性”和民生导向性的生产目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民生导向型的生产原则。它依据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强调初级社会主义的一个主要矛盾就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而又好又快地发展生产和国民经济的目的，便能缓解这一主要矛盾；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要用进一步发展的方法来解决某些发展中的问题；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要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部署经济工作、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都要牢牢坚持这个根本立场；强调强调人民主体性，发展要依靠人民、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民、发展的成果要惠及人民，改善民生就是发展，体现了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目的性原则和根本立场。

目前，落实习近平关于“改善民生就是发展”的价值导向，与社会主义生产和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内在统一的。我们要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变中求新、新中求进、进中突破，推动我国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但是，发展生产和经济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改善民生，因而必须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攻坚目标，从改善民生就是发展的战略高度来谋划财富和收入分配、扶贫、就业、住房、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七大领域的民生改善。要抓紧解决民生领域群众意见最大的某些问题，全力以赴，速补短板，限期缓解，这是新常态下民生导向性的生产原则和协调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主要工作。正如习近平所指出，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要采取针对性更强、覆盖面更大、作用更直接、效果更明显的举措，实实在在帮群众解难题、为群众增福祉、让群众享公平；要从实际出发，集中力量做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不断提高公共服务共建能力和共享水平，织密扎牢托底的民生“保障网。（参见习近平春节前夕赴江西看望慰问广大干部群众时的讲话，2016年2月3日新华社）

三、公有主体型的产权原则

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之一，是生产不断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本矛盾，必然导致个别企业的生产经营有计划与整个社会生产和经济活动的无政府或无秩序状态之间的矛盾，导致社会生产经营的无限扩大与人民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导致生产和国民经济周期性地发生衰退和各种危机，以及贫富阶级对立和经济寡头垄断等一系列严重问题。因此，用生产资料公有制取代私有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取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历史的必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公有主体型的产权原则。它依据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强调初级社会主义由于生产力相对不发达，因而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有制为主导、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强调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推动各种所有制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同时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强调这一基本经济制度有别于私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如果操作得法，公有制不仅可以与市场经济有机相融，而且可以比私有制实现更高的公平与效率。同时必须看到，在当今世界国家政权还是一种必须存在的历史时期，国家所有制仍是一种具有合理性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

目前，必须认真领会和坚决落实习近平关于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支柱、发展混合所有制和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等战略思想和方针，汲取过去国有企业改革形成暴富阶层的严重教训，重点发展公有资本控股的双向混合的混合所有制，大力发展农村村级集体层经济和合作经济，提升公有经济的活力、竞争力、控制力和抗风险力。应牢固确立邓小平关于发展私有制的目的是为发展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经济服务的基本思想。对于中外私有经济，不仅要支持，更要引导和监管，以发挥其正能量，减少负效应。依据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经验和华为企业的某些超前做法，我国应鼓励和引导私营企业开展职工持股的改革，以推动劳资两利，共同富裕。

四、劳动主体型的分配原则

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之一，是生产关系中的所有制决定分配关系，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分配上必然是按资分配，雇佣劳动者只能凭借法律上的劳动力所有权获得劳动力的价值或作为其转化形式的广义工资。在这个大框架和前提下，雇佣劳动者在某一企业的具体工资与具体岗位和绩效挂钩，但这不属于社会主义经济性质的按劳分配。而某些企业、某些部门和全社会的雇佣阶级总体工资状况，则取决于与资产阶级的实际斗争及其成效。资本主义私有制范围内的分配，表象是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其实质是按生产要素的产权分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劳动主体型的分配原则。它依据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强调初级社会主义由于生产力相对不发达，由于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产权制度，因而必然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各种生产要素凭借产权的贡献参与分配这一基本分配制度；强调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本质内容；强调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原则，要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党的十八大报告用语）；强调要缩小收入差距，坚持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健全科学的工资水平决定机制、正常增长机制、支付保障机制，完善最低工资增长机制，完善市场评价要素贡献并按产权贡献分配的机制。

目前，要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坚持共享发展的新理念，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要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只有将资源配置的目标着眼于共同富裕，社会生产才能健康稳定地运行，才能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坚持共享发展，主要涉及到民生和共同富裕的问题，其中分配问题当下最为突出。我国现在财产和收入的分配差距都比较大，基尼系数超过美国；1％最富家庭已拥有我国家庭财产的三分之一，已美国相同。要注意的是，贫富分化的第一指标不是收入。收入只是财富的流量，而关键是财富的存量，即家庭净资产。家庭净资产才是衡量贫富分化的首要指标。最近十几年来，党中央文件一直强调要“缩小收入差距”，但在学界和政界一直有争议，甚至有文章笼统地赞扬“富豪是经济引擎，也应是社会楷模”。一种极其流行的错误观点认为，目前贫富差距问题不是首要问题，不是非公经济的大规模发展导致的，而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才是需要担心的问题。事实上，正是发明“中等收入陷阱”一词的新自由主义导致拉美国家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导致高收入的美欧日国家陷入金融危机、财政危机和经济危机，导致低收入的非洲等国家陷入发展缓慢。现在，我国只有尽快落实邓小平多次强调在上一世纪末就要把解决贫富分化和共同富裕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的指示，遵照劳动主体型的分配原则来改革财富和收入的分配体制机制，才能真正使共享发展和共同富裕落到实处，使广大劳动人民满意。

五、国家主导型的市场原则

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之一，是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即私人劳动或局部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间矛盾运动的规律，其内涵是：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生产某种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中所占比例须符合社会需要，即同社会分配给这种商品的劳动时间比例相适应，且商品交换按照价值量相等的原则进行，而供求关系、竞争和价格波动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以市场价值为基础，是价值规律的具体实现形式；在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中，按比例规律主要表现为整个社会内有组织的分工与生产单位内部有组织的分工相结合，按比例规律靠占支配和主体地位的计划规律和占辅助地位的价值规律相结合来实现；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按比例规律主要靠价值规律自发调节，计划调节或国家调节作用较为有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国家主导型的市场原则。它依据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强调社会主义可以实行市场经济，而社会主义本身包含国民经济的有计划和按比例发展，要在国家调控主导下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使市场在一般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强调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就必须积极稳妥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强调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

目前，应贯彻习近平关于“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的讲话精神，充分认识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调节规律（或价值规律）主要是在一般资源的配置领域发挥决定性作用，但发挥作用的条件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同。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但社会主义经济决定资源配置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需要将市场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既要用市场调节的优良功能去抑制“国家调节失灵”，又要用国家调节的优良功能来纠正“市场调节失灵”，从而形成高功能市场与高功能政府、高效市场与高效政府的“双高”或“双强”格局。显然，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为主体、国有制为主导、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础之上的，包括人大、政府在内的整个国家从法律、经济、行政和伦理等多方面的调节力度和广度，必然略大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的调节能力，从而可以显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和高绩效。

我们不能因为国家规划、计划和调节是有人参与的，就否认其中包含客观性，进而认为“国家调节规律”、“计划规律”等概念不成立。照此逻辑推论，市场活动也是有人参与的，其主体就是人，那也就不存在“市场调节规律”、“价值规律”等相似的概念。市场调节说到底，是经济活动的自然人和法人的行为变动，也可以说就是企业的行为或调节，如产品、价格和竞争等方面的所作所为。因此，市场调节规律和国家调节规律都是在形式上具有人的活动主观性，在内容上具有人的活动客观性；良性而有效的微观和宏观经济活动，要求在企业和政府工作的所有人，均应努力使人的主观能动性符合有人参与的经济活动的客观规律性，以便实现主客观的有效统一性。

六、绩效优先型的速度原则

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之一，是经济增长速度与经济发展绩效要互相协调，有较高绩效的增长速度是最佳速度；资源没有充分利用的较低增长速度，不利于充分就业、积累财富和提升福利，而资源粗放利用的较高增长速度，又不利于保护生态环境、节约资源和积累真实财富；要辨证分析和对待国内生产总值这一指标，它既有积极作用又有严重缺陷，不应过度追求；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经济效率、经济效益与经济绩效，都是有异同点的，应突出经济发展的整体绩效优先的经济增长速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绩效优先型的速度原则。它依据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强调我国20世纪80至90年代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大体翻两番，而到2020年，将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10年翻一番，基本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强调在高速增长30多年的情况下，从2013年开始我国进入经济新常态，其标志之一是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重点是过去突出增长速度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向突出经济绩效的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以提质增效为中心。

目前，要切实贯彻2015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推动经济发展，要更加注重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稳定经济增长，要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精神。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其原因主要在于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高度依赖物质投入和资源消耗，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迫切需要推动我国经济从速度型发展向质量型发展升级，实现发展动力的转换、发展模式的创新、发展路径的转变、发展质量的提高。我国经济应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方式应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应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应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以便从总体上坚持绩效优先型的速度原则。

七、结构协调型的平衡原则

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之一，是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规律（简称按比例规律）是社会生产与社会需要之间矛盾运动以及整个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规律，其内在要求是，表现为人财物的社会总劳动要依据需要按比例地分配在社会生产和国民经济中，以便保持各种产业和经济领域的结构平衡；在社会再生产中，各种产出与社会需要在使用价值结构和价值结构上均保持动态的综合平衡，从而实现在既定的生产经营水平下以最小的劳动消耗来取得最大的生产经营成果；广义的经济结构协调表现为合理化和不断高级化，包括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外贸结构、企业结构、技术结构、供求结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结构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结构协调型的平衡原则。它依据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强调我国产业结构应从中低端向中高端提升，一二三次产业内部和之间在不断现代化基础上保持平衡，省市和区域结构应异质化发展，外贸结构应增加高新技术含量和自主品牌，企业结构应构建我国大型企业集团支配、中小企业和外资企业并存的格局，技术结构应增大我国自主创新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比重，供求结构应保持供给略大于需求的动态总量平衡，金融发展应为实体经济服务，虚拟经济不宜过度发展，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应相互协调。

目前，要贯彻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关于经济新常态和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和方针政策，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抓紧各种经济结构和重大经济比例的调整和改革，特别是加快缓解结构性产能过剩。要有针对性地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提高投资有效性，加快培育新的发展动能，改造提升传统比较优势，增强持续增长动力。要消除一种长期流行的错误观点，认为只要克服行政干预的经济过剩，而市场化形成的产能过剩和产品过剩是正常的，会自动平衡的，不用事先、事中和事后来积极预防和解决。这种新自由主义误论及其做法既是形成我国结构性产能大量过剩的重要原因，又会妨碍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看齐和落实工作，必须予以消除。

八、自力主导型的开放原则

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之一，是依据国际分工、国际价值规律、国际生产价格、国际市场、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经济全球化等理论，在一国条件具备的情况下经济适度对外开放，有利于本国和世界的经济增长、资源优化配置、产业和技术互动、人才发挥作用等；一国对外经济开放的方式、范围和程度等，应视国内外复杂多变的情况而灵活有序地进行，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开放更要讲求战略和策略，因为开放的实际综合利益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自力主导型的开放原则。它依据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强调我国要在自力更生主导的基础上坚持双向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善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互利共赢型的全球经济治理，同时坚决维护我国发展利益，积极防范各种风险，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强调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后发优势与先发优势并重的方针，要大力发展中方控股份、控技术（核心技术和技术标准）和控品牌（世界名牌）的“三控型”跨国公司，防止陷入传统的“比较优势陷阱”，实行自主知识产权优势理论和战略。目前，贯彻2015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要继续抓好优化对外开放区域布局，防止区域开放的雷同化和恶性竞争；要推进外贸优进优出，提高国际分工的层次，加强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妥善开展自贸区及投资协定谈判，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在充分利用中资和外汇储备的基础上有效利用外资；要尽快借鉴日本、韩国和美国对待外国企业的经验和措施，防止外企在中国的“斩首”性兼并和支配日渐增多的产业部门和大众化网站等，大力提升对外开放的质量、层次和绩效；要加快“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和建设措施，发挥好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机构的融资支撑作用，抓好重大标志性工程落地；要积极利用人民币的国际化优势，但资本项目近期不宜开放，以有效抵御金融风险，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和国民利益。

程恩富：要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

一、要高度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阶级理论

1979年3月，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文中就指出：“我们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反革命分子，有敌特分子，有各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新剥削分子，并且这种现象在长时期内不可能完全消灭。同他们的斗争不同于过去历史上的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他们不可能形成一个公开的完整的阶级），但仍然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同年6月，邓小平在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四川代表团的讲话中也指出：“既反对阶级斗争熄灭论，又反对阶级斗争扩大化”。1980年，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指出：“有人说，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了，怎么还会有阶级斗争？现在我们看到，这两方面都是客观事实。目前我们同各种反革命分子、严重破坏分子、严重犯罪分子、严重犯罪集团的斗争，虽然不都是阶级斗争，但是包含阶级斗争。”由邓小平主持制定、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概括：“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同样党的十三大也强调：“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会长期存在，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当前，我们仍然要贯彻邓小平的谆谆教导：“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实践证明，无论缩小或者夸大，两者都要犯严重的错误”。（《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2页）可见，邓小平关于反对在阶级斗争问题两种错误倾向的方针，具有重要的奠基意义。

江泽民在庆祝建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也指出：“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它在一定范围内还将长期存在，并且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激化。”从斗争的表现形式和核心问题上看，江泽民指出：“这种斗争集中表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的对立，斗争的核心依然是政权问题。”2001年4月2日，江泽民在在全国社会治安工作会议上讲话中又强调：“在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的作用下，一定范围的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不仅现在仍存在，而且还将长期存在，有时还会很尖锐。”同时，他还告诫说：“我们不会再重犯过去那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但对现实中存在的一定范围的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也就是新形势下的对敌斗争，全党同志绝不能掉以轻心。”可见，江泽民强调阶级斗争的核心和绝不能掉以轻心的观点，具有十分重要的针对性和现实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也多次强调坚持阶级立场和阶级分析的思想。如2013年3月1日，习近平在中央党校春季学期开学典礼的讲话中就强调了党员领导干部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指出马克思主义观主要包括：“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关于社会形态和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基本观点；关于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基本观点；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观点；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观点；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观点，等等。”其中自然包含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观。2014年2月，习近平在《二月讲话》中明确指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首先就是阶级立场，进行阶级分析”。关于阶级斗争问题，中国共产党十八大党章还是明确指出：“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可见，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阶级斗争有可能激化、阶级立场和阶级分析的原则，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性和客观性。

简言之，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主要由产权关系和政治关系决定，并可进一步划分为多个阶层，而这与西方社会学关于由职业和收入决定的阶级或阶层的含义有本质区别。阶级、阶级立场、阶级分析、阶级斗争理论是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观察和处理国内外重要矛盾的主线索之一，是关系到全面实现“五位一体”和“四个全面”的战略目标，积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容回避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二、要善于准确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

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克思首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一概念，指出：“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当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在《伟大的创举》中，列宁论述过什么是“完全消灭阶级”，指出：“为了完全消灭阶级，不仅要推翻剥削者即地主和资本家，不仅要废除他们的所有制，而且要废除任何生产资料私有制，要消灭城乡之间、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这是很长时期才能实现的事业。”邓小平1992年春在南方谈话中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可见，我国目前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距离马克思说的“四个达到”、列宁说的“完全消灭阶级”和邓小平说的“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目标还相去甚远，阶级分析方法依然是当前洞察国内外重要现象和矛盾的主要方法之一。

第一，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剧变是阶级斗争的反映。美国最后一任驻苏联的大使马特洛克在回忆录《苏联解体亲历记》写道：“阶级斗争理论是列宁主义者的国家结构演进观及同西方发生冷战所依据的中心概念。没有它，冷战的理由就不复存在，一党专政的理论基础也就随之消失”；“如果苏联领导人真的愿意抛弃阶级斗争观念，那么他们是否继续称他们的指导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也就无关紧要了，这已是一个在别样的社会里实行的别样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别样的社会则是我们大家都能认可的社会。”所以，他确认主张“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戈尔巴乔夫已“明确无误地抛弃了阶级斗争观念”。苏东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邓小平曾用“复辟”一词）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资本主义国家，是这些国家和国际阶级斗争的典型案例。

第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还是阶级对立的社会。除了我国等五个社会主义国家之外，这些阶级对立的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和对外关系领域均存在多种形式的阶级斗争，还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各国的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传学者也是重点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深刻剖析西方国家制度和种种痼疾的，其中包括近年的波及到约80个国家的“占领华尔街”国际运动、法国的“黑夜站立运动”、全球生态环境和美国入侵活动和总体选举等严重问题。我国马克思主义者分析当代资本主义问题也不宜放弃阶级分析方法。

第三，在政治和军事领域，西方敌对势力变本加厉地开展西化和分化我国的阶级斗争。西方资产阶级在夺取苏联东欧国家统治权之后，便把阶级斗争的主要矛头对准中国，他们采取“接触”与“遏制”、硬实力与软实力（综合采用自又称“巧实力”）并举的多种策略，包括美国及其盟国打着所谓“亚太力量再平衡”旗号，从军事上对我国搞C型围堵，并在南海、东海、台湾、香港、西藏、新疆、朝鲜半岛等问题挑起事端、妄图遏制、威胁和分裂我国。国内某些政治势力与西方敌对势力互相配合，试图把工人阶级政党执政的社会主义中国改变为或分裂出去搞资本主义，还仅仅是所谓的民族矛盾、宗教矛盾和刑事犯罪，而不包括阶级斗争的内容？

第四，在意识形态领域，我国资产阶级自由化人士和思潮不断开展对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的阶级斗争。学术探讨无禁区，思想自由而限制。一般的思想理论认识问题与作为持有系统固定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体系有本质区别。不过，那些坚定地主张和宣传“主体私有化或民营化”、“资产阶级多党制和西方宪政观”等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言行，难道不包含着思想理论上阶级斗争的内容？那些试图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08宪章”发起人和主要签名者，以及串联上街搞资产阶级的“颜色革命”，难道不是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转化为政治行动领域的阶级斗争？

第五，在经济领域，少数中外私有企业的投资人或代理人违法地延长劳动时间、克扣工人收入、恶化劳动条件、提高劳动强度等，也包含着阶级斗争的内容。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论著中透彻地揭示了这些经济上阶级斗争的客观表现，不会以为执政党性质的变化而根本变化，但解决的途径和方法不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路，事先事中事后积极主动地用法律法规和经济手段来圆满解决。

第六，民族资产阶级不属于阶级斗争的对象。作为整体的民族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具有拥护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能量，这是主要的正作用，但另一方面，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动摇甚至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副作用（如上所述）。因此，目前民族资产阶级整体不是阶级敌人和阶级斗争的对象，而是统一战线和团结联合的主要对象。我国广大人民群众只能有效反制国内外敌对势力对我国工人阶级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动发起的阶级斗争，因而客观上形成了阶级斗争的双方，但中央文件提到的“国内外敌对势力”，并不代表我国民族资产阶级。

第七，任何阶级的个别人员均有可能从原有阶级转化为另一阶级。至于包括贪污腐败分子内在的严重犯罪分子，如果他们不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则属于一般的犯罪行为，而如果他们同时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则带有阶级斗争的性质。正如邓小平谈到我们同严重犯罪分子、犯罪集团的斗争时所强调的，“虽然不都是阶级斗争，但是包含阶级斗争”。

戴立兴：坚持党的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历史、现实和未来都昭示，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不会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不会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的重大论断，深刻揭示了党的领导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在规定的应有之义，而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在规定中最内核、最根本的属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由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三位一体有机组成的，其中的每一项内容都深刻地体现了党的领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一是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内涵的界定提供了根本指导。二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关键在于推进改革，而且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三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布局，离不开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离不开党的引领作用。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妥善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根本目标。四是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植根于人民的根本立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成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根本问题，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围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个根本问题，创立了科学发展观；围绕“实现什么样的民族复兴、怎样实现民族复兴”这个根本问题，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具体内容体现着党的领导。比如，在党的领导下，按照“四个全面”要求，我们越来越接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但是，许多问题和矛盾也压缩式出现。这些问题和矛盾的解决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必须靠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新形势下，必须讲清楚中国特色，讲清楚发展方位和阶段，高举旗帜，有效回击模糊认识、错误观点，坚定不移走好自己的路、办好自己的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比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充分体现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保障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各民主党派的参政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体现了党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现有基本经济制度，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坚持和务实精神。

总之，“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的重大论断，是我们党不断解放思想、推进理论创新的结果，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的最新成果。首先，这一论断，进一步深化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随着实践的发展，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也不断深化，作出了一些新的论断，把我们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提到一个新的高度。比如，“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等等。其次，这一论断，为“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在深化改革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涉及一些重大制度和政策问题，甚至涉及在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下不敢碰的“红线”。比如，关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论断，关于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改革的问题等等。提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的重大论断，有利于进一步解放思想，有利于大胆革除一切不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有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促进社会文明进步。

二、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反对西方式多党制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选择什么样的政党制度，关键要看其能不能解决这个国家和民族面临的现实课题。

与封建专制制度相比，西方多党制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存在着许多与生俱来的弊病。比如，容易产生执政的短期行为和过多地考虑局部利益；多党政治深受利益集团的操纵和控制；为了拼选举，各政党相互攻击对方，引起拥护各自政党的民众对立，扩大了社会矛盾，等等。同时，要使它发挥现实的作用，必须具备适合的条件，就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的，假定每一个公民对于他所要表决的一切问题具有判断能力。这里，第一个前提条件是，要求参选的政党也是理性的；第二个前提条件是，所有参选人的选举条件是相同的、公平的。然而在实际的竞选操作中，这些条件很难同时满足。因此，对于广大老百姓而言，西方多党制民主就好像是在地摊上买东西，尽管有竞争、有选择，可还是买不到优质的产品。

从中国的国情来看，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包括民主党派在内的全体人民的必然选择。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了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什么主义的旗帜都举过，什么样的路都走过，中国人选择过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资产阶级辛亥革命，尽管其精神可歌可泣，但历史的结局都是失败。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列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方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才真正站立起来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使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潮流、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历史的车轮发展到今天，我们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然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因为“我们党是一个坚持科学理论武装、先进性特征鲜明的党，是一个一切为了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是一个经受得住各种风险考验、不断成熟自信的党，始终是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力量”。

第一，中国共产党是坚持科学理论武装、先进性特征鲜明的党。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根本指导思想，并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们党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必然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伟大旗帜，不走老路、邪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中国共产党是一切为了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执政理念是以人为本，能够统筹兼顾各阶级各阶层各群体的利益。同时，代表人民的利益，必须让人民当家作主。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性地建立起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使人民群众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实质上都成为国家的主人，实现了内容广泛、层次丰富的当家作主。

第三，中国共产党是经受得住各种风险考验、不断成熟自信的党。经过90多年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已成为一个成熟的政党，对自己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充满自信，并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决定中国共产党能够提出解决各种现实问题的正确办法，领导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好、发展好。

实践反复告诉我们，没有任何理论、任何制度可以简单机械地放之四海而皆准。若食古不化或食洋不化，搞教条主义、本本主义，搞生搬硬套、全盘照抄，那注定是要失败的。也正是因为在道路、理论、制度选择和设计上，我们党有着异常清醒的独立考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具有了鲜明特色和显著优势。

三、确保党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必须全面从严治党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的重大论断，不仅意味着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的不可缺少的核心内容，而且意味着党的自身建设将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生死存亡。

一方面，要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从严治党是重要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最终能否成功，关键取决于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这就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努力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敏锐把握时代脉搏，科学判断世界大势，在复杂变化的国内外形势下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同时，根据中国独特政党制度的特点，积极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核心是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要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健全党领导依法治国的制度和工作机制，完善保证党确定依法治国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的工作机制和程序，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宪法和法律权威，强化宪法意识、法律意识，带头遵守法律。

另一方面，要全面从严治党，大力加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大力加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收到了很好的成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证。

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定理想信念。习近平将理想信念形象比喻为“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他反复强调，“没有理想信念，或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

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加强党的自身组织建设。加强党的自身组织建设，首先是管好干部，关键是从严治吏。加强党的自身组织建设，必须“创新基层党建工作，健全党的基层组织体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要“努力建设一支规模适度、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纪律严明、作用突出的党员队伍”。

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把作风建设作为切入点和突破口。“八项规定”公布后，党风政风为之一新，党心民心为之大振。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遏制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其后，习近平总书记又提出了“三严三实”要求，这是对各级党员干部的要求，是加强作风建设的再启程、再出发。

全面从严治党，必须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反腐倡廉做了比较系统的论述，如在思想认识上，把反腐败斗争提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在措施上，要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对清除腐败分子，他旗帜鲜明地提出“老虎、苍蝇一起打”，这是对腐败的“零容忍”态度，更是反腐败的政治智慧和有效策略。

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注重党内法规制度建设。2013年5月《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及《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的制定和公布，是推进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重大举措，传递出“依法治党”的新信息、新思维。2014年8月，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的《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把加强党的制度建设拓展到全面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

总之，通过推进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和反腐倡廉建设，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增强“四自能力”，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始终保持我们党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永远走在时代前列，才能以党的建设实际成效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不断前进。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建党史研究室主任）

戴立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当下，无论中国还是世界，都在热议着“中国奇迹”“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复兴”，都在探寻着这诸多背后的奥秘和真谛。中国发展的辉煌成就给了我们理论自信的充足底气，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事实雄辩证明，当代中国的成功，根源于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中国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理论自信。

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的科学内涵

我们党所讲的理论自信，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坚定自信，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坚定自信，尤其是对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坚定自信，这种理论自信正在逐渐内化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一种必然的政治品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在“四个自信”中居于主导地位，不仅是核心，更是灵魂，它包含着丰富的科学内涵。

第一、对理论自身的科学性充满信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它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性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

第二、对理论自身的实践效果充满信心。理论来源于实践，同时又反过来指导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源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同时这一理论形成后又成为指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科学指导思想。

第三、对理论自身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有机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不断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

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中国人民历史性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两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毛泽东第一个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于中国实际，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科学回答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在民主革命时期“为什么要革命、怎样进行革命”“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共产党、如何建设中国共产党”“如何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并对“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创造性的精心探索。虽然今天的形势有了重大变化，但是毛泽东思想的独创性理论成果以及探索中的经验教训“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依然是中国人民不断奋进的强大精神动力和思想指南。

改革开放近40年，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坚定的理论自信，创立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坚持和发展，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创新，成功地开创、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团结的旗帜、奋斗的旗帜、胜利的旗帜。

在当代中国，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治国理政”这个核心问题，先后提出了与时俱进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着力解决党和国家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深刻回答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什么是有效治理、如何实现有效治理”等重大问题。这是对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进行思考与总结的结果。可以说，这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又一次质的飞跃，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表明了我们党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必胜信念，必将为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和现代化事业提供强大的思想武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系统回答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世界性和时代性的“四个基本问题”，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什么是有效治理、如何实现有效治理”，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写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新版本’，是深深扎根于中国大地、符合中国实际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探索和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的中国取得了世人瞩目的巨大建设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成熟，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行性和制度的优越性，更是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的稳固和对理论自信的空前坚定。

坚定理论自信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征程

我们现在强调理论自信，与当前面临的复杂的国内外形势，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紧密相关。强调理论自信，就是要告诉我们要不为各种扭曲思潮和歪理邪说所俘获，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旗帜，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坚持理论自信必须解决真懂真信的问题。“自信”是以“真懂真信”为基础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博大精深……不下大气力、不下苦功夫是难以掌握真谛、融会贯通的。”对这样一个博大精深的科学理论体系，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深刻领会、牢牢把握、自觉践行。

坚持理论自信必须自觉运用科学理论来指导实践。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为了更加自觉地运用这一科学理论来指导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集中体现了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我们党继续励精图治、开拓进取的行动指南。我们必须自觉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实践，努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坚持理论自信必须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为此，我们必须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

坚持理论自信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自觉同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划清界限。科学理论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潮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坚定理论自信，就必须坚决抵制和反对各种歪曲、篡改和否定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错误思潮，自觉抵制西方各种错误思潮的渗透，坚持弘扬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旋律，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理论的价值归根到底在于其满足和适应实践需要的程度，我们必须对自己所坚持的道路更加坚定，既不走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伟大实践中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征程。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建党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戴立兴：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行动指南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党的建设特别是全面从严管党治党作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基本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为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

确保党始终是坚强领导核心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精神实质，可以简练地概括为一句话，即：确保党始终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这个目标，是通过全面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增强党的“四自”能力，全面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实现的。

一方面，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增强党的“四自”能力，确保党始终是伟大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大力加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确保马克思主义政党永不变色，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证。

一是通过从思想教育入手，努力提高党员和干部的思想理论道德素质，从思想上政治上加强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二是通过建设好领导干部队伍，发挥好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从提高领导骨干素质上加强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三是通过做好抓基层、打基础工作，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从夯实组织基础上加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四是通过进一步建立健全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长效机制，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从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上加强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五是通过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从严以治权上加强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六是通过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增强“四自”能力，从健全完善党内制度及工作机制上加强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

总之，通过推进党的“五位一体”建设，确保了“我们党是一个坚持科学理论武装、先进性特征鲜明的党，是一个一切为了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是一个经受得住各种风险考验、不断成熟自信的党，始终是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力量”。

另一方面，在落实“四个全面”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确保党始终是伟大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四个全面”是一个有机整体，“全面从严治党”为其他三个“全面”提供坚强的领导力量，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保证其正确方向。无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是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都离不开党的领导，都要求党具备相应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为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提出了中国梦奋斗目标和“十三五”新的发展理念。

中国梦战略构想，升华了我们党的执政理念。一是中国梦明确了党的执政目标。把“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确定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共同奋斗目标，实现了党的执政目标的具体化。二是中国梦突出了党的执政宗旨。把“人民幸福”纳入中国梦的基本内涵范畴，这是对党的执政宗旨的深化和拓展，回答了“为谁执政”的问题；提出实现中国梦必须依靠全体中国人民，科学回答了“靠谁执政”的问题。三是中国梦完善了党的执政原则。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第一次把中国道路、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三大要素有机统一起来，进一步完善了党的执政原则。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表明我们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又上升到了一个新境界。“五大理念”是一个有机整体，是关系党的领导的一场深刻变革，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把全面从严治党落到实处

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核心要义，可以简要地概括为“全面从严”。全面，就是要把从严治党要求全面落实和充分体现在党的建设各领域和全过程；从严，就是坚持“严字当头”的价值取向，做到标准从严、教育从严、执纪从严、惩治从严。

一方面，“全面从严”，“全面”是基础。“全面”，是指党的建设涵盖思想、组织、作风、反腐倡廉和制度建设各个领域，体现了党的建设系统性、整体性，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构成了习近平总书记管党治党思想的底色。

习近平总书记之所以强调“全面”，综合推进党建各项工作，直接的原因在于他深刻洞察了党的建设各个方面存在的问题。如，在思想建设方面，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不坚定；组织建设方面，选人用人上存在不正之风；作风建设方面，“四风”问题仍然存在；反腐倡廉建设方面，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制度建设方面，党内法规体系仍不健全、不完善，制度执行有待加强。当然，我们是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论者，强调整体推进党的各项建设，并不是说不顾重点，而是要统筹兼顾。比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就是从纠正“四风”作为切入点和突破口，进而带动其他问题的解决的。再比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解决作风问题时认为，仅仅靠加强作风建设是不够的。必须加强理想信念教育，还要在制度建设上扎紧笼子，强化制度执行。

另一方面，“全面从严”，“从严”是关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对我们这样一个拥有八千五百多万党员、在一个十三亿人口大国长期执政的党，管党治党一刻不能松懈。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突出问题得不到解决，那我们党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从严”，涉及党的建设的方方面面。

在思想建设方面，首先必须坚定理想信念。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加强党的建设，最根本的就是要坚定理想信念，切实解决好“总开关”问题。他反复强调，“没有理想信念，或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

在组织建设方面，必须加强党的自身组织建设。一方面，他强调加强党的自身组织建设，首先是管好干部，关键是从严治吏。另一方面，他强调加强党的自身组织建设，必须“创新基层党建工作，健全党的基层组织体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同时，不断提高党员队伍素质。

在作风建设方面，必须把作风建设作为切入点和突破口。在认真执行中央政治局“八项规定”基础上，全党深入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集中解决“四风”问题。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又提出，领导干部要自觉做到“三严三实”，确保作风建设常抓不懈。

在反腐倡廉建设方面，必须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反腐倡廉做了比较系统的论述，如在思想认识上，把反腐败斗争提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反腐败的核心问题是党要始终紧紧依靠人民。在措施上，要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旗帜鲜明地提出“老虎苍蝇一起打”。

在制度建设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观点，比如，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制度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保证权力科学配置、规范运行；制度建设的路径目标，就是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制度建设的基本原则，是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监督来保障和巩固工作成效，切不能“牛栏关猫”；制度的执行要有刚性要求，等等。

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具有决定性、全局性的战略高度和纵向深度，其理论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系统性。从整体上看，实现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是习近平总书记党建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从逻辑上看，习近平总书记的党建思想层次清晰、逻辑严密，“中国梦”是战略出发点，“五项建设”是主要内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实践途径。从系统诸要素上看，古今中外文明成果是习近平总书记党建思想的宝贵理论资源。

其二，创新性。一是实现了执政党建设目标的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新要求，这与党的建设目标既一脉相承又有所创新。二是实现了执政党建设内容的创新。例如，关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关键在党，关键在人”的思想；关于“打铁还需自身硬”的思想；关于“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的思想；关于“好干部”的培养选用的思想等，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三是实现了执政党建设方法的创新。比如，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凸显的是“教育”和“实践”相统一、相一致，强调在实践的过程中使广大党员接受教育、提高党性修养。

其三，实践性。首先，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是在实践中产生的。这一思想，是他本人在担任地方领导期间，尤其是到中央工作后，在集中精力抓党的建设实践过程中形成的新思想和新思考。其次，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是在实践中发展的。这一思想是开放包容的动态体系，是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提升和发展的思想体系。最后，习近平总书记党建思想对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有着普遍的实践指导意义。这一思想中的战略思维，不仅对党的建设具有指导意义，对于党的其他各项工作如经济建设、民主法治、先进文化建设工作等都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

其四，规范性。习近平总书记注重党内各项制度建设。他强调要将党的各项建设上升到制度层面，用规范、严格的党内制度治党、治吏。在改进作风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围绕为民务实清廉建立健全工作制度、管理制度、考核制度作为重要内容。在基层党建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建立严密的基层党组织工作制度，推动服务群众、做群众工作制度化、常态化、长效化。在干部选拔任用方面，习近平总书记认为要建立科学规范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形成激励干部求真务实的有效机制，等等。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邓纯东辛向阳：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基本内涵及现实价值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科学地阐明了国家的起源、本质、性质、类型、职能和命运等根本问题，构筑起一座宏伟的理论大厦，成为人们正确认识国家问题的指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基本内涵及其现实价值的认识，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期“学海观潮”邀请相关学者撰文对此进行深入探讨。

国家具有强烈的阶级性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在阶级社会中，国家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国家总是与一定阶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没有超阶级和超民族的国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而国家之所以如此，“是在我们以后将要阐明的已经由分工决定的阶级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些阶级是通过每一个这样的人群分离开来的，其中一个阶级统治着其他一切阶级。从这里可以看出，国家内部的一切斗争——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相互之间的斗争，争取选举权的斗争等等，不过是一些虚幻的形式——普遍的东西一般说来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在这些形式下进行着各个不同阶级间的真正的斗争（德国的理论家们对此一窍不通，尽管在《德法年鉴》和《神圣家族》中已经十分明确地向他们指出过这一点）。”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国家是在阶级产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国家的本质就是阶级的统治。正是阶级的存在、阶级斗争的存在，才使国家始终保持着自身的力量。当今世界，国家的阶级本质依然没有改变。美国等西方国家一直保持着强大的经济与军事力量，保持着强大的国家机器，这一机器一方面要对国内威胁到统治阶级利益的阶级保持着高压，另一方面要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遏制甚至压制。美国的军事力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拥有庞大的机构和先进的手段，这就是为了维护美国资产阶级的统治和美国的国家利益的。

国家具有明显的社会性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国家具有一般的社会性和公共性，即具有维护社会发展的基本秩序和履行一定的公共职能。国家具有的社会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国家必须起到缓和或者降低社会冲突的作用，使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至于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其二，国家必须起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国家动员社会力量，达成一定社会共识，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某些难题；其三，国家必须在全社会范围内确立起一种运行的规则和秩序，这种规则不断潜移默化于人们心中，使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本可以降低。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一再强调：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第一，一切政治权力起先都是以某种经济的、社会的职能为基础的……第二，政治权力在对社会独立起来并且从公仆变为主人以后，可以朝两个方向起作用。或者它按照合乎规律的经济发展的精神和方向发生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和经济发展之间没有任何冲突，经济发展加快速度。或者它违反经济发展而发生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除去少数例外，它照例总是在经济发展的压力下陷于崩溃。”国家要想发挥作用，就必须按照合乎规律的经济发展的精神和方向履行其社会职能。

承认国家的社会性正是与承认其阶级性相一致的。国家的阶级性与社会性是辩证统一的。在阶级社会中，国家的阶级性起着决定性作用，阶级性决定着社会性。同样，社会性又补充着阶级性，离开了社会性，阶级性就会失去其基础。国家的社会性归根结底是为其阶级性服务的。

国家具有发展的历史性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国家从来都是历史的、具体的，没有超历史的、抽象的国家。国家随着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变动，在不断变化之中。国家的历史性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而产生的，国家是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第二，国家有不同的历史性质，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由于经济基础的作用，出现了奴隶制国家、封建制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也产生了社会主义国家；第三，国家不是永恒的，是要逐步消亡的，国家走向消亡是有严格条件的，要有十分发达的生产力，要有比资本主义各方面都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要有充分发展的人民民主。

新型国家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强调未来社会真正实现了民主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也就是人民当家作主。马克思在1871年4—5月写的《法兰西内战》中指出：“公社的伟大社会措施就是它本身的存在和工作。它所采取的各项具体措施，只能显示出走向属于人民、由人民掌权的政府的趋势。”未来社会的政府是属于人民、由人民掌权的政府。马克思在1875年4—5月写的《哥达纲领批判》中也强调：“‘民主的’这个词在德语里意思是‘人民当权的’。”

未来社会的民主之所以能够成为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原因在于：无产阶级利用新型国家可以不断废除资产阶级私有制，为人民当家作主建立公有制的基础。恩格斯在1847年10—11月写的《共产主义原理》中指出：“首先无产阶级革命将建立民主的国家制度，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又说：“如果不立即利用民主作为手段实行进一步的、直接向私有制发起进攻和保障无产阶级生存的各种措施，那么，这种民主对于无产阶级就毫无用处。”也就是说，无产阶级通过自己的革命建立政权后，取得公共权力，并且利用这个权力把过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通过这一行动，无产阶级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所具有的异化人的本性的资本属性，使广大人民群众有实现自由和民主权利的现实条件。这正是人民能够当家作主的基础。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提出的无产阶级国家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自己手里、夺取资产阶级全部资本的设想，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胜利并建立政权之后。我们现在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的重要职能就是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为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坚实基础。

新型国家能够使广大民众不断获得自身的政治解放

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通过民主制度可以把国家政权收回，从而获得自己的政治解放。马克思讲：“公社——这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充满生气的力量；这是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他们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压迫他们的有组织的力量；这是人民群众获得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这种政治形式代替了被人民群众的敌人用来压迫他们的假托的社会力量。”为什么公社能成为无产阶级解放的政治形式呢：其一，公社作为一种新型民主制度，废除了常备军和警察这两支旧政府的物质力量。公社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常备军而代之以武装的人民。警察不再是中央政府的工具，他们立刻被免除了政治职能，而变为公社的负责任的、随时可以罢免的工作人员。所有其他各行政部门的官员也是一样，社会公职已不再是中央政府走卒们的私有物，不仅城市的管理，而且连先前由国家行使的全部创议权也都转归公社。其二，公社建立了廉价政府，为真正民主制的实现奠定了现实基础。马克思讲：“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这一口号，因为它取消了两个最大的开支项目，即常备军和国家官吏。公社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那至少在欧洲是阶级统治的真正赘瘤和不可或缺的外衣的君主制已不复存在。公社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但是，无论廉价政府或‘真正共和国’，都不是它的终极目标，而只是它的伴生物。”廉价政府一方面表明政府是清廉的，另一方面表明政府运行是低成本的。其三，公社公开宣布它是工人阶级的政府，工人阶级是真正能够推动人类实现政治解放的主体力量。马克思说：“人们对公社有多种多样的解释，多种多样的人把公社看成自己利益的代表者，这证明公社完全是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政治形式，而一切旧有的政府形式都具有非常突出的压迫性。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只有社会主义新型国家才能使广大民众获得真正的解放。

新型国家使广大群众能够获得经济与劳动解放

通过新型国家制度，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能够获得自己的经济与劳动解放。只有使广大人民群众实现经济和劳动的解放，民主制度才能完全实现。马克思指出，“公社要成为铲除阶级赖以存在、因而也是阶级统治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的杠杆。劳动一解放，每个人都变成工人，于是生产劳动就不再是一种阶级属性了。”巴黎公社对所有公务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薪金的最高限设定，以工人的工资执行地方性和全国性的实际行政职务，可以有效地防止政府公职人员去追求升官发财的目的。从前国家高官显宦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公务津贴，都随着这些人物本身的消失而消失了。政府公职人员失去了追求升官发财的目的，国家就变得纯粹了，就会真正成为为人民的制度。国家越纯粹，越失去其获得物质利益的属性，就越有利于人民。

列宁在十月革命后领导苏维埃俄国进行了将近七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尽管对国家治理问题没来得及深入探索就去世了，但对于这个问题依然留下了很多宝贵的遗产。列宁在实践中提出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原则：国家机关及其改善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困难、远未解决同时又亟待解决的问题；用比以前大得多的规模把无产阶级和农民组织起来，同时真正实行吸收工人阶级参加管理的种种办法排挤掉官僚主义，使官僚主义在国家政权中失去存在的土壤；任何由选举产生的机关或代表会议，只有承认和实行选举人对代表的罢免权，才能被认为是真正民主的和确实代表人民意志的机关，任何以此为理由而拒绝实行罢免权、阻挠行使罢免权以及限制罢免权的行为都是违反民主制的，民主的国家治理要求人民群众广泛而深入地进行监督；政权愈趋向稳固，民事流转愈发展，就愈需要提出加强革命法制这个坚定不移的口号，法治是国家治理最为可靠的基础。

社会主义国家的职能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面对国际上强大的资本力量和日益复杂的国际局势，面对个别霸权国家日益增强的军事实力和科技实力，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不断增强自身的力量，提高自身捍卫主权和制度安全的能力。

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就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国体的建设，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直强调的。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能够有效捍卫国家根本利益，这是正义的事情。邓小平明确指出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可以有效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2001年江泽民指出：对国际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对敌对分子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图谋，对民族分裂主义势力的分裂活动，对暴力恐怖活动，对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严重刑事犯罪，对残害生命和危害国家政权的邪教，对严重危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腐败现象等，我们必须依法坚决予以防范和打击，用人民民主专政来维护人民政权，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在这个问题上，要理直气壮。我们社会主义政权的专政力量不但不能削弱，还要加强。在这个问题上，切不可书生气十足。”他还指出，任何国家要保持政权巩固和社会稳定发展，都要履行专政职能。西方国家没有专政职能？不但有，而且很厉害。在西方，资产阶级统治了几百年，他们深知国家专政职能的重要性，掌握得牢牢的，从来就没有放弃和放松过。西方国家的政府、法院、警察、军队，也都要运用法律、行政和先进技术手段，履行专政职能。“在这方面，我们千万不可天真啊！千万不要因为忙于繁重的经济工作，而忽视了政治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不然，哪一天我们的政权丢了，还不知道是怎么丢的！”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在要求。胡锦涛在党的十六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专门论述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问题，他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坚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不能削弱和放弃人民民主专政”。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国体建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石。习近平在2014年9月5日明确指出：中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就要注重新形势下一些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我们与那些疯狂想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颜色革命”制造者、那些极端的民族分裂主义者、那些血腥的暴力恐怖犯罪者的斗争就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要注意阶级斗争形式的变化，一方面不能把阶级斗争形式的变化等同于阶级斗争的消失，另一方面要研究和分析阶级斗争的新形态、新现象，弄清其变化的内在机理。

增强社会主义国家职能就要回答“建设什么样的国家、怎样建设”这一重大问题

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2014年5月4日习近平指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是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和根本利益。”这个最高利益和根本利益要求不断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建设，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使国家国体和政体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完善起来。建设一个文明大国、东方大国、负责任大国、社会主义大国。2013年12月3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强调，要注重塑造我国的国家形象，重点展示中国历史底蕴深厚、各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多样和谐的文明大国形象，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团结、山河秀美的东方大国形象，坚持和平发展、促进共同发展、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为人类作出贡献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充满希望、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这就要求我们要建设一个具有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文明大国，建设一个拥有人类美好生活的东方大国，建设一个引领时代发展的负责任大国，建设一个具有昂扬向上风貌的社会主义大国。

怎样建设？就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并不意味着人民民主专政过时了，或者说治理现代化就替代了人民民主专政。恰恰相反，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牢牢地建立在人民民主专政国体基础之上。在这一基础之上，做好以下工作：第一，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使国家治理牢牢地建立在法治基础之上。以宪法和法律体系、法治精神为基础的国家治理是现代化国家治理的基本要求。为此，要进一步健全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和程序，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从制度上确保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从法律上确保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能够予以追究，得到严惩。第二，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作为支撑。国家治理中必须坚守我们的价值体系，坚守我们的核心价值观，不能用“普世价值”观、西方“宪政民主”等观点来指导我们的国家治理。国家治理还要融入我们民族优秀的文化，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是国家治理须臾不能离开的。在国家治理中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第三，进一步完善纪检监察体制，使国家治理有风清气正的氛围。纪检机关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深化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探索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了实现纪检体制现代化的主要途径：推动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线索处置和案件查办在向同级党委报告的同时必须向上级纪委报告；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第四，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确保国家治理在综合安全的轨道上运行。国家治理是以国家安全为基础的。2014年4月15日，在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迫切要求，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保障。可以说，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织保障。

（邓纯东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辛向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部主任）

邓纯东：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科学论断。新时代，在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上实现新的突破，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必须。“打铁必须自身硬”，全面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必须贯彻落实好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必须认真落实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要求，“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新时代党的建设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党的指导思想，是世界观、方法论，是指导我们党全部活动的理论体系，是指导党的各项建设的理论基础，对党的建设起着最终指导作用。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在理论上有过两次“重大的飞跃”，先后产生了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理论成果。这两次飞跃，分别回答了中国为什么要革命、为谁革命、靠谁来革命、怎样进行革命等重大问题；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

“新时代”应该有“新理论”。这个新理论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着划时代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站在历史和时代高度，紧紧抓住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主线，科学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提出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阐明了基本方略，描绘了宏伟蓝图，体现了为民宗旨，强化了全面从严治党要求，是我们党迈进新时代、开启新征程、续写新篇章的政治宣言和行动指南。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真理，是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科学指南，是中国共产党人新时代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是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其回答的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问题。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包含了关于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丰富内容。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突出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我们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行动指南，把我们党锻造成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领导核心。

必须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机制，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全面从严治党的核心目标是实现和保证党的领导。这次大会报告还深刻提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民族复兴必然是空想”；“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作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等思想，从而将坚持党的领导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

一方面，在当代中国，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的领导，是中国人民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根本保证。加强党的领导关键是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要改革与完善党的领导的体制、机制、制度，更好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在处理“四个伟大”的关系时，推进伟大工程，要结合伟大斗争、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实践来进行，确保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坚持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坚决反对一切削弱、歪曲、否定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

另一方面，全面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在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从严治党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作用，它为其他三个“全面”提供坚强的领导力量。其他三个“全面”，既对全面从严治党提出了新的更高的标准要求，同时也要靠全面从严治党来保障、来支撑。

突出强调党的政治建设和纪律建设

在党的建设布局方面，党的十九大强调，一方面，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另一方面，要加强党的纪律建设，“重点强化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带动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严起来”。

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和纪律建设，必须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全党要坚定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为此，全党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特别是核心意识。五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开拓了一系列“创新”，实现了一系列“不可能”，党和国家面貌焕然一新，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最重要、最关键的是，有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因此，我们党聚焦于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明确要求全党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强调对党绝对忠诚，确保全党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和纪律建设，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需要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有准确把握。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此基础上，我们围绕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强调三点：其一，坚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现在谈发展，除了经济领域，还拓展到了社会等领域。其二，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我们党和国家生存发展的政治基石。在新的形势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保证。其三，保证基本路线贯彻必须加强和做好意识形态工作，要进行必要的舆论斗争，确保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由于种种原因，一些社会思潮不断冲击党的基本路线，冲击党的领导和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核心的底线。所以保证基本路线的贯彻，必须要以加强意识形态工作为保证，必须提高党员干部意识形态的鉴别能力。

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和纪律建设，还必须要尊崇党章，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完善和落实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制度；弘扬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价值观，坚决反对搞“两面派”、做“两面人”。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加强党性锻炼，不断提高政治觉悟和政治能力，把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作为根本政治担当，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

要不断完善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布局

始终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十八大以来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特征体现得极为鲜明：一是党中央真正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问题摆上日程、凸显出来，并且见到了成效；二是全党上下认真落实“两个责任、一岗双责”，真抓实干已成为全面从严治党的常态；三是从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殷切期望看，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成效显著，赢得了党心民心。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在全面从严治党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有差不多了，该松口气、歇歇脚的想法，不能有打好一仗就一劳永逸的想法，不能有初见成效就见好就收的想法。”

要牢牢把握党的建设主线。一方面，党的建设要着眼于全面增强执政本领。十八大以来，无论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还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都体现了我们党围绕治国理政加强党的领导、党的建设的态度和决心。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领导十三亿多人的社会主义大国，我们党既要政治过硬，也要本领高强”。另一方面，处理好全面从严治党与保持发展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关系，增强党的“四自”能力。首先，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建设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基础和根本，离开了先进性、纯洁性，党就不会有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也就失去了执政的资格和条件。其次，能否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纯洁性，直接影响着党的执政基础。开展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建设，就是要充分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地位、完成执政使命。再次，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要靠把党的各个方面建设落到实处，充分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全面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必须结合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的经验来进行。一是坚定理想信念是加强党的建设最根本的要求，目的是解决好“总开关”问题。全面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思想建设是党的基础性建设。要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把其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

二是大力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一方面，把“抓好关键少数”作为重点来抓，从严治吏；另一方面，强化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全面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的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的中坚力量。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坚持事业为上、公道正派，把好干部标准落到实处。

三是以“八项规定”作为切入点，以锲而不舍的态度抓党的作风建设。事实证明，“八项规定”整肃了陋习，开启了新风，极大促进了全党的作风转变。全面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加强作风建设，必须紧紧围绕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增强群众观念和群众感情，不断厚植党执政的群众基础。

四是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全面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只有以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深化标本兼治，保证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五是大力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全面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把制度建设贯穿到党的建设各个方面。特别是要完善和落实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制度，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既充分发扬民主，又善于集中统一。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

习近平同志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命运取决于人心向背。”十八大以来，在党的建设价值取向上，习近平同志强调“以人民为中心”。我们党在树立群众观念、改进党的作风、反腐倡廉方面的成绩可圈可点，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得到了加强，党的执政基础进一步巩固。

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经验启示我们，全面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必须以人民为中心，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明确这一点，对于我们全面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参考文献略）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邓纯东：加强互联网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回答“互联网＋”时代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提出的问题并借此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神圣使命。马克思主义理论正是在迎接时代挑战、回应时代主题的过程中产生的科学理论。文艺复兴之后空想社会主义萌芽，托马斯·康帕内拉、托马斯·莫尔提出了未来理想社会蓝图的构想；工业革命后产生了空想社会主义者，他们对未来社会的蓝图做出了具体描述；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后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当前时代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均发生了巨大变革，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理应在对这一时代展开深刻认识的基础上进行理论的创新。

20世纪90年代苏东剧变之后，欧美资产阶级的政治家与学者欢呼认为社会主义已成为历史。二十多年的实践证明了这完全是错误的说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高歌猛进并取得了伟大成功，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人仍然在坚定地追求社会主义的理想，欧洲共产党人、拉丁美洲左翼组织都在努力地进行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创新，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前进方兴未艾。这些理论与实践的创新发展给予了我们信心，为我们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理论创新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思想和观点。

新的时代背景下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应该要做到：

第一，准确认识与分析我们所处时代的特点。我们时代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科技革命的新成果不断涌现，如基因技术、生物技术、太空技术、互联网技术等，这些成果在人类科技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其中对人类生活影响最全面最深刻的为互联网技术。大数据互联网根本改变了物质生产方式，实现了生产与消费一体化，形成了以消费为主导的新生产模式，去中介化、彰显服务的新商业模式，以信息资源创新驱动超越资本驱动的新经济发展模式，具有网状分工体系与小微化、自组织化等特征的新组织模式，从而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些改变业已显露并将继续发展。透过纷繁复杂的表象，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准确把握、理性总结和概括物质生产方式这一伟大变革，对于我们深刻理解正在到来的互联网时代具有深远意义。同时，大数据互联网及其所引起的物质生产方式根本变革，又从经验现实层面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加强相关研究，对于我们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也具有根本性意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与创新一定要遵循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务实的精神，重视并努力研究“互联网＋”时代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改变，丰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用于解释与指导实践。

第二，当前我国最伟大的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过去三十多年这个伟大事业取得了辉煌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就仍在继续向前推进，十八大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布局，这一总布局的推进使人民生活更加富裕、国家更加富强，提高了我国的生产力，也改变了我国的社会结构以及人们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我们需要对这一总布局以及引起的巨大改变进行科学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年初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上是科学社会主义，是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并将其运用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解决中国现实问题、推动中国发展中产生的。这一论断为我们理论工作者提出了新的任务。中国共产党人运用科学社会主义原理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论断。我们需要概括中国共产党人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发展的新原理，并进行研究与宣传。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应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的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道路的成功与继续向前推进不仅体现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在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各个组成部分如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等方面都进行了新的发展与创造。理论工作者需要对此进行研究，创造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总结中国共产党人对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新发展，而不能仅仅停留在经典作家的论述上。

第三，推动“互联网＋”时代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创新、推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等的创新需响应中央号召，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如何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在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方面形成了丰富的论述、深刻的论断。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与前进，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我们需好好学习这些最新成果并用以指导与促进我们的研究，以使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原理研究更有意义。（原文标题为《加强互联网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在2016年全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讨会上的致辞（代序）》）

邓纯东：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成功的根本原因

中国共产党95年来披荆斩棘，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成功开拓出包括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在内的中国发展道路，相继取得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的伟大成就，根本原因在于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并坚持在实践中结合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共产党取得的“三大历史贡献”都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结果

中国共产党在已走过的95个年头的征程中，辗转东西南北，饱受错误与失败的煎熬，但终究披荆斩棘，走出一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大道。中国共产党95年全部奋斗历史，可以概括为干了革命、建设、改革三件大事，取得了相应的三大历史性贡献，导致了“三个深刻改变”。

在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28年浴血奋战，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近代以来，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下，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成为被帝国主义、封建专制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共同奴役的对象。为救亡图存，各路仁人志士举起各自的“主义”旗号，努力过，斗争过，甚至流血过：禁烟运动失败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失败了，洋务运动失败了，维新变法失败了，辛亥革命失败了。如此多失败验证了如此多“主义”不适合中国实际，不能救中国于危亡。直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民才找到了适合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的科学理论，从而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不仅由小变大、由弱渐强，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且还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

在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消灭一切剥削制度，推进了社会主义建设。经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近30年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虽然出现过曲折、出现过失误，但这种道路的探索不仅为中国进一步发展奠定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物质基础，而且从理论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基本问题进行了积极有意义的探索，进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提供了理论准备、经验教训。

在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极大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极大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极大增强社会发展活力，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进入20世纪70年代，邓小平同志敏锐地抓住世界经济全球化形势发展新变化，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开启了中国伟大的改革开放，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入了一条发展的快车道。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经济年平均增速达到9％以上。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先后超过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和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但经济仍然保持着中高速增长，世界经济总量占比在逐年上升。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5年，我国GDP占世界的比重为15.5％，与美国的差距明显缩小；2015年GDP相当于美国的63.4％，比2012年提高11个百分点。此外，2013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2014年中国对外投资规模首次超过吸引外资规模。改革开放不仅发展了中国，发展了社会主义，而且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国共产党95年来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取得的三个伟大历史贡献深刻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其成功的原因很多、经验很多，但其中最根本原因在于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正是“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也正是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中国共产党能够认清所处的环境、面临的任务，找到正确的道路，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及全部方略，能够正确应对各种风险、各种局面和挑战，能够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及时修正出现的错误，走向一个又一个胜利。邓小平同志也曾经说过，我们共产党之所以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仰，有共产主义信念。由此可知，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与坚持，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永恒的精神动力。

那么，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具有如此力量？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指导绝大多数人参与，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无产阶级运动的科学真理；它不仅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且指出了人类获得最终解放的道路，阐明了无产阶级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同时还对未来社会进行了原则性的蓝图描绘；它不仅是代表全体劳苦大众的新世界观，而且是人们观察世界、分析问题的“伟大的认识工具”和有力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力量如此强大的最主要表现是它与生俱来的鲜明的实践品格，不仅能科学解释世界，而且在实践中积极改变世界。

总之，中国共产党95年全部奋斗历史，使具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全面迈向现代化，让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使具有500年历史的社会主义主张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成功开辟出具有高度现实性和可行性的正确道路，让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使具有60多年历史的新中国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短短30多年里摆脱贫困并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彻底摆脱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惊天动地的发展奇迹，使中华民族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这一切成就的取得归根到底是党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结果。

苏东剧变的深刻教训：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是关系共产党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

十月革命前苏俄经济水平远不及德国和法国，十月革命后苏联在苏共领导下，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经济社会发展迅猛，到1936年赶超德法两国，并建立起了强大的工业基础。这些成就不仅保证了当时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也为战后社会主义建设的再次快速发展打下了基础，成为世界头号强国之一。可是，就是这么一个强大的共产党执政74年就在一夜之间垮台，并在社会主义国家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跌入低谷。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仅有20万党员能夺取政权、200万党员能打败法西斯侵略者的苏共，却在有2000万党员时丢失了政权？

究其原因，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难辞其咎，西方一直在对苏联进行“和平演变”。但“和平演变”只是外因，外因作用的发挥必须依靠内因。许多学者都在苏联内部寻找原因。有学者认为，主要是因为在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中忽视了经济建设，导致经济社会发展严重滞后。有学者认为，主要是因为苏联共产党内部腐败盛行并产生了一个特权阶层、权贵集团。还有学者认为，主要是因为苏联共产党缺乏民主，搞专制独裁。客观讲，这些学者分析的这些原因都部分或不同程度地存在，都有一定的事实根据。但是，必须确认，经济社会上的困难、民主和法制上的问题，都不足以导致一个强大政权的瓦解和国家制度的崩溃。

随着时间推移，随着诸多档案的公开，随着我们从多层次、多角度对事实真相了解的增多，越来越可以确认，导致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苏联在国家意识形态领域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苏共在西方“和平演变”政策下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放弃是逐步的，主要始于戈尔巴乔夫改革。戈氏上台后，首先提出改革“新思维”，推出一套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改革方案。此方案最核心内容就是放弃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实行指导思想多元化。在这条核心原则下，否定共产党一党领导，搞多党制，实行议会民主、三权分立；否定经济上的公有制占统治地位，搞全面私有化，建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放弃和指导思想多元化的实行导致马克思主义信仰首先在全党的党员干部中动摇，整个社会理想信念也在动摇、思想极度混乱，全体党员和人民对自己曾经坚持过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不是动摇就是抛弃。在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共主导下，苏联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地位，放弃共产党领导，放弃社会主义制度，最终酿成制度剧变、国家解体的历史悲剧。

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是不是如愿实现当时所幻想的国家强大、经济繁荣、人民富裕的目标？现在距离当时剧变已过去25年，四分之一世纪以来整个苏联地区非但没有实现目标，而且从此俄罗斯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国家综合国力停滞不前，绝大多数普通人民生活水平严重倒退。1990年俄罗斯经济总量为中国的4.5倍，2014年中国为俄罗斯的5倍；俄罗斯人民生活水平停留在1988年，1997年俄罗斯人口出生率比1991年下降30％，男性人均寿命从1991年的63.5岁降到1996年的59.6岁。

苏东剧变给了全世界共产党人很多的教训，其中最主要的教训就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衰亡，往往是从正确指导思想的放弃开始，从理想信念的丧失或缺失开始；社会主义国家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仅关系到无产阶级政党的自身存亡，而且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人民的命运。

坚持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成功应对新形势新任务必须明确的首要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面临着发展的新形势新环境，提出了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两个一百年”新任务新目标。要如期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要在新形势新环境下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的行动指南。

今天，我们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的新形势新环境。在国际上，世界仍然很不安宁。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世界经济增长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全球发展不平衡加剧，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有所上升，局部动荡频繁发生，粮食安全、能源资源安全、网络安全等全球性问题更加突出，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凸显。在国内，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各种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不断呈现、各类风险和挑战不断增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越来越多样化和日趋活跃、主流和非主流的同时并存、社会思潮激荡烈度在增强，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我国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在国际经济发展大环境下，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和产能相对过剩的矛盾有所加剧，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难度加大；经济发展和资源生态环境的矛盾仍然突出；全面从严治党进入重要阶段、党面临的风险和考验集中显现，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易发多发，一些重大违纪违法案件影响恶劣，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人民群众还有许多不满意的地方。这些新形势及存在的问题必然会在人们思想层面产生诸多负面影响。如何防范和解决好新形势新环境下出现的问题，如何进行这些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以努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首要问题就是要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特别是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即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来武装全党和教育全国人民，以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我们制定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各方面的规划以及实施这些规划的工作方针、政策，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它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我们的各项改革举措，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党的建设各方面，究竟哪些政策、制度需要调整、改革，即改革内容的确定，包括改革方式的确定、如何改，以及目标确定、改成什么样子等，也只有而且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指导下，进行科学分析，才能确保改得正确，改出好的效果。我们的国家政权机关包括立法、司法、行政机关的全部工作，国家管理、社会治理、经济调控等活动，也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指导下，才能方向正确、举措得当，才能取得有益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积极效果。

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大力推进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提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点紧密结合起来，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前进。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必须正确对待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各种社会思潮。30多年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经济成分的多样化、利益主体的多样化，必然导致多元化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出现。因此，不同阶层、不同利益群体、不同宗教信仰背景的人们因各自的人生观、价值观等思想观念的不同，会偏好和选择不同的社会思潮。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要这些多元化的思想观念和社会思潮无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安全，不反对党和党的指导思想，不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应该允许其存在。但是，一定要始终记住：我们绝不能把市场竞争中不同主体的地位平等观念引申至此，将所有社会思潮与马克思主义一样，在对人们行为导向上理解为平等地位，绝不能简单地让人民自由去选择社会思潮，绝不能单纯地让各种社会思潮相互自由竞争，对人民、对青年放任自由地产生影响作用，而是一定要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引领作用。对各种社会思潮，我们必须加以正确的区分，对错误社会思潮要立场鲜明地进行批驳和斗争，对其他社会思潮应该加以科学而有效的引领。在改革开放实践中，我们常常受到各种错误思潮的干扰，包括：在政治上，反对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鼓吹政治多元化，主张搞资本主义宪政民主、三权分立和多党制，企图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上，反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鼓吹新自由主义，主张全面而彻底的私有化，以消解公有制的主体和主导地位，建立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在思想文化上，反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主张普世价值和思想文化多元主义，以消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社会建设上，主张公民社会，搞多元主体治理社会；在生活上，大搞消费主义，主张利己主义，以消解集体主义。这些错误思潮，说法不完全一样，但实质是一样的，都是想削弱、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对于这些错误思潮，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心并与其作坚决斗争。马克思主义就是在不断地同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中得以坚持和发展。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必须立足现实，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不是封闭的；是发展的，不是停滞的；是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不是僵死的教条；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大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远未结束。今天，时代变化和我国发展的广度和深度远远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时的背景。面对新的时代特点和发展新要求，马克思主义面临着进一步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问题。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只经历几十年实践、还处在初级阶段，事业越发展，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就越多，也就越需要我们在实践上大胆探索、在理论上不断突破，在伟大实践中推进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理论界要承担重大责任。思想理论界学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研究和宣传主体。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的形成与发挥作用过程中，我国思想理论界作出了重大贡献，也形成了不可比拟的优势。面对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思想理论界必须进一步发挥其优势和作出其应作的贡献。为此，思想理论界首先要进一步做好“四个分清”工作，即分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以便于更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本观点、基本立场、基本方法。其次，要学习好、领会好、研究好、宣传好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以更加宽阔的眼界审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实践需要，坚持问题导向，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加强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加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领域的分析研究，加强对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研究阐释，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用新的观点、新的理论去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邓纯东：坚定理想信念是党的建设的根本性任务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强调：“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必须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首要任务。”坚定的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胜利，不断走向辉煌的精神“密码”，是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根本性任务。

一、坚定的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

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信念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及其立场、观点、方法的坚定信仰；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念；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定信心。这样的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能够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

坚定的理想信念决定共产党人的人生追求和人生价值。共产党人从来是把自己的人生价值与人民、国家、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把实现人类社会的美好前途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贺龙之女贺捷生在《重说理想信念》一文中说，在中国革命史上，毛主席一家为革命牺牲过6位亲人，徐海东大将家族有70多人牺牲，贺龙宗亲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2050人。夏明翰烈士在刑场上写下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把自己的整个生命都投入对崇高理想的追求上，把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作为自己全部的生命价值。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人生立场，就是以热血谱就气壮山河的正气之歌。实践这样的立场，共产党人就把自己的人生融入了伟大的革命事业之中，真正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在中华民族的革命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名字。共产党人是最具有崇高理想的人，他们的使命就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光明前途，为了人类进步和解放事业而斗争。

坚定的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克服一切苦难的精神源泉。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中国共产党人发扬革命和拼命精神，严守纪律，不怕牺牲，敢于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始终坚持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取得了一系列伟大的胜利。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坚定的理想信念是鼓舞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不懈斗争，克服千难万险，战胜最凶恶敌人，不断胜利前行的精神源泉。

坚定的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区别于一般群众，区别于其他党派人员的重要标志。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列宁也说过：“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党，因为革命理论能使一切社会党人团结起来，他们从革命理论中能取得一切信念，他们能运用革命理论来确定斗争方法和活动方式。”共产党人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这个特殊材料的成分，最重要的就是坚定的理想信念。坚定的理想信念，体现了共产党人的精神特质，决定了共产党人不同于一切其他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决定了共产党人对国家、民族、人民前途命运的责任感和献身精神。

二、坚定的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创造辉煌的重要原因

坚定的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的巨大精神力量。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把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为此浴血奋战，斗争不息。正是因为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实现民族解放而英勇斗争，面对一个个艰难困苦，一次次流血牺牲，他们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而是视死如归，顽强斗争，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坚定的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的巨大精神力量。新中国成立后，面对一穷二白的局面，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上，消灭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完成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消灭了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剥削制度，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制度；在政治上，确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使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完全可以说，正是坚定的理想信念，使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克服各种内外困难，建立和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由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

坚定的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断焕发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生命力的巨大精神力量。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面对新技术革命浪潮，面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大曲折，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在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先进文明成果的同时，始终不忘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三、理想信念丧失是共产党的最大危险，是执政共产党垮台的思想根源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强调，“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一个政党的衰落，往往从理想信念的丧失或缺失开始”。苏东剧变就是沉痛的历史教训。

理想信念动摇，是引发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危险引信。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推行所谓“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放弃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指导思想，丧失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念，丢掉了共产主义信仰。与此同时，苏联的很多媒体，肆无忌惮地诋毁马克思列宁主义、诋毁社会主义制度，妖魔化共产党的领导。苏共内部、苏联社会有相当多的人动摇、放弃了共产主义信仰，思想、价值观完全混乱，苏联国家意识形态防线彻底崩塌，苏联共产党的垮台、苏联解体就成为必然的结果。

理想信念动摇，是引发东欧共产党垮台的重要原因。在苏联共产党影响下，1989年10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率先决定将党的名称改为“匈牙利社会党”。其他国家共产党也纷纷搞所谓公开性、多元化、多党议会民主制，纵容或人为地扶植反对派，直至蜕变、垮台。东欧很多共产党都改变了自己的名称，都放弃了共产主义的理想，都不愿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共产党的领导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也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来的共产党性质。

理想信念动摇，是造成苏东剧变严重后果的思想症结。需要指出的是，自苏联解体、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以来，25年过去了，今天的俄罗斯、独联体国家，今天的原东欧国家，他们的综合国力、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并没有提高，有些甚至不如剧变之前，有的国家还因此陷入长期的动乱而不能自拔。当时的剧变使苏东国家、人民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至今还在吞食苦果。苏东剧变及其结果的沉痛教训充分说明，如果共产党的领导层失去理想信念，不再相信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

四、坚定理想信念是党的建设的根本性任务

坚定理想信念，是党的建设全部任务的灵魂。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承担着繁重的历史任务。“打铁先要自身硬”。党要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就必须把自身建设好。党的建设任务十分繁重，内容很多，包括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等，其中最重要、最根本的还是加强思想建设，以坚定理想信念。坚定理想信念，最重要的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它蕴含的一系列的范畴、原理、学说相互联结，构成了一个完整、严密的整体。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就在于它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全党同志必须把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作为毕生追求，要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特别是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保持对远大理想和奋斗目标的清醒认知和执著追求，牢牢占据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实现人类美好理想的道义制高点。

坚定理想信念，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思想保证。“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对一个共产党员来说，理想信念比金钱物质重要，比升官重要、比名利重要，甚至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只有坚定理想信念，我们才能经受住各种考验，才能抵御各种风险。必须看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直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并利用各种手段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渗透，向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灌输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人权”等政治思想和价值观念，引导人们向往资本主义，向往西方。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这一招，在苏联、东欧国家已经得手，导致了苏东国家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悲剧。这一招，目前它们仍然在使用，其重点对象就是社会主义中国。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人民群众、广大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被西化、被“和平演变”，甚至最终变质变色的危险是现实存在的。如果我们放松甚至放弃理想信念的教育、培育，党员干部就可能被“西化”，就会从根本上动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信心，苏东剧变的悲剧就有可能在中华大地重演。

坚定理想信念，是增强“四个自信”的必然要求。当前，世界金融危机使得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转变，世界力量对比发生了深刻变化，西强我弱的局面正在悄然发生转化。特别是中国道路的伟大成功，以及与此同时西方发达国家迟迟走不出危机的事实，更加生动地证明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科学性，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全体党员干部，要充分认识这个事实，牢固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国梦的唯一正确途径的坚定信念，牢固确立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的坚定信念，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动摇，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努力奋斗！

邓纯东：论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问题，是党的建设的根本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问题。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中国共产党取得辉煌成就的根本原因，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中国人民走向美好未来的思想保证。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中国人民走向美好未来的思想保证

近代以来，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下，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成为被帝国主义、封建专制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奴役的对象。为救亡图存，无数仁人志士进行了各种努力和尝试：禁烟运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都一次次失败了。中国人民用无数鲜血与生命的代价获得一个认识，即这些“主义”都不能挽救中国的危亡，都不适合中国实际。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必须寻找救国的新路。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正是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才找到了适合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的科学理论和科学道路。从此，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新征程的伟大胜利，取得了国家独立、民族振兴、人民富裕的伟大成就，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方面创造的辉煌成就，成功的原因有很多，但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就在于，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并坚持在实践中不断结合中国实际，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分析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找到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和动力，明确了中国革命的任务、前途、道路。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不断克服和排除离开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的干扰，先后战胜了陈独秀违背中国革命规律的右倾机会主义，王明等人照搬照抄的教条式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左”倾机会主义。在战胜这些错误的同时，把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与中国社会的实际、中国革命的实际、中国传统文化的实际相结合，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正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中国革命势如破竹、蓬勃发展，终于在1949年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学说为指导，建立起与中国历史和现实相适应的国家制度：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的政体。这样的国体和政体使100多年来国家分裂、社会动乱的中国统一起来，使被奴役的广大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确保了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原理，废除封建土地制度、没收官僚资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主要内容；同时，带领人民在中国进行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取得了很多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开始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同时，不断排除对改革开放的干扰，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确保了中国道路的成功。

今天的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和制造大国。我们愈来愈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愈来愈接近100多年来仁人志士们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坚强正确的领导。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排除万难，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实现正确的领导，就是因为她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并且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实际紧密结合，在推动发展的实践中实行理论创新，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中国100多年历史发生根本改变的思想根源，是中华民族由水深火热到振兴奋起走向富强的灵魂，是中国人民美好未来的思想保证。

二、动摇、取消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苏东剧变的根本原因，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惨痛的教训

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衰亡，是从放弃正确的指导思想开始的。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在苏共的领导下，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经济社会发展迅猛，成为世界强国之一。然而，这个执政74年的共产党却在一夜之间跨台，并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跌入谷底。这其中的原因引人深思。现在，随着时间推移，随着诸多档案的公开，随着我们从多层次、多角度对事实真相的了解，越来越可以确认，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其在国家意识形态领域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苏共在西方“和平演变”政策下，逐步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特别是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提出改革“新思维”，推出一套所谓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改革方案。其最核心的内容就是：放弃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实行指导思想多元化。在这条核心原则的指导下，苏联在政治上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搞多党制，实行议会民主、三权分立；经济上否定公有制的地位，搞全面私有化，建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终酿成制度剧变、国家解体的历史悲剧。

当时，苏联东欧国家都通过党中央决议，取消军队中的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教育工作，取消高校中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在党章中删除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公开性、民主化的口号下放任鼓励国内外敌对势力诋毁、妖魔化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和社会主义制度，肆无忌惮地宣传资产阶级政治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理念，通过大量的文化传播搞乱民众的思想，颠覆全社会的价值观、是非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苏东国内、党的意识形态动摇，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动摇了，结果，在敌对势力进攻下，整个党就如鸟兽散，整个国家就土崩瓦解了。教训十分深刻。苏联是这样，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垮台的悲剧也完全是这样，都是从党放弃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开始的。

需要特别指明的是，苏东共产党丧失领导地位，社会主义制度垮台后，并没有像这些国家当时许多人想象的那样，达到经济发展良好、国家综合国力上升、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状况。事实完全相反。多数的原东欧国家、原苏联现在独联体的10多个国家，都是综合国力持续下降，经济发展长期低迷，大多数人民生活没有改善，甚至下降。前不久，俄罗斯调查机构公布的民调显示，在独联体9个国家调查中，超过64％的35岁以上被调查者认为，当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更幸福。这就鲜明地告诉世人：苏东制度剧变，不仅导致了这些国家的共产党、社会主义制度的悲剧，而且导致了这些国家、人民的悲剧。整个国家、民族和人民付出了惨痛代价。这个代价告诉我们的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命运所系。

三、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党的指导思想，而且是我们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确实做到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必须首先明确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适用范围。

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只应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坚持；也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成果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党的建设及党的各项工作应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成果为指导，共产党员以及党的干部应该在言行中坚持马克思主义，而党组织之外的广大非党员群众、青年，则不应要求他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甚至还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只是党章的规定，其他社会组织包括政府、司法部门以及群团组织等，都不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以上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适用范围的主张是不全面的，是错误的。我们应让全社会明确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准确对象和含义。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适用范围不仅限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不仅在思想理论工作、整个宣传文化工作中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仅在党的建设、党的各项工作中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而且在整个国家生活、社会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中，在一切国家政权机关活动中、所有非党组织活动中都应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一点在我们国家的根本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面已经有明确规定。宪法序言明确指出：“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

因此，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适用范围是整个中国，是我们全部的国家、社会、经济、文化生活，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党的指导思想，而且是我们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

四、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必须对社会上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多样思想进行指导和引导

应当承认，30多年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经济成分多样化、利益主体多样化，必然会导致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多样化。一方面，我们应当承认不同阶层、不同利益群体、不同宗教信仰背景的人们，因各自的人生观、价值观等的不同，会偏好和认同不同的社会思潮、思想观念。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要这些不同的、多样化的思想观念和社会思潮无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安全，不反对党和党的根本指导思想，不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应该允许其存在。

但另一方面，允许其存在，不等于应该让各种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与马克思主义一起平等竞争，不等于任其自由发展，更不等于鼓励和倡导其发展。对于上述“非马”无害的思想观点，要用马克思主义加强引导和指导。特别是对于广大人民群众，基于对自身利益的关注而产生的各种认识、想法、诉求，我们要加强说服和教育工作，要用社会主义的先进思想文化去感召群众，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去引导群众。这一教育引导的任务须臾不可缺失，一定要大力加强。

我们不能因为主张各类思想观点包容发展，就否定或影响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也绝不能把市场竞争中不同主体的地位平等观念引申至指导思想领域，将各种社会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并列，在对人们行为的指导上理解为平等地位；更绝不能单纯地让各种社会思潮相互自由竞争，对人民特别是青年放任自由地发生影响。相反，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思想观点来引导非马克思主义观点。这是我们对待多样文化思潮应采取的正确态度。

五、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必须对各类错误思潮和观点进行批评、批判

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常常会存在各种错误有害的社会思潮，包括：在政治上，反对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鼓吹政治多元化，主张搞资本主义宪政民主、三权分立和多党制，企图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上，反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鼓吹新自由主义，主张全面彻底的私有化，以消解公有制的主体和主导地位，建立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在思想文化上，反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主张普世价值和思想文化多元主义；在社会建设上，主张公民社会，搞多元主体治理社会；在生活上，大搞消费主义，主张利己主义，消解集体主义。

这些错误思潮，说法不完全一样，但实质和目标指向是一样的，都是意图削弱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关系党和国家生存发展的根本问题。面对这些有害思想观点，我们绝不能糊涂，绝不能袖手旁观、无动于衷，绝不能任由这些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言论肆意宣传。我们要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对错误思潮进行批判和斗争，揭穿其险恶用意，揭穿它们对于中国人民幸福生活和中华民族美好前途的极大危害性。

六、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必须正确看待若干重大理论与实际问题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须对关系指导地位的若干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一一予以明确，以正视听。

1、关于十月革命

苏共垮台前后，苏联自己否定十月革命，提出一些所谓的“学术”观点：十月革命是偶然产物；十月革命是激进人士发动的激进的社会革命；十月革命建立的是一种专制集权，极权政体；十月革命是残暴的，它残暴地处死尼古拉二世，等等。

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无产阶级革命。它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开辟了解放道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必须用以上观点认识和评价十月革命，必须抵制国内外形形色色的诋毁、妖魔化十月革命的错误观点。

2、关于苏联7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历史

苏共垮台以后，欧美各国乃至俄罗斯全面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历史，中国思想界、理论界、学术界关于这个问题的很多文章对苏联制度及历史也基本持否定态度。其观点主要包括：斯大林执政时期，苏联实行的是专制集权，无党内民主，无社会主义民主；苏联的社会主义是一党专政，无人权，阻碍了思想的发展，损失了一批艺术家、思想家；苏联经济制度就是单一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消灭了商品生产和交换，这不仅导致苏联经济落后，也导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缓慢发展；苏联70多年的历史，除了反法西斯战争和新经济政策是值得肯定的，其他都应予以批判和否定。

以上错误观点至今仍在中国的某些书籍、文章、课堂中出现，并得到广泛宣传。实际上，这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变相否定。全面否定苏联的历史必然否定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和基本经济制度。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必须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正确认识和评价苏联70多年社会主义的历史，必须反对全盘否定、妖魔化社会主义历史的错误观点。

3、关于苏联、东欧国家制度剧变的原因

关于苏联和东欧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剧变的原因，西方媒体将此归因于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落后。主要观点为：苏联长期没有搞好经济，导致人民不满；没有政治民主；党内产生了脱离民众的特权阶层，苏共腐败，人民要抛弃这一制度；等等。以上因素虽然不同程度地客观存在，但不是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苏共从领导层到全党理想信念的丧失，苏联意识形态工作出现了问题，思想混乱，接受了资产阶级的价值观。这个原因总结如果不正确，而把苏东剧变归因于社会主义制度，必然危害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4、关于新中国前三十年历史的评价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探索开始于新中国成立之时，许多重要内容都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内逐步确立的。然而，一段时间以来，一些人对此进行错误的宣传，把改革开放前后三十年对立起来、割裂开来，特别是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把前三十年的建设说得一无是处。比如：有人认为，政治上，前三十年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经济上，毫无建树，大量人口被饿死；文化上，摧毁中国先进文化，使中国文化严重倒退。这些错误宣传完全否定了新中国头三十年发展的伟大成就。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不能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三十年对立起来，不能全盘否定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光辉历史。在这一时期，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巨大成就，中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均在此期间得以确立。树立这样的观点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必须解决的问题。

5、关于正确认识我国改革开放的问题

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社会主义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面临的共同任务。从那时开始，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对改革的认识从一开始就出现了一种错误观点。这种观点借改革之名，从根本上否定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企图通过推进他们定义的“改革”，导致执政的共产党丢权垮台。苏联东欧国家20世纪80年代实行的就是这样的改革。在我国国内，改革伊始，有的人就打着改革的旗号，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求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后来，他们又提出要在中国推行改变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改革。他们主张在中国实行欧美式的自由市场经济，反对我们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还提出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政治民主化，提出要在中国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多元化的、西方式的政治民主制度和体制，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显然，这些主张与我们党关于改革开放的原则是背道而驰的，应将这种有害主张与我们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严格区别开来，这对于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巩固是非常必要的。

6、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几个概念问题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概念中，有些内容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有些内容则来源于西方文化。比如民主、法治、公正、自由，还有政治生活中广泛使用的“人权”一词，等等。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必须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和看待这些概念。

民主、自由、人权、公正、法治等都是相对的概念。在不同的社会制度条件下，有着不同的内容。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这些概念的内容与西方文化关于这些概念的内容并不是毫无共同之处的。但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明确，这几个概念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内容是有本质区别的。比如资本主义制度下，每个人的民主权利与其经济地位是有直接联系的，资本主义民主是受金钱、垄断资本集团操纵的民主，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的民主权利不受财富多少的限制；再比如资本主义民主要求政治多元化，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我们的民主是建立在全体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我们反对政治多元化。

如果不加区别地进行关于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宣传，结果必然使全社会广大群众、广大青年产生简单化的误解，甚至误认为在中国弘扬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价值观和美欧资本主义国家奉行的价值观完全相同、没有区别，误认为这几个概念是普世的价值观。因此，在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一定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辩证地看待这些概念，既不要认为作为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的这些概念与西方社会中的这些概念毫无相同之处，也不要简单等同、不加区别地完全照搬，而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科学分析，构建社会主义的民主观、自由观、人权观、法治观，等等。

7、关于要警惕极“左”和右两种错误倾向问题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还必须正确认识和对待“左”和右的概念。所谓极“左”，是指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提出和实行貌似颇为革命但实际上严重脱离实际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等主张。这样的极“左”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上曾经有过惨痛教训，比如王明“左”倾机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时期“四人帮”宣传的那些理论和主张等，给中国革命和建设带来了巨大的损失。邓小平同志说过，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但邓小平同志从来也没有讲，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党只能防“左”反“左”，而没有防右反右的任务。实际上，邓小平同志曾旗帜鲜明地指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现在的问题是，一些人把“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论断进行片面化、绝对化理解。还有一些人把“左”的概念与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等同起来。在思想理论工作中，在意识形态领域把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一概说成“左”，这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十分有害的。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应该实事求是地判断问题，有“左”反“左”，有右反右。

七、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必须做好“结合”的文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马克思主义给中国社会、中华民族带来巨大变化的经验告诉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紧密结合，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大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然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远未结束。今天，时代特点的变化和我国发展的广度与深度远远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时的背景。面对新的时代特点，新的国内外环境和发展的新要求，马克思主义面临着进一步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问题。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只经历了几十年的实践，还处在初级阶段，事业越发展，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就越多，也就越需要我们在实践上大胆探索，在理论上不断突破，在伟大实践中推进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断丰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不断做好“结合”的文章，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

第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王明等人忽视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实际，忽视在这个社会环境下中国各阶级的状况，而以教条主义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完全照搬苏联十月革命经验，走中心城市武装暴动的道路。毛泽东同志则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认真分析中国社会实际、中国革命所处的环境，弄清中国社会各阶级在当时社会条件下的地位及对于革命的态度，由此找到中国革命的规律。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下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实行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社会实际的结合，首先必须认清我们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认清当代中国最大的特点就是我国仍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成员间有不同的利益诉求而形成利益多样化，在此基础上也产生了形形色色的思想观念的多样化。与此同时，全球化不断加深，不仅经济全球化，而且是包括科技、教育、文化、思想观念等等在内，资强我弱，西强我弱的基本局面未改变下的全球化。如何坚持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我们必须根据这样的时代特点、国内环境和条件，做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结合的文章。在这个结合中，找寻解决中国问题的思路和方案，实现理论的创新。

第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这个实际，包括中国民族特性、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特点等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深根植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成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适合了中国的民族特性、文化传统，避免了水土不服的问题。几千年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华民族的凝聚、国家认同、爱国主义传统观念形成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其中有些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延绵发展的精神纽带、文化血脉，对当代中国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特点，对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起着重大影响作用。治理中国、发展中国必须考虑这些因素，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必须做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这个文章。

第三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党和国家的实践相结合。当代中国国情的重要内容是党带领人民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包括要与这个实践相结合。一是同党和国家发展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经验相结合。应研究总结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发展几十年来包括新中国成立以来、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教训，不断形成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改革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探索与创新等等的经验和教训，形成规律性认识，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二是与党和国家进行的新的实践相结合。新的实践中的五位一体建设总任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给我们提出了哪些要求，实现这些要求，应解决哪些问题，采取什么路径解决这些问题。应该在对以上问题的解决回答中丰富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好“结合”的文章，还要进一步做好“四个分清”工作，即分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以便于更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本观点、基本立场、基本方法。

八、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要用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统一全党思想，教育全体人民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发展的新环境、新形势，面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任务，围绕实现这些任务、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涉及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内容十分丰富，思想十分深刻。讲话精神反映了我们党对新环境、新形势、新时代特点的深刻认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责任担当和不懈奋斗精神，阐明了在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条件下，党实现新的伟大任务必须明确的理念、思路、任务与举措，体现了党对中国改革与建设经验总结的成果，达到了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最新最高认识水平，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内容，是党团结带领人民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前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指导思想。

今天，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最重要的是要用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统一全党思想，教育全体人民。只有用这个科学理论统一全党思想，我们党才能真正保持自己的先锋队性质，才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保持自己的先进性、纯洁性，才能使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准确地代表全体中国人民整体、长远、根本的利益，才能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凝聚力和号召力，成为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核心。只有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教育全体人民，才能确保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在利益多元、思想观念多样的社会条件下，不同利益群体，不同文化、民族、宗教，不同职业、行业背景的人们，能够正确处理各种利益问题，解决利益矛盾，化解各种纠纷，构建共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断增强对社会主义制度、党的领导的坚定信念，增强我们的道路、理论、制度自信，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团结奋斗。

实现上述要求，首先要认真、扎实地学习、研究、宣传好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学习、研究、宣传好这些讲话中承载的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学习、研究、宣传好讲话精神中的核心要义、思想观念。今年以来在全党开展的“两学一做”活动，是这种学习的重要载体，必须使这个活动扎扎实实、坚持不懈地开展下去。对于总书记讲话精神的学习，要系统地学，要学好讲话原文，要联系我国改革与实践，联系各单位工作实际进行，要防止和克服学习中的形式主义，防止不务实的“虚功”，防止不联系实际的空洞学习，真正系统地理解、掌握好总书记讲话中的新理论、新观点、新战略，真正用总书记讲话的精神武装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头脑，剔除党员和群众中与总书记讲话精神不一致的、相悖的形形色色的思想、观念和理念。

学习、研究、宣传总书记讲话精神，重要的在于运用。不仅要用总书记讲话精神统一思想，改造我们的主观世界，而且要用讲话精神推动、指导我们的实践，改造客观世界。全党各个组织、全国广大地区，不同地域、不同行业、不同层级，都有各自不同的任务。在实施这些任务、推动事业发展的实践中，都应以总书记讲话精神为指导，弄清本地区、本行业实践的特点，在总书记阐明的新思想、新理念指导下，提出符合规律的工作思路与举措，绝不允许自觉不自觉用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想观点，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指导工作。在拟定改革方案，推出工作举措时，要坚决防止各种错误思想观念引导我们、左右我们，包括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观”、“自由观”、“法治观”，包括西方资产阶级的“新自由主义”，包括各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有害的“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只有抵制这些思想影响，用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我们全国、各个地区、各个行业的改革、建设举措、思路才会对头，任务才会准确，才会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健康发展。

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必须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学习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讲话要求。从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起，总书记多次强调，全党要学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要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对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想、观点要辨析，要批评，要批判。落实总书记这些指示，既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紧迫任务，也是认真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必然要求。

学习、研究、宣传总书记讲话精神，必须学习总书记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首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定信任，对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的坚定信念。理想信念的坚定，是共产党员的精神力量之源，是党能够克服种种困难艰险的力量之源。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需要全党落实总书记要求，像总书记那样坚定理想信念。其次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把这个理论当作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武器，而不受形形色色所谓新思想、新观点的影响。再次是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又要紧密联系实际，联系新的实践特点分析新情况，得出新结论，不断推进理论的创新，丰富和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

邓纯东：习近平同志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的鲜明特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许多党的建设新思想、新观点、新举措，极大地丰富了党的建设理论，体现了习近平同志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的鲜明特点。

一、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打铁还需自身硬”

从严治党是我们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在党的十四大写进了党章。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党员干部的管理存在失之于宽、失之于松的现象，严重影响了党的战斗力和凝聚力。习近平同志在当选党的总书记之初，就鲜明地表达出从严管党治党的观点。他指出，我们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首先必须把自身建设好，自身要过硬。自身过硬，首先是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会要过硬。2013年6月，他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指出：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他进一步警醒全党，“对我们这样一个拥有8500多万党员、在一个13亿人口大国长期执政的党，管党治党一刻不能松懈。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突出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我们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习近平同志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态度狠抓党的建设，真正把从严治党贯穿到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严格按党的制度和规定办事，制度面前没有例外；对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在党内生活中讲党性、讲原则，开展积极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严格按照党章规定的标准发展党员，严肃处理不合格党员，坚决惩处党内腐败分子；严格执行党的纪律，使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等等。

在此基础上，2014年12月，习近平同志在江苏考察时进一步提出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要求，把管党治党提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全面从严治党，涵盖思想、组织、作风、反腐倡廉和制度建设各个领域，体现了党的建设系统性、整体性。它既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在其中处于关键地位，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保证，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坚持正确方向，凝聚起强大合力。全面从严治党，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深刻忧思，充分彰显了我们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无畏勇气和坚强决心。

二、强调思想建设是党的建设的灵魂工作

世界上的政党无论无产阶级政党还是资产阶级政党，都有自己的一套发展模式。中国共产党强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首先在思想上确保正确的方向。习近平同志强调党的建设要有灵魂，指出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离不开党的思想建设这一灵魂工作。我们党的建设如果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一般性地强调执政党规律，就不能确保党的先进性，这也是不符合我们党的建设实际的。

搞好思想建设这一灵魂工作，首先要坚持共产党人应有的理想信念，切实解决好“总开关”问题。习近平同志将理想信念形象比喻为“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理想信念坚定，骨头就硬，没有理想信念，或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无论社会怎么发展，无论经济怎么繁荣，如果放弃了对崇高理想信念的追求，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就不可能巍然屹立于世界。这个真理，各级领导干部要始终铭记。”

崇高信仰、坚定信念不会自发产生，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那样，“要练就‘金刚不坏之身’，必须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不断培植我们的精神家园”。一方面，始终强调“永不动摇信仰”这条底线。“首先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看家本领，也是领导干部必须普遍掌握的工作制胜的看家本领”。强调要“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和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始终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就特在其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上，特就特在其实现途径、行动指南、根本保障的内在联系上，特就特在这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上”。这表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强意志和坚定决心。

此外，习近平同志要求全党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他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要把意识形态工作放在全党、全社会极其重要的地位，并严厉批评了党内存在的一手硬、一手软，忽视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问题。在此基础之上，他向全党提出要坚持“两个巩固”，即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他还强调，在意识形态领域要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不容许以“不争论”“不炒热”“让说话”为借口，放任错误思想的滋生蔓延。

三、强调要以解决党内突出问题为导向，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显著成效取信于民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向全党、全社会释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对事关党的事业和党的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绝不遮掩、绝不回避、绝不含糊。为此，他始终强调抓好党的建设要坚持问题导向，实事求是分析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坚持问题导向，把解决影响党群干群关系的党风廉政问题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突破口，进而带动其他问题的解决。2014年1月，习近平同志在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要求：要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一方面，以采取一系列硬举措为突破口狠抓党的作风建设。习近平同志上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伊始，就主持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将其作为改进全党作风的第一步。事实证明，“八项规定”开启了新风，为我们党自身改革赢得了时间和动力。2013年6月，又在全党开展了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活动聚焦于“四风”问题，抓住了要害，深刻改变了干部队伍的行为方式。2014年3月，习近平同志又提出了“三严三实”的要求，这是加强作风建设的再启程、再出发。另一方面，以惩治腐败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大力加强反腐倡廉教育，扎实开展巡视工作，坚决查处大案要案，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查处案件涉及党政军等各个领域，做到了反腐败无死角。党的十八大以来落马的省部级官员已超过100个，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10多名，前政治局委员3名。

四、强调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同时又要勇于改革创新

习近平同志提出，要将毛泽东首创的我们党重视思想建设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他强调全体党员都要学习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革命实践中表现出来的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精神境界、思想作风，解决好党组织的先进性、纯洁性问题。无论是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还是当前开展的“两学一做”学习教育，都体现了这一要求。

要继承并弘扬党的三大作风。在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方面，习近平同志号召在全党大兴学习之风，依靠学习和实践走向未来。他强调，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带着问题学，拜人民为师，做到干中学、学中干，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在坚持密切联系群众方面，强调首要的是牢固树立唯物史观的根本观点和立场。他指出，“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党只有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才能做到坚如磐石”。“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充分调动最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方面，要求领导干部尤其是主要领导干部要带头，并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提出了“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在参加河北省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习近平同志提出要有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勇气和党性，不能把防身治病的武器给丢掉了。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根据新情况、新问题，在党的建设方面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要求，体现了改革创新的精神。如，在组织建设上，提出新时期好干部的五条标准，即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在作风建设上，阐明新时期作风建设的时代内涵就是为民、务实、清廉；在反腐倡廉建设上，提出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反腐倡廉关键在经常抓、长期抓；在制度建设上，提出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强化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等等。

五、强调自律和他律的结合，并将其成熟做法上升到制度层面

党员素质的提高和组织战斗力的增强，要靠自律与他律相结合，两者相辅相成。

党员干部要通过思想建设，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用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来武装自己，提升自律的品质。习近平同志强调，自律，首先要把领导干部队伍建设好，让领导干部发挥好带头和示范作用，提出“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2013年6月，习近平同志对中央政治局委员提出五点要求，其中之一就是发挥模范带头作用，要求中央政治局委员改进调查研究、规范出访活动、改进警卫工作、厉行勤俭节约等。习近平同志率先垂范，到基层考察轻车简从、深入务实，展现了亲民为民、节俭务实的优良作风，为全党作出了表率。

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制度建设，强调要用党的组织原则、党的纪律、党的规矩管好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加强对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党内外监督，加强他律的力度。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制度建设方面，习近平同志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观点。如，提出制度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保证权力科学配置、规范运行，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制度建设的路径目标，就是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制度建设的基本原则，是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监督来保障和巩固工作成效，切不能“牛栏关猫”，强调规矩是起约束作用的，要紧一点；制度执行要有刚性要求，要牢固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制度面前没有特权、制度约束没有例外的观念，严格执行制度，不让制度成为“纸老虎”“稻草人”。

习近平同志把“紧紧围绕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任务之一。党的建设制度除了包括党内制度外，还涉及处理党的建设与国家建设之间关系的一些制度，特别是党的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2014年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的《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把加强党的制度建设拓展到全面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2016年1月在全党正式实施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这些举措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加强党的建设在制度层面上的把握更加清晰全面，反映了我们党对自身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

健全民主集中制一贯是我们党的制度建设的重点内容。针对当前党内生活不经常、不认真、不严肃的问题，习近平同志强调指出，严肃党内生活最根本的是认真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要健全和认真落实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具体制度，促使全党同志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促使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要把一把手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作为加强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推动各级一把手自觉坚持集体领导，带头发扬党内民主，严格按程序办事、按规矩办事，坚决反对和防止个人或少数人专断。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

邓纯东：新发展理念彰显马克思主义真理性

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能否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确立系统科学的发展理念，是检验马克思主义真理性和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能力的“试金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是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理念结晶，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彰显了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高超智慧与能力。

彰显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的根本立场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民心向背是政党政权前途命运的决定因素，这是为马克思主义所揭示并为历史发展所证明的客观规律。坚持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以人为本，就是始终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相信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我们党开展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到发展问题上，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人民利益放在最高位置，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扬人民首创精神，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谋群众之所需，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面对“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新需求，我们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这些新发展理念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集中体现了我们党以人为本的根本立场。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人民群众既是主体，又是受益者；共享发展，则鲜明体现了新发展理念的根本价值取向，就是让发展成果最大限度地惠及全体人民。因此，新发展理念一经提出，就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大力支持，必将通过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创造新的人间奇迹。

彰显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本质要求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实事求是，就是从客观存在的事物出发，通过观察和研究、学习和总结、概括和抽象，认识把握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坚持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一个重要体现。在发展的问题上坚持实事求是，需要我们从我国现实国情和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着力把握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科学规律。

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受经济规律、自然规律、社会规律支配和制约。科学把握和自觉遵循这些客观规律对发展提出的要求，就能赢得发展的主动权，顺利实现发展目标。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历史关头，我们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真谛，即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是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

新发展理念遵循经济规律，按照科学发展的基本要求，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大循环的趋势，按照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的总要求，坚持以创新、开放的发展理念引领发展行动，努力以最小投入获得最大产出，不断提高经济效益和劳动生产率，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新发展理念遵循自然规律，按照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强调自觉遵守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对发展的刚性约束，绝不使发展逾越生态红线、打破生态平衡；强调在维护绿水青山中打造金山银山，实现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新发展理念遵循社会规律，按照包容性发展的基本要求，以促进共同富裕为目标，致力于让大家共同享有自己创造的福利，实现共同建设、共享发展。只有这样，社会才能永葆和谐稳定，内需潜能才能充分释放，发展动力才能更加充沛，发展势头才能更加强劲。

彰显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

真理是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辩证统一，需要根据时代的变化和实践的推进不断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正是因为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才成为我们始终坚持和遵循的真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也正是在人民群众与时俱进的创新实践中、在不断丰富和完善自身中得以体现和证明的。新发展理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之一，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同时，新发展理念是针对我国面临的新发展形势、为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而提出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创新发展理念科学把握创新驱动发展的时代潮流，将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为经济发展提供持续动力保障；协调发展理念针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突出问题，强调不断增强发展整体性，为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绿色发展理念积极回应人们从“求温饱”到“求环保”的新期待，强调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机结合，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提供保障；开放发展理念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和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新形势，强调丰富对外开放内涵、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为我国进一步发展提供外部动力和良好国际环境支持；共享发展理念坚持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渐进共享，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共同富裕的内涵。总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是我们党根据时代变化和发展新形势提出的创新理念，鲜明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鲜明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原文标题为《以人为本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新发展理念彰显马克思主义真理性》）

邓纯东：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若干问题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现实根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党的十九大在准确把握我国发展所处新的历史方位基础上作出的一个重大政治判断。作出这一重大政治判断，具有以下科学依据。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环境和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推动我国国际地位实现前所未有的提升。

十八大以来的五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54万亿元增长到80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五年间，我国人民生活不断改善，6000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城乡居民收入增速超过经济增速，教育事业全面发展，就业状况持续改善，人民健康和医疗卫生水平大幅提高。

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基础上发生的这些历史性变革，使我国发展的环境和条件发生重大变化，我国发展站到新的历史起点上，对发展水平和质量的要求比以往更高了。

2.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新变化

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的努力，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了小康，并将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同时，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当前和今后面临的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已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体现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它既表现为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又表现为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还表现为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本身不平衡不充分。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论断，反映了我国发展的实际状况，揭示了制约我国发展的症结所在。

当然，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并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认识和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3.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主要任务发生了新变化

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我们已经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现在，我们面临的新的主要任务，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尤其是，在党的十九大到二十大这一“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我们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主要任务的变化，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4.党的指导思想和事业发展的战略举措也有新变化

发展环境、社会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变化，使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既十分必要也非常现实。十八大以来，我们党进行艰辛理论探索，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和发展的指导思想，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同时，基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我们党强调发展的内涵和重点、理念和方式、环境和条件、水平和要求与过去有很大不同，要针对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提出新的思路、新的战略、新的举措，更好地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党和国家指导思想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略举措的新变化，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一个重要依据。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伟大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世界社会主义和人类社会的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消灭一切剥削制度，翻身做了主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站起来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中国摆脱贫困并赶上了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开创、发展，中国经济稳居世界第二，中国人民解决了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了小康，并将实现全面小康，“富起来了”。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国际地位实现前所未有的提升，中华民族进入了走向“强起来”的历史时期。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不仅导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进步，而且向世界充分展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和充沛活力，展示了社会主义的良好形象，也根本改变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社会主义在世界上不断遭受挫折的命运和失败的形象，使世界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并非历史的终结，越来越有必要更加认真地思考社会主义的历史主题。

再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人类面临的问题很多，发展是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一直以来，在发展及其现代化问题上，存在一种西方现代化道路的迷信。我国发展实践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事实无疑向世界说明了一个道理，即，“治理一个国家，推动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并不只有西方制度模式这一条道，各国完全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来。可以说，我们用事实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破产，宣告了各国最终都要以西方制度模式为归宿的单线式历史观的破产”（《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7页）。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由来与形成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一夜之间形成的，其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有其历史的由来。

1．1840年以来中国近代历史演变的结果

1840年以来，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陷入内忧外患的黑暗境地，中国人民身处水深火热之中。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成为中国人民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人民和无数仁人志士进行了千辛万苦的探索和不屈不挠的斗争。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不甘屈服的中国人民一次次抗争，但又一次次失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对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具有重大意义，但也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21年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从此，中国命运就有了光明发展前景。96年来，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党初心不改、矢志不渝，团结带领人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今天，我们坚定不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和文化的全部内容，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任何书斋式科学研究的结果，而是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先进的中国人，为民族谋复兴，英勇奋斗，付出了无数鲜血与生命代价得出的历史结论。

2．新中国成立以来近70年我们党接力探索在落后的东方大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结果

众所周知，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对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探索的推倒、重来，恰恰相反，它坚持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探索积累的成果，如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创新成果——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坚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坚持以农业为基础和工业为主导，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走一条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坚持民主集中制，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坚持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等等，并以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取得的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农业生产水平有很大提高，城乡商业和对外贸易有很大增长，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有很大发展等重大成就为实践基础，接续奋斗，接力进行理论、实践、制度和其他各方面的探索创新。

毋庸讳言，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探索，由于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不多，党的领导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有主观主义的偏差，再加上犯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在所有制问题上急于求纯和在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的错误，我们没有取得本来应该取得的更大成就。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在这个基础上把党和人民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3．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近40年坚持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结果

改革开放既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伟大觉醒，也是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强大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具有蓬勃生命力，就在于是实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中产生，也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发展壮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在改革开放中发展壮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为它坚持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不仅坚定不移走改革开放之路，而且蹄疾步稳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全社会发展活力和创新活力明显增强，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党和人民长期努力的基础上进入了新时代。

需要指出，即使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也有不同方向的选择。方向选择错误，“把改革定义为往西方政治制度的方向改”，往资本主义方向改，就是对广大人民来说的祸国殃民的“邪路”，原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证明了这一点。苏联改革之初，就有人指出改革方向正确的极端重要性：“社会不是树木，它不仅下面有根，上面也有根。如果连通上下的血管被某种专横、教条主义以至于愚昧所梗阻，就必然会形成栓塞，而要想医治这种病症，正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样，绝非一件易事。最严重的错误是在判断错误原因时所犯的错误。如症结在右边，而你偏到左边去找。甚至有这样的情况：找到了原因却视而不见，然后顾左右而言它。”（参见〔苏联〕A.格尔曼：《官僚主义——最坏的内部敌人（苏联报刊文摘）》，罗正发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第226页）不幸的是，戈尔巴乔夫一意孤行，根本听不进去。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面深化改革，绝不把西方的理论、观点生搬硬套在自己身上，坚决反对一切照抄照搬他国政治制度的主张和图谋，相反，始终坚定不移把握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以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为目标指向，始终坚持无论改什么、改到哪一步，坚持党对改革的集中统一领导不能变，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不能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价值取向不能变。

4．我们党正确认识和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教训的结果

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都高度重视总结和汲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教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高度重视总结和汲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尤其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历史经验教训，其个中原因则如习近平同志在中纪委十八届二次全会上指出的：我们国家无论在体制、制度上，还是在所走的道路和今天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境遇，都与苏联有着相似或者相近乃至相同的地方。弄好了，能走出一片艳阳天；弄不好，苏联的昨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和汲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强调全党保持政治定力，更加自觉地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强调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决反对一切削弱、歪曲、否定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这是前车之鉴啊！”（《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13页）民主德国共产党的垮台也与党内出现严重的思想问题密切相关。一位东欧剧变的亲历者就曾回忆说：在20世纪“50年代，当人们谈论政治时，总会有一位共产党同志站出来维护党的立场。可是到了70年代和80年代，在对政治问题进行争论时，共产党员们不是离开会场就是建议换一个话题”（〔英〕本·福凯斯：《东欧共产主义的兴衰》，张金鉴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252－253页）。

第三，强调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苏联的经验教训指出：“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求是》2014年第1期）苏联在这个方面犯下的严重错误之一，就是自动放弃党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领导核心地位，搞西方的多党制民主那一套。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坚持党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强调人大、政府、政协、法院、检察院、军队、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各企事业单位，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都要坚持党的领导，自觉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决策部署。

5．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于担当、勇于探索，奋力推进党的理论和实践创新发展的结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固然是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努力的结果，但也是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于担当、勇于探索，奋力推进党的理论和实践创新发展的结果。面对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发展步入新阶段，面对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深化改革开放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和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以及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和党面临的重大风险考验等一系列问题，如果没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系统回答，并且根据新的实践对经济、政治、法治、科技、文化、教育、民生、民族、宗教、社会、生态文明、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统一战线、外交、党的建设等各方面作出理论分析和政策指导，我们就不可能取得十八大以来全方位的、开创性的成就和深层次的、根本性的变革，就不可能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与特征

习近平同志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时代观，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局面，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性判断，“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个重大判断，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我们要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其精神实质和特征。

这个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这个新时代，不是区别于不同社会形态的时代（从历史发展大趋势和社会形态方面来看，我们仍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大时代），而是特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进入更高水平的阶段。一定要明确，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没有变，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自信没有变，党和国家的事业不是另起炉灶，不是与这之前的事业一刀两断，从零开始，而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基本理论都要继续坚持。当然，我们也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新的历史方位出发，全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阶段的时代特点、主要矛盾、发展目标，才能不断取得新成就，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书写下新的辉煌篇章。

这个新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小康社会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普通老百姓最朴素的追求和愿望。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用“小康”这个概念来明确和诠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阶段性发展目标，这符合中国的发展实际和优秀文化传承，深入人心，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认同和支持，是我们党向人民、向历史作出的庄严承诺。30多年来，围绕这个目标，我们艰苦奋斗，推动小康社会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在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现在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只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步，我们还要继续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党的十九大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一步明确划分为两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这两步战略安排中，我们看得很清楚，今后30年左右的时间，我们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实践中，具体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在以往奋斗的基础上，把我国建设成为经济、科技、国防实力、文化软实力、综合国力在世界领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这个新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实现共同富裕，是千百年来人们追求的理想目标，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目标的大众化表达。改革开放之初，由于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区域间发展不平衡，使十几亿中国人民同步富裕是不现实的。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生产力水平大幅提高，人民生活大大改善，共同富裕的问题日益提上议事日程，我们也有能力在实现共同富裕方面迈出坚实步伐。党的十九大作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的论断，并明确提出要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充分反映了当代中国最大多数人的热烈愿望和期盼，顺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要求。

这个新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戮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陷入内忧外患的黑暗境地，中国人民也经历了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深重苦难。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民族复兴大业，前仆后继，开展了反帝反封建的艰苦探索和斗争，进行了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富强的各种尝试，但始终没有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来实现这个伟大目标和理想。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推动中国社会一次又一次实现伟大飞跃，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一个又一个伟大成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应该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奋斗的主题，但在不同历史时期，具体的任务不一样。在新中国成立前，主要任务是要实现“站起来”目标，为这个主题创造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主要任务是要实现“强起来”目标，为这个主题画上圆满句号。

这个新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十八大以来，在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作为自己使命的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的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塑造力进一步提高，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以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防范和化解危机、冲突。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为国际社会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中国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受到国际社会高度赞誉和广泛认同，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的形象，中国共产党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的形象已经为世界所公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有信心、也有能力继续为世界作出更大贡献，以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与稳定、人类的繁荣与进步。

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任务

十九大报告根据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及其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要求，提出了新时代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本任务。根据十九大的部署，可以分两个阶段来安排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实现也就意味着，“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将大幅跃升，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建成，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的高度，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中华文化影响更加广泛深入；人民生活更为宽裕，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现代社会治理格局基本形成，社会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8－29页）

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成则意味着：“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9页）

新时代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基本任务，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必须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十九大的决策部署，更好地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必须着力解决经济发展本身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

必须着力解决经济与发展之间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坚持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深入开展脱贫攻坚，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必须着力解决社会文明方面存在的道德失范、诚信缺失问题，坚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

必须着力解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问题，坚持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坚决清除妨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同时也要努力增强学习本领、政治领导本领、改革创新本领、科学发展本领、依法执政本领、群众工作本领、狠抓落实本领、驾驭风险本领，着力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

参考文献：

【1】《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

【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

【3】《党的十八大以来大事记》，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17年。

【4】《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编辑：张建刚）

邓纯东：自信源于马克思主义正确指导

科学理论是成功经验和规律性认识的提炼与升华，对价值观具有重要的形塑和导航作用。马克思主义是经历史与实践证明的颠扑不破的科学理论，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基础和源泉。我们今天之所以有底气讲核心价值观自信，主要是因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取向具有最广泛认同度

马克思主义自创立以来，就把实现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幸福生活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其核心价值取向是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因此，社会主义革命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马克思主义政党在领导人民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后，其价值目标同样是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马克思曾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可见，促进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实现，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和充满活力的关键。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认同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核心价值取向。在中国革命、建设中，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把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评判标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我们党的奋斗目标，提出了共享发展的新理念。显然，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取向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一脉相承、与时俱进，为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所认同和支持，成为我们增强核心价值观自信的坚强支撑。

“中国奇迹”彰显马克思主义价值理想的实践威力

上世纪初，当中国人民对国家的前途命运感到困惑和迷茫时，“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强大思想武器。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革命事业的指导思想。从此，中国革命有了明确方向和奋斗目标：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

正是在这一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顺利完成“三大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巨大成就，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有机统一，强调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奇迹”的创造、中国梦的提出和伟大实践，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价值理想的强大实践威力，进一步增强了我们的核心价值观自信。

马克思主义对核心价值观建设具有根本指导意义

促进国家富强文明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贯追求。在肯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财富积累的进步意义时，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对生产力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度发达充满期待：“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今天，我们将富强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范畴，就是要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提倡的生产力极大发展、人民群众共同富裕。此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还对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价值追求作出阐述和论证，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的国家层面价值目标的重要理论来源和未来发展的方向指引。

追求社会公平正义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马克思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和压迫本质，指出资本主义社会自由平等和公平正义理念的虚假性和伪善性。同时指出，共产主义社会必然是自由、平等与公正的社会，而实现这一价值目标的关键是发展社会生产。“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将社会公平正义作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基本价值追求，并强调社会生产对实现这一价值追求的基础作用，对我们今天把握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层面的价值追求、价值标准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终极价值追求。“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终极价值追求，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终极奋斗目标。恩格斯还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可见，马克思、恩格斯都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目标是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良好条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于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无论爱国、敬业还是诚信、友善；以及国家、社会层面的各个价值范畴，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和追求，也需要在实现这一目标和追求的实践中得到确认和彰显。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董学文：让文艺上的历史虚无主义没有藏身之地

我们目前谈论的历史虚无主义，是指通过各种方式重新解读历史，通过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来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合理性的一种社会思潮。历史虚无主义往往通过否定历史主体，颠覆唯物史观，强调用所谓的个体性叙事及个案和细节的展示，来演绎整体历史。它从丑化、妖魔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开始，发展到贬损和否定近现代中国一切进步的、革命的运动的程度。文艺上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同政治学、历史学、法学、经济学等领域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是互为表里、彼此相通的。

一

文艺上的历史虚无主义，在编造和歪曲历史的时候，往往声称自己是在进行“艺术创造”，是在实现“审美范式”的转换。实际上，它是以“审美”“娱乐”之名，行拆解历史（特别是党史）、否定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党的领导）之实。文艺上的历史虚无主义，同艺术上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是背道而驰的。它是一种伪现实主义、伪浪漫主义。因为它在否定革命的正义性和必要性，把推动历史前进的政党、领袖和群众加以丑化、边缘化和碎片化之后，心仪的却是阻碍历史前进的反动势力，对其代表人物极尽吹嘘、夸赞和颂扬之能事。也就是说，它对历史不是完全“虚无”，而是有所“虚无”，有所“不虚无”。这就从根本上扭曲和颠倒了历史真相，搞乱了读者或观众的历史认识。

文艺上的历史虚无主义，不是一个单纯的艺术问题，而是有着明确政治诉求的一种错误思潮。它善于从个人好恶出发评断历史，喜欢以个人想象来虚构历史情境。它往往在“创新”“探索”“翻案”“戏说”的名义下，采取极端不尊重历史事实的态度；它往往片面引用史料，取其一点、不及其余，无中生有、胡编乱造，任意改变对历史中重大事件、人物和问题的科学结论；它往往貌似“客观”“公正”“中立”，实则将人物写成“好人不好”“坏人不坏”的“中性人”，混淆人们对于是非的判断。与此同时，它极力主张要按照抽象“人性论”的原则来描写事件、刻画人物，主张一切都要过“人性”的筛子，否则就是“概念化”“脸谱化”。如此一来，历史在历史虚无主义者的笔下就被严重扭曲变形了，主流意识形态也被玷污、解构了。

文艺上历史虚无主义危害的严重性在于，它所散播的种种观念，不仅混淆了历史领域的是非曲直，而且直接动摇了做人和立国之本。例如，文艺应高扬民族精神，还是鼓吹妥协投降；应从历史主流中汲取精神力量，还是在历史支流中寻找负面影响。这就涉及如何对待民族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的问题了。道理很简单，颠倒历史，必然会导致是非、美丑、善恶、荣辱标准的颠倒。而这种标准一旦颠倒，就势必在价值观和人生观上造成整体性的混乱。有学者指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以西方“普世价值”为标准，以“重新评价”为名头，歪曲和否定党的历史和新中国的历史。它往往祭起“还原历史”“重写历史”的旗号，以二元对立、非此即彼、好走极端的单向度思维方式加以逆向重塑，颠倒黑白。这种意见我认为是正确的。用这种意见来观察和说明文艺上历史虚无主义的危害，也是适当的。把历史观及以之为基础的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价值观搞乱的结果，将会带来犯颠覆性错误的危险。

二

文艺上的历史虚无主义，是一种与历史唯物主义文艺观相对立的形而上学的否定性思想倾向。我国文艺上的历史虚无主义有其特点，它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后的“无产阶级文化派”企图抛弃以往一切人类和民族文化遗产的虚无主义；也不同于为了区别“机会主义的虚无主义”，列宁提出的那种对反动的社会秩序抱有合理否定态度的“革命的虚无主义”。目前我国文艺上的历史虚无主义，是以集中否定、消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否定革命的、进步的、面向人民的优秀作家和作品为其特征的。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有些作品中，有的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他还批评有些创作“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一套”。我认为，这些主要就是针对文艺上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讲的。

文艺上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为什么能够盛行？原因固然很多，有客观环境方面的，有主观认识方面的。但在我看来，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由于创作主体在理想信念方面出现了问题，以致其转变了立足点或创作立场。这一点，甚至在一些有名的或获大奖的作品中也有较为突出和明显的表现。譬如，把共产党的干部写得跟国民党反动派一样坏，把人民军队写得和反动军队一样凶残，把人民领袖写得同人民公敌一样毒辣阴险，把社会主义制度写得和旧社会的制度一样横暴黑暗……凡此种种，不管作者采用什么样的隐蔽手法，拿出何种堂皇的借口，都只能令人怀疑是其创作立场和世界观发生了偏转。否则，是不会指桑骂槐、指鹿为马，丧失基本的理性判断的。

2013年6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事实一再表明，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33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如果创作主体不是对党、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发生理想信念上的动摇、滑坡，怎么会去“虚无”本不该“虚无”的东西？怎么会去美化历史上的罪人、丑恶和黑暗，并为其翻案？怎么会去鼓吹“共产主义虚无缥缈论”？没了理想信念，或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必然“缺钙”，就必然会得“软骨病”，就有可能导致政治上的变质。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提醒道：“要坚定理想信念，切实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总开关’问题没有解决好，这样那样的出轨越界、跑冒滴漏就在所难免。”他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说：“我们一些同志之所以理想渺茫、信仰动摇，根本的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牢固。”（同上，第116页）面对这个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哲学基础和方法论的“总开关”，难道作家、艺术家能够例外吗？显然是不能的。如何保证作家、艺术家的理想信念不缺失、不动摇、不蜕变、不滑坡，这确是一个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

文艺家失去了理想信念，灵魂就会沦陷，创作的作品就会“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这五个“去”，实际上，就是对一些文艺作品通过臆想和独断对“五四”以来的进步历史、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史和社会主义的辉煌进程加以回避、稀释，加以扭曲、否定和妖魔化现象的凝练概括与表述。当下出现的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的怀疑，对刘胡兰、黄继光、邱少云等革命英雄的质疑，等等，其目的就是使历史变成一种没有理想、没有深度、没有本质、没有是非的东西，其核心是怀疑和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共产主义理想。这样的历史虚无主义渗透于文艺作品，必然使其精神价值枯干萎顿，失去引领人民前进的资格和作用。

三

那么，我们如何抵制和克服文艺创作上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呢？我觉得，这里既有解决思想问题和认识问题的层面，又有解决现实问题和实际问题的层面。综合来看，我们应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使命感，加强理论学习，开展对不良作品、现象和思潮的批评，深化新时期文学史研究，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让文艺上的历史虚无主义没有藏身之地。

其一，要在文艺界开展历史唯物主义文艺观的学习和宣传。这是保持理论清醒和正本清源的一项根本举措。在学习宣传历史唯物主义文艺观时，要重点辨析批判抽象“人性论”，因为这是文艺上滋生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个重要的观念上的根源，也是其比较容易欺骗人和迷惑人的地方。这些年来，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文艺观的宣传和学习，做得很不够。文艺上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问题，文艺上的阶级分析和阶级观点问题，作家立足点、世界观与文艺创作之间的关系问题，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关系问题，等等，几乎没有人提了。相反，西方资产阶级文艺观，如“新历史主义”“存在主义”“新人本主义”“怎么说都行”的“后现代”理论，却肆意流布、大行其道。这怎能不给以所谓客观主义姿态掩盖其资产阶级立场、以抽象“人性论”来取代和颠覆唯物史观的社会思潮提供泛滥条件呢？认真补上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这一课，势在必行。这是克服文艺上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根本工程。

其二，要把文艺批评和文艺争鸣切实地开展起来，敢于同文艺上的历史虚无主义现象作斗争。真理越辩越明。历史虚无主义的文艺作品，是经不起检验和批评的。事实是最无情面的东西，它能把空言和谎话打得粉碎。可惜，我们文艺界很少有真切的批评，很少有敢于向历史虚无主义开刀的文章。面对这类作品，多是恭维遮掩，明知不对，少说为佳，装聋作哑，假冒开明，甚至吹捧炒作、推波助澜。这怎能不给充斥历史虚无主义毒素的作品留下存活的空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是把文艺批评比作“镜子”、比作“良药”的，他指出，“文艺批评要的就是批评”。可我们的一些批评呢？恰恰是在庸俗吹捧、阿谀奉承，把批评这把“利器”变成了“脂粉”和“鸡汤”。没有批评，事实上就给历史虚无主义开了绿灯。而只空对空地从学理上分析文艺上历史虚无主义的危害，也很难有什么实际的效果。因之，文艺界要对有代表性的历史虚无主义文艺作品，展开旗帜鲜明、实事求是、充分说理、指名道姓、短兵相接的分析和批评。这样，才能遏制历史虚无主义蔓延的势头。这应是克服文艺上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核心工程。

其三，要积极开展新时期以来文艺思想史和文艺创作史的研究，在总结经验教训中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应该说，这些年不是没人在做新时期以来的文艺思想史和创作史研究。但毋庸讳言，这些研究还缺乏反思的深度，缺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那种“对各种不良文艺作品、现象、思潮敢于表明态度，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敢于表明立场”的精神；往往流于表面梳理，急于评功摆好，不作善恶辨析。这就极大地削弱了文艺史研究的价值和功能，给包括历史虚无主义在内的各种错误思潮以栖身之地。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有不少错误的、有害的文艺理论和观念没有得到清理，至今还在影响着一些人。“人物性格组合论”“主体性论”“告别革命论”“审美至上论”，等等，仍被一些研究者摆在文艺思潮史的重要位置加以肯定。这就把一些人特别是年轻学生的思想搞乱了。所以，要高度重视文艺思想史和文艺创作史的研究，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思想阵地，努力发挥其破除历史虚无主义倾向的作用。这是克服文艺中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关键工程。

其四，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大力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把文艺上的历史虚无主义清除出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这一新命题。这一命题，对破除文艺上的历史虚无主义具有重要意义。按照鲁迅的说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中华美学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种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源泉，是我们在世界审美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一块基石，是在文艺领域抵御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一道坚固堤坝。文艺创作不仅要有当代生活的底蕴，而且要有文化传统的血脉。“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文艺工作者要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要增强中华审美文化、中华美学精神的自觉与自信。坚决拒绝“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摒弃虚无历史、虚无价值、虚无中国，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这是克服文艺上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基础工程。

注销

窗体底端

樊建新龙斌：历史虚无主义的“蹩脚表现”

时机上，历史虚无主义者“顺势而为”，利用一些历史节点做文章。大造舆论声势，本是我党思想宣传工作的优良传统。如今，历史虚无主义者也在效仿，试图抢占舆论先机。例如，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一些人美化国民党人物，丑化共产党人物，肯定国民党功绩，否定共产党功绩。比如，抛出“共产党歧视国民党抗战官兵，未给国民党将领应有荣誉”的观点；炒作所谓“抗日名将张灵甫遗骨被埋羊圈”，意在否定解放战争的正义性；有人宣称张灵甫、邱清泉、胡琏等人是“我们的民族英雄”；还有人提出，今年是蒋介石逝世40周年，要客观、全面、公正地评价蒋介石。一些人认为是国民党蒋介石领导了中国抗战，理由是蒋介石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是最大的抗日英雄，等等。

内容上，历史虚无主义者一贯地混淆是非，颠倒黑白，试图对我党的“三个自信”进行釜底抽薪。例如，某自称“实事求是、秉笔直书、以史为鉴、与时俱进”的杂志却长期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仅在2015年第9期即同时刊登数篇文章，散布如下言论：毛泽东给中国共产党留下的传家宝是“一党专政”；“马克思后来提出股份制是通向新生产方式的过渡点……已经在实际上否定了通过阶级斗争来消灭阶级的观点”；“人民与权贵集团的斗争是当前形势下新的阶级斗争”，“但我们希望，握有一定权力的共产党员和政府官员，……在人民大众与权贵豪强的生死搏斗中，站到人民一边，维护正义公道，推动社会发展”；改革开放是“新民主主义的延续，是对跑步进入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的校正”；“‘公安六条’之残酷，竟连唐律和法西斯德国的法律也瞠乎其后。”这些观点“虚无”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史，“虚无”了我们党90多年的奋斗史，“虚无”了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虚无”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也“虚无”了作为我们党的事业发展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的马克思主义。

策略上，历史虚无主义者全线出击，左突右冲，企图造成“黑云压城城欲摧”的舆论态势。某杂志前主编因污蔑“狼牙山五壮士”被网民羞辱后，试图挟持司法为历史虚无主义开路；某公知大V在微博上篡改党史专家梁柱的文章标题，抹黑我党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评；某知名主持人以娱乐化方式恶意点评我党我军为人民福祉而奋斗的历史，亵渎开国领袖毛泽东；某知名饮料公司采取无底线方式营销，对诋毁革命先烈的人褒奖有加；一些杂志煽动群众发表碎片化的自述史文章，以零散的、负面的个体记忆替代、改造国家民族的整体记忆；还有人美化民国，认为其美好之处在于“三权分立、有较大新闻自由”，等等。历史虚无主义者还调整策略，更多使用揶揄、隐射、戏谑的手段诱导网民自我联想、自我推断，手段更加隐蔽、策略更加复杂、诱导更加细微。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手法，就是进行“学术包装”。历史虚无主义打着“学术研究无禁区”的旗号，在所谓“重评历史”、“还原历史真相”的幌子下，歪曲党和人民共同书写的历史，将党史、国史、军史描述成为一部争权夺利的野心史、中共党内斗争史、领袖罪恶史和人民苦难史；在所谓“价值中立”的幌子下，提出要“积极扬弃价值的阶级性、狭隘性，推动价值向普适性、全人类性转化”，并使用偷梁换柱手法将一些由党和人民在长期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中创造出来的科学术语转换成西方话语体系中的概念。例如把“国际交往”、“国际交流”偷换成特殊含义的“与国际接轨”，把“民主集中制”偷换成“新权威主义”，等等；在所谓“学术研究”的幌子下，全面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责唯物史观是“阶级斗争决定论”，指责马克思主义者才是真正的历史虚无主义者；在“守望学术家园”的幌子下，提出“意识形态的管理者应当培育对学术的敬重之心，学者则应当以守候学术的宁静为主”，试图引发人们关于主流意识形态“压制学术自由”的想象，从而使自己获得某种道义上的支持和舆论方面的同情，等等。透过现象看本质，历史虚无主义绝不是什么学术思潮，而是一股有着明确目的的政治思潮。其用意在于：歪曲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以否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丑化新中国建设历史以否定党的执政能力；贬损共产党领袖以否定我党的政治品格。归结为一句话，历史虚无主义是一股“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思潮。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这是前车之鉴啊！”习近平强调：“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对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必须高度警惕，必须坚决斗争，力图将其恶劣影响控制在最小程度。

坚决反击历史虚无主义，强化阵地意识

党和人民共同书写的历史不容否定。在历史虚无主义者看来，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好得很”，而是“糟得很”，是对西方文明“主流大道”的背离，为此不惜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人民共同奋斗的历史。他们好像“忘记”了我们今天所能享受的幸福生活是建立在前人艰苦奋斗的基础上的，是建立在我党多年来为增进人民福祉不断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的基础上的，是建立在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同心同德、共筑中国梦的基础上的。现在有的人把党和人民共同书写的历史说得一无是处，甚至是暗无天日，这不是糊涂，就是别有用心。历史不是可以任意涂抹的画布，任何编造、篡改都是不得人心的。只有尊重历史才能坚定自信，才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才能持续为人民带来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对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宽容就意味着纵容，宽厚就意味着妥协，宽松就意味着自毁长城。因此，只有坚决反击，才能巩固我们事业的根基。为此，需要从三个方面做出努力：

第一，积极应战，主动出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明波暗涌，伺机发声，到处煽风点火，“宁可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是其鲜明写照。为此，我们必须积极应战，对于他们抛出的观点，我们必须“接招”，不给谣言传播留下舆论空隙；我们必须主动出击，精心设置议题，跳出“话题陷阱”，避免疲于应付和奔波；我们必须善于预测形势，提早准备，巧做准备，提高应对历史虚无主义的能力和水平；我们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的管理权、领导权和话语权，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织就一张意识形态的“天网”。

第二，强化阵地意识，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目前，主要媒体的阵地意识明显加强：新华网、人民网等主要网络，以及《求是》《人民论坛》《红旗文稿》《中国社会科学报》等重要纸媒，多次刊登反击历史虚无主义的精品力作；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共青团中央指导下，多家新闻媒体、网络机构联合倡议开展“阳光跟帖”行动；求是网开展“历史虚无主义”征文活动；教育部与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联合举办首届全国高校网络宣传思想教育优秀作品评选，等等。这些活动有效地调动了广大群众反击历史虚无主义的积极性，提高了广大群众反击历史虚无主义的理论水平，有助于澄清历史虚无主义迷雾，也有助于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第三，严守党纪，捍卫底线，保证党员队伍的纯洁性、先进性和战斗性。党员队伍中个别人妄议中央、歪曲历史，散布明显与党员身份不符的话语，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近日，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明确把“违背四项基本原则”、“妄议中央”、“丑化党和国家形象”、“诋毁、诬蔑党和国家领导人”、“歪曲党史、军史”作为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并视情节给予相应纪律处分。这一重要修改，体现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严明党纪的坚定决心。我们要充分发挥《条例》的导向作用，积极投身于反击历史虚无主义的现实斗争。

【参考文献】

①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人民日报》，2013年7月22日。

（作者分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湖南中医药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访问学者）

樊建新：社会思潮与文化安全

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是党中央面对复杂尖锐的国内外安全形势，对国家安全的战略思考和顶层设计。这十一个安全领域不是彼此割裂的，而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其中文化安全居于更为基础、更为根本的地位。因为文化属于思想和精神层面，影响着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指导着人们的决策和行为。文化安全的堤坝坍塌了，其他领域也就不安全了。

讲文化安全，就不能不讲社会思潮。社会思潮是反映一定历史阶段、一定社会阶层利益要求和政治诉求的思想倾向。随着国内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展，经济成分、利益关系、组织形式、生活方式等日益多样，西方的政治理论、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念也伴随而来，致使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各种诉求相互碰撞、各种力量竞相发声，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判断。当前，国内社会思潮多种多样，性质各异，这里讨论的思潮是指与党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相对立的错误思潮。

经过几十年的生成和演化，学术思想界和社会上逐渐形成了一些比较有影响的带有特定的政治倾向性的错误思潮，比如，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普世价值论”、宪政民主、“新闻自由”、公民社会以及儒化思潮、公共知识分子思潮等，质疑和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些错误思潮散布于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等各个领域，其思想观点既相对独立、有所侧重，又相互联系、彼此呼应，构成一幅反映当下思想界各种非主流思想众声喧哗的纷乱图谱。

错误思潮的泛滥直接危及国家文化安全。其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冲击和解构人们的文化自信。关于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讲了三个方面的内涵，即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然而，一段时间以来，这三个方面的文化自信直接受到了上述错误思潮的冲击和侵蚀。

在如何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儒化思潮的冲击不容小觑。儒化思潮又叫文化复古主义思潮，这股思潮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百年历史被证明是失败的，西方思想理论和政治制度在中国也是行不通的，唯一出路就是“尊孔崇儒”，重新确立传统文化的主导地位。一些极端观点还主张“去马归儒”、回归“孔孟道统”，甚至提出确立儒教为国教，要“儒化共产党、儒化中国、儒化社会”。中国共产党对中华几千年传统文化的态度和原则是明确的，始终强调要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能采取全盘接受或者全盘否定的绝对主义态度。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提出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

在继承和弘扬革命文化方面，主要受到来自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冲击。历史虚无主义否定唯物史观，坚持唯心史观，否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历史认识体系。其突出表现：一是“告别革命”论，贬损和否定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史、斗争史，丑化和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史；二是做“翻案文章”，美化中国近代以来反动统治阶级和反动历史人物，颠覆我们党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和重要问题的科学结论；三是以“还原历史真实、揭示秘闻真相”为由，在历史支流中寻找所谓“阴暗面”和“空白点”。比如，借我们党历史上的一些失误和错误而否定党的全部历史，借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而否定其一生，大搞“非毛化”“反毛化”，等等。近年来，一些人将“虚无”的矛头对准了民族英雄和革命先烈。比如，有人污蔑和诋毁“狼牙山五壮士”，污蔑和诋毁邱少云，以至于这些先烈和英雄的后人不得不通过法律手段来讨回公道。刚刚闭幕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民法总则》规定，“侵害英雄烈士等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通过立法捍卫英雄先烈的做法，会有效遏制这股“去史灭国”思潮的蔓延。

在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方面，也受到诸多思潮的冲击，其中以“普世价值论”思潮的冲击为最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实践中提炼和概括出来的思想文化精华，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主体，体现了当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和政治理念，体现了当代历史和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然而，“普世价值论”主张者抹杀不同社会制度下价值观的界限，混淆价值的一般性和具体性、普遍性和特殊性，将反映资产阶级价值观念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属性的具体价值说成是代表“历史前进方向”和“人类文明主流”的“普世价值”，要求我国“从指导思想上确立普世价值的观念”，不能用“中国特色”拒绝“普世文明”，有的还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混同于西方“普世价值观”。可见，“普世价值”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而是一个危及我国文化安全的政治问题。这股思潮影响广泛，社会上对其认同者不少，既需要在学术上进行澄清，也需要从政治上加以揭露。

文化安全的核心是意识形态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关乎道路安全，关乎政治安全，关乎政权安全，关乎制度安全。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是占统治地位和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发挥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进行有效维护、对我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进行科学论证，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提供科学理论指导的重要作用。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尖锐复杂，意识形态安全面临严峻挑战。除了前述几种思潮外，还有一些思潮比较集中地攻击党和国家的核心制度。比如，宪政民主集中攻击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道路，否定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主张多党制、三权分立、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等；新自由主义根本否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集中攻击社会主义公有制，主张“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民主社会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抛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等。

上述种种错误思潮看似分布的领域不同、针对的对象各异，但究其政治实质，它们的指向是相同的，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如果任其肆意传播，必然动摇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冲击国家文化安全，进而危及我国的政治安全和政权安全。毫无疑问，文化安全属于“不能犯颠覆性错误”的“根本问题”之列。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反对错误思潮，维护文化安全，关键也在党。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我们反对任何不良社会思潮的定海神针。只要我们始终坚持这一点，就能涤荡任何思潮的冲击和侵蚀，筑牢国家文化安全的永固长城！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

樊建新：构建科学学术评价体系引导中国学术发展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强调要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强调要牢牢掌握中国的学术话语权，把实践与理论、学术更好地结合起来，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

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如一定程度上存在的评价标准西化、评价导向有失偏颇等。如何构建科学的学术评价体系和学术标准，对繁荣哲学社会科学意义重大。本报记者就此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樊建新。

科学的学术评价意义重大

《中国社会科学报》：科学的学术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有什么意义和价值？

樊建新：哲学社会科学具有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资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功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和理论探索中，哲学社会科学更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我们党把发展繁荣哲学社会科学放在了十分重要的位置。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就提出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目标。党的十八大后，又提出要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强调要牢牢掌握中国的学术话语权，把中国实践与中国理论、中国学术更好地结合起来，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创建充分反映当代中国实践的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等，用中国理论、中国价值、中华文化占领思想理论阵地，用中国话语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是一项庞大艰巨的系统工程，涉及的方面很多，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界共同努力才能做好。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的诸多工作中，有一项工作是必须首先要做的，就是解决好学术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问题。

学术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领航者、风向标、助推器，直接关系到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方向和水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处于中枢地位，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繁荣起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牛鼻子”作用。

导向鲜明、编制科学的学术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会极大地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极大地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的创新，进而极大地发挥哲学社会科学作为党和政府的思想库和智囊团的作用。因此，学术评价是为哲学社会科学“定标准、立规矩、树导向”的工作，属于典型的“顶层设计”方面的工作，必须高度重视。

学术评价导向西化危及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方向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前，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存在一个现象，就是部分学科西化以及一些教学科研单位学术评价导向西化，比如，在经济学教学与研究领域中，这一倾向表现得就似乎比较明显。您怎么看？

樊建新：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时，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切实发挥马克思主义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与评价的导向和牵引作用。对于你提到的这个问题，早在2005年，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就曾著文批评过国内经济学教学和科研中存在的西化问题，即西方经济学逐渐成为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主流，马克思主义话语权一定程度旁落。近10年过去了，该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解决。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年来，科学评价和科研标准西化的问题，在职称晋升和科研奖励等方面也有一些表现，您是否有同感？

樊建新：近些年，一些科研机构在制定职称晋升或科研奖励标准时，盲目推崇SSCI，对在SSCI期刊发表的文章给以重奖。这种导向导致科研人员把更多精力用于撰写符合SSCI标准的学术论文上。据2014年一篇题为《从某重点高校论文评级看意识形态之争》的网文披露，某学院规定，在64本英文刊物上发表一篇论文可以奖励15万元，在另外202本英文刊物上发表一篇论文可以奖励6万元，在另外44本英文刊物上发表一篇论文可以奖励2万元。这300余本刊物几乎囊括了经济管理类的所有英文刊物，成为该学院职称晋升的核心指标。而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研究》、《政治学研究》等报刊上发表一篇文章只奖励300元。这种“重国外轻国内”的做法，在国内应该不是个案。

另外，有的高校为了体现所谓的“国际化”，在职称晋升条件中硬性要求申报者必须满足“在国外取得硕士或以上学位”或者“具有连续一年以上国外学习或工作经历”等条件。提出这种要求的初衷也许是好的，但是如果不考虑不同学科的特点和学科属性，“一刀切”地适用于所有学科，对于有些学科的发展来说，可能是一种损害，比如马克思主义学科。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专门研究机构和教学机构很少，能够接收中国庞大的马克思主义类访问学者的地方更少，为了得到访问学者的机会，马克思主义学科的教师不得不改变自己的专业方向，选择与西方学术话语相同或相近的题目做研究，导致“不务正业”，弱化了马克思主义学科实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除此之外，还有别的表现吗？

樊建新：这种“国际化”倾向也体现在教材选用和课堂教学上。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实施十多年来，推出了不少哲学社会科学重点教材，这些教材都是全国顶级专家学者下大力气“磨”出来、经中央审定的，虽然有关部门在推广使用方面采取了不少措施，但有些没能真正“落地”。比如“马工程”重点教材《西方经济学》在使用过程中就受到这种“国际化”的冲击。一些高校经济学院在贯彻所谓“社会科学教学和研究国际化”时，要求用双语教学，即用汉语和英语讲同一门课。用汉语讲的时候，用“马工程”教材，用英语讲的时候，就把美国英文原版经济学教科书搬来念。后来一些学院干脆全用英语教学，直接搬用美国英文原版经济学教科书，《西方经济学》这本重点教材就被弃用了。

《中国社会科学报》：众所周知，科学的学术评价有助于学术繁荣，能够引导学术发展、促进学术创新。而以上这些问题，对科研教学会产生什么不利影响？

樊建新：学界都知道，学术评价标准和评价方向是科研教学人员的指挥棒，直接决定着他们的职称评定和职务晋升，因而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们的科研领域和科研方向。如果在选任干部和职称评审上一味注重有无海外留学背景，一味以在国外刊物上发表文章来评价学者的学术水平，客观上就会造成一种不好的导向，引导学者热衷于用西方思想理论的话语来分析中国问题，这对那些意识形态强的学科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政治学、法学、新闻学、史学等学科的冲击会很大。中国问题的研究应当由中国人来主导，中国实践应当由中国理论来阐释。“言必称西方”、“唯西方标准是举”的问题不解决，势必削弱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危及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方向。

多方力量多管齐下掌握学术评价主导权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何构建科学的学术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学术期刊、一些主管机构等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樊建新：在构建学术评价体系和确定评价标准时，我们都很关注学术期刊评价体系的构建和完善，这是非常必要的。目前在国内期刊评价方面，北京大学图书馆编制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编制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编制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和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编制的《中国学术期刊评价研究报告》已经成为许多单位开展学术评价工作的重要参考，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据我所知，中国社会科学院在这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探索，在制定学术评价标准和编制指标体系过程中，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体现了鲜明的学术导向，克服了过分注重量化评价、轻视定性评价的弊端。如2014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发布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报告（2014年）》就坚持了这一原则。

在重视类似上述四家期刊评价机构这种专门机构、专业团队的评价工作的同时，不应忽视另外一些学术评价和学术导向，它们体现在学术活动的很多方面。比如学术评奖就体现了一种学术评价和学术导向，特别是政府和有官方背景的评奖，如国家图书奖、中国图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国家期刊奖，如国家图书馆的文津图书奖、教育部组织的全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全国大学出版社优秀著作奖等，体现的是党和国家的意志，通过评奖向学界和社会表达我们主张什么、弘扬什么、提倡什么，反对什么、鞭挞什么、抵制什么。评出的奖项能否达到这样的目的，取决于我们是否掌握评奖的领导权。如果评出的奖项存在严重学术方向问题，那就会产生不好的导向。

又如，类似学术（咨询）委员会、专家（顾问）委员会、期刊编辑委员会等都是非常重要的学术资源，它们起着把关定向的作用，大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小到一个院系、一本期刊，很多学术单位都组建有类似的学术机构。大家也都习惯于从这些委员会的成员上来判断这个学术单位的学术倾向和理论方向。什么样的专家，就有什么样的学术导向，他们会在相应的学术活动中利用这些平台来行使话语权，制定学术研究的领域和方向，评审重大项目乃至评奖。这对学界来说，本身就是一种导向。

再如，学术荣誉本身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学术评价和学术导向。一些社科研究机构和高校给一些学者颁发学术荣誉，如学部委员、终身教授、一级教授或者资深教授等。学者获得种种学术荣誉后，在各自的单位乃至各自的研究领域，都会成为大家学术成长的一个标杆，起着巨大的学术示范作用。他们在各自专业领域就是学术权威，他们的文章著作、发言报告、讲座授课、意见建议等在学界和社会上就更有影响力，社会上各种评审、评奖往往也请他们去。可以说，一定程度上这些专家掌握着很大一部分学术评价权。

还有，类似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行政学院等重要机构，以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求是》、《中国社会科学报》等中央主流媒体，更是起着重要的学术评价和学术导向作用。比如中央党校是培训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干部的最高学府，在党的理论研究和宣传中的地位很高，它对学术导向和理论方向的引导力也很大，大家对中央党校及其下设的一些教学研究单位的学术方向也极为关注。同样，中国社会科学院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学术机构和综合研究中心，党中央对中国社会科学院有“三个定位”的要求，即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的最高殿堂、党和国家的思想库智囊团，因此中国社科院在全国社科界必然起着引领学术方向的作用。这些国家级的社科研究机构和思想文化传播媒体在全社会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评价和学术导向功能，因此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以及学术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问题的过程中，更应格外关注政治方向和学术导向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他们在影响学术评价和学术导向方面，确实有责任也有义务。那么，如何能真正发挥其作用呢？

樊建新：有学术活动，就有学术评价和学术导向。在现实中，体现学术评价和学术导向的场域很多。学术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的制定权固然很重要，但是一种学术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确立以后，能否真正贯彻落实到学术活动的方方面面，真正起到领航和助推的作用，往往取决于落实这些标准时各个具体环节的领导权或主导权的状况。俗话说，“现官不如现管”，只有掌握了那些具体环节和领域评价的主导权，才谈得上真正发挥了学术评价的导向作用。否则，再好的评价标准也会落空。因为选什么样的人当学术咨询和顾问，给什么样的人授予学术荣誉，课题评审、项目评奖、学术评价时选什么样的人做评委，这些看似没有什么领导权的事情，恰恰有很高的“权力含金量”，它们确实是一种领导权，一种指挥棒，一种影响力，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是一种不可不抓的“软实力”。

这些问题关系到教学和科研的政治方向和学术导向，关系到教学和科研“培养什么人”和“为什么人服务”，关系到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构建，极其重要，需要高度重视。（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霍文琦）

范春燕：“真理程序”和“减法政治”：试析巴迪欧的左翼激进哲学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随着西方发达国家转向晚期资本主义和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实践受挫，在后现代和后革命的双重氛围下，西方的左翼激进主义也开始为各种“后”学所塑形。从哲学领域来看，主要表现在对普遍真理和共产主义观念的贬斥上。这对于一直坚持“激进哲学”立场的阿兰·巴迪欧而言，时代赋予哲学的要务也就成为：如何在后现代主义的条件下重新唤回“真理”和“观念”———不是通过诉诸过去的各种本质主义幽灵，而是立足“存在的不可还原的多元性”，面向未来进行“纯新”的创造。他的思考主要围绕以下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如何在反对“大写的、无所不包的”真理观的同时，提出关于普遍真理和永恒真理的新认识；二是如何在批判20世纪“由大写的‘一’的欲望激发出的‘二’的对抗性法则”【1】68的同时，开启共产主义观念的新实践。这两方面的思考也集中体现在巴迪欧激进哲学的两个核心概念———“真理程序”和“减法政治”上。

一、真理程序：关于真理、事件和主体的三位一体

巴迪欧激进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重新举起了普遍真理的大旗。巴迪欧认为，后现代哲学作为一个时代的思想谱系，在反对本质主义、与各种“大写的一”（UN）做斗争的同时，也“以多之潜能的名义对真理进行了审判”【2】77。而真理被审判的结果，一方面是左翼激进主义为各种后现代主义所感染而趋于碎片化和无力化；另一方面，是右翼激进主义趁虚而入、以某个具有实体性的“大写的一”填充真理废黜后的空位，并自诩为“资本主义现成政体的秉持正义的批判者”，从而“窃取了曾经属于左派的神圣位置”【3】。因此，对巴迪欧而言，当代激进哲学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在重新赋值于真理以消除后现代哲学的各种“副作用”的同时，坚持对右翼激进主义的批判。这当然不是再回到作为“大写的一”的真理，而是要提出一种真理范畴，使之与“存在的不可还原的多元性”相适合，同时也能满足关于普遍真理和永恒真理的设定。

正是从这样的理论诉求出发，巴迪欧通过数学本体论、事件哲学以及主体哲学的建构提出一种“真理程序”（truthprocedure）的概念，这一概念使得巴迪欧在和各种形而上学的真理观划清界限的同时，也坚持了真理的普遍性原则。因为首先，真理作为“类性多元程序”，体现的是一种作为指类操作结果的普遍性，而不是作为既与性前提的超验性；其次，真理作为事件性的“纯新”生产，体现的是一种回溯性意义上的连贯性，而不是需要借助各种“上帝”帮助才能达成的所谓“永恒真理”；最后，真理程序的展开体现的是以观念为中介的主体化过程，真理的主体也就是真理的身体，真理程序不是任何纯粹的“客观”真理。

1.数学本体论和真理的类性多元程序

巴迪欧首先确立了数学的本体论意义。在他看来，后现代哲学对真理范畴的消解和对数学的贬斥是同步发生的，数学被当作“一个没有对象的游戏”或是“符号的纯粹演算法则”和存在本身相隔离。比如，维特根斯坦就认为数学只是一种逻辑的变体，在他看来，尽管数学提出一些真的和必然的命题，但却是空洞的和无意义的，或者说，数学仅仅表明了实存具有可以思考的法则，但这些法则和不可思考的存在（本体）之间却没有必然联系。而巴迪欧对此的看法则完全不同。他认为，数学讲述的正是“作为‘是’的是”【4】，数学绝不仅仅是计算和等式，还包括许多完全不同于逻辑还原论的实存定理、基数定理、分解定理和代表定理等，而这些才是数学的本质和精髓所在：它体现了数学的深刻性和思想性，它提出的无限性问题、复杂性问题、类型化问题等，都体现着对存在之为存在的本体性追问。换言之，数学并不代表某种空洞的普遍性，而是能够触及作为实存之基础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讲，数学就是关于存在的法则和本体论话语，只有借助于这些法则，哲学才能在实存和存在之间建立某种关联。

在此基础上，巴迪欧提出，要使普遍真理和“存在的不可化约的多元性”相兼容，关键就是要重新理解“一”和“多”之间的辩证关系，这只有借助于数学集合论的“类性多元”概念才能完成。所谓“类性多元”（genericmultiple），其含义就是：集合中的每个元素都因其独特性（singularity）不能被缩减或化约为“大写的一”，而是指向了存在的“纯多”（puremultiples）；另一方面，集合通过指类命名产生了“一”个集合，这个“指类”并不来自某个神秘的本源，而仅仅是作为命名操作的结果———通过这个操作，作为“纯多”的实体才能被加以思考，而不至陷入转瞬即逝的多样性的混沌之中。由于这一“指类”对集合内部的所有元素而言都是有效的，因此，这一“指类”对集合而言就是真理。可见，在“类性多元”概念中，“一”的操作所产生的类的普遍性并不消解存在的“多”，它仅仅作为一种操作性结果而不是既与性前提和存在的“多”相呼应。

正像集合是对“多”个元素进行操作，从中找到某种规则将其建构为“一”个集合，真理也是对存在的多的某种独特性生产———这种生产既不指向某个具有超越性的“大写的一”，也不是一个“‘已经’给定的或已经出现的部分”，而是作为一个“独特程序的多之后果”【2】78，从这个意义上，巴迪欧把真理界定为“真理程序”（truthprocedure）。巴迪欧指出，真理程序主要包括四大类：科学真理程序、艺术真理程序、政治真理程序和爱的真理程序。真理的这四个类性程序之间既不能通约，也不能归为一个大写的真理。

2.“事件—真理”和对“纯新”的生产

如果说“类性多元”的概念使得巴迪欧能够把真理作为多元存在的某种生产性后果进行考察，那么通过对偶然性事件（event）的引入，巴迪欧又把真理程序变成了关于“纯新”的无限性创造。

所谓“纯新”，就是无法从当下情势中衍生出来的新事物，它需要和情势有一个断裂，而这个断裂必须经由突然爆发又很快消逝的“事件”。换言之，由于“纯新”并不是内含于情势或世界中的可能性的实现，因此，只有通过偶然性事件的爆裂才能为那些从情势状态或世界合法性的有限视角来看完全是“不可能的可能性”开辟道路。

在关于集合论的讨论中，巴迪欧已经指出，真理体现在集合对“纯多”的类性命名上，而这种类性命名指向的是一种创造性生产———“指类”名称在当前的知识中找不到，它是从当下知识可命名领域的“黑洞”中绽出的，是“无中生有”。而在事件哲学中，巴迪欧又借助于拉康的三界说，把真理当作被符号界压抑了的“实在界”的征兆。巴迪欧指出，符号界代表着既定世界或特殊情势的稳定性结构，而真理则位于结构压制下的“实在界”，只有事件的发生，才能打破旧的结构和情势状态，使真理得以曝露，“纯新”得以生产。

由于世界和情势本身具有惰性，面对事件的撕裂总是倾向于整合以消除“真理—事件”的痕迹；但事件总要再次意外地发生（“每个事件都是一次突袭”【5】12），世界和情势不得不再次经受事件的洗礼和挑战。从另一视角来看，真理程序的展开也就表现为真理不断曝露，“纯新”不断创造的过程。换言之，“事件—真理”及其对“纯新”的生产形成了一种非连续的持续性机制———这种持续性机制既表达了一种最低限度的连贯性，也表达了一种回溯性意义上的连贯性。

可见，借助于“事件—真理”，巴迪欧既恢复了永恒真理的创造，又不需要借助任何“上帝”的帮助———真理总是通过事件以一种“例外”的方式在世界的表象上将偶然和永恒连接起来【6】109。

3.主体化、观念化和真理的“三位一体”

“事件—真理”及其对“纯新”的生产，如果没有主体的能动性因素，最终仍会落入这样或那样的本质主义窠臼。因此，巴迪欧通过对主体哲学的建构，最终把真理程序的落脚点放置在“主体化”之上，即把真理程序视为真理和主体经由事件催化所形成的“合体”（incorporation）的过程。这也体现出巴迪欧试图超越结构主义和人本主义之间的争论，把“最强硬的形式主义与最激进的主体主义连接在一起”【7】的意图。

巴迪欧所谓的“主体化”，指的就是个体经由事件所曝露出的真理痕迹按照自身实存及生活世界确立真理地位的过程。他把事件中突然浮现并在表象中取得最大值的一些重要宣言称为“原始陈述”（如“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而主体要对事件所曝露出的真理痕迹保持忠诚，就要不断地对“原始陈述”进行补充和新的创造，以促成和真理的“合体”，从而完成主体化。另一方面，通过主体的忠诚操作，真理也可以找到一个在世之身，使真理的新身体得以生成。真理身体的生成和个体“合体”真理完成主体化是同一个过程【6】114－118。

主体化的过程同时是“观念化”（ideation）的过程。或者说，正是由于“观念”（idea）的存在，作为新主体构成因素的个体才能意识到他或她从属于大写的历史运动，也才能成为真理身体的一部分。巴迪欧指出，“观念”作为真理和个体之间的中介，其作用就是准备和支持个体，使其能超越当下情势状态的束缚，从而在事件发生时进入真理程序。

在巴迪欧看来，“真理—事件—主体”的三位一体就包含在这样的一个个实例之中：“事件”发生，旧的情势状态被打破，真理得以曝露；主体经由“观念”的中介围绕“原始陈述”对事件进行介入、命名和调查研究，通过一系列持久的操作，“纯新”得以生产，真理也获得了新的在世之身。

巴迪欧还以真理实存为坐标区分了三种不同的主体：忠诚主体、保守主体和蒙昧主体。忠诚主体通过对事件及真理痕迹的坚持，经由观念的中介开启了真理的新时代（如苏联共产党人经由共产主义观念开创了苏维埃的新时代）。保守主体指的是在新身体实存的前提下，仍然试图保留先前的政治经济形式（如资本主义和代议制民主）的主体。保守主体实际上已经否定了事件的后果，但也会基于改良的考虑反复掂量真理身体，他们的目的是把改良限定在先前的秩序框架下，或者说，“尽可能把这个新身体放在一个角落里”【6】123。从这个意义上讲，保守主体也是由新身体导入的新主体，只是它要确保一种新保守主义实践的创立，即在与先前的世界保持一种连贯性的外表下创立一种与“大写的真理”保持距离的新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一种对现在进行掩饰的现在”【6】124。而蒙昧主体则希望新身体死亡（如法西斯主义者）。他们认为通过改革来维系超验性的永恒是不可能的，“为了对付新时代的出现，必须要在当下从整体上破坏真理的身体，并致力于清算任何类型的忠诚主体”【6】124。与此同时，蒙昧主体还要“提供一个完全虚构的身体来同真理的身体进行竞争”【6】124，而他们所提供的那个身体，代表的不是普遍性的真理，“而是一个社会的绝对特殊性，植根于它特有的土壤、血脉和种族”【8】322。

二、减法政治：重启新的解放政治序列

虽然巴迪欧指出了真理的四个类性程序（科学、艺术、政治和爱），但他的激进哲学更为关注的是政治真理程序。因为在他看来，政治作为集体性实践更能体现出真理的普遍性。在政治真理程序中，情势状态（state）就是“国家”（State），事件就是集体性的政治事件”（科学、艺术和爱并不是集体的实践，尽管“它们针对万物也普遍化了它们自己的独特性”），对空的普遍性命名就是“无产阶级”，忠诚主体就是“共产主义观念”所召唤出的激进行动者。

巴迪欧认为，政治真理总是能够以一种纯粹的经验方式来表达自身，因此，政治真理程序在某个具体世界中的刻写也表现为一系列具有时代特殊性的政治序列（sequences）【5】2。而他的激进哲学重点考察了两个多世纪以来由一系列政治事件（主要包括1792－1794年的法国大革命，1927－1949年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1902－1917年的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1965－1968年的五月革命等）所揭示出的两个解放政治序列：一个是始于1792年法国大革命、延续了整个19世纪的“由共产主义观念所激发、通过起义推翻既定权力体系”的第一波解放政治序列；二是始于十月革命、延续了几乎整个20世纪的“关于共产主义假设的实现”的第二波解放政治序列【9】。

巴迪欧指出，尽管第二波政治序列解决了第一波政治序列中的遗留问题，即如何推翻反动统治夺取政权，但在实现“共产主义假设”的探索中却最终没能提供一个有效的方案。列宁和毛泽东的探索具有积极意义，但最后生产出的不再是具有独特性的革命主体，而是无差别的个体，这表明：第二波政治序列内含的政治真理的可能性已经耗尽【10】113－114。巴迪欧认为，只有承认第二波政治序列的终结，并以真理实存为坐标对这一终结进行“内在化”处理，才能在反思的基础上重启新的激进政治序列，迎来“共产主义观念的第三个世纪”【5】14。而他所谓的“内在化”处理，也就是以共产主义观念、原始陈述和一系列事件所揭示出的真理身体为坐标，把失败置于政治程序的内部去考察，而不是像法国的“新哲学”那样从一种恶的伦理学出发将失败归结为抽象政治的暴政，从而把激进实践从思想领域中逐出。

1.“一分为二”

巴迪欧认为，毛主义的“一分为二”原则可以作为思考新的解放政治序列的起点。他指出，“一分为二”原则强调矛盾对立面之间的分裂和斗争，体现了对“二”的欲望和对“一”的超越。相比之下，“合二为一”原则更为强调对立面之间的综合（syntheses），但在综合的幌子下，“呼唤出来的是一个古老的一”【1】69。对于革命的（而不是复辟的）辩证法而言，必须要欲望“二”而不是“一”———因为“一”所代表的是对现存秩序的维护，即抹去事件痕迹并对现存世界进行缝合，而“二”代表的则是“事件—真理”及对现存世界的分裂。换言之，以真理实存为坐标的激进哲学和激进政治，必须要体现一种反对现存世界的分割性的思考，也就是一种“二”的思考———只有这种“二”的思考才是真正辩证的思考，同时也是一种革命的思考，“人的最高职责就是联合起来生产二、思考二、并将二付诸实践”【2】66。

“一分为二”原则并不等同于一种简单的对抗性逻辑———它不仅要欲望分裂，还要欲望创造。在巴迪欧看来，20世纪曾经宣布它的法则是“二”———即一种指向社会主义新主体的关于“纯新”的生产，但最终却回到了“一”———20世纪的斗争通过一个阵营对另一个阵营的胜利而终结。巴迪欧指出，为了打破20世纪末保守的情势状态，即全球资本主义统治下的“一”的局面，应该重提“一分为二”原则和“分裂逻辑”，但“一分为二”原则和“分裂逻辑”并不是那种关于“群众与权力”“异见者与极权主义”的非辩证式分析，而是要在斗争和分裂的同时，进行“纯新”的创造性生产。巴迪欧强调，应该把20世纪那种关于“二”的外在性建构颠倒过来，即不是从客观性假设出发的“二”（阶级、性别、善恶……），而是要把“二”作为一种机遇的生产。

由于这种“纯新”的生产总是避免回到“旧一”，这个生产也是一个无限的创造性过程。换言之，“纯新”的生产必须和既定情势相分裂，但为了使这一分裂不会走向“综合”，还要把分裂和生产视为同一个过程，并一直坚持下去。在巴迪欧看来，只有忠诚主体的持久性操作才能达成这样一种“大写的二”（Deux）———一种避免回到“旧一”的辩证的、而不是并列的“二”。

2.差减式否定

“一分为二”原则实际上指明了新的解放政治的方向，即在和现存世界的不断分裂中开创关于“纯新”的无限性生产。这种关于“分裂和生产”的辩证法对于具体的政治过程而言，体现出的是一种“差减式否定”所带来的“增补”效应。换言之，“一分为二”原则并不指向对立面的消灭，即一方压倒另一方成为绝对的力量；或是指向对立面的融合，即“合二归一”；而是指向一种“纯新”的创造———这种创造就其作为事件所曝露的“不可能的可能性”而言，是一种“增补”，即实现了对空的命名；但就其过程而言，即如何从当前的总体化情势状态（即“一”）中生产出新质而言，则是一种“差减”，即一种不断挣脱情势状态的缩减过程。

巴迪欧所说的“差减式否定”，指的就是一种非破坏性的、建立在“最小差异”之上的否定。这种否定“对现实性的清洗，并不是在其表层来消灭它，而是从明显的整体中减去它”【1】74。换言之，差减式否定并不是对现存情势状态的颠覆，而是通过最小位移不断改变可能与不可能之间的界限。这是一个不断挣脱情势状态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一方面，旧的统治权力不断缩减，另一方面，新的主体性不断生长。巴迪欧强调，激进政治不能被还原为一种纯粹的破坏性否定。因为分裂和生产之间的辩证法要求必须经由“差减逻辑”才能在分裂中进行持续性的“纯新”生产。换言之，“新”作为一种“增补”，必须经由差减，而不是破坏，才能达成。尽管“为了新的到来，某事必须遭到破坏”【8】335，但破坏性本身并不是创造，破坏只是作为政治事件结果的特殊性，“新”则要从被排除掉的地方通过主体化来创造。巴迪欧还指出，把破坏当作创造新的纯粹象征，这种症候具有“积极的虚无主义”倾向，并会由于真理的绝对化而导致恐怖的发生。

“差减式否定”指向的是矛盾的内在性法则。或者说，这种否定所包含的矛盾对立面之间的斗争并不是一种外部的对抗，而是通过不断抽离和对“空”的命名所实现的一种内在性反转。正如博斯特尔斯所评论的那样：“这种内在性方案并不呼唤一种神学的或类神话的突变或断裂，而是呼应一种悖论式的褶子或皱褶；不是要跨过所有中间阶段的飞跃，而是要抓住影影绰绰隐于旧事物中的新事物；不是把人类历史在过去和未来之间划下一条意识的分界线，而是要在既定情势中寻找潜在的‘反终结力量’、唤醒他们并赋予其反抗、颠覆和摧毁的能量。”【5】46换言之，新政治不是建立在外在于全部秩序的这样或那样的本质逻辑之上，而是着眼于权力和反抗、权力和非权力的接合点，“类似于一个麦比乌斯圈的正面和背面，只有伸展到足够远才能实现隐秘的反转”【5】46。

巴迪欧把这种建立在最小差异上的内在性方案称为“减法政治”。这种减法政治“不再是占据权力、取代已有权力，而是创造出自主空间，以迫使政府发明出与工人之间的新关系，这不是一种对峙，而是一种对内在的差别化空间的组织。捍卫的是独特性（singularity）而不是特殊性（particularity）”【11】。巴迪欧指出，“减法政治”的首要原则就是和国家权力保持距离，具体来讲，就是“拒绝被国家纳入、不向国家索要资助，拒绝参与选举等带有国家印记的政治行动”【5】13。其次，“减法政治”还要在事件所开创的政治序列中努力实现平等原则，在代表“纯新”的激进政治和代表情势状态的国家的间距中进行本地性操作，以最小差异或最小间隔来实现一种内在性反转。最后，减法政治和破坏性否定之间并不是一种完全对立的关系。在巴迪欧看来，如果和破坏性否定离得过远，减法政治就会滑向哈贝马斯所说的共识性民主，他指出，“今天，要提出一种关于否定的破坏方面和减法方面的新接合，使得破坏或暴力以一种防御性的力量出现，也就是说能够保护通过减法政治所创造出来的局面”【11】，从这个意义上讲，新政治要能够成为破坏和减除之间的调节物或尺度。

3.非政党组织

巴迪欧认为，第一波革命序列以巴黎公社的失败而告终，于是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来说，起义和革命是否还是有效合法的途径？”【12】对于这个问题，列宁的回答是：“如果由一个专业化、军事化，也就是严守纪律的组织队伍来领导革命的话，起义就有可能获得成功”【12】。正是列宁关于组织化政党的概念“让1917年的革命获得胜利”，继而成功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第二波革命序列也得以开启。但此后，第二波革命序列的问题也就变成：如何通过“政党—国家”形式实现共产主义，即以一种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向非国家过渡。对于这个问题而言，列宁的“政党—国家”所面临的挑战是史无前例的：“怎样具体实施集体化农业？如何处理中央化的工业，如何创建一个新的贸易形式？没有任何人知道”【12】。在巴迪欧看来，列宁的“政党—国家”很好地解决了第一波革命序列的问题（即夺取政权），但对于第二波革命序列的主要问题（即实现“共产主义假设”）却不能提供一个有效的方案，从最终的结果来看，苏联实践最终导致了国家主义，它生产出的不再是具有独特性的革命主体，而是无差别的个体。

巴迪欧认为，鉴于“政党—国家”的概念已经饱和，新政治就不能再采取第二波政治序列的政党组织形式。对于新主体的生成而言，更为重要的不再是政党的中介，而是观念的中介。新政治应该是“一种通过政治过程的思想规训而组织起来的政治”【10】108－109，这种政治无须按照和政党的关系来确立。此外，在日益碎片化的后殖民时代，如果说存在一个组织形式，那么它的角色只能是一种政治的促进者，而不是领导者，一个“让政治得以存在的集合体系”也肯定是位于“绑缚最少之处”。因此，巴迪欧指出：“今天的解放政治需要发明和试验某种非军事性的纪律模式，需要一种大众纪律。”【11】

正是在这种关于“解缚的”而不是“绑缚的”“松散的”而不是“紧密的”的逆向思维中，巴迪欧提出了他关于新的非政党组织的设想：“不是工人阶级的一个联系紧密的派系，也不是斯大林所说的先锋队式的政党，而是一种不固定的普遍性存在；其功能就是要随时反对利益刚性的束缚；其品格不是其坚固性，而是对事件的可容纳性，即面对不可预料局势时的一种具有发散式的灵活性”【13】；“它不仅是灵活的，也是不屈不挠的，源于对所有呈现性的关联形式的物质性批判，以及在空的边缘上的操作，让同质性的多来对抗国家的异质性秩序”【10】66－67。（注释略）

参考文献

【1】【法】阿兰·巴迪欧.世纪【M】.蓝江，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2】【法】阿兰·巴迪欧.哲学宣言【M】.蓝江，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

【3】张莉莉.从结构到历史－－－阿兰·巴迪欧主体思想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36.

【4】【法】阿兰·巴迪欧.维特根斯坦的反哲学【M】.严和来，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5：74－83.

【5】CostasDouzinas，SlavojZizeded：TheIdeaofCommunism【C】.LondonandNewYork：Verso，2010.

【6】【法】阿兰·巴迪欧.第二哲学宣言【M】.蓝江，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109.

【7】【美】布鲁诺·博斯特尔斯.后毛主义：巴迪乌与政治：下【J】.陈澄，译.国外理论动态，2009，（7）：63－71.

【8】陈永国，编.激进哲学：阿兰·巴丢读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9】AlanBadiou.TheCommunistHypothes【J】.NewLeftReview，2008，（3）.

【10】【法】阿兰·巴迪欧.元政治学概述【M】.蓝江，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

【11】朱羽，等.当代政治与否定的危机－－－阿兰·巴迪乌访谈【J】.国外理论动态，2010，（6）：72－79.

【12】巴迪欧VS高歇：从马克思到列宁【EB／OL】.蓝江，译.http：／／weibo.com／p／230418542ef2b20102vrgt.

【13】AlanBadiou.Metapolitics【M】.J.Barker，Tran.London：Verso，2005：74.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方旭飞：拉美左翼的替代发展模式及影响

20世纪末以来，拉美地区出现了一股左翼政治浪潮，对此前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及其意识形态霸权发起强势挑战。这股政治力量反思传统增长理念和新自由主义的缺陷，提出了“新发展主义”和“21世纪社会主义”，并据此进行了广泛的政策调整和改革，就替代发展模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提出新的发展理念

20世纪90年代以来，拉美左翼运动严正声讨、批判新自由主义，积极推动对发展问题的反思，并提出新的发展理念。左翼政党和政治领袖号召“拓宽对发展的讨论”，以“完全不同的方式重新思考发展问题”。他们认为，应超越“增长即发展”的理念，聚焦社会规则和制度的变化，将经济嵌入社会，寻求一种基于团结、社会正义、人类和环境都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将“大自然母亲”的价值观列为重要发展目标；尊重不同民族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寻求发展的人性化，将发展与消费主义、物质主义和西方过去的偏见区别开来，将争取变革的社会政治计划与集体主义、女权主义、土著价值观、扩大政治参与、社会正义、环保主义等观念结合起来。

20世纪90年代以后，拉美左翼摒弃了传统左翼的一些激进主张，一般不再追求武装革命，理念也相对温和。他们主张“以一种更加民主的方式对资源进行更为高效的配置，反对扼杀创新和个人选择”。他们还严厉批判市场原教旨主义，认为自动的“滴漏效应”是不够的，还需要通过一剂国家干预之药，来公平分配增长的果实。

寻找替代发展方案

基于新的发展理念，拉美左翼提出了两种不同的替代发展方案。巴西、阿根廷、智利、乌拉圭等国的温和左翼政府充分认识到新自由主义过度强调市场作用和发展主义全面国家干预的缺陷，提出了“新发展主义”，既提倡“强大国家”，又正视市场的积极作用。一方面，他们承认国家在培育和推动经济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认为要使市场正常运转，需要国家这个舵手对市场失灵做出弥补。另一方面，他们认识到广泛的国家干预会约束和限制经济增长，因而承认市场对资源配置的调节作用，重视在本国建立竞争性的营商环境、提高国有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实施竞争性的汇率管理制度。此外，温和左翼政府试图与国内外跨国资本、有组织工人运动及部分边缘人口构建战略性的“新发展主义联盟”，在扩展社会基础的同时，促进边缘人口融入政治经济发展进程。在对外关系领域，“新发展主义”接受全球化，承认拉美国家作为初级产品出口国的经济地位，主张在国家引导下融入世界市场，积极推动本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广泛竞争，以此挑战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和霸权。

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等国的激进左翼政府则主张建设“21世纪社会主义”，试图以更为激进的方式建立新自由主义的替代模式。以委内瑞拉查韦斯政府在20世纪末掀起拉美“粉色浪潮”最为激进，其最先提出“21世纪社会主义”，着眼于对整个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进行深入改造。在其影响下，玻利维亚莫拉莱斯提出“社群社会主义”，即“建立在团结、互惠、社群与共识基础之上的经济模式”；厄瓜多尔科雷亚提出“美好生活社会主义”，要将“为少数人服务的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改变成为公共和普遍利益服务的真正人民的国家”。作为一种替代发展模式，“21世纪社会主义”具有鲜明的特征。一是试图推进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的根本转变。二是挑战使旧社会秩序合法化的传统思想，反对新自由主义时期盛行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国家与社会概念，将道德和伦理要素融入发展目标。三是具有鲜明的本国特色，强调每个国家在种族、民族、地理和文化等方面的多样性和特殊性，强化对国家、历史、种族和公民身份的新认识。四是主张对20世纪欧洲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成就、缺陷与错误进行重新评估、批判和反思，从马里亚特吉及其他拉美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中汲取有益经验，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拉美化”。

推进政策调整

拉美左翼执政后，将所主张的替代发展模式付诸实践，转变为一系列具体政策。在经济领域，温和左翼的政策调整较为谨慎，主要变化表现在实施了有选择的而非全面的国家干预，例如有选择性地加强对价格、外汇和投资的控制，有选择性地或临时性地采取出口免税或配额制度。在涉及所有权这一根本问题的国有化和土地改革方面，温和左翼政府态度较为谨慎，而激进左翼政府则采取诸多大胆措施。这包括以直接没收或提高国有股份比重等方式对许多具有战略性意义的部门和企业实施国有化；实施土地改革，改变农村土地所有制结构，以解决根深蒂固的土地分配不公问题；对税制、价格机制和货币政策进行调整。

在社会领域，拉美左翼将改善民生、削减贫困和促进社会公平作为政府的优先议程。其采取的措施有：扩大原有目标型社会救助计划的覆盖范围，提高救助力度，从而使更多人口从中受益；建立新的、针对极端贫困和弱势群体的临时性救助和保护计划；针对某些特定社会问题实施了无条件救助政策，如委内瑞拉的“社会使命计划”；改革劳工政策，调整劳资关系，提高最低工资等。此外，拉美左翼政府有强烈的独立自主意识，倡导“南南合作”、地区一体化和区域合作。

拉美左翼政府强调社会公平和再分配，通过国家的积极干预来实现减贫和财产、权力的再分配，促进经济发展，是对新自由主义模式和“华盛顿共识”的纠偏。他们对国家的作用和地位进行了重新界定，承认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将其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代理人。这不仅摒弃了市场原教旨主义，也对构建新型国家—市场关系进行了有益尝试。

但是，拉美左翼提出的替代方案存在诸多的脆弱性，不具有可持续性。他们借助2003—2008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带来的财政收入大幅提高，开展社会再分配和福利扩张计划，却没能抓住这一有利时机进行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拉美国家在全球市场中的依附地位和对初级产品出口的依赖不但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反而变得更为深刻。2015年以后，持续10多年的拉美“粉色浪潮”开始衰退。右翼政府陆续上台，对原左翼政府的政策进行了大幅度调整，拉美政治生态进入新阶段。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冯颜利刘民主：怎样推进实践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

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怎样创新发展？这是摆在我们党面前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在这种统一和互动中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从时间上来看，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要体现与时俱进，更加突出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规律性和创造性；从空间上来看，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新实践相结合，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符合我国发展新形势、新任务和人民群众新诉求的理论概括；从现实上来看，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要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准确把握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内在逻辑，紧密结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一带一路”战略，提高国内外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等新任务新要求，牢牢把握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积极研究新问题，不断丰富内涵、拓宽视野、提高境界。

1.着眼于中国梦的实现，赋予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内涵新境界。

中国共产党人具有高度的理论自觉，始终紧扣时代主题、把握时代精神、给予实践解答、进而破解实践难题，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发展中不断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的提出，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认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前我国基本国情的新特征、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和现代化建设新实践的深度结合，为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注入了新内涵。中国梦是对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与个人利益高度的统一，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和根本原则的认识。中国梦是对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奋斗目标的高度统一，提高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和根本要求的认识。中国梦把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探索贯穿始终，提升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渊源、现实基础和光明前景的认识。中国梦把中国、世界和人类的命运紧密相连，增强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平与发展问题、主题与性质的认识与把握。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实现中国梦亟需中国马克思主义紧跟实践进程，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得到拓展延伸、发展创新和取得新成果，为中国梦的实践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比如，需要进一步厘清中国梦与世界梦的关系，需要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宣传和传播，需要进一步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等三大规律的总体认识，以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走向歧途、不偏离方向。研究和回答中国梦中的重大问题，必将开拓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内涵新境界，深化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规律。

2.着眼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增强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生命力和实践力。

2014年12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调研时提出了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又多次强调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我们党依据新的时代特点和要求，基于党要如何建立治国理政布局、如何实施治国理政的总体定位，作出的总体战略部署。“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新时期党中央对如何科学治国理政等新情况新问题作出的科学回答，是我们党取得的最新重大理论成果，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如期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任务。是我们党和国家必须重点抓好的主要工作，“四个全面”战略使我们党的战略重点从经济领域延伸到更为全面的治国理政综合领域，体现了我们党对全面深化改革和治国理政规律的科学认识。紧密围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推进，着眼历史的新特点，在正确认识、积极适应时代特征中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一要吸收改革发展稳定新成果。立足当前中国经济社会改革发展的实践，让中国马克思主义保持强大的发展张力，将最新的改革实践成果内化为新理论新思想，并在时代发展中经受历史和实践的不断检验完善，为治国理政奠定强大的思想基础。二要创造性地回答重大时代问题，赋予马克思主义新鲜活力。要从更加宽广的视野和科学的思想方法深化研究，善于抓住关系“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根本性和全局性的中心问题，比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政府和市场关系处理等重大问题，给予及时的科学回答和解决，提供分析处理矛盾的科学方法，不断提高领导干部推进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本领。

3.着眼于“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开拓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宽广的全球视野。

2013年9月、10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要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的提出，是党中央积极顺应全球形势变化和统筹国际国内发展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一种发展合作共赢的战略；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举措，更是各个国家的发展共赢事业。

如何实现和平发展，不断凝聚世界各国的共识和力量，不断强化“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是亚洲国家的共同课题，这就要求我们在推动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中，目光要更加远大、视野要更加宽阔。一要深化全球治理思想。应围绕如何深化亚投行、金砖银行、丝路基金建设，打破国际货币旧格局、构建国际货币新体系、展现中国货币大国新形象等重大问题，为深化全球治理提供思路和方法，提高我国对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二要深化合作共赢思想。通过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等，推进同有关国家和地区多领域互利共赢的务实合作，构建推动发展合作的大平台，把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发展结合起来，打造新的发展空间，创建新的发展引擎，共享思想财富物质服务，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必须关注和回答的重点问题。三要深化大国外交理论。如何实现不同文明、价值、制度、道路之间得到相互承认尊重，共享和平发展成果，避免国际体系分裂对抗，需要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为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理论提供新概念新范畴新思想。

4.着眼于意识形态激烈交锋，不断提升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

当前，从世界范围来看，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我们既要牢固把握意识形态主导权，提高国际话语权，又要善于从批判和破斥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意识形态问题是关系国家经济政治安全、关系国家民族命运的至关重要的大问题。国家政权的丢失，常常是先从思想领域和意识形态的颠覆开始的。如果意识形态工作丧失了国家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在价值导向和舆论导向等方面出现方向性和全局错误，就必将导致政权不稳、社会动乱。

从近年的情况来看，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一个焦点是，一些人打着反历史虚无主义旗号贩卖历史虚无主义，打着“维护宪法”、“依法治国”的旗号，鼓吹西方“宪政民主”，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企图瓦解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在这种复杂而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如果没有抵制错误思潮的强大政治定力，就会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失败。在主流意识形态领域与各种社会思潮互相激荡、交锋斗争中，需要我们坚定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立场，通过主动发声，引导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想舆论走向，在多元中发挥主导作用，夯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冯颜利姚元军：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丰富而博大的思想体系，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作为其核心组成部分之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继承人不断批判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并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逐步建构起来的理论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就没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在致约·魏德迈的信中，对他自己关于阶级论述的贡献作了科学、准确的阐释，他认为：“（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47页。）经过巴黎公社的伟大实践，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诸多新的观点和思想，从而深化和完善了这一理论体系。十月革命的胜利开启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新篇章，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带领俄国人民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随后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列宁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使其形成了一个科学、严谨的理论体系。列宁对为什么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如何理解和把握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内涵，无产阶级专政的实现形式、主要任务以及实现条件都进行了十分有益的探索。苏联解体与其完全放弃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直接相关。深入理解准确把握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对当今我国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一、为什么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是在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思潮进行批判时，第一次提出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概念的。列宁指出，伯恩施坦“宣称‘最终目的’这个概念本身就不能成立，并绝对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他否认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原则上的对立；他否认阶级斗争理论，认为这个理论好像不适用于按照多数人意志进行管理的严格意义上的民主的社会，等等”（《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54页。）。列宁之所以对伯恩施坦主义作出如此批判，是因为在世界历史发展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过渡以后，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思潮在第二国际中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各种机会主义流派大肆歪曲、肢解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企图使马克思主义革命党向改良党发生转变。针对第二国际存在的这一严重危机，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实质就在于否定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绝对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否认阶级斗争理论，其根本目的是在为其改良主义提供理论支持。列宁从马克思恩格斯无产阶级专政基本原理出发，着重从以下三个方面论述了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然性。

首先，经济斗争不能代替政治斗争。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思潮一度在俄国得以流行和传播，他的很多著作被翻译成不同俄文版本，并且对俄国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受其思想的影响，在俄国工人运动中逐渐形成了一股“工联主义”“经济主义”流派和思潮，这种倾向刻意割裂无产阶级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之间的联系，将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仅仅局限在经济、生活改善范围内，严重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通过阶级斗争建立共产主义政权的根本宗旨，阻碍了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和发展。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倾心于日常经济生活斗争，有走向偏离马克思主义路线的危险时，列宁批判了这一不良倾向，指出了在反对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过程中，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关系，以及政治斗争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重要意义。他认为：“根据经济利益起决定作用这一点，决不应当作出经济斗争（等于工会斗争）具有首要意义的结论，因为总的说来，各阶级最重大的、‘决定性的’利益只有通过根本的政治改造来满足，具体说来，无产阶级的基本经济利益只能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革命来满足。”（《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2页。）从以上观点出发，列宁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应该着力培养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和政治纪律，有效地将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结合起来，使经济斗争服从于政治斗争，使局部斗争服从于社会阶级斗争，并且要求建立一个统一、严谨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来领导阶级斗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最终实现人民群众的基本经济利益和需要。

其次，无产阶级专政是社会革命的必要政治条件。社会主义革命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调和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一步确立，这种剥削程度也会随之加剧，从而使得工人阶级对摆脱资本压迫的愿望也越来越迫切。而这种压迫的解除必须是建立在彻底废除现存社会制度的经济基础，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之上的。只有对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进行彻底改造才能使人从被资本剥削、被商品奴役的悲惨命运中解放出来。因此，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是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的必由之路。但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一切社会革命都必然是政治革命，“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不弄清这个问题，便谈不上自觉地参加革命，更不用说领导革命”（《列宁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31页。）。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对象的各种资本主义势力，绝对不会在这场革命运动中自动地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会用尽种种手段和阴谋进行反抗和争斗，无产阶级如果没有以强制力为后盾的政权作为保障，就很难在这场斗争中取得胜利，即使取得了胜利也很难推行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各项措施。因此，“要完成这个社会革命，无产阶级应当夺取政权，因为政权会使他们成为生活的主宰，使他们能够排除走向自己伟大目的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在这个意义上说来，无产阶级专政是社会革命的必要政治条件”（《列宁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93页。）。只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才能运用可以镇压一切剥削者的政权，消灭包括自己在内的一切阶级。

最后，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必然要求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认为，“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是同《共产党宣言》提出的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这一原理最密切地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列宁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16页。）。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对各个阶级进行了深刻、科学的分析，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各种小手工业者、农民、小商人等等阶级在革命运动中表现出的不坚定性，而无产阶级由于其阶级本质和生活条件使其对社会主义革命抱有坚定的革命意志且能够形成强大的革命力量，在这场运动中起到领导和担当的作用。列宁认为，“专政”之所以必要，就是因为我们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对各个阶级的分析，能够透彻地把握小资产阶级势力在革命的关键时刻革命性会动摇甚至走向反动的一面，因此，“如果我们的确肯定地知道小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完成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时一定支持无产阶级，那就根本用不着谈论‘专政’了，因为那时完全能够保证我们获得如此压倒的多数，以至专政大可不要了（正像‘批评家’想要别人相信的一样）”（《列宁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15－216页。）。列宁认为，我们不仅要坚持专政，而且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专政。

二、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核心精神

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思想是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基础上，为解决俄国革命和建设实践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所形成的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列宁认为，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概念具有丰富的内涵，与革命民主专政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并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实现形式、主要任务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的实现条件都有系统的认识和研究。

（1）无产阶级专政的核心内涵。列宁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对整个马克思主义体系至关重要，“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平庸的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深刻的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检验是否真正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6页。）。而在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历史上，有很多资产阶级学者和各种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者和假马克思主义者否定和歪曲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降低到革命民主专政的水平，混淆俄国社会民主党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之间的区别，企图用革命民主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对此问题，列宁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厘清了革命民主专政与无产阶级专政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列宁认为，革命民主专政是民主社会变革的必然要求，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奏曲和最低纲领。在实现社会主义变革的最低纲领时期，要充分重视处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中间力量，实现下层阶级的革命民主专政，必须认识到“充分实现民主主义是以这些人的利益为基础的，这些人愈开化，他们为争取充分实现民主主义的斗争就愈不可避免。”（《列宁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1页。）这种革命民主专政以无产阶级和农民为专政主体，其主要任务是破除一切专制制度及其残余，在此基础上列宁进一步指出：“我们一定能使俄国革命成为许多年的运动，而不是几个月的运动，使这个革命不是只从掌权者那里得到一点小小的让步，而是彻底推翻这些掌权者。”（《列宁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2页。）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专政是对革命民主专政的继续和发展，是无产阶级在历史上的革命作用的最高表现。这种专政是新型民主与新型专政的统一，是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对多数人的民主和对少数剥削者的专政。这种专政“即不与任何人分掌而直接依靠群众武装力量的政权。只有使无产阶级转化成统治阶级，从而能把资产阶级必然要进行的拼死反抗镇压下去，并组织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去建立新的经济结构，才能推翻资产阶级”（《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8页。）。

（2）无产阶级专政的表现形式及其主要任务。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关于无产阶级斗争的一般理论，这一理论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和具体环境下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巴黎公社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尝试，被马克思称为“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9页。）。列宁在领导俄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中，创造并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在苏维埃俄国的具体实现形式，“这种形式就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制度。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83页。）。这也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创新性发展。在执政以后，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列宁着重从俄国本国实际出发，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作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列宁认为，在革命的不同阶段，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任务会有所不同。在革命的初期也就是夺取政权并镇压资产阶级的直接反抗时，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任务就是暴力手段，“是对某一阶级有组织地使用暴力的特殊制度”，“就是对无产阶级政权的敌人采取军事斗争措施的状态”（《列宁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97页。），“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最坚决最革命的形式。”（《列宁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85页。）这是在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阶段，在夺取政权并保持政权的特殊时期所必然要求的。但列宁同时又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决不只是推翻资产阶级或推翻地主，——一切革命都这样做过，——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是要保证建立秩序、纪律，提高劳动生产率，实行计算和监督，建立比过去更巩固更坚强的无产阶级苏维埃政权。”（《列宁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42页。）这是因为，随着政权的夺取和日益巩固，大规模的、公开的敌我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此时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主要任务是将重心放到社会主义建设、恢复和提高社会主义生产力方面来，通过最大限度争取中间阶级，联合各劳动阶级，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从而最终消除三大差别，实现共产主义。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不仅在于暴力，而且主要不在于暴力。它的主要实质在于劳动者的先进部队、先锋队、唯一领导者即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9页。）。

（3）无产阶级专政的实现条件。无产阶级专政的实现需要具备各种条件，需要正确处理好各种关系。列宁认为：“这里是一个由若干齿轮组成的复杂体系，而不可能是一个简单的体系，因为无产阶级专政不能由包括全体无产阶级的组织来实现。没有一些把先锋队和先进阶级群众、把它和劳动群众连结起来的‘传动装置’，就不能实现专政。”（《列宁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00－201页。）列宁认为，党的领导是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先决条件。无产阶级专政是通过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即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的，没有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只能是一句空话。众所周知，在资本主义制度剥削下，由于文化、生活条件以及各种客观因素的限制，使得全体无产阶级不可能整齐划一地都提高到共产主义理论和道德水平上，必须依靠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即党的领导作用，带领广大无产阶级以及各劳动阶级，摆脱资产阶级的压迫和欺骗。列宁指出：“我们的全部经验表明，这个事业十分重要，因此我们要重视承认党的领导作用问题，在讨论工作和组织建设的时候，决不能忽视这一点。”（《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3页。）但同时列宁也认识到，要使无产阶级专政这架复杂的机器运转起来，还必须要有苏维埃政权、工会、青年团以及各种社会群团组织作为“传动装置”。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全体劳动者的共同事业，而“共产党员不过是沧海一粟，不过是人民大海中的一粟而已”（《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36页。）。无产阶级专政的实现不仅要依靠共产党的领导，还要善于用非共产党人的手来建设共产主义，通过其他群团、工会等组织的中介作用，充分吸纳和带动非党员群众参加苏维埃日常工作管理，有效地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先进文化和先进技术以发展和巩固苏维埃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列宁认为，为保证无产阶级专政的顺利实现，我们需要处理好以下几种关系。第一，需要保持好党的机构与苏维埃政权之间的合理关系。既不能用党的机关取代苏维埃机关，忽视苏维埃政权机关在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巨大作用，同时也不能排斥无产阶级政党对苏维埃政权机关的领导，任何企图改变、削弱党对苏维埃政权机关领导的结果都只能是导致苏维埃政权机关的变质和垮台。党应该通过苏维埃政权制定各项法规和政策来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实现党的领导。第二，要正确处理好党与工会、青年团等群团组织之间的关系。列宁认为，随着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工会的性质和任务也随之发生了重大改变，工会逐渐成为党联系千百万劳动群众的一个中间环节。“党就是通过这个机构同本阶级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阶级专政就是通过这个机构在党的领导下实现的。”（《列宁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8页。）“如果对待工会的态度不正确，就会使苏维埃政权灭亡，使无产阶级专政灭亡。”（《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02页。）因此，在正确处理党的领导与工会二者之间关系的问题上必须坚持正确的立场和方法，既要警惕工会反对派提出的“工会国家化”问题，又要对“整刷”工会的错误观点给予反击。在谈到发挥青年团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时，列宁认为，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代工作者的任务就是批判并推翻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并保持社会主义政权，为各项事业发展奠定基础，而青年一代的任务则是在这个基础之上进行建设，使无产阶级专政事业得以延续和发展。因此，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应该团结起来，遵守共产主义纪律，努力学习，自觉接受党的领导，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力量。

三、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当代价值

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思想不仅适应了苏联革命和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而且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思想成为中国建立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直接理论来源之一。今天，我们重新全面认识和深刻把握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对于更好地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要价值。

第一，人民民主专政功能只能加强而决不能削弱。我国是坚持以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发展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要旗帜鲜明地走自己的路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核心组成部分，是检验和辨别各种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在我国，由毛泽东等党的第一代革命领导集体创立，并经过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丰富和发展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与中国现实国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经验总结。从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来看，我国人民民主专政事业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新中国成立后，在一段时间内，由于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形势估计的偏颇，把阶级斗争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任务，使阶级斗争一度扩大化，给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影响。改革开放后，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一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随之而来，这时也出现了有意淡化甚至放弃阶级斗争，企图全盘西化，走西方议会式道路的危险。正反两方面的历史表明，在关于阶级斗争方面，出现“左”的极端行为和右的不良倾向的根本原因都在于没有真正理解和把握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精神实质。新时期新阶段，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但我国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着破坏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敌对势力和犯罪分子，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敌我矛盾斗争，也并不能排除在一定条件下具有激化的可能性，而且在资本主义势力还处于优势地位的国际体系中，国外敌对势力试图颠覆人民民主政权的意图时时、处处都存在。为此，人民民主专政的功能只能加强而决不能削弱。这就要求我们既要最大限度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各项权利，同时也要警惕敌视、破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国内外势力并采取坚决有力措施予以应对，使人民民主专政功能得到有效发挥，不断巩固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第二，更加突出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建设功能。列宁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具有暴力镇压反革命和组织社会主义建设两大任务，并且随着革命第一阶段任务的完成，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功能就会转移到发展社会主义事业、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各种物质和精神条件的任务上来。但是，以往在谈到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思想时，很多时候往往只提到前一功能，而忽视了列宁对无产阶级专政第二种功能的阐述和强调，以致人们一谈到“专政”就误认为是“专制”甚至暴力，就是不好的东西，应该加以拒绝，进而认为凡是“民主”就是好的东西，应该统统加以接受。而实际上，如果我们能够全面系统准确把握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就可以很清楚列宁在苏联共产党取得政权尤其是在反革命势力受到初步镇压，政权得到初步稳定和巩固之后，更多的是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组织、建设、管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职能，列宁还十分重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并且这一思想贯穿其一生。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政权已经得到稳定和巩固，社会局面安定，大规模的、直接的敌对势力活动已经基本被消除，人民民主专政的暴力镇压反革命职能虽然依旧存在但已经被相对弱化。同时，我国正处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各种机遇与挑战并存，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呈现出独特性、复杂性的基本特点。但总体来说，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依然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这一基本国情没有改变。因此，把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任务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政权的主要职能，是我国现阶段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任务和首要目标，也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在与资本主义竞争中赢得比较优势。

第三，进一步发挥好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作用。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党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是巩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地位的必然要求。当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受到诸多错误思潮的冲击，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地位受到挑战。从国内环境来说，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体分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利益诉求多元化，思想意识也随之出现多样性、复杂性和多变性，各种正确的、错误的观点和思潮交织在一起，鱼龙混杂，这无疑对统一人们思想认识，凝聚改革发展的共识带来一定的困难。从国际环境来看，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整个世界的两大问题。国际合作和交流、人员往来等虽然更加频繁，且随着综合实力的进一步提升，我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掌握国际话语权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逐步加强，但决不能由此认为现阶段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方向的势力之间的较量已经消失。相反，伴随直接军事大冲突可能性降低的同时，意识形态等这种无硝烟战场的斗争更加激烈。近年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鼓吹的普世价值、宪政、新自由主义以及暗中支持香港“占中”运动等表明其企图“分化”“西化”和干涉我国内政的手段更加隐蔽，方法更加灵活多样。在这种复杂的内外环境作用下，难免会出现一些人或势力，抓住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争论或薄弱点，故意进行放大、歪曲，以期引起思想上的混乱。当前就存在一股否定人民民主专政、否定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的不良倾向，极力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认为随着时代的变化发展，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法已经过时，必须予以抛弃，而应该以西方的“宪政民主”取而代之。这从表面看是一种理论、学术观点之争，但实际上是政治与道路之争，其实质还是企图从根本上抽掉无产阶级专政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中最核心、最实质的部分，从而否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指导地位和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合法性。对于这一思潮，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判断和认识。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一方面要树立危机意识，积极应对和主动回应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中出现的各种重大问题，破解和澄清各种理论误区，旗帜鲜明地巩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另一方面，还要善于理论创新，建立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实质和中国国情的核心价值观，积极培育、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发挥其对各种社会力量的统摄和整合作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进一步凝心聚力。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2】《列宁专题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3】《列宁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

【4】《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

【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

【6】冯颜利等：《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基础理论问题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场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

（编辑：黄华德）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冯颜利，孟献丽：有机马克思主义：融通“中”“西”“马”的新范式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时代精神的精华如何把握与凝练？中国学界的共识是，在中西马对话的基础上，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即构建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出场学。因此，中国学者主办了多届“中西马哲学专家论坛”，试图在直面当下重大现实问题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哲学对话，融合中哲、西哲、马哲的思想精华，构建当代中国哲学的新范式、新形态，以增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权。有机马克思主义就是近两年来中外多学科专家对话的创新范式。何谓有机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说有机马克思主义是融合“中”“西”“马”的新范式？有机马克思主义分别借鉴了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哪些思想观点？为什么说系统研究有机马克思主义有利于增强我们的话语权？思考并回答这些问题，对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增强我们学术走出去的理论自信和话语自信，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何谓有机马克思主义

有机马克思主义，又称过程马克思主义、建设性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厚道的马克思主义（对他人厚道也对自然厚道，是追求人与自然共同福祉的马克思主义）等，是把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和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国传统智慧（儒家、道家、佛教思想）与有机哲学（过程哲学）相结合产生的一种新形式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派。我们之所以认为有机马克思主义是融合“中”“西”“马”的新范式，是因为有机马克思主义产生于中美多年联合主办的“生态文明国际论坛”，它融合了中国哲学（中国元素，中国儒释道思想）、西方哲学（有机哲学，主要是怀特海的过程哲学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和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精髓。

有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正在生成中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新学派。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念在今天仍然令人信服，也仍然是人们寻求世界避免资本主义破坏的主要希望。有机马克思主义基于反对资本主义毁灭性的现代性发展的战斗性立场，指出由西方现代性思维所主导的“现代性”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在对资本主义的系统批判中，有机马克思主义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与有机思想（过程思想）、中国传统智慧等有机融合，坚持为了共同福祉的、有机整体、长远生态、社会主义的原则，主张在经济、农业、制造业、管理及金融领域进行综合性变革。有机马克思主义强调混合制、主张超越公－私二分法、倡导超越“价值中立”的教育，认为这是替代资本主义和生态灾难的“第三条道路”。

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面对急剧扩大的贫富差距和日益严峻的生态灾难，对现代性和资本主义的批判从未显得如此必要和重要。正如安妮•F•波默罗伊所指出的，资本主义是一种毁灭性的制度，资本主义本身就是一场灾难。【1】2014年10月，美国学者菲利普•克莱顿和贾斯廷•赫泽凯尔推出了一本新著《有机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和生态灾难的一种替代选择》【2】。他们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毁灭性的现代性发展，最终导致了大量社会不公和全球生态灾难。人们既生活在一个现代工业文明即将结束的时代，又同时生活在一个即将开始的有希望的生态文明新时代。但这种新的开始要求人们深刻意识到，必须从导致当前生态灾难和威胁的根源上做出改变，并且这一改变正在变得日益紧迫。那么，如何才能做出改变呢？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采用新的思维方式，以有机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做出根本改变，才能走向生态文明。有机马克思主义还强调，实现生态文明的最大希望在社会主义中国。

菲利普•克莱顿和贾斯廷•赫泽凯尔抓住资本主义最根本的性质和意图所在——私人无限制地占有和享用财富，指出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是毁灭性的发展，它带给这个世界的只是大量不公和全球环境灾难，世界正面临一系列资本主义本身永远无法解决的危机——气候变暖、冰川融化、生态破坏、经济崩溃、社会混乱等等。为应对这一系列危机尤其是生态危机，中美有机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把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智慧（儒释道）和有机哲学（过程哲学）有机融合，创新发展了一种新范式的马克思主义——有机马克思主义。

有机马克思主义既然是融通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范式，它分别借鉴了“中”“西”“马”的哪些思想观点？为什么说系统研究有机马克思主义有利于增强我们的话语权？

二、有机马克思主义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借鉴与发展

有机马克思主义吸收了以福斯特为代表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思想，但与生态马克思主义有差异。有机马克思主义和生态马克思主义都高度关注生态问题，认为资本主义和环境破坏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但有机马克思主义并不等同于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把人类与自然关系中的“新陈代谢断裂”作为对资本主义进行生态批判的核心元素，通过把资本主义与自然的新陈代谢断裂联系起来，生态马克思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破坏生态环境的种种现象进行系统彻底的批判。福斯特认为，马克思的新陈代谢断裂的概念是这个生态批判的核心元素。在《资本论》中，人类劳动过程本身被定义为“人与自然的新陈代谢性的相互作用的一般条件。”所以，这个新陈代谢的断裂就意味着从根本上破坏了“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而，人们越来越多的把生态主义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尝试“提供一个激进、文明的资本主义替代方案，这一方案植根于生态学运动的基本观点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它反对资本主义的毁灭性进步（马克思），提倡建立一种基于非金钱的和超经济的经济准则：社会需求和生态平衡”。【3】有机马克思主义则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固然是造成生态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并不是唯一原因。否则无法理解“为什么中国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生态危机竟丝毫不逊色于资本主义国家生态危机”的窘况？【4】由此，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由西方现代化思维所主导的“现代性”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并且指出“现代性的持续危及到了我们星球上的每一位幸存者”【5】为了重建一个生态的、现实主义的社会理论，有机马克思主义对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了广泛的调整和完善，在唯物主义、历史观和辩证法三个主要方面以新的方式进行了拓展：第一，突现论自然主义意义上的唯物主义。期望得到自然的、而不是超自然的解释；但同时也意识到自然历史上不断出现的新的动力和主体，包括所有文化和观念复杂系统中的人类主体；第二，包括文化历史意义上的历史观。不仅研究资本的历史、阶级和生产资料，而且也研究包括思想文化史在内的促使社会进化的所有因素；第三，包含所有辩证关系意义上的辩证法——会产生新的意想不到的解决方案的每一种矛盾形式。【2】由此可见，有机马克思主义是从一种更广泛的意义上理解唯物主义的，这与一些哲学家所强调的“广泛的自然主义”有相通之处。即认为自然的进化不仅包括生物维度的进化，还包括思想的、文化的、甚至世界观价值观等维度的进化。

有机马克思主义特别关注地域和文化的特殊性，反对“错置具体性谬误”，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解决。“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从来都不是以空洞的形式存在的；只有当马克思主义在一种文化中得以有效的具体化，并与人民的实际生活经历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时，它才能真正地存在。”【2】有机马克思主义呼吁把地域和文化的特殊性作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前提，认为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习俗和更深层次的价值理念是这个民族的标识，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一个民族的具体精神文化资源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马克思主义才能在实践中发挥重大指导作用。有机马克思主义还积极吸收借鉴了中国传统天人合一智慧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思想，因此具有独特的中国元素。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导致当前生态危机的深层原因是“现代性”。正如沙琳娜•斯普瑞特奈克所分析的，人们所经常归咎于的资本主义、物质技术主义、抑或消费主义等等仅仅是“现代性”的各种表象，而这些表面现象的“深层结构”是“现代性”。【6】因此，有机马克思主义强调，只有摒弃西方现代性的机械思维，采用有机马克思主义的新思维方式，才能把全球发展规划到地球的可承载范围之内，从而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有机马克思主义格外关注中国发展尤其是生态文明建设，认为实现生态文明的最大希望在社会主义中国。

三、有机马克思主义对西方哲学的借鉴

西方哲学中的有机哲学（过程哲学）思想是有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大多数现代哲学都是以一种相互排斥、而不是有机包容的逻辑在运作，有机哲学（过程思想）则实现了向后现代的有机联系的思维逻辑的转换。在有机哲学（过程哲学）的集大成者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看来，有机哲学（过程哲学）主要包含三层含义：第一，相互联系。认为人类不是孤立的、原子式的单位或个体。人类一直相互地“内在关联”在一起；第二，世界包括人类都是不断变化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没有什么是可以保持不变和完全相同的；第三，整体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智慧来自于整体的视角。【2】有机哲学（过程哲学）的相互联系、变化发展、有机整体的思想为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奠定了根基。有机马克思主义还总结了有机哲学（过程哲学）的四个核心思想：第一，实在关系。认为每个事件都是由它与其它事件之间的关系所构成。因此，不存在完全独立的个体事物。一个事件的特征也会影响其他所有的事件。有机哲学（过程哲学）在本质上是一种生态哲学，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机哲学（过程哲学）能在有机马克思主义中发挥这么重要的根本性作用。就像有机哲学（过程哲学）家杰伊•麦克丹尼尔（JayMcDaniel）所说的：“所有生物的存在及其自身身份认同都与其他生物紧密相关而不是无关。这意味着，包括每种植物或动物在内的每种生物的这种身份认同，一定程度上是由它所处的物质和文化环境所决定的……也就是说，所有现实存在从本质上来看是完全生态的，处于共同体中的而不是独立个体状态的人类本身也是生态的。”【7】第二，不确定性的影响。每个事件由过去构成并深受过去影响，但没有一个事件完全由它的过去决定。有机哲学（过程哲学）并不意味着“自上而下”或从过去到未来的控制。事实上，作为事件和事件的系统变得更加复杂，不确定性越来越明显。怀特海强调：“在每一种合生中，凡是可确定之物都是已被确定的，但是总会有一些剩下来的东西（这就是自由的一种要素）要由该合生的主体－超体来确定……这种终极确定是整体的统一性对自身内在规定性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是对情感、欣赏和目的的终极修正。但是，整体的确定产生于其各部分的确定，以便部分与整体严格地相关联。”【8】第三，美学价值。过程实在的观点不是价值无涉的观点。每一事件都有其内在价值，这种价值由其所处关系和其创造力来衡量：“过程的每一个单位，无论是在人的层次上还是在电子事件的层次上，都具有享受……要存在、要实现自我、要作用于他人、要分享一个更为广泛的共同体，就是要作为一个完全摆脱了痛苦或快乐的经验主体去享受。”【9】对有机哲学（过程哲学）家而言，价值被定义为合作和共同体而非竞争和个体。用怀特海的话说，经验是“作为多中之一的自我享有，并且自我享有成为产生于多之构成中的一。”【8】第四，公私平衡。每一事件的下一个特征就是私人的和公共的之间的平衡。事件——以及所有人——是由自身与他者之间的关系构成的。我们也由影响环境和被环境影响的方式构成。所以，从本质上说，有机哲学（过程哲学）是一种生态哲学。【2】对有机哲学（过程哲学）来说，至关重要的是要完全抛弃把现实存在看作不变的变化主体这一概念。现实存在既是经验活动的主体，同时又是自己的经验的超体……【8】其核心思想是强调，所有生命存在物、所有非生命存在物和它们的经历体验构成了一个永无止境的变化发展过程。因此，有机马克思主义也强调，我们所面临的现实是一个开放而又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每一思想理论都应植根于一种新的语境中——一种新的文化、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或一个新政治运动——这些思想理论也将会以一种新的形式得以生长和发展。因此，开放的有机哲学（过程哲学）家并不希望有机马克思主义保持静止，而是希望它随着时代和环境的变化发展而不断变化发展。【2】

总之，有机哲学（过程哲学）是有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基础，为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思想和方法论的基础。

四、有机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传统智慧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借鉴

有机马克思主义带有鲜明的中国元素，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有机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传统智慧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思考和借鉴。中国传统智慧中与有机哲学（过程哲学）有相通之处，并且可以给予有机马克思主义启示的主要有：第一，《易经》阐释了天地间万事万物都在以自发的和创造性的方式相互作用，在这种必然的不断变化中产生了无数有意义的联系模式；第二，儒家思想认为人是共同体中的人，人在这种社会关系网中实现自我，并强调一种理想的社会交往形式——“仁”；第三，道教认为宇宙是一个流动变化的过程，人类是这个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道教还鼓励人类与自然等更大的整体和谐共存；第四，中国佛教中的“华严宗学”描绘了有机联系的宇宙图景——每个现实存在与其他每个现实存在都处于相互依存的网络之中；第五，中国佛教中的“禅”强调每一个当下时刻经验的首要性，因为在这里人们获得了禅悟；第六，传统中国医学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之上——人的身体并不是一个与世隔绝的简单独立存在，整个宇宙也融入了人的生命，这样，人的身体就像是整个宇宙的缩影。【2】中国传统智慧中的以上思想观点与有机哲学（过程哲学）存在诸多相似、相通之处，为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发展提供了不少可资借鉴之处。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有机哲学（过程哲学）也有众多相似、契合之处，这种相似和契合之处主要体现为：第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强调生活的科学方法。有机哲学（过程哲学）认为科学方法是现代生活智慧的一个重要来源；第二，中国马克思主义强调要关注和关心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和贫困群体。有机哲学（过程哲学）强调社会责任意识，主张建立一个旨在追求共同福祉的共同体；第三，中国马克思主义批判过于抽象的迷失于理论而又忽视实践的哲学形态。有机哲学（过程哲学）批判错置具体性之谬误；第四，中国马克思主义主张把整个星球作为一个所有生命在此展现的生命之网。有机哲学（过程哲学）主张全面系统有机地看待这个世界。【2】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有机哲学（过程哲学）的上诉相似与契合说明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有机联系，可以为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构建和实践探索带来了不少有益启示。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拥有很大的影响力，过程思维拥有深刻的洞见，再加上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这三者的联合将是一支改变这个世界的重要力量。”【10】作为致力于寻求全球资本主义和生态灾难替代方案的一种后现代世界观，有机马克思主义特别强调建立于广泛的智慧联盟之上——无论是古代智慧、现代智慧、还是后现代智慧，无论是东方智慧、还是西方智慧，无论是自然科学智慧、还是哲学社会科学智慧。正是由于有机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开放包容性，才使得其有可能对全球资本主义和生态灾难提出一种可行的替代方案。

五、有机马克思主义对后现代有机系统科学的思考

有机马克思主义在批判资本主义，借鉴生态马克思主义、有机哲学（过程哲学）与中国传统智慧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还在后现代视域中系统思考与借鉴了自然科学的最新发展成果。

现代视域下的思想家们倾向于认为自己的理论是科学的，进而，他们塑造自己理论的科学是“现代”的科学。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后现代语境下，科学已经大大向前发展了。科学发展的成果也已经突破了现代的边界。在后现代的语境下，有机思维正在替代机械论。什么是有机思维？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当你意识到一种理论形成于各部分之间以及部分与周围环境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系统中时，你就具备了有机思维。【2】这意味着，思想家们依据他所处时代的科学和环境所写出的理论在新的不断变化的时代环境中就不一定完全适用了。

传统的非此即彼的思维，导致人们认为理论要么是普遍适用的对的，要么就是纯主观的错的，两者之间没有中间的道路可供选择。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系统生物学的快速发展正在推动这种传统的思维方式发生改变，生物科学把生物当作有机体去理解，也就是说，把生物当作在自身特定生态系统中活动的主体去理解。环境科学则是以更加有机的方法来研究生命系统，试图解释有机体与其生态环境之间的有机联系。量子力学的发展说明了宇宙间的相互联系。生态系统理论的发展深化了人们对有机体之间、有机体与周围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理解。每个有机体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生态系统，由子系统与它的各个组成部分构成一个相互联系、自我调节的整体。神经科学家把大脑描述为一个不断进化、相互关联的系统整体，并与周围环境互动。这些自然科学的新进展都推动人们开始认识事物处于广泛的有机联系之中，可以有“非此即彼”两者之外的中间选择，这样“第三条道路”并非不可能。

这些自然科学领域的新进展也有助于深入理解什么是“有机方法”，当这些有机的方法被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被应用到解决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时，有机马克思主义就产生了。“在一定意义上，有机马克思主义就是以对有机体、生态系统和地球的生物圈的这种新的整体性理解为基础的。就像新的有机生物学，有机马克思主义是有机的、双向的，而非决定论的、单向的。”【2】

有机马克思主义基于对后现代的有机系统科学的思考与分析，意识到了自然科学领域研究范式的转变，并借此把有机论的观点应用到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的研究中，丰富、创新了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范式、视域和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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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PHILIPCLAYTON，JUSTINHEINZEKEHR.OrganicMarxism：Analternativetocapitalismandecologicalcatastrophe【M】.ProcessCenturyPress，California，2014.

【3】MICHAELLOWY.Ecosocialism：PuttingontheBrakesBeforeGoingOvertheCliff【EB／OL】.http：／／socialistworker.org／blog／critical－reading／2014／02／09／michael－l％C3％B6wy－ecosocialism.

【4】WANGZHIHE，FANMEIJUN，HUIDONG，SUNDEZHONG，LILICHUN.WhatDoesEcologicalMarxismMeanForChina？QuestionsandChallengesforJohnBellamyFoste【J】.MonthlyReview，2013，64（9）．

【5】（美）格里芬，马季方.后现代科学【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11.

【6】CHARLENESPRETNAK.TheResurgenceoftheReal【M】.Routledge，1997.5．

【7】JAYMCDANIEL.TenComparisonsbetweenChineseThoughtandProcessThought【EB／OL】.http：／／www.jesusjazzbuddhis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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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美）小约翰•B•科布，大卫•R•格里芬，曲跃厚.过程神学：一个引导性的说明【M】.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5.

【10】任平.呼唤全球正义——与柯布教授的对话【J】.国外社会科学，2004，（4）.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江苏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冯颜利：好道理还要“说得出”“传得开”

社会大发展大变革的时代，必定是理论大繁荣大发展的时代。当今中国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社会大发展大变革。这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创新，为中国理论的发展和传播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

进入21世纪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伴随着中国GDP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社会对中国理论的关注度不断上升，而且很多国际人士认为，中国GDP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时间不会太久。在这个大背景下，认真梳理和准确把握国际社会对中国理论的评价，有助于我们科学制定中国理论国际传播政策与举措，增强我国国际话语权，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有助于我们从这些评价和建议中汲取真知灼见，进一步丰富中国理论、完善中国制度、拓展中国道路。

国际社会对中国理论的评价总体上趋于正面

国际社会对中国理论的评价，广泛涉及中国理论的各个层面，如中国理论在改革开放前后30年之间的逻辑联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及其性质与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理论的特点与优势、中国软实力的国际地位等。从总体上说，这些评价是善意和正面的。

热烈讨论习近平同志关于“两个30年不能相互否定”的重要论断。俄罗斯学者弗拉基米尔·波波夫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成功的先决条件，绝大部分是在1949年至1976年间创造的。如果没有毛泽东政权打下的基础，1979年以来的市场改革不会取得这样令人瞩目的成就。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在《毛泽东和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一书中指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已经从一个农业国转变成一个初具规模的工业国，而这正是改革开放的必要起点。

重视并称赞中国治国理政理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外文版出版后，国际社会非常重视，大都认为从习近平主席的治国理政思想中可以透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成就与未来走向，并认为该书是解码当代中国理论的重要方式。比如，美国著名学者库恩认为，该书是中国理论的集中反映，具有重要意义。

探析中国理论的构成和特色。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伊藤诚认为，中国理论的构成主要包括土地国有、生产手段的公有制为主体与经营管理的多样化、协商型的劳资关系等，强调中国理论未来发展的经济基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将市场经济作为补充。法国学者托尼·安德烈阿尼提出，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理由有四条：一是中国当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它至少要延续半个世纪；二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特点是公有制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发挥着主导作用，如中国的土地仍然实行国家所有制；三是中国仍然保留了国家计划和政府的宏观调控，只不过通过间接手段进行，但其作用十分强大；四是中国必须考虑本国的特殊国情，其社会主义的发展需具有中国的特点。

赞同中国民主政治的进步及其理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历史是开放的，民主政治更是一个开放体系。民主政治具有多种形式；同样，发展民主政治的途径也应是多样化的。中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积极发展民主政治，中国民主理论强调走自己的路，也就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这种民主的价值取向不能照抄照搬西方民主理论预设。他还认为，中国不拒绝西式民主的有益成分，但也不简单输入西式民主，这是中国有序民主的希望；事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焕发出来的巨大活力，正是中国民主不断进步的生动写照。

认可中国软实力及其理论的提升。国际学界一般认为，影响他国或他人意志、行为的方式大致有三种：一是强制方式，以“大棒”胁迫；二是诱惑收买，以“胡萝卜”为诱饵；三是吸引或说服，也就是软实力感召。一个国家、政党、公司或个人，都应有自己的软实力。为了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软实力理论的提出者——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虽然对中国软实力建设路径有过批评，但他不得不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外都已经有了强大的软实力。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的软实力是这个政党本身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是吸引党员和群众自愿跟随的能力；把软实力与硬实力结合好就是巧实力，中国共产党运用巧实力的能力也在不断增强。

肯定中国理论的世界意义。长期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著名左翼学者阿里夫·德里克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一种内在超越资本主义的视界，并具有寻求避免回到资本主义的特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价值，不仅在于它目前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而且在于它正努力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提供一种替代经验。

进一步加强中国理论研究和国际传播

国际社会对中国理论给予积极评价，缘于中国的发展成就，也缘于中国理论的国际传播。然而也应看到，一些国外学者对中国理论的评价和肯定，主要是基于其自身的兴趣和研究，对中国媒体报道和中国学者研究成果的引用较少。这表明，与中国理论的国际影响相比，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相关研究和国际传播还需要大力加强。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进一步加强中国理论的研究和国际传播，可以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发力。

突出中国理论研究成果的实效性和话语体系的亲和力。客观地说，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关于中国理论研究阐释的专著与论文并不少，但其中从理论到理论、脱离中国和世界发展实际的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在这个问题上，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科斯的建议值得重视。他对中国发展提出了10条建议，其中大多是新自由主义的“药方”，不足为训。但有一条建议可谓切中时弊，即中国经济学者要从“黑板经济学”回到真实世界，哪怕只有一小部分人去关心真实世界，去研究分工和生产的制度结构，就一定会改变经济学。这启示我们：要增强中国理论的国际影响力与话语权，相关研究就要密切联系中国发展和世界发展的实际需求、实际状况，讲清楚中国理论对这“两大实际”的价值与意义。同时，还应着重思考中国理论的话语体系如何才能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认同。中国理论的话语体系既要有别于西方话语体系、体现自身特色，又要把握好“中国话语”与“国际话语”的共性、把握好国外受众的接受习惯和兴奋点，从而增强自身的亲和力。

创新中国理论国际传播的方式方法。在这个问题上，有4个环节需要进一步加强：一是大胆任用国外翻译人才，鼓励国内学术翻译人员与国外译者合作，不断提高学术翻译质量。二是完善学术评价机制，推动高质量的学术成果走向世界。三是加强国际学术出版信息收集与分析，探索国际学术出版规律，积极抢占国际主流传媒渠道，大力打造高端学术交流平台，不断拓展国际传播渠道。四是将实施中国理论国际传播战略与实施经济、政治和外交战略相结合，深刻把握我国改革开放和外交的新格局，将学术外交与经济开放和外交战略紧密结合起来，强化学术为经济、政治、外交服务的功能。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龚云：《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新教材

【摘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出版是我国思想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学好和贯彻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时代背景，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是它的主题，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是它的主线。学好、用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对于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长远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题主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职责。”【1】（P76）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在领导推进新时代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许多具有原创性、时代性、指导性的重大思想观点，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理论创新成果。这些最新的思想成果是全党全国学习和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教材。

一、《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时代背景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习近平指出：“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1】（P77）党的十九大以来的三年时间虽然很短，但却是极不平凡的三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中美关系历史性变化、改革开放4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重要历史节点，都发生在这三年。《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涵盖从党的十九大以来到2020年1月13日期间习近平发表的重要报告、讲话、谈话、演讲、指示、批示、贺信等内容。“两个大局”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时代背景。

1．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是针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引发的国际国内，特别是国际政治格局的大调整来讲的。

从世界历史的大跨度来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里讲到的，人类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改变了世界力量对比，对原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提出了挑战，推动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向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这种力量对比的变化，集中体现在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两种力量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影响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整个世界的看法。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特别是西方国家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应对再一次证明，原有国际秩序在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问题上日益暴露不适应的困境，进一步呼唤新的国际秩序的构建。中国的制度优势在抗疫中得到显现，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内在矛盾也在全球抗疫中再次凸显。

中国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格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最大的变量就在于中国的发展壮大。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并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道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向全世界彰显了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和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开始改变1989年以来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导致的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的局面，科学社会主义活力日益得到显现，开始改变世界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力量对比。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乃至对全球的进步力量，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世界处在一个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在第一卷、第二卷基础上，继续从深入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这样三个方面，进一步阐述了中国方案。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性、真理性、价值性在党的十九大以来的世界大变局中得到了极大的验证。因此，认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助于我们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大变局中的重要性，加深我们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意义，增强从理论上、情感上、政治上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认同。

2．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导下，在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努力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这个大的战略全局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国内背景。

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华民族过去长时间在封建社会引领世界，长期在世界大格局里处于重要位置。进入近代以后，因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以及自身的原因，中华民族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机。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亿万中国人共同的梦想。经过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接力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今天，我们有这样的条件、有这样的实力，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十九大报告勾勒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间表和路线图。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2050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这个战略安排，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重要内容。

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主题主线、主要创新点

1．主题主线

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党的十九大根据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政治判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题就是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基础上，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回答了新时代如何继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书的实践逻辑是，按照党的十九大的部署，在新时代、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怎样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本书的理论逻辑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怎样随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推进而进一步发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分列专题，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进行了展开。

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主线。党的十九大在中国共产党的近百年历史上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性质的会议，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内涵、历史地位、重大意义，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对在新时代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问题进行了全面部署。《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围绕着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提出的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政方针、发展战略、政策措施等进行了全方位展开。《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首篇即为党的十九大报告。该书编排的整体逻辑是以党的十九大报告为总轴，分列19个专题，围绕着怎样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等内容进行了阐述。

围绕主题和主线，《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在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和历史逻辑方面实现了高度统一，推动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不仅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指南，是党的十九大精神在实践上推进的战略展开，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理论上的丰富发展。

2．主要创新点

一是推动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指引中国胜利前进的指路明灯，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灵魂。与时俱进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新时代共产党人的理论使命。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和《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改革开放40周年这些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历史节点，习近平围绕为什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形成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观。他指出：从《共产党宣言》发表到今天，人类社会在这170多年的时间里虽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正像当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序言中所说的那样，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来说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1】（P75）“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1】（P183）“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用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坚持在改革中守正出新、不断超越自己，在开放中博采众长、不断完善自己，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1】（P76）“要强化问题意识、时代意识、战略意识，用深邃的历史眼光、宽广的国际视野把握事物发展的本质和内在联系，紧密跟踪亿万人民的创造性实践，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不断回答时代和实践给我们提出的新的重大课题，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1】（P183－184）

二是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上，谱写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习近平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必须一以贯之进行下去”；【1】（P69－70）“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做好自己的事情；【1】（P77）“要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要求，提高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更好把握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更好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更好贯彻党的十九大确定的大政方针、发展战略、政策措施，更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力谱写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篇章”；【1】（P61－62）“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紧密联系党和国家事业发生的历史性变革，紧密联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新实际，紧密联系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大变化，紧密联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各项任务，自觉运用理论指导实践，使各方面工作更符合客观规律、科学规律的要求，不断提高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能力，把党的科学理论转化为万众一心推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力量”。【1】（P63－64）他还指出：“改革开放40年积累的宝贵经验是党和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1】（P181）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必须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1】（P181）“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1】（P182）“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1】（P183）“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P184）“必须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发挥和增强我国制度优势”；【1】（P185）“必须坚持以发展为第一要务，不断增强我国综合国力”；【1】（P186）“必须坚持扩大开放，不断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P187）“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1】（P188）“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1】（P188）习近平的这些重要论述，谱写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展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鲜活生命力，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进程进入新阶段。

三是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极大地推进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灿烂的光明前景。党的十九大确立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间表和路线图。2018年我们党庆祝了改革开放40周年，2019年庆祝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2020年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党的十九大以来，结合这些民族复兴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事件，习近平进一步阐述了如何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他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1】（P12）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必须建设伟大工程，必须推进伟大事业，“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1】（P14）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完善和发展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实现新突破；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增强忧患意识，防范化解风险挑战；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维护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推进祖国和平统一；深入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自我革命推向深入。习近平的这些重要论述，推进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加快了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世界现代化史上展现了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新的现代化前景。

四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完善。中国改革开放的目的就是推进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推进党和国家机构改革，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面回答了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上应该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1】（P118）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完善。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是经过革命、建设、改革长期实践形成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相统一的成果，凝结着党和人民的智慧，具有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1】（P11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1】（P119）“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1】（P121）“具有丰富的实践成果”，【1】（P124）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严密完整的科学制度体系，起四梁八柱作用的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其中具有统领地位的是党的领导制度”；【1】（P125）要强化制度意识，维护制度权威，严格遵守和执行制度，与时俱进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

五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十九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继续向纵深推进，全党开展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中，习近平创造性提出了推进伟大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重大命题，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规律性认识。他指出：在新时代，“我们党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1】（P71）“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既要培元固本，也要开拓创新，既要把住关键重点，也要形成整体态势，特别是要发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1】（P71）“重整行装再出发，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1】（P504）“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1】（P383）要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和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常抓不懈”；【1】（P538）“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1】（P546）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

六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党的十九大以来，特别是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进，推动世界进入动荡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得到彰显。习近平呼吁加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他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1】（P433）弘扬“上海精神”，“齐心协力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1】（P441）“金砖国家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建设性作用”；【1】（P444）中国和非洲“共筑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1】（P449）“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合力维护海洋和平安宁”；【1】（P463）“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1】（P465）二十国集团应弘扬伙伴精神，“合力打造高质量世界经济”，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1】（P475）

三、《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重大意义

第一，从实践上讲，《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是党的十九大以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集中呈现，是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文本。同时，《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是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推动工作的最新教材，是我们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团结带领人民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生活的最新教材，是为世界谋大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新教材。【2】

第二，从理论上讲，《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展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发展脉络。围绕一些重大问题，在党的十九大之前论述的基础之上，习近平在一些重大历史节点深入总结历史，针对现实重大问题提出重要判断，丰富和发展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多个领域全面展开，并分门别类地进行了阐释，特别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强军思想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极大丰富和发展。虽然这些思想的有些方面在党的十九大前或者党的十九大报告里已经提及，但是系统论述和深入展开，却是在党的十九大之后，是习近平结合一些重要历史节点和场合进行论述的。

第三，《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集中反映了习近平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重大作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在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习近平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作出了主要贡献。2020年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充分体现了习近平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理论家、战略家的深刻洞察力、敏锐判断力和指挥若定、从容不迫的战略气度。正是有习近平这个新时代党和国家的领袖、人民的领袖，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政治核心。

四、深入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

毛泽东曾说过：“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3】（P1094）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是当前理论界最为重要的理论任务。深入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把握。

第一，原原本本学。习近平指出“学习理论最有效的办法是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1】（P519）话语通俗朴实，蕴含的道理却十分深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不仅告诉你为什么、是什么，更重要的是告诉你怎么做。2019年习近平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于怎样上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就讲得非常具体。要真正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需要潜心读一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这本原著。特别是结合工作实际、思想实际，以及现在面临的重大国际国内挑战，进一步加深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解与认同。

第二，联系第一卷、第二卷及习近平其他著作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个不断完善的发展过程。将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以及习近平其他著作联系起来学，可以看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脉络与理论逻辑，有助于我们全面准确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要义与理论贡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经历了酝酿、形成、发展的过程。党的十八大前，包括习近平在地方工作的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酝酿期或积淀期。从党的十八大到党的十九大的五年时间，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期。党的十九大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行了命名、定位、提炼，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发展上具有重要意义。从党的十九大到2020年的三年时间，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丰富发展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第三，与学习“四史”结合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实践中生成、实践中发展的，是针对各种问题讲的，包括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问题导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中国共产党近百年历史、新中国七十多年历史、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历史以及新时代历史的深刻总结，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要结合正在开展的“四史”学习，把历史和理论结合起来，看历史怎样推动理论的生成发展，理论又怎样指导历史发展，这样就可以更加深刻地把握作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一系列重大理论贡献，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

参考文献：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2】王沪宁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出版座谈会上强调：认真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宣传贯彻引向深入【N】.人民日报，2020－07－30（1）.

【3】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

来自：《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龚云：讲好脱贫攻坚的中国故事

2020年是中国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之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脱贫攻坚不仅要做得好，而且要讲得好。讲好脱贫攻坚中国故事，有利于彰显中国脱贫攻坚事业的世界意义，是分享中国经验、传播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向世界展现一个真实的、立体的、全面的中国的重要机遇。

为什么要讲好脱贫攻坚的中国故事？

彰显制度优势。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使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创造了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惠及人口最多的减贫奇迹。这一伟大奇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为民执政的历史成就，是马克思主义真理性和价值性的实践验证。

展示大国形象。反贫困是古今中外治国理政的一件大事。消灭贫困，是自古以来世界上追求进步的人士的梦想。中国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持续改革，和平解决了困扰已久的温饱问题并且实现了人类减贫史上的飞跃。全国粮食产量从1949年的11318万吨增长至2019年的66384万吨。脱贫攻坚中国故事很好证明了中国选择了一条凭借制度优势、发挥群众力量、利用全球化机遇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这场上升到国家战略地位的脱贫攻坚战，体现了一个有实力、负责任的东方古老大国的道义担当，维护了国际公平正义。我们需要讲好脱贫攻坚的中国故事，用鲜活的案例回击国际社会鼓吹的“中国威胁论”，提升中国在国际舆论场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破解发展赤字。贫困问题是个全球性的问题，即使是最发达的国家也存在贫困人口。目前，中国成为全球最早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全球范围内，每100人脱贫，就有70多人来自中国。中国的脱贫攻坚，在推进国际减贫事业方面树立了榜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和国际机构在减贫领域的交流合作，是我国对外开放大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问题上一定不能算小账。在国际减贫领域积极作为，树立负责任大国的形象，这是大账。”中国的脱贫攻坚故事充分说明了合作共赢利于破解发展赤字。一方面，中国的减贫得益于40多年的改革开放事业；另一方面，中国也持续为发展中国家的减贫事业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援助并从中受益匪浅。讲好脱贫攻坚中国故事，利于促进中国在今后的国际减贫合作中取得新成就，为国际减贫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作出更大贡献。

讲好哪些脱贫攻坚的中国故事？

分享以制度改革促进大规模减贫的中国经验。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形成了一条高速度发展经济和大规模消除贫困同时并举的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为了让改革的红利和发展的成果惠及到更多贫困群众，国家多次调整扶贫标准、制定扶贫规划。据世界银行测算，1981—2012年，中国城乡贫困人口减少7.9亿人，占全球减贫人数的72％，是世界减贫的主要贡献者。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全面深化扶贫领域的改革，根据剩余贫困人口的特点和脱贫需要，创新精准扶贫制度以实现精准脱贫。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就打赢脱贫攻坚战先后召开多次专题会议，充分确保凭借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以激发脱贫攻坚的强大内生动力。截至2019年末，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从2012年末的9899万人减少至551万人，累计减少9348万人。

传播以人民为中心实现共同富裕的中国智慧。贫困问题关系到社会稳定、经济增长、政治民主，因而反贫困事业一直是世界各国政府的重要公共政策。西方国家一般通过促进经济增长，提供就业岗位，增加社会保障事业的公共投入等方式以满足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20世纪60年代，美国约翰逊总统就开启过一场“向贫困宣战”的反贫困社区行动，然而城市和农村的贫困问题依然是当前美国社会的重大挑战。事实证明，西方国家吸引底层人民参与反贫困，能一定时期解决社会绝对贫困问题，但是无法避免出现贫困反弹现象。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推动精准扶贫方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脱贫思想，寻求的是发展“最大公约数”。1992年1月，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出共享理念。共享理念实质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为了满足脱贫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为了遵循农业农村发展规律及贫困演变规律，中国政府将继续致力于把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二者有效衔接。中国不止步于通过公共投入解决社会绝对贫困问题，既重视于2020年前消灭绝对贫困人口，也不放松2020年之后对相对贫困人口的帮扶问题。中国正在用实际行动体现党和政府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提供以合作共赢构建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消除贫困是一个历史性的、全球性的问题，也是一种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价值观。讲好脱贫攻坚的中国故事，既要向世界各国讲好中国的减贫故事，也要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再创全球减贫奇迹。作为人类社会共同应对的挑战，贫困问题关乎人类生存权与发展权，亟须深化国际减贫合作，推动全球贫困治理。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提出“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减贫交流合作关系，是消除贫困的重要保障”。以合作共赢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减贫方案，包括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援助，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开展以减贫经验分享为主题的国际交流项目，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和国际组织在减贫领域的合作，助力发展中国家落实可持续发展议程，等等。

怎样讲好脱贫攻坚的中国故事？

形成海外受众易于理解的话语体系。讲好脱贫攻坚中国故事，要善于“世界表达”。一是要注重中国脱贫故事的生动性。中国农村的脱贫故事，是中国社会的时代缩影，展现的是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因此，需要借助文学、艺术、传媒等多重手段，还原乡村社会的变迁史和中国农民的奋斗史。二是要注重中国脱贫故事的实用性。传播中国脱贫攻坚故事，不是为了简单地说教或宣传，而是把握具体的全面的实践经验，总结出新的规律认识、提炼出新的理论范式，为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提供贫困治理的中国经验、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三是要注重中国脱贫故事的针对性。不同国家的贫困程度、贫困特征、贫困成因各有不同，不同国家的风土人情、价值观念、利益诉求也千差万别。讲好脱贫攻坚中国故事，传播中国脱贫攻坚故事，要充分考虑海外受众的接受习惯和接受心理，以及对中国政治文化的认知差异。

凝聚善于讲好扶贫故事的宣传力量。讲好脱贫攻坚中国故事，要立足“中国实际”。一是打造具有较强国际影响的外宣旗舰媒体。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很多西方人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自行车的阶段”。这种“理解赤字”一定程度造成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存在误解、怀疑、恐惧。在国际舆论西强我弱的形势下，中国需要培育一批在国际上有影响力和公信力的旗舰媒体。二是重视发挥新兴媒体在扶贫宣传中的作用。2020年4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指出：“电商作为新兴业态，既可以推销农副产品、帮助群众脱贫致富，又可以推动乡村振兴，是大有可为的。”疫情之下，为解决农产品滞销的问题，不少党员干部、农技专家、农民纷纷化身“网红”，为农产品宣传，参与“直播带货”。这种网络直播和短视频扶贫方式，是现代信息技术不断进步的产物，也是基层群众脱贫实践的新探索。讲好脱贫攻坚中国故事，也需要发挥网络直播与短视频等新兴媒体的传播效应。三是凝聚讲好脱贫攻坚中国故事的群众力量。新冠肺炎疫情是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加试题，也是影响脱贫质量的最大不确定因素。无论是疫情防控战，还是脱贫攻坚战，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民战役，需要充分凝聚人民群众的战斗力。凝聚群众力量讲好新冠疫情下的全面建成小康故事，有助于增强国际扶贫宣传的整体合力和持久动力，有助于压缩“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在国际社会的存在空间。

充分发挥国际各类组织的桥梁作用。讲好脱贫攻坚中国故事，要借助“国际力量”。一方面，需要加强与国外新闻媒体的互动交流。中国共产党有借助海外媒体传播“中国故事”的优良传统。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曾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以外国记者为桥梁将“延安故事”传至海内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要积极邀请海外媒体来华参观、考察，使之成为脱贫攻坚中国故事的见证者和传播者。另一方面，需要加强与国际减贫组织的经验分享。减贫是一项全球性的事业，催生出一大批致力于帮助发展中国家消灭贫困、消除饥饿的国际组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包括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等在内的国际组织一直支持中国的减贫事业。这些国际组织见证了中国从受援国向主要援助国的转变。当前，中国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中对粮农组织南南合作出资最大、派出专家最多、成效最显著的国家。中国输出物资、人才的同时，也需要以这类国际组织为桥梁讲好脱贫攻坚的中国故事。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

龚云：牢牢把握改革的前进方向

方向决定前途，道路决定命运。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他又强调：“我们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就要有志不改、道不变的坚定。”“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些重要论述，对于继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一、改革的目的是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规定了改革的根本方向，我们的方向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其他什么道路。我们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规定了在根本方向指引下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鲜明指向。两句话都讲，才是完整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考虑这个问题，必须完整理解和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两句话组成的一个整体，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0－21页）全面深化改革，不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而是要使它更好；坚定制度自信，不是要固步自封，而是要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让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

坚持改革的正确目标，必须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动摇。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植根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那就是不论怎么改革、怎么开放，我们都始终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同上书，第15页）

坚持政治定力和底线思维，不能在根本问题上出现颠覆性失误。战略定力就是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底线思维就是坚决守住社会主义制度这条底线。2013年12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怎么改、改什么，有我们的政治原则和底线，要有政治定力。”2014年2月17日，他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需要改进和完善，但怎么改、怎么完善，我们要有主张、有定力。”在强调坚持政治定力和底线思维的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步子要稳，就是方向一定要准，行驶一定要稳，尤其是不能犯颠覆性错误”。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他又强调：“改什么、怎么改必须以是否符合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为根本尺度，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全面深化改革是为了更好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更大限度地实现人民利益。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紧要关头，要保持清醒头脑，不为各种错误观点左右，不为各种干扰所惑，不生搬硬套西方理论和制度模式，坚持从中国实际和中国人民需要出发，牢牢把握改革的正确性质和目标。

二、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动摇

我国实行的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长期以来，我们党在坚持基本经济制度上的观点是明确的、一贯的，而且是不断深化的，从来没有动摇。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这是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解决了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长期没有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我们党在理论和实践中的又一个重大推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遵循，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依托。”要使各方面体制改革朝着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方向协同推进，更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出的新要求。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要在保证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管好那些市场管不了或管不好的事情。

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我国公有制经济是长期以来在国家发展历程中形成的，积累了大量财富，这是全体人民的共同财富，必须保管好、使用好、发展好。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国有经济的存在及其主导作用的发挥是公有制主体地位的核心，决定着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东北视察时强调：“国有企业地位重要、作用关键、不可替代，是党和国家的重要依靠力量。”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继续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一以贯之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一以贯之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努力实现质量更高、效益更好、结构更优的发展，不断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

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我们党的方针政策指引下发展起来的。党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关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形成了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体系。40年来，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成为创业就业的主要领域、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政府职能转变、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国际市场开拓等发挥了重要作用。2018年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再次重申：“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变，我们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我们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没有变。”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非公有制经济大有可为。

正确把握发展混合所有制的目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制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58页）在进行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中，既要有助于巩固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发挥公有资本的主导作用，又要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推动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指出，要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我们的方向就是让每个人获得发展自我和奉献社会的机会，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为实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确立了政治方向。

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启示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必须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把党的领导贯彻和体现到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领域。改革开放每一步都不是轻而易举的，未来必定会面临这样那样的风险挑战，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坚持党的领导，必须不断改善党的领导，让党的领导更加适应实践、时代、人民的要求。我们党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不断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确保改革开放这艘航船沿着正确航向破浪前行。

改革开放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检验改革成效的标准，让改革开放成果更好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发扬人民民主，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建立社会参与机制，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作用，齐心协力依靠人民推进改革。发挥人民主体作用，要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畅通民主渠道，健全基层选举、议事、公开、述职、问责等机制。开展形式多样的基层民主协商，推进基层协商制度化，建立健全居民、村民监督机制，促进群众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依法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健全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加强社会组织民主机制建设，保障职工参与管理和监督的民主权利。

四、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精神上的旗帜。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是党的先进性的重要体现。

当前，随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重要性更加凸显。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把握好意识形态属性和产业属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前进方向，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无论改什么、怎么改，导向不能改，阵地不能丢”。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独立性，那政治、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独立性就会被釜底抽薪。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

前进道路上，我们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坚持方向不变、道路不偏、力度不减，推动新时代改革开放走得更稳、走得更远。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龚云：马克思主义政党就要旗帜鲜明地讲政治

2017年2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旗帜鲜明地讲政治。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个论断，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一

什么是政治？邓小平说过：政治就是“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大局，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在现实斗争中的根本利害”。因此，政治的内涵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规定性。在革命时期，革命斗争是最大的政治。在和平时期，现代化建设就是最大的政治。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党的十八大以后，实现“两个一百年”宏伟战略目标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中国人民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的根本利益。

我们党讲政治，是由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决定的。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科学指南，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以实现共产主义为远大理想。因此，讲政治是我们党的本质特性，也是对党员、干部的根本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作为党的干部，不论在什么地方、在哪个岗位上工作，都要增强党性立场和政治意识，经得起风浪考验”。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在复杂形势中、在前进道路上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科学的认识、坚定的信念、远大的理想，才能经受住各种困难和风险的考验，完成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项任务，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讲政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优良传统。列宁指出：“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完成它的生产任务问题。”（《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8页）毛泽东指出：“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6页）邓小平指出：“改革，现代化科学技术，加上我们讲政治，威力就大多了。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外国人就是不理解后面这一条。你们经常搞义务劳动，这也是政治嘛。”（《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6页）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的领导干部一定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加强政治学习，增强政治敏感性，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发挥我们党的政治优势，保证经济和各项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09页）胡锦涛同志指出：“学习是基础，政治是大局，正气是保证。”（《胡锦涛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53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讲政治，是我们党补钙壮骨、强身健体的根本保证，是我们党培养自我革命勇气、增强自我净化能力、提高排毒杀菌政治免疫力的根本途径。

讲政治，是推进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需要。我国改革开放已经快40年，长期的和平时期使不少人包括一些干部头脑中的政治观念十分薄弱，特别是在思想理论界，一些人消极总结过去一段时间我们搞“空头政治”的教训，长期鼓吹政治虚无主义，搞“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还有不少人不注意思想问题和政治问题，成天忙于一些具体的事务性工作，缺乏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在一些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上是非不分，不能坚持原则。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国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领域斗争呈现新的特点。极少数人在境内外资本的支持下，公开质疑和反对党中央的重大的政治经济政策，意识形态领域和思想理论领域斗争更呈现出尖锐化复杂化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讲政治，不能保持政治敏锐性和高度警惕性，就可能犯颠覆性的错误。

讲政治是应对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的需要。苏联东欧剧变以后，作为高举社会主义大旗的中国业已成为西方国家的眼中钉和肉中刺，他们千方百计对我进行渗透。西方的政府、政党、宣传工具、学校、教会等机构，不遗余力地向我国的青年、知识分子等不同群体灌输他们的价值观。西方国家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和巩固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同时颠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

在上述这种复杂的国内外背景下，我们党要领导近14亿人口的国家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讲政治是根本不行的。我国要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宏伟战略目标，也必须要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必须协调各方面的关系，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及时而果断地消除影响社会安定的因素。

当然，我们所说的讲政治，绝不是离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去讲政治，我们要讲的政治，是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政治，是保证“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顺利实现的政治。

二

旗帜鲜明地讲政治，总体来说就是要强化政治意识，就是要在瞬息万变、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具有正确的政治思想、坚定的政治立场、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鉴别力，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讲政治，就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永远坚守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讲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讲实现、维护、发展人民群众利益的政治。政治上的清醒来源于理论上的坚定。提高党员、干部政治素质，关键是要提高马克思主义政治素质。没有这个政治的灵魂，就不可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党员，就不可能成为一名清醒的合格的党的领导干部，就不可能成为一名清醒的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领导者。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共产党人的看家本领，马克思主义信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是共产党人的命脉和灵魂，坚定的理想信念始终是党员、干部站稳政治立场、抵御各种诱惑的决定性因素。要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始终保持共产党人革命本色和浩然正气。

讲政治，就要善于从政治上正确认识和判断形势。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不论在哪个领域、哪条战线工作，都要讲政治。高级干部首先要努力成为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会治党治国的政治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不断发展的事业，是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进行的，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如果不善于从政治的高度、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认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认识当今国际局势变化对我国产生的影响，就难以把握正确的前进方向。只有从政治上正确分析和认识形势，才能把握好我国进入经济新常态后面临的暂时困难，才能认清事物的本质与现象、主流与支流，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才能统筹兼顾地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才能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更好地维护我国的国家安全和利益。

讲政治，就要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始终保持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的清醒和坚定，在全面、正确、积极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切实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上下功夫。讲政治，关键要增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意识，特别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坚持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贯彻党的基本方针和基本政策不动摇。“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相结合，深刻分析中国基本国情和发展规律得出的科学结论。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全面而集中地反映了我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利益，充分反映了党的性质和根本宗旨，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出现什么干扰，都不能有丝毫动摇。

讲政治，就要始终坚持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强化为人民服务意识，为人民用好权，为人民谋利益。“政治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是对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胡锦涛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57页）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我们的政权是人民政权，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拥护我们的党和政府，从根本上说，是他们真正感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反映了他们的利益和愿望、党领导的政权为他们办了好事。党和国家各级领导机关都必须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面向群众，高质量高效率做好工作。各级干部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成效大小，都要用这一条来衡量。

我们党是执政党，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要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是用权为民，还是以权谋私，始终是对干部的严峻考验。干部职位越高、权力越大，越要坚持党的宗旨，时刻把人民利益摆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上，坚持一切工作走群众路线，经常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忧群众之所忧，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只要全党同志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树立和弘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这个最大的正气，就能做到讲党性、讲原则、公正无私、刚直不阿、言行一致、扶正祛邪，以权谋私、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邪气就滋长不起来。

讲政治，就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最重要的是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立场问题，归根到底是代表谁的利益问题。立场不同，判别是非的标准就不一样。立场站错了，就会黑白颠倒、是非混淆，研究和解决问题的共同基础就没有了。观察和处理问题，一定要站在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立场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观察问题“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进行阶级分析。有人说这已经落后于时代了，这种观点是不对的。我们说阶级斗争已经不再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并不是说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不存在了，在国际大范围中也不存在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一直是明确的”。

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集中体现在政治观点上。在基本原则问题上，要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事关坚持还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要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对于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观点，要敢于亮剑，旗帜鲜明地进行驳斥。对于社会上一些流行的思想主张和理论观点，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进行研究和分析，看它代表谁的利益，反映什么样的政治倾向。如果对社会上的奇谈怪论不研究、不批评，任其泛滥，就等于助长错误观点的流行和传播，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是有极大危害的。

讲政治，就要提高政治能力，做到具体化，体现在实践中，落实在行动上，贯彻到各行各业和各项工作中去，反映在党内政治生活、组织生活和全部工作的点点滴滴中，表现在思想和作风的一言一行里。清谈政治，误党误国。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干部，无论是从事政治工作还是从事经济或别的工作，都要做到红与专的结合，都要加强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善于从政治角度观察问题，见微知著，防微杜渐，卓有成效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和组织管理工作。善于做引导群众、团结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组织管理工作，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也是党的群众工作的根本原则，丢掉了党的这一优良传统，党的基层组织工作就难以开展，党就会失去群众基础，这在历史上是有教训的。

总之，旗帜鲜明地讲政治，最重要的就是全党全社会都必须牢固树立“四个意识”，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党的集中统一，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任何情况下都绝对忠诚于党、绝对忠诚于人民，坚决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龚云：《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新教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职责。”【1】（P76）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在领导推进新时代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许多具有原创性、时代性、指导性的重大思想观点，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理论创新成果。这些最新的思想成果是全党全国学习和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教材。

一、《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时代背景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习近平指出：“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1】（P77）党的十九大以来的三年时间虽然很短，但却是极不平凡的三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中美关系历史性变化、改革开放4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重要历史节点，都发生在这三年。《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涵盖从党的十九大以来到2020年1月13日期间习近平发表的重要报告、讲话、谈话、演讲、指示、批示、贺信等内容。“两个大局”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时代背景。

1．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是针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引发的国际国内，特别是国际政治格局的大调整来讲的。

从世界历史的大跨度来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里讲到的，人类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改变了世界力量对比，对原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提出了挑战，推动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向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这种力量对比的变化，集中体现在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两种力量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影响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整个世界的看法。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特别是西方国家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应对再一次证明，原有国际秩序在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问题上日益暴露不适应的困境，进一步呼唤新的国际秩序的构建。中国的制度优势在抗疫中得到显现，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内在矛盾也在全球抗疫中再次凸显。

中国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格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最大的变量就在于中国的发展壮大。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并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道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向全世界彰显了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和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开始改变1989年以来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导致的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的局面，科学社会主义活力日益得到显现，开始改变世界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力量对比。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乃至对全球的进步力量，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世界处在一个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在第一卷、第二卷基础上，继续从深入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这样三个方面，进一步阐述了中国方案。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性、真理性、价值性在党的十九大以来的世界大变局中得到了极大的验证。因此，认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助于我们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大变局中的重要性，加深我们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意义，增强从理论上、情感上、政治上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认同。

2．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导下，在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努力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这个大的战略全局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国内背景。

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华民族过去长时间在封建社会引领世界，长期在世界大格局里处于重要位置。进入近代以后，因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以及自身的原因，中华民族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机。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亿万中国人共同的梦想。经过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接力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今天，我们有这样的条件、有这样的实力，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十九大报告勾勒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间表和路线图。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2050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这个战略安排，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重要内容。

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主题主线、主要创新点

1．主题主线

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党的十九大根据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政治判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题就是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基础上，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回答了新时代如何继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书的实践逻辑是，按照党的十九大的部署，在新时代、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怎样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本书的理论逻辑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怎样随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推进而进一步发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分列专题，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进行了展开。

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主线。党的十九大在中国共产党的近百年历史上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性质的会议，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内涵、历史地位、重大意义，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对在新时代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问题进行了全面部署。《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围绕着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提出的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政方针、发展战略、政策措施等进行了全方位展开。《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首篇即为党的十九大报告。该书编排的整体逻辑是以党的十九大报告为总轴，分列19个专题，围绕着怎样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等内容进行了阐述。

围绕主题和主线，《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在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和历史逻辑方面实现了高度统一，推动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不仅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指南，是党的十九大精神在实践上推进的战略展开，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理论上的丰富发展。

2．主要创新点

一是推动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指引中国胜利前进的指路明灯，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灵魂。与时俱进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新时代共产党人的理论使命。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和《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改革开放40周年这些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历史节点，习近平围绕为什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形成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观。他指出：从《共产党宣言》发表到今天，人类社会在这170多年的时间里虽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正像当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序言中所说的那样，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来说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1】（P75）“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1】（P183）“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用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坚持在改革中守正出新、不断超越自己，在开放中博采众长、不断完善自己，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1】（P76）“要强化问题意识、时代意识、战略意识，用深邃的历史眼光、宽广的国际视野把握事物发展的本质和内在联系，紧密跟踪亿万人民的创造性实践，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不断回答时代和实践给我们提出的新的重大课题，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1】（P183－184）

二是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上，谱写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习近平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必须一以贯之进行下去”；【1】（P69－70）“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做好自己的事情；【1】（P77）“要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要求，提高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更好把握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更好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更好贯彻党的十九大确定的大政方针、发展战略、政策措施，更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力谱写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篇章”；【1】（P61－62）“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紧密联系党和国家事业发生的历史性变革，紧密联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新实际，紧密联系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大变化，紧密联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各项任务，自觉运用理论指导实践，使各方面工作更符合客观规律、科学规律的要求，不断提高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能力，把党的科学理论转化为万众一心推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力量”。【1】（P63－64）他还指出：“改革开放40年积累的宝贵经验是党和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1】（P181）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必须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1】（P181）“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1】（P182）“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1】（P183）“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P184）“必须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发挥和增强我国制度优势”；【1】（P185）“必须坚持以发展为第一要务，不断增强我国综合国力”；【1】（P186）“必须坚持扩大开放，不断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P187）“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1】（P188）“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1】（P188）习近平的这些重要论述，谱写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展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鲜活生命力，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进程进入新阶段。

三是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极大地推进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灿烂的光明前景。党的十九大确立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间表和路线图。2018年我们党庆祝了改革开放40周年，2019年庆祝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2020年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党的十九大以来，结合这些民族复兴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事件，习近平进一步阐述了如何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他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1】（P12）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必须建设伟大工程，必须推进伟大事业，“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1】（P14）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完善和发展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实现新突破；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增强忧患意识，防范化解风险挑战；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维护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推进祖国和平统一；深入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自我革命推向深入。习近平的这些重要论述，推进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加快了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世界现代化史上展现了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新的现代化前景。

四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完善。中国改革开放的目的就是推进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推进党和国家机构改革，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面回答了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上应该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1】（P118）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完善。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是经过革命、建设、改革长期实践形成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相统一的成果，凝结着党和人民的智慧，具有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1】（P11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1】（P119）“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1】（P121）“具有丰富的实践成果”，【1】（P124）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严密完整的科学制度体系，起四梁八柱作用的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其中具有统领地位的是党的领导制度”；【1】（P125）要强化制度意识，维护制度权威，严格遵守和执行制度，与时俱进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

五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十九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继续向纵深推进，全党开展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中，习近平创造性提出了推进伟大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重大命题，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规律性认识。他指出：在新时代，“我们党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1】（P71）“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既要培元固本，也要开拓创新，既要把住关键重点，也要形成整体态势，特别是要发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1】（P71）“重整行装再出发，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1】（P504）“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1】（P383）要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和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常抓不懈”；【1】（P538）“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1】（P546）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

六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党的十九大以来，特别是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进，推动世界进入动荡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得到彰显。习近平呼吁加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他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1】（P433）弘扬“上海精神”，“齐心协力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1】（P441）“金砖国家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建设性作用”；【1】（P444）中国和非洲“共筑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1】（P449）“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合力维护海洋和平安宁”；【1】（P463）“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1】（P465）二十国集团应弘扬伙伴精神，“合力打造高质量世界经济”，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1】（P475）

三、《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重大意义

第一，从实践上讲，《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是党的十九大以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集中呈现，是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文本。同时，《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是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推动工作的最新教材，是我们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团结带领人民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生活的最新教材，是为世界谋大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新教材。【2】

第二，从理论上讲，《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展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发展脉络。围绕一些重大问题，在党的十九大之前论述的基础之上，习近平在一些重大历史节点深入总结历史，针对现实重大问题提出重要判断，丰富和发展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多个领域全面展开，并分门别类地进行了阐释，特别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强军思想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极大丰富和发展。虽然这些思想的有些方面在党的十九大前或者党的十九大报告里已经提及，但是系统论述和深入展开，却是在党的十九大之后，是习近平结合一些重要历史节点和场合进行论述的。

第三，《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集中反映了习近平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重大作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在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习近平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作出了主要贡献。2020年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充分体现了习近平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理论家、战略家的深刻洞察力、敏锐判断力和指挥若定、从容不迫的战略气度。正是有习近平这个新时代党和国家的领袖、人民的领袖，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政治核心。

四、深入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

毛泽东曾说过：“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3】（P1094）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是当前理论界最为重要的理论任务。深入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把握。

第一，原原本本学。习近平指出“学习理论最有效的办法是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1】（P519）话语通俗朴实，蕴含的道理却十分深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不仅告诉你为什么、是什么，更重要的是告诉你怎么做。2019年习近平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于怎样上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就讲得非常具体。要真正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需要潜心读一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这本原著。特别是结合工作实际、思想实际，以及现在面临的重大国际国内挑战，进一步加深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解与认同。

第二，联系第一卷、第二卷及习近平其他著作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个不断完善的发展过程。将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以及习近平其他著作联系起来学，可以看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脉络与理论逻辑，有助于我们全面准确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要义与理论贡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经历了酝酿、形成、发展的过程。党的十八大前，包括习近平在地方工作的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酝酿期或积淀期。从党的十八大到党的十九大的五年时间，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期。党的十九大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行了命名、定位、提炼，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发展上具有重要意义。从党的十九大到2020年的三年时间，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丰富发展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第三，与学习“四史”结合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实践中生成、实践中发展的，是针对各种问题讲的，包括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问题导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中国共产党近百年历史、新中国七十多年历史、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历史以及新时代历史的深刻总结，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要结合正在开展的“四史”学习，把历史和理论结合起来，看历史怎样推动理论的生成发展，理论又怎样指导历史发展，这样就可以更加深刻地把握作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一系列重大理论贡献，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

参考文献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2】王沪宁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出版座谈会上强调：认真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宣传贯彻引向深入【N】.人民日报，2020－07－30（1）.

【3】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龚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世界社会主义从低谷到复苏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回答了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如何推动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如何引领世界社会主义从低谷走向复苏等重大时代课题。

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提供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同时马克思主义命运又与世界社会主义命运息息相关。世界社会主义进入高潮之时，也是马克思主义鼎盛时期。世界社会主义进入低谷之时，也是马克思主义进入低潮时期。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世界社会主义遭受沉重打击，正所谓“万花纷谢一时稀”。马克思主义在世界陷入低谷，许多人认为苏东剧变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失败，马克思主义从此就消失了、没有用了。虽然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使西方发达国家出现“《资本论》热”，但是总体来看马克思主义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一样，仍然没有走出低谷。在中国，虽然中国共产党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但是有人仍然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只是一种意识形态说教，没有学术上的学理性和系统性，马克思主义在一些领域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高度评价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的重大贡献和深远意义，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特别是2018年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是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由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最高领导人发表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讲话。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被确立为一项根本制度。这些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在世界的广泛传播和运用，标志着中国已经成为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心，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出低谷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更重要的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适应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21世纪马克思主义阶段，成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成果。这一思想改变了世界范围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力量对比，标志着一种全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在形成，是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走出低谷的直接思想武器。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振兴世界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否为科学社会主义，国内外都有人质疑。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动摇，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习近平总书记旗帜鲜明地强调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优。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2017年党的十九大勾画了实现共同富裕的时间表和路线图。针对有人攻击共产主义是虚无缥缈的，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共产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必须认识到，我们现在的努力以及将来多少代人的持续努力，都是朝着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个大目标前进的。革命理想高于天。共产党人要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衡量一名共产党员、一名领导干部是否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是有客观标准的，那就是要看他能否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能否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能否勤奋工作、廉洁奉公，能否为理想而奋不顾身去拼搏、去奋斗、去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乃至生命。一切及时行乐的思想，一切贪图私利的行为，一切无所作为的作风，都是与此格格不入的。习近平总书记掷地有声的话语，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并取得巨大成功，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使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开创了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局面，成为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的引领旗帜，成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中流砥柱，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主导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成功，冷战结束后世界社会主义万马齐喑的局面得到很大程度的扭转，社会主义在同资本主义竞争中的被动局面得到很大程度的扭转，社会主义优越性得到很大程度的彰显。”【1】越南共产党评价说：“从国际上说，改革开放事业的成功挽救并发展了社会主义，这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发展史上具有划阶段意义的贡献。继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和东欧垮台之后，假设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也垮台，那么，社会主义就会在世界上消失，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肯定将陷入数个世纪的黑暗时期。”“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功，是向世界人民证明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生动实例，也是批驳各种敌对势力一切歪曲和诋毁论调、恢复进步人类对社会主义前途信心的雄辩证据。”【2】2009年古巴共和国外交部长帕里利亚（Parrilla）认为，新中国60年来的发展历程证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仅取得巨大成功，而且成为包括古巴在内的其他国家学习的典范，古巴将把中国成功的社会主义经验作为重要的借鉴来学习。【3】

世界社会主义500余年历史，为世界社会主义在21世纪走向振兴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总结为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指明了现实途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且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这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坚定信心、对社会主义保持必胜信念的科学根据。科学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一大区别，就在于它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把社会主义看作一个不断完善和发展的实践过程。世界社会主义实践证明，尽管社会主义制度不完善，也曾经遭受过破坏，但是无论如何，社会主义制度总比弱肉强食、损人利己的资本主义制度好得多。这个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将吸收世界各国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这是资本主义绝对做不到的。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仍然是人类发展的总趋势，社会主义最终必然胜利。社会主义从来都是在开拓中前进的，不可能一成不变。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一定要有发展的观点，一定要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发展。世界社会主义复兴取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途径是现有社会主义国家通过改革开放不断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中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实现世界社会主义振兴中发挥关键性作用。历史总是按照自己的逻辑向前演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巨大成功表明，社会主义没有灭亡，也不会灭亡，而且焕发出蓬勃生机活力。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意义，对世界社会主义的意义，十分重大。如果社会主义在中国没有取得今天的成功，如果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也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苏共垮台那场多米诺骨牌式的变化中倒塌了，或者因为其他原因失败了，那么社会主义实践就可能又要长期在黑暗中徘徊了，又要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作为一个幽灵在世界上游荡了。中国共产党有责任、有信心、有能力为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做出更大历史贡献。当21世纪中叶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成功建成现代化强国时，将向世界证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认识到，社会主义确实比资本主义好；让发展中国家的人民认识到，社会主义就是他们的目标。中华民族复兴之时，就是世界社会主义复兴之日。

把握当代资本主义本质为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提供了方向。如何正确认识资本主义，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事实一再告诉我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没有过时，关于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也没有过时。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最终消亡、共产主义最终胜利，必然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要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调节能力，充分估计到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军事方面长期占据优势的客观现实，认真做好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合作和斗争的各方面准备。在相当长时期内，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还必须同生产力更发达的资本主义长期合作和斗争，还必须认真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创造的有益文明成果，甚至必须面对被人们用西方发达国家的长处来比较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不足并加以指责的现实。必须有很强大的战略定力，坚决抵制否定和抛弃社会主义的各种错误主张，自觉纠正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最重要的是，要坚定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信念，坚信随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不断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必将越来越成熟，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将进一步显现，社会主义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社会主义对世界的影响必将越来越大，共产主义最终会在全人类实现。我们要有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真正做到“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不断壮大我们的综合国力，不断改善我们人民的生活，不断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不断为我们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社会主义未来打下更坚实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重要论述，为增强世界社会主义信心、正确认识资本主义、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关系，具有重要和深远的指导意义。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蔓延，再次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和困境，说明当代资本主义进入衰退期。全世界共产党人应该抓住这个机遇，揭露资本主义的危机，教育世界人民认清现实，打破对资本主义的幻想。

打破世界现代化单一模式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世界是多向度发展的，世界历史更不是单线式前进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打破了历史终结在资本主义的神话，为发展中国家树立了“别样的发展道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不仅导致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不复存在，而且对广大向往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带来严重冲击，很多发展中国家被迫走上了照搬西方制度模式的道路，导致国家发展的倒退。相比之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广大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投以羡慕的眼光，纷纷表示要向中国学习治国理政经验。早在2001年元旦，俄中友协主席季塔连科（М.Л.Титаренко）就致电《光明日报》说：“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对全世界具有深远意义。中国改革的经验无情地驳斥和推翻了西方一些政治家和学者关于‘世界应以欧洲为中心，只有欧洲的发展模式最具发展前途’的错误说法。中国的经验为世界文明指出了一条新的希望之路，使世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看到了希望。”【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的实践向世界说明了一个道理：治理一个国家，推动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并不只有西方制度模式这一条道，各国完全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来。可以说，我们用事实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破产，宣告了各国最终都要以西方制度模式为归宿的单线式历史观的破产。”【5】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目前，全世界约有100多个国家的130多个政党仍保持共产党名称或坚持马克思主义性质，他们将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向振兴的重要依托力量。民间外交是推进文明交流互鉴最深厚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各国共产党是世界社会主义命运共同体，应该携手这些共产党，加强往来，分享经验，开展对话，增进信任，共同为世界社会主义走向振兴努力。同时，中国共产党同世界上160多个国家、地区的400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保持经常性联系，同他们开展对话和合作，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理念引领行动，方向决定出路。历史总是要前进的，历史从不等待一切犹豫者、观望者、懈怠者、软弱者。只有与历史同步伐、与时代同命运的人，才能赢得光明的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世界社会主义走出低谷之时。世界社会主义历史反复证明，在重要历史节点，应该发挥杰出人物和伟大思想对历史“窗口期”的引领作用，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历史首创精神。习近平总书记作为21世纪世界政治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正引领世界社会主义由低谷走向复苏和振兴。

注释：

【1】《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选编》，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331页。

【2】胡建华、董振华：《领导干部读经典学马列》，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97～298页。

【3】戴长澜：《古巴外长：以中国为典范建立新型社会主义国家》，《中国青年报》2009年9月8日。

【4】《世界友人致电致函本报世纪之交看中国》，《光明日报》2001年1月1日。

【5】《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7页。

（作者：龚云，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研究员）

龚云：新时期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五大特征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特指一种主要借否定和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而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主义道路和人民民主专政四项基本原则的政治思潮。这种思潮近年来呈现出新的动向，危害更大，严重威胁到党的执政地位和国家政权安全，需要引起我们高度警惕。

分布地域跨境化

历史虚无主义本来就不孤立存在于境内。近些年，面对中国的崛起，西方敌对势力加紧了西化、分化中国的步伐，与境内敌对势力勾结在一起，利用历史虚无主义这个和平演变的工具，推动历史虚无主义分布地域国际化。

西方敌对势力利用香港的个别出版社，出版了大批历史虚无主义书籍。西方敌对势力还出面支持我国境内的历史虚无主义分子，攻击我国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揭露。2015年，美国之音发布题为“狼牙山五壮士案终审北京法院判骂粗话者胜”的文章，将侵害狼牙山五壮士名誉者描写成一个急公好义、路见不平、勇于挖掘真相的文坛斗士，而把“北京法院”描写成一个罔顾法律、唯上是从者。2015年，西方一些反华反共势力分别将“海耶克奖”和“史迪克·拉森奖”授予中国的历史虚无主义书籍。

历史虚无主义国际化还表现在日本否定自己在二战中的侵略行为，集中表现为否定南京大屠杀和慰安妇事实。

另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历史虚无主义现象是，历史虚无主义者支持台独势力，宣扬台独史观，分裂中国。

表现领域文艺化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表现领域方面，除了继续在史学领域泛滥外，越来越在与大众密切相关的领域——文艺领域呈现。

历史题材是文艺创作领域的一个重要内容。历史给了文学家、艺术家无穷的滋养和无限的想象空间，但文学家、艺术家不能用无端的想象去描写历史，更不能使历史虚无化。文学家、艺术家不可能完全还原历史的真实，但有责任告诉人们真实的历史。戏弄历史的作品，不仅是对历史的不尊重，而且是对自己创作的不尊重。只有树立正确的历史观，结合史料进行艺术再现时讲究史识、史才、史德，尊重历史、按照艺术规律呈现的艺术化的历史，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才能发挥文艺作品的积极作用。

但是，一些描写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不尊重历史，成为历史虚无主义的传播载体；一些“戏说历史”、鼓吹“独家秘史”的网络历史剧和历史影视作品，使文艺领域成为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地。

表现手段学术化

在社会的关注压力下，历史虚无主义在史学领域的最新表现是思想观点隐蔽化，越来越通过学术研究的面貌呈现，为一般人所不能察觉，渗透更为隐蔽。

一些历史研究者由于不能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以细节否定全局，以个人的微观历史代替宏观的全体历史，以支流否定主流，以现象否定本质。这种历史虚无主义表现形式由于以史学研究为外衣，以还原历史真相为幌子，危害更大。

传播途径网络化

互联网是一个社会信息大平台，亿万网民在这一平台获得信息、交流信息，成为亿万民众的精神家园。互联网对人们的求知途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产生重要影响，尤其会影响人们对国家、对社会、对工作、对人生的理解、认识、认同。

在自媒体时代，网络成为人们生活须臾不可离开的工具。网上阅读成为人们最普遍的阅读方式。我国目前影响亿万民众思想的主要互联网企业几乎都是民营互联网企业，这些企业在形成民间舆论场方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一些民营互联网网站追求经济效益至上，忽视社会效益，忽视思想教育，娱乐至死。历史虚无主义便通过这样的方式广泛传播，潜移默化地影响民众的价值观。

受众对象低龄化

由于青少年群体是网络的主要使用者，历史虚无主义传播手段网络化使青少年成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主要受众对象。青少年正处于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形成时期，缺乏辨别是非和真相的能力，历史虚无主义具有的所谓“新颖性”和“否定性”特点，容易满足青少年标新立异的叛逆追求，致使历史虚无主义对青少年影响和毒害更大，造成与我们党争夺下一代的严重后果。

历史虚无主义虽然呈现新特征，但实质仍然没有变，仍然是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由于这些新特征具有更强的隐蔽性和欺骗性，散布广泛，流毒很大。

反对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具有重大而紧迫的现实意义，是我国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场持久的、严肃的政治斗争，更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立国之本的现实需要。历史虚无主义作为一种反动的政治思潮，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也是违背人民意愿的，注定要破产。我们对此要充满信心。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副主任）

龚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人民的选择，具有最大的正当性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7周年。1949年，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经历了长期的艰苦曲折的武装斗争和其他形式的斗争以后，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中国进入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近七十年，共和国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但是，2016年新年伊始，一位教授在互联网上发表文章，别有意味地宣扬“重申共和国这一伟大理念”，说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统治的正当性无法回避，还说脱离了历史语境的“人民的选择”，以及政治神学的“历史的选择”，均排除了程序合法性维度，没有现实法权程序支撑，不过是它的变种，听起来响亮，其实弱不禁风。近些年来，一些学者不断地拿西方的合法性来挑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这位教授就是代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宪法确定的。更重要的是，中国的近现代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人民的选择，始终得到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支持，是中国现实的需要，具有最大的正当性。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既是人民的历史选择，也是人民的现实选择。中国共产党同广大群众的联系，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是95年的奋斗历史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离不开人民，人民也离不开中国共产党，这不是任何力量所能够改变的。当年，中国人民用民心抛弃了背离民心的中国国民党。淮海战役中百万农民用小推车表明了自己的选择。陈毅元帅感慨地说：淮海战役是山东人民用小推车推出来的。被称为“最后一个儒家”的梁漱溟晚年在回答外国记者提问时说：“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这个是百分之百的事实，百分之百的事实。”1949年7月1日，民主党派领袖在祝贺中国共产党28年诞辰的贺电中指出：“假使中国人民没有共产党，就不知道黑暗的日子何时始能终了，贵党之诞生，实为新中国出现的信号，中国人民为贵党之诞生而狂欢，正是理所当然。我们充分相信，中国人民必然永远地团结在贵党领导下，人民民主的工业化的中国必然建造成功，而贵党又必然与中国人民同寿同荣。”民主党派的心声，也代表了亿万中国人民的心声。这位教授还说，历史的选择只能代表过去人民的选择，不能代表今天的人民选择。在他看来，只能像西方一样，通过直接选举，才能真正代表人民的选择。这位教授重申“共和国理念”的动机终于露了出来。这位呆在京城象牙塔的教授，走出书斋，去基层看看，今天的人民不选择中国共产党吗？国内外的许多民调一再表明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支持和拥护是西方许多执政党无法比拟的。美国知名中国问题研究学者、华盛顿大学教授狄忠蒲在今年6月将出版的书中认为，中国共产党仍然享有高得惊人的民众支持率，并未有脱离中国人民。难道只有投票才能表明自己的态度吗？中国历史上民众一次次用民心表明了自己的选择。在当前的条件下，中国人民通过自己的人民代表，选择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支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通过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赢得了中国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这是真正的统治正当性。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的旗帜。中国共产党通过人民民主专政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基本政治制度、基层民主制度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同时，中国共产党也把自己置于人民监督之下。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是无所不在的监督力量。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懈怠；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设计和发展国家政治制度，必须注重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形式和内容有机统一。要坚持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既要把握长期形成的历史传承，又要把握走过的发展道路、积累的政治经验、形成的政治原则，还要把握现实要求、着眼解决现实问题，不能割断历史，不能想象突然就搬来一座政治制度上的“飞来峰”。政治制度是用来调节政治关系、建立政治秩序、推动国家发展、维护国家稳定的，不可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来抽象评判，不可能千篇一律、归于一尊。在政治制度上，看到别的国家有而我们没有就简单认为有欠缺，要搬过来；或者，看到我们有而别的国家没有就简单认为是多余的，要去除掉。这两种观点都是简单化的、片面的，因而都是不正确的。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由中国共产党自身的特点和优点决定的。1921年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具有其他任何政党无法比拟的特点和优点。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工人阶级是最有远见，最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性、彻底性的阶级。在中国社会各政治集团中，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才最没有狭隘性和自私自利性，最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最有组织性，而且也最能虚心地接受世界上先进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经验而用之于自己的事业。”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始终为着民族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无私奋斗。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自身的建设，使党永远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始终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色。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命运取决于人心向背。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中国共产党就坚决防范和打击。人民群众最痛恨腐败现象，中国共产党就坚定不移反对腐败。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抓紧形成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有效机制，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下最大气力解决腐败问题，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不断以反腐倡廉的新成效取信于民。党的十八大以后，在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正在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党正将“全面从严治党”思想融会在思想上、落实在行动中：自觉坚定理想信念，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自觉增强历史担当意识，视责任重于泰山，视事业胜于生命，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辉煌业绩；自觉增强真挚为民情怀，对群众有平等之心、仁爱之情、体恤之意，始终与群众打成一片，一块过、一块干，带领人民创造更佳幸福美好的生活；自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求真务实，脚踏实地，真抓实干，奋发进取，扎实推进党的各项事业发展；自觉运用科学方法，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增强战略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系统思维、底线思维能力，破解全面深化改革中遇到的难题，增强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和主动性，书写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篇章！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代表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一个政党的统治的正当性关键在于能否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顺应时代发展的方向，能否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曾经说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中国共产党自从诞生以来，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代表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获得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支持。抗战时受派担任驻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少将联络参谋的徐佛观，曾经这样写道：“在彼势力范围内之民众，虽万分痛苦，而一草一木不能不为其效命。”他还说：“我又是信仰历史巨流的人，不以为毛有本领跳出巨流之外”，他认为“中共许多现象，只有顺着历史的巨流来加以解释，才合乎情理”。“回到重庆后，我和当时负有较重要责任的人谈天，认为国民党若不改建为代表社会大众利益的党，共产党即会夺取整个政权。”徐佛观的这些话，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顺应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潮流，代表了中国人民大众利益。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没有任何自己的私利，始终为中国最广大人民谋利益。95年的历史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代表是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唯一政党，始终顺应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需要。在中国国家政治生活和各项事业中，由于中国共产党居于领导的地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工作做得好坏，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关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把十几亿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个具有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能设想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这是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奋斗实践中深刻认识到的真理。人民的团结，社会的安定，民主的发展，国家的统一，都要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是领导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的核心力量，是无产阶级的、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觉悟的、有革命纪律的先进队伍。在中国，五四运动以来的97年历史中，除了中国共产党，根本不存在另外一个像列宁所说的联系广大劳动群众的党。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事实上，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谁来组织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谁来组织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在今天的中国，决不应该离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歌颂群众的自发性。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当然不会没有错误，中国共产党如何才能密切联系群众，实施正确的和有效的领导，也还是一个必须认真考虑和努力解决的问题，但是这决不能成为要求削弱和取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理由。中国共产党经历多次错误，但是每一次都依靠党的领导而不是离开党纠正了自己的错误。今天的党中央坚持发扬党的民主和人民民主，并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质疑党的领导的合法性，这是广大群众所不能容许的。这事实上只能导致无政府主义，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瓦解和覆灭，导致中华民族复兴事业的夭折。从根本上说，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更不可能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艰苦创业的精神就提倡不起来；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真正又红又专、特别是有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的队伍也建立不起来。这样，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祖国的统一、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也就没有一个力量能够领导进行。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中国一向被称为一盘散沙，但是自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成为全国团结的核心力量，四分五裂、各霸一方的局面就结束了。只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正确的，那就不仅能够把全党的力量，而且能够把全国人民的力量集合起来，干出轰轰烈烈的事业。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是资产阶级互相倾轧的竞争状态决定的，它们谁也不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在资本主义国家，人们也不可能有共同的理想，许多人就没有理想。这种状况是它们的弱点而不是强点，这使它们每个国家的力量不可能完全集中起来，很大一部分力量互相牵制和抵消。中国也是多党，但是，中国的其他党，是在承认共产党领导这个前提下面，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中国人民有共同的根本利益和崇高理想，即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并在最后实现共产主义，所以能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中国共产党同其他几个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但是，中国由共产党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研院研究员）

韩琪：《反杜林论》的科学无神论思想

《反杜林论》是革命导师恩格斯为批判欧根·杜林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领域宣扬的错误观点，反驳杜林对马克思学说的错误理解，并清除杜林思想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影响而写的一部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著作。通过这一批判，恩格斯第一次全面系统的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即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恩格斯的阐述清晰的体现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时它们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1】

从整体上说，《反杜林论》这一著作建立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因此它本身反映的就是标准的无神论思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前人无神论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来。由于有神无神的问题已经被前人解决，马克思恩格斯所做的工作主要是社会历史领域内的思想澄清和发展。因此，对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无神论的问题往往隐匿在马恩叙事的宏大背景之中；而《反杜林论》作为一部阐述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的著作，也很少有人从无神论的角度对它进行解读。

当今中国，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然而自改革开放以来，宗教得以复苏，并在近30年的时间里获得了一个明显的发展。五大传统宗教、一些新兴教派、以及各种灵性思潮都日益活跃。与此同时，各种邪教以及伪宗教的骗子、“大师”也层出不穷，严重影响社会安全和人民的正常生活；而宗教极端主义由于被境外敌对势力所利用也成为国家安全的一个重大隐患。因此，在当前这个时代我们重申无神论的思想是非常必要的。由于历史的原因，无神论的研究在中国一度沉寂。那么今天我们重提无神论的思想，要如何宣扬、如何介绍，这都要根据当前这个时代的需要。

事实上，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以反驳杜林思想的方式阐明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即辩证法思想，并对真理、道德等问题发表了精辟的见解。这些论述非常有利于人们澄清自己的思维，明辨认识上的误区。虽然它没有直接针对有神无神的问题，但是它的辩证法思想绝对有助于普通民众对当今社会上活跃的各种宗教现象采取一个客观、理性的科学态度，也有助于我们反思当前无神论的研究。

因此，本文即试图从科学无神论的角度对《反杜林论》这部著作进行一个解读。鉴于《反杜林论》涵盖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范围广阔，而我们的主题只是无神论思想，因此本文的分析将限于《反杜林论》的“哲学编”，即由恩格斯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组成部分的内容。

一、《反杜林论·哲学编》的基本内容

《反杜林论》写于1876年9月到1878年6月，是恩格斯对杜林所提出的新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评析。当时，杜林作为一个新的“改宗者”获得了一部分社会主义出版物的热烈欢迎，他的思想也给德国社会民主党带来了一定的混乱。恩格斯在批判杜林的同时也从正面阐发了自己对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争论的见解。1885年这本书再版。根据恩格斯的说法，再版的原因之一就是，对杜林的这种批判事实上成为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论述，而且这种论述涉及相当多的领域，因此全世界范围内——“在一切有无产者和无畏的科学理论家的国家里”——对这种论述感兴趣的人正越来越多。【2】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唯一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运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人”。【3】在这本著作中，为了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恩格斯对数学等自然科学的领域进行了概括性的探讨，试图以自然界的事实证明辩证规律的真实作用。当然这些规律也贯穿于人类思维的发展史中，并逐渐被思维着的人们所意识到。【4】故此，“从自然界中找出这些规律并从自然界出发加以阐发”也成为该书“哲学编”的一个特色。【5】

从根本上说，自然主义的哲学传统一直是西方无神论思想发展的源头活水，即以自然为观察研究的前提和基础的一种哲学思想。旧的自然主义的哲学传统在其发展历史中提出了无神的思想，以及少量辩证法观点。到现代，这种观察和研究自然的传统在自然科学中得到了充分地继承和发展。大量科学发现日益证明自然过程的辩证性质。因此，辩证法规律正牢固地建立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之上。

然而，我们对自然科学的经验进行总结的结论总是一些概念，而运用这些概念的艺术并非天生的，也跟普通的日常意识不一样。恩格斯认为，运用这些概念需要“真实的思维”，即辩证法的思维方式。【6】正因如此，这部以澄清杜林的思想体系为目的的著作直到今天仍然对于我们认识世界具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反杜林论》的“引论”中恩格斯开宗明义的阐释了辩证法和形而上学这两种思维方式之间的差别。“一切都存在而又不存在，因为一切都在流动，都在不断地变化，不断地生成和消逝。”【7】赫拉克利特这种原始、朴素的古希腊世界观正体现了一种自发的辩证法思维。而自15世纪下半叶自然科学获得明显发展以来，分门别类的研究方式固然推动了科学进步，但同时也导致了一种惯性，即将各种自然物和自然过程孤立起来，撇开总体联系只考察个体，不是从运动的而是从静止的状态去考察，忽视事物本质上的变化，以为其固定不变，而且只考察死的状态。这种考察方式也被移植到哲学之中，形成了近代为大家所熟知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8】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合乎一般的常识，“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之外，都是鬼话。”【9】固然在日常应用范围内，常识值得尊敬，然而一旦它跨入广阔的研究领域，就不再适用。最著名的例子比如法学家对死亡时刻的判断。事实上，任何一个有机体，在每一个瞬间既是它本身，又不是它本身；每一个瞬间，有机体中都有细胞死亡，也同时有细胞新生。【10】因此，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的而非形而上学的。这一点从现代自然科学的发现中可以获得充分的检验。而后随着自然科学的长足进步以及社会历史的变化发展，现代唯物主义思想终于得以产生，而它在本质上就是辩证的。

恩格斯指出，杜林自认为其学说是“最后的终极的真理”。【11】然而这本身就是与辩证法思维相悖的。杜林认为，哲学是对世界和生活的意识的最高形式的阐发，在更广的意义上说，还包括一切知识和意愿的原则。它是科学要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进行解释的这一体系的最后补充，它只有两个真正的研究对象，即自然界和人类世界。因此杜林的哲学分为三个部分，即一般的世界模式论、关于自然原则的学说，以及关于人的学说。【12】

其实根据杜林的观点，这些所谓的原则是从思维而非从外部世界得来，它们应被运用于自然界和人类，自然界和人类都应适应这些原则。这里，杜林颠倒了真实的关系，走上了唯心主义的道路。因为原则应当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中抽象出来，且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这些原则才是正确的。【13】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杜林的整个哲学体系与黑格尔的相似性。杜林说，“如果想通过‘人的’这个修饰语来排除或者哪怕只是怀疑意识和知识的基本形式的至上的意义和它们的无条件的真理权，那么这就贬低了这些基本形式。”【14】这一思想的结果就是，杜林不只让思维脱离人和自然界，还一再地将思维，或者更直接地说那种叫做“上帝”的东西，硬塞给自然界。【15】恩格斯认为，世界上的每种思想体系，都在客观上受到历史状况的限制，主观上受到提出该思想的人的肉体和精神状况的限制。而杜林则自认为其学说免于这种种可能的限制，是一个最终完成的体系。他这样自然也就封闭了未来科学发展的道路。【16】

因此，根据杜林哲学的这三个部分，恩格斯分别从世界模式论、自然哲学以及关于人的学说三个方面对杜林学说的谬误进行了具体的批判。这就构成了《反杜林论·哲学编》的基本内容。

二、对杜林的世界模式论和自然哲学的批判

世界模式论即对世界的本体的判断。杜林延续了黑格尔的存在模式论，认为世界统一于存在。也就是说，他认为，我从存在开始，故而我思考着存在，而关于存在的思想是统一的，思维和存在必须相互协调以趋一致，因此，在现实中存在是统一的。他用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来证明思维的现实性，继而推出世界统一于存在。【17】即便杜林否认了上帝的存在，但其思维方式，却事实上给论证上帝存在留下了空间。

恩格斯认为，存在的统一性只在于我们所说的一切对象都是存在的、实有的；而且在我们如此强调的时候，是暂时排除对事物各自特性的考虑的。事实是，世界的统一性并不在于它的存在，尽管存在是其统一性的前提，因为世界必须先存在，然后才能是统一的。然而，“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而这种物质性不是由魔术师的三两句话所证明的，而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所证明的。”【18】杜林照搬了黑格尔的思想，并且还只是在黑格尔理论的框框里谈论“自己的”哲学。

再看自然哲学部分。首先，杜林认为，存在具有无限性；而作为对存在的衡量，世界在时间上有开端，在空间上有界限。恩格斯则认为，杜林抄袭了康德论点的一半，而将另一半，即“世界在时间上没有开端，在空间上没有终点”扔在了一边。【19】事实上，时间的永恒性、空间的无限性，在任何一个方向上都是没有终点的。认为有终点、有开端，就是在表明世界存在终极原因。其次，杜林认为在时间的开端之前，世界处在一种自身等同的、不变的原始状态之中。那么这种绝对不变的状态，就必须借助于一个来自世界之外的第一推动，才能使世界运动起来。而杜林不允许作为“第一推动”的上帝进入自己的模式，便只好执拗的如是回答：“宇宙的原始状态，或者更明白地说，没有变化的、本身不包含变化的任何时间上积累的物质存在的原始状态，是一个只有认为自我摧残生殖力是绝顶聪明的行为的人才会予以否认的问题。”【20】他拒绝解释他的世界是如何从不动到运动的，而只是说，运动来自不动，运动从虚无中产生。【21】

那么，世界到底是通过什么方式和方法产生的呢？杜林认为，物质是一切现实事物的载体，在物质以外不可能有任何机械力；机械力是物质的一种状态；在什么都不发生的原始状态中，物质及其状态即机械力是统一的。【22】杜林之前的唯物主义者已经谈到了物质和运动的关系。但杜林将运动归结为机械力，这使得他无法理解物质和运动之间的真实联系。

事实是，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无论何时何地，都没有、也不可能有没有运动的物质。任何静止、平衡都是相对的，只有对特定的运动形式来说才有意义。没有运动的物质和没有物质的运动，这两种同样无法想象。运动和物质一样，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运动只能转移。【23】恩格斯认为，杜林是个地地道道的形而上学者。因为根据辩证法，绝对的静止、无条件的平衡是不存在的。杜林先是在不动或者说“自身等同的原始状态”与运动之间挖了一条实际上并不存在的鸿沟，而如何跨越这个鸿沟，让不动真正地运动起来，杜林一直也没有找到满意的办法，但又不好意思去求助唯一的救主、天地的创造者。【24】

最后，对于生命的起源，杜林避开了明确的判断。他说，“自然界不仅知道它为什么创造这个或那个东西，它不仅要做家庭女仆的工作，它不仅具有纤巧性——这本身已经是主观的自觉的思维中的十分美好的东西，它也具有意志……”【25】这样一个“自觉地思维和行动的自然界”的判断，使得杜林先生站在了从泛神论（即认为神就是大自然）、到自然神论（即以自然界的证据作为上帝存在的基础，但是上帝并不干涉人类社会）之间的位置上。【26】他也反对达尔文的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等理论。恩格斯认为，基本上杜林自然哲学中对于有机界的谈论是空洞的并且自相矛盾，关键问题上全是信口胡说，最后的结论也没什么用处。生命其实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方式本质上就在于这些蛋白体的化学成分不断的自我更新。【27】

通过对杜林的世界模式论和自然哲学的批判，恩格斯揭露了杜林并不彻底的唯物主义立场，以及思维方式上的形而上学特质。在杜林的论说中，处处都可以看出创世者、第一推动或者说上帝的“影子”。对世界的本体以及运转方式的阐释直接决定了对人类社会的分析和判断。杜林学说中这样一个基础部分，可以说是他后面对人类社会进行分析所得观点的原因之所在。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引论”中即指出的，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的而非形而上学的。唯物辩证法思想的缺乏或者说不彻底，是杜林的论证出偏差的根本原因。而通过这一部分的批判分析，恩格斯也将唯物辩证法的力量展现在我们眼前。它是认识世界的有力工具，而它本身就来自对自然界运转规律的总结。这一部分的批判或者说澄清可以说为后文进一步剖析杜林关于人的学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对杜林关于人的学说的批判

在人类的世界中，杜林认为，道德的世界和一般知识的世界一样，“有其恒久的原则和单纯的要素”，道德的原则凌驾于“历史之上和现今的民族特性的差别之上……在发展过程中构成比较完全的道德意识和所谓良心的那些特殊真理，只要它们的最终的基础都已经被认识，就可以要求具有同数学的认识和运用相似的适用性和有效范围。真正的真理是根本不变的……因此，把认识的正确性设想成是受时间和现实变化影响的，那完全是愚蠢”。【28】因此，“严格知识的可靠性和日常认识的充足性，不容许我们在深思熟虑的情况下对知识原则的绝对适用性表示失望”。【29】这里杜林明确提出了他对终极真理、思维的至上性以及认识的绝对可靠性的判断。

那么，首先，人的认识或者说思维究竟能否具有至上的意义和无条件的真理权？恩格斯认为，人的思维虽然是作为无数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人的个体思维而存在的，但并非真的是单个人的思维。我们现在的认识极可能被我们的后代更新和纠正，这是历史的发展屡次证明了的。固然杜林表明了一点，即思维和认识只能表现在个人身上，而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强制处于健康清醒状态的个人接受某种思想。但是，他所谓的每一个人的思维所达到的认识的至上意义，其实根本就不存在。【30】事实恰恰是，“思维的至上性是在一系列非常不至上地思维着的人中实现的；拥有无条件的真理权的认识是在一系列相对的谬误中实现的；二者都只有通过人类生活的无限延续才能完全实现。”【31】

恩格斯指出这里的一个矛盾，即思维的性质必然被看成是绝对的，但是人的思维又是在完全有限地思维着的个人中实现的。这个矛盾只能在无止境的人类世代更迭中才能得到解决。因此，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时又不至上；其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时又有限。具体地说，思维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是至上的和无限的，但它的具体实现情况和每次的现实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32】

其次，永恒真理是否存在？恩格斯认为，人类如果达到了只运用永恒真理以及具有至上意义和无条件真理权的思维成果的地步，那么可以说人类就穷尽了知识世界的无限性。【33】他将整个认识领域分为三大部分，分别来考察永恒真理是否存在。

第一部分是研究非生物界并且或多或少能用数学方法处理的科学，即数学、天文学、力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学等，这些也叫做精密科学。固然我们可以说，像1＋1＝2这种，可以算是永恒真理，但是在这些学科中其实充斥着假设，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终极真理只会愈发罕见。【34】

第二部分是研究活的有机体的科学。在这个领域，因为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和因果联系，不仅每个解决了的问题都会引起无数新的问题，而且每个问题都只能一点一点地、通常要耗费几百年的时间才能得到解决。我们还会不断的提出各种各样的假说，以对已发现的各种联系进行系统的理解。因此这里也难以出现永恒的不变的真理。除非我们满足于一些陈词滥调，比如说人总是要死的之类的判断。【35】

第三个部分是根据历史顺序和现实结果来研究人的生活条件、社会关系、法的形式和国家形式的历史科学，以及由哲学、宗教、艺术等组成的观念上层建筑。这里更不可能有永恒真理出现。因为这个领域获得的认识在本质上是相对的，它只限于一定时代和一定民族之中的、并且按其本性来说是暂时的社会形态和国家形式的联系和结果。除非我们满足于一些老生常谈，比如说人类总是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类的论断。【36】

但是，往往就是在这第三个部分，我们最常碰到所谓的永恒真理、终极真理。有些人试图从这个领域中永恒真理的存在得出结论：在人类历史的领域内存在着永恒真理、永恒道德、永恒正义等等，它们具有同数学的认识和应用相似的适用性和有效范围。【37】这一点下文还会深入分析。既然人类认识的三大领域都不存在永恒真理，那么在研究人的思维规律的科学，即逻辑学和辩证法中，也不可能见到终极真理的影子。

由于我们现在所处的认识阶段和之前的一切阶段一样，都不是最后的，所以认识必然是相对的，并将在漫长的世代更替中逐步趋于完善。因此，我们无法用不变的、最后的终极真理的标准来衡量所获得的认识。一旦走向极端，真理就会变成谬误；反之，谬误在合适的条件下也可能变成真理。

再次，道德的真理是否具有终极性？经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人的认识总是受到一定客观条件的限制，并非是一种无条件的真理；而且经过详细考察，人类的三大认识领域，无一存在永恒不变的真理。那么，道德的真理，或者更具体地说，善和恶的领域，更不可能存在永恒真理的情况。恩格斯认为，在善和恶的问题上，所谓的“终极真理”恰恰是非常非常稀少的。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善恶观念，它们甚至往往直接相互矛盾；不同的时代也有着不同的善恶观念，相互矛盾的善恶观念随着时代发展相互取代的情况也并不少见。我们怎么能够说道德这一真理具有终极性呢！再比如，过去信教的时代传下来的是基督教的封建道德，这里就分别有天主教的道德和新教的道德，再细分又会有耶稣会天主教和正统新教的道德，等等，每一个都不一样。到启蒙时代，现代资产阶级的道德开始占据主流，随后无产阶级的道德开始出现。哪一个更合乎真理呢？哪一个都不具备绝对的终极性。但是代表着现实的变革方向、代表着未来发展趋势的道德，即无产阶级的道德，肯定会拥有更多的能长久持续下去的因素。【38】

恩格斯进一步指出，归根到底来说，人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从他们所在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即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来获得自己的伦理道德观念的。【39】因此，不能将某种道德教条化进而当做永恒的、终极不变的规律强加给人们，道德原则也无法凌驾于历史和时代的变迁以及民族的差异之上。历史上的一切道德论根本上来说都是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社会在阶级对立中向前运动，因此，道德永远是阶级的道德，要么为统治阶级辩护，要么代表被统治者的利益。只有在消灭了阶级对立并且也遗忘了这种对立的社会之中，才可能有真正的超越阶级对立的人的道德存在。【40】

此外，恩格斯还剖析批判了杜林对于平等的观念、对自由与必然的认识。与前述分析一致，任何平等观念本身都是历史的产物，由提出该观念的阶级的经济基础所决定。因此平等观念不可能是永恒的真理。而意志自由是指借助于对事物的认识来做出决定的能力。我们对一个问题的判断越是自由，该判断的内容具有的必然性就越大，犹豫不决正是以不知为前提。因此，“自由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它必定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也不可能是永恒不变的真理。【41】

总之，通过对杜林关于人的学说的批判，恩格斯澄清了在人类社会中终极真理是否存在的问题。根本上来说，人的认识并不具有至上的意义和无条件的真理权，人类的任何一个认识领域都不存在终极的或永恒的真理，道德的终极性就更不用说了。杜林的论点是建立在他不彻底的唯物主义和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之上的。认为人类社会中存在终极真理，这正与杜林认为世界统一于存在；世界在时间上有开端，在空间上有界限；自然界在“自身等同的原始状态”下是绝对静止的；以及一个“自觉地思维和行动的自然界”等等观念是一脉相承的。当我们单独看终极真理的问题的时候，肯定的论调似乎具有一定的迷惑性；而一旦深入剖析其思想基础，就可以清楚的看出问题所在了。对世界模式和自然界的基本认识决定了对人类社会的理解方式。终极真理是不存在的。因此，唯物辩证法思想是确保我们的认识不出偏差的利器。

在《反杜林论·哲学编》的最后，恩格斯从量和质的相互转变以及否定之否定这两个辩证法规律出发，剖析杜林思想的谬误，充分显示他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弊端以及对于辩证法的无知。由于前文对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差异已有涉及，且篇幅所限，这里就不再详述。

四、结论

《反杜林论·哲学编》中恩格斯可以说以杜林思想为典型，澄清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内容和根本特点，以及它与形而上学思想的差异所在。这里通过剖析阐释而提出的对于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人类思维规律的正确认识，直至今天依然是我们认识世界的重要指引。

世界统一于物质，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生命是自然界不断演化发展的结果；人类社会中不存在终极真理，人的认识不具有绝对的至上的意义，道德领域更没有永恒真理的痕迹。这些判断就将西方文明中“上帝”或者“创世神”的概念彻底排除在外，也杜绝了从宗教的角度进行世界阐释的可能。如果我们能时时牢记这些判断，那么面对今天的各种宗教现象时，比如邪教，比如伪宗教的骗子、“大师”之类，就不会迷惑或者受到蛊惑，当前这场所谓的“宗教热”也才能够进行得更理智。也只有掌握了唯物辩证法这一工具，我们才能真正窥破宗教极端主义的本质，进而找到有可能化解其危害的办法。

涉及宗教领域的各种社会现象相对来说都比较复杂，科学无神论正要运用唯物辩证法思想来洞悉其中的关要，指导大众舆论。在无神论的宣传和教育中，唯物辩证法思想必不可少。而且在宣传和教育之时，尤其要注意结合当前的宗教现象和问题来进行唯物辩证法的介绍和学习，这样才能有的放矢，也更凸显唯物辩证法思想的作用。比如近年来频频出现的“中国社会之所以道德滑坡，是因为缺乏宗教”的论调，妄图以宗教道德来取代世俗道德。然而这个判断不仅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辩证法规律。中国历史上的道德就不是建立在宗教的基础上，无此文化传统，又怎会在现代化和世俗化的今天转而需要求助宗教以提升道德呢？世界是变化发展的，人类社会不存在终极真理，宗教道德也不是终极真理，更不是万灵药。即便今日我国社会有道德滑坡现象出现，也不是因为缺乏宗教的原因，更不可以简单地期望宗教道德真的能够解决问题。能够看到这一点，我们就有望找到道德滑坡的真正原因，并从根本上着手这一社会问题的解决；而不是似是而非，人云亦云。

牵涉到宗教的类似现象和论调还有很多，这里就不再逐一进行分析。科学无神论不论在研究还是宣传中，都要好好利用唯物辩证法这一思想利器。而对唯物辩证法的提倡和运用，又不可脱离对经典的解读。本文简要梳理恩格斯《反杜林论·哲学编》的主要观点，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一个尝试。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中科学无神论的观点重新提出来，以应用于这个时代，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我们去做。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

【2】王蕾、梁永召：《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宗教定义》，《文教资料》2006年10月下旬刊。

【3】唐英福：《试论恩格斯的“真正人的道德”——《反杜林论·哲学篇》中的恩格斯创见》，《南方论刊》2008年第7期。

【4】刘仰：《中国需要的是世俗道德，不是宗教》，《环球时报》2014年1月3日。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11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页。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页。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页。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3页。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4页。

【9】参《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5章第37节。此处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4页。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5页。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页。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7页。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7－38页。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9页。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9页。

【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0页。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页。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7页。

【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页。

【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页。

【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页。

【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3页。

【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4页。

【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7页。

【2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2页。

【2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2页。

【2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6页。

【2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0页。

【2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0页。

【3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1页。

【3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1页。

【3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2页。

【3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2页。

【3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2－93页。

【3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3－94页。

【3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4页。

【3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4－95页。

【3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8－99页。

【3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9页。

【4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9－100页。

【4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0页。

（作者：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原文发表于：《科学与无神论》2015年第6期。

韩琪：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历史渊源

众所周知，无神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和基石；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整个无神论思想发展的高级形态。改革开放以来，各种宗教复苏，并在30多年的时间里获得明显的发展。五大传统宗教、一些新兴教派、以及各种灵性思潮都日益活跃。与此同时，邪教以及伪宗教的骗子、“大师”也层出不穷，严重影响社会安全和人民的正常生活；而宗教极端主义更为境外敌对势力所利用，成为国家安全的一个重大隐患。在这样的社会形势下，加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研究和宣传成为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

本文将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置于整个西方无神论思想发展的长河之中，通过梳理无神论思想的发展脉络和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历史渊源，澄清无神论思想发展中的一些关键点，以期能够指导今日的研究和宣传，收获对于当前这个时代有益的一些启示。

一、西方无神论思想的发展历程

无神论作为一个源自西方的概念，其内涵以及发展深受西方文明的影响。在不同的时代，无神论思想的体现也不一样。这里将根据西方无神论思想的发展情况，分为古典时期、中世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现代这几个阶段来简要介绍无神论思想的进程。一切思想都有其相应的物质基础，然而此处由于篇幅所限，介绍时将主要突出每个时期无神论思想的主要内容和争论点，对相关社会背景和物质基础只能点到即止。在整个世界历史中，无神论并不算是一个大主题，但它确实是关系人类命运的那几个关键主题中的一个。理清无神论思想的历史脉络，我们才能真正认识其内涵，从而指导今日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研究。

1、古典时期

在基督教出现以前，早期的古希腊和罗马思想中，——詹姆士·斯鲁威尔将之称为西方无神论历史的古典时期，无神论思想主要表现为一种自然主义的哲学，它反对传统宗教的诸神信仰。

公元前6世纪初，伊奥尼亚学派提出了世界的自然形成说。随后，爱非斯城邦的赫拉克利特第一次用自然主义公开否认了神创世界。自然现象的变化有其自身的规律，即“逻各斯”，因此，所有的神创造世界以及神支配世界的神学理论根本都站不住脚。【1】公元前5世纪末，德谟克利特提出了原子论，即世界上除了不可分的最小物质粒子原子之外，就是虚空，自然正是虚空中被偶然力量所支配的无数原子的相互作用的体现。因此，不论在自然之外还是在自然之内都不存在任何形式的神性。而人们心灵中存在的诸神的观念，是从梦中产生的；宗教正起源于人类对自然的无知和敬畏。【2】

公元前4世纪末到3世纪初，伊壁鸠鲁认为，最妨碍他争取心灵和感情的内在平静的东西就是宗教迷信，即对宇宙的无知以及对神灵和死后命运的恐惧，而从德谟克利特提供的自然主义的世界图景中，我们可以消除这种痛苦和烦恼的根源。当然伊壁鸠鲁承认了诸神的存在，但认为他们跟其他事物一样是由原子构成，并且根本不过问人类的事务，因此对他们感到恐惧或者向他们祈祷也就没有什么必要。【3】到罗马帝国早期，尽管民众对刚输入的东方宗教产生了极大的热情，上层阶级的思想却清楚地显示出对宗教的淡漠。卢克莱修继承了伊壁鸠鲁的思想，他冷静思考支配宇宙的规律，并指出神并不存在，死亡就标志着生命的终结，所以我们应当顺应人生；而宗教犯下了许多恶行，所以应当彻底予以废除。【4】

以一种自然主义的方式来观察和解释世界，乃至对宗教的起源和观念也进行自然主义的说明，这正是整个古典时期对后来无神论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贡献。当然不可知论的倾向在这个时期也日益增长。古典后期一些怀疑论学派认为：神学主题太复杂，而人生又太短促，因此不能对这些问题持有任何肯定的结论。【5】

2、中世纪

在古典时期，自由的思想尚未过度受到社会神权形式的束缚；基督教教会组织即便已经建立，但也未对它进行压迫。然而到了中世纪，由于基督教作为国教地位的日益稳固，自由的思想便会不可避免的与神学正统派发生冲突。因此，我们只能在异端、异教或泛神论中看到一些带有无神论思想的倾向。一直到14、15世纪，中世纪教会和王权结构逐渐开始崩溃，不可知论、无神论的明确表述才开始出现。【6】

尽管如此，在中世纪，随着亚里士多德思想日益被介绍到欧洲，理性逐步摆脱了信仰的控制，开始独自探索自然界，哲学也开始摆脱神学转而研究经验世界，完全不理会信仰提出的任何说法。【7】

3、文艺复兴时期（16－17世纪）

到文艺复兴时期，由于人们对古典时期文化遗产的兴趣日益复活并得到发展，人类和世界便不再完全依据宗教背景来理解，人的行为也不再以是否获得上帝的拯救为唯一的衡量标准。人类和世界开始以它们本原的样子被研究和理解，而且这样做纯粹只是为了人类自身的利益。【8】

古典著作很可能会培养出一个坚定的道德论者，或敏锐的哲学家，但这个人并不必然是好的基督徒。大量带有怀疑和探索性质的著作对民众摆脱基督教的影响产生了巨大的作用，比如琉善、卢克莱修、西塞罗、普林尼、普鲁塔克等人的著述，它们显示出不可知论、以及无神论的倾向。【9】

除了古典怀疑论和无神论的复活之外，这一时期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以及不同基督教宗派之间的冲突，典型的比如罗马天主教教会与新建立的新教教会之间的冲突，都成为16世纪非信仰现象广泛传播的重要原因。【10】有人在谈到马基雅维利对法国的影响时曾哀叹，“……它（马氏的思想）深深地感染了无神论者以及藐视上帝和全部宗教的人，甚至把那些根本就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抬得极高，而且用宫廷语言把他们称为公职人员；他们由于满怀着不信神和无神论，……因此他们对什么都毫无顾忌。”【11】再者，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都拥有大量的团体和信徒，它们各自又都声称拥有对启示真理的垄断权，那么究竟哪个才是正确的呢？这种宗教争论直接导致了当时无神论者的存在以及各种非信仰现象的不断发展。【12】

此外，经验科学也在这一时期开始兴起，以理性为指导来探索自然界。虽然它包含着无神论和非信仰的可能性，但早期出现之时并没有明显的反宗教倾向，而是作为人们在神学之外认识和解释世界的一种新方式。直到17世纪，托马斯·霍布斯在培根等人的实验科学的思想基础之上，提出了自然主义的哲学观点，其中显示出明确的无神论内涵。世界上真正存在的只有物体和物体的运动，因此作为“无形体的精神实体”的上帝根本就不可能存在。神观念的产生最初源于人们对自然力量和自然原因的无知，在这种情况下神的观念仍然流行起来是因为它具有“统治别人”的作用。【13】他将宗教视作一种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我们宗教的奥秘，有如利于患者的药丸，囫囵吞下，于治疗有益，细细咀嚼然后又大都吐掉，则无疗效。”【14】斯宾诺莎则进一步指出，神学家们企图使哲学服务于神学，从而使神学教条显得合乎“理智”，这样做带来极坏的影响。因为哲学和神学这二者绝无相同之处，前者追求真理，后者只寻求顺从和虔敬；前者的基础是自然，后者的基础却是“启示”。他坚决主张哲学摆脱神学，并通过分析《圣经》而否定其中一切超自然的东西。只有自然才是唯一的、无限的和客观存在的“实体”，上帝就等同于自然，认识了自然及其规律，也就是认识了上帝。【15】斯氏的无神论思想带有一定的泛神论色彩。

4、启蒙运动（18世纪）

到目前为止，理性与宗教之间在思想领域的争夺已经非常明显。如果说18世纪以前还存在“双重真理”，即宗教和理性这两种真理并存，那么启蒙运动则带来了理性的时代。公开宣称的非信仰现象处处可见，不仅针对基督教，也针对一切宗教。究竟有没有上帝和灵魂，这是普遍争论的议题。人们试图以理性和自然，以及与神学无涉的道德观来代替宗教对生活和世界的解释。【16】怀疑主义继续存在，反对启示的自然神论【17】被提出来，而大量的科学发现更直接带来了18世纪中叶无神论的发展和繁荣。

狄德罗起初是一位自然神论者，但不久就转向相信无神论。他利用科学的论据来说明无神论，并确信只要能完全消除上帝的观念，世界上的一切都会好起来。【18】而“西方传统中第一位毫不含糊地公然自认的无神论者”，可以说是霍尔巴赫。他认为自然或宇宙只是由物质和运动构成的，物质本身就处于永恒运动之中，人与物质一样，是自然的一部分。他公开地指控宗教：它给道德提供了一个错误的基础；它是非科学的，其教义与科学真理背道而驰；它是腐败的社会秩序的主要倚靠，更以其关于来世的教条将人们的注意力从现世的罪恶转移开去。宗教产生于对未知物的恐惧和对自然原因的无知；而道德的根基在社会，它应建立在人们自尊的感情之上。【19】

这一时期，怀疑论者大卫·休谟提出了自己反对有神论的论证，并认为传统上所有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都是无法确证的。【20】康德虽然也批判有神论的理性基础，比如他认为“纯粹理性并不能告诉我们任何关于上帝以及关于上帝与世界所可能有的任何关系的事情”，但他最终的目的却是要将宗教建立在更坚实的基础比如道德之上，使之能够免除理性的批判。因此，以康德为代表的这种对有神论以及对道德的论述，就成为下一个世纪（19世纪）许多无神论者斗争的新对象。【21】

启蒙运动时期，自然科学的地位得到了确立，神学假说、启示或神迹都被彻底摧毁。自然主义和理性成为观察世界的唯一方法。当然，理性也被限制在自然领域之内，该领域唯有采用科学的方法才能认识。【22】

5、现代（19－20世纪）

19世纪，如同康德曾试图将有神论建立在道德意识的基础上一样，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试图将有神论建立在个人宗教情感的基础上，将上帝限制于宗教意识的范围内。【23】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对此进行了批判，并发展出人本学。他认为人的宗教意识只不过是人的最高理想以某种超自然存在的形式反映出来，而人的最高理想只能由人所形成。费尔巴哈否认上帝，却并不是为了废除宗教，而是要使宗教完善化。但他的学说对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24】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宗教是还没有获得自身或已经再度丧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因此，反宗教的斗争间接地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抚慰的那个世界的斗争。”【25】正是在马克思这种彻底的无神论思想之上形成了后来传播到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也成为西方无神论思想发展的高级形态。

另一位德国的无神论者尼采则直接指出，上帝死了；而这一事实将会在价值领域造成怎样的混乱和虚无，人们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他试图以一种从人的环境中引出其存在理由的自然主义的道德，来取代从上帝意志和神学目的论而来的先验道德。尼采预见了西方社会宗教观的崩溃对其道德领域最深远的影响。【26】到20世纪，存在主义者让·保罗·萨特将无神论作为自己理论的第一个前提，即“如果上帝死了，那么一切都可能发生”。既然上帝死了，那么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生存提供意义。【27】之后，西方又有一些杰出的思想家从无神论的前提出发，提出自己对于西方社会问题的解决看法，这里就不再过多涉及。

此外，19世纪以来，科学对宗教的批判日益发展壮大，宗教以及宗教经验越来越被人们以自然主义的方式进行解释。在英国，达尔文的《物种的起源》（1859）推翻了基督教对于人类起源的传统假设，自然选择学说几乎颠覆了整个有神论。而达尔文本人却是一位不可知论者，进化论固然让他感动，但非目的论的事实又让他沮丧，他“深深地感到这全部问题对人的理智而言，是过于深奥了……”【28】尽管如此，进化论的提出对西方乃至世界历史的影响都是不可估量的。而科学与宗教之争也从这里拉开了序幕，典型的比如1860年英国科学促进会上托马斯·赫胥黎与大主教维伯福尔斯之间关于人类谱系的争论。由此，科学人文主义开始传播。某位当代的传道者对人文主义下了这样的定义：“（人文主义者）认为没有理由来信仰超自然的上帝或来世；他认为人在解决问题时必须以本人的理智和道德作为依据，而不是求助于超自然的援助；无论是超自然的权威，还是别的什么权威，都不应该允许他们来妨碍任何思想领域内的研究。”【29】人文主义者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认为，这样一个痛苦的世界，却被认为是一位至善全能的神的仁慈创造，这在道德上是矛盾的。20世纪的人文主义者罗素认为，科学完全可以或者最终将说明宇宙的一切活动，我们并不需要任何其他的说明。【30】

仍然在科学的领域，20世纪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继承了马克思和尼采的哲学看法，他认为将道德建立在宗教的基础上是不可靠的，人们哪怕在道德的领域也应当像在其他领域中一样学会独立。他用自然主义的术语来说明宗教经验，并认为科学工作是认识实在的唯一道路。相信宗教的人们在宇宙面前感到无能和恐惧，便把自小就可以获得某种安慰的父亲形象投射到自然身上，便创造出了他们的上帝。因此，宗教是一种幻想；同时由于它不能独立的确立于理性和科学的基础之上，所以它也是错误的。【31】

20世纪以来，语言哲学的发展对神学思想提出了新的挑战。它不再关注宗教陈述的真假，而是关注宗教陈述的意义本身。宗教陈述被批判为没有意义的命题，应当完全丢弃。逻辑学教授艾耶尔说，不可知论者主张，上帝的存在只是一种可能性，无论相不相信，都没有充分的理由；而无神论者主张，上帝并不存在，这至少是可能的；然而我们认为，一切关于上帝本性的说法都无意义，因此，我们与不可知论和无神论都是根本对立的。这可以说是神学迄今为止遇到的最为激烈的挑战了。【32】由此可见，认识和了解世界的自然主义方式正在试图将神学完全从人的认识领域排除出去。尽管如此，在西方，目前非信仰与神学之间的争论仍在继续。

二、历史的启示

以上简要勾勒了西方无神论思想的发展脉络。重温这一历史可以让我们在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研究问题上更为明智和清晰。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几点重要的启示：

首先，古典时代自然主义的哲学传统可以说是整个无神论思想发展的“源头活水”，不论时代如何变迁，其影响一直在持续，在现当代更是以一种彻底的自然主义，即自然科学的方式展现出来。

其次，无神论并非某一个人的发明，而是历史上无数带有无神论思想的人们集体智慧不断积累的结晶。从霍尔巴赫那里已经可以看出后来马克思进行宗教批判的影子。事实上到马克思的时候，有神无神的问题已经解决，他基本上是继承前人的无神判断，以一种更加彻底的方式将此思想广泛应用到社会、历史的领域，进而创造性地提出自己的学说，即马克思主义。

再次，无神论思想是因应时代的需要而不断向前发展的。启蒙运动时期，由于科学的发展以及封建社会的矛盾日益激化，无神论思想表现得更为鲜明和大胆，“西方传统中第一位毫不含糊地公然自认的无神论者”霍尔巴赫就出现在这个时候。到现代，由于反抗封建势力的需要，西方才出现了最为彻底的无神论思想即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因此，时代不同，无神论思想的表现也不会完全一样。这一点就提醒我们，现在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研究和宣传也应当考虑适应当前这个时代的需要，而不能简单的照搬历史或者完全凭个人的主观意愿。

第四，无神论思想在不同时代的不同表现也提醒我们，无神论是非常丰富的。不论是古典时期还是启蒙运动时代的一些无神论思想家，他们都或多或少的带有一点泛神论或者自然神论的色彩。比如伊壁鸠鲁就承认诸神的存在，只是他们根本不过问人类的事务，所以完全没必要向他们祈祷或对其感到恐惧。斯宾诺莎认为上帝就等同于自然，认识了自然及其规律，也就是认识了上帝。虽然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是最彻底的，但不可否认，在整个无神论的发展史上，泛神论、自然神论同无神论一样都表现为一种非信仰的状态，都曾有力地抵制了主流神学。尽管它们并不等同于无神论，还有一定的局限，但是它们可以说是无神论的近亲。

事实上在西方，无神论这个独立的学科下面往往分为很多学派，比如“古典的无神论”，即古希腊与古罗马的无神论，“自然神论”的无神论，“百科全书派”的无神论，费尔巴哈的无神论，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等等。【33】因此，今天我们在进行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研究时，对无神论思想本身的内涵及其丰富的外延都不可忽视。

第五，无神论的发展一直有怀疑主义相伴随。不论在古典时代还是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乃至现代，这一点都表现得非常明显。这种敢于质疑和不断探求的精神正是自然主义传统的一个主要体现，在现代更在科学和理性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在有神论的问题上，怀疑主义的直接结果往往是不可知论，一个非常重要的非信仰现象。不可知论并不等于无神论，但不论在西方还是东方的历史上，它与无神论的关系都非常近。中国的儒家思想中就有一定的不可知论的传统。

古往今来很多非信仰者都认为，自己没有对上帝的信仰，也不在意与之相关的事情，那么自己应该是个不可知论者吧？然而美国著名无神论者迈克尔·马丁通过详尽的辨析发现，很多所谓的不可知论者很可能都是积极无神论者，即不只没有对神的信仰，而且相信神并不存在；他们只不过因为思维上的一些误区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其实是无神论者罢了。【34】

第六，根据历史的启示，如今我们研究无神论，应当将之放在整个非信仰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和比较，要将各种丰富的非信仰现象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无神论思想其实跟自然主义传统一样久远。但正因为有了中世纪的神学的发展，无神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才日益凸显出来。同样，在非信仰的大范围内进行考察和辨析，厘清它与泛神论、自然神论、不可知论之间的关系，无神论才能更清楚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而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彻底性和独特优势也才能够显现。

同时，这也是一个帮助大众澄清自己的思想的过程。对马克思来说，有神无神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他更多的关注社会历史的领域。中国是一个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没有抵达共产主义社会。中国社会的主流虽然推崇无神论思想，但广大民众对于自身的无神论观点其实并不是很清楚的。我到底是相信神并不存在的积极无神论者还是仅仅不信仰神的消极无神论者，还是不可知论者，抑或带有泛神论或者自然神论的色彩？普通民众很可能是模糊的。而更有可能的是，中国历史上儒家文化中貌似不可知论的传统会使很多人认为自己是个不可知论者，但事实上——根据迈克尔·马丁的研究——他们很可能是无神论者，只是他们自己还不知道而已。

最后，马克思彻底的无神论思想被我们继承下来，而在西方，非信仰与有神论之间的争论仍在继续，只不过变换了形式。虽然在当今世界科学和理性已经成为主流观念，但西方一直以来的神学传统仍不可小觑。21世纪以来，以英国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为首的“四骑士”【35】在欧美社会掀起了一股新无神论的思潮。道金斯深入剖析宗教的由来以及它对人类思想带来的禁锢和欺骗，认为它是人类进化史上的思想寄生虫，倡导人们要立志成为一名幸福、安宁、有道德和充满理智的无神论者。【36】“四骑士”的著作虽然是用理性、科学的语言所写，但都登上了欧美畅销书的排行榜，在读者中影响巨大。这一思潮之所以出现，不仅有历史传统的影响，还有时代的原因，这里就不再展开分析。【37】有意思的是，这股新无神论思潮开始波及国内的民众，科普网站“科学公园”从2012年开始每年举办中国无神论者论坛，讨论无神论并推广科普，明确提出要与欧美的这一思潮相呼应。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研究和宣传，持续关注全世界无神论思想的变化发展，这是符合当前的时代趋势的。

三、结论

本文通过简要回顾西方无神论思想的发展历程，呈现了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历史渊源，并阐述了我们从这种历史探索中可能获得的几点启示。对于今天的无神论研究来说，这些启示具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

20世纪上半叶，无神论跟随民主与科学的思想被介绍到中国。它正迎合了当时中国社会反帝反封建的迫切需要。典型地，比如由上海学生筹备建立的“非基督教学生同盟”以及北京大学学生发起的“非宗教大同盟”，其宗旨都是“专为解脱宗教羁绊，发挥科学真理”【38】，他们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反对基督教、批判宗教的浪潮。

然而在当今的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早已完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其执政基本路线的核心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立国之本，并推行改革开放作为强国之路。那么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要如何在当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如何适应这个时代的需要？这都需要我们能够清楚地把握无神论思想在历史上发展变迁的一些关键要素，并结合当前这个时代来相应的运用。

无神论的自然主义传统、它作为集体智慧的展现和延续、它的时代性、内涵的独立性以及外延的丰富性、怀疑主义的特质、以及它本身作为一个关键点而呈现出的整个非信仰现象乃至对整个信仰领域的折射，这些都是我们应当深入把握的无神论思想中的一些关键要素。它们无一不显示出今日从事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研究的价值之所在。我们拓展无神论的研究和宣传，正可以应对今日的“宗教热”现象。通过深入挖掘蕴藏在无神论之中的自然主义传统以及理性和科学的精神，正可以抑制当前伪宗教的泛滥、邪教的发展以及宗教极端主义的蔓延。无神论与宗教正是一体的两面。当前的社会形势下，这一领域可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即便是在世俗化的今天，西方的无神论研究仍然在继续，只不过变换了形式、调整了力度。当今时代，随着科技和经济的发展、文化的广泛交流，全世界日益成为一个整体。西方的新无神论思潮也波及了我国。因此，不论是从时代需要还是从无神论思想本身的发展来说，目前在中国社会进行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研究，都是大有可为的。

【1】张尚仁、吴松：《西方无神论史话》，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5页。

【2】（英）詹姆士·斯鲁威尔：《西方无神论简史》，张继安译、吕大吉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27－28页。

【3】（英）詹姆士·斯鲁威尔：《西方无神论简史》，张继安译、吕大吉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32－33页。

【4】（英）詹姆士·斯鲁威尔：《西方无神论简史》，张继安译、吕大吉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40页。

【5】（英）詹姆士·斯鲁威尔：《西方无神论简史》，张继安译、吕大吉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45－47页。

【6】（英）詹姆士·斯鲁威尔：《西方无神论简史》，张继安译、吕大吉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49－50页。

【7】（英）詹姆士·斯鲁威尔：《西方无神论简史》，张继安译、吕大吉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54－55页、61页。

【8】（英）詹姆士·斯鲁威尔：《西方无神论简史》，张继安译、吕大吉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62－63页。

【9】（英）詹姆士·斯鲁威尔：《西方无神论简史》，张继安译、吕大吉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65－66页。

【10】（英）詹姆士·斯鲁威尔：《西方无神论简史》，张继安译、吕大吉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68页。

【11】转引自：（英）詹姆士·斯鲁威尔：《西方无神论简史》，张继安译、吕大吉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69页。

【12】（英）詹姆士·斯鲁威尔：《西方无神论简史》，张继安译、吕大吉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70页。

【13】张尚仁、吴松：《西方无神论史话》，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02－207页。

【14】（英）詹姆士·斯鲁威尔：《西方无神论简史》，张继安译、吕大吉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80－81页。

【15】张尚仁、吴松：《西方无神论史话》，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23－227页。

【16】（英）詹姆士·斯鲁威尔：《西方无神论简史》，张继安译、吕大吉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88页。

【17】自然神论者反对神秘的启示，即不仅在原则上根本不可能有启示这种东西，而且在历史事实中启示也从没有发生过。他们以理性来证明宗教，虽然相信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但认为它作为最终的原因处于自然之外。参考（英）詹姆士·斯鲁威尔：《西方无神论简史》，张继安译、吕大吉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89－92页。

【18】（英）詹姆士·斯鲁威尔：《西方无神论简史》，张继安译、吕大吉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94－95页。

【19】（英）詹姆士·斯鲁威尔：《西方无神论简史》，张继安译、吕大吉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96－97页。

【20】（英）詹姆士·斯鲁威尔：《西方无神论简史》，张继安译、吕大吉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99页。

【21】（英）詹姆士·斯鲁威尔：《西方无神论简史》，张继安译、吕大吉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04－105页。

【22】（英）詹姆士·斯鲁威尔：《西方无神论简史》，张继安译、吕大吉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05－106页。

【23】（英）詹姆士·斯鲁威尔：《西方无神论简史》，张继安译、吕大吉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08页。

【24】（英）詹姆士·斯鲁威尔：《西方无神论简史》，张继安译、吕大吉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08－109页。

【25】卡尔·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26】（英）詹姆士·斯鲁威尔：《西方无神论简史》，张继安译、吕大吉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11－114页。

【27】（英）詹姆士·斯鲁威尔：《西方无神论简史》，张继安译、吕大吉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14－115页。

【28】（英）詹姆士·斯鲁威尔：《西方无神论简史》，张继安译、吕大吉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18－119页。

【29】（英）詹姆士·斯鲁威尔：《西方无神论简史》，张继安译、吕大吉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19－120页。

【30】（英）詹姆士·斯鲁威尔：《西方无神论简史》，张继安译、吕大吉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20－122页。

【31】（英）詹姆士·斯鲁威尔：《西方无神论简史》，张继安译、吕大吉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16－118页。

【32】（英）詹姆士·斯鲁威尔：《西方无神论简史》，张继安译、吕大吉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22－124页。

【33】牙含章、王友三主编：《中国无神论史（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3页。

【34】（美）迈克尔·马丁：《无神论与不可知论》，《哲学家杂志》2002年第19期，第17－19页。（MichaelMartin，“Atheismv.Agnosticism，”Philosophers’Magazine19（Summer2002）：17－19.）

【35】英国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上帝的迷思》（TheGodDelusion）（2006））、美国神经学家萨姆·哈里斯（《信仰的终结：宗教、恐怖和理性的未来》（TheEndofFaith：Religion，Terror，andtheFutureofReason）（2004））、克里斯托弗·希钦斯（《上帝不伟大：宗教如何毒害了一切》（GodIsNotGreat：HowReligionPoisonsEverything）（2007））和美国哲学家和认知心理学家丹尼尔·丹尼特（《破除魔咒：作为一种自然现象的宗教》（BreakingtheSpell：ReligionasaNaturalPhenomenon）（2006））等四人被誉为21世纪新无神论思潮的“四骑士”（theFourHorsemen）。

【36】理查德·道金斯：《上帝的迷思》，陈蓉霞译，海南出版社，2010年，第1页。

【37】可参考拙文：韩琪：《西方新无神论思潮以及宗教研究中的价值中立取向》，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报告No.4》，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赵智奎、金民卿主编，习五一、黄艳红执行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38】段琦：《奋进的历程——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87－191页。本文此处转引自：孙尚扬、韩琪：《北大学生对基督宗教的态度：初步调查与分析》，《辅仁宗教研究》第19期（2009年秋），第55－57页。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研院助理研究员）

原文发表于：《马克思主义论坛》（第11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12月。

韩震：理论创新是党永葆先进性的根本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确实，一个政党乃至一个民族，要想一直走在前列，充当引领者，必须弄清政治规律与人类发展规律，不断产生引领文明前行的大思想、大理论。或者说，要保证中国共产党永葆活力生命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不竭的动力，必须不断产生新思想、新理论，以思想理论的创新，实现党的自我超越，进而推动民族立身人类文明制高点，产生强大的文化软实力或民族影响力。正是上述缘由，笔者在阅读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的著作《大思想——中国崛起的瓶颈与突破》之时，产生了更多的欣喜与更多的思考。

该著有两个鲜明特点，一个是探究的命题重大，“新政治观”、“核心价值观”、“精神建构”都属于原点性问题，尤其对于主导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来讲，更是如此。从作者成果产生时间节点来看，几个重大命题都富有很强的创新性特点。与此同时，由于理论结合现实，因而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应用性。另一个是引人思考党和国家在前进道路上的许多新挑战，这些挑战皆带有根本性和深层次性，需要有担当精神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去思考，寻找答案。或许由于有了后者，而更突出这部著作的价值。所谓打开书有收获，合上书延伸思考。

公方彬教授在该著作中重点阐发的是“新政治观”，并且对该命题的研究已经很深入，比如，在其另一本著作《大战略》中，已经揭示抽象的理论命题正在实践应用。

马克思主义理论要真正实现时代化、中国化，必须通过创新来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已经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没有穷尽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这就告诉我们，真正地继承马克思主义，必须勇于创新、善于创新。从实践角度来看，更是如此，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越来越“接近世界中心”，遇到的挑战会越多越尖锐，如何应对？必须在坚持自己传统的同时关照世界现实形态和发展趋势，这就涉及政治观，只有确立新政治观，才能有效应对新的政治生态下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

随着冷战结束，以及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世界政治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向世界倡导“命运共同体”、“跳出冷战思维零和博弈”，这就是新政治观在国际领域的一个具体体现，只有在国际领域确立这样的新政治观，才能使中国在参与世界规则制定过程中，占领道义优势，发挥更多作用。

《大思想》除了提出并深入研究阐发新政治观外，还把与之紧密关联的核心价值观与精神建构两大命题提出，并作了深入研究。这两个问题也是困扰人们思想的重大命题，当作者将三者联系起来作为一个系统工程进行研究之时，一个新的内在的逻辑得以生成，因此会更加强烈地关照现实。正如作者分析的那样，在中国，经济发展目标可期，因为中国有两大优势，一个是党和政府的掌控力和资源调节力，另一个是民众创造财富的动力和积累财富的能力，而精神世界和价值观方面存在的问题挑战不小，这些问题不解决，社会就可能出现撕裂，中华民族全方位提升就可能受影响。

每一个大国崛起，都伴随着理论和价值观的先行。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党和国家迫切需要新的思想理论成果涌现出来，以支持我们前行。这是一个需要新思想，也能够产生新思想的时代。时代给思想理论工作者提供了广阔空间，也提出了具体要求，《大思想》是参与到大潮中来的一项优秀成果。

贺新元：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最现实体现

真理是绝对性与相对性的辩证统一，都会在时代变化和实践推进中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的真理，与时俱进是其科学的理论品格。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理论品格，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成功实践中得以体现和证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与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当代中国鲜活的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最现实体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

马克思主义因其揭示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而成为全世界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世界观，以及解放和发展自己的行动指南，必然要在全世界传播和发展，所以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性的”，但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社会必须民族化、本土化，这是普遍真理的一种内在要求。任何科学理论都是相对的，理论的相对性给了理论创新发展的空间。马克思主义需要不断在“世界性”的传播中创新发展。这种创新发展必须同各国历史文化特点、具体实践相结合，方能形成和产生现实的科学指导力量。正如恩格斯反复强调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是行动的指南，是发展着的理论，它的实际运用和发展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也正如列宁一再强调的，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来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

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吸收借鉴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等众多人类理论成果的合理成分，以及总结以往社会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创立的。后来，列宁又成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科学地分析和判断出当时国际局势，结合俄国国情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俄国化，形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同理，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必须中国化，这是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理论的内在要求，是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体现。马克思主义具体运用到中国，肯定也是不同于英、法、德、俄等国，它必带有中华民族之特点。马克思、恩格斯多次指出，对他们理论中一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必须走向具体性的实践，必须同广大群众的实践相结合，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特征就在于它的实践性。马克思主义不是抽象的真理，不是公式化的教条，而是具体的真理，是行动的指南。离开具体性实践而抽象地套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最终将窒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与改革的持续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尽管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如李大钊、毛泽东等在接受与传播马克思主义时，在主观上对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有了一些初步的认识，比如李大钊提出马克思主义“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的问题，回答是要“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把马克思主义“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务求其适合者行之”。建党到遵义会议期间，这些初步认识在党内没有形成共识，结果给党的革命事业带来了巨大损失。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革命已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苏共以世界革命领导者自居，其间，年幼的中国共产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问题上，不是更多地教条地遵循马列主义的具体理论甚至是个别论断而没有去结合好中国实际，就是教条地无条件地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而无视中国实际，结果致使中国革命事业遭受严重挫折，一度几乎陷入绝境。

错误的认识和严重的挫折教育了党，使更多的共产党人逐渐认识到：仅有马克思主义还不行，还必须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可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正确认识越来越清晰。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论新阶段》政治报告中，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他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随着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这一正确认识在全党内形成共识，中国共产党开始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结合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孕育并创造出两大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两大理论成果指导下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并且开创出了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发展道路。

应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本身创新发展和生命力的需要，应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的客观需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民族化”和“地域化”了，体现出了中国特色，彰显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理论价值。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品格的突出体现。

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当代中国鲜活的马克思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在实践探索中出现许许多多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中找不到现成答案的新情况，这既给了我们党理论创新的巨大空间，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科学判断和把握世界发展大趋势，科学回答新实践带来的新问题和提出的新要求，顺应全党全国人民在新形势下寄予的新期待和新希望，在汲取苏东剧变惨痛教训的基础上科学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前30年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近40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诸多方面提出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包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和文化强国战略，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实施精准扶贫和打赢扶贫攻坚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把党建工作作为最大政绩，总体国家安全观，中国特色强军之路等等，已经形成了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

这一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又一理论结晶和典范，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一是，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开放包容、与时俱进的鲜明理论品格，在理论渊源、理论主题、思想基础、核心思想、思想精髓、政治理想、根本立场上，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一脉相承；二是，它根据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和新的时代课题，借鉴各国治国理政有益经验，科学回答了我国所面临的基本问题、重要问题和所要解决的历史任务，作出了独特的理论贡献，从许多方面和领域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彰显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需要与强大生命力，成为当代中国鲜活的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最现实体现。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

侯惠勤：“普世价值”的理论误区和制度陷阱

经过一段时间的批驳，许多人对“普世价值”的本质有所认识，但也存在一些模糊认识。这些模糊认识的背后，涉及若干重大政治原则和理论是非。为了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在重大政治原则和理论是非上保持清醒头脑，有必要进一步对“普世价值”进行剖析。

一、“普世价值”论争的本质

论争本质在于：不是有无共同人性、有无人类共同价值追求的抽象争论，而是关于资本主义制度是否具有普世性和永恒性、中国是否要搞“全盘西化”的重大政治原则问题。

必须明确，“普世价值”之争不是思想上、学术上关于人类有无共同人性、有无价值共识争论的继续，也不是历史上关于抽象人性论和人道主义问题争论的简单延续，而是西方意识形态针对特定对象展开的思想渗透，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意识形态斗争的突出表现。

“普世价值”思潮在中国发端于2008年，聚焦“宪改”，即国家根本制度的变革，宣称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抽离这些普世价值和基本政制架构的“现代化”，是剥夺人的权利、腐蚀人性、摧毁人的尊严的灾难过程。“普世价值”思潮矛头直指我国根本国家制度，企图以此扭转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不难看出，“普世价值”以西方民主制度为理论依托，以西方国家制度精神为核心价值观，是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我国的思想武器。“普世价值”力图渲染的价值是，现代化道路只有一条，现代国家的构架只有一种，核心价值观当然也只有一个，那就是已经定型的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核心价值。因此，走“普世价值”之路，就是走“全盘西化”之路，就是从制度上照搬西方。

“普世价值”一旦还原为政治价值，其“人类共同价值”之表与资本主义国家制度之实的矛盾马上就暴露无遗。如果说，停留在道德精神层面抽象地讨论自由、民主等普遍价值还有迷惑性的话，那么一旦进入政治实践领域，这种“普世性”就马上化为乌有。历史证明，政治实践领域不存在“普世价值”，没有一种国家制度是各国普遍适用的“普世模式”。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路，与维护资本统治、维护两极分化的资本主义道路，是两条不可调和的道路；坚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与搞政党轮替、三权分立、投票民主的虚假民主，是不容混淆的两种制度。经过长期探索，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已经成功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展示出广阔前景，历史成就不容否定。

还要看到，政治实践领域的价值导向是具体的、可直接观察和检验的。几百年来，资本主义国家尽管不断进行自我调整，但改变不了社会成员两极分化状况，改变不了金钱和利益集团操控政治的局面。这些都是无法用“普世价值”掩盖的事实，也宣告了把资本主义制度普世化的破产。

二、“普世价值”在人性问题上的思想错乱

这种错乱表现在：以抽象人性论为伪装，试图从人的天性中推论出资本主义制度的普世性和永恒性，但本质却是政治信条和政治思潮，其利用抽象人性论进行包装也产生了不可弥合的思想谬误和逻辑断裂。

西方意识形态试图用人的天性论证其制度的普世性，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种种思想混乱。其一，把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人性当作永恒不变的人性，从而否定人性不断趋向真善美的演进趋势。毫无疑问，人类发展在不断突破现存的社会形态和社会关系的同时，也在不断突破现存的人性“样态”。实际上，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性，体现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只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阶段性人性。所谓盛极一时的“经济人假设”、“政治人假设”，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人格化，绝非是“永恒人性”，更不是人的天性。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资本主义鼓吹的“这种‘自由的人性’和对它的‘承认’无非是对利己的市民个体的承认”。因此，依靠把这种利己的市民视为“最后之人”，将其所表现出的人性视为“永恒人性”去证明资本主义的不可超越，只能证明资本主义的极其虚弱及在道德资源及精神创新力方面的枯竭。

其二，把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人性视为同质化的单一人性，从而否定具体历史条件下人性的内在矛盾及其发展变化的必然性。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把自己虚构的单一人性作为制度设计的依据，如将“天赋人权”作为个人权利本位和国家“契约论”的依据，而“经济人假设”是其经济制度设计的依据，“无赖假设”是其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设计依据等。实际上，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人性具有多重性且相互冲突，而这种冲突是现存社会关系对抗性的表现。把抽象的人性视为人类历史的决定性力量是错误的，在人性和历史关系上的本末倒置，是包括“普世价值”在内的资产阶级历史观的根本错误。

其三，“普世价值”把具体的制度设计思想抽象化为人性一般，然后用抽象人性推论其制度的不可逾越，陷入了同义反复的逻辑谬误。资本主义社会用抽象的普遍观念作为思想统治形式，“抽象性”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抽象的个人”成为了这个社会的自然基础，也成为了“普世价值”的人性依据。“普世价值”把“抽象的个人”的政治诉求幻化为一般人性的诉求，再把这种诉求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制度精神。这样，资本主义制度就成为符合人的天性、不可逾越的制度设计。“普世价值”把资本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具体产物，即“抽象的个人”，抽象化为“人一般”和“人性一般”，然后再用这种“人性一般”论证资本主义及其制度为“制度一般”而具有不可逾越的普世性。这种同义反复，不仅是逻辑上的混乱，也是话语上的霸道。

三、“普世价值”在人类价值共识上的祸心

其祸心就是：把蛮横的“文化霸权”和落后的“冷战思维”冒充为当代人类的价值共识，为其进行“价值观渗透”提供道义伪装。

人类文明史，就是人类不断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历史，在这个历史进程中，人类价值共识得到不断积累、积淀和丰富，成为人类的精神财富。人类价值共识大体上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作为超越时代、民族和地域的纯粹理想和美好愿望。如关于人类“大同”的理想，这是各民族世世代代的一种追求，对于人类的道德进步和人性修养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二是特定时代的时代精神和特定民族的民族精神。这种价值共识是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精神纽带，是维系社会团结、推动历史前进的强大现实力量。

凝聚当代人类的价值共识和推行“普世价值”的区别在于：其一，凝聚当代人类的价值共识以承认多种价值观的差异和共存为前提，是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是社会变革、历史进步的必要条件，也是维系一个民族生命力和进行国际合作的基础，是求同存异、相互作用的过程。推行“普世价值”则以一种“君临天下”的文化霸权，维护既得利益的统治思想，是一种高高在上、唯我独尊的思想霸权和价值优越感，其实质是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弱小民族搞文化渗透和思想话语垄断。

其二，凝聚当代人类的价值共识从现实的共同利益出发，通过双向、多向的交流、交融和合作，以达到各方利益最大化以及国际利益格局日趋优化为目的，是社会利益和人类利益不断扩大的过程。推行“普世价值”则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霸权利益为根本，以维持和巩固欧美主导的世界利益格局为追求，损害他国主权和核心利益、危害世界和平，是当今世界不安宁的重要根源。

其三，凝聚当代人类的价值共识建立在对人类文明进步的坚定信念和不懈追求基础上，是一个在比较中发展、在斗争中前进的历史创造过程，体现了人类进步永无止境的趋势，推动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不断丰富和发展。推行“普世价值”则对当代人类文明进步弥漫着怀疑乃至绝望情绪，历史感、方向感丧失，没有面对现实的勇气，只试图在“虚幻的共同利益”之上，通过思想控制制造出一种“共识幻觉”。

推崇西方制度，力图形成“以西为美”、“以西为是”的“洋教条”。然而，判断一个社会制度是否符合本国国情，最有发言权的是这个国家的人民，以及这个国家的历史。作为体现历史必然性的普遍真理，具有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普遍性，它不以人们的一时主观认同状态为依据，而是以其科学性为依据。历史反复证明，新制度、新道路的开辟，总是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历史潮流的形成，也不取决于某种势力的一时强大，而取决于是否遵循客观真理和历史规律。

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和“普世价值”是两种对立的政治性话语，反映的是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及优秀文化传统是真正的命运共同体。我们观察和分析本国历史、现实及变化趋势，解释和阐发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及整体面貌，思考和应对重大实践和理论问题，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绝不能当“普世价值”的思想俘虏。“普世价值”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观，要害是把资本的社会特权视为自然权利，本质是“不平等”。“普世价值”的价值观，不仅制造社会等级和社会对立，而且制造民族歧视和民族隔阂，因而不可能成为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平等和创立新的国家精神的武器。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历史明白无误地证明了这点。我们要理直气壮地批判和抵制“普世价值”，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牢牢掌握我国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和话语权。

侯惠勤：纯客观的学术研究无法真正读懂马克思

西方“马克思学”（Marxologie／Marxology）是在当今中国仍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学术思潮。R.L.海尔布隆纳（1919－2005），是美国研究“马克思学”的著名代表。由于该思潮主张对马克思的思想与著作进行超越政治的重新研究和解读，其倡导的客观、纯学术、反权威态度迎合了当下一些人厌恶政治、崇尚学术和猎奇的心态，因而拥有一定的市场。正因为它是一种对待马克思及其著作的态度及方法，而不是有着严格思想界定的流派，因而不同的“马克思学”学者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评价上差异极大。海尔布隆纳是其中较为真诚、客观对待马克思（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力图把主观评价置于对马克思的思想成就的理解和发掘中。其著作《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以尽可能朴实、简洁的方式表达了他对于马克思思想的认知和态度。这本只算得上是小册子的书，对于快速进入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重大争论及可能展开的思想空间，却具有重要的启发和警示作用。但是，即便如此，海尔布隆纳最终还是通过“赞成与反对”的方式，将马克思主义机械地加以拆分（实际上是肢解），而没有真正读懂马克思。

一、准确解读马克思，需要尽可能贴近他的立场、观点、方法

海尔布隆纳所著的《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之所以较为成功，不是源自作者主观上的纯客观、纯学术立场，而是来自他在深入研究马克思著作的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接受和模仿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重要分析原则。

第一，坚持着眼于马克思及其学说在人类思想探索史的开创性上进行评价，不以具体观点的成立与否作为整体判断的依据。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评价历史人物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而是要将其置于具体历史条件下，看其较之前人开创了什么。海尔布隆纳秉持的正是这一原则，他不从“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切入，而是从“我们今天为什么仍然要求助于马克思”的提问开始，探讨马克思在今天仍然“无法回避”的原因。在他看来，马克思之所以绕不开，就是因为他所提出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你必须面对，“必须认同或反驳，扩展或抛弃，说明或辩解马克思遗留下来的思想”（〔美〕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马林梅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年，第1页。）。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发现了“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历史分析方法。海尔布隆纳认为马克思的伟大贡献，就在于发现了隐藏在历史表象下的深层次现实，发现了看似公平正义的资本主义社会所蕴含的自我否定的生存机理。在他看来，只要我们试图突破社会生活的表象而深入探讨其真实的存在，马克思就不可回避。

马克思首创的这一批判性研究方法，海尔布隆纳称之为“社会分析方法”，它超越了长期主宰社会学领域的实证主义视域，力图透过经验事实的现象寻找其本质存在。换言之，马克思的不可替代的思想成就，就在于他开辟了人类认识的新的思想领域，即透过现象发现本质的社会客观规律领域，如同柏拉图开辟了纯哲学、弗洛伊德开辟了潜意识领域一样。因此，尽管长期以来马克思某些具体观点被不断质疑和否定，却丝毫不能消除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影响力。难能可贵的是，海尔布隆纳提出的这一见解，当时正值“反本质主义”猖獗之时，确有振聋发聩之功效。

第二，着眼于从马克思学说的思想完整性上确立客观评价标准，反对主观任意解读马克思。20世纪60年代以来，对于马克思学说的多元化解释愈演愈烈，以致人们似乎只能放弃“存在着一种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的一致的学说”的努力。但是，海尔布隆纳坚信，“马克思主义思想一定存在可识别的同一性”（〔美〕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马林梅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年，第5页。）。尽管人们心中的马克思不尽相同，甚至一百个人就有一百个马克思，但这只是表象。实际上，不管人们主观上是否意识到，存在着马克思主义所有文献和研究成果都具有的共同前提，正是这些共同前提成为我们界定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客观依据。这些共同前提就是马克思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独特视角和方法。在海尔布隆纳看来，要实现马克思透过纷繁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去寻找其本质的追求，必须从下述前提出发：一是辩证法的世界眼界，即从变动发展中把握事物。“辩证法的这一精髓主要体现在这样一种观念中：考虑事物时，将事物最核心的本质视为动态的、相互冲突的，而不是惰性和静态的。”（〔美〕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马林梅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年，第6页。）二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即把生产性活动及其基础上的阶级斗争视为历史发展的动因。“显然，这种历史矛盾观与辩证法哲学的矛盾观有类似之处。”三是批判性考察资本主义，即把资本主义视为在历史中产生并变动的研究对象。“直到现在，这一见解仍被公认是对辩证历史观的运用。”四是坚持社会主义信念，即克服资本主义弊病而自觉开创的未来。“坚持社会主义信念仍然是将所有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统一起来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美〕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马林梅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年，第7页。）

这一归类标准不仅区分了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界限，也为理解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个简明的思路。“这一认识体系始于一种基本的哲学观，继而将这一哲学观应用于对历史的解释，然后研究了现存社会秩序中所显现的历史发展动力，在对未来发展方向的分析中臻于完善，从而延续了认识活动完整的逻辑分析轨迹。”（〔美〕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马林梅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年，第8页。）这种以唯物辩证法为世界观，以唯物史观为历史分析框架，以资本主义为现实对象，以超越资本主义为历史未来的大思路，确实较为全面地把握了马克思思想体系的要义，令今天一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人汗颜。

第三，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反对以某种政治实践的失误简单否定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力量在于，它成为现实历史革命性变革的主要推动力，许多社会主义都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开展政治实践，取得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按马克思主义理论建立起国家制度。但是，这都是马克思的后来者按自己对于马克思的理解进行的实践，其得失成败不仅直接拷问这些国家的制度和政治现实，而且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为以它的名义从事的行为承担何种责任”这一根本问题。

海尔布隆纳认为，“我们不仅要以批判和质疑的态度，而且要以肯定和认同的态度来探讨马克思主义的主题，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这一态度决定了他对于试图超越资本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做出较为客观的具体分析。他认为，理论和实践产生偏差的原因之一，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尽管这一理论“为我们生活的历史和社会难题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见解，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为我们的难题提供了全能的解释”（〔美〕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马林梅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年，第9页。）。把这一解释作为标准答案在实践中套用，难免出错，但责任并不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

第四，着眼于从知识性和革命性相统一方面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反对把马克思主义纯知识化。海尔布隆纳正确地看到，马克思主义不是单纯的知识体系，而是有着明确政治目标的革命思想；他还明确指出，“知识性内容可能很重要，但是马克思主义令人不安的存在、其导致的相互冲突的想象，根源并不在于此”。离开革命性思想去谈论马克思，可以很专业，可以很绅士地开展争论，更可以保持住在马克思面前的统一，但却达不到真正和马克思对话。“马克思主义是革命性变革的一大力量，可以振奋世界上受压迫的人，这些内生的马克思主义目标使接触它的所有人都两极分化了——要么赞成它，要么反对它。”（〔美〕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马林梅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年，第11页。）研究马克思主义不可能没有政治立场，不可能走非意识形态化的纯学术道路，这是海尔布隆纳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深刻之处，也是他给我们的重要警示。可惜的是，他没能将这一态度贯彻到底。当他试图超越赞成与反对的两极分化立场，将其内化为自身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立场时，他也就内在地割裂了马克思。

二、出色阐明马克思，需要尽可能发掘其思想精髓

要成功地推介马克思主义，不仅需要正确的立场和科学的方法，还需要真正理解马克思的理论成就，抓住其思想精髓。不为流行观念所左右，不被各种偏见所主宰，更不为个人的好恶所把持，紧紧把握住马克思的一贯思想，是海尔布隆纳能够在这方面出彩的原因。

第一，把唯物辩证法视为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并与形式逻辑和实证科学相区别，是海尔布隆纳思想极为卓越的地方。他作为出生和生活在实证主义、经验主义绝对盛行的美国的学者，能够努力排除这一思想环境对于辩证法的偏见，用一种类似启蒙的方式，努力展示马克思这一哲学世界观的深刻内涵和可贵之处，实属不易。

尽管海尔布隆纳对于唯物辩证法也有若干模糊之处，但他从存在的本质、对立统一、质变过程、自然辩证法同社会辩证法的联系和区别、辩证概念的形成及其运动等方面去解释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确实抓住了主要的问题。难能可贵的是，他坚持把“矛盾”作为唯物辩证法的核心思想加以解释，用它来表明事物“就其最本质的存在而言，它是由互不相容的力量暂时共存和不断解决形成的”（〔美〕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马林梅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年，第17页。）。他看出了人们否定矛盾的思想原因，就是用“静止的形式逻辑”观点看待矛盾，将其视为同时肯定或否定静态事物的存在，视为对同一静止事物两个相反命题的肯定或否定。“这很容易将辩证法的运用贬低为违反常识和意义的混乱，但是那不是矛盾作为一种联系的世界观具有的意义。”（〔美〕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马林梅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年，第22页。）海尔布隆纳明确指出矛盾不是形式逻辑意义上的“对立”，而是现实关系意义上的对立。例如“主人”逻辑意义上的对立是“非主人”，而社会关系上的对立才是“奴仆”，但正是这些现实联系构成了动态的世界历史，形成了事物的本质存在和意义。

海尔布隆纳指出人们否定辩证法的另一个原因就是用实证科学的标准去衡量辩证法，“这类社会科学家并不关注本质，确实，他们也不了解这个词”（〔美〕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马林梅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年，第29页。）。实证科学所说的规律，不过是统计学意义上的概率和趋势，而不是包含了必然性的本质意义上的规律。“相反，辩证的观察者试图通过深入考察社会带给我们的系统性扭曲，找到真正的本质（不只是规律性），如矛盾关系。”因此，他在该书极其有限的篇幅中还多处专门花费文字，纠正了以“反本质主义”而著称的卡尔·波普否定辩证法的一些观点，指明不仅不能用形式逻辑，也不能用实证科学的眼光去解释辩证法。对于唯物辩证法的这种肯定，不仅睿智，而且有胆识，确实值得浅薄地否定唯物辩证法的人们警醒。

第二，用历史唯物主义取代辩证唯物主义，就无法区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经济史观、生产史观的界限，这是海尔布隆纳对于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最为重要的警示。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伟大发现，但海尔布隆纳敏锐地发现，对于这一崭新历史观的理解，不能脱离辩证唯物主义这一哲学世界观。否则，用实证主义、经验主义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最终必然陷入经济史观和生产史观。

当马克思把人们的历史创造活动奠立在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这一基础之上时，确实产生了是否会把历史简化为经济决定论的问题。海尔布隆纳特别强调不要从实体性的单一概念上理解生产方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而要从关系、联系、系统和过程的方面去理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不是狭义的经济概念。”“马克思称之为生产力，指的是物质生产的方式，包括人口、技能、艺术、技术和人工制品等。另一个构成部分是生产关系，它在持续的生产活动中同样重要。它指的是指导生产力并分配产品的社会安排。”（〔美〕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马林梅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年，第42页。）既然生产力表现了人和自然的全面关系，那么显然，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就不能没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

从直观的唯物主义观点看，亚当·斯密关于历史四个“阶段”理论，即狩猎阶段、游牧阶段、定居农耕阶段和商业社会阶段，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运用，而实际上，这种划分只是对历史的一种表象的描述，根本说明不了历史的真实过程。要解决历史过程的物质生产活动这一基础和历史发展推动力量之间的内在联系，必须用辩证唯物主义。“这就是为什么尽管马克思本人从来没有用过‘辩证唯物主义’这样的说法，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研究仍被冠以此名的原因。”〖JP〗（〔美〕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马林梅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年，第45页。）〖JP2〗今天确实有人借口马克思没有使用过辩证唯物主义而对此加以否定，但实际上，通过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孤立地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就可以把唯物史观引导到实践史观，从而引向唯心史观，这才是时下一些人的真正用心。

第三，把阶级斗争和异化作为阶级社会矛盾对立统一的两种表现，共同构成推动历史发展的两大主题，体现了海尔布隆纳试图综合各种对立观点的研究特色。异化与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重大理论争论之一，大多数争论的参与者将两者对立起来，形成了阶级斗争和人道主义两个不同的理论立场。海尔布隆纳却独树一帜，力图将两者统一起来。需要指出的是，他并非随意将两者捏合在一起，而是依据了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去加以整合。

他认为两者的统一是用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观察历史的必然结论。“阶级斗争的思想与辩证观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它解释了所有生产方式中存在的一大矛盾。”“阶级斗争这种内在性质是辩证法赋予历史的主要理论见解，它能使我们看到，阶级斗争植根于生产方式的结构性特征中，而且，无论是隐藏的，还是公开的，辩证法关注的似乎是所有生产方式中这样或那样的阶级权益。”（〔美〕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马林梅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年，第46页。）异化也是历史发展辩证主题的一种表现，“这是另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与阶级斗争有关，但独立于阶级斗争，我们能够从马克思所称的‘异化’的人类特殊状态中发现它的身影”（〔美〕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马林梅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年，第47页。）。异化是一种社会心理和人性的畸变状态，它不仅没有随着人类物质进步而得到改善，反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得到了最完整的体现。因此，“异化主题和阶级斗争主题有许多明显的相似之处和交叉联系。两者都是辩证的过程，阶级斗争是由生产模式的运作所造成的矛盾，异化是由物质进步过程所造成的矛盾。但是，最引人瞩目的还是两者的一大相似点：它们都展现了卓越的推动力”（〔美〕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马林梅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年，第49页。）。

海尔布隆纳上述的解释在多大程度上符合马克思的本意，读者可以在阅读中自己做出判断。但可以肯定的是，把阶级斗争和异化作为历史的主题加以统一是可取的，把消灭阶级斗争和消除异化作为马克思主义令人向往的历史期待也是卓越的。这较之今天那些铺天盖地、连篇累牍的鼓吹只有资本主义制度才“符合人的天性”，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不可逾越的制度构架，是“历史的终结”的喧嚣，是多么明亮、持久、具有穿透力和不可抗拒的理性之光。当然，把异化归因于物质进步缺乏说服力，对于马克思而言，研究异化问题的前提是区分“对象化”和“异化”。对象化体现了生产力的水平，其进步和提高也意味着人的自主能力的提升，因而绝不是异化的根源；而异化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过程，个人在资本、货币和商品所编织的物化关系中，由于丧失自我而产生的社会心态和情绪，因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种特殊表现方式。脱离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去谈论异化可能不会有什么结果。

三、真正读懂马克思，需要走出“赞成与反对”的困境

海尔布隆纳解读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很明确，就是想要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两极分化中走出第三条道路，“我至少要向读者们提出这一建议：除了全盘接受和全盘否定之外，我们还可以对马克思主义持另一种态度”（〔美〕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马林梅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年，第11页。）。我们通过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他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这第三种态度，就是尽可能地理解和肯定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成果，同时保留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根本性的批判。这是在坚持所谓“纯客观”立场下可能达到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最大包容和理解，就此而言，他的这一态度是值得包容的。但是，毋庸讳言，海尔布隆纳的对马克思主义既赞成又反对的态度，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释马克思主义能够长盛不衰的原因，也把自己置身于一种思想困境，说到底是不成功的。显然，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都有一个根本性或非根本性的界限。如果是非根本性的问题，无论你反对或赞成，它都会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改变；如果是根本性问题，一旦被否定，马克思主义就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了。

赞成和反对的态度，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海尔布隆纳思想上的犹豫、困惑以致矛盾。比如，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都具有道义性和科学性相统一的特点，但缺乏辩证综合思维能力西方学者都将两者加以割裂，最好的也只承认其道义性，而否定其科学性。不彻底纠正实证主义的科学观，马克思主义就永远得不到科学性的认同。海尔布隆纳也力图摆脱实证主义科学观，但始终没有解决“本质”规律的科学判断问题，因而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概念剩余价值理论的判断上，还是摆脱不了实证主义的影响。他认为：“如在马克思时代一样，剩余价值的存在，现在仍是一个不可证明的命题。它是一个启发性而非操作性的概念。它的重要性在于，在生产和合理化剩余的过程中，它确认了阶级斗争和商品拜物教这两大基本要素。剩余由一个阶级生产出来，但被另一个阶级占有了。”（〔美〕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马林梅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年，第81页。）在这个前提下，无论怎么“赞成”马克思主义，也只能将其作为一种价值预设，这就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格格不入了。

非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惯性”和理解、认可马克思主义的善良愿望间的冲突，导致海尔布隆纳游走在两难的思想困境中。一方面，他承认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地方，就在于革命辩证法所揭示的社会生活本质和历史变革趋势，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崇尚剔除了所谓哲学想象的纯实证分析，因而得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体系矛盾，就是所谓的“社会分析”和历史“大预言”模式的对立这一错误判断。实际上，海尔布隆纳提出的这一对立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矛盾，而是他自己的学术立场本身的混乱。因此，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赞成”和“反对”常常是前后矛盾的：时而指责马克思缺乏纯经济的分析，把不合理的哲学推论引进经济学；而另一方面又常常指责马克思夸大了经济的决定作用，忽视了非经济因素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

例如，出于对于马克思主义革命的、批判的思想认同，他正确地看到：“只要资本主义存在，我认为我们就不能宣称他对这一制度内在性质的认定是错误的。”（〔美〕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马林梅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年，第65页。）但是，他所承认的为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到底是马克思所分析的生产力和资本主义占有方式的矛盾，以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还是在经济合理化过程中私有制活力被逐渐削弱并因而产生的社会不协调，是各种社会因素，尤其是政治因素发挥作用的结果，海尔布隆纳的回答又往往是含混的。

坦率地说，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确如海尔布隆纳认为的那样，既不全盘肯定、也不全盘否定，但这第三种态度并不是他所取那种笼统的“赞成与反对”，而是如中国共产党人那样，既不离经叛道，也不僵化教条，走继承与发展、坚持与创新相统一之路。这条路就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路，就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运用到不断变化的时代特征、具体国情和历史条件中。海尔布隆纳的失误可能就出在他对于理论和实践相一致有偏见，从而把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的思考停止在了理论层面。

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提出的质疑来自他理解上的片面性。他认为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有两种情况：一是理论作为行动的“指导思想”，其前提是假定理论能正确地预见历史规律，这样掌握了理论的人就能具有左右实践的权力。二是理论作为行动的“辩解手段”，其前提是理论承认它无法推断出正确的战略，这样行动就靠自身去证明其是否合理。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是第一种“统一”。虽然可以肯定，“不只是马克思主义领导人以一些指导思想的名义强加他们的意志，或者通过改写他们的原则来证明自己决策的合理性。但是，只有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从哲学上致力于理论和实践相‘统一’才能将这一问题升华为道德和智力层面上都非常重要的问题。”（〔美〕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马林梅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年，第63页。）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相一致的这种理解的片面性显而易见。历史证明，在实践中运用、检验和发展创新理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是理论和实践相一致的成功之道，而任何主观主义的统一都是此路不通。

海尔布隆纳的误判主要依据了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苏东）所经历的失误。尽管他也从历史传统、国际环境和实践经验等方面对社会主义的实践尽量给予理解甚至是辩解，但他从根本上还是不相信非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能够走出一条超越资本主义的道路来。因而它们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必然是扭曲的，它们认同的理论和实践相一致也必然是扭曲的。海尔布隆纳认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念起源于西欧的文化传统，“按其传统属于贵族的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的遗产”；只是随着俄国共产主义转变为专制政治的官方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才真正被曲解了，脱离了它的西欧起源。而列宁的社会主义构想则是一种“凡勃伦的技术官僚社会的形象，那里的生产是由工程师管理的，再没有‘价格体系’的累赘；整个社会被想象为（用列宁的话说）一个机关和一个工厂，在由武装工人保卫的行政国家指挥下进行工作”（〔美〕R.L.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和反对》，易克信、杜章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1982年，第106页。）。这一构想的现实依据则是“从德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战时经济，特别是由国家管理生产与产品分配的体系中得到深刻的印象”（〔捷〕奥塔·锡克：《共产主义政权体系》，蔡慧梅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页。）。因此，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必然侵犯个人自由，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则会成为其公开的口号。但是，人们不禁会问，把人的自由视为“西欧贵族的传统”，这是真实的马克思思想吗？

这样，他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必然是肤浅的，即便为它辩护也是苍白的。他根本无法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现实社会主义实践之间的以下几个重大界限。

（1）理论的发展和理论的叛离。马克思学说根本区别于其他学说的标志之一，是接受实践的检验，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因此，马克思对于未来社会主义蓝图极少具体描绘，而把它留给历史去解决。既然如此，当资本主义不发达地区革命危机到来时，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不可以根据人民和民族解放的需要，适时发动革命，由此开创历史并推进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应用范围呢？难道墨守成规、甘愿本国长期充当发达资本主义的附庸，延续人民的苦难，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吗？那些用马克思学说的某些观点来去束缚后人手脚的做法，肯定是和马克思的一贯思想格格不入的。把列宁发展马克思学说的革命实践说成是对马克思思想的叛离者，很难说他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宗旨。

（2）前进中的失误和倒退中的祸害。马克思主义判断进步和倒退的根本标志是生产力的发展。一切变革、一切政党的政策和措施，如果归根到底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那么其中的失误就只能是前进中的失误。既然海尔布隆纳也承认社会主义“国家也为其国民带来了巨大的物质和文化改善”，那么就不能够仅凭其民主法治方面的一些问题或曲折而根本否定这一制度，更不能因此而武断地认为该制度已经没有自我改革、自我完善的可能。

（3）可以或正在克服的弊端和不治之症。马克思主义判断一种弊端可否由制度自身加以克服的根本标准，取决于生产关系性质基础上的国家性质。资本主义私有制之所以不能为社会化大生产提供广阔的发展余地，之所以不具有无限的自我调整能力，就在于剥削阶级的特殊利益设置了其不可逾越的“禁区”。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较之资本主义制度更为优越，就在于它没有这样的禁区。社会主义是否会出现一个既得利益集团或“新权贵阶级”？应该说，这种坏的可能性虽然是存在的，但也是社会主义国家要极力防止的。然而，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社会主义也就变了质，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制度了。其实，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出现“新权贵阶级”，既非逻辑的必然，又远非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把特权和腐败说成是社会主义的不治之症，的确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偏见和想象。不能超越这种偏见，就不能真正读懂马克思。

正是割裂了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社会主义实践的内在联系，海尔布隆纳也就不可避免地落入了他曾极力规避的陷阱，即割裂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和知识性，用非意识形态化的方式为马克思主义“把脉”。西方“马克思学”学者在谈论马克思学说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蜕变”，即由革命的批判武器变成了维护某种特殊制度的辩护理论时，都主张马克思主义的非意识形态化。海尔布隆纳也不能“免俗”，他提出，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有多强，“答案取决于马克思主义最终应是意识形态还是批判哲学。作为意识形态，它的有用性将随着它的目标的到达而耗尽。它也许可能被确定为新制度的官方信条，用辩证的词汇宣布人类已经从资本主义时代下解放出来，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进入了社会主义时代。在那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的继续存在只能成为人类发展的新枷锁，即宣布进入社会主义是完成人的历史任务的枷锁”（〔美〕R.L.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和反对》，易克信、杜章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所，1982年，第118页。）。

值得注意的是，他认为这种成为人类发展新枷锁的可能性不仅是由于现实中某些人的需要，而且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潜藏着这种可能。“因为马克思主义在赋予人的存在以意义和目的方面跟一般教会有如此多的相似之处，完全可能，它的哲学将像各种一般教会的哲学一样，仅仅以意识形态和神学告终。”（〔美〕R.L.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和反对》，易克信、杜章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所，1982年，第118－119页。）相反，他认为，如果作为一种批判哲学，马克思主义“对现实的辩证观点以别的哲学所缺少的矛盾性扩大我们的视野，应该有助于我们对世界的认识”（〔美〕R.L.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和反对》，易克信、杜章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所，1982年，第119页。）。不难看出，这种思想上的清理，就是要切割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意识、国家制度以及社会实践的内在联系，使之成为自由知识分子个人的自由思想。在海尔布隆纳看来，他这是在拯救马克思，而我们则在感叹其实他不懂马克思的心的同时，也极其惋惜这位主观上力图客观公正地评价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最终还是失足于此。

四、马克思主义的永恒价值：阶级性和人类性的历史统一

尽管把马克思主义非意识形态化的主张在今天的一些学术圈有市场，尽管一些人并没有海尔布隆纳的那种真诚和良知，却凭借着“纯学术”来彰显个人的清高。我们还是要说，马克思不是自由知识分子，而是世界无产阶级的导师；马克思的思想自由不是个人的自由批判，而是为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提供理论武装。非意识形态化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癌细胞”，在无情地蚕食着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的常青树，我们决不能听任它猖狂肆虐，而必须认真彻底地加以根除。

在今天，超阶级、全人类是个噱头，“纯学术”也是时尚，正因为如此，人类性高于阶级性一类观点就很流行。用在马克思主义的身上，那就是区分其阶级性内容和人类性思想，指认其阶级性内容是短暂的、会过时的，而其人类性内容则是永恒的。但是，无论这样做的主观动机如何，可能其中还有一些为马克思辩护的想法，然而其客观结果却只能使得人们越来越热衷于从非意识形态化的方面关注马克思主义，从而偏离了正确的理论方向。

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在存在阶级划分的世界，没有抽象的人类性，而现实的人类性就是先进阶级的阶级性；工人阶级以前的先进阶级都是剥削阶级，其先进性的暂时性决定了与人类性的现实统一也是暂时的；工人阶级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是“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没有本阶级的私利，是阶级社会解体的标志，也是人类社会从阶级社会进入无阶级社会的领导力量。因此，工人阶级的阶级性就是当今世界现实的人类性，工人阶级的阶级要求就是当代人类文明的根本出路，立足于“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的马克思主义新唯物主义，本质上就是工人阶级世界观。离开工人阶级的阶级性谈论人类性，对于有的人而言是幻想，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则是有意的欺骗。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阶级社会是由统治阶级主导的一种利益对抗格局，在工人阶级成为统治阶级之前，所有的统治阶级都是要极力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它们并没有消灭阶级、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只有现代无产阶级才具有“消灭阶级”的阶级意识，且这一阶级意识并不是出于经验的工人群体的自发愿望，而是工人阶级的客观历史地位的要求。因为“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页。）。这就是说，无阶级社会不是自发到来的，阶级斗争不是自行熄灭的，而是工人阶级自觉争取自身解放的结果。

还要指出，在马克思看来，不仅消灭阶级是工人阶级的阶级要求，而且“个性的自由全面发展”也是工人阶级的阶级要求。从人的解放角度看，其他阶级的解放要求都是人的部分解放，而只有工人阶级的解放才是人的整体性解放，才是个性的自由全面发展。因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现代无产阶级的生存只能靠出卖劳动力，他们已经沦落为物化的商品。“它表明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己本身。社会解体的这个结果，就是无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页。）因此，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并不是资本主义条件下利己市民的要求，而是工人阶级的阶级要求，是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共产主义要求。

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表现为共产主义运动，因此，马克思主义和以马克思主义武装的工人阶级政党都以共产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或其他什么主义来命名。“在1847年，社会主义意味着资产阶级的运动，共产主义则意味着工人的运动。当时，社会主义，至少在大陆上，是上流社会的，而共产主义却恰恰相反。既然我们当时已经十分坚决地认定‘工人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一刻也不怀疑究竟应该在这两个名称中间选定哪一个名称。而且后来我们也根本没有想到要把这个名称抛弃。”（《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页。）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彻底性就在于，它从来不用一些抽象、空洞的词句模糊或掩盖自己的立场，而是抓住事物的根本揭示真相。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就在于用抽象的“人类性”掩盖其阶级私利，而马克思主义则从工人阶级的解放要求上，找到了实现人类根本利益的道路。看似都讲人类性、普遍性，但马克思主义是从阶级性上升到人类性，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则是否认阶级的存在而空谈人类性，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和“普世价值”的根本区别。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2】〔美〕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马林梅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年。

【3】〔英〕卡尔·波普：《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杜汝楫、邱仁宗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

（作者简介：侯惠勤，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编辑：张建刚）

侯惠勤：读好马列经典是博士生的基本功

多年培养研究生的经验表明，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博士生来讲，根本问题是理论方向和学风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考察，就是看其能否静下心来研读马列原著、真正走进经典之中，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回应现实发展中的重大理论挑战。这不仅是决定该学生在今后理论研究道路上能够走多远的根本因素，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办学方向。正因为如此，读经典著作就不仅是个如何读书的问题，还是一个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问题；不仅是个读书做学问的问题，还是一个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砥砺和升华的挑战。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的导师来说，抓学生研读经典，就抓住了培养学生的关键一环，值得下大力气去研究和引导。

一、读经典要抓理论方向，方向错了开卷无益

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特点就是揭示了客观世界尤其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从而开辟了人类认识的新的思想领域，即透过现象发现本质的客观规律领域，如同柏拉图开辟了纯哲学、弗洛伊德开辟了潜意识领域一样。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就要引导学生研究规律、明察方向，树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一般来说，妨碍学生真正去读经典、读懂经典的是各种不健康的心态，包括走“捷径”的功利心态、炫耀卖弄的猎奇心态和孤芳自赏的自满心态等。这些不健康的心态一经错误社会思潮的诱导，就会形成不良学风，成为走进经典著作的拦路虎。近些年来，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大危害，不是公然否定、摒弃马克思主义并将其边缘化，而是打着“还原马克思”的旗号，将作为革命家的马克思和作为学者、思想家的马克思割裂开，将作为工人阶级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和作为人类思想宝库的马克思主义加以撇清，把马克思“还原”为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自由知识分子。这几种心态在近些年又汇集成“西化”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倾向，因为对于西方学术的崇拜和生吞活剥能够满足上述不健康的心态。如果通过经典著作的研究越来越脱离社会、脱离实际和人民大众的生活，变成狭小学术圈子的“诸神狂欢”或自娱自乐，成为精致的个人主义的摇篮，那马克思就真正成了“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

受这种不良研究倾向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一些研究生被误导追求抽象的思辨之乐，陶醉于空洞的语言狂欢，满足于置身现实斗争之外的超然自得，进而遮蔽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偏离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正确道路。可以说，尽管这些学生也读了一些马列的书，但肯定没有真正读进去。必须看到，尽管把马克思主义非意识形态化的主张在今天的一些学术圈有市场，但鼓吹这一主张的一些头面人并没有那种“为学术而学术”的真诚和纯粹，而是凭借着“纯学术”来猎取功名，因而底气不足。我们还要说，马克思不是自由知识分子，而是世界无产阶级的导师；马克思的思想自由不是个人的自由批判，而是为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提供理论武装。非意识形态化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癌细胞”，在无情地蚕食着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的常青树，我们决不能听任它猖狂肆虐，而必须认真彻底地加以根除。

离开革命性思想去谈论马克思，看似可以很专业、很绅士地开展讨论，更可以借此炫耀自己的儒雅和博学，但却达不到真正和马克思的对话。“马克思主义是革命性变革的一大力量，可以振奋世界上受压迫的人，这些内生的马克思主义目标使接触它的所有人都两极分化了——要么赞成它，要么反对它。”【1】（P11）研究马克思主义不可能没有政治立场，不可能走非意识形态化的纯学术道路，这是非马克思主义者的海尔布隆纳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深刻之处，也是他给我们的重要警示。

更为重要的是，对经典著作的解读是否科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把握是否全面准确，绝不仅仅是个人的事，而是关系到当下的举旗走路。当前，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出现思辨化、自我化和经院化的倾向，其结果是对经典著作的解读高高在上，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解释不着边际，在把马克思主义推向纯粹学院式神秘殿堂的同时，使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望而生畏、甚至厌恶反感。经典著作是经典作家探索现实社会及其客观关系的主观思考，是主观反映客观的结果。经典著作的思想内涵、价值取向、社会影响和历史地位等，虽然可以有多种解读，但并不是说任何有根据的解读都是等价的，并不是说没有一个客观的评价尺度，不能人为地把经典理论引向神秘化。“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2】（P135－136）是否正确反映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能否满足历史发展和社会实践的需要，能否以自身的彻底性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并掌握群众，正确指导群众的生产生活实践，是检验人们对经典著作理解是否科学的根本标准。因此，自觉地服务于现实，是读马列经典的内在要求，在这方面没有任何闭门读书的“清高”可炫耀。

二、读经典要抓刻苦攻读，投机取巧必走弯路

我的体会是，需要从一开始就应当让博士生们清楚地认识到，读马列经典不可能一读就懂，必须经历艰苦的过程，否则，必定取不到真经。我经常告诫他们，一些不愿付出艰苦努力的人容易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即越读不懂就越没兴趣，而越没兴趣就越读不进去。这种不深入研读经典的后果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还美其名为“真理总是简单的”；另一是把马克思主义另类化，往往冠之以“创新”“求变”的名号。其结果都是自欺欺人。

读好经典著作为什么难？首先难在探索和追求真理。读马列经典，虽然不如马克思那样具有理论开创性，但也是一个探索、领悟并获得真知的过程。这里不仅有艰难的认知，还有意志的砥砺和精神的升华。说真理是简单的，是指获得后的表述而决不能成为投机取巧的借口。所以，下苦功，出大力，拼死劲是读好经典的前提，舍此则无从谈起。所以对于博士生们读经典著作，首先要有数量上的要求，要有时间投入上的保证，做出死规定，切忌泛泛倡导。其次难在读原著。读原著也有一个选择性。从根本上说，并非马、恩、列的所有著作都是经典，即便是经典，也有轻重缓急之分。科学解读经典著作，必须根据基本问题选择最好的原著译本，尽可能详尽地占有第一手材料，通过长期艰辛的研究，全面深入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轨迹和基本理论。列宁在研究马克思的国家学说时就特别强调：“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歪曲空前流行的时候，我们的任务首先就是要恢复真正的马克思的国家学说。为此，必须大段大段地引证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著作。……没有这样的引证是绝对不行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所有谈到国家问题的地方，至少一切有决定意义的地方，一定要尽可能完整地加以引证，使读者能够独立地了解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全部观点以及这些观点的发展”。【3】（P112－113）应该指出，近年来流行的对于经典著作进行历史考据有一定意义，但不能本末倒置。无限夸大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之前的“青年马克思”时期的作品，企图从这里面发现微言大义即真正的马克思，这就是根本性的迷误。读经典著作难，就在于不仅要读懂单篇著作的思想，而且要把它们放到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发展历史中去把握，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理解，与在社会实践中广泛运用、长期检验、不断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联系起来解读，从而真正读懂马克思。

从根本上说，列宁所指出的青年马克思思想演进的“两个转变”，即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仍然是我们把握青年马克思思想脉络的基本逻辑。否认青年马克思的思想转变和发展趋势，就是根本性的误读。换言之，我们要通过认真的研读，真正从理论上弄清楚为什么《共产党宣言》高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什么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高于青年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必须让学生们了解，考据学只能解决文本的真实性问题，而不能解决历史的真实性问题。对于文本重要性的界定，不是考据的结果，而是社会实践的历史积淀，是其客观的历史地位。

因此，要读懂马列经典著作，必须要认识到文本固然非常重要，但也只是马克思主义的“副本”。要真正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必须通过对“副本”的学习研究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以此为指导实现对“正本”即社会历史及其客观规律的探索。要充分认识到经典著作即文本是“正本”的形式，通过形式可以把握内容。但正因为文本是形式，所以也就存在遮蔽内容的可能性。以某种原则或价值而不以社会现实为出发点的文本研究，很容易陷入纯粹的思辨演绎，成为抽象的语言游戏。必须把经典著作视为通往“正本”的桥梁，借助文本可以达到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解，同时桥梁又不是“彼岸”，不能徘徊漫步在桥上。所以，文本研究既要深入文本，实现对经典著作的科学解读，又要能够从文本中走得出来，达到对“正本”的科学认识，决不能止步于单纯的文本解读。正因为如此，读马列经典著作的艰苦，不仅在于知识和文字功夫上，而且还在思想方法和情感认同上，是世界观的砥砺。

三、读经典要抓真理认知，离开科学性必然价值混乱

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是多方面的，但基本价值是科学性。唯物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一特征，因而奠定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世界观基础。科学性的根基是唯物主义，只有确立世界的客观物质性，科学的认识才是可能的，客观真理才得以确立。奠立世界客观物质性的困难在社会历史领域，因为这是一个由人们的利益、意志、情感等主观性支配、被唯心主义长期垄断的世界，因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第一大发现，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真理性认识第一次支配了社会历史领域。读经典著作，必须紧紧抓住经典作家是如何在唯物论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复杂的研究对象的真理性认识的。

从读经典的角度看，研究马克思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对研究者来说，实际上就是从一种主观的阅读理解，转向以科学真理为对象的学习研究。所以，坚持辩证唯物论，反对各种唯心论，可以说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也是研读经典著作的基础。坚持划清阅读中的唯物论和唯心论的界限，就不能如西方解释学那样，用语言去消解存在和意识的界限，并通过“理解”去消解客观性和主观性的界限。不能把任何解读都看作是一种“理解”，把马克思主义文本所蕴含的真理或意义视为在理解者和文本之间所构建的一种理论图景。而理解者的状况（知识结构、价值偏好、关注重点等）及其解读方式（采用的话语体系、阅读方式等）的使用则决定了这一图景的样式。这意味着面对同样的文本，其解读的结果可能是根本异质的；以不同的阅读方式面对马克思的文本，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理论图景。这样，正所谓“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样，有多少马克思的理解者，就有多少个“马克思”。用“怎么都可以”的马克思学说，用“千面观音”式的马克思思想，消解作为科学思想体系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对其基本思想的最大背离。在这一前提下，谈不上“回到马克思”，更谈不上“走进马克思”。不能把解读马克思的“所获”等同于其“所是”，马克思学说不会因为随心所欲地装扮而改变本真面目，马克思的基本精神和方法论是一贯的。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解释学把主观性引入马克思文本研究，可能彰显了解释的多样性、能动性，但它没有也不可能解决解释的客观性问题，有的甚至据此“毫无忠实于原著之心，唯有‘六经注我’之意，完全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想象自由驰骋”，而一旦落入真假不辨、是非不分的境地，它又恰恰成了窒息文本生命力的绞索。西方学界反复出现的所谓“马克思反对马克思”“恩格斯反对马克思”“列宁反对马克思”等，对于阅读马列经典著作来说，其所制造的思想混乱远多于其启发性，不值得效法。

在我看来，对马克思著作要进行科学的解读，主要应处理好四大关系。首先，文本和历史的关系。毫无疑问，文本解释要注重文化背景尤其是特定的语境，但不能以此取代历史和时代环境。它不仅包括意指文化环境和语言环境的语境，更重要的是包括由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历史趋势、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社会利益格局以及由社会交往所决定的生存方式等在内的大环境。“在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论观点，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4】（P8）从历史大环境回到语言小环境，这不是文本解读的真实进展，而实际上是一种倒退。

其次，矛盾与范畴的关系。在马克思文本研究中要注意处理文本范畴和其揭示的历史现实的矛盾。范畴是对客观世界普遍关系的反映，唯物辩证法的范畴是对客观事物之间最普遍矛盾关系的概括和反映。它的内容是现实的，外在形式是主观的。现实矛盾是思想的源泉，文本范畴是对于矛盾的观念把握，其鲜活的本性来自现实的矛盾性。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解读经典著作的前提是贯彻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不能视范畴为可以独立自在、完全自我运动、自我生成的主体，不能以文本范畴取代现实矛盾。否则，我们将不仅只能生活在观念的幻觉中，而且会窒息文本范畴的生命活力。

再次，主题和话语的关系。主题是特定时代和具体历史阶段提出的主要任务、展现的主要矛盾和面临的主要挑战，因而其决定了天下大势、人心向背。主题是任何国家、民族、政党和个人都无法逃避、必须正视的问题。对时代主题回应与否和回应的程度决定了一个国家、政党和个人在历史上的地位，也决定了其所拥有的话语权。主题本身决定着话语权，能否把握时代主题也决定话语权掌控与否的问题。离开特定的时代主题去谈论话语权，就会把话语权神秘化、抽象化，使其成为一个无法说清楚，无法把握掌控的玄学问题。主题决定话语权，一方面表明话语权的实质是根源于物质生产控制的思想统治权问题；另一方面也表明话语权不是凝固不变的，相反，它将随着利益格局和社会力量的变化而改变。

最后，词句和精神实质的关系。精神实质体现了基本原理、基本思想和基本观点，因而是连贯、完整且深刻的，而词句的“能指”和“所指”虽然从一定的侧面都表达精神实质，但不能与之直接等同。任何精神实质都要通过词句来表达，只有透过词句才能抓住精神实质。然而如果只停留在词句，甚至否认超越词句的精神实质的存在，那就必然会肢解马克思，当然不会产生真正有价值的成果。词句是精神实质的载体和表达，但并非直接的表达，词句可以表达不同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观点，可以释放互不相干的或相互干扰的信息。停留在词句上，必然发生误读、误判、误导。因此，基本功就在于透过词句把握精神实质。

四、读经典要抓实际成效，理论联系实际是首要标准

读马列经典和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一样，要注重实际成效，其努力方向有三。一是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新的阐发。二是结合新的历史实践进行新的理论概括，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知识体系和规律性的认识。三是结合历史和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提出新问题，努力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解决问题。概括起来，就是要理论联系实际。

走进经典著作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目的是指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当然要贯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但是首先要对这一重大原则有正确的认识，才能更好地落实在读书的成效上。必须明确的是，理论与实践既然作为矛盾关系，就必然既相互依赖、相互转化，又相互对立、相互排斥。之所以要提出这个前提性认识，是因为现在存在着两种普遍的认识偏向。一是只认为理论依赖于实践，而不承认实践对于理论的依赖性；另一是认为理论和实践只有一致性而没有相互对立和排斥。这两种偏向支撑了当下轻视理论、崇尚盲目实践（即经验论和自发性）的倾向。因此，倡导“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并不是单纯要求理论迎合现实，而是真正发挥理论的作用为现实服务。没有这样一个前提，就谈不上两者的结合问题。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强调实践的基础性地位时，从来不否认实践对于理论的依赖。列宁明确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5】（P311－312）邓小平在谈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巨大作用时也留下了掷地有声的名言：“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6】（P149）历史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尽管理论依赖于实践和实践依赖于理论不能等量齐观，但这种双方作为矛盾关系在具体实践中的相互依赖则是毫无疑问的。

进一步说，人们之所以容易忽视实践对于科学理论的依赖性，在于没有真正弄懂科学理论所具有的独特作用。人们往往片面地去理解列宁的“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的论断，把实践视为无所不能、自满自足的力量，当然也就谈不上重视实践对于科学理论的依赖性了。但是，列宁这里讲的实践的普遍性品格只是一种客观可能性，其成为现实恰恰离不开科学理论的作用。因此，有必要谈谈科学理论所独具的一些品格。具体来讲，科学理论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概括起来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是科学理论所具有的前瞻性、预见性，使它能够成为凝聚人心、团结队伍的力量源泉，成为自觉的实践活动不可或缺的思想指导。二是科学理论所具有的全面性、普遍性，使之能够成为对感性经验进行鉴别取舍、提炼加工的思想工具，成为把局部实践上升为规律性认识并转化为普遍性实践的唯一方式。正因为如此，理论就不仅能够反映实践的需求，而且能够通过创新实践去满足这种需求。可见，自发的实践可以不依赖于理论，而自觉的实践则必然依赖于理论；重复性实践可以不依赖于理论，而创新性实践则断然离不开理论的指导。所有的理论都无例外地依赖于实践，而并非所有的实践都依赖于科学理论，从这一点来看，理论和实践的相互依赖是不对等的；但在理论和实践共存的范围内，两者的相互依赖同样是毋庸置疑的。

与此相应，那种认为理论和实践只有一致性而没有冲突性的认识偏向，其结果不是促使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而是以僵死的“同一”取代了矛盾的统一，即以单方面的依从代替了相互作用。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个难题不仅存在于实践中，而且从理论上看也不易解决。一是理论和实践在现实依托上的差异。实践立足于直接现实性，历史的过去是其活动所无法改变的前提，其对于过去的作用只能通过创造未来去体现，因而它毫无疑义地垂青于未来；而相对于实践来说，历史的过去却由于是一种较为确定的存在而获得了理论的钟情，因为任何科学理论的对象必定以其自身的确定性为前提，因而理论即便面对未来，其依据也在于对过去的科学把握。二是理论和实践在价值取向上的差异。理论作为具有一定逻辑体系的存在，是以对历史必然性的把握为基本内容，因而偏爱真理性的科学原则。而实践作为一种具有直接现实性的感性活动，“真”似乎已不是问题，关键在辨别“善恶”。这就需要一种理想的价值坐标，以判别人们的行为，扬善惩恶，因而无疑地偏爱“至善”原则。这样，在历史实践和理论分析中，人们都难以回避历史尺度和道德尺度的经常性冲突。三是理论和实践在主体依托上的差异。粗看起来，两者的统一实行起来并不困难，因为一种思想提供的是人们对过去的思考理解，以便指导新的社会实践，而新的社会实践则体现了这种思想的外在转化，从而能够使这种思想贯彻到人们对未来的创造性实践之中。但是，思想和行动、过去和未来的这种统一要有一个前提，即统一的历史主体的存在。如果没有这个前提，致使思想和行动分属于两部分人，就不免形成难以协调的矛盾：或者是掌握思想理论的少数领导者操纵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或者是思想理论成为盲目实践的附庸和辩护工具。我们在今天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主体性的统一，就是要解决这一难题。因此，不能抽象地提“信仰人民”还是“信仰党”，更不能制造两者的对立。他们在理论上的一致性要通过具体的历史实践而成为现实。

实践和理论矛盾关系的难题告诉我们在运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读经典著作时，既需要我们持续走进经典著作，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充分认识科学理论对于社会实践的指导和引领作用，又需要我们深入把握客观世界的历史规律，把握不断变化的社会实践的内在矛盾与需要，把科学理论真正贯彻到实践之中，实现可持续的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双向互动、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美】罗伯特·L.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M】.马林梅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5】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6】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侯惠勤：进入新时代的中国改革开放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40年的光辉历程。40年的改革开放托举起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不仅是国家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而且表现为改革开放本身发生的历史性飞跃。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应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和认识。

一、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

伟大的抉择总是出现在决定命运的历史关口。40年前，结束了“十年内乱”的中国面临着“向何处去”的艰难选择，难就难在如何把坚持社会主义同解决实践的重大挑战及时代命题统一起来。我们党依据对当代中国的社会性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时代主题等的正确判断，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做出了改革开放的关键抉择。

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开拓的关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它的成功开拓和不断发展，谱写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壮丽画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前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力地证明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推动创新发展的不竭动力，而改革开放也深刻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平合作、开放融通、改革创新的本质特征和强大活力。我们今天已经充分感受到，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现在进行回顾，仍然感到如同邓小平所说，我们的改革有很大的风险，但很有希望成功。（《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8页）这个风险值得去冒。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社会主义经济会不会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被吞掉，中国共产党会不会在开放大门打开后被腐蚀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价值观会不会被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根本颠覆？这些担心一直伴随着我们，但我们战胜了这些疑虑，取得了改革开放的辉煌成果。今天更值得去思考的是，我们为什么能够最终战胜这些风险，成功地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改革开放之所以是正确的抉择，就因为改革开放是中国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的探索。除此之外，还有两条路，一是在强大的内外压力下被动开放，其结果必定是亡党亡国的全盘西化；另一条路是固守现状，结果必然是被时代潮流抛弃，最终如毛泽东所说，被“开除球籍”。我们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主要是因为做到了以下三点：一是始终跟踪世界潮流，回应时代主题，追寻历史节拍，有着坚定正确的大方向；二是坚守“四项基本原则”的底线，尤其是坚定不移地坚持党领导改革开放；三是实行了正确的战略策略，包括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突破口的渐进式改革，把“三个有利于”（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检验改革成败的判断标准，建立大胆试、大胆闯和及时总结评价的试验方式及纠错机制等。

改革开放是新时期中国解放思想的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没有任何现成的模式可以照搬，只有依靠解放思想走自己的路。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人解放思想的经典之作，它一方面体现了破除一切思想禁锢、敢想敢闯敢干的开拓前进精神，另一方面体现了尊重客观规律、遵循先进理论指导的科学态度。体现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解放思想，不是思想上的自由放任，更不是思想上的虚无主义。它遵循“四项基本原则”，立足时代潮流和中国国情，以人民的利益和追求为中心，有领导地平稳有序地探索前进。因此，改革开放倡导的解放思想，既破除墨守成规、唯上唯书的教条主义，也破除改旗易帜的机会主义；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持改革开放、解放思想，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斗争的聚焦点。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都会在解放思想上做文章。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指出：“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解放思想决不能够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不能损害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全党对这个问题要有一个统一的认识。”（《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9页）这里说得很清楚，改革开放的解放思想和我们党一贯强调的反对主观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并无二致。但是，改革开放使我们置于一个以前完全不熟悉的全新环境，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之间面临新问题在所难免。或者怀疑改革开放，要走僵化保守的回头路；或者怀疑马克思主义，想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我们党在改革开放中避免了这两个极端，始终把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统一起来，通过真正的理论创新推动改革开放，生动诠释了新时期解放思想的科学内涵。

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经受的最为重大的考验。改革开放使中国共产党置于一个全新的历史环境，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重大考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明确提出了面临“四大危险”、经受“四大考验”的警告。不难看出，党在今天所面临的“四大考验”中，改革开放是最基本、最全面的考验。改革开放使得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环境日益复杂，我们必须直面目前仍然处在优势地位的西方制度和价值观的挑战与渗透，因而产生了“能不能把党的领导保持住”的严峻考验。改革开放使得当代中国越来越全面地融入世界，我们必须直面当代世界正处于“百年未遇之大变局”，其不断呈现出深刻复杂变化的态势，充满着不确定性，如何应对和处理是我们党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的考验”。改革开放把市场经济的多样性呈现在世界面前，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方面要使市场经济和我国的基本制度及价值观相协调，另一方面要努力维护基于规则的世界市场体系和经济秩序，在这一过程中既要抓住机遇，又不损害国家利益和丧失自我，这是党所面临的市场经济的考验。

改革开放使得我们党今天面临的考验处在不断变动中。尽管历史总在发展、世界总在变化，但对中国而言，在日益全面融入世界，不断深化改革的条件下，挑战的复杂多变、考验的严酷无情，是前所未有的。不断学习的压力，不断自我革命的压力，不断完善党自身的压力，汇集成一条：党的赶考永远在路上。全面从严治党是经受住这些考验的唯一出路。

二、进入新时代的改革开放表现出新特点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国的改革开放呈现出许多新的历史特点。只有充分认清这些新特点，才能更好地推进改革开放，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从适应开放的需要到以党自身建设的伟大工程引领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的各项改革和事业发展的推动，主要来自适应开放的需要。在适应开放需要的过程中，学习国际通行规则和先进管理经验，从中找观念差距、去体制弊端、谋经济发展。这在当时具有必然性。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经济体制改革为抓手，以学习的姿态进入国际社会，以渐进改革的方式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是正确的决断。但是，今天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我国改革步入深水区，“好吃的肉全吃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改革面临着如何继续深入的重大挑战。其次，国际大格局发生重大而深刻的改变，人们对未来既寄予期待又感到困惑，国际社会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重大抉择。再次，我们正迎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这将深刻改变世界的发展格局，各国都面临着能否抓住机遇、趁势而上的严峻考验。

因此，今天中国的改革，必须是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是重点攻坚克难和加强顶层设计相结合，必须是更为自觉和具有前瞻性的系统工程。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把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把党建成更为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以党自身的建设引领党领导的伟大事业。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一带一路”的倡议，以至一系列配套的更加开放、深化改革的重大举措，都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由党中央直接作出并部署落实的。这种对改革的自上而下的推进，充分表明我们党对于改革开放的掌控，已经开始了从必然王国逐步向自由王国转变的历史性飞跃。

从努力跟上时代潮流到主动顺应历史潮流、引领时代潮流。打开国门之初，我们的力量不强、经验不足，冒着如何做到既利用对外开放机遇又不被腐蚀或吃掉的极大风险，大胆开放，走向世界。尽管我们已经看到，和平与发展正在成为时代的主题，经济全球化正在成为世界的潮流，但是由于缺乏实力和话语权，只能顺应经济全球化，努力跟上世界潮流。我们在跟跑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成为勇立涛头、不断壮大的弄潮儿，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认清发展潮流，坚决抓住机遇，依靠自身苦干，人民团结一致。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20年前甚至15年前，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手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今天反而是我们被认为是世界上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最大旗手，积极主动同西方国家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作斗争。这说明，只要主动顺应世界发展潮流，不但能发展壮大自己，而且可以引领世界发展潮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212页）

我们之所以能够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重大转变，不是靠搭乘发达国家的顺风车，更不是靠西方国家的恩赐。历史已经反复证明，搭乘西方发展的顺风车代价巨大，不仅要层层加码购票，还要坐在隔离区，甚至随时可能被赶下车。俯首帖耳、甘当附庸的国家还可能多少乘一段路，而像中国这样的独立自主大国压根就不会让你上车。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没有任何外来的施舍能够维持民族生存，更遑论成为发达国家。比如，今天我国的粮食总产量已超过6亿吨，而现今全世界粮食贸易的总量也才刚刚超过这一数量的一半，谁的恩赐能够养活中国？中国的成功就在于认清历史潮流，排除各种干扰，一心一意埋头苦干。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也是干出来的。”（《习近平给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模本科班学员的回信》，《人民日报》2018年5月1日）

从侧重革除体制机制弊端的政策导向到注重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势的制度导向。改革开放的一个时期，我们是通过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的体制改革，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与此相应，我们的主要手段是政策导向，保持政策的连贯性成为改革发展的关键。这是因为我们的制度还没有定型，还不能充分发挥制度的优越性。邓小平1992年在视察南方重要谈话中预言：“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可以告慰小平同志的是，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初步形成了较为定型的制度，正在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发挥制度优势、释放制度红利。

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改革开放已经有机地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我们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动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不可分割的一体化事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等，正在不断定型和完善。在这一基础上，我们的政策更加连贯配套。我们正朝着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让制度更加成熟定型、让发展更有质量、让治理更有水平、让人民更有获得感的方向继续前进。

三、继续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开放必须处理好的四大关系

进入新时代的中国改革开放，需要更高地举起解放思想的旗帜。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的解放思想方向更明，底气更足，界限更清，动力更强，衡量真假解放思想的标准也更加具体明确。具体地说，今天的解放思想必须与增强“四个意识”、以人民为中心、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以及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形成有机整体，有力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好地发展。

我国的改革开放一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今天，要把这一坚持落实到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上。要把解放思想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更好地发挥共产党在国家生活中作为最高政治核心力量的作用，维护习近平同志在全党的核心地位，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历史充分证明，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在党。今天，在我们已经建立起以党的领导为本质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解放思想如果偏离了这一制度自信，就是沉溺在西方民主幻觉中的假解放思想。

我国的改革开放一贯坚持正确的利益导向，今天，要把这一坚持落实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导向上。改革开放相当一个时期内，主要解决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人民的需要相对简单。进入新时代的中国，主要矛盾发生了重大变化。最为重要的是根据“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确定经济社会发展的格局、重点和问题，突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导向。离开这一利益导向，发展经济和解决需求就失去了客观标准，就会不断诱发出虚假的解放思想。

我国的改革开放一贯坚持正确的思想引领，今天，要把这一坚持落实到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上。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绝不是马克斯·韦伯所认为的那种只问动机、不管手段和后果的所谓“信仰伦理”。共产主义是科学的信仰，它不仅指明了人类美好的未来，更科学地解决了走向这一美好未来的条件和道路。因此，共产主义理想是共产党人具有强大战略定力的精神源泉，是共产党人战略思维的理论支持，也是共产党人科学决策的思想方法。必须对共产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理想进行适当的区分，共产主义理想不在彼岸，而在现实中。把共产主义理想视为遥不可及的未来，极力回避甚至反感共产主义理想的解放思想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

我国的改革开放一贯坚持党的自我革命，今天，要把这一坚持落实到以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引领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上。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我们党的一贯传统。今天，加强党的自我革命的重点在增强党的观念，做到在党言党、在党为党、在党忧党，真正把党建设成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我们党已是一个近九千万党员的大党，又处在经济全球化的复杂内外环境中，每个党员都始终是先进分子难度很大，但这不能成为降低党员要求的理由。否则，全面从严治党就会落空。增强党的主体意识，增强党员的党性观念，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新挑战。能否有效推进这一自我革命，是今天检验真假思想解放的试金石。使这样一个大党继续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始终站在时代潮流的前面，才能真正彰显新时代解放思想的伟大意义。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会长）

侯惠勤：历史大势交汇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引导中国人民走出了漫漫长夜、建立了新中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中国快速发展起来了。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求是》2019年第7期）从世界历史潮流看，中华民族的民族史汇入世界历史潮流，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汇入社会主义现代化潮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汇入当代世界经济全球化潮流，在这种历史大势交汇中，我们才能更深入地领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地位。

中华民族史汇入世界历史的必然性和特殊性

人类历史的发展，宛若奔腾不息的江河，始于无数蜿蜒曲折、跌宕起伏的涓涓细流、淙淙溪流、汩汩泉流，继而汇成若干的大江大河，形成波澜壮阔、滚滚向前的万千气象，最后一泻千里、奔腾入海，开拓出无比壮丽的新天地。在汇成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不免会出现分流、逆流甚至断流的现象，但历史的大趋势、大潮流始终浩浩荡荡、不可阻挡。人类历史的客观规律，就深藏在这势不可挡的历史潮流中。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规律，这就是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了社会形态的更替并奠定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人类历史由地域史、民族史向人类史、世界历史转化，就是这一规律的表现。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后来的每一代人都得到前一代人已经取得的生产力并当作原料来为自己新的生产服务，由于这一简单的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这个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越益发展而越益成为人类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2页）生产力不断提高、完善的要求，促使其日益社会化、世界化。打破各民族基于地域和交往隔阂的原始封闭状态，促使其汇入世界历史便成为不可阻挡的客观趋势。

具有五千年绵延不断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自然遵循历史发展的这一客观规律。尽管自战国时期以后，我国进入了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并在欧洲近代以后逐渐从世界先进行列落伍，但在日益发展的商品经济促进下，和各国的交往还是在不断扩大，民族史也正在逐步成为世界历史。“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6页）但是，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断了中国历史的正常进程。我国是被西方资本主义裹挟进“世界历史”的，它对于我们并不意味着生产力和交往的扩大，而是能否“保国”“保种”的严重现实挑战。

根本原因在于，最先打破地域隔阂，向世界历史发展的力量是资本主义。资本无条件任性逐利的本性，使得资本成为第一种真正的世界性力量。它不但向一切非资本主义经济领域渗透，消解了传统的小农经济，而且向一切非资本主义民族区域渗透，建立起世界性经济。起初，资本的着力点是拓展统一的、具有无限容量的世界市场，通过倾销商品，把一切国家的经济活动都卷进了世界市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真正的拓展来自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结合的金融资本的统治。“集中所有的资本和货币收入，把成千上万分散的经济变成一个统一的全国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并进而变成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3—124页）

资本的全球性扩张，不是人类平等交往的扩大，而是以攫取超额剩余价值为追求的剥削关系的全球化，其结果就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全球殖民化。帝国主义宗主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矛盾，成为资本主义时代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外的一个基本矛盾。中国被裹挟进的“世界历史”，正是世界矛盾激烈冲突的漩涡，中华民族陷入了灾难深重的深渊。

鸦片战争的炮火，打醒了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唤醒了他们追求真理的学习意识。“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但是，“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也激发了中国人民的反抗精神，从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到辛亥革命，规模空前。但是，“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9—1470页）原因何在？孙中山先生一语道破：“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5页）然而，民众何以“唤起”？“平等待我之民族”何在？中山先生也未能解决。

实际上，资本主义虽然是一种世界历史的存在，但它却是以撕裂社会、撕裂世界的野蛮方式谱写世界历史的。现代无产阶级则是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锻造出的与资本相对立的一个世界历史力量。“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7页）共产主义开创了通过消灭阶级、消灭剥削以促进共同富裕的方式实现民族解放和人的解放的世界历史，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复兴就这样汇入了这一世界历史进程。

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汇入世界历史，成为世界社会主义的一部分，由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面貌焕然一新。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之所以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因为中国先进分子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理中看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由此而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点紧密结合起来，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前进。“结合”是一个双向性的“发现”过程，即不断发现马克思主义中的中国元素和不断发现中国现实历史中的世界元素。没有先进的科学理论，就没有这样宽阔而精深的眼界；没有立足国情的实践创新，就不可能在看似无路的地方走出一条新路。正是通过这种“结合”，才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才使一度严重落伍的中国得以重新进入世界文明发展的大道，大踏步迈向实现其伟大复兴的雄伟历程。

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可以看到这种双向性“发现”的特征：第一，发现中国工人阶级，它是中国具体历史阶段的世界性因素，既有各国工人阶级的一般特点，又具有中国特有的性质和组成；第二，发现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它是两大革命类型转换的结合点，虽然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对象等仍属于民主革命范畴，但革命的领导力量已是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这就决定了它属于新兴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其前途是社会主义。第三，发现中国革命的特殊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它既体现了现代历史条件下城市的中心地位，又体现了中国具体历史发展的水平。第四，发现了确保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即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它既反映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要求，也反映了中国革命实际的特殊要求。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认识和解决中国问题，把中国的命运和世界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社会革命在理论、实践和历史中交汇的轨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正是沿着这一轨迹，才使被长期压抑的具有几千年文明底蕴的民族活力如火山爆发般地迸发出来，实现了孙中山先生未能实现的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的遗愿，团结一致地开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业。

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必然性和创新性

人类社会的发展向世界历史转变，不仅造就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支世界历史性力量，而且形成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现代化道路。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现代化就是在社会化大生产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打破地域和民族的隔阂，通过人的全面社会交往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但是，由于资本主义是社会化大生产的第一种社会形式，欧美是全球首先拥有发达生产力的区域，资本主义现代化是率先进入现代化的模式，因而“现代化就是西方化”一度被捧为金科玉律。西方意识形态制造的一个神话，就是把现代化与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价值观捆绑在一起，把私有制、多党制以及个人主义价值观视为现代化的先决条件，把西化之路鼓吹为“普世价值”之路。

其实，资本主义现代化是不公平、不可持续的现代化。资本主义曾以令人吃惊的魔力呼唤出前所未有的巨大生产力，然而，“资本的发展程度越高，它就越是成为生产的界限，从而也越是成为消费的界限，至于使资本成为生产和交往的棘手的界限的其他矛盾就不用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7页）资本主义的巨大力量来自其永不停息的扩张，把一切地域和历史要素卷入自身的发展，从而真正开创了世界历史。但是，“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这些限制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同上书，第390—391页）这是因为，资本的活力在于剩余价值的生产，为了获取超额利润和更多的剩余价值，它必须一方面不断地扩大再生产，另一方面尽可能压缩生产成本，尤其是挤压可变资本。通过自杀的方式激发自身活力正是资本的对抗本性。

这样，资本在其发展中，必然遇到两个自身制造、因而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一是资本的发展需要无限广大的市场，需要不断扩大的需求，然而它对于剩余价值的无度攫取又必然造成市场的不断萎缩。资本主义发展数百年始终无法解决的“两极分化”，就是这一矛盾的突出表现。另一是资本的发展需要不断的技术创新来支持，而技术创新的基础在于高素质（包括人文素质）的人，而资本的主导性逻辑恰恰使人物化，资本家成为人格化的资本，劳动者遭受物役化，拜物教作为生存方式，等等，使人的异化问题日益严重。资本在摧毁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同时，也摧毁了自身发展的创新基础。因此，资本主义现代化是片面的、丢弃根本的现代化。

显然，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并不是真正的现代化，而是为了一己之利而捆绑别国的发展。因此，社会主义现代化一定要从本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扩张极大地加剧了发展的不平衡，造成了历史条件的重大差异，也形成了不发达国家对于发达国家的依附格局。能否依据国情选择适合本国发展的道路，不仅是经济发展问题，还是一个民族能否真正独立自主的关键。“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那样做的结果，不是必然遭遇失败，就是必然成为他人的附庸。”（《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9页）

走出适合本国发展的现代化道路，不能盲人摸象，也不能孤芳自赏，而是要站在理论制高点和道义制高点上高瞻远瞩，以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为鉴，以历史潮流为据，以造福于本国和世界人民为旨归去不断开创。从以资本逐利为中心到以人民为中心，从以两极分化为动力到以共同发展为激励，从以牺牲生态为代价到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等等。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必须要走出适合本国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才会有着光明的前景。

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必然性就在于资本主义现代化行不通。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以后，对于后发展国家，尤其如中国这样的后发展大国，由于一些初始条件（如具有国内严重的阶级分化和对抗向国外转移的空间，拥有还能承受疯狂逐利的掠夺性开发的生态环境，还没有形成稳固的势力范围和依附关系，没有形成世界范围“核心—边缘”的二极结构等，因而还留有某些自发竞争的余地）的丧失，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自发地走向现代化已无可能。从实践上看，后发展国家之所以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格局中步履维艰，就是因为落后和受控使得资本主义国家所经受过的历时性矛盾挤压成共时性矛盾，因此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各种恶果叠加显现，向现代发达国家跃升的机遇寥寥、希望渺茫。

因此，中国现代化之路只能是在社会自觉力量的领导下，先取得政治独立和民族解放，继而取得经济独立和国家发展，再借此参与国际竞争，全面走向世界，实现现代化目标。在这一过程贯穿始终、起领导核心作用的自觉社会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从一定的意义上说，正是人类历史活动走向自觉成为可能，才诞生了马克思主义，诞生了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无产阶级政党，从而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和活动空间。努力认识和掌握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并加以自觉利用，形成中国共产党这一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核心力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的历史和理论前提。“中国有了中国共产党执政，是中国、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一大幸事。只要我们深入了解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中国革命史，就不难发现，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也不可能具有今天这样的国际地位。”（《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20页）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开创，打破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国强必霸”的逻辑和后发展国家必然沦为西方附庸的怪圈，使根本区别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不断展示出无比光明的前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积极融入世界发展中保持了自身的独立性，不仅显示了自身的强大生命力，而且也产生了日益强大的国际影响力。“这是一条从本国国情出发确立的道路。中国立足自身国情和实践，从中华文明中汲取智慧，博采东西方各家之长，坚守但不僵化，借鉴但不照搬，在不断探索中形成了自己的发展道路。”（同上书，第482页）

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中流砥柱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的世界历史呈现出极其复杂的局面。人们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深刻感受到，这是一个让人充满了期待的快速变动时代，却也是一个令人不安的不确定因素增多的时代。和平合作、改革创新、开放融通的潮流强劲，多边主义、自由贸易、互利共赢深得人心，但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全球化”不断抬头，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冷战思维”依然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驾驭和应对这一复杂世界历史局面的唯一选择，就是坚定不移地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身处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各国人民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各国相互依存、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格局已然形成。这是我们今天解决发展问题的出发点。

在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下，仅靠一国之力无法解决发展问题。在存在着统一的世界市场的情况下，市场对于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不是在一国之内，而是在世界范围内完成的；世界市场的需求是每一个国家发展的持久动力，如果世界市场的需求长期萎缩，经济一直低迷，一个国家很难独善其身。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生产力、资金和人才的流动、调整和布局都是全球性的，在一国范围内无法实现生产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合理布局；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浪潮席卷全球，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孤立地单独面对和驾驭新科技革命。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仅靠一国之力无法应对全球性挑战和发展风险。和平是发展的前提，维护世界和平不仅需要各国努力，还要形成和平共处的国际准则、解决国际争端的谈判机制和维护国际秩序的权威国际组织。实现人类和自然的和谐共处，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没有各国共同承担各自应当承担的责任，解决生态危机只能是一纸空谈。此外，人口、贫困、暴恐等与发展息息相关的全球性问题，没有各国的相互配合、协调行动，都无法真正解决。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强调的：“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

“历史地看，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不是哪些人、哪些国家人为造出来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同上书，第477页）经济全球化越来越展现出社会化大生产的全球发展趋势，因而日益成为检验制度模式和发展道路优劣的尺度。中国在引领全球经济走出困境中发挥的突出作用，提供了实现现代化的中国方案，展现了经济全球化不受资本主义狭隘利益羁绊的客观趋势。

顺应和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健康发展，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世界历史的力量。尽管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是时代潮流，不能回避，更不能抗拒，必须顺应；但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不能被动顺应，更不能听之任之，必须积极引领。在今天，经济全球化的主导权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被西方国家所掌握，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全球化的利益难以合理分享，而经济全球化的风险则要加倍承担。如何在融入世界发展、抓住历史机遇而又不被西方国家吃掉，成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一道难题。

对于融入世界发展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困难在于抵御西方国家控制、捍卫自身利益的手段太少。应当承认，在西方国家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家处于弱势地位，它们要获得共商、共建、共享的平等权利，必然要经历一个艰苦而漫长的奋斗过程。但同时也要看到，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只是阶段性的历史过程，经济全球化从根本上说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要求，体现了超越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历史趋势。从长远发展看，经济全球化必定属于世界人民。因此，必须积极主动地融入世界发展，善于抓住有利于自身发展壮大的机遇，逐渐引领经济全球化走出困境，才是唯一的出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表明，发展中国家要扭转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弱势地位，关键在于主动面对。必须认清历史大势，明确发展出路，勇敢地投身到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不怕呛水，不惧风浪，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必须把奋斗的基点放在自力更生上，在辛劳付出中壮大自己，在互惠互利中加强彼此间的合作。“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也是干出来的。”（《习近平给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模本科班学员的回信》，《人民日报》2018年5月1日）资本任性逐利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不会自动让位于和平合作、互利共赢的经济全球化；由少数国家、甚至一个国家说了算的不公平的国际格局，不会自动改善为世界各国平等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我们只有团结起来面对困难，作出最大的努力奋斗，才能最终战胜困难，开创历史的光明前景。

“世界历史发展告诉我们，人类文明进步历程从来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人类就是在同困难的斗争中前进的。再大的困难，都不可能阻挡人类前行的步伐。”（《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487页）我们坚信，随着处于历史大势交汇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我们的制度必将越来越成熟，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将进一步显现，我们的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我国发展道路对世界的影响必将越来越大。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会长）

侯惠勤：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民主问题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课题。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中曾在民主问题上走过弯路，导致了“文化大革命”那样长达十年的全局性失误，曾一度把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建设提到了紧迫关口。在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今天，民主问题又一次凸显出来。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主要是为了理顺体制、机制和基本制度的关系而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加以推动的话，那么今天的民主政治建设则是通过巩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而展示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增强我们的制度自信。因此，针对新的历史特点，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要有新的理论思考。

一、民主问题的实质是坚持何种国家制度的性质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到新的历史条件，是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的出发点。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从更高的理论眼界去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才能在思想上、实践上有新的进展。因此，首先要对新的历史起点有准确的认知。就民主问题而言，值得关注的新情况有两个。

1.民主问题已经成为西方今天从制度上颠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思想武器

尽管民主问题历来是西方“西化”“分化”中国的发难点，但今天这个点的理论基石是体现西方制度精神的“普世价值”。“普世价值”之争不是思想上、学术上关于人类有无共同人性、有无价值共识争论的继续，也不是讨论当代国际社会如何努力形成共同遵循的行为准则问题，而是在特定的历史节点、针对特定的历史对象展开的思想渗透，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意识形态斗争的突出表现。具体地说，21世纪初出现在中国的这场思想斗争是西方在前苏东地区和中东、北非持续进行的“颜色革命”的延续，是在中国改革开放步入深水区和攻坚期力图有效地“西化”“分化”中国所使用的撒手锏。推行“普世价值”，就是把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模式普世化。对我国而言，其针对的就是“中国特色”，理论依托就是普世民主。在“普世价值”的框架下，现代化道路只有一条，现代国家的架构只有一种，核心价值观当然也只有一个，那就是已经定型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及其精神。所以，走“普世价值”之路，就是走“全盘西化”之路，就是从制度上照搬西方。在极力推行“普世价值”的人看来，“以自由、理性和个人权利为核心的‘启蒙价值’成为推动人类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精神力量，成为现代性社会的价值基础”（秦晓：《秉承普世价值开创中国道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http：／／finance.ifeng.com／opinion／zjgc／20100727／2447833.shtml），“批判普世价值的人士所反对的，不是普世价值这个概念，甚至也不是自由、民主、平等、人权这些价值理念；他们所反对的，是根据这些价值理念来设计和建设的制度。他们反对按照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理念来改革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这才是问题的本质所在”（杜光：《试析“批温高潮”的来龙去脉》，《中国论坛》2010年7月15日。）。这段话以明白无误的语言表明，“普世价值”之争，不是学术和道德观念之争，而是严肃的政治斗争，是当代中国的国家制度性质之争。

这种“普世价值观”以对历史，尤其是20世纪历史误断为前提，“社会主义试验的兴起及其失败”、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的终结”，就是这种错误历史判断的主要结论。苏东剧变让西方崇尚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政客和知识分子欣喜若狂，一系列有代表性的著作纷纷发表：布热津斯基于20世纪80年代出版了《实力与原则——1977－1981年国家安全顾问回忆录》《运筹帷幄：指导美苏争夺的地缘战略构想》，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发表了《1999，不战而胜》，弗朗西斯·福山出版了《历史的终结》，塞缪尔·亨廷顿发表了《文明的冲突》等。在这些人当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学者福山和亨廷顿。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一书中说：该书涉及“自由民主制度作为一个政体在全世界涌现的合法性，它为什么会战胜其他与之相竞争的各种意识形态，如世袭的君主制、法西斯主义以及近代的共产主义”（【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许铭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页。）。他还进一步指出：“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与‘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换句话说，在此之前的种种政体具有严重的缺陷及不合理的特征，从而导致其衰落，而自由民主制度却正如人们所证明的那样不存在这种根本性的内在矛盾。”（【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许铭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页。）由此福山得出结论：“20世纪最后二十五年最令人瞩目的变化是，不论是军事管制的右翼，还是极权主义的左翼，人们都发现，在世界貌似最专制的核心地带存在着巨大的致命弱点。从拉丁美洲到东欧，从苏联到中东和亚洲，强权政府在二十年间大面积塌方。尽管他们没有都千篇一律地实行稳定的自由民主制度，但自由民主制度却始终作为唯一一个被不懈追求的政治理想，在全球各个地区和各种文化中得到广泛传播。”（【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许铭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4页。）福山还认为，后冷战时期，北美、西欧和日本的大三角文化将成为世界单一的文化，人类未来面临的挑战仅仅是经济的、技术的、环境的问题，再也没有与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生与死的斗争。在堪称“中国颜色革命动员令”的所谓“零八宪章”中也曾声称：在经历了长期的人权灾难和艰难曲折的抗争历程之后，觉醒的中国公民日渐清楚地认识到，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抽离了这些普世价值和基本政制架构的“现代化”，是剥夺人的权利、腐蚀人性、摧毁人的尊严的灾难过程。21世纪的中国将走向何方，是继续这种威权统治下的“现代化”，还是认同普世价值、融入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体？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抉择。

非常可怕的是，这种错误观点已经渗透到了党的高层，党的“两个总书记都在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栽了跟头”（《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44页。），这绝非偶然。尤其是赵紫阳，他在内心深处已经深深地认同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否认了社会主义探索的历史及其制度价值。他在其自述中几乎一字不差地重复了福山关于“历史的终结”的观点：“二十世纪出现的，在几十年间里与西方议会制度相对立的所谓新兴的民主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在大多数国家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倒是西方的议会民主制显示了它的生命力。看来这种制度是现在能够找到的比较好的、能够体现民主、符合现代要求而又比较成熟的制度。现在还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制度。”（赵紫阳：《改革历程》，广州：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第296页。）因此，我们今天研究民主问题，一定要紧紧围绕国家制度这个实质，紧紧抓住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这个关键，批判抵制“普世价值观”。

更为值得警醒的是，一些似乎是赞扬和肯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观点，也用“威权体制”而不是民主政治来判断我国制度。这种肯定实际上增强了西方对于民主的制度垄断，增强了西方在核心价值观上的自信，不是增强而是削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国际影响力。例如，美国学者哈珀在2010年出版了《北京共识：中国威权模式将引导21世纪》，认为中国在“威权统治”下的崛起给西方造成了巨大的挑战和威胁，中国特色的道路是“威权统治”下的社会主义制度与建设。这一观点被一些居心叵测的人大肆炒作而似乎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其实这是陷阱。“威权统治”不过是专制统治的柔性说辞，本质上还是专制制度，这正是西方反华反共势力诬蔑我国制度的一贯伎俩。以“威权统治”挑战西方民主，在道义和理论上都绝无优势可言，我们决不能欣然认同。

2.打破西方民主话语霸权的时机正在到来

当今世界出现了苏东解体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罕见的动荡和混乱局面，其主要特征就是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体系的日益没落，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体制”的失灵，其多种变形的“劣质民主”给全球带来了灾难。德国学者斯宾格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预言的“西方的没落”正在成为现实。正如台湾大学朱云汉教授指出的：“人类面临的最大困境在于：‘民主’与‘自由’——被许多政治领袖和知识分子视为建构21世纪社会的两大支柱正严重变形与退化，成为世界动荡的来源。”（《朱云汉著书纵论21世纪世界大势》，《参考消息》2015年8月7日。）西式民主的危机表现为民主日益非理性化，堕落为特殊利益集团和政治人物的“政治秀”，成为纯粹的政治伎俩。选举手段日趋下流，黑金政治大行其道，争相讨好选民，掩盖社会矛盾，只讲成败、不讲是非，严重败坏社会风气。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在当今世界的伟大复兴，以及东欧一些前共产党人重新执政，包括长期所谓“一党独大”的新加坡等国的政治稳定，发展良好，都表明一种“非西式的民主”正在兴起。我们的理论研究必须跟上，对民主理论作出新判断、新阐发，掌握话语权。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即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制度的影响力，适逢其时。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根本区别于西式民主的国家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理论支点根本区别于西方民主政体。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认为没有在生产力高度发展基础上的消灭阶级、消灭剥削，人民当家作主就是不可能的；而在现今的各种社会力量中，只有工人阶级的阶级利益和阶级要求是消灭阶级，因而只有坚持工人阶级的领导才有真民主；以“利己主义的市民个体”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国家，只能搞假民主。可以肯定地说，“西式民主”在今天蜕变为纯粹的形式民主，是对民主思想的背离，绝不是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不是“普世民主”，“西式民主政体”也不是“普世民主模式”。因而，是否实行西式民主绝不是衡量民主与专制的尺度，也不是现代国家和传统国家的划界标准。真正的民主必定是形式民主和实质民主的有机统一，必定是政治平等和共同富裕的相互促进，必定是眼下的多数和长远的多数的历史统一。因此，我们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建设中，始终应注意把握以下三点。

第一，形式民主价值的非至上性，我们不把投票视为终极民主。一般地说，民主作为价值目标，是就国家政治建设而言，它属于上层建筑，必须服务于经济基础，因而不能孤立地看待，不但必须与国家的主权、安全、正义和效能等进行综合考量，而且必须与发展、民生、社会和谐等相协调。特殊地说，今天西方式的民主已经完全蜕变为“形式民主”，即“投票的民主”，而不包含任何实质民主的含义，因而不能等同于“人民当家作主”，也就不具有政治价值上的至上性。围绕着“拜票”而展开的民主，难免向着政治伎俩和情绪宣泄的竞技场方向演变，与人民当家作主渐行渐远是必然的。投票只是民主的形式，必须服务于人民当家作主的实际需要。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建设中，对于投票等民主形式要有一个正确的定位，不能喧宾夺主，更不能本末倒置。

第二，民主是多重价值的内在统一，因而民主必然与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相一致。民主不是孤立、抽象的“多数人”统治，而是多种善良价值的内在统一，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理性、平等和民主不可分割的联系。只有理性基础上的民主才有是非界限，才可以发展进步，才有民意的整合（包括对少数意见的尊重和保护），才能真正体现人民意志，才不会蜕变为政治赌博和纯粹权术。只有平等基础上的民主才有内容，才具有实质性的意义，才是真正的多数人统治，才具有历史进步性，才不会沦为少数人的工具，而造成“沉默的大多数”。因此，民主不是政治游戏，不是政客们作秀的舞台。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过程，也就必然是社会平等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逐步实现的过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建设，必须和共同富裕、人的全面发展等制度安排相一致。

第三，必须破除“西式民主”的樊篱，确立民主的客观坐标。政党轮替、三权分立等只是西式民主的架构形式，并不是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更不是民主政治的充分条件。从我们今天看来，应当突破长期以来禁锢着人们头脑的对于民主的这一认识上的樊篱，作出新的概括。新的民主政治的客观坐标应当突出以下原则：一是要有一个能够顺畅表达和有效整合民意的政党制度。这里的关键不在于是一党、两党还是多党制，而在于一个能够真正倾听民意、体察民意、整合并代表民意的政党制度。二是要有较为完备且能不断完善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这里的关键不是所谓程序民主，而是民主和效率的统一，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的结合，使得国家职能能够有效地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不断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的福祉。三是要有一个有效的反腐倡廉、防止权力腐败的廉政制度。这里的关键不在于三权分立，而在于执政党能够建立起有效的权力监管，把自律和他律、法治和德治、社会监督和自我监督有机统一，真正建设廉洁政府。

概括地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建设相比于西方民主政体，有两个显著特征。

其一，把民主制度建设纳入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总体框架，而不是孤立地突出民主价值。民主作为国家制度，其作用是保障国家政治生活的健康、鲜活，因此它必然不是某个单一价值的展示，而是多重价值相互推进的过程。毛泽东在1957年就提出，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93页。）。这里就包含着民主和集中、自由和纪律、个性和共识等等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就是要围绕着这些统一，通过民主制度建设，造就生动活泼的国家政治生活。邓小平在认真总结和思考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经验和基本实践后，对于我国的民主建设的总目标作出了这样的论断：“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对中国来说，就是要有利于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要做到这些，我个人考虑有三条：第一，党和行政机构以及整个国家体制要增强活力，就是说不要僵化，要用新脑筋来对待新事物；第二，要真正提高效率；第三，要充分调动人民和各行各业基层的积极性。”（《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41页。）这是把民主纳入了社会主义总体建设的战略中，成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的有机部分。能否准确把握民主在社会发展中的客观定位，是衡量真假民主的重要标准。

其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是一个自觉有序的过程。西式“投票民主”的弊端就在于它有一个错误的假设，即民主应该在人们的自发状态中实现。因此认为只要每个人“自愿”投出一票，多数票就代表了民意。实际上，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心为物役”是普遍的现象和资产阶级统治的方式，个人无论是否“自愿”，本质上还是为金钱所操纵。这样，人民当家作主就不能简单地通过投票的方式实现，而必然是一个社会解放和人民群众自我教育和自我提高的过程，必然是一个自觉有序的过程。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过程，也是人民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地走向自觉而掌握自己命运的过程，因而也是用先进理论武装并组织起来的过程。这样，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就是社会主义民主不可或缺的有机构成。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是一个不断明辨是非、凝聚共识的过程，是人民群众通过自我教育而不断地学习当家作主的过程，是一个和坚持党的领导及先进理论指导内在统一的过程。这一民主的建设和实现，必定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同社会主义生活方式和社会共同体的建设相向而行。民主的实现需要和整个社会的建设发展相统一，因而必然是一个自觉有序的过程。把民主局限在投票这一程序民主的形式上，渲染自发的所谓选民意愿，只能是假民主的自我陶醉。

三、以人民当家作主为核心价值，努力把握关于民主的话语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话语体系必须敢于面对严峻的挑战，直面现实的难点与焦点问题。我们不仅要从事例上说明中国国家制度是新型的民主法治国家的制度，还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加以叙述，更要从中贯彻我们的民主政治价值观。可以形成以下三个着力点。1．在区分社会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民主的基础上，着重揭露西式民主的蜕变，将当代资本主义民主和启蒙时期的资产阶级民主做一定的切割

启蒙时期的资产阶级民主理论，虽然也是为资本主义制度造势，但处在革命时期的理论，它毕竟体现了“在这瞬间，这个阶级的要求和权利真正成了社会本身的权利和要求，它真正是社会的头脑和社会的心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页。）。因此，虽然它主要着眼于形式民主，但也没有完全排斥实质民主。比如，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卢梭就提出了民主并非形式上的大多数人的统治，而是要体现“公意”，即人民根本意志的大多数；他还反对三权分立、两院制等政治构架。

转折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的“投票民主”被西方广泛认同，并成为衡量民主国家的唯一标准。其前提是否定实质民主的可能性，否定人民意志的客观存在。这一倒退，是西方民主的严重蜕变，也是今天西方“民主政体”危机的根源。形式民主无法保证先进性，无法区分历史的前进与倒退，因此无法防止民主变质，而且容易走向自己的反面。而如果民主导致亡国，导致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肆虐，导致国家停滞不前、衰微破败，那么民主也就不复存在。要充分利用历史和现实中，资产阶级民主成为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孵化器的事实，揭露资产阶级民主的脆弱和危害，并揭露其嫁祸于共产主义的拙劣行径。

2．在揭露西方民主局限性的基础上，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生命力在于，通过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社会公平正义，在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推动人民当家作主成为现实

邓小平指出：“我们大陆讲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概念不同。西方的民主就是三权分立，多党竞选，等等。我们并不反对西方国家这样搞，但是我们中国大陆不搞多党竞选，不搞三权分立、两院制。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最符合中国实际。如果政策正确，方向正确，这种体制益处很大，很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避免很多牵扯。”（《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20页。）可见，民主必须在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共同富裕和社会公平正义、增强廉洁高效的国家职能的前提下建设。鉴于今天西方民主的困境，福山也提出“没有优质的国家，就没有优质的民主”，认为国家整体治理能力比民主更能体现国家竞争力。在国家不能增进人民福祉和维护社会公平的情况下，民主不仅虚假，而且会加速社会的混乱和不公。因此，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建设优于民主政治建设。

相应的，我们要旗帜鲜明地宣传我们民主观的民意理念和“以人为本”思想，即我们的民意不单纯就是“选民意愿”，我们的“以人为本”不是西方的“个体本位”，而是“社会为本、人民至上”。这一民意理念的世界观依据是，虽然历史总是人的历史，历史的活动总是人的活动，但人不是孤立的个体存在，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而总是“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6、151页。）。因此，必须坚持人的客观物质制约性第一，主观能动性第二；社会性存在第一，个体性存在第二；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第一，生活的占有和享受第二。从价值观上看，就是人民第一、个人第二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而不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价值观。

我们必须把形式（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的历史统一的民主思想贯彻到底，即便是投票选举，也要做到形式和实质的尽可能的统一。因此，我们对于各级领导干部的选拔，除了必要的票决，更多的是实际考察、实践检验。既有社会各层级的选择，也有中央领导集体的选择；既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实践锻炼，也由各级组织进行各个层面的培育。实践的检验和选择是长期的，职位越高，经历的岗位磨炼越多。这种制度不同于家族政治制度，也不同于西方单一票选制度，更不同于所谓的威权政治制度。这一制度既避免了西方单一票选制度带来的形式化弊端，也能够避免威权政治制度、家族政治制度带来的近亲化弊端。它既是民主性制度，又是人民性制度，更是一种先进性的制度。

3．尽管民主问题纷繁复杂，但要害是在日益复杂的国内外条件下是否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讲好讲透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的一致性

西方民主制形式也多样，但其实质是资产阶级统治，其基础是孤立、抽象的个人，通过个人权利的形式平等而获得民主的幻觉，恩格斯因此称其为资产阶级“法学世界观”。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是人民，通过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有效整合，体现最广大人民的意志，因而是人民民主，党的领导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也因此，西方在民主上针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渗透的核心就是颠覆共产党的领导，主要思想武器是将“宪政民主”的政党轮替、三权分立、公权和私权的博弈等作为“普世民主的模式”加以推行。在西方民主思潮的渗透下，对于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形成了所谓“一党独大”“一党独裁”一类的强大的话语压力，不断造就在中国进行颜色革命的思想氛围。把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定位于“宪政改革”，鼓吹通过诸如“党主立宪”方式，试图架空共产党而达到取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目的，这是我们应当关注的新动向。

通过所谓“宪政改革”搞颜色革命，意图颠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做法有过许多表现。例如，试图利用党政分开的改革，架空党的领导，使党的领导仅限于党内、党员；又如，试图利用加强民主协商，让民主党派在人大会议期间成立党团，使其成为真正独立的政党，把全国政协改造成与人大并列的“参议院”；再如，试图利用现代化的社会转型，推动共产党由所谓“革命党”向“现代执政党”转型，使中国共产党由工人阶级先锋队组织蜕变为西方式的议会党，自行“多党化”。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根本立足点，就是巩固、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根本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需要我们长期艰苦的努力。

我们需要更加理直气壮地宣传，没有一个敢于历史担当、勇于牺牲奉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民主就只能是政治游戏，甚至是骗局。历史充分证明，任何社会的进步和历史的飞跃，都必须要有先进力量的引领，而要改变阶级社会以来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社会现状，实现几千年人类文明史从来没有过的人民当家作主，没有一个先进的、强大的、勇于奉献和自我牺牲的政党的持续奋斗，那是不可想象的。资本主义社会必然是一个两极分化的社会，除了资本主导的经济逻辑使然外，就是将利己主义个人作为国家的自然基础的结果。“正如古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奴隶制一样，现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市民社会以及市民社会中的人，即仅仅通过私人利益和无意识的自然必然性这一纽带同别人发生联系的独立的人，即为挣钱而干活的奴隶，自己的利己需要和别人的利己需要的奴隶。现代国家通过普遍人权承认了自己的这种自然基础本身。”（《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2－313页。）试想，在一个“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的社会里，可能实现“共同富裕”吗？在一个两极分化的社会，人民可能当家作主吗？

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不是投票投出来的，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武装下，按照工人阶级的世界观和阶级面貌从严治党，在实践中不断经受住各种考验，长期锻炼出来的。这正是我们必须坚持把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和坚持党的领导联系在一起的原因。这不是一党之私，而是舍我其谁的历史担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8月19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所说：“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这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能不能打仗，新中国的成立已经说明了；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能不能搞建设搞发展，改革开放的推进也已经说明了；但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能不能在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坚持住党的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还需要我们一代一代共产党人继续作出回答。”从理论上不断总结、阐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使之更加定型和成熟，是我们今天研究民主制度建设问题的立足点。

（编辑：谭晓军）

（作者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主任）

侯惠勤：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典范

马克思主义的力量在于真理性、科学性，其活力在于永不枯竭的理论创新。党的十九大报告不仅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和理论创新的鲜活魅力，而且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根本特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经典样板，需要认真地学习领会。实事求是、继承发展、集体智慧结晶，是党的十九大报告展示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主要特色。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之道：实事求是。即从不断变化的实际出发，通过反复实践和不断探索获得规律性的科学认识，最终形成新的思想理论成果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基础，就是对不断变化的实际进行科学把握。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必须坚持一切（包括理论创新）从实际出发，但实际不是僵死静止的，而是有着自身变化规律的发展过程。捕捉这一变化发展的历史轨迹，确立现实所处的历史方位，把握正在形成的历史特点，概括复杂多变的历史条件，这不仅是观察处理一切问题的客观依据，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实际依托。党的十九大报告把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实际，用“新时代”加以判断，是对当今历史阶段的科学概括。

1.我们今天必须面对的新实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的概括，不仅反映了今天变化了的现实，还揭示了这一现实变化的深层逻辑，即历史大转折的时代特点。对于中华民族，这是一个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飞跃；对于当代社会主义，这是科学社会主义遭遇苏东剧变后在中国重新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的重大历史转折；对于当代人类文明发展，给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是当代世界格局的重大历史变革。

新时代聚焦到中国，预示了我国今后的发展前景，明确了历史使命的新内涵。具体地说，就是要努力解决我们为之奋斗的“两个一百年”目标相互衔接、连续跃升的问题，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继续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挺进；就是要在努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中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就是要在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历史过程中，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概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在经历新时代中引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我们把握实际，判断历史方位，可以使用“形势”“阶段”“时期”等诸多概念，而使用“时代”的特殊意义就在于，它涵盖的历史时段更长，历史特点更鲜明，主要矛盾更稳定，因而这是一个抽象程度更高的概念。它不仅是理论创新的前提，也是理论创新的成果。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一实际，不仅是我们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和实现伟大梦想的出发点，也是我们在今天实现所有理论创新的客观依据。

2.我们今天必须解决的时代问题：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重要一步，是从变化发展了的实际中提炼出反映历史本质和规律、事关发展全局的根本问题，即时代问题。提炼出时代问题，是思想上的一大飞跃，意味着对于历史方位、主要矛盾、主要任务、总体布局和行动纲领都有了较为清晰的新认识。

提出“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题，堪比邓小平理论提出的“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如果说，邓小平理论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话，那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又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问题。它表明，一方面，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真正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现实，从思想观念、理论认知、基本方略上进行重大调整，否则，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将成为空话。

提出“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告诫全党防止思想上的僵化，防止躺在已经取得的伟大成就上骄傲自满、固步自封，不断地增强创新意识，始终保持忧患意识。习近平总书记经常用“永远在路上”表达中国共产党人的这种精神状态和思想意识，例如，“长征永远在路上”“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等等。尽管经过近40年的艰难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使得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但是，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中国也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我们必须在理论上跟上时代，不断认识规律，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

3.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个在实践中不断形成和发展、在行动中不断深入人心、在推进历史前进中不断发挥指导作用的思想体系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成果的最高形式。它和一个有权威的中央领导集体及其核心的形成一样，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成熟的标志。由于共产主义事业是一个需要几代、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才能完成的伟业，因而需要根据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地形成新的思想体系指导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集中表现在党的指导思想的不断创新上。

党的十九大理论创新的最大亮点，就是阐明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确立了其在全党的指导地位。这一思想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现实，深入回答了“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时代问题，以全新的视野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这是我们党进行艰辛理论探索所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必须作为党的指导思想长期坚持。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通过“八个明确”，深入阐发了在今天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是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二是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三是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五位一体”、战略布局是“四个全面”，强调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四是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五是明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六是明确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是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七是明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八是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突出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在“八个明确”这样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四条基本方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划时代壮举。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之理：继承发展。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到新的历史条件，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实质是理论联系实际，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的统一

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人类历史由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飞跃的空前壮丽的大时代，需要几百年甚至更长的奋斗时间。期间由于世界发展不平衡，历史道路的跌宕曲折，各种特殊的历史时期、道路模式、时代特色就成为历史前进的基调。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规律，因而是适用于这一大的历史时期的基本原理，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但是对于这些基本原理的具体运用，则以不同国情、不同历史条件、不同道路特色为转移，因而马克思主义必须同各国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实质就是实现这种结合，是继承和发展的统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关键时期实现的理论创新，创造性地解决了指引中国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指导思想问题。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一脉相承：紧紧抓住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的主题展开理论创新；紧紧围绕着实现党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这个总任务进行战略布局、展开总体谋划；紧紧依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国情，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不动摇，坚持把发展作为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和基础；紧紧瞄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完善，在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党的领导和坚持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上深入探讨，等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判断的基础上，在理论上实现了整体性的创新、发展。

抓主要矛盾。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作出了科学判断。在此基础上，党的工作重心和战略布局、总体布局也有重大调整。作出我国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已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改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论断，在理论上突破了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必须完全一致的观点，使主要矛盾更加贴近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解决了社会性质的相对稳定性和历史发展的绝对变动性的矛盾。主要矛盾的变化表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同时，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

抓战略布局。在全面布局本世纪中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行动纲领中，明确作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再分两步走的战略规划，把这一总任务奠立在切实可行的基础之上。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谋划了两个十五年的阶段：第一个十五年，即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第二个十五年，即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划分的意义不仅在于任务更加具体，措施更明确有力，还在于它充分发挥了战略目标的凝神聚气、鼓劲加油的激励作用。作为战略目标，一定要让广大人民群众可望、可见、可享，因而既要宏伟，时间又不能太长，十五年是较为科学的设定。

抓重中之重。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决定因素。在坚持思想建党的同时，突出政治建党，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主要亮点。突出政治建党，就是要自觉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突出政治建党，就是要有自觉维护党的领导的政权意识和执政意识。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要从这样的政治高度拓展党建理论，抓好党的建设。

三、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之本：集体智慧的结晶。即通常以领袖个人创新形式表达的思想成果，本质上是党和人民集体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独特主体形式，是领袖、政党和人民不可分割关系在理论创新上的生动体现

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是对历史规律和生活本质认识的深化。在西方个人主义看来，人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决定了我们只能认识历史现象，不能认识历史规律，并以此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它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主体并非个人，而是党和人民的集体创造，这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重要表现。

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中领袖的作用具有无可替代的决定作用，因此，理论创新的成果总是和领袖的名字不可分割。但是，这并不否定党和人民是理论创新的主体。

首先，理论创新的思想内容和重大议题来自党和人民的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而领袖的作用则在于准确把握重大议题，科学总结相关实践经验，进行理论上的概括并形成思想体系，即起到“结晶”的作用。群众实践和集体智慧是理论创新的原料和半成品，领袖是高端加工。毛泽东曾指出，“阶级就是一个认识的主体”，“路线和政策不是凭空产生出来的，比方说，‘四清’、‘五反’就不是我们发明的，而是老百姓告诉我们的”。“我们的脑子是个加工厂”。（《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1、393页）邓小平也说过：“我个人做了一点事，但不能说都是我发明的。其实很多事是别人发明的，群众发明的，我只不过把它们概括起来，提出了方针政策。”（《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2页）因此，领袖和群众形成了理论创新的一个完整的生产线，任何割裂就无法完成生产任务。

通观党的十九大报告不难发现，最广泛、深入地吸收人民群众的发明创造，最准确、集中地表达人民群众的坚强意志，是其获得广泛共鸣和强烈认同的一个重要原因。各行各业、各社会阶层、各年龄群体，都能够看到自己关心的问题，自己熟悉的说法，自己感奋的答案。例如，全国人民尤其是企业界最关心、最认同的“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企业家精神”“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等，都写入了党的十九大报告。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这种开放性，来自对于人民利益的自觉维护和坚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没有一党之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能真正做到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可见，理论创新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保持自身先进性，成为始终站在历史潮头领导人民前进的政治核心的过程。

其次，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成就的大小，取决于理论满足实践需要的程度，取决于领袖、政党和人民相一致的程度。党和人民的团结一致，党自身的集中统一，不仅是事业成功的保障，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基础。作为理论创新的集体主体，领袖、政党和人民是相统一的有机整体。因此，领袖、政党和人民的关系，不仅是“体察民情”“了解民意”的关系，更是水乳交融、团结如一人的关系。

理论创新集体主体的实现，在于党的十九大报告指明的两点：一是“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要坚决清除党内腐败，铲除党内产生特殊利益的土壤，使党在利益问题上永远和人民在一起，永远打成一片。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的，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我们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二是突出党的政治建设，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把保持党的生机活力和保持党的集中统一有机结合起来。总之，党的团结统一，党和人民的团结统一，这就是人民创造历史的现实主体，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集体主体。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教授）

侯惠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坚持共产党领导的理论底气

意识形态领域的许多思想交锋最后都要归结到哲学；当前我们面临的许多现实问题和各种挑战，其思想根源也都在哲学。我们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最后都会回到哲学世界观上，因此善于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上看问题非常重要。

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最核心的问题，也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否把坚持党的领导看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最深层的原因从理论上说就在于哲学。必须看到，西方的制度设计以唯心主义历史观为基础，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哲学基础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唯心史观从根本上说是个人史观，唯物史观从根本上来说是人民史观。

马克思主义哲学奠立了坚持共产党领导的理论基石

实际上，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必然性源自资本的全球性扩张。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以后，对于中国这样的后发展大国，由于一些初始条件的丧失，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自发地走向现代化已无可能。因此，中国现代化之路必定如此，即在社会自觉力量的领导下，先取得政治独立和民族解放，继而取得经济独立和国家发展，再参与国际竞争，全面走向世界，实现现代化目标。在这一过程贯穿始终中、起领导核心作用的自觉社会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人类历史活动走向自觉成为可能，才诞生了马克思主义，诞生了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无产阶级政党，才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和活动空间。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以及自觉利用历史规律的可能性，形成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核心力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的历史和理论前提。

从更开阔的视野看，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是一个自发的过程，而要进入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共产主义社会则必须走自觉之路，这就是坚持工人阶级领导（通过共产党）的历史根据。马克思主义倡导的是“自觉自由”，人们只有掌握了历史的发展规律，在揭示其客观必然性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才能真正获得自由。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从历史观和哲学观来看，支撑共产党领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决了以下三个重大问题。

一是历史有没有客观规律。唯心主义，尤其是今天的唯心主义，普遍反对客观规律，用多元决定论，反对所谓的“历史决定论”。多元决定必然是折中主义，实质上是唯心主义哲学的变种，要害是否定客观真理和历史规律。毫无疑问，否定了历史的客观规律，就否定了历史的方向性和进步性，否定了辨别先进与落后的客观标准，表现了维护既得利益现状的保守心态。坚信历史在不断发展进步，坚信历史的进步是人民群众的事业，坚信人类的解放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是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历史观前提。

二是对客观规律能否认识和把握。历史规律是体现整个社会、整个人类历史发展本质的总趋势。西方个人主义因此认为历史规律即便有，也不可知，因为个人的生命及认识能力有限，不可能达到这一高度。而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这种观点只证明了以个人为认识主体的唯心主义的局限性，而不能代表这是人类认识的局限性。把单个人作为唯一的认识主体当然要否定认识历史规律的可能性，但是如果以人民为认识主体就可以解决历史规律的可知性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大创新，就是提出了人民主体论，把反映了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视为党和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作为对世界客观规律的集体认识、集体创造，核心在于，我们是作为一个集体的历史主体来把握和认识规律，它体现的是先进阶级、人民群众及其政党的集体智慧和认知。具体表现在：第一，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集体认识主体之所以可能，就在于它具有统一的世界观、方法论，形成了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指导思想，因而能够不断地传承和发展对于历史规律的认识。认识成果能够不断地积累，认识主题能够不断地深化，思想眼界能够不断地拓展，不仅能综合一代人的智慧，而且能一代一代地接续下去，这就叫集体主体的智慧。第二，一以贯之的事业。人民主体不仅是认识主体，同时也是实践的历史主体。以民族复兴、人民幸福和人类解放为追求的共产主义事业，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为之奋斗的事业。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是包括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在内的一以贯之的伟大事业。正是这个一以贯之的伟大事业，成为我们认识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坚实基础。第三，一以贯之的组织原则。要形成有机的集体主体，必须贯彻有效的组织原则，这就是民主集中制。我们能够把大家的智慧集中起来，靠的就是民主集中制这一根本组织原则。正因为如此，我们能够不断地认识客观规律，能够遵循客观规律去改造世界，创造人类社会的美好未来。这是共产党的优势所在，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优势所在。

三是能否自觉地实践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认为要自觉地实践历史规律，必须要有一个没有一己之私和一党之私的阶级及其政党。这个阶级就是现代无产阶级，这个政党就是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实质和精髓，就是对工人阶级历史使命的阐发，就是确立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及其领导权。要求消灭阶级、消灭剥削，通过联合起来的个人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实现共同富裕、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这是工人阶级的本性。这就决定了工人阶级没有一己之私，也决定了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没有一党之私的政党。所以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自觉实践历史规律的需要，其它的阶级和政党做不到。

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大公无私和先进性表现在它具有追求真理的理论兴趣，因而能够在科学理论的武装下自觉地担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表现在它在对现存的世界进行彻底改造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因而能够不断地纠正自身的错误、洗刷自身的污泥，学会自己原来不懂的东西；表现在它能够通过伟大的事业动员和吸引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投身，能够不断地涌现出千千万万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为之献身。工人阶级要解决的历史任务，不是想象出来的，而是资本主义发展所造成的社会对抗，是人类所必须面对并加以解决的时代课题；它借以解决这一历史任务的条件和手段，都是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提供出来并为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所掌握。坚持工人阶级、共产党的领导有着充分的历史和理论依据。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概括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我们之所以把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区分视为哲学基本问题，就因为这一划分决定了其它的哲学理念，包括实践观。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以唯物论为前提，这一前提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实践观必定是以客观世界为对象的实践，因而实践必定是客观的、开放的、无限的物质变换运动，必定是以反映论为基础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必定是以人民为主体的历史活动和社会变革过程，必定是人民利益逐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最终成为现实的过程。而如果拒斥唯物论，实践就必然成为主体设定客体、主体自我外化的主观性活动，就必定成为从个体需要和人性诉求出发的意志性活动，就必定成为排斥客观真理和科学认识的实用主义。可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还是去唯物论，是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理论是非。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组成部分，不能把这一观点推广到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比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思想，其“核心和实质”就是列宁、毛泽东反复说过的“对立统一规律”。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其最根本观点则是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的“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把实践的观点夸大为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观点，实际上就打开了滑向实践本体论的缺口。应该说，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概括，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本质的特征和内核。马克思把自己创立的哲学称为“新唯物主义”，列宁、毛泽东把这种新唯物主义概括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这种唯物论的彻底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是全覆盖的唯物主义。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唯物主义原则贯彻到世界全部领域，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想精神领域，是名副其实的世界观。第二，它是全融通的唯物主义。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用唯物主义原则打通了历史和自然、思维和存在、生活和生产、受动性和能动性、个人和社会等等一系列的传统对立，形成了没有理论死角，鲜活、生动、生机盎然的唯物论。这种彻底的唯物论，说到底就是唯物论和辩证法有机结合的唯物论，就是辩证（历史）唯物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概括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能有将其取代或与之并列的其它概括。

科学实践观的确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重要基础，是马克思制定自己新哲学世界观的重要基石。但科学实践观的创立，前提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论转向。概言之，马克思的哲学变革，有两个重要的关节点：一是1843年底实现的、被列宁概括为“两个转变”的节点，即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二是1845年春实现的、以恩格斯称之为“包含天才世界观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为标志的科学实践观的形成。正是马克思哲学变革的第一个节点，奠定了马克思实践观点的唯物论前提。如果只从第二个节点开始讲马克思的哲学变革，不仅会抹煞费尔巴哈在马克思哲学变革中的“中间桥梁”作用，而且必然混淆马克思的实践观和唯心主义实践观的根本界限，为实践本体论的迷误开辟道路。只有唯物史观才揭示了感性客体的能动性，这就是受客观必然性制约的对象性活动。人的感性存在是第一位的，而主观能动性是第二位的，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活动当然是人的选择性活动，但是这种选择性活动的基础却是非自由的历史必然性，不能用历史选择论否定历史规律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坚持和创新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发展中，我们需要秉持两大原则：第一个原则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因为它是科学、是真理，坚信它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这是我们信仰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原因。第二个原则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我们学马克思主义不是空对空，而是要用它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从而推进理论的创新发展。因此，中国共产党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就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点紧密结合起来，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推向前进。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解决当代实际问题的同时，也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一，牢牢把握住时代潮流和天下大势不动摇。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重要的精神。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就是要认准历史发展的方向、阐发历史发展的规律、看准历史发展的潮流。当今世界，尽管历史进程曲折复杂，我们所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和不确定因素不断出现，但这不影响我们对时代潮流的判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在今天突出地表现为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的趋势，汇集成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讲话中所说，和平合作的潮流滚滚向前，开放融通的潮流滚滚向前，变革创新的潮流滚滚向前。准确地把握历史规律，坚定地引领时代潮流，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智慧。

第二，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成功地运用到国家制度的建设完善和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中，解决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形成了能够与西方国家分庭抗礼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显示了社会主义在制度上的优越性。社会主义不再只是一些思想原则或行动准则，而是道路、思想、制度和文化有机统一的强大国家。在世界上高高举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建立在非西方化的国家和社会制度的基础上，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焕发生机活力的有力证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正在逐步解决国家治理问题，把党的建设纳入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是一个突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大的制度优势。把坚持党的领导落实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以及全面深化改革中，并加以制度化，这是我们的重大创新。

第三，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观和发展观，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性运用取得的突出成就。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强大凝聚力的实践基础。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的执政理念，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制度设计，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等等，有力保证了全体人民同心同德、团结奋斗。在具体实施的政策上，在兼顾所有人利益的同时，突出解决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通过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到2020年全部消除贫困人口；突出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锻造国之重器，坚决有效地捍卫主权、领土和国家核心利益等等，充分体现了这一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精髓的坚持和创新。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会长。】

侯惠勤：突破社会主义制度定型的世界性难题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就是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总体构成。这是开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先河的伟大创举。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表明，尽管十月革命开创了社会主义从运动变成国家制度的伟大转折，但并没有完全实现这一转折。随着苏东剧变的发生，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巩固完善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深入探索，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人身上。通过自身的实践，我们一方面认识到，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全党必须高度重视，加快推进；另一方面也看到，制度的定型完善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国共产党在解决这一世界性难题上取得了历史性突破。

坚持底线思维，既设置不可触碰的红线，避免犯颠覆性的错误，又积极主动地面对社会主义制度定型所必须解决的难题

历史证明，由于社会主义首先在一些不发达国家取得成功，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必然需要一个长期的完善和发展过程，其制度优越性的发挥也必然需要一个长期的、不断探索而逐渐显现的过程。那种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一旦建立就会无比优越、无限巩固的想法，不仅天真，而且有害。“两点论”是中国共产党制度自信的特点，既坚定不移地维护社会主义的制度底线，又积极主动地推进社会主义的制度变革。

在完成“三大改造”、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就从思想上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巩固、完善的基本原则：第一、承认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因而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性不在于不存在矛盾，而在于矛盾总体上的非对抗性；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不在于其不存在缺点，而在于能够通过这个制度自身在发展、变革中不断加以解决。第二、确立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制度大框架，把坚持和改进共产党的领导作为国家制度的核心。毛泽东对内对外都反复强调，“国家是由共产党领导的”。这一国家制度可具体化为以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以及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国家意识形态。国家制度的变革完善，不能颠覆这个制度的大格局。这两个基本原则的确立，使我们获得了制度改革的主动权和主导权，是我们不犯颠覆性错误和抵御“颜色革命”的定海神针。

把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四个自信”的统一奠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世界观之上，不断实现理论导向和制度导向的具体统一

社会主义制度建构的一个难题，就是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崇高性和制度构建利益协调的现实性的统一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出现价值导向和利益导向相背离，最后要么是理想的陨落，要么是制度的变质。

中国共产党的成功要归功于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不转向。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方法论。”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才有坚持共产党领导、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观和发展理念，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民主法治的一致性才有理论根据，足以与西方意识形态相抗衡的社会主义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价值观才得以成立，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元化指导思想才成为可能。

我们解决理想的价值导向和制度的利益导向这一难题形成了三大创新性思路：一是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统一，使理想的崇高性和现实性有机地结合；二是以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引领、统揽党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伟大斗争和伟大梦想，使党的先进性和党的事业的群众性有机地统一；三是把制度建设的利益导向落脚到“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宗旨和发展理念，使利益的个体性和整体性历史地统一。在这里，关键在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初步定型，落脚在坚持和改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成功于党一贯坚持刀刃向内的高度自觉的自我革命。

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自我革命方面形成了完整的制度体系，具体表现为“五个一”：一个大思路，即以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引领党领导的伟大社会革命；一个主题，即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党的建设永恒主题，也是每个共产党员的永恒课题；一个精神，即“赶考”的精神，中国共产党执政永远在“赶考”的路上，时代是出卷人，人民是阅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一个关键，即抓“关键少数”，对于处在重要岗位、担负重大职责的党员领导干部更高标准要求、更严格管理；一个决心，即反腐败零容忍、全覆盖、无死角，打虎、拍蝇、猎狐、扫黑、除恶全面行动，确保党的先进性、纯洁性。

把握时代潮流，紧扣时代主题，推进改革开放，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最终回归社会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制度优越性

围绕着如何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国共产党从改革开放之初就形成了三点共识：第一，必须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目前已经体现出的优越性，这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具有效能上的优势，而根本原因就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这方面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要保持这个优势，保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第二，必须在对历史经验和形势发展作出新的认识基础上，找准社会主义制度目前存在的不完善环节，如市场运用不好，经济活力不足，根本原因在于把市场和计划僵硬对立起来，思想不解放。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的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第三，必须特别重视社会主义制度本来应该有而目前并没有体现出来的优越性问题，就是生产力较快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较快提高、综合国力较快增强的优势没有得到充分表现，原因在于战略定力保持不够，容易受外部环境干扰。

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以来，我国的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能力提升进入了快车道。我们的改革重点，已经从原来为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改革，转移到为适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而全面推进国家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今天已经不能再单纯地把改革开放视为外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种推力，而必须看到它已经有机地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我们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动力和制度特色。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不可分割的一体化事业。

新时代的制度建设已经不是单打一的行为，而是在制度创新基础上的综合创新，显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这一制度创新的灵魂，就是把坚持党的领导全面融入现代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之中，构建与西方多党制截然不同的国家治理模式。把坚持党的领导落实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及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以及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等，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我们制度创新的历史性突破。

（作者：中国社科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会长）

侯惠勤：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方法论研究

随着国家在意识形态建设方面自觉性的提升，意识形态话语权问题也日益为思想理论界所关注。讨论意识形态问题，既要遵循科学研究的一般规则，即学术性，又要服从其内在的本质要求，即政治性。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意识形态问题的实质是实现阶级统治所必需的思想支配权问题，也是国家权力的道义基础问题，因而事关政权的兴衰存亡。就我国而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政权问题的核心，讲意识形态建设不能偏离这一根本问题。这就是说，不能用非意识形态化的方式讨论意识形态问题，否则，不是不着边际，就是蓄意误导。

一、话语权的获得及其实质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在意识形态话语权问题上首先要解决的是，一个时代的统治观念是如何形成的。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意识形态时，首先提出了人们是“怎样把这些幻想‘塞进自己头脑’的？”问题。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不仅因为这种统治观念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高等人还是下等人都认同，更因为这些统治观念的变更似乎支配了历史的变迁。随着启蒙学者“自由、平等、人权”的呐喊，中世纪至尊的门第观念及相应的荣誉、忠诚等核心价值竟被一下子冲决。

马克思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一问题。他明确地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其所以如此，就因为“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但是，什么是“精神生产资料”呢？为什么它会为统治阶级所专有呢？一般地说，精神生产资料就是借以生产思想的客观手段，包括知识的占有和相应的资金支持，这当然是统治阶级的专利；加上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离，统治阶级不仅垄断了脑力劳动，而且专门分化出从事意识形态生产的职业思想家，因而精神生产被统治阶级所垄断就势在必然。特殊地说，精神生产资料依托物质生产资料占有的现状，因而具有财富创造上的话语优势，从而占领了道德高地并获得了以财富创造为基础的合法化知识。人们不难发现，自资本主义产生，对其财富本质的道德诘难就从未中断，但资本主义不仅未被骂倒，而且维护其财富正当性的自由主义思潮在马克思主义以前始终占据着上风。就在今天，新自由主义仍然是强势话语。“市场交换‘本质上具有伦理性，能够指导一切人类行为，代替所有先前的伦理信念’……新自由主义试图把一切人类行为都纳入市场领域”。可见，事情是这样的：统治阶级的思想统治来自其精神生产的支配权，而精神生产支配权的获得则植根于其作为财富创造者而具有的利益正当性，根源于其支配物质生产资料而对于物质生产所具有的支配权。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得到历史承认的利益不仅能够变成现实，而且具有不可抗拒的思想力量。当时以资产阶级为代表的“这种利益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至胜利地征服了马拉的笔、恐怖主义者的断头台、拿破仑的剑，以及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难像和波旁王朝的纯血统。”说到底，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阶级，同时也拥有了相应的道德制高点，因而形成了捍卫自身利益的思想统治。因此，每一个新的革命阶级要建立自己的阶级统治，必需首先打破原统治阶级的思想统治，使自己的革命行为具有正当性。

破除统治思想的困难在于推倒其所依托的道德高地。统治阶级依靠其在物质生产上的支配权，通过支配精神生产资料占据道德高地，是其建立思想统治的前提。被压迫阶级颠覆统治阶级道德制高点的方法无非是两种，一是营造新的道德高地取而代之（如资产阶级用人道主义颠覆封建阶级的神学道德）；另一是通过占领历史制高点颠覆统治阶级原先的道德制高点。第一种方式只有对在旧统治秩序下已经拥有优势经济实力的被统治阶级才具有可行性，因而一般是一个剥削阶级取代另一个剥削阶级的社会变革。例如奴隶主统治下的新兴封建主，封建主统治下的新兴资产阶级。以资产阶级为例，在它通过革命获得国家权力之前，就已经大体上取得了生产资料的支配权，因而可以理直气壮地声称自己就是社会的主人，从而质疑现行社会秩序的不合理。人们最为耳熟能详的是西哀耶斯1789发出的关于“什么是第三等级”的呐喊：“第三等级犹如一个强壮有力的人，他的一只臂膀还被绑在锁链上。如果除掉特权等级，国家不会少些什么，反而会多些什么。因此，第三等级现在是什么？是一切，是被束缚被压迫的一切。没有特权等级，第三等级将会是什么？是一切，是自由的欣欣向荣的一切。没有第三等级，将一事无事，没有特权等级，一切将更为顺利。”资产阶级以第三等级的名义提出的问题表明，已经获得财富支配权的阶级必然要求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则从理论上论证了这一要求。他指出：“生产是社会联合的目的，因此指挥生产的人过去和将来总是站在社会联合的领导地位”。

由于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中始终处在被支配的地位，因而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优势的经济力量，同时也决定了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财富创造者的模糊与颠倒，决定了不可能在现存秩序下建构新的道德高地。这表明，现代无产阶级冲破资产阶级的思想牢笼、颠覆其道德制高点的唯一方式就是通过占领历史制高点来达到。只有站在超越资本主义的历史高度，资本创造财富的历史光环才会消退，批判资本主义的道德高地才能真正构建。这就必须依靠科学理论。只有通过科学理论把握人类社会的历史逻辑，才能站到历史的制高点上。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由现代无产阶级担纲的“19世纪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实现了这一目标，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灭亡和共产主义的实现“同样是不可避免的”。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的伟大功绩时指出，“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由此可见，工人阶级的解放和科学的理论相互依赖，科学性和阶级性的统一既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也是工人阶级解放的实践品格。任何轻视科学理论的作用、崇拜工人运动自发性的倾向，都会干扰乃至最终葬送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解放事业。

从今天的情况看，自发性主要表现在用价值观消解理论思维，或者抬高价值观、贬斥思想理论，这实际上是对我们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干扰和背离。诚如习近平所说，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但是这种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大致上是两种方式：一是在无数相互冲突的意志和行动的碰撞中，经过历史的冲刷、时间的沉淀而缓慢形成，这是过去历史时代的共同特点；另一是在社会先进力量的引领下，最大限度地凝聚社会共识，较为迅速有效地形成全社会公认的核心价值观，有力地支撑社会进步和事业发展。我们今天做的就是后一种方式。

走自觉培育核心价值观之路，最根本的是要有先进的思想和彻底的理论。核心价值观的驱动力是利益诉求和道德追求。在无数逐利的利益诉求中，谁的利益能得到历史的承认和人民的认可？在无数求“善”的道德追求中，什么样的善能在社会中扎根、在历史中实现？没有先进的理论指导就无法预测；在价值观多元的今天，为什么必须大力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批判抵制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价值观？没有先进的理论武装，就无法辨别。只有在科学预见和道德正义的前提下才有自觉性。把核心价值观培育与思想理论建设相割裂，离开真理观谈价值观，就价值观说价值观，结果导致价值混乱，甚至助长了错误价值观的泛滥。比如，止步于“人民性”，不谈党性、阶级性。其实，判断群众利益诉求的正当性，必须放在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上才能判断，而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只能是工人阶级的阶级要求。在仍然存在着阶级划分的社会，不存在抽象的“人民性”，只有先进阶级才能最大限度地代表广大人民，工人阶级的阶级性在今天依然是人民性的基础。党性和人民性的一致，本质上就是工人阶级的阶级性和人民性的统一。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用价值观拒斥思想理论，最终将背离科学社会主义的轨道，走向成为资产阶级思想俘虏的邪路。从历史上看，用“伦理社会主义”取代科学社会主义，是背叛马克思主义的通常路径。通过夸大历史领域的特殊性、无规律性，否认历史过程的客观性、科学认识历史规律的可能性，社会主义就只能作为一种伦理追求而存在。这样一来，社会主义不仅失去了客观根据、可以见仁见智，而且失去了道德高地、必须屈从现实。在强大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利益格局和价值引领面前，一切单纯的道德批判都显得苍白无力，一切现实的伦理追求都超越不了资产阶级的眼界。民主就是投票和程序的民主，自由就是不受约束和自我的张杨，平等就是起点和机会的平等，人权就是个体的权利，所有这些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的欺骗性就都无力揭穿，而且被潜移默化地“塞进了”头脑。资本主义给了每个人发财的平等机会，因而贫富不均不怨天、不怨地，只怨个人没有抓住机会。事实很清楚，如果不真实地超越资本主义，就不可能从道义上扳倒资本主义。

立足于“应然”的价值观不能解决真实地超越现存世界的问题。大家都知道，从至善至美的伦理价值看，这永远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境界；而从现实的道德追求看，则又五花八门、莫衷一是。如前所述，现实的道德追求，其正当性并非自明，而是需要其它的依托（如对物质生产资料及其成果的支配）。以价值观为思想武器，只能陷入一场没有结果的混战，最终的受益者将是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始终立足于对于客观世界（包括人类社会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认识和革命改造，客观真理性是其力量所在。“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离开科学性谈社会主义，离开生产谈生活，离开真理谈价值，必然导致一系列的颠倒和混乱。这些后果大致有：对历史客观规律的藐视和嘲弄，对人民群众及其根本利益的冷漠和不屑，对自我价值及利益的张狂和恣肆。由于失去了是非善恶的客观标准，必然造成实质上的价值混乱、迷失，让折衷主义、不可知论、庸俗哲学大行其道。事实证明，真善美都重要，各有所长，但真是基础。离开了真，善恶、美丑就说不清。

二、话语权的建构及其规律

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客观基础决定了其建构并非主观随意所为，而是具有客观规律性的过程。受不发达生产方式的制约，前资本主义的思想统治必定具有神秘性，神学话语必定是优势话语。马克思所说的“人的依赖关系”社会其实并非人治社会，而是神治社会。这就决定了资产阶级的思想解放必定是“人的解放”，以人性对抗神性。无论是自由、平等、博爱，还是民主、法治，核心就是人。同时这也就决定了社会主义者同资产阶级思想家的争论必然围绕着“人是什么”而展开。但是，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者在这一争论中并不占上风，因为这一争论的核心议题是“私有财产关系是否合乎人性”。资产阶级学者连篇累牍、不厌其烦地反复论证，私有财产是个人独立、自由和权利的保证，否定私有财产就是压抑人性、剥夺人的自由。社会主义者尽管一再发出了“私有财产就是盗窃”的道德谴责，可这丝毫阻挡不了人们占有财富的热情和勇气。从人性上批判资本主义最为尖锐的方式就是所谓“人的异化”，即经验的人非真正的人，资本主义的利己主义个人是人和人性的扭曲。但是，作为这种批判的前提“真正的人”并不能通过道德设定得到确证，相反，资本主义的利己主义个人却由于现实生产关系和生活方式的支撑而具有充分的经验根据，显得动感十足。建立在“真正人性”上的道德化批判确实乏力。事实证明，在关于谁更合乎人性的抽象争论中，话语权在资本主义方面。

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从根本上扭转了这一思想格局，它把争论不休的议题“资本主义符合人性吗？”，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性不可改变吗？”。这就是说，任何社会都有与之相一致的“人”及其人性根据，因而争论其是否符合人性没有意义。但是“现存的人”不是凝固不变和永恒的，更不是所谓的“原人”（即“本来之人”）。资本主义大肆鼓吹的人性，只不过是这一社会的交往关系性质和价值追求的集中表现罢了。“这种‘自由的人性’和对它的‘承认’无非是对利己的市民个体的承认，也是对构成这些个体的生活状况的内容，即构成现代市民生活内容的那些精神要素和物质要素的失去控制的运动的承认”。“现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市民社会以及市民社会中的人，即仅仅通过私人利益和无意识的自然必然性这一纽带同别人发生联系的独立的人，即为挣钱而干活的奴隶，自己的利己需要和别人的利己需要的奴隶。现代国家通过普遍人权承认了自己的这种自然基础本身。”因此，问题就转变为这种“利己的市民个体”（或叫“市民社会的人”）变不变、如何变？

由此出发，马克思提出了“现实的人”和“抽象的人”的根本区别，从而奠定了自身话语权的根基。所谓“抽象的人”，就是脱离人的具体的历史发展，把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人及其人性抽象为不变的“原人”，其作用在于为现存的社会制度提供人性根据和道义支撑。而“现实的人”则立足于人的历史发展，从对于人的现实存在进行具体的历史的考察中，确定社会变革的趋势和人的发展前景。可见，两大话语的道德制高点都是“人的解放”，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话语特点是“人性论”，其理论支点是“市民个体及其人性诉求”，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特点是“科学性”，其理论支点则是“人民群众及其历史创造”。“人性论”话语立足人类个体及其不变本性，没有历史和未来；“科学性”话语立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拥有历史的制高点。

马克思主义用“科学性”话语彻底改造了“人性论”话语。个体不再是孤立的生命体，而是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之网的纽结，凝聚了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性不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人类共同性，不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而是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其价值的积淀。因此，不是人性创造历史，而是历史改变人性；历史是具体的，人性也是具体的；自从人类社会出现阶级分化，人性就受到阶级性的制约并趋向一致，统一的人性日渐抽象化、作用也日渐式微。“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这样，关于人性争论的话语主动权就转到了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边，不再是“是否合乎人性”的发问，而是关于“什么样的人性、其符合历史发展方向吗”的追问。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共同富裕、人类解放，不仅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人性进化的方向。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运用主要体现在确立历史真实、直面现实和把握未来的思想力量上，在这些从来都是剥削统治者“大嘴”的天下确立了科学的客观坐标，争得了话语权。值得注意的是，现在西方意识形态打的也不仅是“主观性”牌，他们也在争夺“客观性”话语权。因此，关于人性问题的最新争论，竟是人性在支配人们理性行为中是不是最终的客观依据。在韦伯看来，历史领域的“客观性”只能是深藏在个人内心的价值判断。“正是‘个人’的最内在的因素，规定我们的行动、赋予我们的生活以意义的最高和最终的价值判断，才是某种我们感到有‘客观’价值的东西。”虽然我们已经证明这种积淀在个人内心的价值判断是历史的产物，也充分证明这种价值判断因人而异、因时而变，但是还是要承认，利用“天良”、“良知”一类话语解释行为，虽不科学，却最为便捷易懂，因而最难批驳。我们不禁想借用唯物主义哲学家狄德罗的话加以表达：“这种体系虽然荒谬之至，可是最难驳倒，说起来真是人类智慧的耻辱、哲学的耻辱。”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说，把渗入每个人内心的“人性诉求”作为人类行为的“客观性”依据，存在着明显的“软肋”：首先，渗入个人内心的“人性诉求”并不是一个统一、确定的标杆，而是多重性的、相互冲突的、不断变动的需求。所以，如果不放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中，人性是什么，或者其主导面是什么，都只能任人评说，最后发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的感慨而作罢。因此，以人性诉求为行为依据，必然经由价值多元而陷入价值混乱，最终将丧失判断善恶是非的行为准则。

其次，尽管人类的道德理想、价值追求有一个“向善”的指向，有跨民族、时代的共同性，但它并不是历史发展的现实过程。这就是说，这种抽象的“美好理想”并不实际地支配着多数现实的人的现实行为。历史反复证明，如果大多数人的向往就等同于历史规律，人类社会可能就止步于原始社会了（因为从社会和谐的道德眼光看，阶级分化显然是不可接受的）。而今天，人类社会之所以朝着消灭阶级、共同富裕的方向发展，这并不是人们向往的结果，而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出了这一要求，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制度才会应运而生。与生产力发展相一致的生产关系，决定了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主导价值观。资本主义必然要用体现资本力量的“自由”、“人权”对封建社会的“尊贵血统”和“家族荣誉”一类主导价值进行颠覆，而科学社会主义则必然要用“消灭阶级”、“共同富裕”、“劳动解放”等主导价值，把“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从资本主导的狭隘性中解救出来，赋予其“人类解放”的真实内涵。

再次，“良知”也不能成为历史的客观坐标。虽然“人同此心”，但心并不能阻挡“人心不古”，不能破解“人心叵测”、更不能揭示“人心向背”。“良知”是否天性、“天良”能否发现、“天理”是否能容，于人于事都难以定于一规，只能听凭见仁见智、可信可疑、毁誉随意；“良知”为天性还是“习得”，“致良知”如何可能，争了几千年也没有争明白。总之，“心”不是自明的，“良知”不是自发的，它们都需要科学地加以阐释。因此，虽然人性的进化是有方向的，但这个方向与社会进步的方向是一致的，都是人类通过劳动而不断地获得自由的过程。可见，自由的前提是自觉，而不是自发；诉诸神秘化的人性，其后果只能是把水搅浑。

总之，马克思主义不是用人性掩盖和回避现实的社会矛盾，而是从现实的社会矛盾出发说明和解决人性问题。对抽象人性论的批判和抵制，防止其泛滥，是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关键。

三、话语权的运用及其关键

虽然话语权的获得和建构都具有客观条件性，但它的具体运用和实际成效却留下了巨大的主观能动性空间。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的许可之上，然而他们凭借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尽管今天总体上还是“西强我弱”，但并非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如果我们在意识形态话语权上运用得当，将不仅能够牢牢掌控国内的思想舆论斗争，而且能够在国际思想舞台上也有所作为。既然马克思主义话语权来自通过理论制高点站到历史的制高点，因此，其话语权的优势就在于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上，以理论的前瞻性和预见性提出问题、设置议题，对我们面临的重大实践课题发出决定性的声音。

问题是事物矛盾的表现形式，强调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就是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客观性。从实践上看这就是要善于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解决问题的突破口，从思想上看则是通过善于正确地提出问题而把握思想领导权和话语权。不难看出，围绕着“根本问题”而设置的主导性议题，必然是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的主要形式。而正确地设置主导议题和揭穿伪命题，则是把握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两大任务。

第一，正确的主导性议题必然是科学总结历史经验、深入破解现实矛盾和彰显政治远见的结论，也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的具体运用和集中体现。在新中国建国前夕，毛泽东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透过人民民主专政这一重大命题，不难发现其浓缩了以下三大历史结论：其一，对于近代以来的中国而言，资本主义此路不通。这不仅是因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无力领导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且从根本上说，资本主义文明已走向没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其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这不仅因为人民民主专政是深受“三座大山”压迫的中华民族翻身得解放的胜利之道，而且它也是保卫民主革命胜利成果的根本保障。其三，无论是搞革命还是搞建设，都必须坚持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有句名言：“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其意思是说阶级斗争不是永恒的社会现象，它最终将趋于消灭；但阶级的划分是自发产生的，而其消灭则是自觉的过程，这一自觉过程的领导力量就是工人阶级和共产党。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最终都是要到达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共同富裕的目的，共产党的领导就必不可少。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表明，毛泽东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历史结论是何等正确。

所谓“伪命题”，就是否定正确的历史总结，制造虚假的历史问题。在否定中国近代以来的革命斗争的历史虚无主义喧嚣中，我们不难发现其所制造的所谓“革命史观”和“现代化史观”的对立，企图通过否定革命达到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本来，对于近代中国而言，革命和现代化绝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同一过程的上下篇。因为近代中国要解决两大主题：一是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二是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不取得革命的成功，就不具备搞现代化建设的前提，这是多数人的共识。甚至发表了“非共产主义宣言”、主张经济成长“阶段论”的罗斯托都承认，中国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才具备了“经济起飞”的条件。但是，制造革命与现代化对立的伪命题却把革命诬蔑为“排外”和对现代化的干扰，把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歪曲为“西方化”。“近代中国所面对问题不像后来讲的那么复杂，什么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等，都是后来加上去的。近代中国的问题就是西方世界要东来，中国要走向世界。”用一个所谓“东来西往”的轻松话语试图抹杀旧中国的百年耻辱和深重灾难当然是徒劳的，借此否定革命更是痴心妄想。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视革命“人为制造”产物的观点，随着中国革命的成功原本已魂飞魄散，而在我国改革开放后的今天又借尸还魂、卷土重来，证明国内外确实有一些人把改革开放作为“全盘西化”的契机而蠢蠢欲动，我们必须严加防范。

第二，正确的主导性议题也必然是历史伟大转折关头、在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根本问题上做出关键抉择的科学判断，也是思想把握现实、理论创新实践的集中展示和具体运用。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明确提出了新时期的根本主题，那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议题的提出，不仅切实推动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而且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境界。

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是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也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理论，更是日臻成熟、定型的国家制度。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际上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特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仅是我们近期的建设目标，也表明我们的国家是全体人民当家作主、共建共享的新型民主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从制度层面上表明了社会主义的活力；“全面依法治国”表明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们的国家制度的基本形式；“全面从严治党”不但表明中国共产党将不负人民的重托保持自身的纯洁性，而且表明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点。

正因为如此，我国当今面临的意识形态的斗争，聚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焦点是共产党的领导。敌对意识形态为此而设置了一系列的伪命题，例如“党大还是法大”、“人民性高于党性”、“一党独大无法遏制腐败”等等，试图制造坚持党的领导同民主、法治、廉政建设的根本对立。与此相应，近年来在我国不时泛起的西方社会思潮，例如“宪政民主”、“普世价值”、“公民社会”“新闻自由”、“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其要害都是力图改变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我们必须增强坚持党的领导的自觉性。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在党，这绝不是一句空话。党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是两个重要的纽带：其一，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纽带。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在西方面前老是抬不起头，而西方也乐见一个充满奴性的中国。但是，“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使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主义的推动力量，正是中国共产党。

其二，是人民群众从无机的大多数成为有机的历史主体的纽带。和资产阶级政党相反，作为“先锋队组织”的共产党，看起来不是“全民党”，更不是“选民党”，而是由先进分子（“精英”）所组成。但唯其如此，才真正能够成为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政治形式，开辟出人民群众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的当家作主之路，因为这是群众由“自发”转向“自觉”的唯一通道。我们必须理直气壮地坚持中国共产党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因为只有坚持这一领导体制，才可能走出一条通过“国家消亡”而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民主之路。可以肯定地说，在今天，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任何命题，不管有多少伪装，归根到底都是站不住的伪命题。

侯为民：《资本论》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构

理论体系总是因时代而生，也因时代而不断丰富和发展。在社会实践中，科学的理论体系作用是巨大的。自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资本论》这一巨著诞生以来，劳动人民的精神世界就得到了彻底改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后发国家探索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提供了全新的选择，中国发展道路的成功，更是无可置疑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真理性。习近平同志指出：“现在，各种经济学理论五花八门，但我们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能是别的什么经济理论。”【1】中国发展道路，不仅遵循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则，而且随着时代发展不断丰富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研究领域和理论内涵。一个比较容易形成的共识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和现实的材料。而中国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探索，则在普遍性的意义上，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成果与《资本论》的科学论断相结合，进而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建构奠定了基础。

一、正确认识《资本论》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和开放性

与人们常识中的印象相反，一个经常给人以误导的见解是，从传统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潜在地宣示了《资本论》理论体系的过时和无效。原本，《资本论》对商品货币关系的分析和对现代市场经济内在规律的洞察无人超越，而其对未来社会的具体设计相对来说更易于因现实情境的变化而失去吸引力。然而，当我们回到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视域内时，将《资本论》的核心内容和重要论断割裂于研究视野之外有时反倒成为一种时髦。这一错误认知，不能不说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曲解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继承性的阉割，其错误导向无疑是值得警惕的。

如果仔细考察的话，作为一种完整的理论体系，《资本论》的科学性和开放性，决定了它在人类思想宝库中将永不会退出。《资本论》是立足历史和社会现实的，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即强调要从异化劳动和私有制范畴推导出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范畴，从而表明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包含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1865年初，马克思在《论蒲鲁东》中，又进一步明确地阐释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方向和路径：政治经济学“不是把财产关系的总和从它们的法律表现上即作为意志关系包括起来，而是从它们的现实形态即作为生产关系包括起来”【2】。从后来的情况看，《资本论》正是围绕“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生产关系是一种现实的占有关系，而不是单纯的财产归属关系”进行阐述的，这一基本观点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础。《资本论》又是面向未来社会的，仔细研究《资本论》文本可以看出，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并不仅仅限于狭义范围。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从广义政治经济学范畴确立的研究设想，其中一部分内容在《资本论》中也得到了体现。事实上，尽管《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社会有机体的揭示，本质上属于狭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但是这种狭义上的特殊研究，同时也包含着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某些理论，从而为后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导。

（一）《资本论》为研究经济活动确立的理论前提不会消失

研究现代经济生活，需要立足于科学的理论前提。唯物史观是马克思构建其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础。早在撰写《资本论》之前，马克思就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概要性地阐明了唯物史观的基本要义：“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的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3】在这一简要表述中，社会物质生产力的作用第一次在经济学理论中被凸显出来并置于基础性的地位，从而与过往以及后来的一切庸俗经济理论相区分。不仅如此，与物质生产力相互维系的生产关系作为另一重要变量，也因此才被纳入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合适位置。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就此序言曾专门指出：“在那里我说明了我的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4】20

显而易见，自《资本论》撰写之始，马克思就将社会性的物质生产作为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立足点。在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中，人们首先要与自然界发生关系。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就是人们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使其适合人们需要的过程。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始终将物质资料生产与社会的劳动生产力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强调，对社会劳动生产力的研究和分析只有坚持从历史的发展中考察，才能真正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换言之，在《资本论》中对社会物质资料生产的研究，必然是联系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生产力水平来进行的，同时它也必然是与社会生产组织形式的不断演进密切相关的。

《资本论》中对社会生产力的研究为经济理论的发展开辟了无限空间。在探讨生产关系适应或阻碍生产力的主题时，马克思直接摒弃了现象层面的生产关系因素的干扰，始终坚持从生产力的内在要素出发来研究生产力的发展，突出了活劳动要素在生产力范畴中的决定性作用。可以说，这一研究的价值永远不会过时。无论社会如何发展，构成生产力的实体性要素始终只能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这一点在现代社会中也不会改变。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简单要素论的理论界定具有高度的抽象性，也体现了逻辑上的完整性。同时，它并不排斥对三个简单实体性要素在内涵上的拓展，如科技要素和与之相应的管理要素，乃至于现代网络社会下的信息、数据等要素，它们渗透于上述三个实体性要素之中。

《资本论》对生产力构成要素的具体内容，是持开放式思维的。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首要因素是具有劳动经验和劳动技能的劳动者，生产越是发展，劳动者越是具有“总体劳动者”的性质，使生产的直接操作者、科技人员、经营管理者和设计者成为相互联系的整体的一部分。在生产力构成要素中，劳动者是最重要的，也是决定性的因素。生产工具无论如何先进，它们都是由劳动者制造出来并使用的。只有劳动者的活劳动才能构成生产性的劳动。与物质生产相关的科技劳动是活劳动的一部分，主要以脑力劳动为特征，它在本质上属于生产性劳动，而且是生产性劳动中的复杂劳动。相比于简单劳动，科技劳动要求的社会投入更大，所带来的生产效率更高，所能推动的劳动对象数量更多，最终产生的劳动成果在质量上也更可靠和更有效。马克思还指出，作为生产过程中物的因素，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劳动对象是劳动的物质资料和劳动基础，而劳动资料则是劳动的物质条件，决定着社会采用何种劳动手段进行生产。劳动资料中最重要的是生产工具，相当于人的器官的延长和放大。生产工具的发展状况，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物质标志，如石器、铁器、蒸汽机、电动机、计算机、机器人、“互联网＋”等，均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历史性地产生了主导作用。除了生产工具以外，劳动资料还包括除劳动对象以外的一切物质条件，如道路、桥梁等，它们是劳动过程得以正常进行的保证。生产要素具体内容的不断丰富，现代信息技术及其激发的生产潜力，现代交通和基础设施建设所推动的市场空间的扩大，证明了《资本论》关于生产力要素理论的科学性。

（二）《资本论》确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逻辑起点仍然成立

逻辑起点是理论体系赖以展开的最基本范畴，是贯穿于整个理论体系的核心要素。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现代社会物质生产的内在规定性和商品交换的普遍联系出发，将“商品”这一最简单、最基本的范畴抽象出来，确定为经济理论的逻辑起点，构建了科学而严密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正是基于对现实社会中社会生产本质规律的深刻洞察，他才指出：“我不是从‘概念’出发，因而也不是从‘价值概念’出发，所以没有任何必要把它‘分割开来’。我的出发点是劳动产品在现代社会所表现的最简单的社会形式，这就是‘商品’”。【5】

商品范畴作为逻辑起点，为揭示现代商品社会和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奠定了基础。由于对商品的分析，科学的劳动价值论才得以被提出并得到科学的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剩余价值规律才得以揭秘。商品成为社会财富生产的基本形式，是资本增殖运动赖以进行的物质载体。以商品作为逻辑起点，马克思运用科学抽象法，客观而全面地考察了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及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各种具体形式。一切笼罩在商品交换面纱下的经济利益关系的谜团和悖论，就这样被解开了谜底。

不仅如此，《资本论》中关于一般商品生产和交换一般规律的分析，对商品价值规律的揭示，对货币本质上是一般商品的阐释等，仍然是指导人们分析和考察当代经济现象的有力工具。只要生产力没有发展到足够的高度，商品经济赖以存在的条件没有消失，《资本论》中关于商品经济条件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价值规律、风险规律的分析，仍然会在现代社会中顽强地发挥作用。从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来看，无论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还是建设制造业强国、扩大对外贸易和增强国际竞争力，都与认识和利用好商品经济内在规律密切相关。只有遵循商品经济规律，才能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才能改进激励机制，促进经济平等和推动经济主体间的公平竞争，在整体上改进劳动效率和提高经济效益。

（三）《资本论》确立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仍具科学性

在《资本论》理论体系中，其研究对象既是总体的，又是具体的。这一特点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现实世界的准确把握。马克思始终是从历史的发展和现实经济条件的变化中，辩证地分析社会制度和经济现象的。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特殊的、具有独特历史规定性的生产方式；它和任何其他一定的生产方式一样，把社会生产力及其发展形式的一个既定的阶段作为自己的历史条件，而这个条件又是一个先行过程的历史结果和产物，并且是新的生产方式由以产生的既定基础；同这种独特的、历史地规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即人们在他们的社会生活过程中、在他们的社会生活的生产中所处的各种关系，——具有独特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6】

毫无疑问，就《资本论》中的具体研究对象来说，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意上是指生产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7】这种生产的社会形式具有特定的历史内容：一方面，它需要建立在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度基础之上；另一方面，它需要以雇佣劳动为条件。换言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形式和物质资料生产的特殊方式。这一分析仍然是对当今私有制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关系及其本质的最科学的说明。

需要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与其适应的生产和交换关系，是《资本论》确立的研究对象，但它在内涵和范围上也在不断发展、丰富和演化。这里有多重原因：其一，在历史进程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与其适应的生产和交换关系一直在发展和发生变化。实际上，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由于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日益商品化的生产和机器大工业的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典型标志并构成经济生活的主要内容。其中，小商品生产向商品生产的过渡是资本主义产生的条件，而机器大工业发展则确立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统治地位。因此，对前资本主义到资本主义结束后的过渡期这样一个历史长周期，《资本论》中已经历史性地给出了科学的说明。其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历史地位和发展趋势的分析，始终需要紧密联系当时的客观现实来进行。这就意味着，当新的生产技术条件、新的组织制度等出现时，政治经济学在理论上必须对其作出逻辑上一致的解释，以增加理论本身的针对性和说服力。例如：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新出现的现象，如福特制、定制式生产、订单式生产、外包式生产等，需要根据其形式的变化说明其本质和特点。这是因为，上述变化本身所暗含的资本和劳动结合方式的变化，能够更全面地反映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内涵。其三，对现实经济生活新出现的典型事实，也要结合时代变化给出科学诠释。在马克思的时代，相比于资本和劳动在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对立，生态环境和文化等问题还没有完全地显现其本质，而只是暂时地显露出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部分内容。生态和文化的影响与波及范围有限，有时甚至只发生潜在的影响，还远远没有达到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深度和广度。国际垄断资本主导全球生产体系后，不同民族国家和区域因卷入全球化的程度不同，生态和文化因素的潜在影响会逐渐显现出来，并愈益成为劳资矛盾和国际经济贸易争端中的核心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样要对这种变化作出解释和说明，从而拓展其研究范围。

总之，《资本论》中所确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开放的。一方面，《资本论》为社会生产的不同历史阶段的跨越过程及其规律提供了一个基本解释路径；另一方面，《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现象和规律进行了科学的揭示，从而为通向未来社会打开了理论窗口。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科学，不仅揭示了商品经济，尤其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而且也可应用于促进一国内部和国际社会间的资源配置、经济发展和财富增长，并最终有助于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二、中国道路成功密码内置于《资本论》理论体系之中

《资本论》所构建的理论体系不是单纯批判性的，在剖析资本主义社会每个经济现象和范畴的背后，它都运用其中的重要范畴对未来社会的特征加以描述。中国发展道路的成功，与中国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自觉遵循《资本论》所揭示的经济规律有关。《资本论》中科学阐述的客观经济规律，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得到了系统化的体现。比如，对商品经济交换基本规律的重新重视、对市场经济下物质利益关系的再探索等。从《资本论》所揭示的核心原理出发，中国发展道路的合规律性，最主要的还是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对《资本论》中关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思想的认识深化

一切社会发展进步的前提是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生产力的更快发展，需要尊重物质生产过程的客观规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确立以后，能否坚持生产力标准，就成为能否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试金石。马克思在《资本论》对资本逻辑的审视和批判中，同样也蕴藏着历史的肯定，即出于生产力标准对资本的文明面的认识和认可。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从工场手工业和“现代家庭劳动”通过“扬弃”发展为工厂化的机器大生产的过程中，“过渡形式的错综复杂并不能掩盖向真正的工厂生产转化的趋势”。【4】545这种“趋势”归根到底是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的。在这一过程中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其直接原因在于劳动工具的改进、生产条件的优化、生产原料的节约和劳动时间的节约。从根本上看，其动力形成的基础还是劳动者能力的提高，即与科学技术的推动、教育的普及提高和资源利用上的集约化有关。从社会主义实践来看，创造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是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前提，但实现这个目标会有一个曲折的过程。就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两个时期而言，确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解放生产力的需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要求也是坚持生产力标准的体现。可以说，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是中国发展道路中具有同一性的现象，是中国发展过程中展现出的历史趋势。由于坚持以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为导向，我国实现了经济增长的“中国奇迹”。1979—201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4％，从4100.45亿元增长到90.03万亿元，跃升至世界第二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举世瞩目的历史性巨大成就。在新时代，生产力内涵得到了进一步拓展，生态环境等因素开始成为生产力的内在要素，成为提高劳动者素质和节约社会劳动要素成本的基本要求。显然，将保护生产力和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并重，同样体现了对《资本论》中生产力发展规律的遵循。

（二）对《资本论》关于生产关系演变规律的全新审视

生产关系衍生于物质生产过程，体现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生产关系不仅涉及交换、分配、消费等关系，更涉及生产过程中人们的相互关系，包括物质利益关系、社会分工和相互协作关系等。生产关系本质上是物质生产的社会组织形式，在狭义上一般体现为具体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经济管理体制。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论出发，科学论证了生产关系总是随着生产力发展而演变的客观规律，全面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及其未来将被取代的历史趋势。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对生产关系的认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生产力的总体水平不发达和不平衡，表明我国的社会主义没有超越马克思所说的“人对物的依赖”阶段。显然，在这种情况下试图强行实现对商品经济的逾越，只能带来灾难性后果。生产力不发达、不平衡，决定了人们之间交换劳动必然借助商品交换这一曲折的形式，只有摒弃片面的“一大二公”思维，才能更好地推动生产力发展和尽快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改革开放后我国对生产关系的变革，是以生产力发展水平为依据，以生产力发展要求为旨归的。商品经济客观规律被重新重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以确立和巩固，使《资本论》关于商品经济的重要论述重新回归到现实视野，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境界。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出发，我国在经济管理体制、所有制结构改革、分配制度改革、对外经济关系等方面均作出了重大调整和变革，为发展社会生产力创造了条件。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越来越突出的作用，推动了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其中的重要变化，主要体现在对生产交换规律的尊重和对物质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上。与此相适应，我国对科技要素、管理要素有了新的认识并给予高度重视，对土地要素的作用进行了再定位和科学利用，在新时代对数据要素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给予了突出和强调等。这些认识上的深化，无一不体现出我国生产关系变革对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适应性。

（三）对《资本论》中生产资料公有制设想的探索实践

社会生产的物质性决定了社会经济制度演变的路径。从生产力标准出发，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提出了废除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主张。而如何取代私有制，以及用什么来取代私有制，在当时还仅仅是一个猜想。不过，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已经在理论层面解决了这个难题。针对私有制下的商品拜物教弊端，马克思提出了自由人联合体的设想，即“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做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4】96。在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分析中，马克思更是从积累、信用、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经济危机等层面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批判了私有制度对社会化大生产的阻碍。在马克思看来，公有制的优势在于它确立了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使个人劳动转化为联合劳动，相互竞争的生产转化为联合和协作生产。这样，社会生产目的将直接转向满足联合起来的劳动者的需要，因而能够更大程度地调动劳动者积极性，更好地发挥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作用，从而创造比雇佣劳动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企业资源的利用率和使用效果。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公有制经济在促进积累、形成现代产业体系、推动工业化和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在坚持和强调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主体角色的同时，我国又创新性地提出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改革思想。这一改革思想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被明确表述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从而取得了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的重大突破。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确立以来，我们党一再明确和深化了坚持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政策原则。在功能定位上，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8】在实践中，公有制经济的主导作用和控制力日益增强，非公有制经济在创造税收、扩大生产、解决就业、搞活经济和对外贸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没有公有制为主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活力就没有根基，也缺乏关键基因，中国模式就难以取得成功。

（四）对“有计划的控制和调节”思想的坚持与完善

《资本论》中关于“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对社会生产总过程进行有计划的控制和调节”的思想，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发挥政府作用提供了理论指导。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明确地强调：“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联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4】97他还指出，在未来社会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调节和共同控制生产，“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4】96可见，从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来看，克服商品经济的内在缺陷带来的矛盾，必将产生一种社会需要，即社会在整体上应当超越自然人和单个经济主体的行为法则，进而将社会生产活动的全社会调节作为经济活动的客观要求。这就决定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政府作为现代经济生活中的参与主体，必须深度介入市场活动并对经济生活产生重要影响。实际上，即使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看，资本主义工厂立法的普遍化，也“使工场手工业生产转化为工厂生产所必需的物质要素成熟起来”。【4】549这表明政府作用的发挥和法律等人为因素的干预，可以更好地促进新的生产力要素的积聚和发挥作用。从我国的实践也可以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体制优势，不仅在于公有制经济为主导基础上的举国体制，而且还在于政府作用能否充分发挥。可见，具有计划性的国家调节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实际上，我国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排斥运用政府宏观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相反，我国在经济发展中始终坚持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协调发展的原则，始终坚持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的有机结合。由于遵循了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要求，我国在长期发展中避免了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生产的市场自发调节带来极度过剩所隐藏的巨大风险，促进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源优化配置，使之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三、政治经济学的当代建构要重视借鉴《资本论》

经济理论永远是对现实经济生活内在规律的科学反映。一个适合于当代中国国情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必然是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和方法出发的理论体系，必然是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历史经验中诞生、并在长期实践中显示出其生命力的理论体系。习近平同志指出：“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们的发展实践，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1】诚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可能是本本主义的固守，但它在理论立场、基本原理、核心观点、研究方法和逻辑框架上却不能犯颠覆性的错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构，仍然需要从《资本论》中得到借鉴，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明确当代中国经济理论的逻辑起点

任何一门经济理论体系都有一个逻辑起点。是坚持从当代物质生产的客观性出发，在高度抽象中概括当代中国经济生活的本质？还是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具象出发，将具体的制度或理念作为研究的出发点？这个问题关系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建构的理论彻底性。目前，尽管学界普遍同意“以人民为中心”作为逻辑主线。但关于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学界的观点却各不相同。

笔者认为，时代的变化和社会主义的新实践，是判断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建构的逻辑起点的一个重要标准。在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由于商品的社会属性受到削弱，支配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内在规律并不能全部发挥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对社会主义生产过程起决定作用的所有制基础，即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构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不可回避的逻辑前提，它必然成为理论体系的发展起始点。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在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之外，其他多种所有制广泛存在并参与市场活动，马克思所揭示的商品经济规律必然重回理论视野，并在现实经济生活中顽强发挥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它也导致公有制内部的商品生产者也不得不处于商品交换关系之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资本论》中所确立的商品逻辑起点，其适用性现在已经成为无可置疑的现实。由此，商品逻辑起点的复归，也就具有了理论上的依据，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整个理论体系在建构过程中再次重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理论逻辑。应当说，马克思对现代商品经济社会的分析仍然没有过时。物质财富采取商品的形式，仍然是当代社会物质生产的基本特征。

（二）深入探索社会主义客观经济规律这一研究主题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首先必须直面当代中国的现实经济生活，切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事业的现实要求。现实经济生活总是不断变动的，而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就是要从这一变动过程中总结其内在规律，在对客观经济规律的把握中，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近期目标和宏远蓝图。恩格斯指出：“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9】153－154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的性质，清晰地表明了新的事实材料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性。

在当代中国，经济建设和发展中面对的最重要的事实材料是社会基本矛盾的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0】将社会矛盾分析方法应用于当代政治经济学的建构，是探索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进行社会矛盾分析，前提是要立足问题导向和现实导向，立足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的事实材料。笔者认为，围绕社会主要矛盾展开的研究，必将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新趋向，而且应当成为整个理论体系的重点。在对这一基本矛盾的研究中，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应当成为研究的主要方面，而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研究过去一直欠缺，现在应当被突出并加以强调。当然，在这个研究过程中，所有制结构、分配结构、消费结构和市场机制等问题也是需要被联系起来考察的。

探索新历史条件下的经济规律，需要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这就要求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力范畴深化认识，使之更加符合马克思的本意。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的内涵具有多面性和多层次性。一方面，作为技术层面的生产力要素，是与生产关系相区别的，自然不可能成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另一方面，作为社会属性层面的生产力要素，是包含在广义的生产关系内涵之中的，这就需要将其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加以拓展。从社会生产的分工协作角度看，尽管它们是构成社会生产力的要素，但在广义上它与生产关系具有高度的交叉融合性，需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中得到体现。

（三）当代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建构要坚持唯物辩证法

理论建构是通过思维方法，对现实世界的客观因素之间相互关系及发展变化趋势的再现。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在理论层面的反映和诠释，是适应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其理论建构的灵魂，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的元理论和核心思维的访求，即仍然是以唯物辩证法这一基本方法为标志。《资本论》正是运用唯物辩证法，在对资本主义一切现实的经济矛盾运动的分析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蕴含的内在规律与发展趋势。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不仅从使用价值与价值、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等方面，分析了商品的内在矛盾运动，揭示了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而且，马克思还从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外在化为相对价值形式与等价形式的矛盾，商品的内在矛盾表现为商品与货币的外部对立，以及买与卖的矛盾、买者和卖者的矛盾等方面，分析了商品的外在矛盾运动。以此为基础，马克思才开始展开对资本矛盾运动的分析，科学阐释了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转化为剩余价值的客观运动过程；并进而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所蕴含的矛盾运动，其中包括劳动过程与价值增值过程的关系、绝对剩余价值与相对剩余价值的关系、两大部类下生产与需求间的关系、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其实现之间的关系、人口与资本的相对过剩关系、生产扩大与资本积累间的关系等矛盾运动，最终从根本上揭示出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一根源。概言之，唯物辩证法从本质上是革命性的，始终坚持从历史的客观性出发，将经济现象中的范畴以及相关范畴的转化过程作为研究视角。这一理论研究和理论建构过程中的方法论，在今天对分析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与现实经济运行过程仍有指导意义。

哲学思维在经济理论建构中占有重要地位。与西方庸俗经济学的静态思维不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始终强调事物发展变化的本质属性。按照恩格斯的说法，辩证法可归纳为下面三个规律：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对立的相互转化和统一的规律；否定之否定的规律。【9】463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现实社会的经济关系体现为对立统一的经济要素，两者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并相互冲突，推动着经济规律发挥客观作用。因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构，需要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社会生产过程出发，科学分析新历史条件下的各种包含对立面的经济关系，如生产和消费关系、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关系、国家调节力量与市场机制作用的关系、劳资关系、供求关系、自由竞争与垄断关系、公平与效率关系等，在对立统一的视野下重构以“劳动”范畴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同样，对于经济发展中的经济总量规模与经济发展质量效益的变动关系、经济范畴在本质和内涵上的演化，也需要联系实际进一步深入研究。

（四）当代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建构路径的双重依赖

在当代中国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构，在路径上需要依托于两个层面。首先，在理论的形成上，需要借助于对历史经验和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当代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并且正在经历着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和实践创新。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影响着中国，中外两大时空的历史经验和历史实践的总结和提炼，可以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实践来源。

对过往一切旧理论观点的审视、质疑和反思，是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就这个意义来说，当代政治经济学的建构，必然意味着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内需要进行理论突破和创新，其中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概念、范畴和术语方面的体系化建构，也包括对其他经济思想特别是《资本论》中思想观点的创造性转化。任何理论的原创均离不开前人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济思想资源，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运用中形成的经济思想和理念，两者是统一的。在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建构中，它们均是必不可少的思想源泉。

抽象化是理论体系建构的必要前提。抽象化在理论建构中往往以术语、范畴和概念为特征和体现。在这个意义上说，立足现实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从凝结新概念、创建经济学新范畴和概括新术语入手，坚持将概念范畴的原创性和思想性作为基本原则。恩格斯在《资本论》第1卷英文版序言中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4】32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构，自然也需要创造与当代中国发展相适应的新术语，准确反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特质。实践证明，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中，我国已经提炼出大量原创性的政治经济学术语，如承包制、现代企业制度、科学发展观、现代化经济体系、高质量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双循环格局等。这些被提炼出来的新的范畴、概念和术语，推动了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在学理层面回应了现实的需要。

四、政治经济学的当代建构要着眼于若干重大突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从历史的必然性中产生的。作为其理论指导和思想诠释，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阐释的精髓是一以继之、一脉相承的。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生命力和实践魅力在历史进程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并将在现实中进一步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不断推动着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境界的开辟。从现实的要求来看，当前仍需要联系《资本论》中的相关阐述，从客观经济规律的探索入手，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理论研究和突破。

（一）所有制结构及与其相应的分配结构的演变规律

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及与其相应的分配结构，是社会生产的基础和前提。中国发展道路的成功与我国所有制改革以及与之相应的分配制度变迁具有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是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出发得出的科学结论。这一判断，摒弃了发展公有制经济时过于追求“纯而又纯”的错误，纠正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超前情结。经过4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基本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混合所有制经济结构，使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格局基本固化下来，多种生产要素共同参与分配的制度得到基本的明确，有效激发了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力。围绕中国发展道路下所有制结构与分配结构演变规律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对我国所有制结构的演变过程及其历史作用的阐释。所有制结构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处于核心地位，决定着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性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所有制结构改革中的主要经验，一是处理好公有经济与非公经济的关系，二是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方式。主要包括：关于公有制经济地位和作用的界定；关于公有制经济质和量的界定；公有制经济的布局、规模、数量与其控制力的关系；壮大国有经济和振兴集体经济的具体路径；廓清非公经济本质，坚持其补充辅助地位；通过政策法规消除限制各种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壁垒；发挥好非公有制经济解决就业问题和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等等。关于所有制层面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和近年来在这方面的认识深化，大大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演变规律的研究视野，为中国道路的成功提供了科学的解答。

其二，对所有制结构下微观经济主体关系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处理公有制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的关系，逐步探索出了一条促进不同所有制经济公平竞争、共同发展的路子。明确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思路，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探索做强做大做优国有企业的重要出发点，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目的和方向，是增强而非削弱甚至消灭公有制企业。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在实践中国企对于振兴国家实体经济、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与参与国际竞争具有重要作用。从社会分工协作的视野看，我国鼓励公有制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都需要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深化发展。在具体政策上，公有制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从单纯的相互竞争、相互补充走向共同发展。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积极推动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从理论层面看，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各种所有制相互合资合营等，都是混合所有制的具体形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下的混合所有制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混合所有制具有本质的区别，需要在理论上进一步澄清。总体上看，公有制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共同构成我国社会化大生产的有机组成部分，各自发挥并逐步走向共同发挥其不同作用。

其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结构演变规律的研究与阐释。分配制度是与所有制结构直接关联的。从马克思所说的“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出发，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核心，是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保证。因此，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积累，我们仍然需要从《资本论》出发，重视其内在的规律性，防止资本积累过程中对劳动报酬的过度侵蚀。不过，从传统体制下较普遍实行的按劳分配制度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结合，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非劳动要素进入收入分配制度范畴，这一进程表明收入分配制度并没有现成的模式，也不会长久维持不变。相反，收入分配领域本身存在的矛盾和对立性因素，也会使收入分配结构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历史发展而不断调整和发生变化。例如，在历史上土地、资本和管理要素在收入分配中地位的上升就是如此。而现代经济生活中知识、科技要素作用的上升也使得其日益受到重视，当前我国更是在收入分配中强调了数据要素的地位和作用。总之，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当前我国收入分配领域，无论是分配的对象方面，还是分配的主体方面，都极大地得到了拓展。这充分体现出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在内涵上的深刻变化。需要进一步澄清的是，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并不意味着按劳分配的具体实现形式是唯一的、固定不变的，因而是不需要创新的。同样，承认和强调多种分配方式的作用，也并不仅仅意味着这些分配方式天然具有正义性，不需要调整和改变。相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多种分配方式只有在市场绩效评价机制下才能有效实施，才能激发各类生产要素的活力和潜力。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明确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上升至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发展过程，适应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变迁的要求，适应了我国从解决绝对贫困向化解相对贫困的阶段性历史任务的转换，也适应了我国激发广大劳动者积极性和发挥各类生产要素作用的现实需要。

其四，对当代中国民生福利结构演变的研究。民生改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之一。从发展是硬道理、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共同富裕，到提出实现共享发展的目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民生改善上不断摸索，探索出一条不断改善民生的现实道路。民生改善体现出公共经济的本质特征，它是在客观规律支配下运行发展的。在这个基础上，我国正确运用相关规律自觉驾驭公共经济，增进了人民福利。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的本质内容。当然，这种保障和改善是渐进式的，总是要根据现实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维持在一个历史的、合理的限度上。从局部和短期角度看，在经济增长的前提下要尽可能提高保障水平，更快地改善民生福利。从整体角度和长期视野看，社会保障的提高和民生福利的改善又不能超越能力，不能拖累或影响到整个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与经济的长远发展。可以相信，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民生水平越来越高、公共物品结构不断优化和均衡发展，应成为中国发展道路下民生事业发展的一般趋向。

（二）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规律

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领导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前提和基础。社会主义制度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其先有科学的理论，而后才有具体的实践。而社会主义建设只有在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下，才有可能实现。党的领导是内生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本质属性。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领导的规律，从根本上决定和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

其一，党的领导在时序上先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因而在逻辑上也先于中国发展道路的探索。党的领导具体体现为政治领导，也体现为经济领导。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创新，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不断完善的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完善，证明了党的领导的历史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丰富了党的领导的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经济制度的成熟，体现了党的执政能力的提高。

其二，党的领导在现实层面上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在当代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是相互嵌入、密切联系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以公有制为基础，以劳动人民主体地位为特征，以共同富裕为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社会性质上同样要遵循这些本质的规定性。而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维护劳动者当家作主的地位，才能维护公有制主体地位，才能防止两极分化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是直接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其他属性和特征，无论是政治的、法律的，还是社会的、文化的，或者是生态方面的特征，都只有在党的领导基础上才能确立和得到充分的体现。在社会主义的各种特征中，党的领导不仅无可替代，而且作用唯一，这是由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决定的。

其三，党的领导在实践层面上决定了社会制度优势的发挥。党的领导是全面领导，这一特点决定了它能够在更广泛的领域和更大范围集中资源，使社会生产的相关要素被调动起来服务于经济建设的主要目标。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明显要优于西方私有制基础上的政党制度。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可以使我国更好地对国民经济进行有计划的调节，更好地对经济秩序进行管理和规范，甚至更好地通过法律对经济生活进行有目的性的干预，从而最终更好地发挥出《资本论》中已经论证过的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在这方面的研究，显然可以进一步揭示出中国道路下政治与经济关系相互作用的客观规律及其成效。

（三）“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根本立场的发展规律

“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根本立场的发展规律，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论的体现，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从资本的政治经济学”转向“劳动的政治经济学”的强调。“以人民为中心”是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线，只有强调“人民主体性”地位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才符合历史和社会发展规律，才能经得住历史和实践的检验。“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根本立场的发展规律的研究主要涉及如下内容：

其一，坚持劳动创造世界的观点，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与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之间的逻辑一致性。劳动创造了世界，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只有从社会人出发，将人民作为社会实践活动的主体，才能使社会实践合乎规律性。在政治经济学范畴下，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就是要坚持马克思所揭示的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只有坚持劳动价值论，才能真正体现劳动者的主体地位，防止市场经济条件下广大劳动者利益遭受损害。从根本上维护人民群众的生产主体地位，尊重劳动，崇尚劳动，为劳动者谋福利，为劳动者求解放，是“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根本立场的发展规律的核心内容。

其二，强调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包括非公有制经济，但公有制必须占主体地位。就内容而言，后者不仅要求公有资产的数量和比例，即在社会总资产中公有资产要占相对优势；而且要求公有资产的质量优势，包括资产的经营性、资产的控制力和影响力等。公有制主体地位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的基础。在经济领域，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突出生产资料归全体人民共同所有。只有在公有制条件下，劳动才能成为唯一的分配依据，促进和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公有制主体下的按劳分配为主体，可以最大限度地突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

其三，强调公平和效率的统一，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公平观和效率观的统一，是中国发展道路客观规律的必然要求。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转向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反映出我国对公平和效率关系的认识日益深化和科学化，体现了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客观要求。“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是依靠劳动为第一推动力的发展，因而必然是保障和维护劳动者权益的发展。可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本质上是强调社会活劳动的高效率，同时更加注重社会成员间的分配公平。在实践中，收入分配制度将逐步转向更加体现分配的合理和有序的方向，更好回应人民群众对共同富裕的价值诉求。强调公平和效率的统一，确立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规律的体现。

（四）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规律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作为整体性的发展理念，是经历了长期经济建设实践后才得出的结论。这一结论和论断，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时代性认识。五大发展理念的形成，回应了马克思关于现代社会是一个有机体的思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五大发展理念的目标指向和价值诉求，反映了以人民为中心发展观的本质要求，为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新局面提供了指引。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各有其自身要求和内涵，同时又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就创新发展而言，它对《资本论》中关于社会生产力的理论作了进一步的凝练和简化，将马克思关于复杂劳动、机器生产和“一般智力”的论述进一步具体化，将绝对剩余价值生产中的“剩余”“财富积累”和马克思的竞争理论运用于指导当代社会主义实践，阐明了集约化生产和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联系。协调发展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重申了马克思关于社会总劳动的按比例分配思想，重申了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城乡关系、部类关系和区域关系的思想。强调绿色发展，纠正了资本视野下单纯注重价值增值的偏差，重新将使用价值纳入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促进了生产的自然条件和物质形态约束等因素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回归。谈到开放发展，在一种意义上我们可以从马克思关于世界市场的论述，以及市场需求扩大同样可以创造生产的角度来深化认识；在另一种意义上，从生产力层面看开放发展意味着协作和共同劳动范围的扩大，这种协作产生的生产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无疑具有重要作用。从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来说，共享发展是其应有之义。当前中国已经在消除绝对贫困方面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化解相对贫困的急迫性开始浮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探索出一条让劳动人民更好地共享发展成果的路子，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可回避的新挑战。

对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规律的研究，既可立足于实践的发展视角，也要从经济发展理论的逻辑演进来认识。从“发展是硬道理”到“科学发展观”，最后发展为五大发展理念。这种认识上的深化，反映了我国从整体上对经济发展的五个重要方面给出了具体的规定，标志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在逻辑的理论升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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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18（01）.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侯为民：立足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实现共享发展

共享发展理念是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内在要求，是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目标指向。201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为征求“十三五”规划建议意见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指出，“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我们追求的发展是造福人民的发展，我们追求的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改革发展搞得成功不成功，最终的判断标准是人民是不是共同享受到了改革发展成果”。共享发展理念是对邓小平理论关于我国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道路的具体化，是当前指导我国全面深化改革、保障“两个百年”目标如期实现的重要原则。

共享发展的前提是雄厚的物质基础，这既源于我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历史成就，又要通过经济发展和改革中的纠偏来实现。改革开放固然为我国走向共享发展的道路奠定了物质前提，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加快经济发展的主题没有变，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目标没有变。“行百里者半九十”，在当前贫富差距过于拉大且呈固化趋势的局面下，如果不重视调整导致贫富差距过大的深层次因素，不重视从体制上解决贫困群众共享改革成果的难题，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就没有可靠的保证，改革的初衷也有可能会落空。而要实现共享发展，需要在理论上回答三个不同层面的问题，即共享发展的制度属性、现实指向和目标路径问题。

一、共享发展的制度属性和价值目标

“共享发展”是社会主义制度属性与价值诉求的统一，是我国的改革实践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最终目标的统一。共享发展理念的确立，为我国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确立了科学、明晰和具体的方向。

在社会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基础上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从而最终走向共同富裕，这是马克思主义从历史发展规律得出的科学结论。在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中，共享发展首先是作为“劳资对立”的对立物而存在，而共同富裕则是作为“两极分化”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两极分化”所具有的历史暂时性，是由全社会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的制度属性决定的。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运动在其中进行了那些生产关系的性质绝不是一致的单纯的，而是两重的；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在发展生产力的那些关系中也发展出一种压迫的力量。”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的经济制度，必然会导致财富积累和贫困扩大现象并存，只有消灭社会剥削赖以存在的私人财产占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社会中少数人占有多数人的劳动成果的不合理现象。而在未来的社会制度中，将“把生产发展到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规模……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可以看出，共同富裕目标和共享发展理念从一开始就被写在科学社会主义的旗帜上，成为社会主义运动的价值诉求。

共享发展是以共享为发展的条件，而不单纯将将共享作为发展的结果。这意味着共享发展不是仅仅注重于国民收入分配的事后调节，不是简单地通过再分配领域来激发经济发展的动力，而是在初次分配领域就注重发展的共享特征。实际上，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仅仅将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实践的最终目标还远远不够。在现实中，只有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才最终为全体劳动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提供了历史条件。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如果忽视共同富裕目标而选择西方国家工业化的道路，不通过生产资料公有制凝聚全社会的力量加快发展生产力，就不可能摆脱资本主义国家原始积累阶段的血腥发展，不可能避免发展过程中的不平等扩大现象，从而也不可能打破历史的荣衰交替和治乱循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所谓“劳资和谐”、“利润分享”、“涓滴效应”等理论观点，都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主张，不仅在其国内没有实现的可能，而且被近年“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现实无情地粉碎。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市场化改革中重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才使实现共享发展留有了可靠的物质基础和制度保证。可以说，共享发展并进而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诉求，它还根源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是社会主义制度属性所固有的。

共享发展是社会主义本质决定的。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阐述中，五个方面是相互关联、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以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为前提，剥削现象的消除和两极分化的遏制需要以公有制为基础，共同富裕的最终实现也需要以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来体现。1986年9月邓小平回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提问时指出，“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明确将社会主义的致富与“两极分化”相区别，实质上是阐明了我国改革开放条件下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原则和要求。

共享发展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向的新概括，其价值目标是以“人民为主体”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共享发展有别于单纯发展成果的共享，而是将共享融于发展过程之中，以共享促进发展。在共享发展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发展的动力和发展的成果在根本上都统一于人民，人民是发展的目的，发展要“以人民为主体”，发展成果的享有则要“以人民为中心”。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建议》指出：“坚持共享发展，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共享发展需要在现实中逐步消除贫困，加快改善民生，重视缩小贫富差距。它既要求人民群众实现利益共享，也要求发挥人民群众参与社会生产的积极性，通过社会的共建共享，保障个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中实现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普遍提高。

二、“共享发展”理念的现实指向

共享发展具有科学的现实指向性。这种指向性主要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它要解决我国基尼系数早已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贫富差距日趋严重这一难题，且要解决我国还存在着7000万贫困人口的困局。二是它还需要面对中国经济新常态、如何激发改革发展新活力的新挑战。

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人类始终只能提出自己所能解决的任务。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外部形势和内部条件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改革开放初期的普遍贫穷局面已在改革以来的发展中得到根本改观。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全国不同地区从各自特点和条件出发谋求发展，“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的设想已经早已实现，但改革发展成果如何分享的问题却日益凸显。实际上，邓小平早在1993年9月就曾尖锐指出，“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但囿于种种原因，我国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一直难以根本上化解。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这一建议初步改变了过去长期流行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然而，在实践中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固化趋势却日益增强，且差距越来越大。特别是，伴随着产权制度、住房体制等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我国居民财富的占有方面分化理加严重。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主要体现为行业差距、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行业差距是我国产业结构变动过程的伴随物，它随着市场竞争中不同行业的命运不同，对不同社会群体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城乡差距是改革开放前就存在着的现象，但改革开放以后这一差距进一步拉大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1985年的1.88∶1（以农村为1）演变为1990年的2.21∶1，2005年扩大到3.48∶1，2009年更进一步扩大到3.66∶1。地区差距与历史因素有关，也与地理、政策、资源禀赋等因素相关，但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差距扩大呈急剧趋势，三者的人均收入比1978年为1.37∶1.18∶1，2008年达到1.51∶1.01∶1（城镇）和1.88∶1.27∶1（农村）。

众所周知，财富指标和收入分配指标是社会分配状况的主要衡量指标。但收入分配差距对衡量分配只具有短期意义，财富差距则具有较长期和更加本质上的意义。这是因为，财富差距不仅会来自于人们的收入差距，更来自于不同群体对生产资料的占有程度的差别。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其两极分化往往通过财富占有的差距来体现，斯蒂格利茨就指出：“美国上层1％的人现在每年拿走将近1／4的国民收入。以财富而不是收入来看，这塔尖的1％控制了40％的财富。他们人生的财运节节走高，25年前，这两个数字分别是12％和33％”。显然，如果不触动财产占有制度，西方某些学者所谓的“滴漏型经济”根本不可能实现。

就我国的情况而言，当前贫富差距的局面已不容乐观。从反映贫富分化的基尼系数指标来看，世界银行测算的数值为0.47，多数学者估算的数值则在0.45－0.49之间，两者均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可以说，我国贫富差距已经逼近社会容忍的“红线”。分析其原因，一是在于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在市场化、民营化的口号下，我国的矿产、土地等资源大量为私营经济所占有，部分地区和部门采取了过度民营化的政策，也使大量国有资产通过改制流向私有经济，从而大大加快了我国贫富分化的趋势。二是在私有经济中，资本和劳动博弈失衡，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的议价能力缺失，导致劳动收入被长期压低，加速了资本积累和劳动者的贫困。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仅1990－2009年的二十年间，我国劳动者报酬占比就由53.42％下降到46.62％。实际上，即使是从收入角度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深层次原因也与私有制经济快速发展并主导工业化和城市化有关。客观地说，建立在廉价农民工基础上的工业化和建立在廉价征地基础上的城市化，是农村居民利益受损的主要原因。同样，我国地区差距的过分扩大，也可以从外资主导下我国外向型的发展模式及政府缺乏相应的宏观调控等方面得到说明。

共享发展是对我国经济发展经验的总结，是在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中激发经济发展动力的客观需要。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经验进行全面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共享发展理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共享发展理念“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发展经验的集中体现，反映出我们党对我国发展规律的新认识”。贫富差距过大、地区发展失衡不利于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也不利于在最大程度上充分利用我国经济发展的潜在资源。由于我国在过去的发展中过于注重发展速度，政府投入和政策倾斜忽视了应有的普惠性，导致我国的民生事业发展相对滞后。这就既加重了普通民众的生活负担，也不利于扩大社会总需求，使我国产能过剩的情况恶化，发展也难以保持稳定性和持续性。应当说，民生事业进步本身就直接体现为社会的共同富裕，是民众更多地分享发展成果的标志。在民生事业建设方面，扩大社会福利的覆盖面，为基层民众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可以有效缓解不同地区、部门和社会群体之间收入差距过大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

三、实现“共享发展”需要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

“共享发展”理念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新的方法论。推进共享发展，一方面需要正视当前社会主体分化、利益分化的现实，从现阶段不同经济主体和不同社会群体的多元化利益出发，正确落实十八大以来的方针政策，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另一方面，则要科学分析改革的依靠力量、改革对象和改革范围，使改革受广大人民支持、靠广大人民推动、为广大人民谋利，真正使市场经济体制中的社会主义因素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力量。从这两个方面来说，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都是首要的任务。

（一）坚持“国民共进”格局，做强做大公有制经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基，也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立足点。改革的对象和内容始终要取决于改革的性质，全面深化改革在本质上社会主义制度的进一步调整和完善，因而仍然需要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共享发展成果并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与公有制主体地位是不可分割的，正如小平同志指出的：“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只有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才可以从根本上保证劳动大众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才能够逐步消除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制度障碍，从而调动起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使发展成果的全民共享能够在全社会生产力的快速提高中得到实现。

诚然，在当前我国社会发展阶段，私有制经济在一定范围内的存在和发展，对于社会整体经济发展仍具有积极意义，但私有制经济占比过大，也不利于共享发展的实现。这是因为私有制经济下企业主的积累往往是以劳动者利益的受损为代价。已有的研究表明，市场化改革以来我国的劳动收入增长和资本收益增加之间的关系是此消彼长，并且这种关系激化了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的矛盾。同时也要看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和私有制经济间存在着竞争，且竞争的领域随着私有制经济的发展在拓展，竞争的形式也日益深化。主要体现在：两者在经济资源和市场占有率方面的竞争，围绕专业技术人才的竞争，公有制经济中假公济私的机会主义行为，混合所有制企业中私人资本对公有资本的排斥等方面。可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和私有制经济间的矛盾关系是客观存在着的事实，坚持国民共进的发展思路，需要正视这种矛盾并着力化解之。

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之所有能够防止财富差距过大，一方面是其能够为贯彻落实按劳分配制度奠定基础，从而遏制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另一方面，与私有制经济中的私人资本积累不同，公有制经济中企业的利润能够转化为全社会的财富，为普惠型的经济增长创造条件，并为社会保障程度的持续提高奠定物质基础。相比而言，公有制企业在微观层面也更容易推进科学管理，更注重保护劳动者权益，这是实现共享发展的基本前提。只有强化职工、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主体地位，才能保障企业中利益主体的根本平等。因此，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不宜片面强调民营经济中的先富效应，更应该注重公有经济内在的共富机制。在巩固和发展国有经济之外，要大力鼓励和发展集体经济和各类合作经济。从我国农村脱贫解困的出路看，最终还需要积极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只有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起来了，脱贫工程才有可靠的保证，这既有利于农村经济走向规模化、集约化和现代化，更能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缩小城乡差距。

（二）用好并盘活国有资产，发挥发挥国有资产的基础性和主体性作用。在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促进共享发展，重点是要用好和盘活国有资产。一方面，国有资产是国家投资、政府管理的经营性资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本身需要通过竞争发展壮大，实现总量的扩张和质量的提升。这样，政府才能在国民经济的重要领域保持主体地位，并保持较强的赢利能力，进而使国有资产经营收益转用于民生问题的解决，促进发展过程中的共享。一般而言，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中劳动者保持较高的工资水平和福利待遇，可以从一定程度上遏制财富占有的分化，且能带动整个社会就业者收入的提升，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另一方面，国有资产的用好盘活，有益于政府履行执政和保障义务，提升其公共服务能力。用好盘活国有资产，既要坚持在总量上保持其对国民经济重要领域的控制力，也要兼顾其适应竞争需要的适当流动和增强活力的作用，既不能用“国退民进”、“全民分股”等做法，也不能束缚并搞死国有资产，而应当通过发展规范的混合所有制形式促进其提高控制力和影响力。显然，保持较大规模的国有资产并使之健康运转，规范其利润上缴形式，可以从整体上促进共享发展。

（三）发挥公有制经济在民生事业建设中的导向作用。共享发展既是经济的发展，也是民生与经济的协同发展。推进共享发展，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用共享发展破解民生发展难题。按照共享发展理念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和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坚持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必然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着眼创造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不断克服各种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如果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如果不能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甚至导致更多不公平，改革就失去意义，也不可能持续。”

共享发展是以民生建设为重要依托的发展模式，需要公有制经济发挥重要的支柱作用。其一，公有制经济应当成为我国民生建设投入的重要来源。国有企业不仅要肩负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功能，还需要合理控制工资水平的增长，防范“内部人控制”现象，完善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政策，从而为国家民生事业提供更多的资金。特别是在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领域，考虑到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大量工人下岗、转岗的体制因素和养老基金的历史亏空，国有资产收益更应当成为社会养老基金的重要补充来源。其二，公有制经济应当在就业、失业保障、安全防护、劳动者权益保护等方面发挥引领作用，促进农村居民向城镇的有序规范流动，提高劳动者的权益保障水平。通过自身的发展，公有制经济应当在扭转市场经济主体“关系”盛行的行为模式、防止随意侵蚀劳动者权益等方面发挥积极影响力。其三，公有制经济要在社会发展和生态建设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还存在着一些深层次问题，如：利润导向压倒社会发展目标和生态建设目标、资源过度开发、粗放式增长致使生态日益恶化等问题，这就需要公有制经济更多地注重其社会责任，更加重视对环境、生态和社会治理等方面的投入和支持，更好地满足居民的生存需要和发展需求。此外，公有制经济也需要通过合理区域布局挖掘发展潜力，在缩小城乡和地区收入差距方面发挥自己的独特作用，使自身发展与我国新时期的脱贫解困攻坚之战、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共命运，真正体现共享发展理念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工程项目《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视域下的共同富裕道路研究》课题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侯为民（1967—），江苏省南京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室主任。

胡乐明张建刚：论后危机时代的资本主义新常态

2007—2009年由那场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也给资本主义造成了沉重的打击，资本主义的运行模式、管理理念、政策措施也因此发生了深刻变化，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新常态。这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必将产生深远影响。

一、资本主义演变进程中的几个阶段

资本主义从诞生至今已经有300多年了，在这漫长的历史中至少有三次重大全球性危机给资本主义以致命打击，改变了资本主义的运行模式。第一次是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预示了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终结；第二次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石油危机，宣告了政府主导型资本主义时代的结束；第三次就是21世纪初的这场全球金融危机，宣布了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死亡。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版本升级”的动力，每次危机过后，资本主义都会发生深刻的变化，呈现出新的特点、新的形态、新的模式。以此三次危机为结点，可以把资本主义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可称之为古典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从资本主义诞生到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为止；第二个阶段可称之为政府主导型资本主义，从经济大萧条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石油危机为止；第三个阶段可称之为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从石油危机结束到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为止；第四个阶段可称之为新型混合型资本主义，从最近此次金融危机开始至今。

在古典自由市场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奉行亚当·斯密的理念，认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会自动调节市场的供求，人们只要有序工作，做好自己的事情，在追逐个人利益的过程中，客观上就会有效地满足他人的需要，就会增进整个社会的福利。在这一阶段，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三项基本职责是：“（1）保护社会免遭其他社会之暴力入侵；（2）尽可能地保护每个社会成员免受其他社会成员之不正义的压迫；（3）建立和维护特定的社会公共工程和公共制度。”【1】（p.7）政府对市场基本上采取了自由放任的态度，管理最少的政府被认为是最好的政府。不可否认，资本主义在这一阶段获得了迅速发展，生产力水平空前提高，市场繁荣程度前所未有，资本主义进入全盛时期。但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日益尖锐化，市场结构也开始从自由竞争市场转向了垄断市场，终于导致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爆发，终结了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时代。

在政府主导资本主义阶段，凯恩斯主义登上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宝座，成为各国制定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凯恩斯主义认为，市场经济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端，政府应当承担起调节宏观经济的责任，政府干预经济主要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影响需求的变化，从而达到调节经济的目的。在这一阶段，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基本实现了经济平稳发展，出现了长达近30年的资本主义发展黄金时期，这些国家经济增长迅速，物价稳定，生活水平、科技实力、综合国力都有很大提高。但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体系崩溃，加之此后的两次石油危机，导致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大量人口失业，经济增长低迷，出现了严重的“滞胀”现象，凯恩斯主义政策失效，最终导致政府主导型资本主义时代的结束。

在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阶段，新自由主义代替凯恩斯主义走上了历史舞台，占据了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阵地。从罗纳德·里根当选美国总统和玛格丽特·撒切尔当选英国首相开始，美英两国开始大力推行私有化运动，很多原来的国有企业被私有化，工会组织遭到削弱，政府放任失业增长，市场原教旨主义开始盛行。应该说，这一阶段中1984—1992年这一段时期，“滞胀”得到缓解，资本主义出现了一段时间的经济繁荣。但随着2007—2009年经济危机的爆发，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走向了灭亡，一种全新的资本主义形式破茧而出，它既和上一阶段资本主义密切相连，又和前者有明显区别。新一代资本主义所具有的特点是和全球经济发展的趋势密切相关的。

二、全球经济发展的大趋势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上，每次重大经济危机都给资本主义以致命的打击，它的运作方式都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都会作出相应的调整，而要真正理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以及资本主义何以在每次危机中都能经过调整而得以继续前行，就需要准确把握全球经济发展的总趋势，才能对前述问题作出回答。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了生产关系的性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爆发危机并作出相应的调整，是与生产力的发展紧密相联的。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之后，已经经历三次技术革命的浪潮，第四次技术革命的涛声也已不绝于耳。以蒸汽动力应用为标志的第一次技术革命，为世界开启了机械化生产之路，人类进入“蒸汽时代”；以电力的应用为标志的第二次技术革命，催生了流水生产线与大规模标准化生产，人类进入“电气时代”；以电子信息技术与互联网的应用为标志的第三次技术革命，促使制造业实现了自动化控制，人类进入“电子时代”“信息时代”“太空时代”；而以智能技术、大数据分析技术和物联网的应用为标志的第四次技术革命，正在把人类带入个性化、网络化、智能化的生产时代。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革命，都会促进生产力的突飞猛进，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发展都会带来生产关系的相应调整，这种调整往往是通过经济危机的爆发来实现的。经过调整后的生产关系要更能适应全球经济的新发展趋势。

最近几十年，资本主义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经济全球化、经济金融化、产业服务化、生产智能化的趋势，这些趋势将长久地影响着资本主义世界。

（一）经济全球化趋势势不可挡

自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来，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人与人的交流日益频繁，国与国的交往日益紧密，世界成为一个全球村，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已经势不可挡。回顾历史，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使人类的生产方式发生巨大变化，生产力水平大幅提高，经济活动的范围、规模空前扩大。特别是第三次技术革命以来，国际贸易迅猛增长，国际投资大幅增加，跨国公司蓬勃发展，国际商品流、资金流、技术流、人才流、信息流和文化流规模空前，贸易全球化、投资全球化、生产全球化的态势已不可逆转，经济已进入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正在从各民族的历史走向世界历史。1990年国际贸易进出口总额为6.94万亿美元，2000年为11.96万亿美元；2015年为33.25万亿美元。2000年外商直接投资（FDI）达1.36万亿美元，2014年为1.23万亿美元，2015年FDI强劲复苏，FDI流入总量跃升38％，达到1.76万亿美元，这也是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国际投资协定的数量和影响继续扩大。2015年，各国缔结了31个新协定，这使得全球国际投资协定总数达到了年底的3304项。尽管每年新增国际投资协定数量持续下降，但由于协定涉及更多国家，其经济和政治影响力有所增强。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5月底，近150个经济体正围绕至少57个新的国际投资协定进行谈判。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跨国公司与投资司《2017年世界投资报告》，世界上共有跨国公司10万家，其分支机构约有86万多家，遍布全球，其生产总值已占工业国家总产值的40％，控制世界贸易额的50％。

当今世界全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世界商品、资本、科技、信息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流动的速度日益加快，规模迅猛扩大。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各种现代化的通讯手段以及互联网迅速扩及全球，把全球各个国家越来越密切联系在一起。

（二）经济金融化趋势略有放缓

现代金融是现代经济的中心。金融在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全球经济呈现出经济金融化的趋势，金融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高。以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为例，1947年金融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只有2.42％，到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时（1973年）达到4.12％，上升70％，到2010年该数值进一步上升达到8.42％，翻了一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实体经济领域资本利润率持续下降，导致大量资本涌入金融领域。以美国为例，20世纪50至70年代，美国金融资产流量与GDP之比的平均值为257，1980—2007年，这一比值迅速上升到418。【2】与此同时，各种金融衍生品如脱缰之马大量膨胀，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2007年金融危机前夕，全球的金融衍生品总值已达596万亿美元，约是同期全球股市总值65万亿美元的9倍，全球GDP总量54.5万亿美元的11倍。其中美国的金融衍生品总值占全球的50％以上，已高达300多万亿美元，是美国当时13万亿美元GDP的25倍。【3】（p.13）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等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看到了过度金融化的风险，纷纷加强了对金融领域的监管，金融业膨胀的势头有所减缓。

（三）产业服务化趋势稳步上升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大多完成工业化，进入后工业化时期，其产业结构呈现出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逐渐降低，第三产业（主要是服务业）占GDP的比重逐渐上升的趋势。到2000年，“西方七国”第三产业占比平均达70.27％，加拿大最低占到64.5％，美国最高占到75.7％；2015年，西方七国第三产业占比进一步上升，平均达到74.33％，德国最低为69％，英国最高为79.2％。第三产业主要包括批发零售贸易、交通运输及仓储业、信息业、金融保险与房地产租赁业、专业及商业服务业、教育医疗保健及社会救助业、艺术休闲娱乐及餐饮住宿业。传统服务业中的批发贸易业、零售贸易业和运输仓储业占GDP的比重均呈周期性下降趋势，而新兴服务业中，金融租赁业（包括金融保险和房地产租赁）、专业与商业服务业、文教卫生及社会救助服务业、信息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均呈周期性或者阶段性上升趋势，特别是金融租赁业上升幅度最大，占GDP的比重也最高。服务业的产值、就业人数的占比稳步上升，这是工业化完成后各国发展的必然趋势。但近年来，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看到了“产业空心化”“经济虚拟化”所带来的危害，对产业服务化的趋势有所抑制。

（四）生产智能化趋势方兴未艾

2008年国际经济危机爆发之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反思“经济虚拟化”“产业空心化”所带来的问题，纷纷启动了“再制造业化”的进程。美国作为2008年国际金融海啸的源头，沉痛地认识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节造成的威胁，也适时推出了“再工业化”方针。2012年2月，美国出台了《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开始推进国家先进制造战略的实施。这些年来，美国在国内建设“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NNMI）”，整合本土科研力量不断推进制造技术的创新发展，发挥硅谷模式在信息软件技术上的优势，打造高度智能化的信息系统，将大数据与智能生产进行无缝对接，在工业大数据及配套信息系统的建设方面走在各国前列。德国与欧盟提出了“工业4.0”，也开始部署工业复兴战略。在主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德国一直重视制造业的发展，相对而言，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也较高。为了充分发挥制造业的传统优势，德国将发展重心放在智能工厂与“数据智能”等领域，率先通过信息物理融合系统（CyberPhysicalSystems）实现生产要素分配方式的网络化和智能化，产品研发制造模式的个性化与智能化。日本也提出要实现“工业智能化”，并于年月公布了“日本振兴战略”。根据这个规划，日本将以工业振兴与信息产业发展为主要突破方向，实现日本工业智能化。日本的丰田、佳能等制造业名企率先大量使用智能机器人（日本制造业的智能机器人普及率高居全球榜首，平均每万名工人就占有306台机器人），建成了“无人工厂”，生产效率大大提升。第四次科技革命正在袭来，智能技术、大数据分析技术和物联网正逐渐应用到生产中去，个性化、网络化、智能化的生产时代即将到来，人类将会享受到一种全方位的智能生活。

三、资本主义新常态的几个特点

（一）低速经济增长速度已成为常态

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2010年，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在前期经济政策的刺激下，都获得了比较大的恢复，但从2011年开始又走上了一条长期的停滞之路。2010年“西方七国”GDP总量为31.9万亿美元，占当年世界GDP总量（62.9万亿美元）的50.7％，而到了2015年，“西方七国”的GDP总量为34.1万亿美元占当年世界GDP总量（73.4万亿美元）的46.4％，“西方七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相对下降了。2011—2015年的5年间，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七国的GDP年均增长率分别为2.20％、0.56％、1.52％、1.75％、0.81％、－0.65％、2.00％、0.61％，大大低于同期世界GDP年均2.54％的增长率。从全球范围来看，2011—2015年的5年间，在GDP超过1万亿美元的15个国家中（2015年，15国GDP总量为55.16亿美元，占世界GDP总量的75.12％），除中国和印度年均增长率较高，分别为7.76％、6.56％外，其他国家的年均增长率都在3％以下，这表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增长非常缓慢，大多数国家都已陷入停滞。

（二）经济增长动力已经换挡

此次经济危机之后，国际贸易增长乏力，国际投资增长缓慢，传统产品大都市场饱和，原有的经济增长动力已逐渐丧失，世界经济需要寻找新的突破口和经济增长点。

对于大多数国家（地区）来说，依靠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都已成为历史。在2011—2015年的5年间，国际货物进出总额增长率分别为19.37％、0.87％、1.75％、1.17％、－12.73％，这表明，2011年后，世界贸易增长几乎陷入停滞，2015年更是负增长。2015年，货物进出口总额排名前16的国家或地区（该年这些国家／地区的货物进出口总额为21.6万亿美元，占当年世界货物进出口总额32.4万亿美元的65％），没有一个国家（地区）的货物进出口总额是正增长，俄罗斯甚至下降了1／3。过去依靠出口增长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额在2000年后基本呈下降趋势，2000年全球FDI流量为1.36万亿美元，2010年为1.33万亿美元，2014年更降至1.23万亿美元，2015年强劲上扬之后，在2016年失去了增长动力，全年下降2％，降至1.75万亿美元。因此，国际投资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也变得越来越微乎其微。传统产品国内、国外市场大部分都已饱和，难以实现持续高速增长。于是，西方主要国家先后都启动了国家创新驱动战略，转向高科技产品，以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金融危机后，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在创新驱动方面寻找新的突破口和新的经济增长点。随着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3D打印、航天航海以及生物医药等新技术的不断成熟，一些高科技产品不断涌现，高科技产业获得了高速发展，正在成为引领各国经济走出困境、实现增长的引擎。

（三）“再工业化”将掀起新的浪潮

2007—2009年那场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虽然有金融领域的推波助澜，但根本原因是在实体经济中。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制造业一直面临市场饱和、增长乏力的困境，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持续下降。从2000年到2015年，“西方七国”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2000年的27.9％下降到2015年的24.3％，下降了3.6个百分点。其中，德国的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最高且变化不大，2000年为30.9％，2015年为30.4％；其他六国2015年工业增加值占比平均只有23.3％。制造业是一个国家发展国民经济、保持经济竞争力、提高科技创新力的基石，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就没有强大的国民经济。因此，很多国家开始重新走向工业化，但此轮的工业化是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的基础上进行的，具有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技术特点，采用了个性化、绿色化、敏捷化、协同化、服务化、柔性化的智慧制造理念，对制造模式、制造手段和技术体系都进行了重大变革。美国、德国、日本和欧盟都启动了自己的工业化战略，加快了对传统产业的智能化改造升级，大力培育和支持新兴制造业的发展，已取得了不小成绩。如德国的智能工厂、日本的机器人、美国的3D打印都已世界领先，呈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再工业化”这一潮流将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现在才是起步阶段，大量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才刚刚开始应用，其潜力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因此，“再工业化”将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项长期战略。

（四）政府职能由自由放任转为适度干预

政府与市场的职能应该是什么，二者的界限在什么地方？这一直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随着资本主义实践的不断发展，关于这一问题的答案也是在逐渐变化的。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终结了亚当·斯密“小政府、大市场”“政府的职能就是守夜人的职能”的理论，资本主义进入政府主导的凯恩斯黄金时代，政府的职能大大加强；世纪年代的滞胀危机又终结了凯恩斯主义，资本主义进入了里根和撒切尔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时代，政府的职能大大收缩；21世纪初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又终结了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政府的职能具有与以往各个阶段都不同的特点。

在新的历史阶段，宏观经济政策将改变过去追求低通货膨胀率或充分就业或经济增长或贸易平衡的单一目标的做法，转而追求在货币经济和实体经济、控制通货膨胀和失业、宏观经济目标和微观经济目标之间获得一种平衡。也不再相信“市场是万能的”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更不会将监管金融市场的最终责任转包给市场、私人信贷评级机构或不负责任的国际官僚，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将大大加强。政府对经济危机的反应也将大大加快，在危机来临时，也将会果断出手，避免大的经济危机再次发生（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2008年的经济危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出手过慢而形势恶化的）。各国政府经济政策的相互协作变得更加必要，各个国际组织的相互协调成为必需。政府的监管和干预将更加严苛，但这种监管和干预是在尊重市场的基础上进行的，市场力量仍然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界限不再是固定的或单方向的偏移——一味偏向政府或一味偏向市场。双方责任的平衡需要不断转变——在某一时期某一地区，政府发挥的作用更大，而其他时候可能对市场的依赖性更强。

四、资本主义新常态对我国的影响及其启示

2007—2009年经济危机之后，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一种新的常态，这将对我国的外贸出口、经济增长、产业结构、生产方式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也为我们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深化政府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经济低速增长的新常态后，其对国外产品的需求下降，导致对我国产品的需求也不振，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出口贸易。2011年之后，我国出口增长率降为个位数且呈逐年下降趋势，2015年和2016年甚至是负增长，2012—2016年的出口增长率分别为7.92％、7.85％、6.00％、－2.88％、－1.9％。这与2008年经济危机前20多年出口以年均20多个百分点的增长速度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已经微乎其微。我国经济体量已经很大，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同年，制造业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制造业国家。这样一个大的经济体已难以通过依靠出口的持续高速增长来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我们必须转向国内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我国传统产品大多数都面临市场饱和、产能过剩的问题，难以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我们必须顺应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的潮流，大力发展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高档数控机床、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高科技新兴产业，才能有效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与此同时，我们要加快对传统产业的智能化升级改造，避免我国在新一轮的产业革命中被甩在后面。

资本主义进入新常态，使我们认识到必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才能使我国避免发生类似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早日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深入分析资本主义进入新常态后呈现的一些特点，我们可以得到如下三个启示。

启示一：大力扶持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是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必然选择。我国应从宏观层面对高科技产业发展进行整体规划，根据不同高科技的技术特点来制定相应的高科技产业发展模式，加强关键核心共性技术攻关并扶持其优先发展。不断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政产学研用”相结合的创新体系，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出台更加优惠的税收政策，扶持高科技企业的发展。同时，应加强培育高科技人才的力度，给予高科技研究人员更多的经费支持和奖励。加强对风险投资方面的立法，鼓励风险投资为高科技产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近两年，我国的高科技产业已取得了一些成绩，显现出巨大的增长潜力。

启示二：加快对传统制造业的智能化改造，是增强我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根本途径。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掀起的浪潮正在袭来，人类正在进入个性化、网络化、智能化的生产时代，欧美等发达国家正在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如果我们要想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加快对制造业的智能化升级改造，加速推进《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实施。在智能化的生产模式下，工厂的生产流程、产品设计、技术研发、用户服务等各个环节都被纳入统一的智能化网络。这个智能化网络可以根据数据自主调整生产流程，并且自动修复机械故障，以最有效率的生产方式制造出多样化的个性化定制产品。为此，我们必须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核心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打造一批潜力大、拉动力强的新兴产业集群。同时，我们要提高国家制造业创新能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强化工业基础能力，加强质量品牌建设，全面推行绿色制造，大力推动重点领域突破发展，深入推进制造业结构调整，积极发展服务型制造和生产性服务业，提高制造业国际化发展水平，从而努力实现习近平所讲的“三个转变”，即“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4】

启示三：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是防止我国出现大的经济衰退的重要保证。资本主义历史上几次严重的经济危机之所以持续时间那么久、衰退程度那么深，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当时的政府面对危机苗头，迟迟不采取行动，放任危机发生，认为市场具有自我修复机制，危机可以自动消失，但结果是危机不断扩散，程度不断加深。历史经验多次证明：没有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必然发生危机，危机的结束也必然需要政府干预。今天，我国已初步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对于我国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至关重要。在深化体制改革中，有一些人完全赞同新自由主义的观点，主张要尽可能地扩大市场的作用而减少政府的作用，加速推进国企私有化、金融自由化的改革，对教育、医疗等部门进行市场化改革。他们的这些主张是错误的，如果实施必将带来严重的后果。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主要体现在：我国既有一批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并构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国有企业，又有强有力的计划规划、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法律法规等宏观调控手段。如果丧失了这些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国经济将难以实现持续高速稳定的增长，收入两极分化现象将日益严重，“中国梦”的实现将失去制度保障。（注释略）

参考文献

【1】【英】亚当·斯密.国富论【M】.唐日松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2】张宇.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与中国道路【J】.经济学动态，2009，（4）.

【3】何秉孟主编.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与经济危机跟踪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4】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强调：深化改革发挥优势创新思路统筹兼顾确保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和谐稳定【N】.人民日报，2014－05－11.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坚守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不动摇

本刊记者

侯惠勤，男，1949年生，安徽安庆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主任，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曾任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主任、校务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先后主持过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项目。出版《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当代中国》《冲突与整合：如何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实践过程对人们思想的影响》等专著多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等报刊上发表论文150余篇。多次获省部级优秀成果一、二等奖、“五个一”工程奖、优秀教学成果奖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进入21世纪后，随着市场作用的不断加大，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阶级理论存在怀疑态度，带着这个问题我们采访了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会长侯惠勤教授。

▲（采访者称▲，下同）：侯老师您好！马克思主义是真理，它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是我们的指导思想。我们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重要的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成果为指导，才能战无不胜，我们应该有这个理论自信。但当前社会上也存在一些错误观念，对理论自信提出了挑战。因此，我们必须消除时下在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问题上的迷惘。

●（被采访者称●，下同）：任何重大的理论争论，总是特定历史条件的反映。我们今天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一方面，“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另一方面，“我们的事业越前进、越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就会越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就会越多，面对的不可预料的事情就会越多”（《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83、114－115页。）。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关头，必须具有在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基础上的强大战略定力，批判和抵制各种错误观念。

▲：那么，在这里请您先对我们理论自信的表现作一简要概括。

●：我们的理论自信的表现主要有两条：一是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其基本原理在今天仍然适用，因此，“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二是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发展，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一定要有发展的观点，一定要从改革开放和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出发，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将其具体运用到当代中国的实践中，在反对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防止简单照搬这些原理，这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明确而坚定的理论原则。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不动摇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问题是当前理论界讨论的热点问题，您对此有何看法？

●：近年来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的争论是对我们坚守理论原则的重大考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的核心是坚持工人阶级领导权，在当代中国则体现在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上，因而在今天坚持这一理论是理所当然的。有不同的声音很正常，可怕的是一些无端的联想和无稽之谈居然能够作为“常识”去封杀真理，例如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和阶级分析就是制造阶级斗争，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告别革命”等错误推论，已成为一些人信奉的“常识”。正是这些“常识”所营造的社会氛围，使得一些正常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宣传，居然可以引发一些人的大喊大叫、大动干戈，甚至还可能形成气候。这就一再警醒我们，需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宣传，更需要结合当代中国实际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宣传。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不动摇，从逻辑上讲，首先，我们必须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请您简要说明之。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是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阶级形成、阶级划分、阶级斗争、阶级消亡、阶级分析等思想的概括，为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以及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揭示了，在阶级社会，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主线，是生产关系调整的直接动力，通过无产阶级专政达到阶级消亡是历史发展的方向。在最终要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仍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是无产阶级夺取革命胜利的重要法宝，但现在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为什么仍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不动摇？

●：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第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第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合法性；第三，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关乎国家前途和人类命运。

▲：那么，我们先来谈谈第一点。

●：确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本文本依据是《共产党宣言》。“贯穿《宣言》的基本思想：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2页。）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一贯强调，“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这一基本思想的概括，指明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精髓，即经济生产方式的历史基础地位、阶级斗争的历史主线地位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方向地位，从而完整地构成了原始社会解体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历史规律。我们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在其中处于主导地位，否定这一理论就是对唯物史观的根本性颠覆。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的精髓？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的精髓不是强调阶级斗争的作用，而在于强调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消灭阶级。马克思说过：“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47页。）这段话精辟地概括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基本原理，划清了这一科学理论同资产阶级思想家的阶级斗争理论的根本界限。它揭示了阶级的起源、本质和发展趋势，反映了阶级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指出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战略策略。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进行尖锐、复杂的斗争，都是围绕着各自的阶级利益进行的，然而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是扩大本阶级的私利，而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是“消灭阶级”。因此，只有依靠工人阶级的领导，人类才能最终走向消灭阶级、消灭剥削的共产主义社会。在这一漫长的过程中，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领导革命人民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镇压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反抗的革命斗争中，所主要依靠的思想武器就是以其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为基础的阶级斗争学说。正是从这一角度，马克思恩格斯把阶级斗争的规律称为“历史运动规律”，并认为运用这个规律是科学地理解阶级社会历史的“钥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67页。）。

▲：可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由于其本身所包含的真理性和实践性，是适用于认识全部阶级社会、并有条件地适用于阶级和阶级斗争趋于消灭过程中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之中占有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地位。列宁认为：“马克思的天才就在于他最先从这里得出了全世界历史所提示的结论，并且彻底地贯彻了这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阶级斗争学说。”（《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14页。）“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81页。）列宁强调，在人类史上“出现过各种各样政治形式，各种各样的政治学说、政治见解和政治革命，要弄清这一切光怪陆离、异常繁杂的情况，特别是与资产阶级的学者和政治家的政治、哲学等等学说有关的情况，就必须牢牢把握住社会划分为阶级的事实，阶级统治形式改变的事实，把它作为基本的指导线索，并用这个观点去分析一切社会问题，即经济、政治、精神和宗教等等问题”（《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0页。）。“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对每个历史关头的阶级对比关系和具体特点作出经得起客观检验的最确切的分析。”（《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4页。）因此，“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离开分析阶级关系的正确立场”（《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7页。）。

▲：请您接着说明第二点，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合法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树，“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4页。），它是和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根本就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用马克思主义重新观察中国命运的结果。

用马克思主义观察近代以来中国的命运，我们对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主题、任务及其实践方式就有了全新的认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国家被肢解，人民受欺压。这一残酷现实表明，中国的现代化必定要分两步走，即首先要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再进一步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因而“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成为中国人民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1年7月2日。）。包含两大主题的历史任务统一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完成这一历史任务，从实践上看包括革命、建设和改革三个阶段，从理论上说包括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成果，从历史主体上看则统一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这一历史活动的主体。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为完成中国近代以来这两大历史主题的不懈奋斗中，得出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这两大历史结论，支撑着我们的道路自信。

▲：是的，中国道路的发展过程，也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过程，中国道路的开辟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分不开。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屈辱命运和艰难抗争，无不和以“鸦片战争”为起始的西方列强的入侵紧密联系。如何看待这种入侵，成为全部道路之争的焦点。在唯心史观看来，入侵尽管也伴随着血腥和压迫，但其带来了现代文明则总是历史的进步，因而“西化”是唯一的出路，反抗侵略、搞革命和社会主义则背离了人类文明发展大道；而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这种入侵虽然依靠了现代文明，却不能使被侵略国享受现代文明成果，因而不仅本质上是野蛮的，而且预示了资本主义文明的衰落和社会主义文明的兴起。马克思在谈到英国对印度入侵的后果时指出：“印度人失掉了他们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他们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色彩，使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斯坦同它的一切古老传统，同它过去的全部历史，断绝了联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62页。）处在没落阶段的资本主义，不仅自己逐步偏离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主流，而且裹挟着依附于它的国家走邪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不仅在政治、经济上是帝国主义宗主国的附庸，而且在文化上处在“无根”状态，既丧失了自己的文化传统，又无力建立新的文化根基，因而只能如殖民主义所愿，奴性文化成为国民的普遍人格。这使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任务空前艰巨，不仅需要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还需要重铸民族之魂。

鸦片战争以来，先进的中国人为挽救国家危亡开始了不断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但均以失败告终，“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即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13－1514页。）中国共产党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分析了中国走“俄国人的路”的力量源泉，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些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页。），并在此基础上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和策略，通过阶级觉醒、引领人民和民族的觉醒，最终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

▲：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俄国十月革命的意义不可低估。

●：“十月革命”对于中国的意义，不仅在于“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把中华民族的命运和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紧紧连在一起，而且决定了中国革命胜利以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方向。“十月革命”开创的建设道路，最为重要的是宣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终结，社会主义现代化则成为必然的历史选择。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以后，对于后发展国家，尤其如中国这样的后发展大国，由于一些初始条件（如没有形成统一的世界市场，没有形成稳固的势力范围，没有形成世界范围“核心—边缘”的二极结构等，因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自由竞争）的缺失，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自发地走向现代化已无可能。从实践上看，后发展国家之所以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格局中步履维艰，就是因为落后和受控使得资本主义国家所经受过的历时性矛盾挤压成共时性矛盾，因此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各种恶果叠加显现。而且，资本主义利用与其经济政治实力相应的思想文化上的优势，不断地制造落后是因为没有实行资本主义的神话，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混乱和分裂。因此，中国现代化之路必定在社会自觉力量的领导下，先取得政治独立和民族解放，继而取得经济独立和国家发展，再借此参与国际竞争，全面走向世界，实现现代化目标。在这一过程贯穿始终、起领导核心作用的自觉社会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从一定的意义上说，正是人类历史活动走向自觉成为可能，才诞生了马克思主义，诞生了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无产阶级政党，才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和活动空间。承认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以及自觉利用历史规律的可能性，形成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核心力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的历史和理论前提。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确实奠定了中国道路及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制度的合法性。

▲：您前面提到的第三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关乎国家前途和人类命运，是否可以作以下理解：从本质上说，在今天决定当代人类前途的，并不是“文明的冲突”或全球性挑战，而仍然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道路抉择。人类如果不能超越资本主义，走向没有阶级、没有剥削、共同富裕的共产主义社会，那么全人类的和解、多元文明的和谐及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将都是幻想。您能否对此作进一步说明。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首先表现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方式并不是简单依据当时的一些贫富分化事实，更不是道德愤慨的情绪宣泄，而是立足于揭示资本主义的客观本性，并最终归结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

其一，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出发批判分析资本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不同，马克思不是从“邪恶”而是从“革命作用”上分析资本主义，从而把批判建立在对资本主义否定封建主义历史规律的准确把握上。“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7页。）这就是说，马克思把对于资本主义的否定，建立在历史的客观必然性而不是人类理性的所谓“迷误”上。

其二，资本主义设定了自身的发展极限，表现为自我否定的过程。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又一个原则，是内在否定原则，即自我否定。内在矛盾是事物变化的根据，资本主义的最终否定力量来自资本本身。《共产党宣言》中有这样一个判断：“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5页。）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中进一步发挥了这一观点，指出资本的本性和生命力就在于，通过追逐超额利润而获取最大值的剩余价值，因而需要永不停步的自我扩张，而使其止步的不可逾越的界限却又恰恰就是资本自身。

其三，马克思依据当时资本主义暴露的典型事实，首先是经济危机这一典型事实，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矛盾和历史趋势。事实证明，资本主义永远解决不了两极分化和人的异化这两大对抗矛盾，而社会化大生产终究要引领人类跨越这一历史界限。而引领人类社会实现这一历史性跨越的社会领导力量，就是工人阶级。因此，《共产党宣言》庄严地宣告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正如习近平指出的：“事实一再告诉我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没有过时，关于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也没有过时。这是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17页。）

二、从当代中国的实际出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也就是说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就中国的实际情况来说，由于社会利益的分化，贫富阶层的差别也有扩大的趋势，有人因此提出我国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您认同这个判断吗？

●：这种判断过于草率。应该看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的基本实践，在这一过程中由于我们始终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因而在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同时有效地防止了两极分化和走资本主义邪路。这是我们必须认同的当代中国的最大实际。邓小平对此作出了以下的判断：“对于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当时国际舆论特别是西方世界的舆论，以为我们是搞资本主义，或者以为我们这样搞最终要走到资本主义。经过这几年改革的实践，他们慢慢懂得了，我们是坚持社会主义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57－158页。）现在人们思想上的一个疑惑是，我国私营企业主阶层和民营经济迅速扩大，是否意味着新的资产阶级已经出现？的确，截至2013年底，我国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达到12539万户，注册资金393万亿元，从业人员达到125亿人（http：／／www.chinairn.com／news／20140301／100409426.html.）。有人据此认为当前的私营企业无论是数量还是规模都远远超过1956年公私合营时期的民族资产阶级（解放初期我国以资本2000元、工业雇工13人、商业服务业雇工12人以上的标准划定私营企业，认为其是民族资产阶级，并对其进行“和平赎买”。），从而认定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我们认为这种简单的类比是不可取的，在理论上也站不住。

且不说我国现在的经济规模和1956年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从根本上说，1956年公私合营之前，我们还没有强大的国有经济，没有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经济，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并依附于国际资本，和社会主义格格不入，因而必须进行改造。而今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民营经济，是依附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民营企业家也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普照的光使得民营经济的性质发生了一种双重性的变化，它的主流的一面是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服务的，因而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86页。）

此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某些剥削现象与新中国成立前的剥削阶级对劳动人民进行剥削的现象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它是“一定政策”允许下出现的剥削现象。这种现象主要方面是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的，在社会关系层面大体上也属于可调控的非对抗性矛盾，不存在社会对抗全面激化的可能性。“个别资产阶级分子可能会出现，但不会形成一个资产阶级”（《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9页。），因此不但需要而且可能对私营企业家进行引导和教育，让他们为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贡献。

再有，判定一个阶级是否形成，经济并非唯一的依据，还有政治意识、社会组织等因素的考量。马克思在分析19世纪法国农民时明确指出：“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是一个阶级……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又不是一个阶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62页。）因此，一个阶级的形成，只有经历从经济上形成、进而从政治上形成的过程，才算是一个完整的阶级。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确实不能简单地仅从经济规模的量上就轻言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

▲：既然断定在中国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的说法不能成立，那么是不是说我们今天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就是无的放矢了？

●：不是这样的。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也就是说，我们丝毫不否认必须严防两极分化、出现新的资产阶级。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伴随着阶层的分化、多元，不同阶层之间、不同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有扩大化的趋势，值得高度重视。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指出，中国的财产不平等程度在迅速升高：1995年我国财产的基尼系数为0.452002年为0.552012年我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到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1／3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参见谢宇等：《中国民主法治报告2014》，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我们要时刻警醒：“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1页。）。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为我们指明了解决问题的方向，就是要逐步缩小贫富差距、消灭阶级阶层间的社会差别。所以，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是要充分发挥民营企业的积极作用、限制其消极作用，坚定不移地维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坚定不移地维护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防止出现两极分化。

▲：现在我国的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被消灭了，又没有产生新的资产阶级，那么是不是意味着阶级斗争也不存在了呢？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的根源在于：“这不但因为历史上的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在各方面的遗毒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清除干净，而且因为我们祖国的统一大业还没有最后完成，因为我们还处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资本主义势力及其某些敌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势力还会对我国进行侵蚀和破坏。我国经济和文化还比较落后，年轻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还不可能完全防止某些社会成员以及我们党的某些党员发生腐化变质的现象，不可能杜绝极少数剥削分子和各种敌对分子的产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99页。）因此，“我们必须作好长期斗争的精神准备，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专政职能，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处理当前我国带有阶级斗争性质的社会矛盾和社会现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00页。）。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今天我国社会生产生活的广大领域，大量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并不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因而必须严格把握阶级分析的界限。不但要防止阶级斗争扩大化，善于用不同的方法处理不同的矛盾，而且要努力探索最大限度地增进社会和谐、减少社会冲突的途径，不断推进和完善社会治理。

▲：由于我国坚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因而大量的社会矛盾和问题歧见已不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这是不是说在一些根本性问题上可以不要阶级分析了，或者说阶级分析方法已经过时了？

●：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在一些根本性问题上阶级分析仍不可替代。实际上，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并不是用它“分析一切，观察一切”，而是用它来分析那些带有阶级斗争性质的社会矛盾和社会现象，分析那些关乎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根本性问题。

首先，在根本制度上不能放弃阶级分析。我国现行宪法明确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中国人民对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必须进行斗争。”邓小平在分析“八九风波”时指出：“事情一爆发出来，就很明确。他们的根本口号主要是两个，一是要打倒共产党，一是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03页.）因此，对公然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企图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行为，必须进行斗争。

其次，在道路问题上不能放弃阶级分析。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九十多年来，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0页。），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在道路问题上必须坚持阶级分析的观点，对那些企图重返封闭僵化的老路或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的言行，必须进行斗争。

再次，在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问题上不能放弃阶级分析。“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国家核心利益。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844页。）对西方资本主义干涉中国内政、危害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行径，对“台独”“藏独”和“疆独”等危害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分裂势力与分裂活动，必须进行斗争。

最后，在世界观和价值观问题上不能放弃阶级分析。当前，工人阶级的世界观和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仍然是支配人们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主要来源，“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0页。）。所以，在世界观和价值观问题上必须坚持阶级分析的方法，必须看到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部分领导干部贪污腐败等行为的根源不在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而是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遗产。所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始终是我们观察社会主义同各种敌对势力斗争的复杂政治现象的一把钥匙”（《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3页。）。

▲：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能动摇，应该如何理解当代中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的关系？

●：由于当代中国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我们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不断胜利前进，如果没有世界大战一类的世界大变局，不会改变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大方向。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我国在发展实践中付出惨重教训后总结出的宝贵历史经验。1956年，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1956年党的八大在全面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341页。）八大对我国现阶段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表述已经蕴含着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的思想以及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是经济建设的思想。可是此后由于受到匈牙利事件、反右斗争等的影响，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思想开始在党内发展起来。毛泽东对我国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的看法发生了变化，进而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主张，最终导致了全党中心工作的转向和“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严重的挫折。

“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23页。）“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7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党重新认清了：“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82页。）“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8页。）确认这一基本国情之后，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的面貌开始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必须坚决维护。

但是必须指出，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不意味着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相反，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特殊运用，是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重要理论基础。“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8页。）因此，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并不是要否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心工作，而是要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和原则，坚持“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初次分配要注重效率，创造机会公平的竞争环境，维护劳动收入的主体地位；再次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提高公共资源配置效率，缩小收入差距”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原则（《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40页。）。作为“四项基本原则”重要理论依据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在当代中国，不是游离于党的中心工作之外的累赘，而是有机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在当代中国的实际运用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必须在当代中国的实际运用中进行，就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民主和专政的统一、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工人阶级领导地位的统一。在突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同时不否定专政，在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作用的同时，不断加强其阶级基础、扩大其群众基础。请您谈谈这方面的看法。

●：我们从维护宪法规定的国体出发，在突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同时，维护国家的专政功能，强调民主专政的内在统一。“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国家的领导核心和指导思想，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等等，这些宪法确立的制度和原则，我们必须长期坚持、全面贯彻、不断发展。”（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实施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页。）虽然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以及世界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但前提是维护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也就是说，我们建设的不是西式的自由民主国家，而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而这一国体的确立，是由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奠基的。否定了这个理论前提，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及其确立的民主法制就没有合法性。

我们还不断探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家专政功能的实际运用。毫无疑问，不断扩大和发展人民民主是我们面临的新任务。邓小平在总结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时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际生活反复教育我们，只有绝大多数人民享有高度的民主，才能够对极少数敌人实行有效的专政；只有对极少数敌人实行专政，才能够充分保障绝大多数人民的民主权利。”（《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73页。）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强调，“必须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5页。）。同时，我们要看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期，在我国仍处于被优势资本主义国家包围时期，在国内还存在破坏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敌对分子时期，发展人民民主必须坚持并正确发挥专政职能。“这种专政是国内斗争，有些同时也是国际斗争，两者实际上是不可分的。因此，在阶级斗争存在的条件下，在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不可能设想国家的专政职能的消亡，不可能设想常备军、公安机关、法庭、监狱等等的消亡。它们的存在同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化并不矛盾，它们的正确有效的工作并不是妨碍而是保证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化。”（《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9页。）

我们还充分吸取了苏联在进行“民主化”过程中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而导致解体的教训，始终坚持民主和专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统一。邓小平强调指出：“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说过，阶级斗争学说不是他的发明，真正的发明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历史经验证明，刚刚掌握政权的新兴阶级，一般来说，总是弱于敌对阶级的力量，因此要用专政的手段来巩固政权。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9页。）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坚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同时始终注意发挥专政的职能，保卫和巩固了社会主义政权，使改革开放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所以才没有重蹈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覆辙。

▲：如何从制度建设方面处理好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执政的群众基础的关系，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制度，扩大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和巩固党的阶级基础是个难题。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在于：可以在坚持党的阶级基础的同时扩大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党可以在向全体人民开放的同时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可以在坚持指导思想、共同理想的同时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可以在广泛吸纳各种思想资源和文化成果的同时坚持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和党性立场。这里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依据是，在存在着阶级划分的社会，不存在抽象的“人民性”，只有先进阶级才能最大限度地代表广大人民，工人阶级的阶级性在今天依然是人民性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有两大创新：一是党对于“工人阶级”的把握不是拘泥于其产业特征（如“大工业”一类）和职业身份（如“蓝领工人”一类），而是注重其“社会特征”（社会化大生产的代表、资产阶级社会过时的根据）及历史使命（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者），因而着重从先进性上把握其阶级性。二是在坚持统一的指导思想的同时，推动指导思想的不断创新。一脉相承的是立场、观点、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但同时要依据国情的变化、时代特征的变化不断地回答重大实践问题，创新和发展理论，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这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相结合。这样，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在实现全社会覆盖的同时，依然保持了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在当代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就是要不断认识和探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阶级斗争的特殊规律，对我们的实践经验进行理论上的新概括。在这方面您怎么看？

●：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和他的理论时曾经多次说过，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凝固的、一成不变的，它必须同具体的革命实践密切结合、不断发展，如果它脱离实际、脱离实践，“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81页。）。所以，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并不是要简单重复和教条式地遵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阶级理论的一般表述，而是要突出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在当今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探索。

“如果要说我们的经验，那就是：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战略和策略要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特别是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情况，要作深入的了解。”（《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40页。）邓小平在认清我国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现阶段我国最大的国情后，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82页。）阶级斗争必须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主要矛盾的解决。“发展一点个体经济，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欢迎中外合资合作，甚至欢迎外国独资到中国办工厂，这些都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8页。）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在探索一条在共产党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制度保障下，充分地利用资本的活力、同时最大限度地限制资本消极作用的道路，这是一条通过劳动调动、引领资本发展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也是我们今天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的创造性运用。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了许多新的矛盾和问题，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能够指导我们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吗？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求体现劳动者的主体地位，又要求充分发挥资本要素发展生产力的积极作用，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的劳资关系不仅存在着对立，而且存在着可调和性，这是我们坚持不断探索建立与资本主义劳资关系有着本质区别的新型劳资关系的依据。所谓新型的劳资关系就是要实现“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初次分配机制”（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6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从完善劳动合同、尊重劳动者的权利和地位等方面，探索在逐步淡化雇佣劳动的剥削性、不平等性的基础上，走向新型的、和谐的社会主义劳资关系的方向，这是我们今天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的重大创造性运用。

当代中国的改革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分配方式、组织形式、价值观念的多样化更加明显，社会分化和利益分层日益凸显，信息化时代的思想多元、多样、多变以及相应的求新、求变、求异，考验着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凝聚力，挑战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因此，不断探索通过大众化的，甚至是非意识形态化的话语来表达我们坚定的、鲜明的阶级立场和社会主义价值取向，在大众易于、乐于接受中内化于心，是我们今天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的又一个创造性运用。中国梦思想是这一创造性运用的最新表述，它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理性与感性的统一，又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集团性与个体性的统一，同时还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政治性与生活性的统一（郝保权：《中国梦的意识形态话语创新》，《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4年第5期。）。只要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的实际运用，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大主题下，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阶级斗争在我国的发展趋势就必然是范围不断缩小、程度不断缓解、作用不断下降，并最终导致彻底消亡。

▲：着眼于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理论逻辑，支撑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不断解决“西强我弱”条件下的理想信念问题，为什么这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不可分割？●：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解决共产主义理想信念问题，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既是重中之重，又是难中之难。“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15页。）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指出，“一些党员、干部忽视理论学习、学用脱节，理想信念动摇，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是党在今天存在的首要不适应问题。困难在于，共产主义的实现是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在缺乏足够的经验依据的前提下，如何确立共产主义的科学根据？今天的现实状况是“西强东弱”、世界社会主义依然处于低潮，我们如何确立必胜信心？答案是必须借助唯物史观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理论逻辑。

理想信念和哲学世界观紧密相关。“一些人认为共产主义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甚至认为是望都望不到、看都看不见的，是虚无缥缈的。这就涉及是唯物史观还是唯心史观的世界观问题。我们一些同志之所以理想渺茫、信仰动摇，根本的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牢固。”（《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16页。）这种不牢固根本就在于对无产阶级必然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终将战胜资本主义将信将疑、甚至完全不信。事实证明，树立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即“两个必然”）的信念，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信仰共产主义，必须相信共产党，而相信共产党，则必须坚定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

马克思关于现代无产阶级分析的基本方法论，不是主观的、纯经验性的评价，即不仅不以其他阶级、阶层和个人的评价为依据，甚至也不以无产者当下的自我感受为依据，而是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过程中来定位现代无产阶级，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体系中来客观地确定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因此，马克思关于现代无产阶级的分析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发现。

▲：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的世界观，也是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共产党因此才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马克思为什么这么看好工人阶级？

●：马克思看好工人阶级有四个理由：一是现代无产阶级是工业化大生产的产物，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实际承担者，是现代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是先进社会生产力的代表，因此，它的本质特征不是“一无所有”，而是（如同考茨基所说的）“现代社会的养活者”。二是现代无产阶级又一本质特点，就是它是唯一与生产资料没有直接联系的阶级，因而其解放不能通过个人直接占有生产资料的方式，而必须通过“联合起来的个人”重新拥有生产资料，这就决定了它是新的生产关系的代表，代表了社会化占有的生产关系发展的趋势。毫无疑义，历史上所有的剥削阶级都直接占有生产资料，而被剥削阶级也不同程度地与生产资料有直接的联系。奴隶作为“会说话的工具”而与其他劳动工具直接结合，农民阶级也因拥有少量生产资料而与生产资料有着直接的联系。其他阶级的阶级意识（如果有的话）都是巩固和扩大本阶级的利益，而只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消灭阶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15页。）。不与生产资料发生直接联系而又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实际承担者的无产阶级的大量出现，表明了社会化占有的生产关系发展的趋势，更表明了“私有制和阶级社会的解体”。三是现代无产阶级还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有文化的被剥削阶级，也是唯一可能形成阶级意识的被剥削阶级，因而是唯一可能成为革命阶级并上升为统治阶级的劳动者阶级。加上自觉的知识分子转向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以及一些破产的资产阶级分子的不断加入都给工人阶级的队伍注入了文化的血液，使得作为劳动阶级代表的无产阶级终于打破了剥削阶级对于文化的垄断。四是现代无产阶级经历了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那样具有严密分工、严格纪律、严酷生活的训练，成为一支可以被组织的政治力量，这就是说，现代无产阶级虽然是可以“自由”出卖劳动力的自由人，但它并没有农民阶级的散漫性和奴隶阶级的依附性。这正是工人阶级可能成为革命领导阶级的重要依据。

有了坚定的工人阶级立场，才能有纯洁的党性和崇高的情怀，才能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用以巩固党的集体生活，巩固党和群众的联系；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样才算得一个共产党员。”（《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61页。）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是要让全体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认清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党员应坚持的阶级立场和党性原则，要“加强党性修养，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

▲：最后，请您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的当代价值进行简要归纳。

●：从今天的情况看，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的价值，是否能够作以下三点阐发。

第一，从历史叙述看，阶级斗争是我们分析有文字记载以来历史的基本方法和根本性话语。历史领域历来充斥着无数相互冲突的意志、无数杂乱无章的事实、无数堆积如山的史料，只有寻找到其变化绵延的客观依据，历史才能成为科学。如果说唯物史观开创了历史科学的航道，那么其阶级斗争理论就是这一航道上的航标灯。由于我们今天远远没有超越阶级社会的历史，因此，历史的叙述必须以社会经济形态为依据，以阶级斗争为主线展开，而不能用某些局部的、例外的情况模糊以致根本否定这一叙事方式。

第二，从当今现实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必须内外有别。就我国大陆今天的社会现实而言，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但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将长期存在，如果处理不当，还有重新激化的可能性；就当代世界的整体格局而言，不是所谓“文明的冲突”或所谓“全球性问题”决定历史的方向，而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依然决定着当代人类命运和出路，因而依然是当代世界的主要矛盾。现在几乎可以肯定，西方资本主义将长期陷入经济和社会危机，表明当代资本主义的寄生性、腐朽性在增加，这意味着其冒险性和侵略性在积累和上升。马克思主义关于帝国主义本性的判断依然是我们观察当代世界变动的锐利思想武器。

第三，从我国实际的运用上，必须着眼于坚持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创造性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如何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是指导党和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不断巩固、改革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正确理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在这一理论体系中的实际运用，至少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从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在我国已不复存在的国情出发，在慎提慎用“剥削阶级”以及“剥削”“压迫”一类提法的同时，不仅不削弱，而且强化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及其阶级意识，在不断扩大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群众基础的同时，不断强化其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阶级基础；二是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国主要矛盾的实际出发，在强调具体矛盾具体分析、着眼于化解人民内部矛盾、慎将社会矛盾上纲为“阶级斗争”的同时，在重大社会矛盾（例如防腐倡廉建设）的观察分析上，不放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三是从坚持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局出发，牢牢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政治方向，在不断推进改革开放、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轻言贫富差距过大或存在分配不公现象为“两极分化”“阶级分化”的同时，坚定不移地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不断实践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编辑：汪世锦）

江金权：夯实“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基础

核心要点：

■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基础在学，关键在做。只有把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的工作做扎实了，做合格党员才有坚实的思想基础。可以说，学习这一基础环节直接关系“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成效。

■认真学习党章、严格遵守党章，是每个党员的一项经常性任务，是做合格党员的基本前提。每个党员都应把学习党章作为第一位任务，原原本本、逐条逐句通读党章，全面掌握党章的基本内容。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重在入脑入心，必须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增强针对性，推动广大党员既深刻理解党章党规、系列讲话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又增强内心的价值认同和情感认同，真正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是党内经常性教育的一次探索，不是一次活动，也不同于集中性教育，必须根据党内经常性教育的特点和党员队伍实际，不断探索创新学习教育的方式方法。

■通过学习，进一步明确行为规范，增强党规党纪意识，自觉遵守党的制度、纪律和规矩，自觉同破坏党的制度、纪律和规矩的行为作斗争，共同维护党的纪律和规矩的严肃性。

■要坚持学原著读原文悟原理，坚持系统学、跟进学、深入学，念好“全、新、深”三字经。注重从整体上理解和把握系列讲话的丰富内涵、内在联系、理论体系、实践要求，做到全面把握、融会贯通。

正在全体党员中开展的“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以下简称“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是巩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成果的重要举措，是推动党内教育从“关键少数”向广大党员拓展、从集中性教育向经常性教育延伸的重要实践，是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部署。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基础在学，关键在做。只有把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的工作做扎实了，做合格党员才有坚实的思想基础。可以说，学习这一基础环节直接关系“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成效。

一、牢牢把握学习的主体内容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学习内容十分明确、高度聚焦。搞好这次学习教育，必须聚焦学党章党规、学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这个主体内容，系统学、反复学、深入学，下真功、见实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章是党的总章程，集中体现了党的性质和宗旨、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党的重要主张，规定了党的重要制度和体制机制，是全党必须共同遵守的根本行为规范。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党章就是党的根本大法，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规矩。”这段论述，集中阐述了认真学习党章、严格遵守党章的极端重要性。认真学习党章、严格遵守党章，是每个党员的一项经常性任务，是做合格党员的基本前提。每个党员都应把学习党章作为第一位任务，原原本本、逐条逐句通读党章，全面掌握党章的基本内容。特别是要全面理解党的纲领，牢记入党誓词，牢记党的宗旨，牢记党员义务和权利，进一步增强党章意识和尊崇党章、遵守党章、维护党章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党规就是党内法规，是党内制度、党的纪律和规矩的重要载体。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广大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要守纪律、讲规矩。党内法规、党的纪律是全党同志的行为规范，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依据。把学习党规纳入这次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的要求。守纪律、讲规矩，前提是知纪律、知规矩。全体党员要重点学习《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党员领导干部还要学习地方党委工作条例、党组工作条例、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通过学习，进一步明确行为规范，增强党规党纪意识，自觉遵守党的制度、纪律和规矩，自觉同破坏党的制度、纪律和规矩的行为作斗争，共同维护党的纪律和规矩的严肃性。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立足新的实践，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是做合格党员的基本要求，也是这次学习教育的基本任务。要坚持学原著读原文悟原理，坚持系统学、跟进学、深入学，念好“全、新、深”三字经。注重从整体上理解和把握系列讲话的丰富内涵、内在联系、理论体系、实践要求，做到全面把握、融会贯通。要深刻理解和把握讲话的核心要义，深入领会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要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结合起来，同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包括《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结合起来，深刻理解党的科学理论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内在联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要经常自觉地与系列讲话精神“对表”，始终做到理论清醒、旗帜高扬。

党章与党规、系列讲话是相互联系的，党规是党章某些规定的展开和具体化，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是结合新的实际对党章规定的阐释和深化。学习教育中，应统筹安排，把三者结合起来学习，做到融会贯通。

二、增强学习教育的针对性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重在入脑入心，必须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增强针对性，推动广大党员既深刻理解党章党规、系列讲话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又增强内心的价值认同和情感认同，真正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对照学习教育的目标深化学习。“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确定了“四个进一步”的目标，即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进一步树立清风正气，进一步强化宗旨观念。要紧紧围绕这个目标，始终盯住目标学、对照目标改，不达目标不罢休，努力做讲政治、有信念，讲规矩、有纪律，讲道德、有品行，讲奉献、有作为的合格党员。引导党员强化政治意识，保持政治本色，把理想信念时时处处体现为行动的力量；坚定自觉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经常主动向党中央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践行党的宗旨，保持公仆情怀，牢记共产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加强党性锻炼和道德修养，心存敬畏、手握戒尺，廉洁从政、从严治家，筑牢拒腐防变的防线。

结合各自思想工作实际深化学习。坚持问题导向，带着问题学，才能入脑入心。现在，一些党员理想信念模糊动摇，对共产主义缺乏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精神空虚，推崇西方价值观念，热衷于组织、参加封建迷信活动；一些党员党的意识淡化，看齐意识不强，不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在党不言党、不爱党、不护党、不为党，组织纪律散漫，不按规定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不按时交纳党费，不完成党组织分配的任务，不按党的组织原则办事；一些党员宗旨观念淡薄，利己主义严重，漠视群众疾苦、与民争利、执法不公、吃拿卡要、假公济私、损害群众利益，在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时临危退缩；一些党员精神不振，工作消极懈怠，不作为、不会为、不善为，逃避责任，不起先锋模范作用，等等。在学习教育中，要通过自我反思、民主评议党员、召开组织生活会等方式，引导党员对照党章党规、系列讲话，深入检查自己言行，看是否存在上述问题、存在哪些问题，检视自己在新任务新考验面前，能否坚守共产党人信仰信念宗旨，能否正确处理公与私、义与利、个人与组织、个人与群众的关系，能否努力追求高尚道德、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保持积极健康生活方式，能否做到党规党纪面前知敬畏守规矩，能否保持良好精神状态、积极为党的事业担当作为。要坚持边学边改，在学中改、在改中学，不断净化灵魂、端正行为。

结合中心任务深化学习。学习的目的在于运用。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推动广大党员做合格党员，最终目的是通过发挥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来推动当前工作、推动事业发展。现在，全党全国人民正在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奋力开创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良好开局。“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要紧密结合这个中心任务来开展，要把学习的成果体现在推动实现这个中心任务上，做合格党员要落实到为实现这个中心任务而奋力拼搏上，起先锋模范作用，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冲得上去。要把学习的成果体现在树牢新发展理念上，努力提高贯彻五大发展理念的能力和水平，努力解决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不适应、不会为、不善为的问题，以新发展理念指导新的发展实践。要把学习的成果体现在提振精气神上，勇于面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着力寻找应对发展挑战和难题的因应之策、破解之道，坚定主心骨、提振精气神、展现新作为，打好“三去一降一补”攻坚战，在扶贫攻坚主阵地、经济建设主战场攻坚克难、建功立业。

三、创新学习教育方式方法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是党内经常性教育的一次探索，不是一次活动，也不同于集中性教育，必须根据党内经常性教育的特点和党员队伍实际，不断探索创新学习教育的方式方法。

个人自学与集中学习相结合。党员个人自学是基础，要明确自学要求，引导党员搞好自学。同时，也应组织必要的集中学习。应以党支部为基本单位，以“三会一课”等组织生活为基本形式，组织党员集中学习。比如，可根据党章党规、系列讲话的内容，列出若干专题，以支部党员会议为形式，围绕专题组织讨论、相互启发；围绕党章党规、系列讲话的重点内容，安排党课，等等。通过集中学习、互动交流，帮助党员明确重点、弄清难点，消除认识疑点，解开思想疙瘩，释疑解惑，推动学习深化。

学习文献与学习先进典型相结合。先进典型的先进事迹是对如何贯彻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遵守党的纪律规矩的生动诠释。学习教育中，应把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同学习党的历史、学习革命先辈事迹和先进典型结合起来，注重运用身边先进典型现身说法；同时引导党员剖析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等违纪违法案件，认清丧失理想信念、违反纪律规矩的严重后果，汲取教训。通过发挥正面典型的激励作用和反面典型的警示作用，引导党员牢记党规党纪，牢记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树立崇高道德追求，养成纪律自觉，守住为人、做事的基准和底线。

发挥党员领导干部的示范带头作用。党员领导干部既是党内普通一员，又是“关键少数”，既要以普通党员身份投身学习教育，又要以自己的模范行为带动普通党员这个“最大多数”，形成层层带动、上行下效的示范效应。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应先学一步、深学一层，特别是在学习掌握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提高执政能力上下功夫、见成效。要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所在支部的组织生活，与支部党员一起学习讨论、一起查摆解决问题、一起接受教育、一起参加党员民主评议、一起参加组织生活会，带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要积极到基层党支部讲党课。还要积极参加党委（党组）组织的领导班子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专题学习，搞好集中研讨，深化学习效果。在民主生活会中，领导干部要真正把自己摆进去，对照党章党规、系列讲话认真查找自己存在的问题，并切实整改，为普通党员作表率。

注重分类施教。这次学习教育，面对的是全体党员，层级多、范围广，党员文化程度、职业等差异很大。学习教育既要统一要求，又要分类施教，不能“一般粗”、“一锅煮”。各地各单位应根据自身特点，对学习教育的重点内容、组织方式等作出具体安排。特别是要针对非公有制企业和社会组织、流动党员、离退休干部职工党员及年老体弱党员等的各自特点，在学习内容重点、学习要求、组织方式等方面作出灵活安排，既体现从严要求，又切实可行。应用好现代传媒手段，创新学习教育方式，开展在线学习交流，扩大覆盖面、增强实效性。

姜辉：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大贡献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发展史，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历史雄辩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积极推动者、自觉开拓者，也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创新发展的有力引领者、重大贡献者。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百年奋斗的进程，让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不断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书写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壮美的中国篇章。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就把为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而奋斗确定为自己的纲领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广泛传播。在中国，一批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国家命运和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工农武装割据、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特色的革命新道路，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历经28年艰苦卓绝斗争，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为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政治前提，开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无产阶级革命的新道路，不仅实现了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推动中国历史开始了新纪元，也是国际无产阶级斗争的又一伟大胜利。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胜利，是继十月革命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又一成功范例，增强了世界人民民主阵线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打击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削弱了帝国主义的世界体系，使世界范围内政治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本变化，极大推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中国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使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壮大了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力量；极大地推动和鼓舞了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有力地促使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进一步瓦解，为世界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开辟了更加广阔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事业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大意义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创造性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新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成功实现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基础上，党领导人民开始转入全面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提出要以苏为鉴，要走自己的路，独立自主地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党的八大明确提出要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在中苏论战期间，中国共产党有效维护了我们党的独立自主和国家的主权安全，维护了国际共运中党与党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促进了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中国共产党积极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和正义事业，不仅得到各国的赞赏和尊敬，也巩固了各共产党之间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合作。这一时期，我们党尽管经历了一系列曲折与磨难，但仍顶住了国内外巨大压力，各方面建设取得巨大成就，有效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为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也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共产党开创、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极大促进了世界社会主义向前发展。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时俱进发展这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是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是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发展，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积累了重要经验。

在苏联东欧发生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的重要历史关头，我们党排除各种干扰和障碍，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综合国力与日俱增，形成了世界社会主义总体低潮中的最大亮点，捍卫和挽救了世界社会主义，中国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和发展的引领旗帜，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中流砥柱。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意义，对世界社会主义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重大贡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世界社会主义发生了更加密切、更为明确的联系。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已成为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最为重要的部分，已成为日益发挥重要影响、作出原创性贡献的伟大事业，已成为为人类探索更好社会制度贡献中国方案的伟大事业。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指导中国、影响世界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科学总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经验教训，以崭新的思想内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充满着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在世界范围内日益产生广泛感召力和影响力，得到普遍认同和高度赞誉。实践充分证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指引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科学理论，也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形态，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了原创性贡献。

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振兴的标志性成果，是社会主义彰显出更为广泛的制度优势。当前，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其各种制度弊端不断显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形成了独特的治理优势和制度优势，为如何治理社会主义社会积累了丰富经验。中国的制度创新，为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建设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全新选择，为人类制度文明的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是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制度建设和创新的每一个重大进步和成就，都会对整个世界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人民必将书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辉煌篇章，也必将开创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局面。

在百年发展史上，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来说，都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建党100周年，这既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件大事。中国共产党必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为国际共产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为人类发展进步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

姜辉：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认识解决中国发展问题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规划了今后五年以及更长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目标，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成果，也是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认识和解决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的集中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更好在实际工作中把握现象和本质、形式和内容、原因和结果、偶然和必然、可能和现实、内因和外因、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能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十九届五中全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立足时代特征和中国发展实际，坚持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国际和国内相结合，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科学认识和有效解决当代中国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是彻底贯彻和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典范。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深刻表明，无论是关于国际国内形势的科学判断，还是关于我国发展进入新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无论是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和遵循原则，还是突出强调要坚持和把握的重大关系；无论是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和重大举措，还是研究和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无论是宏观谋划和顶层设计，还是具体规划和工作部署，都充满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大智慧大战略，也充分表明百年大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我们党长期执政和治国理政的高度自觉、卓越智慧和高超本领。

关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正确认识把握我国发展环境的“变”与“不变”，是运用唯物辩证法把握大势和驾驭全局的卓越成果

深刻复杂变化中的国内外环境，要求坚持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发展观，统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善于在日趋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准确认识“变”与“不变”及其辩证关系。最为重要和关键的，就是更好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领导干部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

从国际环境和形势看，当今世界正经历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我们既要看到我国发展外部环境长期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总特征和全局面貌，又要看到当前这个世界大变局进入加速演变期，要准确把握其发展趋势、丰富内涵、主要特征、推动力量和演进方向。其一，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国际环境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这是大变局中的主要阶段性特征。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远，逆全球化趋势加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和发展构成威胁。其二，经济全球化根本方向没有变，但发生波折和遭遇逆流，各种矛盾和推动力量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过去，美国等西方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手。今天，有的西方国家却成为全球化发展的主要障碍，甚至成为逆全球化的策源地。而中国则走上前台，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的主要力量。其三，世界多极化根本趋势没有变，但世界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世界格局进入转型和重塑期。其中最为显著的事件，就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东升西降”趋势日益凸显。中国持续快速发展成为推动世界格局演变的主要力量。

从国内环境和形势看，要正确认识国内环境中的“变”与“不变”。其一，既要看到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要看到我国进入到新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代中国的最大国情、最大实际。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五中全会上再次强调：“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仍然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在长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随着我国发展进步和综合国力的提高，不同历史时期必然会有不同的阶段性特征和主要任务。当前，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这是新时代新征程上的一个重要阶段，要以更高要求解决发展的主要矛盾，更好地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其二，既要看到我国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也要看到新发展阶段面临更复杂问题和更严峻挑战。一方面，我国继续发展具有多方面的优势和条件，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健康稳定的基本面没有改变，长期向好的总体势头没有变。我国抗击疫情和经济恢复取得重大战略性成果，成为全球唯一恢复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在逆境中实现提升。另一方面，我国发展也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交织、外部冲击和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叠加等多重影响，困难前所未有。其三，既要看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作用的全局性和长期性，也要看到新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和新要求。社会主要矛盾发挥作用具有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贯穿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整个过程中。要根据不同发展阶段的新特点和新问题，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着力解决突出问题。“十四五”时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制约整体发展水平的提升；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需要还不能得到充分满足，发展的任务还十分繁重。要着力增强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系统性、针对性，提升人民生活品质，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统揽国内国际环境和形势，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作出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总体判断：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这是运用唯物辩证法把握大势和驾驭全局而作出的卓越判断，据此准确判明当前纷繁复杂的国内国际现象的本质，认识和把握发展规律，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化危为机，变挑战为机遇，开拓进取，开辟新局。

关于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是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原理，坚持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统一原理，确立我国发展新的历史坐标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应当到生产方式或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一个社会的发展进入什么样的发展阶段，不是单纯的主观判定，而是对一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形势、重大变化、阶段性特征的科学把握。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党始终科学把握发展趋势和阶段性特征，根据世情国情民情的变化，抓住变革时机推动我国发展。我们党及时作出了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大判断，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对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具有根本性、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意义。党的十九大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政治判断，指明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为科学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时代坐标和基本依据。从开启新时期到跨入新世纪，从站上新起点到进入新时代，在不同发展阶段既接续奋斗，又不断谱写新篇章。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既强调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又明确提出我国进入到新发展阶段。一方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代中国的最大国情、最大实际，“不仅在经济建设中要始终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中也要始终牢记初级阶段；不仅在经济总量低时要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经济总量提高后仍然要牢记初级阶段；不仅在谋划长远发展时要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日常工作中也要牢记初级阶段。”另一方面，“十四五”时期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这是新时代新征程上的一个重要阶段。面对新的发展环境和条件，必须坚定不移坚持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这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阶段，是在我国发展经过基本建成总体小康社会、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国内国际发展大势作出的重大战略论断。关于新发展阶段这个重大判断的作出，既遵循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又根据新时代主要社会矛盾的新变化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变化，不失时机地把我国社会发展推向一个新阶段的历史坐标，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一方面，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仍然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要继续坚持两个“没有变”，急于求成，反而欲速则不达，最终有害于党和国家事业健康发展；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发展进步和综合国力的提高，不同历史时期必然会有不同的阶段性特征和主要任务。当前，我国发展经历着深刻的阶段性变化，进入到了以实现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新发展阶段。必须在变化了的情况和条件下与时倶进、变革创新，因循守旧、僵化保守，势必成为时代的落伍者。

关于正确认识和处理各种重大关系，是运用矛盾运动的基本原理，在主动化解矛盾中创造性运用发展规律来推动新发展

马克思主义认为，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并贯穿于一切过程的始终。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运动本身就是矛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矛盾是事物联系的实质内容和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人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从根本上说就是不断认识矛盾、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因此，对矛盾的判断，是观察形势、分析事物、制定党和国家大政方针政策的重要依据。当前，我国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面临的问题层出不穷，面对的各种关系错综复杂，这样就越需要运用矛盾分析方法来处理复杂问题、把握重大关系、应对严峻挑战。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在认真分析国内国际各种问题和矛盾的基础上，无论在宏观原则层面还是在具体工作层面，都强调要正确认识和把握主要的关系。把握关系，就是正确认识事物之间的联系，掌握运用规律来解决矛盾和问题。比如在把握宏观形势和大局层面，明确提出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制定发展规划的指导性原则层面，处理好五个方面的主要关系：一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做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有机衔接；二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更好发挥我国制度优势；三是开放和自主的关系，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四是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有效防范和应对可能影响现代化进程的系统性风险；五是战略和战术的关系，制定出一个高瞻远瞩、务实管用的规划建议。在经济发展目标表述方面，坚持党管大方向、定大战略，坚持定量与定性相结合，采取以定性表述为主、蕴含定量的方式。在经济社会发展部署方面，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与坚持扩大内需战略支点相结合，坚持全面规划和突出重点相协调，等等。这些都是创造性运用唯物辩证法认识和解决发展问题，在正确处理好各种重大关系中作出的全局性、长远性战略规划和科学部署。

比如，这次全会的一个突出亮点和战略部署，就是从发展大局上明确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这是通观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变化和内部发展条件，将其作为一个整体、一个系统来谋划和部署，“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办好发展安全两件大事”。在大变局中的动荡变革期，突出强调正确处理发展与安全的关系的极端重要性，坚持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二者合则兴、分则弱。把安全置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中谋划，形成发展和安全协调共进、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良好局面，这对于构建新发展格局至关重要。在统筹发展和安全过程中，必须善于将全局思维、底线思维、系统思维有机结合起来，谋根本、谋大局、谋长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我们必须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风险思考得更深入一些”，“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顺利推进”。

再如，这次全会提出的新发展格局，是既着眼于适应和驾驭全球政治经济环境变化，又及时把握我国经济发展规律性变化和新阶段发展新特点，与时俱进，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塑造我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一是着眼大国经济发展特点和规律，构建内需为主导、内部可循环的经济发展格局。二是着眼于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及时调整国内经济循环与国际经济循环的关系。三是着眼于当前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强的国际形势，化解外部冲击的风险，保障发展安全。明确提出正确处理“双循环”的关系，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通过发挥内需潜力，更好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而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指出我国开放的大门不仅不会关闭，而且会越开越大。

关于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树立战略思维、全局思维、底线思维、辩证思维等，是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谋划我国发展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蓝图目标已经擘画，大政方针已经确定，之后的关键就是认真做好工作，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好、落实到位。这就需要以科学的认识论方法论为指引，提高科学思维能力，增强驾驭复杂局面能力、创造性开展工作能力，增强狠抓工作本领、攻坚克难本领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事业越是向纵深发展，就越要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当前，国内国际环境发生复杂深刻变化，这就要求我们善于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妥善处理各种重大关系，在权衡利弊中趋利避害、作出有利的战略抉择。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在发生深刻变化的国内国际环境中，要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保持战略定力，认识和把握发展规律，树立底线思维，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变局中开新局，抓住机遇，应对挑战，趋利避害，奋勇前进。

运用辩证思维能力正确认识当前我国发展问题，要求我们勇于面对矛盾和问题，善于抓住关键、找准重点、洞察事物发展规律，客观地而不是主观地、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联系地而不是孤立地观察事物、分析解决问题。全会《建议》就是坚持立足国内和全球视野相结合，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坚持中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相贯通，坚持全面规划和突出重点相协调，充分体现了自觉、高超的辩证思维。比如，《建议》把“坚持系统观念”作为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在我们党的文件中第一次把“坚持系统观念”上升到原则层面和高度阐述，作为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加以突出强调。从哲学意义上说，坚持系统观念，就是坚持唯物辩证法，着眼我国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用系统的思维和方法谋划发展，把我国发展及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为一个宏大系统来谋划设计，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思考，坚持全国一盘棋、更好发挥中央、地方和各方面积极性。

在矛盾错综复杂、不稳定不确定性增多的情况下，增强忧患意识和风险意识非常重要。“思所以危则安矣，思所以乱则治矣，思所以亡则存矣。”习近平总书记经常强调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要一以贯之。前进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会有许多迂回曲折、困难挑战，必须要有如履薄冰的谨慎，有居安思危的忧患，绝不能犯战略性、颠覆性错误。

关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群众立场和群众观点追求实现人民美好生活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是社会发展前进的动力，是历史的创造者。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自始至终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并将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立场贯穿于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全过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将无我，不负人民”，“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是我们共和国的坚实根基，是我们强党兴国的根本所在”，“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等一系列重要论述，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群众立场和群众观点的典范。

十九届五中全会的《建议》中，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贯穿始终。在“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中，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根本立场和重要原则，明确要求“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共同富裕方向，始终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维护人民根本利益，激发全体人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促进社会公平，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建议》提出的2035年远景目标中，将“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单独列出。突出强调“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并明确提出一系列重要要求和重大举措，这在党的全会文件中还是第一次。在《建议》的具体措施方面，围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以增进民生福祉为目的，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提高人民收入水平，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提高食品药品等关系人民健康的产品和服务的安全保障水平，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完善节假日制度，落实带薪休假制度，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等等。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立场和根本方法在我们党治国理政实践中的科学运用和生动体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项长期任务，但随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我们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脚踏实地、久久为功，向着这个目标更加积极有为地进行努力。”这次全会更加突出强调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人民性，充分反映了我国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个鲜明特征。坚持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采取有效举措和政策安排，自觉主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分配差距，坚持不懈地促进公平正义，坚决防止两极分化，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扎实迈进。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

姜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从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出发，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作为一项根本制度明确提出和全面部署。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的具体体现，表明我们党对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工作规律的认识达到一个新高度。这一重大制度安排，对于进一步做好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具有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的重大意义。

为什么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作为一项根本制度

有效解决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面临新情况新问题的迫切需要。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和推动部署下，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更加鲜明、巩固深化，思想文化领域发生了历史性的根本变化。马克思主义学习研究取得实效，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得到切实贯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取得显著成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当前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方面，仍存在需要根本解决的问题。比如，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教条主义、实用主义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倾向还没有彻底克服；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功力和水平有待提升；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还需下大的功夫；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需要确立切实有效机制，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下大力气解决。

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起来的迫切需要。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目前，我们党已经拥有9000多万名党员、46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在14亿多人口的大国长期执政，党面临的形势更加复杂、肩负的任务更加繁重。只有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使全党全社会思想上的团结统一更加巩固，确保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前进。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处于历史新飞跃中，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步伐大大加快。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还要下大功夫，需要随着时代和实践的新发展而切实做到长期坚持与不断发展的有机统一。

推进国家制度和治理能力建设的迫切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我国国家治理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之所以显示出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归根到底，就在于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条重要经验和独特优势，就是善于运用与时俱进的科学思想指引方向、凝聚力量，把思想理论文化建设作为贯穿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的一条红线。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用党的创新理论科学指引，提升信仰信念，筑牢思想根基，夯实理论基础。

有效应对意识形态风险挑战的迫切需要。进入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把意识形态安全置于国家安全的重要位置，把应对意识形态领域风险挑战作为直接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从国内看，随着深化改革过程中利益格局和利益关系的深刻调整，人们思想观念、价值观念、价值取向更趋多元多样多变，我国主流意识形态面临新挑战，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同时存在，先进的和落后的相互交织，积极的和消极的相互影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面临新环境新问题。从外部环境看，基于多元共生的不同历史文化基础，不同文明、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相互交流与相互对冲呈现新特点，甚至有时趋于相互斗争且复杂尖锐，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新挑战。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才能在意识形态斗争中立根本、强底气，有效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根本制度的主要任务

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加强意识形态领导权。随着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稳步提升，牢牢占据优势和主导地位，确保党和国家事业沿着社会主义方向胜利前进。但也要清醒看到，各种错误观点思潮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挑战还不同程度存在，在一些重要节点和重要时期以新的形式集中发起挑战。比如，新自由主义、西方“宪政民主”、“普世价值”、民粹主义等错误思潮时有凸显，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方面建设造成冲击，甚至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还有人渲染“意识形态终结论”“意识形态淡化论”“去意识形态化”“非意识形态化”等错误观点，不同程度地淡化或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从根本制度上保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巩固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统领，是一项长期艰巨的重大任务。

不断用党的创新理论成果武装头脑、凝心聚力。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必须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和理论武装。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党带领人民进行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充分证明，只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不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才能坚定主心骨、把准定盘星，牢牢坚持实现共同目标的方向，夯实共同的思想基础，拉紧共同的精神纽带，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更好汇集起攻坚克难、开拓前行的磅礴伟力。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必须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地位不动摇。至关重要的，就是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紧密结合新时代新实践新要求，强化问题导向、实践导向，自觉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多元多样多变社会思潮。随着社会变革在广度和深度上的不断发展，人们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多样性、独立性、选择性、差异性随之加大，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整合多元价值观念的难度也在加大。如何把握正确思想舆论导向，唱响主旋律，壮大正能量，做强做大主流意识形态，增强对多样化社会思潮的统领和整合能力，不断增强时代感、吸引力、引领力、凝聚力，仍然是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艰巨任务。

有效应对遏制打压我国发展壮大的舆论攻击、争取主动权和话语权。随着我国发展壮大，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引领力进一步提高，中国发展道路、发展理念、发展经验，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贡献得到国际社会高度赞誉和广泛认同。但一些国家和势力不愿意看到我国崛起和强大，把我国发展壮大不视为机遇而认为是挑战，对我国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竭尽歪曲污蔑丑化之能事，不断挑起各种事端制造对立对抗。目的就是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阻滞或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对此，我们必须头脑清醒，保持战略定力，绝不自失主张、自乱阵脚，同时有力有效开展舆论斗争，充分掌握主动权和话语权。

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落到实处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是我们党重大的思想文化制度创新，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关系到我国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要深刻把握坚持这一根本制度的重大意义和实践要求，增强政治自觉和思想自觉，强化制度意识、抓好制度执行，切实把这一根本制度体现到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上，落实到工作理念、思路、举措上，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动力。

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新时代，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最重要的就是坚持和巩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要按照学懂弄通做实的要求，密切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准确把握这一思想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深刻把握精神实质、丰富内涵、核心要义、实践要求，系统完整地掌握科学体系、巨大贡献、历史地位，深刻体悟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以及人民至上、历史自觉、实事求是、问题导向、战略思维、斗争精神等鲜明品格，不断增进对这一思想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这一思想蕴含的强大真理力量转化为实践伟力。

建立健全落实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的工作体系。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必须持续推进、不断深入，建立健全理论武装的体制机制和工作体系。提升工作科学化、规范化水平，完善学习教育、研究阐释、宣传普及等方面制度机制。突出抓好领导干部学习，完善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等各层级学习制度。丰富和创新学习内容形式，建设和用好网络学习平台，充分发挥“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的聚合和引领作用。大力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建设，推出深度理论阐释的精品力作。持续推进科学理论大众化，建立健全精准传播、有效覆盖的工作机制。

建立健全落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集中体现了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建立健全落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是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基础的根本保证，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必然要求。深入总结运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成功经验和做法，以党章为根本，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形成长效机制。持之以恒加强理论武装，完善党员干部自学、干部教育培训、基层党组织学习、理论宣讲等制度。巩固和拓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健全查改问题的长效机制，完善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落实机制，完善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制度，认真落实“三会一课”、党内组织生活等制度。

谋划部署落实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基础工程、战略工程。这一工程的成功实施，对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积累了丰富经验，形成了有效做法。要准确把握新时代新要求，推动工程制度化，谋划部署落实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切实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全面落实到思想理论建设、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教育教学各方面。加强对经典著作的编译和研究，深化对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的研究，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研究。强化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加大对重大理论问题、重大现实问题、重大实践经验研究总结。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努力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进教材、进课堂、进师生头脑，推进科学理论全面融入教育教学之中。

建立健全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这一根本制度，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旗帜鲜明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各级党组织要强化担当，落实主体责任，压紧压实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责任、领导责任，把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党的手中，切实落实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完善阵地建设和管理制度，落实好主管主办和属地管理原则，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决不允许搞法外之地、舆论飞地。注意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打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求实创新、能打胜仗的意识形态工作队伍。认真研判意识形态领域动向和形势，有效解决重大问题和热点难点问题。切实提高意识形态领域治理能力，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

姜辉：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贡献——深入学习《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集中反映了十九大以来党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成果，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许多具有原创性、时代性、指导性的重大创新理念、思想观点、战略主张，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立足中国、引领世界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为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原创性贡献。

围绕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这个历史任务，创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怎样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进一步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原创性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研究和运用，先后就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及其影响、《共产党宣言》及其时代意义等重大理论课题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等重要会议上作出关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等一系列重要论述，在新时代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马克思主义诞生到今天，人类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马克思主义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是完全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人民的理论、实践的理论、不断发展的理论，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用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立场观点方法，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主要原则观点作出了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的创新，创造性回答了“什么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怎样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课题，以一系列独创性观点阐明马克思主义本质特征、精髓要义、科学体系、历史贡献、时代意义、现实价值、实践作用和发展途径等，进一步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在整体上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形成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

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创造性地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进一步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也即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推动引领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意义，对世界社会主义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实践中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局面，在理论上以一系列创新性思想丰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必须一以贯之地进行下去，继续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要胸怀“两个大局”，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推进“两个革命”，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革命和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自我革命。在理论观点创新上，提出“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丰富发展了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理论；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化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转化，发展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提升了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理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善了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理论；提出和践行新发展理念，拓展了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途径和目标的理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党建新布局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等等。这些重大理论创新，深刻阐述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重大问题，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这些创新理论指引下，谱写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篇章，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鲜活生命力。而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引领旗帜，成为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中流砥柱，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阶段。

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目标，创造性地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民族复兴，怎样实现民族复兴”的问题，进一步深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最大梦想。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历史使命，经过几代人的求索奋斗，中华民族实现了从落后于时代到赶上时代、再到引领时代的历史性跨越。近百年来，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四大里程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习近平总书记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国内与国际相结合的深邃宽广视野，深刻阐述了“实现什么样的民族复兴，怎样实现民族复兴”的重大课题。明确指出，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决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统一于“四个伟大”的新时代实践中，统一于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在物质上强大起来，也要在精神上强大起来；要居安思危，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绝不能犯战略性、颠覆性错误，重点防控那些可能迟滞或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全局性风险；现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在历史进程中积累的强大能量已经充分爆发出来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势不可挡的磅礴力量；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的，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绝不能有半点骄傲自满、固步自封，也绝不能有丝毫犹豫不决、徘徊彷徨，必须勇立潮头、奋勇搏击，等等。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深刻阐述了实现民族复兴的奋斗历程、历史方位、科学内涵、领导力量、依靠力量、现实路径和战略步骤，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

围绕治国理政这条主线，创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治理社会主义社会，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进一步深化对治国理政规律的认识，为发挥制度优势、实现“中国之治”提供了科学指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续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和战略高度，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专门研究审议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问题，从坚定制度自信和推进制度创新的结合上系统回答了“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第一次集中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机联系、相辅相成、汇聚整体的显著优势，系统阐述了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构成的层次清晰、全面系统的科学制度体系，明确提出了推进我国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的指导思想、总体要求、总体目标、战略途径和重大举措。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是对党领导治国理政规律认识的深化，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丰富发展，为成功实现“中国之治”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完整理解和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我们的方向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全面深化改革，是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好；我们说坚定制度自信，不是要固步自封，而是要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让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的主要历史任务，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制度现代化，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是经过革命、建设、改革长期实践形成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相统一的成果，凝结着党和人民的智慧，具有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多方面显著优势，具有丰富的实践成果，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严密完整的科学制度体系，起四梁八柱作用的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其中具有统领地位的是党的领导制度；强化制度意识，维护制度权威，严格遵守和执行制度，与时俱进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等等。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述，创造性回答了“什么是治理社会主义社会，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进一步深化了对治国理政规律的认识，也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围绕全面从严治党这个关键，创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自我革命、怎样进行自我革命”“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怎样建设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问题，进一步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极大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新时代，我们党必须以党的自我革命来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自我革命的精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庄严宣告：我们已经探索出一条长期执政条件下解决自身问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这条成功道路就是全面从严治党、不断自我革命。从延安时期的“民主新路”，到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持续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再到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自我革命，凝聚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奋斗和孜孜求索。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初心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我们党作为百年大党，要始终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书写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必须始终牢记初心和使命；越是长期执政，越不能丢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色，越不能忘记党的初心使命；推进自我革命，把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同提高国家治理水平有机统一起来；不断深化自我革命，坚决清除一切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因素，坚决割除一切滋生在党的肌体上的毒瘤，坚决防范一切违背初心和使命、动摇党的根基的危险；我们党作为百年大党，如何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永葆青春活力，如何永远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如何实现长期执政，是我们必须回答好、解决好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我们党要跳出历史周期率，关键是不能丧失自我革命精神，要不断把党的自我革命推向深入，才能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实现自我超越，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新时代“两个伟大革命”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开新局于伟大的社会革命，强体魄于伟大的自我革命，坚持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等等。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弘扬马克思主义政党自我革命精神，创造性回答了我们党在新时代“什么是自我革命、怎样进行自我革命”的重大课题，全面深入阐述了持续推进和不断深化自我革命的重大意义、指导原则、时代内涵、基本方略、主要问题、重要途径和科学方法，进一步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是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不懈把党的自我革命推向深入的根本遵循。

围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理念，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的问题，从而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为人类发展和文明进步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党的十九大以来，面对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增多、世界进入动荡期的新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呼吁加快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人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人类命运和前途的科学认识和把握，系统回答了当今时代“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和“世界怎么了，世界向何处去”这一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共同努力把人类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随着中国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不断拓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支持和赞同。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这一理念得到检验，并获得全世界越来越多人的认同，在国际社会日益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为世界谋大同，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情怀。环顾当今世界，全球化遭遇逆流，经济增长长期低迷，发展鸿沟愈加显现，财富分配严重失衡，全球不平等加剧。与此同时，地区冲突战火不断，恐怖主义此起彼伏，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面对这样纷繁复杂的问题和严峻挑战，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表现出明显的应对无术、力不从心。特别是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奉行“美国优先”政策，一再“失态”“失义”“失信”于全球，不断强化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甚至民族、民粹主义，迫使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体系受到严重冲击。历史发展到今天，世界各国的命运已经紧密地联结在一起，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世界各国更需要以负责任的精神同舟共济，共同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时代潮流、基本理念、世界变局、演变趋势、未来方向，第一次比较系统回答了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人类社会向何处去的重大问题，提出了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许多重大理念、重要思想、重要主张，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是引领时代发展、解决世界难题的科学指南。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

姜辉：学习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观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

今年是恩格斯诞辰200周年，我们纪念恩格斯，就是为了重温恩格斯的丰富思想和历史功绩，缅怀恩格斯的伟大人格和崇高精神，宣示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执着信仰和坚守捍卫，宣示我们对与时俱进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孜孜探索和不懈努力。

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被誉为“马克思的第二个‘我’”，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导师，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缔造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开创者和引路人，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光辉典范。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深刻系统阐述和创新发展作出巨大贡献，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构建和广泛传播。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捍卫和发展，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和推动，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知识渊博、思想深邃，集思想家、革命家、实践家于一身，他的思想和行动是时代丰碑。今天我们重温学习和深刻领会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观，对于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对于坚持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推动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新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学习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观，要深刻领会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坚持捍卫，从而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正确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立场观点方法

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马克思主义，又各自作出独特贡献，他们终其一生捍卫发展这个科学理论。他们合著了《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开创性、标志性成果，一起参加了第一国际的领导工作，与当时工人运动中形形色色的非科学社会主义流派，如蒲鲁东派、巴枯宁派、工联主义展开针锋相对、毫不妥协的斗争，坚决反对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分裂主义、教条主义等，反对各种曲解割裂马克思主义的庸俗派别，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主导和指导地位。恩格斯在《反杜林论》这部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对杜林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作了彻底清算，深刻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呈现出来。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决心完成马克思的夙愿，在精心整理马克思手稿基础上，进行大量创造性工作，整理出版了《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为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独创性贡献。尽管恩格斯一直说“马克思是天才”，而自己只是“第二小提琴手”，但他的卓越成就、巨大贡献、伟大人格，使马克思的“第一个‘我’”和“第二个‘我’”不可分割。列宁就说过，恩格斯“替他的天才朋友建立了一座庄严宏伟的纪念碑，无意中也把自己的名字不可磨灭地铭刻在上面了”。

恩格斯非常注重维护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原貌和思想完整性。他批评一些人没有认真阅读和准确理解马克思的著作，就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提出要做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说：“像马克思这样的人有权要求人们听到他的原话，让他的科学发现原原本本按照他自己的叙述传给后世。”他在谈到如何学习《资本论》时指出，“对于那些希望真正理解它的人来说，最重要的却正好是原著本身”。今天，我们要原原本本阅读经典著作，真正淬炼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看家本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把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悟马克思主义原理当作一种生活习惯、当作一种精神追求，用经典涵养正气、淬炼思想、升华境界、指导实践”。

二、学习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观，要深刻领会恩格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和创新精神，从而与时俱进地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

恩格斯是坚持真理、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表率，他既坚持真理，又从实际出发，倡导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他有句名言：“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来对待。”他始终反对简单化、教条化和公式化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比如，他批评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采取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时指出，他们以为只要把理论背得烂熟，“就足以满足一切需要。对他们来说，这是教条，而不是行动的指南”。恩格斯终其一生强调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他讲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经典名言：“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恩格斯既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典范，也是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典范。他在《共产党宣言》以及此后为《共产党宣言》各种版本所写的七篇序言中，体现了一个基本思想，即他们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但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他注重研究新情况，对马克思逝世后资本主义发展出现的新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敏锐地捕捉到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竞争已经为垄断所代替”等新现象；他洞察国际工人运动的新发展、新要求，对暴力革命、合法斗争、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等问题提出新认识。他撰写的诸多著作都是奠基性、开创性、系统性的，如《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自然辩证法》《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在今天看来，都是人类思想史上划时代的经典。今天，我们学习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观，就要在坚持真理的基础上，不断解答新时代提出的新课题，在实践中不断创新理论。

三、学习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观，要深刻领会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创造性的实际运用，从而自觉运用科学理论指导新实践

恩格斯非常注重科学理论发挥指导改造世界的作用，彻底践行了马克思指明的“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宗旨。恩格斯说过：“我们决不想把新的科学成就写成厚厚的书，只向‘学术’界吐露。正相反，我们两人已经深入到政治运动中。”他一贯强调理论与实践结合，积极投身批判和反抗旧制度。恩格斯将自己的全部精力和心血奉献给人类解放事业。他不仅从事繁重的理论研究工作，回答实践提出的新问题；还以极大的热情指导各国的工人运动，指导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创立发展，指导成立第二国际。正如毛泽东评价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

以上简要重温阐述了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基本特征和主要精神，即科学性、创新性与实践性的有机统一。我们今天纪念恩格斯，就要学习和践行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观，从中获得宝贵启示和思想滋养，更好地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研究和运用，先后就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及其影响、《共产党宣言》及其时代意义等主题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等重要会议上作出关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在新时代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立场观点方法，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主要原则观点作出了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的创新，以一系列独创性观点阐明马克思主义本质特征、精髓要义、科学体系、历史贡献、时代意义、现实价值、实践作用和发展途径等，形成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在当代中国，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我们要在这一伟大思想的指导下，不断推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为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作出新贡献。

（作者姜辉，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

姜辉、龚云：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伟大历史意义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共同奋斗的关键历史时期，我们迎来新中国70华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划时代的伟大历史事件。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事件，也是二十世纪世界最伟大的事件之一，掀开了中国历史新篇章，根本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方向，也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具有伟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根本改变中国人民命运，开辟中国历史发展新纪元

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中指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中国人民从此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国历史发展开启了新纪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压迫中国、欺凌奴役中国人民的苦难历史彻底结束。一部中国近代史，是帝国主义侵略、掠夺中国并给中国人民带来无穷灾难的历史。根据联合国亚太事务委员会的统计，1949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只有27美元，不足印度57美元的一半，也远远低于当时整个亚洲44美元的人均收入。新中国的成立为中国人民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扫清了障碍，创造了根本的前提。新中国建立起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宣告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到来。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政权。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是中国有史以来最民主的、最能反映绝大多数人民意志的政权。宋庆龄曾感喟：“在我看来，自从1949年10月1日——这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以来，中国最伟大的转变就是我们的国号中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了‘人民’这两个字。这两个字不是为了装饰点缀，它的重要意义在于同样有史以来第一次表明我们政府巨大力量的所在——人民。”

中国人民真正成为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这是中国人民社会地位的根本变化，从此可以集中力量从事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建设，创造幸福美好的生活。人民群众一旦掌握自己的命运，就会迸发出极大的历史主动性和创造精神，以崭新的姿态，建设自己的祖国，走向光明的未来，创造美好幸福的生活。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涤荡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空前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主权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犯。新中国成立后，实现了国家主权独立，“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新中国的外交政策明确规定：“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要求“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废除旧约，重订新约”。这些规定，充分体现了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的本质特点，是中国人民在世界站起来的具体体现，是近代中国无数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是一百多年来旧中国的政府所没有做到的”。新中国成立后，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也向世界宣告：“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0年前，中国人民历经几代人上下求索，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了新中国，中国人民从此站了起来，中国人民的命运从此掌握在了自己手中。

根本改变中国发展方向，推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新社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为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走社会主义道路，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明确目标。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指引中国通过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了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政治前提。新中国的成立，使中国共产党从在革命根据地、解放区局部执政的党成为执掌全国政权的党，担负起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新国家、新社会的重任，使党可以运用国家政权凝聚和调集全国力量，巩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成果，解放并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揭开了历史的新篇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世界的影响。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不仅充分检验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也充分证明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完全正确的，而且为其他国家运用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丰富经验和宝贵启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毛泽东思想以独创性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表明，不同国家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为了把人民解放斗争引向胜利发展的道路，就必须从本国的历史条件和现实状况出发，与时俱进，因地因事而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具体实际正确地结合起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我们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创立了邓小平理论，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邓小平同志为它确定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形成了科学发展观，成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审视国际国内新的形势，通过总结实践、展望未来，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华民族正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根本改变中华民族地位，掀开民族复兴新篇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实现了中华民族空前的稳定统一，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地位，是中华民族由近代衰落开始走向强盛的历史转折点，是从战乱动荡开始走向长治久安的历史转折点，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的一个伟大里程碑，中华民族发展进步从此开启了新纪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奠定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根基。在几千年历史发展中，中华民族创造了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作出了卓越贡献。但是，近代以后，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由于封建统治的腐败，中国逐渐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实现了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从根本上改变了百年来中华民族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历史，中华民族实现了站起来的伟大历史飞跃，中国人民伟大的民族精神得到极大振奋，中华民族从此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根本改变了旧中国四分五裂的局面，迅速实现和巩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实现和巩固了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各阶层人民的大团结，为建设一个富强的新中国注入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我们民族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华民族站上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新起点。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世界各国各民族崛起的重要条件，也是近代中国无数仁人志士的梦想。新中国的成立，为中国真正实现现代化开辟了全新道路。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推进，社会生产力获得前所未有的解放和发展，中国不仅赢得了民族独立，也逐步实现了经济上的独立，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制定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确认识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根本任务，制定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步一步推向前进。经过数十年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业一以贯之、接续进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着力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着力抓好重大制度创新，我们党提出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目标，描绘了从现在到本世纪中叶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展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光明前景。

根本改变世界政治格局，深刻影响人类历史进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是“十月革命以后一个带世界性的大胜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最重大的政治事件，对国际局势和世界人民斗争的发展具有深刻的久远的影响”，具有伟大的世界意义，影响了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开启了人类历史发展新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它将联合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民族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和各新民主国家，以为自己的盟友，共同反对帝国主义者挑拨战争的阴谋，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新中国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彻底扫荡了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势力，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大大加强了世界和平民主的力量，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重塑了世界政治地图，有力推动了维护国际和平事业的发展，增强了世界和平力量，对世界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对人类和平、民主、正义、进步事业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俄国十月革命以来最重大的事件，在世界范围内给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以沉重的打击。这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新中国的成立，壮大了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此后，正是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新中国迅速改变了旧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开创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今天，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辉煌成就，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意义，对世界社会主义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世界上树立起独立自主走自己道路的榜样。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新中国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走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结果。这既有力鼓舞并支持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增强了他们反帝斗争的胜利信心，也激励他们取得民族独立后走自主发展道路。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体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新中国的发展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不仅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成功经验、展现了光明前景，也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进入新时代，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强大力量，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的重大贡献。

70年砥砺奋进，70年春华秋实。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无论是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历史上，这都是一部感天动地的奋斗史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站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13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时代风云激荡，历史沧桑巨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伟大历史意义将更为彰显、影响更为深远。

姜辉：“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懈奋斗的根本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根本动力。”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动力来源，展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价值追求、精神风范，为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奋斗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为崇高理想不懈奋斗的重要法宝。回望历史，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而奋斗确定为自己的纲领，并把实现共产主义确立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树立了共产党员的远大理想，使全体共产党员明确了前进方向。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崇高理想的指引下，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同中国人民接续奋斗，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改革开放的伟大革命，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谱写了气吞山河的社会主义壮丽史诗，使中华民族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是否坚强有力，既要看全党在理想信念上是否坚定不移，更要看每一位党员在理想信念上是否坚定不移。”回顾过去，革命理想高于天，初心使命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行的强大动力，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英勇奋斗。展望未来，只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才能永远保持建党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激励共产党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发挥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不断把为崇高理想奋斗的伟大实践推向前进。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永葆革命精神的重要法宝。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同时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不要忘记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是革命者，不要丧失了革命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要实现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全党同志只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才能永葆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革命斗志，把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继续推进下去，同时不断进行自我革命。只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才能更好地激励广大党员干部，永远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搏精神，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斗中、在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新使命中，勇往直前、奋发有为，努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现更加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重要法宝。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勇气和定力践行了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审视国际国内新的形势，通过总结实践、展望未来，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当前，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呈现出深刻复杂变化的态势，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新时代新矛盾新征程中，我国面临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但只要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能激励共产党人带领广大人民群众排除干扰、认准方向、坚定信心、攻坚克难，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夺取“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伟大胜利。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奋斗的根本动力。在中央开展的这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要始终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灵魂和主线贯穿其中，对照主题教育的具体目标，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及论述，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选编》等主要参考读物，认真检视影响和制约我们发展的问题，针对问题提出具体措施，并抓好整改落实。通过扎实开展主题教育，在党员干部中来一次深刻的初心使命教育，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深刻理解掌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时代背景、精神实质、核心内容、科学体系、实践要求，深刻领会其时代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世界意义，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以奋发有为的姿态干好正在做的事情，以良好的精神状态和实实在在的工作业绩喜迎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

姜辉：“中国之治”的制度基础与文化奥秘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和战略高度，立足当前，着眼长远，首次以中央全会形式研究审议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问题，从坚定制度自信和推进制度创新相结合上系统回答了“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一重大政治问题，第一次集中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相辅相成、有机联系、系统集成的显著优势，系统阐述了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构成的层次清晰、全面系统的科学制度体系，明确提出了推进我国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指导思想、总体要求、总体目标、战略途径和重大举措。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丰富发展，为成功实现“中国之治”提供了深厚的制度基础和有力的制度保障。

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纵览世界历史，一个民族的崛起或复兴，往往与其民族精神的崛起和民族文化的复兴息息相关。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无论是在革命、建设时期，还是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既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其所蕴含的政治理念、伦理规范、价值追求、人文传统和社会理想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又不断传承弘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所形成的革命文化，不断创新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文化自信得到充分彰显，文化软实力大幅提升，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全党全社会思想上的团结统一更加巩固，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理解“中国之治”的文化奥秘，就要从制度与文化的关系出发，把握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推动和发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

一、创造“两大奇迹”的制度密码和文化基因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或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一种社会制度优劣与否，是否管用有效，不能靠单纯的主观判定，而是由实践来检验和证明。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的：“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管不管用，有没有效，实践是最好的试金石。”经过70余年的探索发展，我国形成了一套“行得通、真管用、有效率”的制度体系。这套制度体系铸就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概括的“两大奇迹”，即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以这两个奇迹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之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威力和文化实力的实际展现。在人类历史上，那些经济衰退、社会动荡的国家，大都没有形成稳定有效的国家制度以及充满活力的治理体系和较为完备的治理能力，究其根本，就是没有从本国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出发，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中国的“两大奇迹”交相辉映、相辅相成，这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极为罕见，任何不带偏见的人都不会否认这个事实。英国48家集团俱乐部主席斯蒂芬·佩里说，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能够取得伟大成就，无不得益于其独特的制度优势和发展模式。中国能创造这样的奇迹，郑永年认为，源于中国政治经济制度在背后的支撑，为执政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奠定了制度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改革开放经验时曾指出：“我们扭住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关键，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永葆党和国家生机活力提供了有力保证。”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科学概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十三个方面的显著优势，涵盖了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各领域各方面，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既有韧性更有活力，既稳固可靠又充满潜能。这十三个方面的显著优势形成了以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个最大优势为统领、其他十二个显著优势各展其长的有机联系的“制度优势群”，汇聚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整体优势。这一科学概括，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表明我们党对“三大规律”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制度稳则国家稳，治理强则国家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当今世界，置身以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为特征的大变局中，制度竞争更加复杂、日趋激烈，“中国之治”和“西方之乱”形成鲜明对比。一些西方国家不愿意看到我国日益强大并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把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视为对西方制度模式的挑战和替代，对我国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竭尽歪曲污蔑、遏制打压。比如，把我国发展强盛丑化为“新帝国主义”，把我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及其成功实践歪曲为“新殖民主义”，并发起贸易战、打压我国发展高新技术等。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些西方国家的根本目的就是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阻滞甚至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需要看到，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中国必然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201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布鲁日欧洲学院的演讲中畅谈中国悠久的文明和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性，指出“中国人苦苦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想过了、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最后，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正像我们无法要求所有花朵都变成紫罗兰这一种花一样，我们也不能要求有着不同文化传统、不同历史遭遇、不同现实国情的国家都采用同一种发展模式。改革开放40余年来，我们国家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全球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有力回答了摆脱贫困这个困扰人类发展的历史性难题。在“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的鲜明对比中，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我们的制度必将越来越成熟，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将进一步显现，我们的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我国发展道路对世界的影响必将越来越大。”

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既是一个国家制度生长的土壤，也是这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基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这是我国的独特优势。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正是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不断学习借鉴、消化吸收其他民族、其他文明优秀成果，形成了我们的民族特色和独特优势，构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化基因。

二、关于“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的全新回答

社会主义是实践、理论、制度的有机统一。马克思主义政党通过革命掌握政权后，国家建设、改革和治理的问题成为摆在执政党面前突出的重大历史任务。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进程，同时就是治理社会主义社会的进程。中国共产党是具有高度制度自觉和卓越治理能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长期实践探索中，总是把开拓正确道路、发展科学理论、建设有效制度有机统一起来，及时把创新的理论原则、成功的实践经验转化为系统的制度成果。新中国成立以来，建立并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和发展了党的领导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事、外事等各方面制度，不断加强和完善国家治理，为实现党的纲领和目标、推动社会发展进步提供坚实有力的制度保障，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深厚的制度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以深远的世界历史眼光思考国家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问题，明确提出“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的全新社会”这个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重大课题。苏联国亡政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没有形成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道：“因为没有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就不能有效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日积月累、积重难返，必然带来严重政治后果。”我们党在全国执政后，积极探索“怎样治理中国”这个问题，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但改革开放前，在国家治理体系上还没有完全找到一种完全符合我国实际的模式。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国家治理体系问题，认真探索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现代化问题。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使当代中国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活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处于新的历史方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把全面深化改革、坚持完善国家制度、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有机统一起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明确要求“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既体现坚持战略部署的一贯性和连续性，又根据我国发展要求和时代潮流，形成新的理论成果、实践成果、制度成果。具体地看，既准确把握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演进方向和规律，又把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既明确了前进方向和指导原则，又提出了总体要求和重大任务；既讲清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十三个显著优势”，又指明了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主要途径；既提出了“三步走”总体目标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又规划了“十三个坚持和完善”的重大任务；既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总之，《决定》创造性回答了“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丰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具有全局性、开创性、里程碑标志的重大意义。

三、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开辟“中国之治”新境界

“天下之势不盛则衰，天下之治不进则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迫切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系更加完善、不断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全面深化改革，是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好；我们说坚定制度自信，不是要故步自封，而是要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让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面对这一重要历史任务，要做到坚定制度自信与推动制度创新的有机统一，既要坚持好、巩固好经过长期实践检验的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又要完善好、发展好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在以下五个方面不断发力，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进而开辟“中国之治”的更加美好的未来。

一是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所描绘的制度图谱中，首要的是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在“十三个坚持和完善”的制度安排中，首位的是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在《决定》的各个结论和各项要求中，根本都是要加强党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领导。可以发现，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是贯穿其中的一条红线和主线，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突出强调了党的领导制度是具有统领地位的根本领导制度。开辟“中国之治”更加美好的未来，必须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

二是必须牢牢把握“中国之治”正确的前进方向。方向决定道路。把稳“中国之治”的前进航向，就是要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回顾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其完整含义包括两部分：一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二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两句话组成了一个整体，前一句话，规定了根本方向；后一句话，规定了在根本方向指引下的鲜明指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推进改革的目的是要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这里面最核心的是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偏离了这一条，那就南辕北辙了。”完善和发展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要坚持方向不偏、道路不改，既要把握长期形成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从中华文化中汲取丰厚滋养；又把握党和人民在国家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方面走过的道路、积累的经验、形成的原则，不照抄照搬别国制度模式，既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三是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马克思曾指出：“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任何一项重大改革，都要站在人民立场上把握和处理好涉及改革的重大问题，都要从人民利益出发谋划改革思路，制定改革举措。”中国共产党成立近百年来，始终坚持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和使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建设，始终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维护人民合法权益。开辟“中国之治”更加美好的未来，要始终着眼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人民民主，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制度建设和国家发展。

四是必须推进全面系统的改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制度建设分量更重，改革更多面对的是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对改革顶层设计的要求更高，对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更强，相应地建章立制、构建体系的任务更重。”不仅要解决好体制机制弊端问题，而且要解决好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实现总体目标，零敲碎打调整不行，碎片化修补也不行，必须全力推进以实现总目标为主轴的所有领域的改革，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十三个坚持和完善”的全面性安排和全方位画像，是我国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建设的顶层设计，是新时代“中国之治”的整体性布局和系统性建构的宏大工程。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不仅是这十三个显著优势的具体体现，更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展现出的整体优势，是十三个显著优势叠加后形成的整体制度优势。因而，在实践中，必须更加注重全面系统的改革，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几何级数优势充分发挥。

五是必须借鉴世界优秀制度文明成果。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根据自身现实国情和自己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建立和完善国家制度，选择适合自己的国家治理体系，在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水平，不亦步亦趋地照搬别国模式，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排斥有利于中国发展进步的其他国家的治理经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不断学习他人的好东西，把他人的好东西化成我们自己的东西，这才形成我们的民族特色。”其他国家的制度文明和治理经验有其制度性质、阶级属性和历史文化的特殊性，但也有一定的规律性和共性。当今世界，各种社会制度密切联系、相互影响，在融合交流中比较竞争，共同构成了人类政治文明的百花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可能脱离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不可能在自我封闭中独善其身。对于其他制度文明的优秀成果，要尊重其多样性和丰富性，学习借鉴各民族创造的优秀制度文明成果，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

姜辉：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

内容提要

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是否有利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好就好在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中国特色，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永葆党和国家生机活力提供了有力保证，并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奋进，书写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壮丽史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发展和日益完善，使具有170多年历史的科学社会主义在近14亿人口的东方大国找到了切实可行的实现路径，使古老的中国焕发出蓬勃的生机活力，并蹄疾步稳向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迈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其独特优势成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在“主义真”

这个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就是科学社会主义。恩格斯说过：“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为振兴中华、建设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领导中国人民成功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辉煌成就，深刻诠释了主义“因为真、所以好”的道理。

因为“主义真”，所以这个主义能够解决我们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在中华民族积贫积弱的年代，为了站起来，许多主义都进行过尝试。改良主义不行，资本主义也不行，最终只有马克思主义能指导中国革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解决中华民族“站起来”的历史性课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中国社会发展奇迹。事实证明，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解决中华民族“富起来”的历史性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只有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解决中华民族“强起来”的历史性课题。正是在这个主义指导下，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能力、有信心实现这一目标。

因为“主义真”，所以这个主义能够同我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植根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鲜亮底色是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胜利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胜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在“道路新”

这条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条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奋斗才开辟出来的道路，是一条让当代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引领时代发展的康庄大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独立自主的创新之路。中国是有着5000多年文明史、960多万平方公里国土、近14亿人口的大国，没有哪个国家具有中国这样的国情。在这样一个大国进行革命、建设、改革，我们只能走自己的路。过去，我们也曾照搬过本本、模仿过别人，结果吃了苦头、走了弯路。事实一再证明，我们不可能依赖外部力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只有我们自己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引领中国进步、增进人民福祉。这一崭新的道路，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而是中国人民独立自主创造的新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全面发展之路。马克思主义坚持人民立场，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和全人类解放为己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贯彻这一基本要求，努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正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让中国人民共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发展成果，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在“制度优”

这个制度，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从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我国制度优势不断彰显、不断增强，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永葆党和国家生机活力提供了有力保证。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推动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具体地讲，我国经济制度有效促进生产力发展、促进效率与公平统一，政治制度充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文化制度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繁荣兴盛，社会制度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生态文明制度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与可持续发展。这是一套日趋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成功制度体系，具有独特优势，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优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优势，强大组织动员能力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优势，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的优势，等等。这些优势的发挥，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现出旺盛的生机活力。

即使最苛刻的观察者也不得不承认，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升，在持续推进重大改革的同时实现了社会和谐稳定。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曾说：“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越性在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历史进程中获得了新的令人信服的证明。按照习近平同志的要求，我们还要“通过不断改革创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比资本主义制度更有效率，更能激发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能为社会发展提供有利条件，更能在竞争中赢得比较优势，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体现出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在“贡献大”

这个贡献，就是不断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这也是我们党的一贯追求。早在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反复谈到中国能对人类作出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

中国的发展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巨大贡献。中国走独立自主的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关系，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各国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努力让“一带一路”参与国人民获得实实在在的发展红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壮大了维护持久和平与促进繁荣发展的力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巨大的成功显示出科学社会主义的蓬勃生机活力，也使中国在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进步事业中发挥出更加积极的作用。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信心和决心不会变，中国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诚意和善意不会变。正在走向复兴的中国，继续敞开胸怀、造福世界，为世界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本文刊发在2019年06月06日《人民日报》第13版）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

姜辉：将新时代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

——深入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有关重要论述

近期出版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以一系列具有原创性、时代性、指导性的重大思想观点，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是一部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的纲领性文献。这部著作贯穿弘扬马克思主义政党自我革命精神，创造性回答了在新时代“什么是自我革命、怎样进行自我革命”的重大课题，全面深入阐述了持续推进和不断深化党的自我革命的重大意义、指导原则、时代内涵、基本方略、主要问题、重要途径和科学方法，进一步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是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不懈把党的自我革命推向深入的根本遵循。

以不断深化自我革命持续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牢记初心使命，推进自我革命，两者是紧密联系、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崇高理想、光荣使命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前进方向和不懈动力；勇于和善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不断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也是共产党员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内在力量和自觉行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作为百年大党，要始终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书写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必须始终牢记初心和使命”。面对新的世情国情党情，面对前所未有的考验和挑战，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须具有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

牢记和践行初心使命，需要通过不断推进自我革命来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这是我们党近百年来加强自身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毛泽东同志在革命时期曾讲过，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难道我们还欢迎任何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玷污我们的清洁的面貌和侵蚀我们的健全的肌体吗？”近百年来，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党的初心使命始终坚守不移，党的自我革命持续推进。强大的政党是在自我革命中锻造出来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回顾党的历史，我们党总是在推动社会革命的同时，勇于推动自我革命，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敢于正视问题、克服缺点，勇于刮骨疗毒、去腐生肌。正因为我们党始终坚持这样做，才能够在危难之际绝处逢生、失误之后拨乱反正，成为永远打不倒、压不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牢记和践行初心使命，必须以正视问题的勇气和刀刃向内的自觉不断推进自我革命。由其阶级性、人民性所决定，马克思主义政党“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它领导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中国共产党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唯有这样的党，才能克服其他政党不能克服的阶级局限和利益局限，而具有无可比拟的先进性；才能直面自己的缺点错误、毫不留情批评自己、绝不容忍内部腐败分子，而具有无可比拟的纯洁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具有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任重而道远，必须以刀刃向内、刮骨疗毒的自觉和勇气强化“四个自我”，既要施药动刀，又要固本培元，不断纯洁党的队伍，坚决保证党的肌体健康。

越是长期执政，越不能丧失自我革命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越是长期执政，越不能丢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色，越不能忘记党的初心使命，越不能丧失自我革命精神。”这是着眼于百年大党面临的最直接、最突出、最迫切的问题而提出的谆谆告诫和明确要求。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党的执政地位也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我们党作为百年大党，如何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永葆青春活力，如何永远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如何实现长期执政，是我们必须回答好、解决好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我们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指出我们党“始终保持了自我革命精神，保持了承认并改正错误的勇气，一次次拿起手术刀来革除自身的病症，一次次靠自己解决了自身问题。”这种能力既是我们党区别于世界上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我们党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

实现长期执政，关键是通过自我革命成功跳出历史周期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回答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提出“民主新路”，思考的是革命胜利以后将在全国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如何不变质、如何依靠人民监督来实现长期执政的问题。这条“民主新路”，贯穿于此后革命、建设、改革的整个过程，随着党所处历史方位的转变，其内容和形式不断丰富。从实现全国执政到巩固执政地位，再到确保长期执政，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和迫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自我革命的精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探索出一条长期执政条件下解决自身问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从延安时期的“民主新路”，到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持续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再到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这一历程凝聚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奋斗和孜孜求索。我们党要跳出历史周期率，关键是不能丧失自我革命精神，要不断把党的自我革命推向深入，这样才能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实现自我超越，永葆我们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实现长期执政，持续推进自我革命，对于百年大党来说越来越具有严峻性、艰巨性和迫切性。新时代，形势环境变化之快、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对我们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前所未有。在这种情况下，“有没有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有没有自我净化的过硬特质，能不能坚持不懈同自身存在的问题和错误作斗争，就成为决定党兴衰成败的关键因素”。民族复兴梦想越接近实现，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越繁重，越要加强党的建设，在新时代把党的自我革命不断推向深入。

坚持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指出：“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也能够进行伟大的自我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总是在推动社会革命的同时，勇于推动自我革命”。在党的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历史性成就，高度概括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重要经验。新时代“两个伟大革命”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有机统一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中。我们党开新局于伟大的社会革命，强体魄于伟大的自我革命，坚持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

坚持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关键在于我们党自身始终过硬。新时代，我们党要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我们党作为世界第一大党，处在执政地位、掌控执政资源，很容易在执政业绩光环的照耀下，陷入“革别人命容易，革自己命难”的境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没有什么外力能够打倒我们，能够打倒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前途命运都掌握在自己手上。”必须以自我革命的决心和意志打造和锤炼自己，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永不自满、永不懈怠的品格，不断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在革故鼎新、守正出新中实现自身跨越。

坚持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必须发扬斗争精神和革命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于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如何始终保持革命精神是一个十分重大而又必须解决好的课题”。在新时代，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涵盖领域的广泛性、触及利益格局调整的深刻性、涉及矛盾和问题的尖锐性、突破体制机制障碍的艰巨性、进行伟大斗争形势的复杂性，都是前所未有的。越是接近民族复兴越不会一帆风顺，越充满挑战乃至惊涛骇浪。必须安不忘危、存不忘亡、乐不忘忧，时刻保持警惕，不断振奋精神，勇于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责任意识，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

着力解决党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不断把自我革命推向深入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显著成效，自我革命不断深化，党的建设更加坚强有力。与此同时，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是长期的、尖锐的，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因素也是复杂的，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政治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一些老问题反弹回潮的因素依然存在，实践中还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严重的问题不是存在问题，而是不愿不敢直面问题、不想不去解决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全党要以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着力解决党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

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加强思想建党和理论强党。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首先体现为思想理论上的先进性。从延安整风运动以来，我们党开展历次集中教育活动，都是以思想教育打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新时代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强大思想武器。只有学深悟透、融会贯通、自觉践行，才能真正把握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根本性质、深刻内涵、现实意义和实践要求，才能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要着力解决学习不深入、思想不统一、行动跟不上的问题，通过学习，坚定理想信念，掌握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用党的创新理论成果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

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旗帜鲜明讲政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显著特征。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从根本上讲，都与政治建设软弱乏力、政治建设不严肃不健康有关。加强政治建设，必须把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首要任务，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严肃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用严明的党纪管全党治全党，不断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大力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紧扣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这个关键。坚持不懈整治“四风”，抓紧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干部不担当不作为、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既注重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又切实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保持定力、寸步不让，防止老问题复燃、新问题萌发、小问题坐大。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守人民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增进同人民群众的感情，自觉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着力解决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以为民谋利、为民尽责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持续巩固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驰而不息抓好正风肃纪反腐。清醒认识腐蚀和反腐蚀斗争的严峻性、复杂性，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切实增强防范风险意识，提高治理腐败效能。严肃查处和严加整治那些党的十八大以来不收敛不收手，严重阻碍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贯彻执行、严重损害党的执政根基的腐败问题。深刻把握党风廉政建设规律，持续贯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这个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略。以严格的执纪执法增强制度刚性，充分运用“四种形态”，通过有效处置化解存量、强化监督遏制增量，实现政治效果、纪法效果、社会效果有机统一。

完善和发展党内制度，形成全面从严治党的长效机制。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健全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使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初心如磐、使命在肩。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健全党的组织体系，不断增强各级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构建一套行之有效的权力监督制度和执纪执法体系。继续健全制度、完善体系，使监督体系契合党的领导体制，融入国家治理体系。用严明的纪律维护制度，增强纪律约束力和制度执行力，维护制度权威，保障制度运行。总之，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把全面从严治党提升到一个新水平。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姜辉：深入把握科学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的出版，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聚起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精神力量，起到有力推动和促进作用。《纲要》用一章篇幅围绕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展开，集中阐述了关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能力建设，为我们深刻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贯穿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提供了重要辅导和指引。

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彰显格局、境界和胸怀

《纲要》集中阐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贯穿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体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宏大气魄，有助于广大干部群众更好理解把握这一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更好理解习近平同志的大格局、大境界、大胸怀，更好理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顺应时代、引领时代，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局面的大作为。

大时代需要大格局。习近平同志心里装着人民、民族、国家和世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长远指导性和现实穿透力，着眼大格局、体现大智慧。格局大、眼界宽，才能勇于担当、甘于奉献。“我将无我，不负人民”，这至真至诚的话语体现习近平同志的大境界。“无我”是一种大境界，是不计得失、不谋私利，是鞠躬尽瘁、无私奉献。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到“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从“我们追求的发展是造福人民的发展”，到“人民是我们执政的最大底气”，无不彰显着人民至上的情怀，无不蕴含着以身许党许国、报党报国的境界。

大境界造就大胸怀。有了这种境界，才能全心全意爱民、贴心交心亲民、诚心诚意惠民，涵养心系人民、为民担当的博大胸怀。正因为有了这种胸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才能以“不畏浮云遮望眼”的宏阔视野、“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战略定力、“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意志品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同时进行党的伟大自我革命，坚定不移向着“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力前行。

大格局、大境界、大胸怀成就大作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回望来时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我们已经取得重大成就。展望新征程，中国共产党必将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时代创造中华民族新的更大奇迹，创造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党和国家事业必将取得更大的成就。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又在指导新时代伟大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

习近平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揭示了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在当今时代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依然是指导我们共产党人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只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不断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习近平同志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对新时代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行深入分析，坚持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全面把握社会的基本面貌和发展方向，提出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坚持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持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原理考察当代中国的改革发展，着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物的不断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等等。这些都创造性地丰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习近平同志指出，面对极其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面对纷繁多样的经济现象，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有利于我们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更好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提高领导我国经济发展能力和水平。习近平同志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生产本质和目的的理论；创造性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创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创造性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发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创造性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深化了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理论；等等。这些都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新时代推进党和国家事业的强大思想武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现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鲜明的理论品格和实践特色，是新时代推进党和国家事业的强大思想武器。

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要理解把握贯穿其中的科学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看家本领”，坚持实事求是，坚持从实际出发研究和解决问题，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提高科学思维能力，不断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和底线思维能力；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保持战略定力，善于审时度势、内外兼顾、趋利避害，从形势和条件的发展变化中把握方向、用好机遇、创造条件、驾驭全局。

习近平同志指出，问题是事物矛盾的表现形式，我们强调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就是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客观性，就是要善于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聚焦我国发展和我们党执政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把化解矛盾、破解难题作为打开局面的突破口，科学统筹、优先解决事关战略全局、事关长远发展、事关人民福祉的紧要问题。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重视调查研究。开展调查研究要务求“深、实、细、准、效”，通过扎实深入的调查研究，把事情的真相和全貌调查清楚，把问题的本质和规律把握准确，把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研究透彻。习近平同志强调：“为官一方，为政一时，当然要大胆开展工作、锐意进取，同时也要保持工作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一张好的蓝图，只要是科学的、切合实际的、符合人民愿望的，就要一茬一茬接着干。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发扬钉钉子精神，不折腾、不反复，切实把工作干出成效来。

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一方面要向实践学习，从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中获得真知，另一方面要进行系统的理论学习。习近平同志指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全党来一个大学习。”我们党依靠学习创造了历史，更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只有加强学习，才能解决本领不足、本领恐慌、本领落后问题，使思想、能力、行动跟上党中央要求、跟上时代前进步伐、跟上事业发展需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只有认真学习和真正掌握，才能提升境界、增强本领，更好地带领广大群众干事创业。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网络网络：静穆

姜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意义，对世界社会主义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2018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也是《共产党宣言》发表标志科学社会主义诞生170周年。今天，最能告慰马克思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过长期发展进入新时代，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使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让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形态

“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回顾170年来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不同历史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顺应时代发展，回答时代课题，从而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丰富发展，在不同时期形成了既一脉相承又独具特色的理论形态。

恩格斯曾说，我们的理论“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是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他们科学地回答了“资本主义向何处去、人类社会向何处去”的时代课题，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列宁所处的时代是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他科学回答了“帝国主义向何处去、无产阶级革命向何处去”的时代课题，形成列宁主义，指导十月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现实制度。毛泽东同志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科学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的时代课题，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领导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新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时期，接续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这个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时代课题，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从而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变化和我国各项事业发展都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时代课题，这就是必须从历史与现实、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就是科学回答了这个重大时代课题，从而既极大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又把21世纪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一伟大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也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理论形态。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作出原创性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锲而不舍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只有引领时代才能走向世界。要立足时代特点，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更好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

引领时代，真正搞懂面临的时代课题，深刻把握世界历史的脉络和走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时代性与现实性、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统一。一方面，立足新时代中国实际，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历史飞跃；另一方面，面对当今世界的深刻变化，深入思考21世纪的时代问题和时代任务，以深远的时代眼光和宽广的世界眼光审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21世纪发展的理论需要与实践需要，深刻把握了时代

发展趋势和世界发展走向，科学地构造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理论形态。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博大精深、内容丰富，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在整体上、各个方面都把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推向前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他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深刻变革，置身这一历史巨变之中的中国人更有资格、更有能力揭示这其中所蕴含的历史经验和发展规律，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创新发展最集中、最丰富、最现实的体现，作出了巨大的原创性贡献。

比如，从对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创新上看，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化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转化，丰富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也发展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在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提升了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理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丰富发展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善了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理论；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拓展了社会主义发展途径和发展目标理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提出关于党的领导“两个最”的重要论断，即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丰富发展了社会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阐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提出科学认识两大社会制度关系的新思想，丰富了关于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关系的理论；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理论，等等，都是具有普遍意义和世界意义的新理念新观点新思想，是积极推动和引领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创新发展的具体内容，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理论创新，极大丰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宝库。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推动着21世纪

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也具有重大意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世界社会主义发生了更加密切、更为明确的联系，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并推动着21世纪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

近30年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经历了从苏东剧变步入低谷到21世纪初谋求振兴的过程。在每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历史转折性作用。总的看，有三个历史节点非常重要：苏东剧变、资本主义危机和全球化发

生波折。

第一个历史节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东欧剧变，“社会主义失败论”“历史终结论”一度甚嚣尘上，“中国崩溃论”在国际上不绝于耳。然而中国顶住了巨大压力和挑战，没有在那场“多米诺骨牌”式的剧变中倒塌。正如邓小平同志讲的，“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中国捍卫和挽救了社会主义。

第二个历史节点：21世纪初由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整个资本主义危机。这场危机距苏东剧变也就不到20年，从苏东剧变、苏联解体引发的所谓“社会主义危机”和“历史的终结”，在较短的时间内却变为“资本主义危机”和可能引起“资本主义的终结”。看似戏剧性的一幕，其实正是历史在偶然性中为必然性开辟道路的最生动体现。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历史之手”给我们的一个最大惊喜，就是在“神奇翻转”中打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看得见风景的房间”。这标志着，世界资本主义在其发展的长周期中开始进入了一轮规模较大的衰退期，而世界社会主义总体上仍然处于苏东剧变之后的低潮，但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为主要依托和标志，世界社会主义进入走出低谷的谋求振兴期。中国发展和振兴了社会主义。

第三个历史节点：21世纪过了15年后，以英美等主要西方国家发生的逆全球化潮流为转折，表明资本主义对于世界的驾驭和统治能力显著下降，显得力不从心；中国则高扬起继续推进全球化的旗帜，并推动全球化朝着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20年前甚至15年前，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手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今天反而是我们被认为是世界上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最大旗手，积极主动同西方国家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作斗争。”可以说，这是由长期以来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开始向由社会主义主导的全球化方向转变。这对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来说也具有重要转折性意义。就是这个关键的历史时期，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使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走向振兴的中流砥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和塑造了21世纪社会主义。从这个意义上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也引领和推动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姜辉：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要在增强凝聚力和引领力上下功夫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必须把统一思想、凝聚力量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中心环节。全党特别是宣传思想战线必须担负起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战略任务。这是从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出发，突出强调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并对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作出的重要部署，是当前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遵循。

一、正确把握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在关键处、要害处下功夫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巩固创新、丰富提升、发展壮大提供了机遇和广阔空间。但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当前我国面临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意识形态工作的社会环境和现实条件发生着复杂而深刻的变化。我们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处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历史时刻。实现党的十九大确定的战略目标，进行“四个伟大”的新实践，需要凝聚起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磅礴力量，更加需要坚定自信、鼓舞斗志，更加需要同心同德、团结奋斗。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必须进一步探索总结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规律，关键是坚持问题导向，认真研究解决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是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与多样化社会思潮的关系问题。一方面，我们党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新时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另一方面，多样化社会思潮纷杂呈现，多元化思想观点激烈交锋，社会舆论场分化纷争。总的来看，马克思主义一元化指导地位正经受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和挑战。比如，新自由主义、西方宪政民主、“普世价值”、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虽噪音杂音影响渐弱但又余音未绝，并总是寻机发声，有时还彼此呼应；“意识形态终结论”“意识形态淡化论”“去意识形态化”“非意识形态化”等错误观点，对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也构成了挑战。意识形态领域新旧问题交织，风险因素持续累积。

二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多元化价值观念的关系问题。随着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无论是在广度还是深度上，我国都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在这一过程中，新的价值关系和价值诉求在加速形成，人们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多样性、独立性、选择性、差异性在不断增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整合多元价值观念的难度也随之加大。比如市场经济的逐利性，会导致或助长功利主义、物质主义、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蔓延，冲击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基础的集体主义精神、团结互助精神、奉献精神等；西方消费主义、泛娱乐主义、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等思潮的影响，增加了社会思想价值观念的复杂性，有人甚至提出“消解主流意识形态”。这些问题造成部分人价值观混乱，对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造成许多不利影响。

三是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提升与面对各种遏制的问题。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及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引领力进一步提高，中国发展道路、发展理念、发展经验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贡献得到世界各国高度赞誉，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布局为我国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但一些西方国家的敌对势力认为中国发展是对其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价值观的挑战，是对现存国际秩序的挑战，进而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中国称霸论”“中国不遵守国际规则论”等，以混淆视听；有的制造“塔西佗陷阱”“修昔底德陷阱”“中等收入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等各式各样的“陷阱论”，企图影响中国发展进程；有的甚至歪曲中国社会制度，说成“国家资本主义”“威权资本主义”等。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弱化的图谋一直没有改变，有时还会借机插手我国国内矛盾和问题，蓄意制造各种事端；一些西方国家拉拢我周边国家堵截我国发展前进的道路等，这些也都直接体现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

四是意识形态管理工作方式面临各种新媒体迅猛发展的挑战问题。当今时代，互联网不仅是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也是意识形态工作的主阵地和最前沿。意识形态领域许多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往往因网而生、因网而增，许多错误思潮以网络新媒体为平台迅速生成发酵及传播。近几年来，移动互联网技术正在经历裂变式发展，加速推动意识形态领域发生“移动化革命”，由传统媒体主导的“意识形态场域”被彻底改变。因此，做好意识形态工作，要把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作为重中之重。此外，西方国家凭借长期积累的话语强势和对信息技术的控制权，在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中仍占据优势地位，移动新媒体已经成为一些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主要依托，给我国意识形态管理带来新的问题和挑战，传统的宣传管理方式和做法还不能够完全适应各种新媒体的迅猛发展。

二、紧紧围绕“统一思想、凝聚力量”中心环节，切实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

新时代是意识形态建设任务更加繁重的时期，也是大有作为的时期。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不断增强思想工作“两个巩固”为根本任务，以坚定“四个自信”为关键，以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为方针，以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为着力点，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提供强大的思想引领、舆论引导、理论支撑和精神力量。

一是做好做强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工作，特别是要在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下功夫。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要深入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立场观点方法，不断从中汲取科学智慧和理论力量，用经典涵养正气、淬炼思想、升华境界、指导实践，真正把马克思主义这个看家本领学精悟透用好。

当前，加强理论武装的中心任务就是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切实增强干部群众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深入人心、落地生根。我们应深刻领会这一科学理论贯穿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刻掌握其精神实质、核心要义、科学体系、丰富内涵、实践要求，树立长期坚持和不断发展这一科学理论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更加自觉地用这一重大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二是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意识形态工作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决定着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对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各级党组织必须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坚持党管宣传、党管阵地、党管舆论、党管媒体，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压实压紧各级党委（党组）责任，做到任务落实不马虎、阵地管理不懈怠、责任追究不含糊，确保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治安全。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只有牢牢掌握在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才能更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断增强党、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增强意识形态工作的引领力控制力，为在新时代顺利推进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提供思想保证、汇聚强大力量、凝聚广泛共识。

三是持续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和引领力。要围绕干部群众普遍关心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开展具有说服力的理论阐释、具有号召力的教育引导、具有感染力的典型宣传，更加高昂地弘扬主旋律、更加强劲地壮大正能量。要以丰富发展壮大主流意识形态为目标，更加积极主动地推进话语权建设，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文化自信是最基础、最广泛、最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巩固和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力。要着力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通过创新对外宣传方式、构建对外话语体系，传播中国优秀文化，传播好中国声音，主动宣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动讲好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故事、中国人民奋斗圆梦的故事、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故事，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

四是增强意识形态工作队伍政治素养和专业能力。意识形态工作本质上是政治工作，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意识形态工作队伍要不断提高政治觉悟和政治能力，不断强化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做到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要坚持以立为本、立破并举，加强对各种社会思潮的辨析和引导，敢于发声亮剑，善于释疑解惑，守护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前沿阵地。要开展积极的舆论斗争，针对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新动态、新特点和新趋势，及时分析研判，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同时，要注意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把尺子作为区分和评判标准，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既不丧失政治原则性，也不随意上纲上线。

五是不断创新意识形态工作的方式和方法。既要注重意识形态的教育性、灌输性，又要注重意识形态的说服性、说理性，根据受众需要精准施策。同时还要适应现代传播方式、传播形态、传播格局的深刻变革，做好新媒体意识形态建设。必须科学认识网络传播规律，提高用网治网水平，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要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做大做强网上正面宣传，汇聚传播正能量，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要准确分析研判网络舆情，善于把主流意识形态宣传教育与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紧密结合起来。要紧跟各种传播平台发展步伐，创新传播手段，拓宽工作渠道，把传统媒体内容优势和新媒体传播优势紧密结合起来，推动两类媒体尽快从相“加”迈向相“融”，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加强话语方式创新，善于运用大众的、通俗的内容和形式，善于将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话语、理论话语、学术话语转化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话语形式，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姜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世界社会主义的重大贡献

习近平同志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可以告慰马克思的是，马克思主义指引中国成功走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康庄大道，中国共产党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信奉者、坚定实践者，正在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执着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共产党人在理论、实践、制度各方面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发展和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这是对马克思的最好纪念。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形态

恩格斯说过，我们的理论“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们不断根据时代、实践、认识发展而发展的历史，是不断吸收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丰富自己的历史。回顾马克思主义170年的发展史可以清楚地看到，不同历史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顺应时代发展、回答时代课题，形成了既一脉相承又独具特色的理论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科学回答资本主义向何处去、人类社会向何处去的时代课题，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列宁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科学回答帝国主义向何处去、无产阶级革命向何处去的时代课题，形成了列宁主义。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科学回答中国向何处去、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的时代课题，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改革开放以来，几代中国共产党人接续回答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时代课题，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丰富发展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科学构建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形态。

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用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用宽广视野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坚持在改革中守正出新、不断超越自己，在开放中博采众长、不断完善自己，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时代性与现实性、世界性与民族性的有机统一，深入思考21世纪的时代问题和时代任务，以深远的时代眼光和宽广的世界眼光审视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理论需要与实践需要，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最集中、最丰富、最鲜明的体现。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又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作出原创性贡献，充分展现了习近平同志作为伟大马克思主义者勇于创新、善于创新的优秀品格。比如，从对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创新上看，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化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转化，发展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提升了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理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善了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理论；提出和践行新发展理念，拓展了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途径和目标的理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等等。这些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鲜明时代意义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创新，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创新一道，共同构成了新时代创新性、系统性、典范性的理论成果，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原创性贡献。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走向振兴的中流砥柱

习近平同志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意义，对世界社会主义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每个重要历史节点都对世界社会主义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历史作用，是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最有作为、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失败论、历史终结论一度甚嚣尘上，“中国崩溃论”不绝于耳。然而，中国顶住了巨大压力和挑战，成功坚持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正如邓小平同志坚定地告诉人们的：“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实际行动挽救和捍卫了科学社会主义。

21世纪初，国际金融危机引发资本主义大危机。苏东剧变引发的所谓社会主义危机，在短短20年时间里却变为资本主义危机，这应验了列宁所说的生动哲理：“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其实，这正是历史在偶然性中为必然性开辟道路的体现。在这个过程中，“历史之手”给我们的惊喜，就是打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中国发展和振兴了社会主义，成为世界社会主义上空高扬的一面旗帜。

近年来，英、美等主要西方国家出现逆全球化潮流，表明资本主义对世界的驾驭能力显著下降，开始变得力不从心。中国则高扬起继续推进经济全球化的大旗，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20年前甚至15年前，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手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今天反而是我们被认为是世界上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最大旗手，积极主动同西方国家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作斗争。”这深刻说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推进经济全球化中引领和塑造着21世纪社会主义，具有深远历史意义和重大时代意义。

在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的21世纪，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对世界的影响必将越来越大。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代表着世界社会主义的未来。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事业及人类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的历史担当。根据党的十九大描绘的宏伟蓝图，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将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以全面发展的巨大成就，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走向振兴当之无愧的中流砥柱。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振兴的标志性成果之一，就是社会主义赢得比资本主义更广泛的制度优势。当前，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其各种制度变得无效、走向衰败。例如，福山从历史终结论到制度衰败论的变化，表明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衰败；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衰败；还有一些国外理论家揭示了资本主义的价值危机、制度危机、生态危机、体系危机；等等。

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形成了独特的治理优势和制度优势，也为如何治理社会主义社会积累了丰富经验。习近平同志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中国的制度创新是最鲜活的独创版，为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全新选择，为人类制度文明的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成果，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不仅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民族复兴提供保障，而且为促进人类进步和世界文明发展作出贡献。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制度建设和创新的每一个重大进步和成就，都会对整个世界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邓小平同志充满信心地展望：“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习近平同志掷地有声地指出：“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我们的制度必将越来越成熟，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将进一步显现，我们的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今天，全党全国人民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更加饱满坚毅的姿态推动承载着13亿多中国人民伟大梦想的中华巨轮继续劈波斩浪、扬帆远航。我们必将书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辉煌篇章，也必将开创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新局面。

姜辉：中国社会主义70年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贡献

从科学社会主义诞生到现在，每在时代需要和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都出现里程碑式的理论与实践飞跃，从而开拓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局面。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书写了改天换地的壮丽史诗，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这个辉煌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奠基、开创到发展、完善，使具有170多年历史的科学社会主义在近14亿人口的东方大国找到了切实可行的实现路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人类社会发展史上，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1】。这样自信而坚定地“高高举起”，表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的引领旗帜，成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中流砥柱，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主导力量。

成功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课题使具有170多年历史的科学社会主义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

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在革命胜利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一个重大的历史课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设想社会主义革命在发达国家同时取得胜利，并在生产力已达到较高水平的基础上进行新社会建设。他们也关注过俄国等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的发展道路问题，提出这些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但由于其生前未经历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他们的见解大多是预测性的，可以说是对历史课题的“点题”。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做了许多创造性探索，提出并实施新经济政策、实行工业化、发展先进文化、加强执政党建设等，并在实践中取得初步成效，可以说是对历史课题的实践“破题”。此后苏联进行了数十年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很大成就，也发生过严重错误，最后由于苏联解体而使探索归于失败。可以说，苏联对社会主义也进行了大体为时70年的探索，但最后以改旗易帜的“跑题”告终。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奠基、创立、发展和完善，是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性课题的成功“解题”。这一伟大历史创造过程分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习近平指出：“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2】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艰辛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虽然经历过严重曲折和犯过严重错误，但从总体上来看，全面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取得了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当代中国一切进步和发展创造了政治前提、奠定了制度基础，对此后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改革开放40多年来，从开启新时期到跨入新世纪，从站上新起点到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迎来了从开创、发展到完善的伟大飞跃，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性课题的接续探索和成功回答，使具有170多年历史的科学社会主义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把握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性创造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在理论、实践和制度方面全面推动科学社会主义进入新阶段，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时代意义、世界意义。可以说，中国社会主义70年以成功破解社会主义历史课题而做出了里程碑意义的巨大贡献。

新中国70年的发展之所以能成功破解“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性难题，最根本的原因是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艰苦奋斗开拓出来的，是根据本国国情在长期探索中走出来的一条成功之路，是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引领时代发展的康庄大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独立自主的创新之路。独立自主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和立党立国的重要法宝，在我国这样一个有着5000多年文明史、近14亿人口的大国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决定了我们只能走自己的路。过去，我们照搬过本本，也模仿过别人，一次次碰壁、一次次觉醒，一次次实践、一次次突破，最终走出了这条成功之路。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没有别的道路，能够引领中国进步、实现人民福祉。正如习近平指出的：“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的“独创版”。我们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全面发展之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新社会的本质要求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曾展望未来社会是“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贯彻这一基本原则，努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让人民共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发展成果，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总结历史经验，不断艰辛探索，终于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这条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p.83）走在这条道路上，我们比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更具信心实现这一目标。走在这条路上，我们有了清晰的时间表和路线图，那就是党的十九大规划的战略安排：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到那时，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形成党和国家与时俱进的指导思想

恩格斯说过：“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5】恩格斯这里讲的“研究”，实际上就是要求马克思主义者不断探索并创造性运用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根据时代、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从而不断丰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宝库。马克思、恩格斯确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和原则，提供了根本立场观点方法，为后继者进行接续探索和理论创新奠定了基础。列宁在领导俄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探索中，形成了列宁主义，极大地丰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思想，成为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论基础。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在不同历史时期都丰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集中体现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述中，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发展、完善的历史进程中，先后形成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不断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鲜明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更加深刻、更加成熟。比如，中央提出“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性、开创性的丰富发展；提出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四位一体”有机统一，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体系；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化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转化，丰富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也发展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在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提升了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理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丰富发展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善了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理论；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拓展了社会主义发展途径和发展目标理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提出关于党的领导“两个最”的重要论断，即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丰富发展了社会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阐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提出科学认识两大社会制度关系的新思想，丰富了关于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关系的理论；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理论；等等。这些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鲜明时代意义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创新和全面发展，极大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

彰显社会主义制度巨大优越性，不断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基于唯物史观和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分析，认为代替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制度具有其固有的先进性和优越性。但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制度都是建立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度，同发达资本主义相比，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如何在现实中得以体现和实现，成为俄国十月革命之后百余年来在“一球两制”世界格局中，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面对的重大历史课题，也是探索破解的难题。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曾在现实中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优越性，但也存在着许多弊端。后来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就是努力革除弊端、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苏联解体之后，以中国为代表的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继续探索求解这一历史难题。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社会主义制度从基本确立到巩固发展，从体制改革到创新完善，在取得历史性成就中也不断彰显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巨大优势。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制度向人民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飞跃。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曾说：“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6】这是社会主义制度巨大优越性在中国的初步体现和有力证明。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其实质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在改革创新中焕发活力，更充分体现其优越性。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启示我们，“扭住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关键，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永葆党和国家生机活力提供了有力保证”。【7】通过不断改革创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更有效率，更能在竞争中赢得比较优势。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世人瞩目的辉煌成就，正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在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获得了令人信服的证明。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不仅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成功发展道路，而且形成了一套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成功制度体系，显示了独特优势。比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优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优势、强大动员能力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有效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优势，等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更加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具体地讲，我国的经济制度有效促进效率与公平的统一，政治制度充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文化制度不断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社会制度全面保障和改善民生，生态制度有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和可持续发展。正如习近平指出的：“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我们的制度必将越来越成熟，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将进一步显现，我们的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我国发展道路对世界的影响必将越来越大。”【2】（p.11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不断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以独特的制度成果对科学社会主义做出制度贡献，也为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在社会制度建设上提供全新选择，不断丰富创新着人类制度文明。

当今世界“中国之治”和“西方之乱”的鲜明对比，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优势。在西方国家，贫富差距悬殊、社会治理失灵、党派纷争不断、保护主义滋生、民粹主义盛行、恐怖主义猖獗等，都表明西方的制度衰败和治理无效。当前，有许多国外理论家深刻揭示资本主义的体系危机、制度危机、价值危机，这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制度结构性矛盾的集中凸显。两相比照，中国“风景这边独好”，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其优越性为世界上许多有识之士所认可和赞同。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充满信心地展望：“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6】（p.337）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强大生机活力并不断发展完善。正如习近平指出的：“这就要靠通过不断改革创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比资本主义制度更有效率，更能激发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能为社会发展提供有利条件，更能在竞争中赢得比较优势，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体现出来。”【2】（p.550）

为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进入新阶段

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致力于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民族振兴的历史进程，同时也是社会主义中国为人类进步事业不断做出贡献的历史过程。毛泽东在1956年说过：“中国是一个大国，它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但是它对人类的贡献是不符合它的比重的。”【8】因此，改变落后状况，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中国，才能为人类进步事业做出应有贡献。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中国走向世界的政治基础和制度保障，而在经济社会各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壮大了世界社会主义的力量，极大地推动了人类进步事业。改革开放以来，为人类做出比较多的贡献是社会主义中国实现发展的内在要求。邓小平在1978年会见外宾时说：“衡量我们是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使我们自己发展起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而且要能够随着自己的发展，对人类做更多的贡献。”【9】改革开放，不仅极大改变了中国，也深刻改变了世界。今天，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更大贡献，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意义，对世界社会主义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10】

中国为世界共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共产党不仅为中国人民造福，而且为世界人民造福。推动构建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推动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世界难题。中国遵循新发展理念，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科学发展、和平发展、包容发展、共赢发展”的新理念；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国际秩序新原则和人类社会发展新愿景；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让沿线各国各地区人民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推动各国共同发展繁荣。

中国为世界社会主义做出了巨大贡献。近30年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经历了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步入低谷到21世纪初谋求振兴的过程。在每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对世界社会主义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历史作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失败论”、“历史终结论”一度甚嚣尘上，然而中国顶住了巨大压力和挑战，把社会主义旗帜举住了、举稳了，捍卫和挽救了社会主义。21世纪初，国际金融危机引发了整个资本主义危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促进两种制度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转变，中国发展和振兴了社会主义。近年来，美国等西方主要国家出现逆全球化潮流，表明资本主义对世界的驾驭能力显著下降，开始变得力不从心。中国在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成为世界社会主义新发展的中流砥柱，引领和塑造着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

中国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以求同存异、开放包容的博大胸怀，积极推动各国文明繁盛、人类进步。习近平反复强调：“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11】通过持续不懈的努力，“推动各国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12】当今世界，尽管文明冲突、文明优越等论调不时沉渣泛起，但中国始终倡导文明多样性是人类进步的不竭动力，并同国际社会一道，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让文明互学互鉴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积极力量，让人类创造的各种文明交相辉映，编织出斑斓绚丽的图画。通过开展各种文明交流对话，让中华文明走向世界，让“天下大同”、“协和万邦”、“和衷共济”等古老中华文明理念成为推动世界和平发展、建设公正合理国际秩序的重要元素，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样的大国、大党始终如一地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成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胜利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胜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将对世界社会主义的振兴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2】《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11～112页。

【3】《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327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49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6页。

【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7页。

【7】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8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9日。

【8】《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4页。

【9】《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25页。

【10】《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工作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日报》2018年1月6日。

【11】《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人民日报》2014年3月28日。

【12】《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北京倡议》，《人民日报》2017年12月4日。

姜辉：卓越贡献：70年宏伟历程彰显科学社会主义鲜活生命力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句真理之言，表达了社会主义之于中国创造人类发展奇迹的重大意义。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书写了改天换地的壮丽史诗，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以不可辩驳的事实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鲜活生命力。

成功回答历史性课题

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在革命胜利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重大历史性课题。马克思恩格斯曾设想社会主义革命在发达国家同时取得胜利，并在生产力已达到较高水平基础上进行新社会建设。他们关注过俄国等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社会的发展道路问题，提出这些国家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但由于他们未经历建设社会主义实践，其见解大多是预测性的，可以说是对历史性课题的“点题”。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作了许多创造性探索，如提出并实施了新经济政策、实行工业化、发展先进文化、加强执政党建设等，并取得初步成效，可以说是对历史性课题的实践“破题”。此后，苏联进行了数十年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很大成就，也发生过严重错误，最后以改旗易帜的“跑题”告终。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党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是对这一历史性课题的成功“解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虽然经历过曲折，但总体上看，全面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取得了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从开启新时期到跨入新世纪，从站上新起点到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迎来了从创立、发展到完善的伟大飞跃，我们党在理论、实践、制度等方面全面推进科学社会主义进入新阶段，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

丰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宝库

恩格斯说：“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研究”，就是要求马克思主义者探索并创造性运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规律，并根据时代和实践发展推进理论创新。马克思恩格斯确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和原则，提供了根本立场观点方法，为后继者接续探索和理论创新奠定了基础。列宁在领导俄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探索中，形成了列宁主义，丰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思想，成为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论基础。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在不同历史时期不断丰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集中体现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述中，至今具有重要现实指导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立、发展和不断完善的历史进程中，先后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不断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鲜明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科学社会主义迈向新阶段、当今世界经历新变局、我们党面临执政新考验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更加深刻、更加成熟。例如，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协调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这些重要创新，拓展提升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发展阶段、发展动力、发展目标、发展途径、政治保障等各方面理论，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发展历史逻辑的有机统一，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创新和全面发展。

彰显社会主义制度巨大优越性

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基于唯物史观和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分析，认为代替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制度具有其固有的先进性和优越性。但现实中，社会主义制度都是建立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度，同发达资本主义相比，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如何在现实中体现和实现，成为十月革命之后百余年来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面对并破解的难题。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曾在现实中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强大优越性，但也存在许多弊端。后来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就是努力革除弊端、更好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社会主义制度从基本确立到巩固发展，在取得历史性成就中不断彰显社会主义制度巨大优越性。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近代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初曾说：“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的进步。”这是社会主义制度巨大优越性在中国的初步体现和有力证明。改革开放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在改革开放实践中，我们扭住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关键，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永葆党和国家生机活力提供了有力保证。改革开放辉煌成就，是对社会主义制度巨大优越性的雄辩证明。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比如，完善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制度，发展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等等。特别是我们党坚决破除一切妨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和利益固化藩篱，加快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不断彰显，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优势被实践充分证明。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我们的制度必将越来越成熟，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将进一步显现，我们的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

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致力于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民族振兴的历史进程，也是社会主义中国为人类进步事业不断作出贡献的历史过程。毛泽东同志在1956年曾说：“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改变落后状况，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中国，才能为人类进步作出应有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在经济社会各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壮大了世界社会主义的力量，极大推动了人类进步事业。改革开放以来，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是社会主义中国建设发展的内在要求。邓小平同志1978年会见外宾时说：“衡量我们是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使我们自己发展起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而且要能够随着自己的发展，对人类作更多的贡献。”改革开放不仅极大改变了中国，也深刻改变了世界。今天，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新的更大贡献，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意义，对世界社会主义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从中国社会主义与世界社会主义的关系来看，苏东剧变后近30年来，在每个重要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都对世界社会主义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历史作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失败论”“历史终结论”一度甚嚣尘上，“中国崩溃论”不绝于耳。中国共产党顶住巨大压力和挑战，成功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实际行动挽救和捍卫了科学社会主义，印证了邓小平同志的预言：“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21世纪初，国际金融危机引发资本主义危机，“中国之治”和“西方之乱”鲜明对照，显示出两种制度力量的对比正朝着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转变。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引领者；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社会主义国家，是世界社会主义走向振兴当之无愧的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成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胜利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胜利，社会主义中国必将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金民卿：“两个时代”叠加交织的特殊历史情境与新的伟大斗争

当今人类依然处于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并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大的历史时代，处在这个大时代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过长期努力进入了新时代，形成了两种制度并存与斗争过程中“大时代”与“新时代”叠加交织的特殊历史情境。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充分彰显其世界历史意义的同时，也面临着多重矛盾问题和风险挑战，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一、当今时代依然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占统治地位并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大的历史时代，这决定了两种制度的斗争和较量将长期存在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社会历史时代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指的是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形态从兴起、发展到衰亡的过程，这个过程在其展开中又分为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点；社会历史时代的划分具有客观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的社会形态”，不同时代的根本性质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随着生产关系的变革，历史时代的本质也会随之而改变；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每个社会历史时代都经历着不同阶级之间的斗争，不同时代及其不同发展阶段上的阶级斗争具有不同特点；人类历史就是一个不同历史时代前后相继的螺旋上升过程，人类已先后历经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历史时代，当今正处于资本主义时代并正在向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未来将经过长期的社会主义过渡而进入共产主义。当然，这种普遍性的历史发展趋势在不同国家和民族会出现特殊情况，走各自具体的发展道路。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是我们认识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科学判断当今时代本质及其阶段特征的根本依据。

1.当今人类依然处于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大的历史时代。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我们的时代，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页）这明确了人类已经进入并正在经历着资本主义历史时代。20世纪初，列宁根据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特征，指出资本主义的本质没有改变，但是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这个时代同时也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从时代的根本性质和人类历史发展现状来看，虽然当今资本主义发生了很大变化，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人类所处的大的历史时代的判断并没有过时。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66页）也就是说，当今人类依然处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占统治地位并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大的历史时代。

2.当代资本主义呈现出许多新的阶段性特征。资本主义固有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决定了它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这些危机会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愈益严重，并出现新的阶段性特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虽然资本主义国家也进行长期努力，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一些遏制危机的成效，但是这个危机并没有真正得以根治，已演变为西方世界全面性的经济和社会危机，经济低迷、治理困顿、政党倾轧、社会撕裂，矛盾问题层出不穷，恐怖事件频繁发生，社会冲突不断加剧，资本主义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不断下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许多西方国家经济持续低迷、两极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加深，说明资本主义固有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但表现形式、存在特点有所不同。”（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些特征再次证明了马克思指出的“资本主义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页）历史发展总趋势。

3.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不断发展。特别是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使社会主义这一新的社会形态嵌入到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世界格局中，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进入了两种制度在斗争中长期并存的新格局。二战之后，世界上出现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发展。但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又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于低潮。进入21世纪，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严重危机，而中国则在改革开放伟大革命中不断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新发展，“东升西降”“社兴资衰”的历史发展势头已经出现，资本主义的压力感和危机感与日俱增。

4.新的特征和变化并没有改变当今时代的根本性质。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社会生产力的角度来看，当今世界科技创新的主创团队、基础理论和核心成果，还主要出现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决定历史时代本质的根本标准——生产关系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治理能力依然比较强，生产关系方面的自我调整从来没有停止过，通过体制内修复缩小贫富差距、缓和阶级矛盾的努力也不是没有效果的。从转嫁、转移、转化危机的能力来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总的来说依然控制着世界经济和政治规则的制定权、解释权。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容纳新生产力的空间没有消失，摧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条件尚未成熟，资本主义时代终结的时刻尚未到来。正如马克思所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2页）虽然社会主义国家的繁荣发展使世界呈现出“东升西降”“社兴资衰”，但是“资强社弱”依然是客观现实，社会主义在同资本主义的力量对比中依然处于劣势，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本质没有改变。这样的时代本质决定了两个阶级、两种制度、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将长期存在。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形成了两种制度并存、“两个时代”叠加交织的特殊历史情境，必须应对多重风险挑战

在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大时代背景下，在世界风云变幻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地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上，经过几代人长期不懈的艰辛探索、接续奋斗，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推动我国国际地位实现前所未有的提升，党的面貌、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军队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华民族正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经奠基、开创、推进等不同阶段，如今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新时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充分彰显其世界历史意义的同时，也面临着多重矛盾问题和风险挑战。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新时代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纪元。随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繁荣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和生态文明将实现新的跃升，中国人民的“四个自信”将进一步增强，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目标将逐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将呈现更加光明的前景。

新时代开辟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新纪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繁荣发展，使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随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取得新胜利，科学社会主义必将获得更多的支持和拥护，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也必将迎来新的发展和复兴。

新时代开辟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纪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地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有机统一起来，打破了西方现代化道路唯一性的神话，走出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开辟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新道路，不仅使中国人民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光明前景，而且为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2.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应对大的时代带来的重大风险和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它并不是在封闭的孤岛中进入了新时代，而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占统治地位的大的历史时代环境中形成的新时代，也可以说是在资本主义强大统治的夹缝中发展起来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的生动实践，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使世界上正视和相信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人多了起来，使世界范围内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深刻转变。这对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对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和人类进步，都是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大事件。

在“大时代”与“新时代”两个不同意义上的“时代”叠加交织的特殊历史情境中，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代表了当今时代“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极。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声音的世界影响力日益增强，极大地激发了世界人民对社会主义的向往，以鲜活的实践彰显了“两个必然”的历史发展总趋势，极大地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和发展。另一方面，“大的历史时代”的另一极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占统治地位”。任何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形态都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在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日益陷入衰落的情况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全面发展的新时代，打破了资本主义国家长期控制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遏制了少数资本主义国家对世界的霸凌行为。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的国内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面临着新的重大风险挑战。要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和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等领域重大风险，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保障。

3.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应对自身发展中存在的重大矛盾和问题。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历史性的深刻变化，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日益凸显，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需要日益丰富和提高。

从国家事业发展来看，影响新发展理念的因素仍然存在，民生领域存在诸多短板难题，脱贫攻坚任务十分艰巨，城乡差距问题依然较大，社会热点难点问题集中出现，社会公共服务供给同人民需要之间还有较大差距，全面依法治国任务相当繁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待加强，人民素质和社会文明水平需要大幅提高，意识形态领域和国家安全领域斗争形势严峻复杂。

从党自身的发展来看，新时代对党的自身建设状况、领导能力和水平、执政方式和本领都提出了更高要求，但随着党的执政环境的深刻变化，影响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长期存在，“四大考验”“四大风险”带来严峻挑战，思想、组织和作风不纯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如果党不能保持政治定力，练就金刚不坏之身，就很难担当起新时代历史使命，难以继续成为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领导核心。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适应新矛盾、新要求、新挑战、新使命，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的风险挑战，要求我们必须以充沛顽强的斗争精神，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并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本质，资本主义日益陷入衰落的时代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并推动世界社会主义日益走向复兴的时代现实，决定了当今时代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呈现出新的特点和方式。这就要求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始终保持充沛顽强的斗争精神，以坚定的意志和高超的能力，勇于承担新的历史责任，敢于应对新的风险挑战，在新的历史方位中开展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1.要大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树牢“四个意识”，增强“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自我革命精神，解决突出问题，破除一切危害党健康发展的障碍，着力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着力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着力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坚决清除党内变质腐败分子，坚决打击围猎领导干部的利益集团，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2.要大力推进新时代改革开放。坚定正确政治方向，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按照“六个紧紧围绕”改革框架，破除束缚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打破各种利益藩篱和思想障碍，勇于解决改革开放以来产生的新问题，进一步形成公正竞争的发展环境、增强经济社会发展活力、提高政府效率和效能、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把改革开放伟大革命进行到底。当然，在改革的问题上，不是什么都改，而是有改有不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根本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只能加强而决不能改掉。

3.要大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打破“党大还是法大”的伪命题，破除不合理的治理方式和理念，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全面提升党和国家社会治理科学化水平，积极开展国家治理领域的广泛深刻革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决打击民族分裂势力、反党反华反社会主义势力、反动暴恐势力，与之进行坚决斗争，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

4.要勇于进行思想理论斗争。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持续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强势，加大舆论引导力度，加快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推进依法治网。要高度重视对青年一代的思想政治工作，完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不断创新思想政治工作内容和形式，教育引导广大青年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自信，确保青年一代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大力实施文化强国战略，坚持文化发展的“双百”方针和“二为”方向，壮大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5.要妥善应对经济领域可能出现的重大风险。当前我国经济形势总体是好的，但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都在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不可避免会遇到一些困难和挑战，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我们既要保持战略定力，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又要增强忧患意识，未雨绸缪，精准研判、妥善应对经济领域可能出现的重大风险。要平衡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把握好节奏和力度。要加强市场心理分析，善于引导预期，加强市场监测，加强监管协调，及时消除隐患。要切实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加大援企稳岗力度，落实好就业优先政策。

6.要完善国家创新体系，提高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维护国家科技领域安全必须加强体系建设和能力建设，完善国家创新体系，解决资源配置重复、科研力量分散、创新主体功能定位不清晰等突出问题。要加快补短板，建立自主创新的制度机制优势。要加强重大创新领域战略研判和前瞻部署，抓紧布局国家实验室，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建设重大创新基地和创新平台，完善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要强化事关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科技任务的统筹组织，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

7.要切实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维护社会大局稳定，要切实落实保安全、护稳定各项措施，下大气力解决好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全面做好就业、教育、社会保障、医药卫生、食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住房市场调控等各方面工作，不断增加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坚持保障合法权益和打击违法犯罪两手都要硬、都要快。对涉众型经济案件受损群体，要坚持把防范打击犯罪同化解风险、维护稳定统筹起来，做好控赃控人、资产返还、教育疏导等工作。要创新完善立体化、信息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保持对刑事犯罪的高压震慑态势，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要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健全平安建设社会协同机制，从源头上提升维护社会稳定能力和水平。

8.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不管全球治理体系如何变革，我们都要积极参与，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世界和平稳定提供制度保障。我们应该共同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世界上的事情应该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来办。垄断国际事务的想法是落后于时代的，垄断国际事务的行动也肯定是不能成功的。我们应该共同推动国际关系法治化。推动各方在国际关系中遵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原则，用统一适用的规则来明是非、促和平、谋发展。在国际社会中，法律应该是共同的准绳。适用法律不能有双重标准。我们应该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各国都应该依法行使权利，反对歪曲国际法，反对以“法治”之名行侵害他国正当权益、破坏和平稳定之实。我们应该共同推动国际关系合理化。适应国际力量对比新变化，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体现各方关切和诉求，更好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

9.要不断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要把握大势、区分对象、精准施策，主动宣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动讲好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故事、中国人民奋斗圆梦的故事、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故事，让世界更好了解中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要完善国际传播工作格局，创新宣传理念、创新运行机制，汇聚更多资源力量。积极推动中国思想理论走出去，在世界上更好发出中国声音、传播中国智慧、唱响中国旋律，积极进行国际舆论斗争和网络意识形态斗争，捍卫国家文化主权。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金民卿：坚持理论自主性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前提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提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不仅难以形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而且解决不了我国的实际问题”。这段话突出地强调，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创造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要完成这个重大任务，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绝不能忽视，这就是必须牢牢坚守理论自主性。

一、坚持理论自主性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

坚持理论自主性原则，既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同其他阶级的理论有着本质的区别，同时体现在它主张每一个国家的理论建构必须体现自身的特色。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代表无产阶级立场的新世界观，深刻揭示了历史发展规律，阐明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解放道路、奋斗目标，是无产阶级意识独立性的科学理论形态，同其他意识形态有着根本的区别。坚持理论自主性，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教育群众，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划清界限，同时必须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

另一方面，每一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独立自主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本国实践、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形成具有本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贯彻理论自主性原则，必须在把握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基础上，立足于本国具体国情和实际需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发展。依附于外来的理论标准、话语体系，在理论上绝不可能形成独创性的建构，在实践上必然遭致失败。

二、坚持理论自主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经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历史经验，对于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要启示，毫不动摇地坚持理论自主性就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经验。

第一，同错误思想进行坚决斗争，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确保理论上的先进性。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就同实验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进行论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扫清了思想障碍。20世纪2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先行者们积极开展了同国家主义、戴季陶主义的论战，向大众传播阐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一种新思想上升为指导理论。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人和一些学者同国民党围绕着真假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否适合中国等问题展开论战，在澄清真假三民主义的同时，宣传和捍卫了马克思主义，深入探讨了中国革命的性质、特点、任务和出路等问题，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20世纪40年代末，在中国革命即将胜利之际，毛泽东撰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唯心史观的破产》等文章，揭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批评了国内一些对美国帝国主义的幻想，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对中国革命作了科学分析。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党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进行深刻批判，为推进改革开放廓清思想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对西方宪政民主、“普世价值”、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进行了有力批驳，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打牢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基础。

第二，抵制各种外来力量控制，打破党内的理论依附思维，捍卫理论上的独立自主性。中国共产党为争取理论自主进行了长期而艰辛的努力。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尚处于幼年阶段，缺乏组织上的独立自主和理论上的独立建构，实际上存在着对共产国际和国民党的双重依附，在重大问题上缺乏独立话语权和自主决策权。但是，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努力打破限制，在中国社会性质、各阶级地位分析、农民运动、领导权等问题上，发表了重要的自主性的理论观点，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奠定了基础。土地革命时期，党内普遍存在着对共产国际指示和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的教条主义，连续出现了三次“左”倾错误。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并提出“反对本本主义”、“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走向独立自主的标志性事件。自此以后，党在组织上和理论上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不断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反社会主义的思想进行斗争中，保持了自身理论上的自主性，坚持立足于中国具体国情，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第三，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和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形成了独创性的理论建构。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是独立自主的主动性过程而不是外在强制的被动性过程，是根据实践要求不断创新的过程而不是教条主义的照搬照抄过程。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是中国人而不是其他人，必须把立足点放在中国人自己身上，放在中国的具体国情上，必须是独立自主而不是被动强制地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实际。另一方面，这个结合过程是开放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而不是封闭僵化的，因此在本质上是一种再创造的创新性过程。

三、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持理论自主性

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过程中，必须牢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主性原则，充分发扬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理论自主性的优良传统，坚决打破各种理论依附思维，坚定地立足当代中国实际，创建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

第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构建和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首先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虽然我们党一直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但在思想理论界依然存在着大量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些人以“异质性”“包容性”的名义搞指导思想多元化，用各种各样的“主义”“理论”来取代马克思主义，鼓噪所谓的“普世价值论”“西方宪政论”等。对于这些具有鲜明政治色彩的错误思想，我们必须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和坚定的政治定力，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和批判，敢于和善于进行理论斗争。

值得注意的是，在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也存在着一些模糊认识。一些人刻意抬高“生存论”“生活论”“实践论”“主体论”“过程哲学”的地位，力图降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地位；一些人把西方某些学者的观点进行包装，套上马克思主义的名头，在中国思想界宣扬，制造马克思主义多元化的迷雾；一些人主观地“制造”出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列宁的马克思主义，青年马克思主义、中年马克思主义、晚年马克思主义，割裂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和一脉相承性，并挖空心思地论证这些“不同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对立；一些人把马克思主义文本化、学院化、晦涩化。我们必须处理好尊重差异同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关系、坚持基本原理同学术创新的关系、基本原理统一性与学术研究多样性的关系、政治性话语与学术性话语的关系，澄清模糊认识，坚决抵制把马克思主义碎片化、庸俗化，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整体性。

第二，坚持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标准。我们正处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各种文化观点相互激荡，不同意识形态相互渗透，文化意识形态安全形势日趋复杂。一些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输出和渗透从来没有停止，而且越来越以学术化的形态展开。他们编制了一系列所谓的“普世价值”和普遍标准，输出了一系列包含着意识形态内容的教材，派出大批学者宣讲符合自己意志的学术话语，为其他国家培养遵循自己标准的所谓学术精英，以学术发表、会议、评奖等形式推广他们的价值理念、发展模式和学术标准。中国早已成为这些国家意识形态渗透和学术话语传播的重点地区。

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学术化的倾向和文化标准普世化的做法，在我国理论界已经有相当程度的表现。一些学者、学术机构甚至某些管理部门，已经自觉不自觉地陷入对“洋教条”的膜拜当中。一些人根本不细究或者故意掩盖西方学术标准背后的意识形态指向，以适应全球化、思想解放、学术自由的名义，把“普世价值论”、历史终结论等意识形态话语平移到国内，大力推广并奉为圭臬，提出一些所谓的“理论”或“主义”来“替代”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一些人把新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等视为学术标准，仿佛不使用这些话语就是学术水平缺失，反之才是思想精英，特别是当坚守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对这些做法提出质疑和批评时，往往被视为“缺乏时代感”“传统保守”等。

标准是最重要的导向。当前必须引起重视的是，一些部门和机构在制定学术考核、机构评估、人才引进、职称晋级的标准时，把目光盯在西方的学术刊物、评价标准上，以是否使用引进西方原版教材、是否在欧美刊物发表文章、是否有欧美留学经历作为硬性尺度。在这种导向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失语”“无语”“妄语”情况。一些人完全放弃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话语和契合中国实际的表达话语，而用西方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的话语体系来阐释中国的现实。因此，面对朝气蓬勃的中国实践，一些理论文章根本不能做出有深度的分析而处于“失语”状态，或者完全把学术理论变成自说自话的文字游戏而处于“无语”状态，或者一味地按照外来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指向进行无端地挑刺和攻击而处于“妄语”状态。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必须真正做到政治上的坚定和理论上的自主，彻底打破对西方学术理论标准和学术话语的依赖，绝不能搞依附发展，更不能搞模式崇拜。必须把丢失的话语找回来，把缺乏的话语建起来，把有效的话语继承下来，把有用的话语引进来，把模糊的话语弄清楚，把错误的话语清理出去。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实践，充分发掘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价值，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构建符合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律、具有中国自身特色、适应中国发展需要的学术话语和评价标准，充分体现中华民族理论思维的当代水平。

第三，坚持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的原则和方法。习近平同志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的现实形态，是古往今来各种知识、观念、理论、方法等融通生成的结果，我们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特别是要把握好马克思主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国外优秀文化三方面资源，既要向内看又要向外看，既要向前看又要向后看，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符合时代特点、遵循学术发展规律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这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方法和原则，必须认真贯彻落实。

对于国外优秀文化资源，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中国自己的实践和理论需要出发，学习借鉴，为我所用。一方面，必须以开放的胸怀吸收世界上一切优秀的、有益的思想文化，包括哲学、文艺、政治、法律、社会管理等方面的合理性成分，推进中国的理论和实践发展，绝不能搞封闭自守、盲目自大。另一方面，必须摒弃教条主义，破除迷信思维，把立足点放在中国的实际上，把一切外来的优秀文化同中国的现实实践和历史文化有机结合起来，使之中国化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有机组成部分，绝不能简单地照搬照抄。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动其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经过数千年发展，已经成为中国人的精神血脉和文化基因，沉淀为民族的思维方式和精神品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最深厚的思想资源。但是，传统文化也是一个良莠并存的复杂系统，包含着特定的时代烙印。为此，我们必须着眼于当代人类社会的基本发展趋势，进行甄别选择，去糟粕、取精华，克服其历史和文化局限性，以当代人类文明发展的最新成果丰富其内容。

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必须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构建，必须在这方面下大功夫，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基础上，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成果，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完善与发展。

第四，坚持构建能够推动中国实践发展的话语体系。一是建构具有自身标识性的概念系统。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这是创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性工作。马克思在创建科学世界观的过程中，完成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就是实现术语革命，他所运用的经济学术语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术语有着本质性的区别。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也创造了一系列标识性概念，诸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小康社会、与时俱进、以人为本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中国梦、四个全面战略、五大发展理念等重要概念和范畴，这些都是构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性概念。

二是形成具有创新性的思想观点。要立足于中国实践，凝练和提升中国发展经验，分析和回答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当代中国的发展实践产生了最新的经验，需要用新的理论来概括和总结。同时，新的社会实践也提出了众多问题，需要从理论上给予回答。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是要深入总结和提升中国经验，解释和分析中国道路，深化和升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理论和制度成果，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

三是创建具有解释力的学术理论。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到底要能够形成解释现实、引领实践的科学理论体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深刻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科学阐明了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道路方向和方式方法；列宁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新特征，科学回答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重大问题，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列宁主义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造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深刻揭示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同时期的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回答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的重大问题，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创立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大发展理念等理论，不断推进了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深入发展，这些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构建当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内容，我们应该以高度的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深入研究、广泛宣传、丰富发展这些创新思想。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主任）

金民卿：坚持四个自信推进伟大事业

坚定道路自信，不断拓宽伟大事业的光明道路

坚定道路自信，就是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它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拓前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历经曲折、独立自主地开辟出来的。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功探索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和革命道路，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创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此基础上，带领人民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政治前提、物质基础和理论准备。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和超强的勇气智慧，既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也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根据新的实际和发展要求确立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国内外形势十分复杂、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严峻考验面前，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推进实践、理论和制度创新，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承上启下，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新的境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引领当代中国繁荣发展的唯一正确的道路。这是一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道路，是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有机统一的道路：一方面，它牢牢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这个总依据，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主观愿望出发，没有超越阶段陷于空想；另一方面，它又始终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目标这个共产党人的初心，向着最高理想进行实实在在努力，没有陷于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这条道路紧紧抓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大力提高社会生产力，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提高国家的综合实力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这条道路明确了社会主义中国的立国之本，在任何情况下都毫不动摇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立国之本，不为任何杂音噪音所干扰，确保当代中国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发展前进。这条道路找到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动力，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这条强国之路，掀起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二次伟大革命，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各领域的深层次变革，为当代中国发展注入了强大活力，并以全面开放的姿态充分吸收世界上一切优秀文明，融入全球化、引领全球化。

正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不断开拓前进，中国从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日益走向繁荣富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和生态文明不断取得新的辉煌，中国人民在牢牢地站起来之后，实现了富起来的梦想，正在向着强起来的目标前进，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正以豪迈的姿态日益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和强大号召力的国家。

当前，我们坚定道路自信，就是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不断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新局面。

坚定理论自信，不断丰富伟大事业的行动指南

坚定理论自信，就是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它是指导党和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是立于时代前沿、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在它的指引下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新胜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它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力开展理论创新，创造性地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发展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典范。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邓小平强调：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完成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就在于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清醒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面对新的时代特点和实践要求，必须以更加宽阔的眼界审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实践需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的第二次伟大结合。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率先提出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创立了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观点，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直接来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科学把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立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主题，提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命题；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创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发挥的基本途径，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奋斗目标，创立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紧紧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核心问题，系统地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等基本问题，创立并不断丰富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精髓和活的灵魂，进一步推进理论创新，以当代世界格局和时代特征为背景，以发展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实践基础，着眼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逐步展开中，深刻回答了党和国家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形成了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标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新成果，是指导伟大事业、伟大斗争、伟大工程的最鲜活的马克思主义。

当前，我们坚定理论自信，就是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坚定制度自信，不断巩固伟大事业的制度保障

坚定制度自信，就是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矢志不渝地坚持和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并追随时代发展的步伐丰富和发展，使之更加完善、更加巩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共产党人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吸收人类制度文明发展的优秀成果，从中国国情出发，创建了人民民主专政这一中国化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实现了在社会主义国体探索上的创新。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总体框架：创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中国特色的根本政治制度，既不同于西方的议会制，也与苏维埃制度有所区别，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鲜明特点；创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中国特色的新型民主制度和政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一解决民族问题的独特制度，确保人民群众依法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国家事务问题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同时，创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各项具体制度，以及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文化意识形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着特殊的制度优势，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在经济上，牢牢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共同富裕这两个社会主义根本原则，坚决反对私有化，防止两极分化；正确把握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把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同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有机结合起来，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功开辟了一条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新道路，破解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长期没有很好解决的难题，既捍卫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纯洁性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政治上，坚持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共识，彻底贯彻人民主体地位，确保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破除了西方普世价值论的神话，为其他国家发展和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具有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在前无古人的条件下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可能从一开始就完美无缺，探索过程中必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在经济制度上，开始我们对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缺乏足够的认识，曾设想搞纯而又纯的计划经济；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出现过分配不公、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重大优势就在于其强大的自我完善、自我更新能力，改革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正是通过不断深入改革，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得到了不断发展完善。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经过三十年左右的时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如今，经过了几十年的改革发展，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我国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以及各方面的制度已经基本成熟定型。

当前，我们坚定制度自信，就是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大力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发展和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制度保障。

坚定文化自信，不断强化伟大事业的文化基础

坚定文化自信，就是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全面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断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供深厚的文化基础，创造良好的思想舆论环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包括了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它们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坚定文化自信的根本依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最根本的特征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这是它区别于一切其他文化的本质内涵。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坚定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根本追求，不仅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而且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构建了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内容，明确了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根本性质和方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深植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包含着丰富的精神文化滋养：“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投死为国，以义灭身”，“报国之心，死而后已”等，无不体现出深厚的爱国主义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等，无不体现着生生不息的创造精神；“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无不体现着源远流长的民本精神；“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无不体现着追求远大理想和世界大同的精神；“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君子必慎其独也”，“诚其意者，自修之首也”等，无不体现着严谨自律的修养精神。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忠实继承者，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实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之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主体内容。在革命战争时期，党和人民创造形成的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是革命文化的精髓；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创造形成的铁人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等，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时期形成的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构成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核心内容。这些文化精神是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所创造的丰富经验的精神凝聚，成为增强党员干部凝聚力的思想核心，维系中华民族团结进步的重要精神支柱，在推动伟大事业和伟大工程中起着凝心聚气的灵魂作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和精髓。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寄托着中国人民的理想信念和共同愿望，承载着中华优秀儿女的价值共识和美好愿景，体现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要求，蕴含着社会主义制度在思想和精神层面的内在规定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价值表达，对中国人民产生了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同时也在全世界彰显了中国价值的独特魅力。

当前，我们坚定文化自信，就是要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继承和发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全面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在当代世界文化之林中唱响中国精神。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主任）

金民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关系演变的反思与展望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向度。两种文化从接触、碰撞到融合发展经历了长期的历史过程，在双向融入的同时也在不同阶段上经历了矛盾性体验，这些历史性经验对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的当代性发展，以及当今中国思想政治界的生态状况，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站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角度，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关系的历史演变的回顾与反思以及未来发展展望，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一个重要内容。

一、五四运动前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与传播

马克思主义在形成和发展进程中已经把中国文化纳入自身的视野当中，给予多重性评价：站在激进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立场上，批判中国社会文化的不足，尤其是重集体轻个人、重统一轻自由、政权专制等；站在对人类文明贡献的角度，肯定了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系统中的地位和贡献，对其优秀内容给予较高的评价；站在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解放的高度，赞扬了中国人民反抗西方殖民主义的斗争，并认为中国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将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组成部分，成为欧洲革命的导火索，中国社会文化将会出现一个光明的前景，创建一个崭新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中华共和国”。这就是说，中国文化并没有外在于马克思主义。作为迄今为止最先进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最大限度地吸收了包括中国文化合理要素在内的人类文明发展的优秀成果，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中国文化因子成为其同中国文化融合的一个重要基础。

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70年代就逐步传入中国，到五四时期被中国人自觉接受为改造中国的指导思想，这一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译介时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前史。在这个时期中，中国人力图用传统文化解读和融化马克思主义，力图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的一种理论借鉴，但是都没有取得成功。

（一）中国思想文化界力图用传统文化解读和融化马克思主义

中国思想文化界在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之时起，就尝试把马克思主义融化到中国文化体系当中，用中国文化既有的理论框架和概念系统，如均贫富思想、安民养民学说、大同社会理论、井田制思想、三民主义、社会改良主义、诸子百家思想等来解读马克思主义。这些解读没有认识到两种文化在本质上的区别，没有理解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世界观方法论，简单地把传统文化的概念、思想套用在马克思主义上，难以得出正确的理解。

中国早期的外交家李凤苞等人把一些同马克思主义相关的概念翻译到中国，把共产主义翻译为“廓密尼士”，将社会民主党翻译为“莎舍尔德玛噶里”，将共产党翻译为“康密尼党”等。这种硬译方式难以实现文化传播的目的。洋务派主编的《西国近事汇编》将欧美工人运动及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引入中国思想文化当中，用中国传统文化来解读社会主义理论，把社会主义译为“主欧罗巴大同”“贫富适均”“贫富均材之说”等等，这种翻译显然曲解了社会主义的本义。

维新变法前后，一些学者在翻译欧洲学者著作时，或提到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或简单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观点，用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同社会”“均贫富”“安民养民”等观念来译述马克思主义，在语言转换之时就已经曲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原意，不仅不能准确翻译马克思主义，而且也容易给后来人理解马克思主义造成一些先在的思想障碍。例如，蔡尔康根据李提摩太节译著作而写成的《大同学》一书，称马克思是“百工领袖”，讲求“安民新学”：“德国讲求养民学者，有名人焉，一曰马克思。一曰恩格思。……若辈立言大旨，非欲助世人更得新法，高于历代之法也，亦非借民力以教民新法也，惟欲除贫富相争之法”①。

20世纪初，一些在日本中国留学生翻译马克思主义时，也用“均贫富”解释马克思主义，把社会主义与中国古代的井田制等同，把先进思想文化投入到落后思想理念中，曲解了马克思主义。例如，1901年1月，《译书汇编》刊载了日本人有贺长雄的《近世政治史》中文译本讲道：西方学者看到了社会上贫富不均，广大的劳动者深受资本家的压迫，“遂有倡均贫富、制恒产之说，谓之社会主义，……中国古世有井田之法，即所谓社会主义”；“麦克司与拉司来（即马克思和拉萨尔———引者），均以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倡自由之说而两党以炽，然其主义各不相同。麦克司始在可伦开设报馆，倡均富之说”。②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海外，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多次撰文介绍马克思的生平和学说，把社会主义同井田制混为一谈，严重曲解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他在《中国之社会主义》中讲道，“社会主义者，……曰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原泉。麦喀士曰：现今之经济社会，实少数人掠夺多数人之土地而组成之者也。……虽然，吾中国固夙有之”，中国历史上王莽的“分田劫假”、宋朝苏洵关于井田制的论述，“与千八百六十六年万国劳力党同盟之宣言书，何其口吻之逼肖耶！”“中国古代井田制度，正与近世之社会主义同一立脚点”。③在《新大陆游记》中，他多次谈到中国不能实行社会主义，拒绝欧美社会主义者的游说，“余以其太不达于中国之内情”，“余以中国人现在之程度未足语于是，婉谢之”；在分析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之后明确提出，“大抵极端之社会主义（即科学社会主义———引者），微特今日之中国不可行，即欧美亦不可行，行之则其流弊不可胜言”；他甚至把社会主义思想视为宗教，把马克思主义者视为宗教徒：“吾所见社会主义党员……其于麦克士（德国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之著书，崇拜之，信奉之，如耶稣教人之崇拜新旧约然。其汲汲所以播殖其主义，亦与彼传教者相类。盖社会主义者，一种之迷信也”。④

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等人，虽然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极力称赞，但把社会主义同民生主义混为一谈，从社会改良主义角度理解马克思主义，认为它只是一种社会福利政策而不是一种科学理论体系，更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至若社会主义，一言以蔽之，曰社会生计而已矣”⑤。中国社会党人江亢虎等也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同社会改良主义混同，纳入井田制和诸子百家学说当中，认为“孔孟之序言，周秦诸子之著作，其吻合社会主义者，随在而是”⑥。

（二）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革命家力图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的一种理论借鉴

一些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革命家，在探索改造中国之路时，从西方寻找思想理论资源，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可供选择的思想资源加以倡导、传播、信仰、运用，也没有取得成功。

国民党人孙中山、朱执信等，谋求用社会主义来改造中国，使中国避免资本主义灾难，朱执信还比较明确地提出要宣传和实行马克思主义。1905年5月，孙中山同第二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主席王德维尔德、书记胡斯曼会面时提出，中国同盟会“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平均地权、平均资本”的纲领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中国一方面要采取欧洲的生产方式，同时要防止欧洲资本主义的弊端，可以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使中国人不必经受资本家剥削的痛苦，并说中国一定比欧洲更先进入社会主义。⑦辛亥革命后，他说自己对社会主义“竭力赞成之”，希望对社会主义学说“广为鼓吹”，“使其理论普及全国人心目中”，并说“余实完全社会主义家也”。⑧朱执信在《马尔克》中，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和理论作了较准确的介绍，提出要把马克思等人的思想“介绍于吾同胞”，“所期者数子之学说行略，溥遍于吾国人士脑中，则庶几于社会革命犹有所资也”⑨。就是说，要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人的头脑当中，使之成为中国革命的参考和借鉴。

中国社会党人王淄尘（煮尘）比较自觉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并渴望用马克思主义来改造中国。民国初年，他撰写了《社会主义大家马尔克》等文，对马克思的人格和思想大加赞扬，认为马克思是“丁兹困穷放逐之生涯，百折其身而不变其志”的“豪杰之士”，人们应该“崇拜之”“景仰之”；“马尔克者，不啻全世界之造时势者，而万国社会党之《共产党宣言》又不啻二十世纪社会革命之引导线，大同太平新世界之原动力也。马尔克所草之万国社会党《共产党宣言》，具如许之势力，占如许之效绩，又乌可以不使我中华社会党共闻之而共见之乎？”表示要“将马尔克之行义、之学说绍介于吾同党、吾同胞，知所信从而知所则效焉”⑩，就是说要把马克思主义学说介绍给中国人，使中国人能够信从而实行。他还明确表示要积极扶持和捍卫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努力推动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行：“今日社会主义方始萌芽，苟有人欲摧折之，吾必竭吾力以扶植之。且社会主义为医群之圣药。二十世纪之世界期在必行。中国同处此潮流之中，势不能独异，且欲救民生之疾苦者，舍此又更无余道也”⑪。这种态度和主张同五四运动后李大钊等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主张非常接近了。

无政府主义者比较正确地叙述了马克思主义核心观点，并用唯物史观来批评中国历史研究中的错误。刘师培为《共产党宣言》节译本所写的“序”认为：“欲明欧洲资本制之发达，不可不研究斯编；复以古今社会变更均由阶级之相竞，则对于史学发明之功甚巨，讨论史编，亦不得不奉为圭臬。”⑫海因德曼的《社会主义经济论》一书的“译者识语”，肯定了阶级斗争理论和唯物史观，“近世言社会主义者，必推阐历史事实，研究经济界之变迁，以证资本制度所从生。自马尔克斯以为古今各社会均援产业制度而迁，凡一切历史之事实，均因经营组织而殊，惟阶级斗争，则古今一轨。自此谊发明，然后言社会主义者始得所根据”；并以此来批评中国史学界的唯心史观，“今中国言史学者鲜注意经济变迁，不知经济变迁实一切历史之枢纽”。⑬

上述两方面尝试都没有成功，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一是文本的不完整系统。当时马克思主义著作没有得到系统翻译，人们或者只是从国外著作中看到了一些零星介绍，或根据自己的需要节译了部分内容，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的完整把握。二是理论理解上的不准确。人们或者受到国外作者的影响，或者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既有的概念和理论混同，曲解马克思主义的原意，还有人把马克思主义同西方的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混同。三是理论接受上的不自觉。大多数人都只是在无意中摘译了马克思主义的部分内容，而不是要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引入到中国的思想文化和社会实践中，不能算是真正自觉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四是运用上的非指导思想性。一些人根本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思想的；一些人虽然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参考借鉴，但并没有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没有把它作为改造中国的行动指南。五是对具体国情分析上的不准确。人们都没有真正认识到中国的社会性质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没有抓住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关系，当然也没有真正解决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和发展前途等。六是缺乏阶级基础和社会条件。当时中国工人阶级不发达，尚未登上政治舞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运用缺乏应有的阶级和社会基础。尽管如此，这两个方面的尝试都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经验借鉴。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两个向度及其发展不均衡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政治和文化两个向度的展开

从理论逻辑上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政治和文化两个向度上展开。一是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再生形态的即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二是同中国文化相结合，形成现代形态的即马克思主义化了的中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在两个向度上同时展开，既有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理论可能性，也有着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来看，它内在地包含着两重性特质，即意识形态性和科学真理性：意识形态性就是指，它作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和全人类解放的行动指南，具有强烈的实践性、阶级性、政治性；科学真理性就是指，它是在吸收人类文明发展成果基础上产生的，充分吸收了那个时代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有着内在的逻辑架构、概念系统、话语体系，具有真理学术性特征，是科学真理体系和文化知识体系。这种双重性特质在现实展开中表现为政治性实践和文化性融合：意识形态性特质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在其现实展开中，必然走向革命和建设的政治性实践，成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思想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科学真理性特质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在其展开的过程中，必然具有文化传承性功能，与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本土文化传统相融合，指导这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创新，形成新的文化形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政治和文化两个向度上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创造性结合的过程。

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来看，近代中国面临着社会制度变革和文化形态变革的双重任务，但是政治与文化两个方面的内生性重建都没有完成。

一方面，长期封闭稳定的社会结构和封建专制政治制度，在外力的猛烈冲击下，进入了被动应变的进程，开始改良主义的渐进性“自存变革”，引入外来的军事、经济、政治以及思想方面的资源，谋求通过渐进式变革度过危机并获得重生。洋务运动促使一些先进的中国人意识到，不仅要引入西方的经济、军事和技术，也要引入西方的政治资源，对本土的政治制度进行有限度的变革，由此而形成了戊戌变法运动；顽固保守派虽然镇压了戊戌变法，但也在不久就尝试实行“君主立宪”。但是，这些内生性的政治重建都没有成功。辛亥革命在中断这种渐进性的自存变革之后，把一种外来的共和政治体制“平移”到中国，但这种照搬过来的民主共和一开始就没有形成主导性的政治建构，最后被封建军阀中断而失败。由此，内生性的政治变革与重建的任务没有真正完成。

另一方面，中国文化在西方政治、军事、文化的冲击中，也经历了一个“中体西用”的渐进改良历程，改良主义的思想逐渐成为近代中国思想发展的主流思潮。龚自珍、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洋务派在维护专制体制的前提下引进西方的“坚船利炮”，张之洞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康有为以“托古改制”的方式启动维新变法运动，都试图在传统文化结构中注入外来文化的因素，谋求中国传统文化在异质重构中确保自身主导地位的同时获得新生和复兴。但是，传统文化在西方文化面前显得孱弱不堪，中国人无法从中寻找到支撑社会变局的思想资源。于是，以“全盘西化”为核心新文化运动勃然兴起，掀起了思想解放的狂飙，谋求通过全盘否定和彻底颠覆来根本性地置换中国文化系统。由此，内生性的文化变革与重生的任务也没有完成。

在这种情况下，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同各种思潮的交锋中被一批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确立为改造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行动指南，组建了中国共产党并承担起政治变革和文化变革的双重任务，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多个层面上总体性展开，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创造性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也由此开始。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根本指导思想、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伊始，就推动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政治和文化两个向度上同时展开：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改造中国社会的政治性结合；另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相结合，这是改造中国文化的文化性结合。这两个向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一进程中的不可分割两个方面，这也就决定了其理论成果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应具有复合性的特征，既是指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政治性意识形态体系，又是中国人民探索自然和社会的科学真理和文化知识体系。

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领导中国的政治制度变革，而且也高度重视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创造性地结合起来，实现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1938年10月，毛泽东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时，就特别强调：学习和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给以批判性的总结，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项重要任务，他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⑭。1944年7月，他在接受英国记者斯坦因采访时再次强调，“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⑮。1943年5月26日发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发扬光大。……就是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⑯刘少奇在谈到毛泽东思想时反复强调，毛泽东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地融合起来，让马克思主义深植于中国文化土壤之中，“把我国民族的思想水平提到了从来未有的合理的高度”，创造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最新形态，“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⑰

（二）在实际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向度发展是不均衡的

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受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表现出鲜明的特点：首先是作为改造中国的指导思想而不是学术研究的对象，首先抓住并引入马克思主义对改造中国最有效、最有用的观点而不是总体性的全面引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发展路径上的选择是先政治、后文化，先把主要精力投入到解决主要矛盾和完成主要任务，实现政权更替和政治制度变革，之后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等方面；虽然在解决主要矛盾时也关注了其他矛盾和任务，但是，轻重、先后、分量不同，这就必然出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向度发展上的不均衡，政治向度顺利推进，而文化向度相对弱化。

在政治向度上，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道路，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各种体制机制；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取得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构了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一切都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比较好地完成了内生性的政治重建任务。

在文化向度上，虽然很早就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结合的任务，确立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文化重建的原则，但并没有真正完成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创造性结合依然在路上。也就是说，内生性的文化重建任务并没有完成。

两个向度发展上的不均衡，造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内容上的失衡，意识形态性突出而文化性内涵不足，进而导致了人们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认知上的严重偏差，在谈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时，往往只把它看作是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而忽略其所包含的文化内涵。

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曲折。一方面，不断强化政治意识形态建设，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导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越来越片面化。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对传统文化的戕害，严重伤害了中国人的文化认同，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在某种程度上的对立，并同广大民众的现实生活脱节。中国人越来越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单纯的意识形态，而对其文化性内涵、真理性话语日益陌生，甚至自觉不自觉地加以否认；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越来越片面，日益把它萎缩为单一性的政治话语体系。

三、积极推动两种文化的差异融合及双重转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内涵，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创造性结合，而中国具体实际是包括中国的历史传统、民族文化、现实社会实际、时代特征等在内的总体性系统。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差异融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是根植于两种不同社会基础和民族传统的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存在着深度差异。它们有着不同的时代背景、社会基础、思想内容和文化特征，发挥着不同的社会功能，都有自身的存在价值和立足空间，两种文化不可能相互取代。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已经内在地包含着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因子，中国传统文化也在诸多方面同马克思主义有着文化契合点，二者之间存在着融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通过特定的理论创新主体，二者的融合必然会走向现实。⑱

其实，两种文化的融合早已经从可能走向了现实，经历了近百年的历史。但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向度在现实展开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均衡，特别是在特定时期的重大曲折，两种文化的融合迄今并不理想，并呈现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今中国文化体系中的内在紧张乃至于对立，这种紧张和对立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发展都非常不利。为此，必须要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差异融合及双重转化。

（一）积极推进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完成中国文化内生性变革的任务，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在当代中国文化体系中，中国传统文化不可能被消除。经过几千年绵延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渗透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孕育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精神品格，成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民族认同、精神纽带、思想资源。当前，传统优秀文化已经构成中国发展进步最深厚的软实力，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消除传统文化就是消除中华民族赖以存在和维系的根基。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也是一个复杂的总体系统，良莠成分并存其中，特别是那些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内容，早已经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因素，这也正是20世纪初期激进思想家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原因所在，同时也是其自身难以完成内生性变革的原因所在。

为此，当代中国人必须要着眼于时代进步和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深刻地甄别选择，真正做到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克服其历史和文化局限性；充分吸收人类文明发展的优秀成果和最新鲜的实践经验，克服传统文化的内在缺陷，丰富完善其内容；特别是要正确处理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辩证关系，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注入中国文化系统当中，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引领自身的创造性转化，推动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逐步构建起把马克思主义化与传统优秀文化融为一体的当代中国文化系统，并在其创新性发展中不断增强当代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制度自信与道路自信。

（二）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文化化”，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的身份转换，不断丰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性内涵，并逐步消除人们对它的认知偏差

经过一百多年的引入、传播、融合、发展，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的根本指针，不可能被取代，更不可能被消除，那种用儒学来取代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主张只能是少数人的主观想象。但是，必须承认的是，马克思主义毕竟是一种外来的文化体系，尽管它的内容中渗透着中国文化的因子，但决不能简单地把它同本土性的传统文化混同，刻意掩盖二者间的差异性而过度渲染其同源性和共生性是不科学的。时至今日，马克思主义的“外来者”身份依然非常明显，再加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不均衡和曲折，思想界和广大民众对它的认同仍然有很大差距。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还被置于中国文化之外，是“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为此，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深度融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文化化”，就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理论任务。一是要深入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同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相融合的、相似的思想理论内容，充分阐明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全人类性和普遍性价值，是中国民众和中国文化能够接受的理论，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本土性文化中找到自己的立足点，同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融为一体，最大限度地获得中国文化和民众心理的认同，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真正使在“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转化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像毛泽东说的“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二是要凸显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文化发展中的指导性和引领性，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破解当代中国发展中的重大矛盾和问题；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民族特点和传统文化进行分析鉴别，指导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历史条件下的创造性转化，以新的存在形态展现在人们的面前。三是要不断消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向度的不均衡性，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特征更加凸显，切实消除人们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认知偏差。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不会降低或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相反更能加强指导地位。

通过上述两方面的努力，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差异融合和双重转化，并在双重转化的基础上融合发展，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把马克思主义深入到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之中，贯通两种思想体系、两种文化结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真正使之成为刘少奇所说的“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把我国民族的思想水平提到了从来未有的合理的高度”。这种完备形态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扎根于中国文化土壤，在原生态基础上中国化了的再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又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在原生态基础上现代化了的再生形态的中国文化，也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以中国文化为基础、反映中国具体实际、体现时代特征的新型文化形态”⑲，可以说“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⑳。

注释：

①⑤⑥⑦⑧⑨⑪⑫⑬林代昭、潘国华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上册【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50，368－381，285，124－125，308，126－135，353，265，265－266．

②⑩高军等主编.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40－41，298－299．

③葛懋春、蒋俊编选.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207．

④梁启超.梁启超游记：欧游心影录新大陆游记【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300－301．

⑭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

⑮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92．

⑯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41．

⑰⑳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319、335，335．

⑱⑲金民卿.两种异质文化的独特融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缘起、发展与实践【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2（11月上期）．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研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主任）

金民卿：毛泽东“改造中国与世界”思想及其对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启示

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改革者，他不仅实现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最深刻的社会制度变革，而且在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创建、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中，从来没有停止过改造社会的实践和理论探索。这种不停步的探索同他思想形成时期所提出的“改造中国与世界”思想是分不开的。事物发展的萌芽状态形成了事物未来发展的基因，极大地影响甚至决定着事物成熟状态的发展方向和本质规定。基于此，我们拟从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时就已经确立的“改造中国与世界”思想入手，分析毛泽东同改革开放的密切关系，以及这个思想对于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启迪。

一、毛泽东确立“改造中国与世界”思想的心路历程

“改造中国与世界”，是毛泽东在思想上已经转向马克思主义，在同蔡和森、萧子升等人讨论改造新民学会的过程中提出并系统阐述的一个响亮口号。1920年12月1日，在给蔡和森、萧子升等人的信件中，毛泽东讲道：“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这句话是毛泽东长期以来思考和探索的概括。

第一，青少年时期，毛泽东确立了初步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救国救民的志向。

1907年到1909年辍学在家务农期间，毛泽东读到了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以及日本人中岛端撰写的《支那瓜分之命运》等书，对中国近代以来的衰落有了初步认识，开始萌生爱国主义的情感和拯救民族危亡的志向。毛泽东曾回忆说：“我读了一个谈到瓜分中国的小册子，我甚至现在还能记得这小册子的开头第一句：‘呜呼，中国将亡矣！’他讲到日本的占领高丽与台湾，中国的失去安南、缅甸等。我读了这本书之后，我为我祖国的将来担心，起始认识大家都有救国的责任。”之后，在进一步的知识学习和思想进步之后，他逐步确立了救亡图存、改造中国的志向。

第二，在湖南一师读书期间，毛泽东的政治意识日益明确，确立了改造中国的社会理想，开始探寻救国救民的“大本大源”。

1913年到1918年夏，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的5年半时间，正是国内外社会政治激烈动荡不定时期。在国内，政治制度更迭未定，袁世凯、张勋的帝制复辟活动接踵而至，军阀争斗连绵不断；在国外，帝国主义掀起重新瓜分世界的高潮，第一次世界大战烽火连天，各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加紧侵略，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局面日益严重。在此背景下，国内思想文化激烈冲突，新旧思想交织纷争，新文化运动猛然崛起，在控制下抗争、在彷徨中寻路、在沉闷中呐喊，构成了当时思想界的基本格局。受这样的社会环境和思想文化的影响，毛泽东的爱国主义情感不断加深，救国救民的志向更加坚定，探寻改造中国道路的愿望更加强烈。

一方面，他积极参加反对复辟帝制、反对军阀统治、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活动，不断深化民主主义思想和爱国主义情感。1915年5月7日，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逼迫中国答应“二十一条”要求。5月9日，袁政府基本接受了日本提出的条件。为揭露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的罪行，湖南一师的教师和学生编印了有关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几篇文章和资料，题为《明耻篇》。毛泽东在这个材料的封面上写下了“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的题志，表达了自己雪耻救亡、救国救民的远大抱负和坚定意志。

另一方面，他更加猛烈地学习吸收各种文化知识和思想理论，以求从中获得救国救民的“大本大源”即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身处国家民族的危亡之秋，毛泽东的个人情感和志向也随着时代的脉动而发生重大变化，从追求个人功成名就、谋求个人职业生涯的个人化理想，逐步上升到救国救民、改造中国的社会政治理想。在知识学习和思想吸收方面，他不再仅凭人爱好去广泛涉猎，而是从推动社会发展和谋求改造中国的角度，深化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型学习，系统学习西方思想理论和文化知识，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并猛烈吸收新思潮、新文化。他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信中指出，当时天下纷纷，变革和改造中国势所必然，许多人提出了多种救国方案，但是因为没有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大本大源”，而只是抓住枝节而不及根本，缺乏改造中国的真实本领，因此无法完成救国救民、改造中国的大任。为此，他提出要探寻“大本大源”，把握“宇宙之真理”，以开启民智、动天下之心，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达到改造中国、救国救民的目的。在1917年9月22日同蔡和森、张昆弟的谈话中，他明确提出要做像托尔斯泰、谭嗣同、陈独秀那样的大哲学家、革命家，“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彻底打破当时中国的现状，“冲决一切现象之网罗，发展其理想之世界”。在《〈伦理学原理〉批语》中，他的这个思想更加明确，更加深刻。在他看来，中国的传统文化、政治制度，是压抑人性、限制个人解放的“恶魔”，“罪莫大焉”，必须彻底推翻，打破旧中国、建立新中国。他说，对于中国，不必要害怕其打破，打破意味着新生，因此一定要“再造之”。

第三，五四运动前后，曲折丰富的社会实践和根本改造的社会思潮，直接推动毛泽东确立“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远大理想。

1918年6月，毛泽东经历了艰辛曲折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广泛吸收当时各种新思想新文化，同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思想界名流进行交流，认真阅读刚翻译过来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深入学习和总结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积极组织和领导赴法勤工俭学活动、湖南长沙的五四运动、湖南驱逐军阀张敬尧的“驱张运动”、湖南人民自治运动等。这些理论活动，特别是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对于毛泽东的思想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

五四运动后的中国思想界兴起了一股“根本改造”的思潮。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散发的《北京市民宣言》即提出要实现“根本之改造”。李大钊在同胡适就“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提出了“根本解决”的问题。此后，谋求社会根本改造的呼声越来越高。1920年2月，刚出狱的陈独秀到武汉讲学，演讲的题目就是《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提出了三种改造社会的方法：“（一）打破阶级的制度，实行平民社会主义，人人不要有虚荣心；（二）打破继承的制度，实行共同劳动工作，不使无产业的苦，有产业的安享；（三）打破遗产制度，不使天地归私人传留享有，应归为社会的共产，不种田地的人，不应该享有田地权利。”可以说，对中国社会以及整个世界进行根本改造，已成为当时中国先进分子的思想共识。

在这场关于根本改造的讨论中，毛泽东并没有置身其外。他在继续自身思考的基础上，对改造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1920年2月，在给陶毅的信中，毛泽东对这个问题作了多方面分析。讲到当时正在热议的改造问题，他指出：“我觉得好多人讲改造，却只是空泛的一个目标。究竟要改造到哪一步田地（即终极目的）？用什么方法达到？自己或同志从哪一个地方下手？这些问题，有详细研究的却很少。”也就是说，毛泽东不仅认识到改造的必要性，而且深入思考改造的现实步骤：改造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而不能仅做空泛的议论，更不能只是在思想、理论上作个人的“冥想”，而必须要明确改造的最终目标、具体道路和方法步骤，否则是无论如何行不通的。

第四，在改造新民学会的过程中，毛泽东形成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系统思想。

新民学会成立不久，毛泽东和蔡和森就开始突破最初的宗旨，谋求新民学会新的发展方向。1918年7月26日，毛泽东就新民学会的发展方向、组织活动等问题，写了一封长信给蔡和森。蔡和森回信表示：“三年之内，必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像列宁那样改造中国和世界。通信表明，毛泽东和蔡和森已经不满足于像杨昌济那样潜心学术和教育的道路，也不以清流自许而去回避政治了。他们开始谋求新民学会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把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新民学会的纲领，同时也在探索新的救国救民道路。

随着社会实践的深入，特别是社会改良运动的陆续受挫，毛泽东日益认识到必须要把新民学会从一个学术组织改造成一个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的政治组织。1920年2月给陶毅的信中，他就提出要把新民学会转变成为一个“联军”。

此后不久，蔡和森、萧子升等人也着手改造新民学会。1920年7月5日至10日，留法的新民学会会员在蒙达尼召开会议讨论学会发展问题，会上提出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口号。围绕着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道路选择问题，以蔡和森为代表的“激烈派”同以萧子升为代表的“温和派”展开了激烈争论，会议在难以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决定蔡、萧二人将两种意见写信给国内的毛泽东，李维汉也致信毛泽东讨论这个问题。

1920年12月1日，毛泽东给蔡、萧等人回信，表示完全赞同“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纲领，并对这个纲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1921年元旦，毛泽东召集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大会，再次明确提出赞同“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针，确立并公开了个人以及新民学会的社会政治理想和远大奋斗目标。当然，正如在法的新民学会会员在思想上分化一样，国内的新民学会会员也出现了思想分化，在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道路选择上，毛泽东、何叔衡等大部分会员选择马克思主义，决定走十月革命道路，而另外少数人则选择温和的改良主义或自由主义道路。

二、毛泽东“改造中国与世界”思想的丰富内涵

“改造中国与世界”不只是一个口号，而是一个把新民学会统一起来并改造成为一个先进政治组织的目标纲领，涉及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向目标、理论指导、制度选择、方法路径、具体步骤，以及中国革命的历史方位、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形成了一个内涵丰富的整体性思想建构。

第一，“改造中国与世界”是一个社会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统一的纲领，强调要通过社会革命解放中国和世界人民。

在毛泽东看来，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就是要通过革命和改造，把人民从腐败的中国和不平等的世界中解放出来，让所有人都过上好的生活，实现全人类的幸福，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实现这一理想不仅要在一个地方、一个国家进行革命，而且要推动和帮助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也就是要发扬国际主义精神，把社会主义同国际主义有机结合起来。

毛泽东指出：新民学会应该站在全世界、全人类的高度来看待问题，而不能为了某一部分、某一国家的私利，“忘却人类全体的幸福的事”，更不能“隶属于无意义之某一国家，某一家庭，或某一宗教，而为其奴隶”。他特别强调，一定要高举国际主义的旗帜，“国际色彩一点，现在确有将他郑重标揭出来的必要”。这种国际主义（世界主义）同社会主义是相统一的，“这种世界主义，就是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在这里，毛泽东已深刻领会并在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即《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思想。

第二，“改造中国与世界”是一个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统一的纲领，强调要把中国革命纳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格局中来看待。

在1920年12月1日的信中，毛泽东就强调，要把爱国主义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大力倡导国际主义，并对不考虑世界其他地方劳苦大众的狭隘的“爱国”提出批评，强调“不能只爱这一块地方而不爱别的地方”。在1921年初的新民学会会员大会上，针对彭璜、陈启民等认为改造世界太宽泛、欧洲的事情中国人不能代庖、用“改造东亚”作为学会纲领的主张，毛泽东不仅再次申明用“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口号最合适，而且明确提出要把中国革命纳入到世界革命的范围中来看待：“提出‘世界’，所以明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中国’，所以明吾侪的下手处；‘东亚’无所取义。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

十月革命爆发后，世界革命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的反帝反封建革命已经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革命的发展不仅需要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而且能够和必须为世界各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作出贡献。中国人不能仅考虑自己一个国家的事情，更不能单纯为了自己民族和国家的革命而妨碍世界，而应该着眼于并贡献于世界革命的整体发展。把中国革命纳入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范围中，把爱国主义同国际主义统一起来，说明毛泽东已经确立了世界革命的开阔视野，开始把中国革命同世界革命有机结合起来，把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有机结合起来，这个思想完全符合列宁的思想。在日后的革命实践和思想发展中，毛泽东进一步完善这个思想，形成了系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第三，“改造中国与世界”是一个长期目标与近期目标相统一的纲领，强调要把远大理想同立足实际有机结合起来。

对传统文化有着丰厚积淀而又接受并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的毛泽东，既反对空泛地谈论改造而不找下手处，又反对只关注眼前、中国的事情而忽略了长远目标和世界大局。为此，他特别强调要把长远目标同近期目标、把改造世界同改造中国结合起来。

中国传统文化中历来讲求把形而上的至善追求同形而下的务实追求结合起来，既追求“明德”“新民”“至善”的理想境界，也提出必须脚踏实地、循序渐进地做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马克思主义也是如此，既要追求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同时强调必须经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后经过长期奋斗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仅停留具体步骤和近期目标而忽略长期目标，就会陷于目光短浅的事务主义和改良主义，只是抓住长远目标高喊口号而不脚踏实地地进行实际斗争，就会陷于不切实际的抽象主义和空想主义。

1920年12月1日的信中，毛泽东一方面强调要从近期、眼前、中国的实际事情入手做起，“为做事便利起见，又因为中国比较世界各地为更幼稚更腐败应先从此着手改造起见，当然应在中国这一块地方做事”。另一方面，又不局限于眼下的中国，同时要面向未来、面向世界，帮助和推动世界其他地方的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革命，“如帮助俄国完成它的社会革命；帮助朝鲜独立；帮助南洋独立”等。1921年新年大会上，他再次明确了着眼世界同立足脚下、远大理想同从实际出发的关系，“提出‘世界’，所以明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中国’，所以明吾侪的下手处”。这样，通过对“改造中国与世界”口号的分析和论述，毛泽东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上，初步对中国革命的未来方向和根本目标做出了回答，这就是要通过社会主义革命解放中国和世界人民，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实现全人类的幸福，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把社会主义同国际主义、爱国主义同国际主义、长远目标同近期目标、远大理想同实际工作有机结合起来。

第四，“改造中国与世界”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展的社会革命和改造运动。

树立了远大目标，确立了指导思想，选择了前进道路，都是基础性、前提性的工作，要真正开始从事革命性的社会改造，就必须抓住最紧迫的工作，确立具体展开的步骤。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毛泽东在领导五四运动、驱张运动、自治运动的实践中，已经切实体会到了政治组织在革命活动中的重要性。在给陶毅的信中，他明确提出要把新民学会建设成为“一个高尚纯粹勇猛精进的同志团体”。这样的团体是一种“联军”“同盟军”式的组织，可以减少和避免“用力多而成功少”、“最不经济”、“各自为战”的“浪战”，而通过成员间“共同的研究，共同的准备，共同的破坏，和共同的建设”，最终形成合力，达到胜利，“操战胜攻取的左券”。这样的组织显然不再是新民学会1918年成立之时所追求的个人道德和知识进步的学术性团体，而是一个政治性的政党组织。1920年11月，毛泽东在编辑新民学会通信集时提出，从事社会改造必须做好充分准备，而其中最重要的准备之一就是建立共产党组织，“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思考，他在12月1日的复信中，对蔡和森所提出的建立共产党的意见，深表赞同。

实际上，此时的毛泽东不仅在理论上有了这样的思考，而且已经接受陈独秀的委托，在长沙做着建立共产党组织、建立青年团组织的实际工作。当接到蔡和森1920年9月16日详细讨论建党问题的信件后，他不仅明确表示完全赞同蔡关于建党的主张，“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而且告诉蔡和森，陈独秀正在组织中国共产党，“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毛泽东于1921年1月21日给蔡和森的回信虽然篇幅短小，但是明确提出了自己关于建立共产党的重要主张：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二是坚决反对无政府主义，“不承认无政府的原理是可以证实的原理”；三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几个月后，毛泽东就作为代表之一，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在日后的长期实践中，毛泽东创立了极其丰富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领导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坚强核心。

第五，“改造中国与世界”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革命运动。

1920年11月25日给罗章龙的信中，毛泽东突出地强调了“主义”的重要性：从事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社会革命活动，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政治团体来领导进行，而这样的政治组织必须是在统一的思想指导下，同一个主义带领下的同志的凝聚，而不仅是感情的结合和人的聚集。他说：“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道趋赴。”这样，他就明确打出了主义的旗帜，要大家在共同旗帜的引领下发展。这个主义不是别的，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随后，在1920年12月1日的信中，毛泽东进一步明确了主义的内涵，旗子的所指。他表示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不是各色各样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马克斯的方法”，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在1921年新年大会上，他在列举和比较了社会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几种思潮之后，明确指出，“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是最有效果的，对于改造中国与世界“最宜采用”，并在公开表决的时候，同何叔衡等12人一起，坚定地选择“布尔什维克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公开打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号。

毛泽东在当时就提出，对于马克思主义要深入研究，并在同实验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的比较鉴别中，深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解。他在涉及主义同各门具体学术的关系时认为，主义存在于各门科学之中而不在其外，“所谓研究主义是研究哲学上文学上政治上经济上以及各种学术的主义”，这个主义对于具体领域的问题具有指导意义。在1921年1月21日给蔡和森的信中，他坚定不移地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象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摇动”，旗帜鲜明地反对唯心主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根本指导思想。在1921年1月28日给彭璜的信中，他表明了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决心，明确提出主义的争论是根本的，在主义的问题上决不动摇，决不让步，“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在这里，毛泽东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不是把它作为一般性的学术思想，而是作为根本指针来接受的。在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进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深入分析中国的社会矛盾，制订中国革命的战略策略，有目标、有计划、有步骤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完成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实现了伟大的社会变革。

三、“改造中国与世界”思想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不断从理论走向现实

在1920年12月1日的信中，关于用什么方法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毛泽东旗帜鲜明地表示赞同马克思主义的、十月革命的方法，反对改良主义的方法。也就是说，要彻底改造中国与世界，解放全人类，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首先必须通过革命斗争，推翻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在此基础上逐步达到共产主义。从那时起，毛泽东就义无反顾地走上了革命道路，并在日后的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把俄国革命道路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探索了一条既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又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道路，把“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思想不断引入现实。

第一，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彻底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完成“站起来”的历史任务，确立了进一步进行改造中国的根本前提。

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的基本原理，抓住了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核心问题，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顶着党内错误路线和敌人疯狂进攻的双重压力，卓有成效地开展了武装斗争实践，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抗日战争时期，他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全面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制定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科学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中国革命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是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改变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把中国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和基础，而社会主义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和目的。

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这是改造中国的一个重大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结束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势力奴役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中国实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真正成为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新中国的成立为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为中国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从而为进一步改造中国社会奠定了根本前提。

第二，明确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制定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和发展战略，开始有目标、有方向、有步骤地把改造中国的实践进一步推向深入。

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指南后，毛泽东就矢志不渝地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进行不屈不挠的奋斗。1949年，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新中国的发展方向和制度取向：“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再次强调中国的制度选择和发展方向，就是要“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新中国成立后，他领导党和国家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及时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领导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最深刻的社会制度变革。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就开始谋划社会主义中国的奋斗目标。20世纪50年代，他多次宣告，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就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确定了中国发展前进的目标。1954年9月，他代表党和国家向全世界宣告：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将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个目标一定要达到，一定能够达到。1956年8月，在党的八大召开之际，他再次宣告：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从那时起，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就一直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和目标追求。

为了把这个伟大目标具体化，毛泽东科学谋划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新中国成立初期，他提出了“三年五年恢复，十年八年发展”的规划；20世纪50年代早期，他提出了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战略；在社会主义改造中，他提出了要过好民主主义关、过渡时期关和社会主义关的“过三关”思想。经过反复的理论思考和调查研究，1957年2月，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初步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构想：“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959年底，他进一步深化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构想，完整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自此以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就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牢牢坚持的奋斗目标，并在为实现这个目标的不懈奋斗中，有步骤有计划地深入改造中国社会。

第三，领导探索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开展全面深刻的社会改造实践，为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奠定了坚实基础，积累了宝贵经验。

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提出，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走自己的路，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决不能教条主义地硬搬别国的经验和模式。薄一波回忆道：“毛主席在1955年底就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到那时，我们在经济建设方面，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同时，也陆续发现苏联的某些经验并不适合我国国情。因此，同社会主义改造一样，能否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经验，探索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就是关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能否顺利进行、少走弯路的一个大问题。”1956年3、4月间，毛泽东多次提出一定要进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再次结合，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不要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论十大关系》一开始就提出：必须以苏联为鉴戒，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避免或少走弯路。党的八大召开前夕，他又讲道：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殊性，不可能照着千篇一律的格式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然带有自己的特点，“我国是一个东方国家，又是一个大国。因此，我国不但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而且在将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还会继续存在自己的许多特点”。

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中，毛泽东领导党和国家制定了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等方针政策，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开展全面深刻的社会改造实践。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建设，是一场极其深刻的社会变革运动，极大地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命运。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重大成就，为新时期改革开放奠定了物质基础，提供了理论准备，积累了丰富经验。但是，探索实践不可能一帆风顺，由于历史的、认识的、个人的原因，以及当时国内外环境的复杂变化，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也出现了重大失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被严重教条化，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被严重误判，发展实践遭遇了重大挫折，这也给新时期改革开放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四、“改造中国与世界”思想对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启示

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毛泽东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基础上展开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发扬了毛泽东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理想信念和思想精髓，既继承了毛泽东领导革命和建设的丰富成果和成功经验，又汲取了探索过程中的深刻教训，进行了富有鲜明特色的改革开放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中国人民的“四个自信”不断增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当代中国处于新的历史方位之中。尽管历史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毛泽东的“改造中国与世界”思想对于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思想启迪。

第一，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是有主义的改革，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既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又要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地位的问题上，既要反对修正主义又要反对教条主义。一方面，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彻底的人民立场，坚持生产实践的观点、群众的观点、阶级的观点，坚持矛盾分析方法、阶级分析方法、经济分析方法、利益分析方法等，决不能以任何借口动摇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此，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育，对那些动摇和冲击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思潮和行动，都要坚决抵制和反对。另一方面，决不能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要追随实践发展的步伐，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要求，与时俱进地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的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不断在坚持、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方面上升到新境界，提出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观点，创造一系列标识性概念，形成具有深度解释力的理论。当前，我们要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教育，在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下功夫，切实把新思想贯彻落实到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当中。

第二，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是有领导的改革，必须牢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既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在改革开放中的领导核心地位，也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把全面从严治党推向纵深发展，实现改革开放伟大社会革命同党的自我革命的有机统一。一方面，要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正确处理党同国家权力机构的关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确保党始终是改革开放的坚强领导核心；坚决反对多党制、不加前提的党政分开等一切否定党的领导的思想和做法，坚决反对和打击危害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的行为。另一方面，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必须大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党必须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以党章为根本遵循，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统筹推进党的各项建设，完善坚持党的领导的体制机制；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确保党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始终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始终成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坚强领导核心。

第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是有底线的改革，必须坚守制度底线、政治底线和国家利益底线。习近平多次强调必须要有底线思维，底线就是不可超越的红线。中国的改革尽管是全面深刻的，但决不是没有底线的。一是要坚守经济制度底线，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就是公有制占主体和共同富裕，改革过程中可以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经验，采取各种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式方法，但决不能离开公有制主体地位搞私有化、走资本主义道路，决不能离开共同富裕搞两极分化、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二是要坚守政治底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毫不动摇。当前，有些人总是打着各种各样的旗号，释放这样那样的杂音噪音，有的人甚至把四项基本原则看作阻碍改革开放的“绊脚石”，想尽一切办法来加以否定，力图把中国改革引向改旗易帜的邪路，对此我们应该保持清醒认识，决不能被表面的假象所迷惑而随声附和，甚至犯颠覆性的错误。三是要坚持国家利益底线，决不以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为代价。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改革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而不是其他什么人，是中国自己而不是其他国家；改革不是做给其他国家的，不看别人的脸色，别人也不能指手画脚；改革开放必须牢牢立足基本国情，不空想、不超越阶段，决不照搬模式，决不走依附发展之路，而是要坚定不移地走符合中国实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第四，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是有胸怀的改革，必须处理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当今世界政治局势发生深刻变化，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世界处于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和平与发展仍然是世界主题，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与此同时，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突出，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世界格局中全面深化改革，需要科学把握当代世界的时代特征和世界格局的变化趋势，根据自身需要和实际，充分吸收和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坚持面向世界的国际主义精神，为其他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承担发展中国家的义务，实现整个世界的发展进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治理和解决当代世界问题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概括而言，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在探索救国救民的大本大源中，形成了内涵丰富的“改造中国与世界”思想，这个思想把社会主义与国际主义、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长期目标与近期目标结合起来，主张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宏大而深刻的社会革命和社会改造。这个思想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日益走向实践，为新时期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基础。从这个角度讲，改革开放同毛泽东“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思想和实践有着内在的历史和逻辑联系，决不能犯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把毛泽东置于改革开放的对立面。如今，虽然历史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改造中国与世界”思想对新时代的全面深化改革依然有许多重要启示，我们必须要坚持有主义、有领导、有底线、有胸怀的改革。（注释略）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金民卿：毛泽东的主要矛盾学说及其在国情分析中的运用和发展

在一定程度上说，毛泽东哲学思想就是以矛盾论哲学为核心的哲学思想体系，在矛盾论哲学的体系结构中，矛盾特殊性理论是主体内容；而在矛盾特殊性哲学的理论框架中，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学说，是最具有独创性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毛泽东的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学说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哲学思想建构，包含着丰富的方法论内涵，是中国共产党人分析基本国情、把握社会发展阶段的重要理论基础。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成功运用这个学说把握不同时期的主要矛盾、基本国情和历史方位，形成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断取得实践上的成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运用主要矛盾学说，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论断，为全面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一、主要矛盾学说形成的思想资源和实践基础

任何理论都不是凭空产生的，毛泽东的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学说，既是在继承前人成果基础上的理论创造，更是对实践经验教训的理论提升，并随着理论运用和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深化。

首先，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和发展新世界观的过程中，曾经提到并运用过关于矛盾不同方面地位和关系的思想。在谈到无产阶级和富有的关系时，马克思讲道：无产阶级和富有是两个对立面。它们本身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它们二者都是由私有制世界产生的。问题在于这两个方面中的每一个方面在对立中究竟占有什么样的确定的地位。只宣布它们是统一整体的两个方面是不够的。在研究商品问题时，马克思对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及其地位做了详细的论述。列宁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时，曾经提到并运用过与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相关论述和思想观点，用过“主要环节”、“重要环节”等概念。他在谈到如何把握政治事变的复杂过程及其内在规律时讲道：“政治事态总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它好比一条链子。你要抓住整条链子，就必须抓住主要环节。”关于事物发展的过程和环节，他提出要“善于从发展路线或链条中找出最重要的环节”。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过程中，经典作家曾经有过关于主要矛盾的思想，并把这个思想运用于分析具体事物的发展过程。但是，他们都没有把这些思想观点进行高度的哲学抽象，并没有提出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哲学概念，更没有形成系统的主要矛盾学说。

其次，借鉴和深化了同时代学者的研究成果。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非常重视对同时代哲学研究成果的学习和借鉴。他在创立矛盾论思想的过程中，阅读了大量哲学著作，留下了丰富的读书笔记。其中，苏联哲学家西洛可夫、爱森堡主编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是他详细阅读和批注的重要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作者在论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实践与理论等关系问题时，提出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导方面的思想：在确定了过程之内的矛盾，过程之对立的诸方面之不可分的联结以后，必须去发现这个矛盾之主导的方面。但是这个思想并没有在哲学上进行提升和展开，基本上是停留在对具体问题或具体理论的论述上。毛泽东在阅读这本书时做了详细摘录和评论，有关主要矛盾、矛盾主要方面的评语有几千字之多。中国哲学家艾思奇在这个问题上也有自己的论述，他在《大众哲学》中明确提出要在复杂的矛盾体系中把握主要矛盾，毛泽东在阅读此书时也做了批注和摘录。这些批注和评语构成了《矛盾论》论述主要矛盾学说的基础。

再次，继承和发展中国古代和西方近代的哲学智慧。“矛盾”本来就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概念，毛泽东对这个概念进行提升，使之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核心概念。中国古代的哲学、政治、军事思想中，历来有抓主要矛盾的智慧，并对事物发展中矛盾的不同地位和发展变化做了较多思辨。在传统思维和生活智慧中也有与主要矛盾学说相关的内容，例如“擒贼先擒王，射人先射马”，“挟天子以令诸侯”等。但是，这些智慧一般都只停留在具体领域、具体实践和日常经验的层面，没有上升到哲学抽象的层面，缺乏深层次理论提升。毛泽东把这些传统文化中的智慧加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提升和转化，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除中国古代哲学，毛泽东对西方哲学家的思想也进行了多方面的研读和借鉴。早在湖南一师读书期间，毛泽东就对康德哲学有过接触，对其辩证法思想有过涉猎。在阅读列宁《哲学笔记》期间，他又对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特别是黑格尔哲学中质的规定性、根本法则的思想等特别关注，这些思想中已经包含着主要矛盾同事物本质内在关联的思想萌芽。毛泽东在批注中特别提出，要认识事物的根本特性，事物的发展法则就包含于根本特性之矛盾发展中。这些思考的进一步展开，成为主要矛盾学说的重要内容。

最后，深入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的经验教训并使之成为哲学建构的基础。毛泽东一生信奉物质到精神、精神到物质的哲学逻辑，而这个逻辑的中心环节就是实践。毛泽东哲学思想探索始终以实践为中心而不是以理论为中心，不是为了单纯的哲学创造，不是为了学术探讨，而是为了破除错误思想，解决实际问题，推动实践发展。青年时期，他就为探索改造中国和世界的“大本大源”研究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创立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学说也是如此，同总结实践经验教训紧密联系在一起，立足于实践进行一点一滴的经验积累并不断形成理论认识。在大革命时期，他抓住了农民问题这个核心问题，论述了农民运动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他综合分析影响井冈山斗争的各方面要素，提出了中国红色政权存在的可能性及其发展方向；在创建中央苏区时期，他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理论；在反“围剿”战争中，根据敌我双方在战争、战役中的地位变化，提出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游击战术，等等。这些论断中都包含着主要矛盾学说的萌芽和积累，他就是在这些积累的基础上进行系统整理，形成了完整的哲学思想建构。

二、主要矛盾学说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相统一的完整建构

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集中代表，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学说充分体现了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点，这就是现象性与本质性的统一，具体性与抽象性的统一，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它从日常生活思维提升到哲学抽象思维，从现象层面提升到本质规律层面，从具体事实层面提升到理论抽象层面，从理论层面又上升到实践层面。

一方面，主要矛盾学说通过对主要矛盾、矛盾主要方面的内涵、地位、相互关系、它们与事物性质及其变化关系的论述，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哲学思想建构。

关于主要矛盾与非主要矛盾的内涵和地位。毛泽东指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这就是说，任何事物都是由多重矛盾构成的复合体，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矛盾复合体展开的过程，在这个复杂的矛盾系统中，有一种矛盾是主要矛盾，它在事物发展中起着领导和决定作用，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而其他矛盾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

关于矛盾主要方面与非主要方面的内涵和地位。毛泽东指出：“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任何矛盾都是由矛盾着的两方面构成的，这两个方面在事物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又是不同的。其中，一个方面是主要的方面，起着主导和决定作用，这就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而另一方面则处于次要的和服从的地位。

关于主要矛盾与非主要矛盾、主要方面与非主要方面的相互转化。毛泽东指出，主要矛盾与非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非主要方面的地位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们在一定条件下会发生相互转化。这种相互转化是由矛盾双方斗争力量的增减程度来决定的。例如，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对矛盾中，生产力一般是决定性的方面即矛盾的主要方面；但是，当不变更生产关系就不能很好地发展生产力时，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就是这样。

关于主要矛盾与主要方面同事物性质及其变化的关系。毛泽东指出，事物的性质主要是由主要矛盾，特别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前，事物的性质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而当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发生变化之时，事物的性质也就随之而发生变化。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过程，也就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发生改变的过程。当然，这个变化本身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有一个量变到质变，即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由部分质变到根本质变的过程。

另一方面，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学说包含着深刻的方法论内涵。

哲学并不是栖息在个体性思维中的孤独的理论抽象，而是来自于实践并返回到实践的人类思维成果；哲学家也不是仅仅在黄昏时刻才展翅起飞的“密纳法的猫头鹰”，他必须在火热的实践中才能使深邃的智慧和理性得以对象化；甘于寂寞和享受孤独固然是哲学家的高尚品质和特殊素质，但在人类的主体性实践中获得对象化存在，则是哲学思想的归宿和使命。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不仅要认识世界，而且要改变世界。

毛泽东历来高度重视方法论问题。他把方法看作是完成任务、实现目标的“渡船”或“桥梁”：“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

毛泽东在阐述主要矛盾学说时特别强调它的方法论价值。他明确提出：“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列宁和斯大林研究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基本方法。那些教条主义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把主要矛盾学说运用于自身的实践当中，“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

自从毛泽东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学说提出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就把这个理论作为自己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南，把先验性的理论同经验性的实践结合起来，实现先在性的科学理论同此在性的现实实践的有机统一，在分析社会主要矛盾、把握中国基本国情、分析社会发展阶段方面，做出了正确的结论，并以此为基础制定行动纲领和政策决策。

三、运用主要矛盾学说分析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基本国情

实践性是毛泽东哲学、理论探讨的最突出特征。他在探索和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过程中遭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如何正确看待中国国情，以中国的现实而不是以外来的经验、指示和理论为判据来制定中国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毛泽东指出：“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这就是说，科学认识和把握基本国情，是正确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和出发点。创立和发展主要矛盾学说一开始就同分析和把握基本国情、同把握社会阶段紧密联系在一起。而这个理论创立之后，他又将其用于对中国具体国情、社会发展阶段的分析，形成更加精准的把握，作出更加合理有效的政策决策。这是毛泽东创立和发展主要矛盾学说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

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把这个学说用于分析中国具体国情，牢牢抓住当时中国的主要矛盾，即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中国人民同封建主义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决定了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社会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阶段。这样的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阶段决定了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革命道路是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在作出这种理论探索的基础上，制定了科学合理的革命纲领和政策，领导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决定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及时把握中国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对基本国情作出了比较准确的分析，作出了我国处于“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的初步判断，提出了“富起来”的奋斗目标，为科学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根本变革。

在社会主要矛盾方面，作出了我国社会主义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判断。毛泽东指出，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1956年，党的八大报告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决定了必须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个思想是新时期党科学把握主要矛盾的前瞻性判断，是明确提出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哲学根据，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的理论基础。之后，毛泽东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主要矛盾学说，作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政治生活首要任务的论断，形成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成为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哲学基础。

社会主要矛盾的展开就是国情现状，毛泽东在这个方面做了认真分析。1955年，他提出了“大国穷国”的初步概括：“中国是一个大国，但是现在还很穷，要使中国富起来，需要几十年时间。”1957年，他再次指出：“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1960年，他提出了“一穷二白”的著名论断：帝国主义列强“实际上统治了中国一百多年，使中国变得很贫穷，变成一穷二白。穷就是贫困，白就是文盲多”。“我们的基本情况就是一穷二白。所谓穷就是生活水平低。……所谓‘白’，就是文盲还没有完全消灭，不但是识字的问题，还有提高科学水平的问题。有很多科学项目，我们还没有着手进行。因此，我们说我们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1962年1月，他又用“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凝练地概括了中国基本国情：“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

社会主要矛盾决定了社会发展阶段，毛泽东作出了我国处于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的初步判断。20世纪50年代后期，因为急于把中国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和当时大多数中央领导都犯了急躁冒进的错误，忽视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片面追求“大跃进”，造成了重大损失。经过曲折后，毛泽东在1959年底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做出了客观冷静、实事求是的判断：“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才算是建成了社会主义，由此阶段经过更长时间的发展，才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鉴于苏联经验教训和中国实际情况，他继续指出：“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这实际上就是做出了中国尚处于并将长期处于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的判断。这个判断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国情依据和出发点，构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思想起点。

基于对主要矛盾、基本国情和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性和长期性有了初步认识。他提出，建设社会主义不能设想得太快、太容易，根本改变中国经济落后的状况不能太急，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设想得短了反而有害”。鉴于曾经出现过的急躁盲动失误，他在20世纪60年代初反复强调：中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赶上西方发达国家，至少要一百多年的时间，“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这个判断为改革开放后党中央判断基本国情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作出了前期准备，奠定了理论基础。

当然，由于错综复杂的因素，这些正确判断后来在理论上被加以修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遭遇了重大曲折。这就告诉我们，必须要全面准确对运用主要矛盾学说，对社会主要矛盾、基本国情和社会发展阶段作出正确判断，在此基础上作出正确的政策决策和发展战略，否则就会在实践上栽跟头。

四、运用主要矛盾学说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

在领导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邓小平在实践上深化对主要矛盾学说的理解和运用，对我国的主要矛盾、基本国情和社会发展阶段作出了正确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明确了我国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1979年，在中央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邓小平提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1981年，他领导制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做了科学规范的表述：“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作出明确判断：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现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从那时开始，我们始终坚持这个基本判断。主要矛盾贯穿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生产落后，抓住并解决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成为一切政策决策的着重点，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根本任务就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

以主要矛盾为依据，科学分析我国的基本国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具体体现为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邓小平提出，在当代中国的现实条件下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必须把握中国的具体特点，走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中国具体国情的基本特点就是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抓住了这个基本国情，也找到了发展的着力点。为此，我们就要着力解决这些问题，那就是要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一以贯之，毫不动摇。

在抓住主要矛盾和分析国情基础上，科学把握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1979年9月底，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指出，“我国现在还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经济和文化还不发达”，“同已经有了三四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制度相比，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幼年时期”。1981年6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但是毫无疑问，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由比较不完善到比较完善，必然要经历一个长久的过程”。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的论断，明确“物质文明还不发达”是这个阶段的基本特征。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已经成为共识。1987年8月，邓小平指出：“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阶段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之后，党的十三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做出了明确界定和系统分析。党的十五大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这个理论，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

抓住主要矛盾、认识基本国情、把握发展阶段的目的，就是要制定符合具体实际的基本路线，提出总的发展战略和发展纲领，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幸福生活。1987年7月，邓小平对党的基本路线做了简明概括：“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基本路线。要搞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第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主要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依存的。”党的十三大报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做了完整科学的表述：“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之后，我们党对这个基本路线做了丰富和完善。党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是实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政治保证。在党的基本路线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是党和国家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党和国家生存发展的政治基石；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党和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它们统一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完整准确地把握基本路线，必须克服各种干扰，始终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何时候都不能有丝毫的动摇。以任何形式提出“多中心论”都是坚决不行的。完整准确地把握基本路线，还必须把两个基本点有机统一起来，在四项基本原则的指导下推进改革开放，在深化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强化和发展四项基本原则，任何以一个基本点否认另一个基本点的做法都是错误的。决不能以坚持基本原则的名义过度夸大改革开放带来的问题和矛盾，把改革开放看作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根源，进而否定改革开放；同时要反对各种背离四项基本原则，力图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方向的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思潮。

五、运用主要矛盾学说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判断

根据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发展变化，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期，作出了相应的国情判断和政策调整，取得了不断的发展进步。当代中国已经走过了近4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此情况下，如何准确把握中国的主要矛盾，科学分析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阶段，提出相应的行动纲领和发展方略，又一次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回答的重大问题，成为考量党执政能力和水平的重要尺度。对此重大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负众望，作出了科学回答。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一个重大的政治判断：“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不是一个一般的现象性的判断，而是一个本质性的判断，是用唯物辩证法的矛盾论分析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结论。

如上所述，1981年，我们党做出了我国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的判断。这个判断距今已有37年。这37年正是改革开放坚定、持续、有序推进的时代。经过40来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从人民需要来看，过去人们主要是对较低层次的、最基本的物质文化消费品的需求，而当今人们对基本消费品的物质文化的需要已经得到满足。21世纪初已经总体上实现了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对更高层次、更高质量生活的追求日益广泛和强烈，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要日益增长，也就是说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成为人民需要的主要内容。另一方面，从社会生产方面来看，80年代初期，我国社会生产比较落后，不能满足人民的基本需要，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社会生产发展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极大增强，我们在很多领域，已经是产能过剩，我国的生产相对落后的提法显然已经不符合当前实际；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有短板，这就凸显了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问题，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

正是基于这种现实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作出了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判断：“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内在依据。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这就是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这些新要求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基本内涵和重要任务，这就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

在把握社会主义矛盾深刻转变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问题上，我们需要正确处理主要矛盾变化、历史方位转换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发展中国家地位之间“变与不变”的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进程发展到了新的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发生了重大变化，呈现出许多新的特征，提出了新的任务和工作要求，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总体量变过程中，发生了重大的阶段性质变。但是，主要矛盾和历史方位的变化并不意味着基本国情发生了根本改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主要矛盾的变化并没有改变我们对基本国情的判断，我们依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没有改变。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没有发生根本性质变，我们依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总体量变进程中。所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还是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发来制定我们的政策，不能犯空想主义、主观主义、超越阶段的错误。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变与不变的辩证法，也推动着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变与不变。一方面，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必须牢牢坚持，丝毫不能动摇。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推动了党的基本路线的丰富和发展。十九大报告对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做了重要的丰富和补充，提出了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这里，增加“美丽”一词，意味着我们不仅要经济上富强，政治上民主，文化上文明，社会上和谐，还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进一步强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我们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主要矛盾的新变化，历史方位的新变化，国情实际的新变化，给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提出了新的历史任务。党的十九大报告基于这些新矛盾、新要求、新任务，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制定了全面推进新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队国防、和平统一祖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新部署、新举措。这些重大战略部署必将有力地激发全党全国人民，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以高昂的精神状态建设伟大工程、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在新时代全面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开拓前进。

作者：金民卿，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文章

金民卿：强化党内制度法规，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全面从严治党是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鲜明特色和核心内容。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聚焦全面从严治党，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突出地强调了党内制度和法规在全面从严治党中的极端重要性，目的就是要全党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不移维护党中央权威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继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将从严管党治党一抓到底，实现标本兼治，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确保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一、全会把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创新与制度创新紧密结合起来，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落实到党的制度法规上，以制度创新成果巩固和强化理论创新成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制度治党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新思想新论断。他反复强调必须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使二者刚柔相济，同向发力、同时发力；要搞好配套衔接，做到彼此呼应，增强整体功能；增强制度执行力，制度执行到人到事，做到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执行制度没有例外，坚决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坚决纠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行为，使制度成为硬约束而不是橡皮筋，让党的纪律成为带电的高压线。这些重要的理论论述是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建立健全党内法规、全面加强制度治党的根本理论指导。

这次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以党内法规制度的形式，把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重要理论创新成果巩固下来。强调新形势下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必须以党章为根本遵循，坚持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群众路线，着力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着力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着力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着力维护党中央权威、保证党的团结统一、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努力在全党形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提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必须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首要任务；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也是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开展的根本保证；提出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是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开展的重要制度保障。这些规定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制度治党的重要思想。

二、全会把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创新同制度创新紧密结合起来，将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一系列重大举措，以党内制度法规的形式固化下来，成为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遵循，增强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化、规范化、法规化。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带领全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大力加强理想信念建设和作风建设，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在反腐倡廉建设方面重拳出击，坚持苍蝇老虎一起打，以零容忍的态度，严厉惩治腐败，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党风政风为之一新，党心民心为之一振。这些重大举措赢得了全党全国人民的热烈支持，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为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提供了重要保证。

这次全会审议通过的两个重要党内制度法规，明确了新形势下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根本遵循、重点和关键、根本保证、首要任务、重要内容、根本要求、制度保障等，明确了党内监督的重要意义、指导思想、重点内容、根本原则等，把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举措和重要成果提升到党的制度和法规的层面，以制度的形式巩固和发展下去，这必将有助于进一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三、全会把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时代要求结合起来，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制度治党方面的与时俱进。

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发挥制度治党的作用，以制度保障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毛泽东同志在领导革命建设的过程中，领导制定了《健全报告制度》《关于健全党委制》《关于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等制度；邓小平同志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高度重视党的领导制度改革问题，领导制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等制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突出地强调了制度建设问题，带领全党在制度建设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修订或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等一系列重要的党内制度法规。

这次全会总结了我们党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历史经验，分析了全面从严治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科学把握我们党在领导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过程中所面临的新任务，提醒全党要经受住“四大考验”，克服“四种危险”，制定了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准则。同时，结合新的历史特点和历史任务，修订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强调党内监督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党内监督和人民群众监督相结合，增强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党内监督没有禁区、没有例外。明确了党内监督的根本原则、制度规范、重点任务、主要内容、重点对象等。使党内监督更加符合时代要求，更加适应新的历史任务。党的制度建设上的与时俱进必将进一步把制度治党工作向前推进。

四、全会把党的建设中的治标与治本紧密结合起来，突出地强调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强化制度法规的权威，体现了我们党在全面从严治党方面实现标本兼治的思路和意志。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严肃党内政治生活问题，强调党内政治生活是党组织教育管理党员和党员进行党性锻炼的主要平台，从严治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党中央权威，全党都必须自觉维护，并具体体现到自己的全部工作中去，决不能表面上喊着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实际上没当回事，更不能违背中央大政方针各自为政、自行其是；党内政治生活和组织生活都要讲政治、讲原则、讲规矩，不能搞假大空，不能随意化、平淡化，更不能娱乐化、庸俗化。党内上下关系、人际关系、工作氛围都要突出团结和谐、纯洁健康、弘扬正气，不允许搞团团伙伙、帮帮派派，不允许搞利益集团、进行利益交换；全党必须深刻认识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大作用，深刻认识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的严重后果；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贵在经常、重在认真、要在细节；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每个党员、干部的事，大家都要增强角色意识和政治担当，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在党为党，把爱党、忧党、兴党、护党落实到工作生活各个环节，敢于同形形色色违反党内政治生活原则和制度的现象作斗争。总书记的这些论断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抓住了党的建设中的突出问题，明确了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方法路径。

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以制度和法规的形式规定了党内政治生活和党内监督的规范要求和目标任务，不仅对事而且对人，不仅强调外在约束而且强调内在自觉，不仅强调制度规范而且强调贯彻落实，不仅指出了存在的问题而且明确了解决问题的措施，突出了综合施策、协同推进的科学方法论，致力于实现标本兼治，形成良好的政治生态。

当前，全党同志正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高度的政治意识和责任担当，全面深入贯彻六中全会精神，把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内监督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经过这些努力，全面从严治党工作必将进一步推进，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必将实现新的飞跃。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主任）

金民卿：十月革命的重要遗产与中国道路的成功探索

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启示。中国人民在充分吸取十月革命成功经验的同时，结合本国的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成功探索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在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历史变革。在国际风云变幻和国内经济社会发生重大变化之际，中国人民在汲取苏联和本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深刻教训的基础上，成功开创并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引领中国日益走向繁荣富强。当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依然没有走出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引发的低潮，但中国却继续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快速发展进步，日益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并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全球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一、十月革命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积累了宝贵经验

列宁成功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取得全面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创建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使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走向实践，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极大地鼓舞了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以及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把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社会主义大国，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十月革命的胜利及随后的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积累了宝贵经验，留下了丰富的遗产。

1.科学把握时代的根本性质和特征

19世纪末，资本主义开始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阶段向垄断的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发展，整个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创作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著作，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资本主义的发展现状和历史趋势做出了深入分析，对当时的时代本质和阶段性特征做出了科学判断。列宁指出：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帝国主义阶段，它是“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6页。）。垄断是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在不同程度上阻碍技术进步和创新，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资本主义出现停滞和腐朽趋向，进一步表明资本主义无法克服自身的内在矛盾，必然会被新的社会制度所替代，这就决定了帝国主义是过渡的资本主义，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垂死的资本主义，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向更高级的结构的过渡。帝国主义国家在经济政治上的发展很不平衡，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帝国主义国家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必然爆发，这种战争在给世界造成巨大损害的同时，也必将削弱帝国主义的力量。与此同时，战争也唤醒了无产阶级和广大民众的革命意识，世界革命的危机日益向纵深发展，不论这种危机要经历多么长久艰苦的周折，最后必将以资本主义制度走向灭亡、无产阶级革命走向胜利而告终，这就决定了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5页。）。正是由于对时代本质和特征的科学把握，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才能够制定正确的斗争策略，抓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机，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2.创造性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一方面，始终不渝、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批判新康德主义、经验批判主义等哲学思想；用政治经济学原理分析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和最新特征，揭示帝国主义的发展现状和历史趋势；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制定正确的革命斗争策略和建设实践，把合法斗争和暴力革命结合起来，依靠无产阶级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型社会制度，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保护人民政权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组织新社会建设。另一方面，结合俄国实际情况和时代特征，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创立了“一国胜利论”“帝国主义论”等独创性理论。列宁立足于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时代的现实指出：资本主义的压迫在帝国主义时代日益加剧，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革命爆发的时机日益成熟；在殖民地和附属国，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谋求自身解放的因素日益增加；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所带来的相互之间的矛盾也更加尖锐，重新分割世界的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由此，帝国主义战争就使得帝国主义战线很有可能在它的最薄弱的地方被突破，而无产阶级在某一个地方，或者几个地方突破帝国主义的战线成为可能；社会主义首先在少数国家甚至单独在一个国家内取得胜利是完全可能的，“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页。）。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和“一国胜利论”等理论创新丰富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列宁带领布尔什维克党在革命道路问题上突破了“中心开花论”和“同时革命论”，倡导在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和边缘地带进行革命，这正是十月革命胜利的理论基础，同时也为其他国家特别是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指出了革命前途。

3.牢牢坚持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

在资本主义发生重大转变的情况下，社会主义运动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欧洲大部分的社会民主党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走向修正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因此，要领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就需要建立一个具有统一纲领、统一策略、统一组织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为此，列宁进行了艰辛努力，他的《怎么办？》一书为建立新型政党作了思想上的准备，《进一步，退两步》一书做了组织上的准备，《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做了政治上和策略上的准备，《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作了理论上的准备。经过努力，列宁终于建立了一个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布尔什维克党：它是工人阶级的先进的、觉悟的部队，是精干的、坚强的革命家组织，善于领导工人阶级进行阶级斗争，推翻资本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它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坚持用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工人阶级，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它坚持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组织制度，按照统一的党章组成了一个由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纪律团结起来的统一部队。正是在这个新型政党的领导下，俄国的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团结起来，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推翻了沙皇制度，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

4.始终不渝地尊重和依靠人民群众。

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始终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个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列宁特别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扩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获得本阶级千百万群众的信任；如果封闭自己而同广大群众隔绝开来，丧失或是削弱同本阶级的联系，就一定会失去群众的支持而最终陷于灭亡。在领导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始终强调：工人阶级必须同农民阶级建立牢固的工农联盟，形成强大的历史合力。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巩固就是依靠工农兵的团结合作实现的。革命成功后，布尔什维克党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建立了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发扬人民民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开展社会主义建设。

5.形成并坚决维护坚强的领导核心

列宁在领导布尔什维克党进行革命斗争中，高度重视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的关系，强调领袖的核心作用。他指出：“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选出自己的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4页。）“在通常情况下，在多数场合，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49页。）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以列宁为核心的领导集体，以坚定的理想信念、深厚的为民情怀、高超的政治智慧、巨大的创新勇气、果断的革命意志，在关键时刻做出果断决策，引领党、国家和人民取得革命胜利和建设成就。列宁去世后，斯大林成为苏联党和国家的领袖，力图坚持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带领国家快速发展，在苏联国内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发挥的领袖作用是不能抹杀的，尽管他也犯下了很严重的错误。

6.创造性地进行社会主义制度建构和建设道路探索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迅速成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并通过新政权稳定社会秩序，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开始向新的社会制度发展。在遭到国内外敌人围攻的情况下，实施“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经过三年艰苦卓绝的战争，最后彻底打退了国内外敌人的进攻，捍卫了苏维埃政权。之后，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列宁、斯大林等先后带领国家和人民进行各方面建设，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快速发展，探索出了一条苏联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一个昔日经济社会文化落后的国家，迅速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尽管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模式存在着许多不完善的地方，但是不能因此就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

概括地说，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目标的、以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为根本依靠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这条道路及其积累的重要经验，是十月革命留给全世界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宝贵遗产，指引了20世纪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成立，一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获得解放。

二、中国先进分子对俄国十月革命道路的选择

在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前，中国人已经走过了长时期的寻路之旅，但是都以失败而告终。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不久，先进的中国人经过认真地比较分析，迅速做出了走十月革命道路的重大选择。毛泽东就曾经这样讲道：“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1页。）

1.中国人的寻路之旅及其连续失败

鸦片战争之后，在资本主义列强的殖民侵略和封建专制制度日益没落的双重夹击下，中国日益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曾经领世界之先的中华民族陷入了沉重灾难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一代又一代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了救亡图存的寻路历程。从鸦片战争到选择走俄国道路的80年间，中国各种政治集团和政治力量左冲右突，经历了对不同道路的探索，但最终都归于失败。

魏源、龚自珍等为代表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之路没有成功。这条道路渴望通过学习一些西方的先进技术，实现抵御外辱的目的。但是，它并没有看到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不在技术，而在于封建专制制度的腐败和没落，清王朝在政治上的腐朽、经济上的落后，已经成为国家民族发展的严重阻碍，严重限制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单靠引入西方的先进技术并不能根治沉疴，注定不能成功。

洪秀全、杨秀清等为代表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之路没有成功。太平天国起义的组织者把基督教教义同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结合起来，制定了一个空想社会主义的方案，沿袭了王朝更替的农民起义道路，力图通过推翻清王朝统治、建立新的农民政权来改变社会现状。但是，由于农民阶级自身的局限性和领导集团内部的严重分裂，这场浩大的农民起义运动最终遭到了残酷镇压。

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为代表的“中体西用”洋务派之路没有成功。洋务运动以引进西方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为核心，力图达到维护封建统治、实现王朝中兴的目的，在不触动封建制度的前提下，试图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获得“自强”“求富”，这种手段和基础的矛盾，使洋务运动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甲午一战彻底摧毁了中国人经营了几十年的“洋务梦”。

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改良之路没有成功。维新派一面固守已经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及其思想意识形态，一面试图引入资产阶级的立宪政治方案，虽然渴望实现制度和文化的改良，但又对封建王朝心存幻想，不敢同封建制度决裂，仅仅依靠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而没有发动广大群众，最终以六君子血洒菜市口、康梁被迫出走海外而归于失败。

孙中山、黄兴等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革命道路即旧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没有成功。辛亥革命虽然成功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将西方的民主共和政体引入中国，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中国人思想中。但是，它并没有制定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没有彻底摧毁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没有动摇封建主义的思想意识形态和强大的军事力量，最终遭到了国外帝国主义列强和国内封建主义势力的联合镇压，中国依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路上不断下滑，陷入了军阀混战的局面。

归结起来，这些道路探索之所以都没有成功，主要在于它们缺乏先进理论的指导，缺乏先进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没有对世界发展的大势和中国基本国情做出科学的把握，没有全面持久地动员和组织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不断地追求，不断地失败，中国人陷入了失望和彷徨之中。

2.中国人对俄国十月革命做出了迅速反应

就在中国人苦恼彷徨之时，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这一发生在同中国国情有极大相似之处的邻国革命，迅速引起了苦苦寻路中的中国人的高度关注。

中国人一开始就注意到了十月革命的情况。1917年11月7日，就在十月革命爆发的当天，中国驻俄国公使刘镜人就向北京政府外交部发回电报说：“近俄内争益烈，广义派（即布尔什维克——引者注）势力益张，要求操政权，主和议，并以暴动相挟制。政府力弱，镇压为难，恐变在旦夕。”次日，他又给国内发电报，报告了起义的消息：“广义派联合兵、工反抗政府，经新组之革命军事会下令，凡政府命令非经该会核准，不得施行。昨已起事，夺国库，占车站……现城内各机关尽归革党掌握，民间尚无骚扰情事。”（转引自邵维正：《日出东方——中国共产党创建纪实》，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39页。）

11月10日，中国的相关报刊纷纷以“突如其来之俄国大政变”为标题，报道了十月革命的消息：“彼得格勒戍军与劳动社会已推倒克伦斯基政府。”12月16日，长沙的《大公报》新闻栏目，对“俄国政变中心之兵工委员会”作了较详细的介绍（转引自邵维正：《日出东方——中国共产党创建纪实》，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40页。）。同月28日，《广东中华日报》刊载了《李宁（即列宁——引者注）取得胜利的原因》一文，介绍十月革命的经过及其胜利的原因。1918年元旦，“民国日报”的社论中说：“吾人对于此近邻的大改革，不胜其希望也。”（转引自李新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54页。）

孙中山先生对十月革命的反应也是相当积极的。1918年春，他会见日本和印度记者时，明确要求承认苏俄，号召革命党人宣传十月革命。在《政治周报》第5期上，他向列宁发来贺电：“中国革命党对贵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表示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转引自彭明：《五四运动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80页。）

最能代表中国先进分子热情讴歌十月革命的，是李大钊、毛泽东等一批年轻的先进知识分子。1918年7月，李大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阐述了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本质及其世界历史意义：“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李大钊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102页。）同年11月，他又在《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中指出，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在十月革命的带动下，将来的世界必将是赤旗的世界。青年毛泽东也以极大的热情赞颂十月革命。1919年7月，他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写道：“我〈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中国大地上“异军特起，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毛泽东早期文稿》，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390页。）。

3.中国先进分子从十月革命那里找到了改造中国的道路

十月革命是在经济社会非常落后的俄国发生并取得胜利的，中国的情况与俄国有很大的相似性，也是经济社会发展落后、封建专制制度非常顽固的国家，既然俄国革命能够成功，那么中国同样可以尝试走这样的道路。于是，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从十月革命那里看到了民族复兴的希望、改造中国的方向，做出了一个集体选择，那就是“走俄国人的路”。

1918年，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中，李大钊就号召中国人以高度的热情迎接十月革命带来的曙光：“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李大钊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104页。）1919年1月，他在《新纪元》中再次谈到，十月革命的曙光给中国带来了光明，中国人应该按照俄国革命的道路努力工作。

毛泽东、蔡和森等人也很快选择了十月革命的道路。1920年夏，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提出：中国必须走俄国的道路，走社会主义道路，“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我认为（这是）现世界革命唯一制胜的方法”。毛泽东对蔡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赞同，认为温和改良的法子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而“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6页。）。1921年元旦，毛泽东在新民学会大会上公开讲道：中国社会必须根本改造，改造的方法就是俄国革命的方法。他在比较了社会改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罗素的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等不同道路之后明确表示：“急（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新民学会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3页。）

中国先进分子的道路选择当然不是随意的、慌不择路的结果，而是对十月革命成功经验深入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李大钊指出：俄国革命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是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和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十月革命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马客士（即马克思——引者注）的功业”（《李大钊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113页。）青年毛泽东在综合各种信息后对十月革命胜利原因做了简明而深刻的论述：“列宁之以百万党员，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扫荡反革命党，洗刷上中阶级，有主义（布尔失委克斯姆），有时机（俄国战败），有预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一呼而起，下令于流水之原，不崇朝而占全国人数十分之八九的劳农阶级，如响斯应。俄国革命的成功，全在这些处所。”（《毛泽东早期文稿》，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507－508页。）应该说，毛泽东的分析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从科学理论的指导、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广大党员的先进性和革命性、有利的客观条件、充分的主观准备、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列宁的领导能力等几个方面，找到了十月革命胜利的深层原因。

4.把十月革命的经验转化为改造中国的实践

正因为找到了十月革命胜利的原因，中国先进分子在做出道路选择之后，就不是一般性地停留在理论层面上仅仅进行研究和宣传，而是迅速按照十月革命的经验，把道路选择转化为实践行动。

李大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旗帜鲜明地信仰和宣传马克思主义，陈独秀于1919年6月明确提出“根本改造”的口号。1920年春天开始，在分别同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商谈后，“南陈北李”相约建党。8月，上海共产党组织正式成立，拟定《中国共产党的宣言》，出版《共产党》月刊，联络北京、长沙、广州、武汉等重要城市相继成立共产主义小组。

毛泽东对十月革命道路的选择和践行，突出地体现在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和对创建政党组织的高度重视。经过几年的努力探索后，毛泽东于1920年下半年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并把这种信仰付诸建党实践。他明确提出要树立起主义的大旗，让人们的行动有方向、有指望：“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新民学会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97页。）这个主义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就是说，他要把先前作为一个学术团体的新民学会，改造成为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的“主义的结合”，一个思想统一、团结战斗的先进政治团体。1921年1月21日，在写给蔡和森的信中，他明确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与此同时，他再次表明反对无政府主义，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5页。）

1921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从一开始就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发展。中共一大提出：要“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如机器、土地、厂房、半成品等，归社会所有”（《“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一），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9页。）。此后，中共多次阐述奋斗目标及其实现路径：要达到“社会的阶级区分”的“消灭”，使“全世界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都得到“解放”；要使“私有财产制度”得以“铲除”，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达到“各尽其能，各取所需”，达到“无阶级无国家”，无剥削无压迫；等等（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115、166、393页。）。这实际上就是依据十月革命经验，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解放中国人民，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三、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道路都是对十月革命道路的坚持和创造性发展

选择走十月革命道路，只是确定了前进方向和基本原则。十月革命道路在中国究竟怎么走，能不能走通，需要在具体实践中探索。经过艰辛曲折的探索，中国共产党终于把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同中国的具体国情创造性地结合起来，探索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又带领人民，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同中国具体国情结合起来，开创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1.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是十月革命经验同中国具体国情创造性结合的成果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相当长时间内，由于理论上、政治上、经验上的不足，总体上是依附共产国际发展，照搬俄国革命模式，没有能够很好地把十月革命经验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从而也就没有形成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遭遇了多次失败。建党初期，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在重大决策上听命于共产国际，行动上按照俄国革命方式，把主要精力放在领导大城市的工人运动上。中国工人阶级尽管斗争性很强但毕竟数量有限，不与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难以对抗强大的封建军阀统治，因而工人运动在经历短暂的高潮之后就遭到军阀的残酷镇压。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进行北伐战争，但是没有努力争取革命领导权，甚至在关键时期放弃了领导权，同时没有很好地支持农民运动，甚至阻挠农民运动，最后遭到失败。土地革命时期，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教条主义地照搬俄国革命道路，不顾中国具体国情，坚持“城市中心论”，阻挠“以乡村为中心”，最后陷入失败而不得不进行长征。

正是在这种曲折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逐步把十月革命经验同中国具体实际有机结合起来，探索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著作，论述了“工农武装割据、建立红色政权”的理论，为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奠定了基础。1929年3月20日，毛泽东起草了《关于攻克汀州及今后行动方针向福建省委和中央的报告》，提出利用国民党新军阀混战的有利形势，在赣南、闽西20多个县的广大农村实行武装割据，建立和发展革命根据地，逐步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态势，最终取得闽、赣、浙三个省甚至全国政权。这个决策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理论的初步形态。1929年4月初，毛泽东在给中央的信中，强调农村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做出“农村斗争是促成中国革命高潮的重要条件”的论断。不久，周恩来接受了毛泽东的思想，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周恩来选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2页。）

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揭示了中国半殖民地社会的特点和中国革命的发展趋势，阐述了通过巩固和扩大红色政权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批评了“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在全国范围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提出要确立“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观念”，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并最终实现全国革命的胜利。正式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理论。随后，毛泽东、朱德等转战赣南闽西，开辟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并于1931年11月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把土地革命推向了高潮。

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的核心。在此前探索的基础上，他撰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新阶段》《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人〉发刊词》等文章，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为标志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理论。正是沿着这条正确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最终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共产党探索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既充分吸取了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又立足于中国具体国情进行创造性发展，是十月革命道路同中国具体实际有机结合的成果。

一方面，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始终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坚持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大法宝”，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对十月革命经验的继承。

另一方面，中国有自己的特殊国情：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已经日益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工人阶级虽然有强烈的革命性但人数很少，虽然是革命的领导力量但却不是主体力量；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农民阶级，新民主主义革命实际上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革命，武装斗争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战争，农民阶级是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和民主革命的主力军。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的重心长期在乡村而不是城市，必须深入农村、武装农民，开展土地革命，等到时机成熟才把工作重心转向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

正如列宁突破了马克思的“中心开花论”“同时革命论”，创造性地提出“边缘突破论”“一国胜利论”并取得成功一样，中国共产党人突破了“城市中心论”，创造性地形成了“乡村中心论”的革命道路并取得成功。

2.中国社会主义革命道路是十月革命经验的创造性继承和发展

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明确提出，要实现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37页。）他当时就讲到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特殊性：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必须要结合中国实际来进行，中国不能像苏联那样直接搞社会主义，而必须先搞一段新民主主义，再以和平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将来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那一次就不用流血了，而可能和平解决”（《毛泽东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62页。）。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三年努力，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胜利完成，中国共产党开始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成功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1956年8月，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上讲道：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历史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其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02页。）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探索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我们创造了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最后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对个体农业，我们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形式。对于个体手工业的改造，一般也是采取合作化的形式。”（《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00页。）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特点，毛泽东曾说过：“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用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在我国的条件下，用和平的方法，即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不但可以改变个体的所有制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而且可以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2页。）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继承了十月革命的基本原则和主要经验，正如刘少奇所说，“中国共产党人把自己所干的事业看成是伟大的十月革命的继续”（《刘少奇选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42页。）；同时，又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进行了独创性的探索。

一方面，像十月革命和俄国开始社会主义建设时的情况一样，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造，也是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指导，推翻了旧的国家政权，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国家政权（在中国以人民民主专政的形式存在），在国家政权的支持和保护下，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把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生产关系改变为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生产关系，在改造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同时，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之后开始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推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全面发展。

另一方面，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又同俄国革命有很大的区别，紧紧立足于中国具体国情和时代特征，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在国体形式上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而不完全等同于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在政体形式上采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完全等同于苏维埃，在政党制度上采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在民族问题上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而不是民族自决制度；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方式，最后对资产阶级进行和平赎买，而不是采取流血革命的暴力剥夺，对于个体农业和手工业采取了循序渐进的合作化的方式，使之逐步走向集体化，而不是采取强迫农民的方式；在改造生产关系的同时，实现对人的改造。可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是一条“和平进入社会主义”的道路。

四、苏联背离了十月革命的原则而最终走向失败

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继承和发展十月革命经验、开始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之时，十月革命的发源地苏联却出现了另一种情况。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共产党和苏联领导人逐步违背了列宁、斯大林的方向，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背叛了十月革命的原则，党和国家日益变质变色，尤其是党的领导层发生了质变，走向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反面，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日益停滞，最终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动荡，发生了制度颠覆和国家分裂，并引发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了严重曲折而进入了一个历史的低潮期。

1.从全面否定斯大林开始，苏联逐渐走向否定共产党的领导

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和后来的苏联共产党，带领人民沿着社会主义道路方向发展前进，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坚定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创建了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使苏联迅速摆脱了落后面貌而成为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世界社会主义大国。特别是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50年代初期，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实现了国家的强盛发展，并战胜了法西斯帝国主义的侵略，捍卫了社会主义制度。虽然斯大林曾经犯过一些严重的错误，但这些错误同他的伟大成就相比是第二位的。正是因为这样，斯大林成为苏联乃至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精神象征和信仰对象，对于社会制度的维护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形成了巨大的精神凝聚力。然而，1956年2月，赫鲁晓夫所做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对斯大林进行全盘否定，一个久负盛名的共产党领袖一夜之间被妖魔化为“独裁者”“暴君”“恶魔”。之后，经过各种宣传机器的不断重复和社会舆论的持续发酵，否定党的领袖逐渐成为一种普遍性的社会心理，这种心理与苏联共产党自身的变质变色汇合到一起，形成了一股批判和否定共产党领导的社会力量。

2.苏联共产党日益背离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原则而变质变向

进入20世纪60年代，苏联共产党开始发生质的变化，党的性质越来越从列宁创造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演变成为社会民主党性质的“全民党”。在党的性质上，作为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赫鲁晓夫提出了“全民国家”“全民党”概念，模糊并逐步取消了苏联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属性，沦为一个一般性的政党组织甚至是社会团体，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日渐脱离，最终导致背道而驰。在组织制度上，严重地践踏了民主集中制的根本原则，赫鲁晓夫自己祭起打破“个人崇拜”的大旗，声称要破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但他自己却在党内实行独裁，不仅不能获得广大民众的认同，就是他的原有支持者也起来反对他。在党内政治生活方面，党内生活越来越陷于混乱，演变成为缺乏原则的恶性派系斗争，赫鲁晓夫的不正常下台就是一个明证。在党的干部方面，党内领导干部腐败现象日趋严重，苏联共产党逐渐堕落成为一个特殊的既得利益集团，党群关系、干群关系陷入对立境地。随着历史的发展，党的领导越来越弱化，社会大众对已经变质变向变色的苏联共产党越来越感到失望，越来越失去信任。

3.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逐步丧失，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公开盛行

从20世纪60年代起，苏联共产党一方面仍然声称继承列宁的遗产，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另一方面又把资产阶级的抽象人道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塞进党的指导思想中，提出“‘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是我党活动的准则”（参见柯雄：《苏联国内资本主义复辟纪事（1953－1973年）》，北京：三联书店，1975年，第249页。），声称要把苏联建设成为“人人幸福”的人道社会。由此，党的指导思想中就出现了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以及反马克思主义多元并存的局面。指导思想的混杂和冲突，必然造成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失去统一的思想政治标准而陷入极度混乱，意识形态领域乱象丛生。在这种情况下，西方敌对势力乘机进行文化意识形态渗透，各种反共产党、反马列主义、反社会主义的思潮，迅速在思想领域蔓延，占领了意识形态阵地，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成为只是写在文件中的空话，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作品在社会上广泛传播，社会大众的认知出现严重错乱，社会信仰体系日益走向崩溃。

4.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严重停滞甚至倒退，社会动荡局面逐步形成

由于苏联共产党本身的变质变向，党的指导思想出现多元化，党和国家的政策决策失去了科学理论的指导，政策选择和制定上呈现多元导向，相互矛盾和冲突。而且，经济社会发展的方针政策，在党内权力斗争连续不断、指导思想发生重大变化、党内特殊利益集团已经产生和发展的情况下，日益脱离人民群众的需要，党的工作出现严重失误，苏联的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严重停滞甚至倒退。在国际上，苏联又推行了大国沙文主义政策，在社会主义阵营内，以老子党自居，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内政横加干涉。这样，本国人民对党和国家政府表示失望，进而开始对社会主义制度丧失了信心，而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内的很多国家也开始拒绝和抵抗苏联的干预。苏联党和国家在国内外遭到了抵制，社会的认同发生裂变，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信仰严重动摇，政局开始不稳，政策开始走向失败，社会动荡局面开始酝酿，并在西方敌对势力的推动下不断发酵。

5.戈尔巴乔夫及其“新思维”把苏联迅速引向崩溃

客观地说，即便是没有戈尔巴乔夫，苏联共产党和苏联国家的崩溃也会发生，因为经过几十年的演变，苏联党和国家已经日益背离了十月革命的原则，变质为非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背离了社会主义原则的国家。当然，戈尔巴乔夫是苏联解体的第一罪人，他作为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却成为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直接策划人和推行者，加速了苏联解体的步伐。戈尔巴乔夫用以代替马列主义的“新思维”理论，实际上就是一种西方化的“普世价值论”，其核心的论点就是“全人类的价值高了一切，全人类利益高于阶级利益”。他所推行的最重要的改革措施就是所谓的“公开性”，主张毫无保留地放开新闻舆论，这种“公开性”成为各种反苏、反共、反马思想严重泛滥的重要推手。他的改革的实质，就是要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彻底否定十月革命的原则，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和经验，他明确提出，“在踏上革命性变革的道路之后，必须毫不犹豫地摈弃自己身上妨碍我们向这一目标前进的过去的桎梏”（《苏联问题资料》，北京：东方出版社，1990年，第2页。），他把十月革命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看作是必须打破的桎梏。正是基于这种颠覆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目标，他在经济领域中取消公有制、实行私有化，在政治领域中推行多党制、议会民主、三权分立、总统制等。

这样，到了80年代后期，已经完全变质变向的苏联领导人，废除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并宣布其非法地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排斥在国家精神生活之外而全面主张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整个社会生活被引向社会主义的反面。在经历了长时期的演变后，人们对苏联共产党、苏联社会制度、苏联领导人已经完全不抱希望，甚至希望其尽快发生变革，精神和行动上的无政府主义已经成为普遍性的社会思潮。于是，在外力推动和内部反对派的打击下，苏联迅速发生巨变，制度颠覆，国家解体，并导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潮。

五、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十月革命经验，开创并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与苏联相反，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继续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十月革命的经验，同时又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和时代特征，成功开创并不断拓宽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当前，中国人民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发展前进，并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了重要经验。

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就提出要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个探索非常艰辛，虽然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也出现了严重曲折。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主义到了一个重大历史关头，需要做出重要抉择：或者是继续沿着“文革”的路子走下去，中国将会越来越陷入封闭僵化状态乃至于经济社会的崩溃；或者是改旗易帜走资本主义的路子，中国将会出现制度性颠覆陷入全面混乱状态；或者是探索一条适应时代特征、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路子，引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飞速发展。在这个重大的历史性抉择面前，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了第三个方案，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几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坚定的信念、勇气和智慧，领导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成功开辟并不断发展完善了在改革开放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胡锦涛文选》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21页。）经过近40年的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已经成熟完善。社会主义中国已经和平崛起，正在走进了世界舞台的中心，在世界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50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继承了十月革命道路的宝贵遗产，这种历史继承性突出地体现为中国共产党毫不动摇地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邓小平明确提出：在20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成一个社会主义强国，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4－165页。）这四项基本原则决不能有丝毫的动摇。几十年来的历史充分证明，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发展之本，指引当代中国发展的根本方向，是一切实践和理论创新必须坚守的政治底线和根本原则。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又是根据中国具体国情和时代特征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枢纽，深度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页。），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又突破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某些论断，从最核心的层次上阐明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奋斗目标。围绕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创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有机结合起来，探索出了一条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基本途径。深刻把握当代中国的具体国情，做出了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开创了在改革开放中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强调改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二次革命，改革开放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

在一定程度上说，百年来中国的道路探索和发展进步，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开创和发展，都是创造性地把十月革命经验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结果，都是对十月革命宝贵遗产的创造性继承和发展。如今，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已经站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我们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断把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新的境界，不断开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1】〔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年。

【2】李慎明主编：《苏联解体：二十年后的回忆与反思》，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3】侯惠勤：《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30年：1978—2008》，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

【4】吴恩远：《苏共丧失执政地位的历史原因——从共产党的先进性考察》，《学习与研究》2006年第3期。

【5】赵智奎主编：《改革开放30年思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编辑：张建刚）

金民卿：唯物史观的时代观与当今时代判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当代中国发展方位的重大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和发展阶段的角度讲的，阐述的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特定阶段及其历史任务，而不是马克思主义所讲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大的历史时代。要全面准确完整地理解和把握新时代，就必须系统掌握唯物史观的历史时代观，以此为根本遵循来判断当今人类所处的大的历史时代及其阶段性特征，同时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和风险挑战作出正确分析。

一、时代观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时代问题是一个大问题，科学准确地把握时代本质及其阶段性特征，是分析现实、判断形势、制定政策、推进实践、创新理论的重要前提。以不同的历史观和判断标准来把握时代，在理论上会得出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在实践上也会产生不同的效果。正因为如此，时代问题历来非常受重视，东西方文化体系以及当今思想理论界中提出了不同的时代划分标准，作出了不同的时代判断。

中国人历来重视修史，并对历史时代划分提出了独到见解，其中在思想史上影响最大的要数“公羊三世说”的时代观。《春秋公羊传》提出，孔子写《春秋》“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据此，董仲舒认为，“《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春秋繁露·楚庄王第一》），初步把春秋的历史归纳为“有见世”、“有闻世”、“有传闻世”三个时代。这个“三世说”只是以孔子修史的文献为依据对时间作出的划分，并没有对“三世”进行价值判断和性质界定。而东汉的何休不仅对“三世”作了时间划分，而且作了性质界定，明确提出了“衰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三世”时代观：“所见者，谓昭定哀，己与父时事也；所闻者，谓文宣成襄，王父时事也；所传闻者，谓隐桓庄闵僖，高祖曾祖时事也……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粗糙，故内其国而外诸夏……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春秋公羊经传解诂·隐公元年》）。自此，公羊学的“三世说”时代观得到较系统的阐述。这种“三世说”时代观在历史上影响深远。晚清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就把它同“小康”、“大同”思想以及进化论思想糅合，提出了以“三世说”为核心的进化论历史观，认为人类社会是变异和进化的，沿着“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演进路径发展。“三世说”的时代观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某些历史现象，并在维新变法时期等特定时期起过积极作用，但它并不是真实的历史现实，更不是科学的历史观和时代观。顾颉刚就曾经批评道：“此三世之说殊难稽信也。事实上春秋时愈降则愈不太平，政乱民苦无可告诉，可谓太平乎？”（《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

西方思想史上也提出过不同的时代判断标准，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时代观。例如，赫西俄德在《工作与时日神谱》中就提出过“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英雄时代”、“黑铁时代”等划分：“黄金时代”的人类虔诚地听从神的旨意，与神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没有生老病死之忧；“白银时代”的人类被降到地上，不如原来幸福，相互争吵不休，强壮但缺乏理智，不知悲伤与快乐；“青铜时代”的人类开始使用青铜工具，身体强壮而心灵残忍，相互之间战争不断；“英雄时代”的人类与半神般英雄们共同生活，力量和智慧接近于神，变得更勇敢和公正，死后进入极乐世界；“黑铁时代”的人类失去神的保护，陷入悲惨生活，社会失序，道德沦丧，弱肉强食。【1】此外，罗马的奥维斯在希腊神话的基础上，把“英雄时代”去掉，提出了“四时代”论。这种根据神话传说而确定的时代划分，当然不是真实的历史。与这种早期依据神话传说而划分的时代不同，黑格尔以人类理性发展程度和状态为依据，创立了客观唯心主义的历史哲学和时代观，划分了不同的历史时代及其代表：处于历史儿童期的东方社会、处于历史青年期的古希腊城邦、处于历史成年期的罗马帝国、处于历史成熟期的欧洲世界等。【2】

以上这些划分，或以神话传说为依据，或以历史现象为标准，或以人类理性发展状态为标准，并没有全面真实地反映人类历史的客观进程和发展规律。

在当今理论界，关于时代的判断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分别体现着不同的内涵。比如，从生产工具的角度认为，人类社会经过了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机器时代、电子时代，现在进入了信息时代；从生产方式和产业形态的角度认为，人类历史经过了渔猎时代、农耕时代、工业时代，现在进入后工业时代；从文明史的角度认为，人类文明发展划分为原始文明时代、农业文明时代、工业文明时代和知识文明时代等。这些说法是从某个学科、某个视角出发对时代的概括，有一定的可取之处。但是，它们对于历史发展中的生产关系特别是阶级关系的分析明显不足，缺乏对历史时代本质的深度把握。我们要科学把握历史时代的深刻内涵，就必须要确立正确的历史观，坚持科学的判断标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及其时代判断标准。

如何准确把握时代本质及其发展特点，如何定位人类历史发展阶段和发展方位，这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同时也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对时代本质和特点的判断，并依据这种判断来制定自己的政策和策略，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正确看待中国所处的历史时代和发展阶段，明确提出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帝国主义时代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此为依据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策和策略，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彻底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又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现状，作出我国处于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的判断，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并根据世界格局的变化创立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指导中国的国际斗争和外交工作。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对时代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作出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两大问题的重大判断，制定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政策和策略，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如今，人类进入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历史时期，资本主义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过长期发展进入新时代，这就要求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要对当今时代本质和特点进行深刻把握，对当代中国发展的历史方位进行新的概括，更好地开展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对此，习近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继承前人的理论创新成果，作出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判断。我们要学懂弄通做实这些重大理论成果，就必须深入理解和把握唯物史观的时代观。

二、唯物史观的社会历史时代观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深刻把握了人类历史的基本规律和发展趋势，创立了分析把握人类历史问题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真正把历史学提升到了科学境界。唯物史观基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客观进程和发展趋势，对于社会历史时代的丰富内涵、判断标准、深刻本质、阶段特征以及不同时代的阶级性内涵等，都有系统全面的分析，形成了科学的完整的时代观。

首先，社会历史时代是一个过程性概念。它是指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形态所历经的整个历史时期，而这个长的历史时期又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

唯物史观中的社会历史时代是一个“大的历史时代”，该时代的进程从其所依据的社会形态取代前一社会形态在人类社会占据统治地位时起，历经兴起、兴盛、衰落，直到其内部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被新的社会形态所取代而不再占据统治地位为止，这毫无疑问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这个长的历史时期是稳定性与变动性的统一。一方面，时代的本质保持着自身的稳定性，在该时代结束之前其本质不发生变化，即这个时代所依据的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形态没有改变。另一方面，该时代在其发展过程中又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而每一个阶段又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例如，资本主义社会时代已经历经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现在正处在现代的资本主义阶段，显示出同过去发展阶段不同的具体特征；社会主义时代也将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当代中国就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有自身的阶段性特征和发展要求，将来还要发展到更高级的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经历了奠基、开创、推进等阶段，如今进入了新时代。

其次，社会历史时代是一个客观性的本质判断。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的社会形态”是判断和划分时代的根本标准，不同时代的本质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

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3】这段话，全面阐述了社会历史时代的丰富内涵，提出了界定社会历史时代的根本标准，抓住了区分不同社会历史时代的根本依据。

分析和把握社会历史时代，不能从神话传说和人为想象、人们的主观认知和情感意志，或者某些人类认识形式出发，而必须从客观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运动及其发展状态来把握和判断；不能停留在历史现象层面，而必须深入时代本质层面，要看到决定这个时代本质内容的是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的社会形态，只有把握了占据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才能明确该社会历史时代的本质；不能仅仅看到历史发展的某些方面、某些环节、某些片段，而要从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以及由这一基础所决定的“经济的社会形态”或“社会经济形态”，全面分析时代的各方面构成要素，完整全面地把握历史时代的全貌。

再次，社会历史时代具有深刻的阶级性内涵。在阶级社会中，历史时代同阶级斗争密切联系，不同时代中总是贯穿着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斗争，并且这种斗争在这个时代的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之后，每个社会历史时代都经历着不同阶级之间的斗争。“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的斗争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的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阶级下解放出来。”【4】

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因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不同，阶级斗争的内容和形式也各有自己的内容和特点。“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社会地位分成多种多样的层次。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主、臣仆、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一些特殊的阶层。”【5】资产阶级时代的阶级斗争，就呈现出与过去的社会历史时代不同的显著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6】。即便是在同一个历史时代，不同阶段上的阶级斗争也会有不同的情况，例如资产阶级时代的工人阶级斗争就存在着一个从分散到联合、从自发到自觉的转变，在不同时期也有暴力斗争、合法斗争等形式。

列宁对于阶级和阶级斗争在社会历史时代判断和分析中的重要性加以突出的强调，直接把阶级关系、不同阶级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与对时代的判断紧密联系起来，他指出：“这里谈的是大的历史时代……我们能够知道，而且确实知道，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7】离开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分析，就很难对时代问题作出真正科学的判断。

最后，社会历史时代与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发展趋势密切相连。每一个社会历史时代都是人类历史螺旋式上升进程中的一个环节，前后相继的时代更替构成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人类历史已先后历经原始社会时代、奴隶社会时代、封建社会时代，现在正处于资本主义社会时代，而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已经出现并不断发展，人类将经过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过渡到消灭阶级剥削、压迫与阶级斗争的共产主义社会时代。这里的每一个时代都构成了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有机环节，这些时代的演进和更替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新的历史时代取代旧的历史时代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对此，马克思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8】

当然，唯物史观的社会历史时代更替揭示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总体趋势。在具体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某一社会历史时代的反复和曲折是经常发生的。例如，资本主义在确立自己统治地位的过程中，就出现过多次封建主义复辟的情形，法国在大革命之后就发生过几次帝制复辟；而社会主义在1917年十月革命后曾经获得过繁荣发展，但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也出现了重大曲折，发生了苏东剧变。

同时，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总体趋势和普遍道路，并不排除在历史发展的某个阶段上，某个国家、某个民族、某个地区可以出现跨越发展，走出具体的、特殊的道路。例如，中国就没有经历过完整的资本主义社会时代，而是在特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经过长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时代，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如今正沿着这条道路开拓前进。

三、在大的历史时代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唯物史观的时代观，为人们科学准确、全面客观地把握时代本质及其阶段性特征提供了根本标准和基本遵循。我们要依据这个科学的时代观，准确判断当今人类所处的历史时代及其阶段性特征，对当代中国发展的历史方位作出全面准确的把握。

首先，当今人类处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占统治地位并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大的历史时代。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9】的重大判断。列宁也提出我们处于一个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大的历史时代”。从时代的根本性质和人类历史进程来看，马克思和列宁的判断并没有过时，当今人类依然处在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时代，并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

从社会生产力来看，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依然强大，当今世界的核心技术创新成果、技术创新的科学思想和科学理论，主要出现在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从生产关系和社会治理来看，资本主义国家的自我调整能力依然比较强，还能够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进行体制性修复，通过加大政府宏观管理获得新的生机；通过改革金融业特别是加强监管，使金融体系服务于实体经济，促进经济增长；通过削减公共债务来解决社会问题；通过改革税收制度来缩小贫富差距。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容纳新生产力的空间仍然存在，彻底冲破现有生产关系的条件尚未成熟，资本主义社会时代彻底终结的时刻尚未到来。

从控制世界经济政治秩序和转嫁、转移、转化危机的能力来看，资本主义国家获得经济发展和制度延续的条件依然存在。一方面，资本主义总是通过经济政治和军事手段导致世界的资本主义化，“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0】，当今世界经济政治秩序的规则制定和解释权基本上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掌控。另一方面，先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国家总是限制后发展国家的独立发展，把后者作为其谋取利益的附庸，“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1】。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选择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要么根本发展不起来，要么即使获得某种程度发展也无法摆脱大国控制而难以自主，而一些为了捍卫独立和自身利益的国家则总是受到各种名义的制裁而陷入封闭混乱境地。

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决定了它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而且这种危机还会随着历史发展而日益严重，资本主义发展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已经演变成为全面的经济和社会危机，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陷入低迷、治理陷入困境、政党相互倾轧、社会族群撕裂、民主日益困顿、恐怖事件频发。正如习近平指出：“许多西方国家经济持续低迷、两极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加深，说明资本主义固有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但表现形式、存在特点有所不同。”【12】这些阶段性特征再次证明了“两个必然”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资本主义社会时代必然要经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最终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时代。

其实，资本主义时代从一开始就伴随着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十月革命胜利使社会主义从科学理论走向制度实践，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嵌入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世界格局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出现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迅速发展，世界呈现出两种制度在斗争中长期并存、两种意识形态长期交锋、两种力量消长变动的局面。当然，社会主义运动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爆发的苏东剧变使社会主义运动遭遇了严重曲折。今天，虽然中国、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取得了重大成就，但“资强社弱”依然是客观现实，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在同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对比中不占据统治地位，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本质没有根本改变。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大的历史时代中经过长期发展进入了新时代。

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谷的过程中，中国坚定地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艰辛探索、开拓前进，经济、科技、国防等方面实力已经进入世界前列，国际地位得到空前的提升，以崭新姿态走上世界舞台中央，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感召力和塑造力日益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一个划时代的重大历史事件，对于中华民族发展、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人类文明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繁荣发展，必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和生态文明实现新的跃升，推进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促进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进一步增强中国人民的“四个自信”，凝聚起团结奋进的力量，使实现中国梦的基础更加雄厚、道路更加宽广、保障更加有力、精神更加振奋、力量更加强大。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时代开辟了一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纪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迅速发展并进入新时代，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有力地回击了形形色色的“共产主义失败论”和“社会主义低潮综合症”，充分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取得新的伟大胜利，科学社会主义必将获得更多的支持和拥护，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也必将迎来自己的伟大复兴。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时代开辟了一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新纪元。

中国成功实现了市场经济体制优势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经济快速发展与保持社会稳定、实行对外开放与维护独立自主的有机统一，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跨越，走出一条非资本主义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有效破解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难题，开辟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多元化道路，打破了一些国家对西方现代化路径的依赖和膜拜，为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独立自主性的国家和民族，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新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时代开辟了一个人类文明发展的新纪元。

最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然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任何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形态都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并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本质，资本主义日益陷入衰落的时代特征，社会主义正在走向复兴的时代现实，决定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将长期存在，较量异常尖锐复杂，在特定条件下会集中爆发。在此历史背景下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然面临着重大的时代责任和风险挑战。

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必须要致力于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更好地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带来更加光明的前景，增强人民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信心。这是重大的历史责任，需要付出更加艰辛的努力。

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日益增强，极大地遏制了资本主义列强的霸凌行为，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感到巨大威胁，对中国的繁荣发展愈发忌惮，加大从经济、军事、政治、文化等方面对中国进行围攻，力图遏制中国发展的势头，中国越来越遭到来自西方敌对势力的全方位打压，面临着“颜色革命”、西化分化甚至被侵略的危险。这是大的历史时代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必然面临的严峻挑战。

为此，我们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开展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在国内，要同一切妨碍改革发展、妨碍国家治理、妨碍党的领导的思想和行为进行斗争，牢牢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统揽“四个伟大”，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胜利，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国际上，要同一切挑战我国制度安全、政权安全、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思想进行斗争，坚决打击国内外反动势力发动的颠覆活动，揭穿“普世价值”的虚伪性，揭露、预防、反对各种“颜色革命”的图谋，果断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维护国家政权、社会安定、繁荣发展；积极掌握国际交流的主动权，推动中国思想理论走出去，在世界上发出中国的强大声音，坚决反对文化霸权和意识形态渗透，积极进行国际舆论斗争和网络意识形态斗争，打破西方和平演变的图谋；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共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善于、勇于打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垄断国际规则、控制国际话语权的局面，从国际事务中规则的被动遵循者变成主动制定者，争取在处理国际事务和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引领力；同时，坚守底线思维，捍卫国家主权，随时做好应对各种局部战争的准备。

注释：

【1】〔古希腊〕赫西俄德著，张竹明译：《工作与时日神谱》，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2】〔德〕黑格尔著，潘高峰译：《黑格尔历史哲学》，九州出版社1991年版。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1～592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32页。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页。

【7】《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1页。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2页。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页。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页。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页。

【12】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4页。

（作者：金民卿，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文章

康晏如：逆境中前行的哈萨克斯坦共产主义人民党

苏联解体后，原苏联地区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了相似的发展轨迹，经历了全面被禁、重建崛起、挫折分裂、重新整合等进程。但在共同的趋势下，由于历史传统、强总统政治格局、地缘政治博弈等因素的影响，中亚的社会主义运动表现出自己的独特性。目前中亚五国中，哈萨克斯坦共产主义人民党（以下简称哈共人民党）是唯一进入国家议会的共产主义组织，在理论发展、组织建设、竞选实践和议会斗争中的表现值得关注。

一、哈萨克斯坦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与哈共人民党的成立

1991年9月7日，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以下简称哈共）召开第18次非常代表大会，决定从苏共分离并在原组织基础上成立社会主义党。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党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代之以“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该党不久之后就在哈萨克斯坦的政坛销声匿迹。一部分原来的共产党员积极分子并不同意更改党的名称和性质，很快在阿拉木图成立了旨在重建哈共的组织委员会。1991年12月，哈共召开第19次代表大会，即哈共重建大会，否决了第18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通过了新的党章和纲领，强调对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坚持。然而由于哈当局拖延，直到1994年，哈共才得以在司法部正式注册。

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哈共一直是哈萨克斯坦重要的反对党。在1995年和1999年的议会选举中，哈共分别有2名和3名候选人进入议会。在1999年的总统选举中，哈共推出的总统候选人即当时的哈共第一书记谢·阿布季尔金（СерикболсынАбдильдин）赢得12％的选票，名列第二，至今仍是哈萨克斯坦反对党最好的选举成绩。【1】哈共坚定的反对派立场引起了当局的打压，是日后哈共衰落的重要原因，但哈共自身存在的策略性失误为组织分裂埋下隐患。哈共非但未与工会、青年组织、退伍军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结成联盟、建立大规模的左翼运动，反而更接近右翼资产阶级的反对派。1999年，阿布季尔金成为哈萨克斯坦民主力量论坛的联合主席，该运动的大多数成员都具有明显的右翼倾向。【2】进入21世纪，哈共与当时哈萨克斯坦最大寡头穆·阿布利亚佐夫（МухтарАблязов）组建的哈萨克斯坦民主选择党结成政治联盟。2003年12月，哈萨克斯坦议会副主席兼民主选择党的创始人之一托·托赫塔瑟诺夫（ТоленТохтасынов）被接纳为共产党员，同时当选为哈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央书记。2004年7月27日，哈共与民主选择党举行联合代表大会，决定组建统一的选举联盟——“共产党和民主选择运动的反对派”参加议会选举。哈共与右翼资产阶级反对派的联合使自己处于对外来意识形态的依附地位，引起了哈共内部的分裂。2004年，12名不赞成与民主党派结成联盟的中央委员宣布退出哈共，成立哈萨克斯坦共产主义人民党，约有1.5万名共产党员转移到哈共人民党。2004年4月，哈共人民党举行成立大会，同年6月在哈司法部成功注册。【3】

哈共的分裂和哈共领导人有争议的行为导致哈共权威急剧下降。在2004年9月的议会选举中，哈共和哈民主选择党结成的反对派联盟仅获得3.44％的选票，没有代表进入议会。【4】哈共与寡头势力的联合引起了哈当局的排挤和打压。2011年10月，哈共被指责参加未经登记的反对派——人民阵线党的活动，根据阿拉木图市跨行政区域法院的裁决，哈共活动被暂停6个月。2012年4月，哈共官方出版物《哈萨克斯坦真理报》被指责违反了出版周期，对哈共活动的禁令又延长了6个月。2015年，哈当局对哈共党员人数核查后宣称，哈共党员实际人数不足4万人，与对外宣称的数字不匹配，不符合注册政党的要求。【5】直到今天，哈共仍未恢复合法地位。

新成立的哈萨克斯坦共产主义人民党的政治立场为建设性反对派。哈共人民党成功融入了哈政治体系，在2012年和2016年的国家议会选举中均有7名代表进入议会。目前，哈共人民党中央领导实行三人负责制，不设第一书记，党员规模约为10万人，拥有1868个基层党组织、178个区委员会、33个市委员会、14个州委员会和2个直辖市委员会（阿斯塔纳和阿拉木图）。【6】

二、哈共人民党的理论主张

（一）党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与主要目标

哈共人民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认为科学共产主义奠基人马克思恩格斯以历史经验为依据，提出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从理论上证明人类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必然性。

哈共人民党把自己定位为哈萨克斯坦公民的自愿联合组织，是被剥削工人、失业者、退休人员、青年和其他渴望实现社会正义、自由公平和真正人民政权的先锋队。

哈共人民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同时在纲领中规定：党员群众是党的基础和权力的来源，党员群众的优先关注最为重要；党应从最基层开始制定党的战略与策略、起草决议、监督决议的执行及消除执行过程中的错误；党决议的执行和党组织工作的正常运转需要依靠集中制。

哈共人民党利用一切合法的政治斗争手段与所有旨在改善劳动人民生活状况、加强劳动人民团结的进步力量广泛结盟。哈共人民党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政党，主张各民族团结友爱，尊重世界所有民族和哈萨克斯坦各民族的民族尊严、民族语言和民族传统。哈共人民党致力于与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组织积极合作，积极参与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

哈共人民党的主要目标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在经济领域，加强国家和国家所有制在经济中的作用，发展多种形式的所有制，发展中小企业和工人合作社；在政治上，主张人民对国家各级权力实施监督，实现真正的人民政权，促进社会公正，公正评价每个人的社会意义及其社会贡献；在社会领域，公民应享有体面的工资、免费的教育和医疗保障、负担得起的住房，国家侧重对儿童、退伍军人和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发展爱国主义，尊重历史文化和国家传统；在民族问题上，巩固哈萨克斯坦人民的团结统一，各民族和各民族语言享有平等发展权利。最后，哈共人民党主张在与现代生产力水平相符的科技成就和进步实践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为高质量的生活和个人全面自由发展而奋斗。【7】

（二）对苏联解体原因及社会主义发展前景的认识

哈共人民党充分肯定苏联取得的成就，认为苏联消除了人对人的剥削，基本上实现了人的劳动权、休息权以及免费的教育、医疗、住房及养老。苏联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克服了沙皇俄国特别是民族边疆地区的落后状态，建立了新的历史共同体——苏维埃人民，并在经济、科学和文化等领域领先世界。苏联在卫国战争中的历史性胜利，把人类从法西斯主义的奴役中拯救出来，对全世界的进步产生了巨大影响，促进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和殖民主义的崩塌，令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取得了进步。苏联所取得的这些成就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中断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前进步伐。在分析苏共垮台的原因时哈共人民党认为，苏共和各加盟共和国党组织中领导层的叛徒们对此负有重大责任，但同时也存在其他不可忽视的原因。第一，苏共领导人奉行教条主义，在理论上停滞不前，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创新发展，并在缺乏深度理论支撑和科学论证情况下贸然进行改革。第二，党内民主被破坏，来自基层的批评被忽视，缺乏实现党员群众意志的机制，党员群众的创造性被遏制，这导致普通党员和基层组织随波逐流、消极被动。第三，干部的培养、教育和任命体系存在严重缺陷，上级任命干部制度的封闭性导致党的精英和党的机构脱离普通党员和劳动群众。

尽管承认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存在各种问题，但哈共人民党仍认为苏联社会本质上不存在足以导致其灭亡的对抗性矛盾。哈共人民党强调，苏联社会具有的矛盾是可以被克服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苏联完全可以继续社会主义事业，苏维埃国家的崩溃也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失败。今天，虽然“回到苏联”已经不在议事日程，但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模式已经在世界占据了重要地位，新的社会主义制度蕴含着比资本主义制度更强大的力量，中国、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在保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同时，在激烈的竞争中击败了传统敌人。社会主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发展后，社会主义因素已牢固地嵌入许多国家的制度中，甚至可以说，十月革命开启了其他所有国家的社会主义之路。【8】

（三）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认识与批判

1.21世纪的资本主义陷入系统性危机

哈共人民党认为，20世纪的资本主义利用科技进步成果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某些因素，剥削第三世界的人民及资源，暂时克服了（但没有消除）其固有的对抗性矛盾，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在21世纪，资本主义世界已处于系统性的危机状态，这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趋势：当代资本主义进入后工业发展阶段和全球化时代，跨国公司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和金融的主导者，社会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因贫穷、无权和发展不平衡造成大量难民涌现，资本主义世界无力解决这一问题；全球计算机化，电子媒体让反动势力可以操纵社会意识，建立信息专政，这将从根本上侵蚀人类文明；核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导致后果难以估计的全球性威胁，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导致环境灾难频繁暴发。【9】

2.产业工人的衰落

哈共人民党指出，当代资产阶级的主要统治工具已不仅是占有物质生产资料，还有对信息技术、信息生产和信息传播工具的占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断采用新技术发展生产力，结果较少的人从事工业生产就可以满足全社会的商品需求，而服务业和信息产业资本密集、从业人数庞大，已经逐步从附属性、服务性行业转变为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经济领域。哈共人民党认为，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队伍日益缩小并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将逐步消失，新的后工业时代的主要受剥削对象是生产信息的雇佣劳动者，他们不拥有生产资料，仅仅出售自己的智力。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产业和农业工人逐步并且绝对地减少，逐渐丧失自己的阶级意识和主体性，从一个主要阶级变成一个社会阶层。后工业社会社会主义运动的主导力量将不再是产业工人，而是信息的生产者。【10】哈共人民党的这种观点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资本主义出现的新变化，但却把“产业工人”狭隘地理解为体力劳动者，没有看到随着全球分工的变化，工人阶级的社会构成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既包括传统的体力劳动者，也包括信息时代数量众多的脑力劳动者、知识分子和服务业从业人员。信息社会中人类生产方式的改变只是科技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表现，无论哪一种生产方式，都离不开生产实践的工人阶级。

3.共产主义运动进入合理性阶段

哈共人民党指出，资本主义没有未来，只有能够协调各国人民利益、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共产主义思想才能拯救人类。世界正在向左转，共产主义思想的准备和实施进入了合理性阶段。中国、古巴、老挝、越南等国正在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在考虑自己文化传统和发展水平的同时，创造性地发展了共产主义理论与实践。社会主义思想正逢春，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全球变化将继续，共产党人不能任由资本主义长期野蛮存在而袖手旁观。【11】

（四）对本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

1.哈萨克斯坦社会经济与政治现状

哈共人民党认为，苏联解体导致原来各加盟共和国在历史上形成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联系中断，主权和独立并未改善哈萨克斯坦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脱离苏联统一经济体系的哈萨克斯坦经济处于十分严峻的状况，全民财富在私有化的口号下被盗走，工业和农业衰退，科技落后日益严重。外国资本大肆收购哈萨克斯坦的自然资源，国家成为国际垄断组织的原材料附庸，隐性收入（石油美元）则被少数人窃取。哈萨克斯坦的政治体制让总统权力不受限制，议会缺乏足够的权力，法院、检察官、执法机构不能保护人民，仅为当权者服务，选举制度需要进行质的改变。苏联社会主义时期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遭到破坏，科学、文化和人的精神道德逐渐退化，西方个人主义被强加给社会，腐败、犯罪、吸毒、卖淫猖獗，苏联时期彻底根治的疾病卷土重来。虽然哈萨克斯坦社会在苏联解体后保持了相对的稳定性，但社会不满情绪在滋长，社会紧张局势逐渐加剧。社会发生严重分化，一边是靠掠夺人民形成的一小撮富人，另一边则是千百万的穷人。正在形成的商业、金融资产阶级与国家官僚沆瀣一气，各个集团争夺资产的斗争在加剧。工人被排除在生产资料之外、沦为无产阶级，失去生存手段的农民正逐渐消失。知识分子在当局的压力下非政治化，物质和精神状况堪忧。青年人看不到前途和理想，退休者艰难度日。【12】

哈共人民党指出，如果没有积极反对派的存在和整个社会的团结统一，哈萨克斯坦的统治精英无法解决国家所面临的重要问题，无法使国家走上进步和繁荣之路，无法确保人民享有体面的生活。只有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才能克服贫困，阻止国家进一步沦为帝国主义的原材料附属国。

2.哈共人民党在当前阶段的任务

哈共人民党认为，在当前的局势下，作为建设性反对派政党的主要任务包括：在政治上组织政治斗争，为建立真正的人民政权创造条件，向权力机关施加压力，防止其采取任何可能恶化劳动人民生活、损害其政治和社会权利的措施，建立强大的中左翼政治力量联盟，组建联合政府，夺取代议制权力机关的多数席位；经济上在科学计划与管理、资源节约技术的使用以及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基础上提高生产力水平；在意识形态领域，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以及进步社会思想，在公民中形成赞同党的纲领目标的政治意愿；在社会领域恢复免费的教育、医疗与养老保障，人民享有劳动、休息和住房权，优先关注科学、文化、精神和道德状况，培养青年的爱国主义情感、对本国人民命运的责任感和正确的历史观，巩固各族人民的兄弟友谊。【13】

为了完成上述任务，哈共人民党将采取以下活动方式：通过参加民主选举、通过新闻传媒等平台宣传自己的思想与纲领主张；加强党对社会生活各领域的影响，积极寻求妇女、退伍老兵组织加入争取社会公正的斗争；积极参加工会工作，并与工会一起促进旨在捍卫劳动者经济与社会利益的工会运动；特别关注青年工作，在青年问题的解决上给予他们精神、组织和政治上的支持，尽最大能力资助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的工作，宣传和发展少先队运动；在利益、政治、社会目标一致的基础上，在互助合作和集体主义基础上与所有民主运动建立关系，致力于克服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不团结和分裂状态，争取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联合，争取劳动人民的团结，支持所有民主力量在共同思想、道德和政治基础上团结统一。哈共人民党认为，党的主要武器是共产主义思想和话语，党不会掩饰自己的意图，也不畏惧困难。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党要寻求和依靠人民的支持，当劳动人民意识到自己的作用和意义后，将不可避免地与哈共人民党站在一起。党深信，哈萨克斯坦的国家利益和社会发展与民主改革、社会现代化、人民政权的实现，即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有机地联系在一起。【14】

三、哈共人民党的实践探索

（一）积极参加议会选举与总统选举

哈共人民党在2012年和2016年的哈萨克斯坦议会选举中，得票率都跨过了7％的“门槛”，均有7名代表进入议会，并组建了“人民的共产党员”党团，较成功的选举结果与哈共人民党采取的正确的竞选策略不无关系。在2016年的议会竞选中，哈共人民党根据国内现状，在所有选区都发起了“门对门”运动，深入工人、家庭妇女等普通群众中，挨家挨户散发传单，口头阐述自己的主张。哈共人民党还举行了235场公共活动，其中重点是与各行各业的劳动团体举行见面会。为了吸引青年，在一些城市举行了滑翔伞飞行活动，并把党旗图案印刷在滑翔伞上，引起了青年关注。竞选期间，哈共人民党共有6000名党员积极分子参与活动，散发了250万张传单、50万张海报、15万份宣传手册和4.7万份党报——《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人》。【15】哈共人民党还利用线上资源积极宣传，在其官方网站发布了85篇主题文章，制作了30则宣传视频，并在互联网和社交网络上展开积极的宣传工作，尽一切可能使大多数选民熟悉党的选举计划。在整个运动期间，至少有10万名用户访问、评论了哈共人民党的脸书。哈共人民党还与电视频道积极合作，播放168次党的宣传视频。【16】

除了议会选举，哈共人民党认为积极参加总统选举也是扩大党的影响力的重要途径。在2005年、2011年、2015年和2019年的哈萨克斯坦总统选举中，哈共人民党都推出了自己的总统候选人，得票率分别为0.34％、1.74％、1.61％和3.116％。【17】2019年6月总统大选过后哈共人民党召开会议，对总统选举初步结果进行了说明，表示选举是公开、透明和自由的，承认选举结果。哈共人民党的总统候选人艾哈迈德别科夫还对哈萨克斯坦新当选总统卡瑟姆－若马尔特·托卡耶夫（Касым－ЖомартТокаев）表示祝贺，指出“选举结果不意味着党的失败，党为下次议会选举积累了力量与经验，竞选是对党组织的又一次考验”。【18】

（二）开展议会内工作，解决社会实际问题

哈共人民党称，“人民的共产党员”党团在议会工作的本质是及时、清楚地反映社会面临的未解决的问题。【19】目前为止，该党团在立法层面以维护哈萨克斯坦人民的广泛利益为出发点，就贫困、分配、土地等问题汇编了200多项影响生活各个领域的提案。【20】

哈共人民党中央书记科努罗夫指出，贫困已成为哈萨克斯坦一个严重的经济问题，但当局对此没有足够的重视。一方面，官方宣称自2007年以来哈萨克斯坦的贫困人口数量一直在减少，贫困人口的比例仅为2.5％，甚至低于欧美【21】；另一方面，人们的实际收入和消费水平最近几年一直在下降，这是自相矛盾的。有消费能力需求的减少迫使制造业企业减产，进而导致新一轮的减薪，哈萨克斯坦实际上陷入了“低收入陷阱”。目前的社会指标体系扭曲了贫困的真实面目，应该根据社会实际消费支出修改过时的生活成本计算方法，进而根据生活成本重新计算哈萨克斯坦的贫困水平。“人民的共产党员”党团在议会内提出了一套旨在消除贫困和刺激消费者对国内产品需求的计划，以期对实体经济产生乘数效应。

改善哈现有的分配制度是哈共人民党在议会中的另一主张。科努罗夫指出，哈萨克斯坦贫困的原因之一是无效的分配制度。虽然哈萨克斯坦是个富裕国家，但财富很少。由于分配制度无效，该国财富的增加并没有为97.6％的公民带来任何福利，人口的贫困导致哈消费市场紧缩、商业活动低迷，所有这些共同导致社会紧张和抗议情绪的增长。【22】哈共党团认为改变国民收入分配制度的需求日臻成熟，并在议会内多次提议对奢侈消费征收附加税，加强对准国有部门、商业银行等金融流动的控制。

哈共人民党反对土地私有化，并且是第一个抗议将土地出售给私人及外国公司的抗议者。科萨列夫指出，哈萨克斯坦独立之初就形成了所谓的土地交易的市场方法，这与哈萨克斯坦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完全冲突。土地不能成为招标和私有化的对象，哈萨克斯坦的市场原则尚未成熟到所有者对社会负责的程度，土地作为创收的对象很容易成为交易、剥削和攫取利益的工具。【23】哈共人民党要求政府立即整顿土地资源的使用，哈前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成立了一个特别工作委员会研究土地问题，并宣布暂停执行《土地法》和相关规定。

哈共人民党在议会的主要提议还包括改善经济结构，发展农业，建立农工综合体，从战略上把农业出口列入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24】改善税收制度，实施累进个人所得税，提高超额利润税率，显著增加奢侈品消费税【25】，为穷人引入社会优惠券的提议也成为共产党的一项主动行动。关于公共事业费用的增长，哈共人民党认为，公共事业的支付成本不应超过家庭总收入的10％。【26】哈共人民党还开展了“尊重不尊重”运动，反对大肆更改以卫国战争英雄和苏联劳动英雄的名字命名的城市景点，倡导保留苏联街道名称和苏联时代的纪念碑，以此保存历史记忆。在哈共人民党的倡议下，慈善活动“上学之路”得以展开，该活动旨在支持哈萨克斯坦贫困学生能够有机会受到教育。【27】

四、哈共人民党发展道路的启示与面临的困境

哈共人民党在整个中亚共产主义运动挫折不断、困难重重的背景下，总结独立以来本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结合时代发展，努力建设符合现代条件的新型政党，并且在议会选举中采取了适宜的策略，取得了较好成绩，成功融入了哈政治体制，利用各种方式不断推进和扩大自身的政治影响，成为整个中亚地区影响较大的共产主义政党，其发展道路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第一，始终坚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哈萨克斯坦共产党的衰落表明，与意识形态外来势力结盟会对共产党的立场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这既适用于与右翼资产阶级反对派的合作，也适用于共产党对统治政权的支持。尽管共产党可能从这种结盟中获得短期政治利益，却从根本上侵蚀了自己的社会基础。哈共与右翼资产阶级势力的结盟是哈共分裂的直接原因，也是哈共人民党与哈共的根本性分歧所在。

第二，始终以群众利益为基础制定党的政策，开展党的活动。与其他一些走议会道路的共产党组织专注于议会斗争、忽视议会外活动不同，哈共人民党始终保持了与群众直接对话的良好传统。从哈共人民党的议会内提议和议会外活动可以看出，该党的各种倡议并非诞生于政治家的办公室，而是通过深入群众调查、了解民间疾苦得出的。哈共人民党指出，从始至终党的唯一战术就是向人民表明，在当前的意识形态下，坐以待毙是不能保护自己利益的，必须团结一致维护自己的权利。党希望自己的倡议不仅是一整套愿望，还是可以改变哈萨克斯坦人生活的具体计划。【28】当然，广泛的分支机构也为该党与群众直接对话创造了条件。哈共人民党在全国14个州以及两个直辖市——阿斯塔纳和阿拉木图均有自己的分支机构。哈共人民党的接待员定期在州委接待来访者，倾听民众意见，在各地定期举行包括抗议集会、快闪行动、听证会和民意调查在内的公共活动。直接与群众对话已经成为哈共人民党的标志。

第三，始终注重党的建设，根据新的时代条件调整党的活动方式，提升党的战斗力。原苏联地区各国的共产党，很大一部分是苏共在各加盟共和国分支机构的继承者，在组织原则、组织结构与干部选拔制度上往往也袭承了苏共。一方面，这一度让这些共产党成为本国组织结构最为完善、动员能力最为强大的政党；另一方面，在多党制条件下，权力高度集中于党的上层或个别领军人物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党应对新挑战的能力，不能及时针对变化了的国内外日常调整策略、扩大影响。哈共人民党在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同时，强调党员群众优先原则和网络化建党原则，力图防止党的官僚主义化，以期能够预测社会实际发展趋势，及时应对新挑战。同时，这也是哈共人民党规模得以迅速扩大、党员构成年轻化取得一定成效的重要原因。

应该看到，目前哈共人民党的这种良好发展态势是相对的和不稳定的。首先，哈萨克斯坦独立后在政治体制上逐渐形成了超级总统制，总统权力高于议会和司法，议会权力被严重限制。其次，与议会第一大党“祖国之光”人民民主党（占据了议会下院98个席位中的84个【29】）相比，只有7个席位的哈共人民党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自己的政策主张值得怀疑。最后，作为建设性反对派，该党与所有走“议会道路”的共产主义政党面临着一个共同问题，即在现有政治体制框架内，如何在坚持共产主义思想路线、捍卫广大劳动群众利益的同时，处理好与执政当局的关系，争取在一个较有利的政治环境中开展工作，维护自己的合法活动空间。与2012年相比，在2016年的议会选举中，哈共人民党的竞选纲领出于竞选策略的考虑，没有激烈批评执政当局，选择支持国家的政治进程，称自己为“国家可靠的伙伴”，并指出党的政治活动的主要任务之一是“为国家倡议提供全方位的支持”等。哈共人民党的这一竞选纲领遭到其他一些共产党的批评，如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指责这一纲领并非“共产主义思想”。【30】这一现象折射出该类型政党所面临的两难选择。

此外，苏联解体近30年，解体初期哈萨克斯坦社会出现的怀旧情绪基本消失殆尽，历史遗留的并在独立后得到强化的社会部落结构以及激进伊斯兰思想的渗透都对哈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消极影响。在政治现实中，哈共人民党候选人赢得总统大选、哈共人民党赢得议会多数席位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只有坚持不懈长期斗争，并根据国内外局势不断调整自己的策略和战略，哈共人民党才能争取到更广泛人民群众的支持，不断扩大自己的队伍规模和政治影响，分阶段分领域地实现自己的政策主张。

注释：

【1】С.В.Кожемякин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едвижениевСреднейАзиииКазахстане（с1991г.понашидни）.Просвещение，№4（99）2017.

【2】Форум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ихсилКазахстананадеетсянаконструктивныйдиалогсвластью.https：／／www.neweurasia.info／archive／1999／ka＿press／12＿22＿Opp0355.htm.

【3】Байгапо－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ВладиславКосаревиТоленТохтасынов.https：／／zonakz.net／articles／8668.

【4】Резолюцияобщегособрания（форума）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йоппозицииКазахстана.https：／／zonakz.net／articles／24947.

【5】С.В.Кожемякин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едвижениевСреднейАзиииКазахстане（с1991г.понашидни）.Просвещение，№4（99）2017.

【6】刘淑春等：《独联体国家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87页。

【7】Программа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народнойпартииКазахстана.https：／／comparty.kz／ru／about／programma.

【8】Модернизированныйсоциализм－будущеечеловечества.https：／／pkzsk.info／modernizirovannyj－socializm－budushhee－chelovechestva／.

【9】Программа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народнойпартииКазахстана.https：／／comparty.kz／ru／about／programma.

【10】参见刘淑春等：《独联体国家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96页。

【11】Модернизированныйсоциализм－будущеечеловечества.https：／／pkzsk.info／modernizirovannyj－socializm－budushhee－chelovechestva／.

【12】参见刘淑春等：《独联体国家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99～400页。

【13】Программа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народнойпартииКазахстана.https：／／comparty.kz／ru／about／programma.

【14】Программа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народнойпартииКазахстана.https：／／comparty.kz／ru／about／programma.

【15】Пресс－службаКНПК.https：／／comparty.kz／ru／partijnaya－zhizn／vybory－2016／24936－press－reliz－26.

【16】Пресс－службаКНПК.https：／／comparty.kz／ru／partijnaya－zhizn／vybory－2016／24936－press－reliz－26.

【17】С.В.Кожемякин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едвижениевСреднейАзиииКазахстане（с1991г.понашидни）.Просвещение，№4（99）2017.

【18】Пресс－конференцияпо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ымрезультатампрезидентскихвыборов.https：／／comparty.kz／ru／smi－o－knpk／64778－press－konferentsiya－po－predvaritelnym－rezultatam－prezidentskikh－vyborov.

【19】Взащитународа.https：／／pkzsk.info／v－zashhitu－naroda／.

【20】ОльгаКарташёваКоммунистыхотятсоциальныхреформ.https：／／pkzsk.info／kommunisty－xotyat－socialnyx－reform／.

【21】Добропожаловатьвреальныймир.https：／／pkzsk.info／dobro－pozhalovat－v－realnyj－mir／.

【22】МаргаритаНикитинаУрокиделения.《КоммунистКазахстана》，№33（442）Декабрь，2017.

【23】《Декрет》оземлеинетолько.https：／／pkzsk.info／dekret－o－zemle－i－ne－tolko／.

【24】АйкынКонуровНадеждатольконасело.https：／／pkzsk.info／nadezhda－tolko－na－selo／.

【25】Депутатскийзапрос.https：／／pkzsk.info／deputatskij－zapros－2／.

【26】ОльгаКарташёваКоммунистыхотятсоциальныхреформ.https：／／pkzsk.info／kommunisty－xotyat－socialnyx－reform／.

【27】ОльгаКарташёваКоммунистыхотятсоциальныхреформ.https：／／pkzsk.info／kommunisty－xotyat－socialnyx－reform／.

【28】ОльгаКарташёваКоммунистыхотятсоциальныхреформ.https：／／pkzsk.info／kommunisty－xotyat－socialnyx－reform／.

【29】《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选举最终结果公布》，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6－03／23／c＿1118410561.htm。

【30】ОпредвыборнойпрограммеКНПК.http：／／rkrp－rpk.ru／2016／03／16／о－предвыборной－программе－кнпк／.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康晏如：苏联经济危机的谎言与真相

从1991年苏联解体前至今，关于苏联经济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就已经走向崩溃的观点，关于苏联经济体制无法改革只能摧毁的说法层出不穷，且逐渐演变为不容置疑的事实。这种观点坚持把苏联解体主要原因看成是“苏联体制”的危机，认为戈尔巴乔夫接手的苏联已经病入膏肓，无可救药。戈尔巴乔夫的“责任只能是直接意义和浅层次上的，是表面性的，属于导因性质”。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结论。俄罗斯学者卡拉－穆尔扎通过对戈尔巴乔夫改革政策的分析和苏联1985年前后主要经济数据的对比，得出结论，苏联经济在1985年以前并没有发生崩溃，也不具备经济危机爆发的特征，相反，正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一系列去苏维埃化的政策决议导致了苏联经济的恶化和随后的崩溃。

一、制造谎言和传播谎言的人

卡拉－穆尔扎认为，20世纪80年代，苏联改革者坚信：“苏联经济体制无法得到改善，只能尽快通过破坏的方法来加以消灭，否则灾难和崩溃将不可避免。”这种观点的背后显然隐藏着阴暗的政治目的和经济目的，为此必须对公众意识形态进行有意识的改变和重塑。如果说别有用心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制造了谎言，那么到1990—1991年，关于苏联经济早在80年代初就发生致命危机的论断则在下至研究助理、上至院士的知识分子中间被反复提及和强调，但在这些人内心中并没有隐藏不可告人的目的。当时，这种观点还未在社会上被公然宣扬，因为这与普通人在70—80年代的所观所感并不相符。1991年苏联解体后，关于苏联经济从80年代就走向崩溃的说法开始变得不容置疑，在西方社会哲学中甚至给这一现象冠以一种术语——“回溯决定论”。

2001年，苏联改革设计师雅科夫列夫“证明”了一个后知后觉：“如果以统计数字为例来说明改革前的形势，我们当时处于崩溃边缘。首先是经济上的，经济危机一定会在1至2年后发生。”2004年苏联理论改革家B·奈舒利在自己的公开课上发表了类似的言论：“70年代末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已经感到，苏联体制处于危机中，国家处于致命的经济危机边缘，计划经济的所有问题都表现出来，无论如何都没有出路。……出路在于分散中央权力……首先需要遵循价格自由原则，如果我们实行价格自由化，就会出现所有制问题……于是我们得出结论，个人所有制是必要的，而私有化对于个人所有制又是必不可少的。”

一些西方学者持相反意见。美国苏联学家大卫·科恩在自己的文章中从新经济政策的研究开始分析了所有的关于苏联体制的“致命危机”理论，并得出结论：“我们没有更多的理论和根据确信，苏联体制是不可改革的，这意味着，‘注定灭亡’这一习惯说法是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开始的。实际上，如果仔细研究苏联在改革年代，特别是1985—1990年间发生的转折，则可以说，直到危机撼动国家之前，苏联体制可以被很好的改革。”

卡拉－穆尔扎认为，今天之所以需要重提这一问题，第一个原因是要制止对苏联国民经济和苏联历史的诋毁，否则俄罗斯社会将继续盲从；第二个原因是需要从方法论上对苏联国民经济进行客观评价，当社会的绝大部分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相信谎言时，国家将为此付出重大代价。

二、危机的真相

卡拉－穆尔扎认为，雅科夫列夫关于苏联经济在改革前就处于崩溃边缘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莫斯科大学经济学家列兹尼科夫在自己的文章中总结：“强调苏联在80年代上半期的经济形势是极其重要的，根据世界标准，当时总体上不存在危机。生产增速的下降没有转变为生产的下降，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不能掩盖提高这一事实。”在西方，有关苏联经济危机的记录既没有出现在中央情报局的报告中，也没有出现在美国经济学家公开的成果中。美国苏联国民经济方面的专家艾尔曼和孔托罗维奇在自己的文章中写道：“在80年代初无论是根据世界标准，还是与苏联历史相比较，情况并没那么坏。”

卡拉－穆尔扎认为，苏联国民经济情况开始恶化正是在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影响下出现的。根据美国经济学家的数据，“如果说在1981—1985年，苏联平均的预算赤字大约为180亿卢布，那么在1986—1989年这一数字为670亿卢布。1960—1987年苏联平均每年发行的新货币量为22亿卢布，而1988年为120亿卢布，1989年为180亿卢布，1990年为270亿卢布”。实际上在脱离计划经济的改革开始以前没有发生任何经济危机。从1987年起，苏联经济开始一步步去苏联化。

卡拉－穆尔扎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进行了剖析。他认为，改革的第一阶段是财政制度和消费市场的瓦解。苏联之前实行的是一种特殊的财政体制。在生产中实行非现金（虚拟）结算，其数量根据各部门平衡表来确定并通过清算来结清。本质上，在苏联没有金融资本和借贷利息。在商品消费市场上流通的是正常的货币，居民通过工资、退休金等形式获得货币，其数量严格根据现有商品和服务总量来进行调节。这种体制下严格禁止货币的非现金形式向现金形式转换。苏联财政体制的第二个特点是卢布的不可兑换性原则。卢布只可以在苏联国内循环。因此现金轨道本应该是以国家严控对外贸易的形式对国外市场严格封闭的。

1987年颁布的《国有企业法》打开了虚拟货币的通道——允许非现金向现金转换。当时创立的“青年科技创新中心”得到了非现金兑换的特殊权力（这一中心当时被称为通货膨胀的火车头）。同时取消了国家对外贸的垄断，1987年1月1日起，有20个部门和70个大型企业拥有了进出口权力。一年后苏联外贸部被取消，苏联对外经济联系部成立。1990年颁布法律，赋予地方苏维埃对外贸易的权力。根据1988年颁布的《合作社法》，企业和地方苏维埃中出现了合作社网，他们将商品卖到国外，流向国内市场的商品迅速下降。许多商品被投机卖掉，一些产品被拆成方便携带的废品，并作为原料被出售。

在计划体制下国家可以对企业的利润进行分配：1985年企业58％的利润流入国家预算，38％的利润归企业所有，其中15％用于经济刺激基金（奖金和额外收入等）。而1990年企业45％的利润流入国家预算，企业留下43％的利润，其中用于经济刺激基金的比重为40％。这样，预算缴费实际上缩减了，但是个人收入增加了1.7倍，几乎没有资金能用于企业发展。此外，企业获得价格制定权和确定生产产品种类的权力。在苏共中央文件记录中有如下描述（1988年10月29日）：“在生产零售价格更高的新商品的同时，停止生产一些低价商品……价格更高的商品，保证了生产总量在价值形式上的增加，往往同时出现的是实物形式上的数量下降……大量的企业实物形式的生产总量下降了20—25％或更多。”与生产没有任何联系的个人收入开始跃进式上升。1981—1987年，苏联居民货币收入每年平均增加157亿卢布，而1988—1990年这一数字为667亿卢布。1991年仅是上半年居民货币收入就增加了950亿卢布（而生产型的工资只增长了36％）。这样收入的增加与同期贸易中商品库存的下降导致消费市场崩溃。于是进口急剧上升，1989年以前，苏联对外贸易顺差稳定（1987年为74亿卢布），而1990年的苏联贸易逆差为100亿卢布。

政府试图通过预算赤字、发行国内债券和出售外汇储备来扭转局势。1985年苏联的预算赤字为139亿卢布，1990年上升到414亿卢布，1991年前9个月的赤字就达到890亿卢布。1989年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预算盈余为39亿卢布，而1990年预算赤字达到290亿卢布，1991年为1093亿卢布。

苏联的国家内债在1985年为1420亿卢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8.2％），1989年为3990亿卢布（41.3％），1990年为5660亿卢布（56.6％）。1991年前9个月国家内债规模达到8900亿卢布。

苏联的黄金储备在改革初期为2000吨，1991年下降到200吨。1985年，苏联实际上没有外债；1991年，苏联外债大约为1200亿美元。在1991年7月10日的《苏联部长内阁和联邦主体政府联合行动纲领》中这样写道：“国内的社会经济形式极其严峻。实际上国民经济所有部门的生产都在下降。金融借贷体系也处于危机状态。消费市场瓦解，食品短缺现象普遍，居民生活水平明显恶化。危机形势要求采取紧急措施，在一年之内实现防止国民经济瓦解的目标。”

卡拉－穆尔扎认为，正是1987—1990年的政策决议导致了经济危机。1990年，危机已经难以控制，而在这以前，苏联不存在任何危机，甚至可以说，在1930年以后的历次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大规模经济危机中，苏联都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消极现象。

三、真实的苏联经济

1.苏联国民经济的基本面。卡拉－穆尔扎认为苏联经济并不像今天大众传媒所宣传的那样低效和缺乏竞争力。相反，很多产品在当时的国际市场上富有竞争力，为此他列举了不同方面的数据加以佐证。

卡拉－穆尔扎考察了苏联投资指数、国民收入和零售贸易周转额三个重要经济指标在1940－1990年的变化动态，这三个指标共同显示了投资、生产和消费的动态。他认为，从1956年战后恢复时期之后开始，苏联计划经济的原则被无条件地贯彻执行——资本投资的增长超过了生产的增长，而生产的增长超过了消费的增长。这三个指标之间的平衡保证了苏联整个经济体制的稳定发展。但是这一平衡在1989－1990年被破坏，当时消费增长迅速，而生产却急剧下降。投资的增长速度在1990年停止，这以后经历了长时间的大幅萎缩。90年代投资、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平衡完全被破坏，卡拉－穆尔扎的结论是，在改革前，投资、生产和消费没有显示出任何危机征兆，相反在90年代的危机中，三者之间的平衡被严重破坏，并导致资本投资和固定基金被侵蚀，即发展被封锁。

1950—1990年，苏联的工业始终如一地在发展，没有出现任何危机。农业经济由于集约化政策的实施而变得复杂，但是农业生产指标的摇摆主要与自然条件不稳定有关，到后期也没有出现危机或者灾难。农业生产总值在33年之内增长了2倍，如果对比1990—1998年俄罗斯农业生产总值下降了50％，这一发展速度相当不错。俄罗斯农业生产水平直到最近几年才达到1980年水平。

1950年苏联的石油开采量为5420万吨，1985年达到85130万吨，增长了15倍左右。卡拉－穆尔扎认为，这表明苏联和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综合体既不是继承于俄帝国，也不是得益于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一综合体几乎完全是在1960—1980年这一极短的历史时期内建立起来的。这表示，在改革前苏联经济没有任何危机，因为这一大规模的生产综合体的建立是整个国民经济的事业。在当代俄罗斯，很难想象可以建设如此大规模的工程。正是改革开始后，石油开采量开始迅速下降，实际危机才开始。而这一危机已经和苏联经济没有任何关系了。苏联的电力生产、水泥生产以及许多其他关键生产指标也能说明同样的问题。

2.苏联经济是否具有“原料出口导向性”。卡拉－穆尔扎研究了关于苏联经济崩溃论的另一个附属物，即苏联经济的“原料出口导向性”。卡拉－穆尔扎认为，这种刻板思维都成了定式，好像正是因为苏联经济具有“原料出口导向”的性质，今天的俄罗斯才备受折磨。梅德韦杰夫在2009年11月12日的国情咨文中说道，“苏联，很遗憾，是一个工业原料大国，不具备在后工业社会的竞争力……”。梅德韦杰夫认为，俄罗斯后苏联20年的改革试图一步步克服似乎是苏联经济特有的“原料依附”性，但没有成功；“20年暴风骤雨的改革也没能把我国从低下的原料依附状态中解救出来”。

卡拉－穆尔扎认为，这一论断被深信不疑，令人震惊，其错误在于没能正确确定工业因素在苏联经济中的分量。实际上当前俄罗斯落后的原料型经济不是对历史的继承，而是改革的产物，是苏联经济非工业化的结果。根据《1990年俄罗斯联邦国民经济年鉴》的统计，在俄罗斯联邦1989年国民经济部门出口的产品中，再加工产品占俄罗斯联邦出口商品的比例达到77％，其中机器制造和金属加工为34％，而开采（原料）部门的比例为23％。俄罗斯联邦2006年出口商品结构中，矿物产品、原木和原料占俄罗斯出口商品的比例为70％，而机器、设备和运输设备只占5.8％。

卡拉－穆尔扎认为，问题不仅表现在出口比例上，目前俄罗斯的整个经济都依赖于出口（主要是原料出口）。比较一下1986年和2008年工业产品的出口总额和年度总额。1986年苏联工业产值为8360亿卢布，而出口额为683亿卢布，其中包括出口到资本主义国家的131亿卢布。出口额只相当于工业产品的1.6％。2008年俄罗斯的工业产值为14.6万亿卢布，而出口额为4710亿美元或者14万亿卢布，只比工业产值少一点。其中70％的出口产品是原材料。正是在近20年的改革期间，俄罗斯成为了原料出口大国。

从苏联是原料依附型国家这一论断可以推出另一个结论，即苏联经济的瓦解是因为美国在80年代压低世界石油价格，苏联的外汇被掏空，在冷战中投降。卡拉－穆尔扎认为这样的说法荒诞不经，只要统计一下苏联石油出口在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就可以得出真相。根据苏联国家统计委员会的数据，1988年苏联总出口额为671亿卢布，燃料和电力的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为42.1％或者282亿卢布，1988年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为8750亿卢布。这样，燃料和电力的出口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2％。而根据长期协议，其主要出口国（三分之二）是社会主义国家。显然，石油出口的削减并不能导致苏联经济的垮台。

2007年6月26日，历史前景基金会在莫斯科大学召开的圆桌会议上作了有关《石油神化》的报告，其中对战后时期的石油发展历史有这样的解释：“50年代中期，当时埃及领导人伽马尔·阿卜杜尔·纳赛尔说服赫鲁晓夫，需要打破阿拉伯的反动制度，因此必须低价大量抛售石油。但是实际中只有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体制被打破，可石油价格却大幅下滑。结果就是德日奇迹的产生与苏联50－60年代低价抛售石油密切相关……这就是苏联决定推翻阿拉伯反动制度的结果。然后我们继续坐在石油的针尖上，开始了军事工业综合体的发展模式。美国在1986年以前压低了石油价格，苏联就成为了历史。”为了甄别这种论断，需要研究50年代苏联的石油开采情况。

1950年，世界石油开采总量大约为5.25亿吨，而苏联的开采量为3800万吨，大约为世界石油开采量的7％。在这样的开采情况下苏联可以向世界市场“抛售”100—200万吨，而这对于世界石油总量来说微不足道。说苏联能够压低世界石油价格则更为可笑。1960年苏联出口石油量为1780万吨，占苏联石油开采量的12％，但是其中三分之二的石油出口流向的不是自由市场，而是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当时世界石油开采量已经达到10亿吨。可悲的是，历史学家不了解当时苏联的石油开采综合体正在进行现代化，甚至到1980年苏联的石油开采达到历史顶点的时候，苏联出口的矿物燃料和类似产品只占世界出口份额的5.4％。因此不论是赫鲁晓夫，还是勃列日涅夫都不能压低世界石油价格。

“坐在针尖上”的苏联在石油出口价格下滑之前因为出口石油而获得的收入相当于每年人均46美元，而2008年俄罗斯出口石油获得的收入相当于人均1697美元，是苏联时期的37倍还多，这才是真正的坐在针尖上，整个经济因为石油价格而颤抖。1980—1988年苏联的出口，尽管石油价格波动，但是仍足以应对每年30亿—70亿卢布的贸易顺差。况且国内的投资和居民的物质消费水平都在稳定增长。苏联经济的自给自足性缘何就演变成为了原料依附性？

卡拉－穆尔扎认为对这段历史的臆断导致了严重的后果。直到现在，在对苏联国民经济进行评价时，很多人仍缺乏理性思考。改革时期人们相信了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在意识中留下深刻的烙印：苏联是由于70－80年代深刻的经济危机才垮台的。20多年来本可以驳斥这些论断，但是却无人发声。批判性分析的传统和习惯已经丧失，这对于俄罗斯发展才是最大的威胁。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雷晓欢：新冠肺炎疫情下国外左翼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及其在全球的传播，世界各国开始采取各种措施防控疫情。面对这场世界性疫情，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的做法引发了国外左翼对资本主义制度与新自由主义的持续反思与批评。国外左翼如何看待世界疫情及疫情下的资本主义制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西方社会的思想态势。从国外左翼的视角观察、理解全球疫情及应对，对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及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趋势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发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

在许多西方左翼看来，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重击。面对这场公共卫生危机，资本主义国家未能迅速有效地制定政策应对疫情。造成这种结果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是保障人民健康和生活条件的障碍，而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的交织更是加剧了这次疫情的蔓延。美国著名的哲学家、社会批判家诺姆·乔姆斯基指出：“巨大的市场失灵导致冠状病毒的出现。一般而言，巨大的市场失灵是资本主义逻辑的核心，在过去40年里，新自由主义对经济和社会的重击加剧了这种失灵。”1《国际社会主义》的编辑约瑟夫·乔纳拉认为：“如果不考虑资本主义当前的形态，就无法理解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本质……（左翼）要揭露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组织生产的制度的局限性。资本主义既是流行病的制造者，又没有能力充分应对流行病。”2

1.资本的逻辑决定了资本主义国家捍卫利润优先于拯救人民的生命

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而不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当新冠肺炎疫情来临时，资本主义国家优先考虑的是资本家的利益，而不是人民最基本的生命健康权。甚至在某些资本家看来，疫情意味着新的商业机会，疾病是有利可图的。意大利《21世纪的马克思》的主编安德烈·卡托内认为，新冠肺炎疫情悲剧性地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局限性，这种制度将利益而非人们的生命健康摆在首位。3《人民世界》发表文章指出，以利润为导向的制度根本无法为处于极端危机和困难时期的人们提供服务，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也无法提供服务。4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资本主义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以利益为最高目标，新自由主义更是加剧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突出的表现就是公共卫生事业私有化以及公共卫生资源的削减。乔姆斯基认为，一般而言，所有领域的基础性科学研究都是由政府资助的机构、大学研究中心和其他机构在公共领域进行的，但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参与其中。以美国为例，特朗普政府取消每年对疾病控制中心的资助以及政府对其他健康相关方面的资助，因为这对富人和有权有势的人来说是无利可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共卫生事业同时被忽视和货币化。5资本主义国家对利润趋之若鹜，相比之下，人民的健康和生存是微不足道的。

由希腊共产党发起、多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署名的题为《立即采取措施保护人民的健康和权利》的联合声明指出，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卫生系统普遍存在严重短缺的情况，而这是资产阶级政府在为大资本服务的过程中，为了实现垄断集团的盈利，为了使卫生部门商业化和私有化推行反人民政策的结果。6对此，约瑟夫·乔纳拉指出：“新冠病毒大流行暴露了经过十年的紧缩和几十年的私有化和市场化之后，国民医疗服务（NHS）的危险状况。英国的床位少得可怕，每千人只有2.8张。相比之下，韩国是11.5张，德国是8.3张，意大利是3.4张。”7著名左翼网站“社会主义替代”也发表文章指出：“数十年的资本主义政策，旨在利润最大化，而不考虑对社会或工人的后果，由此导致了我们现在处于脆弱状态。漫长的供应链和公立医院的削减让我们完全没有准备好应对这场危机。美国和欧洲真正暴露出来的是公共卫生资源削减与私有化相结合的毁灭性后果。新自由主义极大地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现在它将付出更大的代价。虽然新型冠状病毒是经济危机的导火索，但它暴露了世界经济的巨大脆弱性，世界经济已经在衰退的边缘摇摇欲坠，导致2008～2009年危机的根本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现在，特朗普和资本家们被迫向经济注入数千亿美元，包括直接放入工薪阶层的口袋。这并不是出于对国民命运的担忧，而是为了避免资本主义制度彻底崩溃。他们的措施只能减缓危机，而不能解决危机。”在疫情面前，国家应该保护人民，而不是保护利润。但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由资本主义政客们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已经破坏了公共教育和公共服务。正如伯尼·桑德斯（BernieSanders）所指出的那样，由于缺乏全民医疗保险体系，公众在这场流行病中得不到保护”。8

2.新自由主义加剧了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化客观上加速了疫情的传播

近几十年来，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指导下全球化快速发展，看似繁荣的资本主义背后隐藏着巨大的隐患。一方面，新自由主义追求的是彻底私有化、绝对自由化和完全市场化，这就决定了新自由主义无法从根本上消除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从而无法阻止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在长期坚决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背景下，资本主义国家的医疗卫生体系等公共领域几乎完全市场化，完全按照市场规律运行，本应是公共物品的医疗供给却严重依赖市场。此外，新自由主义导致资本主义国家贫富差距不断拉大，不公正范围日益扩大。因此，当疫情来临时，新自由主义立刻暴露出隐藏已久的问题，以资本为导向的公共卫生体系和政策根本不堪重负。卡托内就意大利的医疗服务体系分析指出，在工人、工会、意大利共产党、意大利社会党以及民主进步力量的力争下，意大利于1978年建立了国家医疗服务体系，但苏联解体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垮台使西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政治势力得到大肆发展，意大利国家医疗服务体系日渐遭到破坏。在此形势下，意大利公共卫生状况逐年恶化，数百家公立医院关闭，公立医院的床位、医生、护士和卫生工作者数量大幅减少，而私立医疗保健却大受青睐。尤其是意大利最富裕、人口最多的伦巴第大区及其首府米兰。这些地方也是新冠肺炎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地区。9古巴前文化部部长阿贝尔·普列托认为，在新冠病毒的冲击下，资本主义的不人道本质及新自由主义的弊端暴露无遗。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正在把整个世界引向种族灭绝。除了帝国主义和极右势力的发言人，许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新冠病毒残酷地揭开了所谓新自由主义繁荣的面纱，暴露了其野蛮、不公正和不平等的深渊。例如，美国的富人可以24小时支付医疗费用，即使没有任何症状，他们也可以获得病毒检测、氧气浓缩器、人工呼吸机等。10然而，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工人必须接受检测，然后支付医疗账单。在疫情肆虐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甚至取消了2021年对疾病控制中心的资助以及政府对其他健康相关方面的资助，增加对化石燃料行业的补贴以及军费开支。11

另一方面，资本的逻辑推动了全球化的生成和发展，各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军事等领域的发展与变革交织在一起，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休戚相关的整体，这在客观上加速了疫情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蔓延。新冠病毒可以迅速地从一个地方扩散到另一个地方，利用人类联系和全球化的链条，人类宿主在几天甚至几小时内从地球的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印度尼赫鲁大学经济研究和规划中心的专家普拉巴特·帕奈克教授认为，当今的全球化是在资本主义的枷锁下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一方面推动资本、商品以及金融的全球流动，但这次疫情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全球化不仅仅局限于这几个方面，全球化还意味着病毒在全球迅速流动，因此出现了全球性大流行病。简而言之，资本主义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它的具体体制无法解决它自身造成的问题。12尽管全球化在客观上加速了疫情的蔓延，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全球化本身，而在于全球资本主义这一经济和政治体制。不难发现，无论是经济危机、气候危机，还是公共卫生方面的危机，这些灾难都根植于竞争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主义逻辑。

二、资本主义无法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及其引发的系列危机

1.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中，资本主义制度暴露出反社会性和寄生性

许多国外左翼将新冠肺炎疫情同2003年非典疫情作对比后指出，全球范围的新冠病毒大流行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更加直接和深远。随着疫情不断升级，西方国家相继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民众的聚集活动陆续取消，生产和航空运输被迫停止，世界1／3的人口处于隔离状态。这些都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随着疫情的暴发，西方各国失业率不断攀升。根据美国劳工部公布的调查数据，3月美国失业人口增加至710万人，失业率达4.4％。13西方一些经济学家预测美国的失业率将达到大萧条时期的水平甚至更高。他们认为，2020年第二季度的失业率将达到32％，超过大萧条时期的25％。14根据世界贸易组织4月8日的预测，2020年世界商品贸易量降幅可能会超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的贸易衰退，降幅为13％到32％。15显然，这场危机的短期和长期影响都比2003年的非典疫情更加严重。在西方各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社会性和寄生性暴露无遗。

汤米·麦肯尼认为，在全球范围内，新冠危机不仅威胁到人类的健康，而且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及其政治制度提出了根本的挑战。由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提供的社会体系已经证明自己无力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这是一个无法轻易掩盖的巨大体制故障。16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教授拉迪卡·德赛也持相同的观点。在他看来，无论新冠病毒起源自哪里，传播途径是什么，危险是什么，它将考验西方资本主义及其适应机制，并可能暴露其弱点。西方资本主义自20世纪70年代选择的新自由主义道路产生了许多危机和问题，受到新自由主义侵蚀的资本主义国家无法应对当前的危机。西方国家对新冠肺炎大流行反应迟缓是这种无能为力的最明显证据。资本主义国家花了几个月时间批评中国的抗疫措施，而自己的应对措施远不如中国有效。17

2.与中国抗疫成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应对乏力

疫情的不断蔓延使全球都陷入同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中，各国根据自身的情况因地制宜进行疫情防控治理。中国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率先取得抗疫的成功。但是，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应对疫情的表现看，资本主义制度无法有效地应对危机，甚至一度陷入治理危机。拉迪卡·德赛指出：“中国最初制定了一项国家战略，鼓励广泛的温度检测、佩戴口罩和勤洗手。随着疫情发展和对新冠病毒认识的加深，中国依靠科学的风险分析方法来改进措施。因此，中国制定了具体的方法，以适应各个省、县甚至社区的情况，以及新冠病毒在当地传播的性质。”18但是，面对中国抗疫的有效措施，一些西方国家表现出的是无视甚至是污蔑。“大多数西方政府和媒体都不愿从中国的高效率中吸取经验，甚至不愿谈论中国在有效治疗方面取得的任何进展。更不用说讨论或采纳任何可能来自中国的解决方案了。”19针对西方国家的这种态度，德赛认为，中国抗疫成功恰恰证明这些措施的有效性和正确性，与西方国家的抗疫形成了鲜明对比。“以美国和英国为例，新自由主义削弱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应对能力，摧毁了关键的机构，并导致它们失去了最好的工作人员。在这两种情况下，政客们都失去了所有的信誉，政治体系也变得混乱不堪。一个如此疲惫不堪的体系无法培养出应对当前危机的政治意愿和公共能力。”20

3.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既是资本主义周期性的衰退，更是长期结构危机的反映

与2008年金融危机相比，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冲击更为剧烈和深远。截至2020年3月底，美国股市已经出现4次熔断，欧盟、日本以及新兴经济体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在国外左翼看来，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普拉巴特·帕奈克教授认为，此次流行病只是个案，由新冠肺炎疫情引起的其他危机也需要得到关注。一是资本主义制度无法解决的全球经济危机。这至少需要通过若干个国家共同采取税收措施，在全球层面协调、刺激需求。作为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只考虑保护其自身经济以克服危机，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人们离这种全球协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二是气候变化。资本主义制造了又一场危机，它无法在规定的范围内解决这场危机。三是难民危机，即在战争与和平中被资本主义摧毁的人民的全球流动。21在帕奈克看来，这些危机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彼此密切联系。资本主义制度长期的结构危机充分表明，资本主义制度走到了尽头。

三、新冠肺炎疫情危机表明西方国家迫切需要社会主义

卡托内认为，新冠病毒或许能够引发大众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社会主义的向往。新冠肺炎大流行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暂时却又根本性的变化，进而可能会导致民众意识发生深刻而迅速的变化。22在美国著名左翼学者朱迪斯·巴特勒看来，新冠肺炎疫情在西方社会的暴发与流行“重振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想象”，人们依然“对彻底平等有一种集体渴望”。23一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成功地应对了新冠肺炎疫情，彰显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另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引起多重危机，暴露出资本主义制度诸多弊端。在涉及人类健康和生存环境等重大问题上，两种制度主导的国家在治理能力、治理方式和治理措施等方面形成鲜明对比。许多国外左翼人士普遍从新冠病毒危机中得出结论：疫情或将成为西方社会变革的导火索，考虑到人类的健康、社会的未来和全球气候，必须彻底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目前，西方社会正处在一个巨大的变革时刻的风口浪尖，这个时刻可能永久地改变世界，加速全球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大流行后的世界形势对“地球上所有的反资本主义力量”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一个不可错过的独特的、意想不到的机会。我们必须提高意识，组织起来，战斗到底”。24

1.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成功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中国对这种新型冠状病毒采取的有力的公共卫生措施可能是历史上最雄心勃勃、最灵活和最积极的疾病控制努力。”“中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强有力的行政系统……再加上中国人民愿意遵守严格的公共卫生程序。”25在惠特尼看来，这场世界范围内的疫情再次证明：“当国家能够提前规划，明确地将国家资源用于公共利益，将科学用于为人民服务，并实践国际团结时，人们会做得更好。这些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26中国能够在十天内建成两个新的医院，迅速组织生产，调控医疗用品销售价格，提供免费的全民医疗，大规模调动国家医疗工作者，这些都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面貌。27世界卫生组织赞扬中国政府对危机的迅速反应，总干事泰多·阿德哈诺姆·盖布雷耶苏斯说，中国正在采取“非常强有力的措施……并作出充分承诺，这一承诺的规模现在正在以一种巨大的方式扩大，显示出社会主义国家在公共卫生服务方面迅速有效地调集资源的能力”。28卡托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展示出强大的控制和隔离疫情的能力。中国能够成功处置疫情还要归功于14亿中国人民充分积极的、有纪律的、有意识地遵守中国政府的指令。为遏制疫情蔓延，中国人民忍受了巨大的个人、社会和经济的牺牲。如果没有领导人和人民之间、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之间这种非常牢固的思想和心灵、理性和激情的纽带，病毒就不可能得到遏制。29

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国的赞扬，实际上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治国理政效能的肯定。“中国应对公共健康危机的能力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拥有混合市场经济，但中国共产党控制了重点行业，不像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仍然独立于私有化资本的利益。中国应对这场大规模公共卫生危机的能力，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的证明：党对人民负责，而不是对私人资本利益负责。”30

2.资本主义国家处于一个危机的时代，多重危机孕育着社会主义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使许多国外左翼联想到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冲击，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不得不做出重大让步，以遏制共产主义的崛起，其直接结果是比利时和许多其他欧洲国家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因此，在一些国外左翼看来，过去人们可以通过不断的奋斗赢得许多福利，包括社会保障、失业保险等。今天的新冠肺炎危机同样且必然带来深远的改革，“病毒危机可能成为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建设性剧变的推动力”。31当下，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的不仅是一场健康危机，“这也是一场经济危机。此外，它还是一场政治、社会和环境危机。这些危机是环环相扣的，相互关联的，以无法预料的方式相互作用”。32有的国外左翼学者指出，这场危机已经凸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新冠肺炎疫情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严重不平等，揭示了私有化、紧缩、削减开支和牟取暴利是如何严重影响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恰恰出现在资本主义开始走向失败的领域。33实际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可能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即气候、卫生健康和经济灾难深重的时期。普拉巴特·帕奈克认为，在危机时期，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社会主义者，自由市场暂时被置于次要地位。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国家的卫生保健和某些基本商品的生产逐渐社会化，明显偏离了资本主义标准，危机越严重，社会化程度越高。例如，西班牙是继意大利之后受影响最严重的第二个欧洲国家，为了应对这场危机，已经将其所有私立医院国有化，所有私立医院都由国家控制。甚至特朗普也命令私营公司生产这场流行病所需的紧急物品。目前，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也不得不临时改变其政治战略。34

3.社会主义是应对危机的出路

通过反思新冠肺炎疫情，不少国外左翼学者表示，“要消除世界上的阶级分裂、种族主义、帝国主义冲突和灾难性气候变化，越来越明显地需要打破资本主义的整个逻辑。”35

乔·科特尼尔指出：“未来人类会更加频繁地遭受危机，为了使人类能够经受这些挑战，资本主义体制是完全无法应对的。相反，我们必须走向社会主义制度。”他还强调：“必须把社会主义重新提上议程，就像伯尼·桑德斯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美国所做的那样，尤其是在年轻人中间。年轻人应该得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充满已知灾难的未来，而且还应该得到一个可以避免上述灾难的制度变革。这个不同的制度是社会主义2.0版本。”36这种构想中的社会主义“必须优先考虑集体投资、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热情。……这不仅是为了消除贫困，而且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应对经济危机和生态挑战。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不再以利润和竞争为中心，而是以规划和集体所有权（特别是能源部门和银行）为社会进步和可持续性的保证的社会。”37加拿大左翼学者萨姆·吉丁认为，当前实现社会变革的重要前提是社会主义者要做好充足的准备。在他看来，社会主义者必须本着国际主义精神，从根本上重新考虑政治议程，从全球竞争转向一国的内部发展。在他看来，专注本国的国内发展有三点原因：一是任何组织最终都是地方的或国家的；二是任何政策都必须通过国家来实施，尤其是如果要限制流动资本的力量的话；三是培养一种特别的最大化的民主来管理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38

四、疫情之下社会主义的实现何以可能

虽然不少国外左翼学者都认为有利于进行革命性转变的时刻正在迅速来临，但他们也指出没有革命的形势就没有革命的实践。不是一切革命的形势都能产生革命。革命的客观条件固然重要，但必须存在主观条件——革命意识——才能发生革命。革命的主观条件取决于先锋队的行动。他们一致认为，只有制定一个人民的计划和人民的倡议，才能应对新冠肺炎大流行和随之而来的经济崩溃。左翼历史学家阿尔伯特·本德认为：“我们需要工人阶级的方法来应对这个政治、健康和经济危机。这场危机不应被浪费。动乱结束后，这个国家不应该回到大流行前的日子。我们不能回到资本主义的‘常态’。”39很明显，在他看来，革命的力量需要从工人阶级中寻找。

长期以来，西方社会低收入家庭的生存空间日益被挤压，工作和生活处于贫困状态，新冠肺炎疫情使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状况进一步恶化。“许多贫困的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拖欠的账单、空间狭小且不稳定的住房、糟糕的健康状况和东拼西凑的就业机会，过着日复一日的生活，他们发现自己的生活因这场危机而不可容忍地恶化了。穷人遭受的苦难更多。”40乔姆斯基指出，“新冠肺炎引起的工人失业揭露了隐藏的阶级斗争。”41新冠肺炎大流行引发了西方主要国家的工人失业，进而引起了广大工人激进的抗议活动和罢工，美国出现了劳工运动和罢工高潮。比利时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乔·科特尼尔指出，面对新冠病毒危机，“来自左翼的冲击”是必要的。极端危机的情况为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的根本变革开辟了前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美国和英国迫切需要使军事生产合理化时，国家的所有力量都被动员起来。严格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国家采用苏联的方法在国家控制下规划生产，关键行业最终掌握在政府手中。资本家的财富被用于公共投资，整个银行业开始在政府的命令下运作，政府甚至拥有了部分银行业。当前，资本主义国家也面临同样的时刻。42尽管面临社会变革的可能，不少国外左翼学者还是坚持认为，除非有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参与，否则资本主义不会垮台，社会主义不会立刻实现。资本主义在西班牙流感和全球大萧条中幸存下来表明它具有非凡的韧性，能够度过危机甚至在危机结束时表现出更强的韧性。目前，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在美国和欧洲都不够强大，资本主义制度即将崩溃的论点似乎不现实。

总的来看，新冠肺炎疫情促使国外左翼对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总体性审视和批判。在他们看来，新冠病毒的出现强调了资本主义与其所造成的生态问题、流行病和经济脆弱之间的相互联系。国外左翼回归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具体特性的原初政治经济学批判，以资本的逻辑为切入点揭示疫情之下资本主义的本质，这有助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认识资本主义，重新发现阶级力量与阶级斗争对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性。

注释

1Chomsky.COVID－19Strikes，SolidarityCanHelpDefeatTrumpandtheNeoliberalAssault.https：／／thegrayzone.com／2020／04／29／chomsky－covid－19－strikes－solidarity－can－help－defeat－trump－and－the－neoliberal－assault／.

2JosephChoonara.SocialisminaTimeofPandemics.http：／／isj.org.uk／socialism－in－a－time－of－pandemics／.

3安德烈·卡托内在疫情期间写给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的邮件。

4AlbertBender.WillthePandemicHastentheDemiseofCapitalism？https：／／www.peoplesworld.org／article／will－the－pandemic－hasten－the－demise－of－capitalism／.

5RobWallac，AlexLiebman，LuisFernandoChaves，RodrickWallace.COVID－19andCircuitsofCapital.https：／／monthlyreview.org／2020／05／01／covid－19－and－circuits－of－capital／.

6CPofGreece，JointStatementofCommunist＆WorkersParties：ImmediateMeasurestoProtecttheHealthandRightsofthePeoples.http：／／www.solidnet.org／article／CP－of－Greece－Joint－Statement－of－Communist－Workers－Parties－Immediate－measures－to－protect－the－health－and－rights－of－the－peoples／.

7JosephChoonara.SocialisminaTimeofPandemics.http：／／isj.org.uk／socialism－in－a－time－of－pandemics／.

8TonyWilsdon.CapitalismisSick—TheSocialistPlantoFighttheCrisis.https：／／www.socialistalternative.org／2020／03／23／capitalism－is－sick－the－socialist－plan－to－fight－the－crisis／.

9安德烈·卡托内在疫情期间写给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的邮件。

10AbelPrieto.Leroiestnu.https：／／lavamedia.be／fr／le－roi－est－nu／.

11Chomsky.COVID－19Strikes，SolidarityCanHelpDefeatTrumpandtheNeoliberalAssault.https：／／thegrayzone.com／2020／04／29／chomsky－covid－19－strikes－solidarity－can－help－defeat－trump－and－the－neoliberal－assault／.

12PrabhatPatnaik.Pandémieetsocialisme.https：／／lavamedia.be／fr／pandemie－et－socialisme／.

13《疫情防控面对面：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管理规范出台》，http：／／yuqing.people.com.cn／n1／2020／0410／c209043－31669468.html。

14AlbertBender.WillthePandemicHastentheDemiseofCapitalism？https：／／www.peoplesworld.org／article／will－the－pandemic－hasten－the－demise－of－capitalism／.

15TradeSettoPlungeasCOVID－19PandemicUpendsGlobalEconomy.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e／pres20＿e／pr855＿e.pdf.

16TommyMcKearney.TheCovidCrisisDemandsaNewBeginning.https：／／socialistvoice.ie／2020／04／the－covid－crisis－demands－a－new－beginning／.

17RadhikaDesai.Lecapitalismeetlapandémie：l’heuredescomptesasonné.https：／／lavamedia.be／fr／le－capitalisme－a－lere－du－coronavirus－lheure－des－comptes－a－sonne／.

18RadhikaDesai.Lecapitalismeetlapandémie：l’heuredescomptesasonné.https：／／lavamedia.be／fr／le－capitalisme－a－lere－du－coronavirus－lheure－des－comptes－a－sonne／.

19RadhikaDesai.Lecapitalismeetlapandémie：l’heuredescomptesasonné.https：／／lavamedia.be／fr／le－capitalisme－a－lere－du－coronavirus－lheure－des－comptes－a－sonne／.

20RadhikaDesai.Lecapitalismeetlapandémie：l’heuredescomptesasonné.https：／／lavamedia.be／fr／le－capitalisme－a－lere－du－coronavirus－lheure－des－comptes－a－sonne／.

21PrabhatPatnaik.Pandémieetsocialisme.https：／／lavamedia.be／fr／pandemie－et－socialisme／.

22安德烈·卡托内在疫情期间写给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的邮件。

23JudithButler.CapitalismHasitsLimits.https：／／www.versobooks.com／blogs／4603－capitalism－has－its－limits.

24AberPrieto.Leroiestnu.https：／／lavamedia.be／fr／le－roi－est－nu／.

25W.T.WHITNEYJR.FightingCOVID－19inCuba，China，andtheUnitedStates.https：／／www.peoplesworld.org／article／fighting－covid－19－in－cuba－china－and－the－united－states／.

26W.T.WHITNEYJR.FightingCOVID－19inCuba，China，andtheUnitedStates.https：／／www.peoplesworld.org／article／fighting－covid－19－in－cuba－china－and－the－united－states／.

27HowChineseSocialismisDefeatingtheCoronavirusOutbreak.https：／／www.qiaocollective.com／home／how－chinese－socialism－is－defeating－the－coronavirus－outbreak.

28C.J.Atkins，China’sCoronavirusResponseShowsWhat’sPossibleWhenPeopleComebeforeProfits.https：／／www.peoplesworld.org／article／chinas－coronavirus－response－shows－whats－possible－when－people－come－before－profits／.

29安德烈·卡托内在疫情期间写给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的邮件。

30HowChineseSocialismisDefeatingtheCoronavirusOutbreak.https：／／www.qiaocollective.com／home／how－chinese－socialism－is－defeating－the－coronavirus－outbreak.

31AlbertBender.WillthePandemicHastentheDemiseofCapitalism？https：／／www.peoplesworld.org／article／will－the－pandemic－hasten－the－demise－of－capitalism／.

32JoeSims.TheStruggleofOurLives：CoronavirusandCapitalistCrisis.https：／／www.cpusa.org／article／the－struggle－of－our－lives－copd－19－and－capitalist－crisis／.

33JoeSims.TheStruggleofOurLives：CoronavirusandCapitalistCrisis.https：／／www.cpusa.org／article／the－struggle－of－our－lives－copd－19－and－capitalist－crisis／.

34PrabhatPatnaik.Pandémieetsocialisme.https：／／lavamedia.be／fr／pandemie－et－socialisme／.

35JosephChoonara.SocialisminaTimeofPandemics.http：／／isj.org.uk／socialism－in－a－time－of－pandemics／.

36JoCottenier.Lechocducoronavirusrévèlelesfaillesducapitalismemondial.https：／／lavamedia.be／fr／le－choc－du－coronavirus－revele－les－failles－du－capitalisme－mondial／.

37JoCottenier.Lechocducoronavirusrévèlelesfaillesducapitalismemondial.https：／／lavamedia.be／fr／le－choc－du－coronavirus－revele－les－failles－du－capitalisme－mondial／.

38SamGindin.Antimondialisation：lecoronavirusetlarecherched’alternatives.https：／／lavamedia.be／fr／antimondialisation－le－coronavirus－et－la－recherche－dalternatives／.

39AlbertBender.WillthePandemicHastentheDemiseofCapitalism？https：／／www.peoplesworld.org／article／will－the－pandemic－hasten－the－demise－of－capitalism／.

40AlbertBender.WillthePandemicHastentheDemiseofCapitalism？https：／／www.peoplesworld.org／article／will－the－pandemic－hasten－the－demise－of－capitalism／.

41Chomsky.COVID－19Strikes，SolidaritycanHelpDefeatTrumpandtheNeoliberalAssault.https：／／thegrayzone.com／2020／04／29／chomsky－covid－19－strikes－solidarity－can－help－defeat－trump－and－the－neoliberal－assault／.

42JoCottenier.Lechocducoronavirusrévèlelesfaillesducapitalismemondial.https：／／lavamedia.be／fr／le－choc－du－coronavirus－revele－les－failles－du－capitalisme－mondial／.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李崇富：论治国理政的“底线思维”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在我们党治国理政中的一项理论和实践创新，就是向全党尤其是领导干部提出了“底线思维”概念和“强化底线思维”、固守“底线”要求。2013年6月28日，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学习是进步的阶梯。干部要勤于学、敏于思，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掌握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提高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底线思维能力，正确判断形势，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在我们党的方法论中，讲“战略思维”“创新思维”和“辩证思维”，都是早已有之的概念和要求；而提出“底线思维”概念和要求全党领导干部“强化底线思维”、提高“底线思维能力”（《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417、202页。），则是第一次。故此，学习和坚持“底线思维”，对于全党学习和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在治国理政中增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是必要而有益的。

一、建设“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必须有“底线思维”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物质世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切事物，都是在其发展变化中既保持着自身质的规定性和确定的界限，又会在越过一定界线的条件下而改变其性质，甚至转化为自己的对立物。据此，“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是：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一切界限都是有条件的和可变动的，没有任何一种现象不能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93页。）这条哲学原理要求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必须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既要继续解放思想，勇于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又要坚守一些必不可少的“底线”，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否则它也会“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这就是习近平要求领导干部提高“底线思维能力”和必须守住“底线”的哲理根据。

照我理解，习近平所说的治国理政中的“底线”（亦称“红线”“警戒线”“高压线”和“带电的高压线”（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16年，第23、24、61、69、77、90页。））和“底线思维”，前者主要是指我们共产党人绝对不应触碰、践踏和逾越的那些事关中国共产党的兴衰成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长远和根本利益的原则界线；后者则是指在人们思想观念中应当具有明确的“底线意识”和对各种“底线”的敬畏，以期在行动上时刻清醒地保持和增强坚守“底线”的坚定性与自觉性。

习近平倡导治国理政的“底线思维”，之所以同党和人民的事业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就在于党中央在新时期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通过改革开放，开创、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探索性、创新性和风险性。对此，邓小平说：“我们现在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是天翻地覆的事业，是伟大的实验，是一场革命”；而且“这是个很大的试验，是书本上没有的”、“这是要冒很大风险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54、156、130页。）。正是因为这种探索性、创新性和风险性，以及由此可能造成的失误、挫折，乃至某种失败，所以全党和各级领导干部就必须坚持“底线思维”和“强化底线思维”，以便有效地防止在改革和建设的决策及其贯彻中“犯颠覆性”错误。更何况，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长达百余年内，只能建设“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这是“事实上不够格”（《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252、225页。）的社会主义。其主要表现：一是我国目前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上“不够格”，还远没有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尚未造成使“资本主义可以被最终战胜”（《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1页。）的物质技术基础；二是我国在这期间的社会生产关系上也“不够格”，还不宜实行完全和成熟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宜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便在毫不动摇地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同时，也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各种非公经济发展，繁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就要求：我国在建设“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中，必须适当利用非社会主义的乃至资本主义的某些因素，以利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其中包括利用私人资本和外来资本（如港、澳、台的资本和外国资本）的积极性来搞活经济，并在对外经贸交往与竞争中，在有关规则和惯例上还应同“国际接轨”，以利于发展国际经济合作，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这是必要、正确和有益的。显然，这种“利用”和“被利用”，是一种常态。但重要的是，必须对其分寸、“底线”和“临界度”，要有预见、前瞻和成算，做到心中有数、把握得住、拿捏得好，才有益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否则就可能具有较大风险，甚至反而会被西方垄断资本所控制和算计，从而导致挫折、失误、曲折，乃至某种失败。我以为，习近平提倡“底线思维”“强化底线思维”和要求固守“底线”，其根本的出发点和最大的社会背景，就是如此。

为了有助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领导干部提高“底线思维能力”“强化底线思维”的自觉性，就必须研究和把握确定其“底线”和规范“底线思维”的客观依据及其原则性。第一，关于确定治国理政的“底线”及规范“底线思维”的历史依据和科学性原则。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治国理政中确定其必须固守的“底线”和规范“底线思维”的时候，最为根本的历史依据，是遵照历史唯物主义，认识当今世界，顺应历史潮流，尊重人类历史所固有的客观规律，走历史必由之路。因为，这体现了科学性原则的客观要求和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趋势，体现了工人阶级及其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邓小平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2－383页。）我认为，习近平要求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治国理政中必须提高“底线思维能力”和固守“底线”，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防止犯“颠覆性”的错误，防止出现历史性曲折和社会倒退。

第二，关于确定治国理政的“底线”及规范“底线思维”的国情依据和现实性原则。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治国理政中确定其必须固守的“底线”和规范“底线思维”的时候，要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但同时必须同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而不能简单地照搬马列主义个别的词句和结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说过：《共产党宣言》中“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5页。）。而邓小平所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本身，就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页。）的产物。所以，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治国理政中确定其必须固守的“底线”和规范“底线思维”之时，既要遵循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要依据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以及当今世界的历史条件，而使这两者在我国实践中达到具体和历史的统一。即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确定其“底线”和规范“底线思维”中的科学性原则必须同现实性原则相结合，理性思维的主观逻辑必须反映实践的客观逻辑。

第三，关于确定治国理政的“底线”及规范“底线思维”的阶级立场的依据和阶级性原则。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治国理政中确定其必须固守的“底线”和规范“底线思维”的时候，必须坚持自己的党性原则。而这种党性原则，实际上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原则的集中体现，因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立场，维护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回答“共产党人同全体无产者的关系是怎样的”问题时，指出：“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4页。）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中，尽管还不能立即地、全部地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雇佣劳动、消灭剥削和消灭一切阶级，但这是为了今后更好的前进，而在现阶段所必须作出的适度变通、让步与后退，即只是为了逐步达到、而决不是要放弃“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4页。）这个长远目标，更不是背道而驰。

第四，关于确定治国理政的“底线”及规范“底线思维”的法纪依据和法治性原则。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治国理政中确定其必须固守的“底线”和规范“底线思维”的时候，必须有法纪依据和遵循社会主义法治原则。新时期，我国在总结实践探索经验的基础上，所逐步形成和不断完善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法制保障，是全国人民一切思想和行动的基本规范，是维护社会稳定和法治秩序的行为准则。我国宪法和法律规范本身，就是人人必须遵守，党员领导干部尤其要带头遵守，而不容触碰的“法律红线”、不容逾越的“法律底线”。对此，习近平强调说：“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依法办事，带头遵守法律，对宪法和法律保持敬畏之心，牢固确立法律红线不能碰触、法律底线不能逾越的观念，不要去行使依法不该由自己行使的权力，也不要去干预依法自己不能干预的事情，更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做到法律面前不为私心所扰、不为人情所困、不为关系所累，不为利益所惑。不懂这个规矩，就不是合格的干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16年，第93－94页。）同时，党员和干部的标准要高于公民标准，即既要严守法律，又要遵守党章，除了固守“法律底线”，还要守住“党纪底线”。因此，习近平说：“坚持高标准与守底线相结合。全面从严治党，必然要求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紧密结合。道德使人向善，是纪律的必要前提和基础；纪律用来惩恶，是道德的坚强后盾和保障。新修订的准则，扣紧‘廉洁自律’这个主题，坚持正面倡导、重在立德，重申党的理想信念宗旨、优良传统作风……这是高标准，展现了共产党人高尚的道德追求；而新修订的条例，围绕着党纪戒尺要求，开列‘负面清单’、重在立规，划出了我们党组织和党员不可触碰的底线，这都是很清晰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16年，第65－66页。）

二、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底线思维”的主要指向和基本维度

所谓“底线思维”的主要指向和基本维度，是基于我们党确定治国理政的“底线”和规范“底线思维”的客观依据和基本原则，而在实际上所需要展开的“底线思维”的基本意蕴、实质内容和原则界限。

从总体看，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期治国理政的“底线思维”的主要指向和基本维度，就是要遵循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所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中，同“坚持改革开放”紧密结合、不可或缺和不容分离的“两个基本点”之一。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明确指出：“中央认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要求：“每个共产党员，更不必说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的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4－165、173页。）

在这里，尽管邓小平没有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称为我们共产党人在治国理政中必须始终固守、不可逾越的根本“底线”，但实际上，其中已经包含着这样的内容和要求。从那时以来，鉴于在我国社会主义体制改革、发展市场经济中，有不少党员干部或者尽量少讲、甚至回避讲“四项基本原则”，或者虽然在口头上抽象肯定、但在行动上却实际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情况，已不是偶然和个别现象。因此，我们党必须通过提倡“底线思维”——用以论证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何为“底线”，以及如何固守这些“底线”的道理——使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国际关系等维度上，把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所必不可少的那些“底线”具体化，并使之成为一切共产党人，特别是领导干部不容碰触的“红线”“警戒线”和“带电的高压线”，以期增强其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固守“底线”的原则性、自觉性和坚定性。

其一，就“底线思维”的经济维度而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现阶段的“底线”至少有三条。一是在实行法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之时，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的基本经济制度之时，要真正地“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不让搞“私有化”，就必须有一条明确的质与量相统一、逐步趋近而不是远离完全社会主义的经济标准，特别是要有起码的、不可逾越、不能再后退的公有制经济的“底线”。二是我国现阶段在实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政策之时，尽管这“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2页。），但实际上，我国在贫富差距上却出现了拉开过快过大的情况下，“也要有一些限制”，要有一条限制贫富差距的“底线”，决不容许走上使“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和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的“邪路”（《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1、172页。）。三是我国经济建设为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当然要长期坚持、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以加速我国现代化进程，但必须有一条不能逾越的“底线”，就是“必然要以自力更生为主”（《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57页。），决不允许外国垄断资本及其跨国公司掌控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命脉，维护我国经济主权和经济安全。

对于守住这第三条经济“底线”，邓小平在主张我国“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的同时，强调说：“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这是因为，“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搞建设，不靠自己不行，主要靠自己，这叫作自力更生。但是，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还需要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资金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8页。）理论和事实都表明：任何一个大国，尤其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要由一个农业国发展为现代化的工业国，当然要对外开放，但只能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仅靠“引进”、而不大力创新，永远不可能赶超发达国家。用金钱买不来现代化。所谓“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说法和做法，是错误而有害的。这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来说，无异于与虎谋皮，难免受制于人。

其实，更为根本的一条“底线”，是必须实际而真正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按照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及其经济基础的性质，是由基于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公有制的社会经济结构所决定的。因此，不建立、巩固和完善生产资料公有制及按劳分配的生产关系，即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就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为此，我国宪法明确规定：

“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

“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第七条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301页。）

这表明，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多层次的状况，所实行的“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由它客观上决定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毫无疑问，都是正确和必要的。但必须指出，它相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的根本经济制度的规定，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是作了让步、打了折扣的。即使真正地坚持了包括“公有制为主体”在内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因其还没有把完全消灭私有制经济、消灭阶级差别、“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作为直接的实践目标，故而也只是基本上维持着国家（社会）的社会主义的方向和性质。可以说，公有制经济及其按劳分配一旦丧失其“主体”地位，那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此关键的问题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必须名副其实，必须具有在其质上和量上相统一的明确的尺度和不可逾越的“底线”；否则，就是一句空话、套话和口号。党中央权威文献提出和多次重申发展公有经济和非公经济中，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习近平多次强调国有企业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必须“做大做优做强”。然而，由于在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的规定中，没有明确的、可验证的、实际的尺度和“底线”，从而在经济改革中一再地被“西方新自由主义”的错误论调和荒唐主张所误导，以至于在短时间内，当我国私有经济（也称“民营经济”）迅猛地膨胀到“三分天下有其二”，使得公有制的“主体”地位非常脆弱、甚至岌岌可危的情况下，我国党政机关中某些掌握着改革操作实权的人物，还要按照世界银行对我国推行私有化的“建议”，曲解和利用党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发展“混合经济”和强农惠农等正确决策，想要继续挤压国有企业的发展空间、推行金融自由化和变相搞农地私有化。可见，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确定“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不可逾越的“底线”及支撑它的“底线思维”，是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一件大事，切不可掉以轻心！

其二，就“底线思维”的政治维度而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现阶段的“底线”至少有五条。一是必须始终坚持我国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即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之时，决不能放弃作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之实行形式的人民民主专政，包括坚持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决不搞“军队国家化”。二是必须始终坚持和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的根本政治制度的政体，决不照搬西方“两院制”和“三权分立”的资产阶级国家的政体。三是必须始终坚持和不断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基本政治制度，决不能照搬西方资产阶级多党制。四是必须始终坚持和不断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和地区分裂势力及其分裂活动，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五是必须始终坚持和不断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引导基层群众依法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提高和完善自己，劳动人民是社会的主体、国家的主人，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不搞“精英政治”。以上五项法定的政治制度及其不可逾越的政治“底线”，综合起来，就是我国社会主义的政治上层建筑。在唯物史观看来，经济是基础，政治是根源于和主导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故此，从政治维度上把握好“底线思维”的关键，需要我们既唯物又辩证地理解和对待政治与经济的内在关联。在建设“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及其改革开放中，我们党在政治上“守住底线”的根基，就是要始终依靠和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要始终维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如果削弱、动摇和丧失了这种地位和作用，那么上层建筑势必会跟着变，则任何政治“底线”的崩溃，那是迟早的事情。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能够避免这种悲剧的根本政治保障，是要不断加强共产党的建设，实现党的坚强正确的政治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键在党；否则，就如邓小平所说：“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0页。）因此，我们党从政治维度上确定和固守“底线”的根本，是要根据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全面从严治党”，坚决整治党内所存在的思想混乱、政治软弱、组织涣散、法纪废弛、作风腐化等突出问题，以理想、信念和党性教育为重点，学用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抓好党的全面建设，真正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和拒腐防变能力，永葆工人阶级政党的革命性、先进性、纯洁性，永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治本色，实践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落到实处。只有这样，我们党政干部队伍才能经受住来自国内外的各种压力和考验，抵制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做到牢记历史使命，依靠人民群众，使马克思主义“老祖宗不能丢”（《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69页。）、党不能变质、国不能变色，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其三，就“底线思维”的思想文化维度而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现阶段的“底线”至少有五条。一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精神文明）——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中，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而决不能使文化“全盘西化”。二是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贯彻党管意识形态的原则，决不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反对淡化和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等错误主张。三是在立足现实，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时，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既要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又要借鉴和吸收外来文化的积极成分；同时既要反对食洋不化的“崇洋媚外”等奴化意识，又反对食古不化的“复古主义”等陈旧观念。四是我国在发展精神生产中，固然要支持公益性文化事业和鼓励文化产业的同时发展，但切忌搞完全的市场化和“一切向钱看”。目前把许多文化单位和新闻舆论阵地，纷纷推向逐利性的文化市场的做法，使许多学校和“文化公司”（如社交门户网站）都为私有资本和外资所掌控，这可能有损文化主权和信息安全，甚至会改变其社会主义文化性质。五是在群众性精神文化生活中，要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主旋律，提倡多样化，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时，既要有适度的包容性，又要分清是非、批评和抵制各种错误思想，力求使提倡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践行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等多层次的思想道德教育，紧密地结合起来，形成多层次、各有遵循的思想道德“底线”。

毛泽东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3－664页。）关于文化同经济、政治的唯物辩证关系的这种基本观点，适用于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特别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科学性与时代性、革命性与群众性相统一的无产阶级先进文化，体现了历史必然性、代表着人类的未来，因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的巨大的能动反作用，是前所未有的。所以，它能够为我们党和人民的事业，提供精神支柱、智力支持和方向引领，从而往往会直接或间接地决定着我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

然而，现实情况则不容乐观。一段时间以来，在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逐利性的环境中，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影响下，淡化政治、淡化意识形态、淡化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时髦；嘲笑崇高、倡言庸俗、贬损英雄、见利忘义、数典忘祖、崇洋媚外等市侩意识，大行其道；由于从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而滑向“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偏颇，使得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被主流媒体所回避和丢弃，致使很多人在一些原则问题上，往往是非不清、真假不辨、美丑不分，从而让历史虚无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文化保守主义、西方新自由主义、实用主义和“民主宪政”“公民社会”“普世价值”等错误思潮和言论，此起彼伏、兴风作浪，误导舆论、危害社会。我们应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教训，作为前车之鉴。其党亡国败之直接和关键的原因，就是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诋毁、抹黑、丑化自己党和国家的奋斗史开始，而演变到戈尔巴乔夫在党的思想政治路线上，公开地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痛定思痛，为了避免这类悲剧在我国重演，我们共产党人在思想文化维度上“强化底线思维”、确定和固守“底线”，就尤为必要和紧迫。其四，就“底线思维”的国际关系维度而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现阶段必须确立和固守相应的“底线”。我国在新时期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高举和平、发展和合作大旗，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实行“不当头”、不结盟、永不称霸的国际发展战略，维护世界和平，积极发展睦邻友好关系，为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营造国际和平环境，以便引进必要的国外资本、技术、设备和智力，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在发展国际经贸合作、有序竞争和科技文化交流中，实现共同繁荣、合作共赢，以利于我国经济社会获得独立自主的持续发展。同时，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宗旨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我国在国际关系维度上，必须确立和固守以下四条“底线”：一是必须维护我国主权、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我国的内政不许外来干涉、核心利益不容侵犯。二是我国人民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一样，所拥有的基本人权，包括对本国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自主选择权，平等的生存权、发展权和共享世界资源的使用权，不得受到剥夺和歧视，反对一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三是尊重世界各国民族文化和文明的多样性，在发展国际经济合作、人员往来、文化科技交流中，切实维护我国生态安全、经济安全、金融安全、文化安全和信息安全，反对“西方中心论”和话语霸权。四是我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加强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目的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和人民的和平劳动，我国军队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在制止外来可能的威胁和侵略时，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立场。

我国这种外交政策、国际发展战略和涉外“底线”，是对世界大局的清醒认识和准确把握作为前提的。自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步入低潮以来，和平与发展成当今时代的主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等大趋势不可阻挡。但是，“一超独大”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搅得世界不得安宁；总体上和平发展，与此起彼伏的局部战争、区域性动荡，长期共存。我国在错综复杂国际关系中实行对外开放，充分利用难得的发展机遇，迅速开展和扩大同包括广大发展中国家、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之间的经贸往来、国际分工、科技和文化交流，依托国际市场，已形成深度的国际的经济合作、竞争和共赢的依存关系。我国在走向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的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依恃其经济、科技、军事、信息实力和话语霸权，对我国加紧推行“和平演变”战略，企图以军事威慑、思想渗透和经济诱压，阻滞我国和平发展。近些年来，美国一方面利用“北约东扩”和策动“颜色革命”，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又利用“9·11”事件，在阿富汗和中东等地以“反恐战争”之名、行推行霸权之实。另一方面，美国在东亚，主要针对中国，鼓动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不断强化美日、美韩、美菲等双边和多边军事同盟，并极尽挑拨离间、分化利诱之能事，极力拉拢澳大利亚、印度和东盟诸国，在我国东海和南海，带头挑衅、兴风作浪，企图拼凑东方“小北约”，实施所谓“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图围堵中国；美国在加紧对我国某些干部和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政治渗透的同时，甚至直接豢养和支持“台独”“藏独”“疆独”“港独”分裂势力和分裂活动，以及利用“民运”分子和“法轮功”分子等方式，千方百计地遏制、西化和分化中国，企图推翻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企图打断我国现代化进程。对此，邓小平曾经说：“世界上希望我们好起来的人很多，想整我们的人也有的是。我们自己要保持警惕，放松不得。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们绝不能示弱。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劲头就越大。并不因为你软了人家就对你好一些，反倒是你软了人家看不起你。”（《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19－320页。）故而，我们共产党人要固守涉外“底线”，总的看，就是在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要保持警惕”，固守“底线”而“放松不得”，要始终维护我国“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

三、“底线思维”的主旨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多维度上“底线思维”的主要指向，归根到底，其主旨就是要始终维护党的工人阶级革命性、先进性和纯洁性，以改进和加强党的领导作为根本政治保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直至共产主义社会最终实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及其在中国实践的产物。党的十八大报告认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根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党的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0页。）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2页。）此后，他反复强调“政治纪律是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和政治行为方面必须遵守规矩”，“要严守组织纪律”和“要把牢政治方向”（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16年，第13、25页。）。显然，这里说的“要把牢政治方向”，主要就是我国改革和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而这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基本观点是完全一致的。邓小平多次强调：“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但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现在讲的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下开展的。”因为，“中国只有坚持搞社会主义才有出路，搞资本主义没有出路”。邓小平批评党内外受资产阶级自由化影响的“很多人只讲现代化，忘了我们讲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8、211－212、209页。）。故而，我国在改革开放中是否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是邓小平主张的四项基本原则同资产阶级自由化对立和斗争的焦点。邓小平在论及我国改革开放中“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时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概括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这种右的倾向不是真正拥护改革、开放政策，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一旦中国全盘西化，搞资本主义，四个现代化肯定实现不了。中国要解决十亿人的贫穷问题，十亿人的发展问题。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历史上有人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总是行不通。”（《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29页。）因此，在改革中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反对“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是我们共产党人最根本、最主要的“底线”。

理论和事实都表明：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邓小平说：“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他进而强调说：“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0页。）请注意！我国各级领导干部的“四化标准”，既要全面准确把握，更要突出首要的一条，即“革命化”。而现状却是：时兴“告别革命”，不讲“革命化”。而要使干部队伍“革命化”，就必须坚持用包括阶级观点、阶级分析方法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武装党员和干部头脑，用以改造和树立其无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鉴于当今世界总体上仍是阶级社会，而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主要是为了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消灭一切阶级创造经济社会前提，在我国彻底完成无产阶级革命任务依然任重道远的情况下，就从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偏颇，走向另一个极端，放弃阶级观点、不讲阶级分析，是片面和错误的，有违马克思主义。列宁说：“阶级关系——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列宁全集》第4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92页。）因此，“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对每一个历史关头的阶级对比关系和具体特点作出经得起客观检验的最确切的分析”。“马克思主义者不要离开分析阶级关系的正确立场”（《列宁全集》第1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8页。）。为了认识阶级社会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理论。”（《列宁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0页。）应该说，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依然适用于认识当今还是阶级社会的总体世界的阶级关系；也适用于认识国内同一定范围内将长期存在的阶级斗争相关的社会现象。

如若我们共产党人不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那么面对总体上仍然是阶级社会的当今世界，就难以高瞻远瞩地准确把握我们时代的本质，难以预见世界历史演进的走势与曲折，难以洞悉世界政治风云变幻的真相和实质，难以分辨国际政治博弈中的是非曲直，难以识破和有效防范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和分化我国的政治图谋，难以发挥无产阶级国家的政治优势，而制定和贯彻正确的外交路线、涉外政策和国际发展战略，甚至在国际政治和国际战略的较量上容易陷入被动地位。

如若我们共产党人不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那么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就难以认准和实际解决依靠谁、团结谁和如何对待自己的对手等基本问题；也认不清我国干部队伍中出现大面积腐败的思想政治根源。这导致我国主流媒体上，会时常冒出诸如“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欢呼“新《胡润百富榜》宣称，中国大陆十亿美元富豪人数今年首度超过美国，达596位，居全球第一”，称赞“富豪是经济引擎，也应是社会楷模”，断言“中国富豪在历史上从未成为治理国家的主力军”，但“随着中国富豪越来越多，有可能带来文化中心的某种移动”（参见《人民日报》2014年4月28日、《环球时报》2015年10月17日。）等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奇谈怪论。

如若我们共产党人不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那么对维护和巩固我们党的长期执政地位也是不利的。因为，只有以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代表工人阶级履行历史使命、行使执政党的实践和理论，才能从根本上揭示、论证和体现我们党成为领导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的客观必然性、历史正当性和政治合法性，从而理直气壮地坚持、完善和加强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直至一切阶级差别的消灭和国家正常的消亡。故此可以说，在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完全消灭之前，始终坚持和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的政治优势、理论制高点和必不可少的思想武器，是站稳党性立场，掌握和“强化底线思维”的奥秘与钥匙。

（作者简介：李崇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名誉会长）

参考文献：

【1】《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2】《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3】《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4】《党的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

【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

【6】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16年。

（编辑：黄华德）

李春华：坚定理论自信必须毫不动摇坚持马克思主义

在“四个自信”完整的体系中，理论自信占有重要地位，是其他“三个自信”的灵魂，为道路自信提供理论指导，为制度自信提供思想支撑，为文化自信提供精神引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自信，集中体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深刻认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价值的充分肯定，对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坚定信念；体现为对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坚定信念；也体现为对先进理论指导下取得实践成就的坚定信心，对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彰显的生命力的坚定信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在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的关键时刻，我们一定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

坚定理论自信必须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

理论自信是理性地对理论价值的认可，对真理的信仰和执著的追求。坚定的理论自信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一个鲜明特征和政治优势，也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成功的重要法宝和优良传统。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自信不是盲目自信，而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性与真理性基础之上，建立在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之上，建立在完整准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实质和精髓的基础上的自信。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因而它不是一般学说、不是单纯的知识体系，而是带有鲜明的阶级性的理论。但它又是具备科学性和真理性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世界的本质和规律，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和规律，特别是揭示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是经过160多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实践反复证明具有普遍真理性的科学理论。在迄今为止对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无数的理论解读中，马克思主义是最具有解释力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是观察和分析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定理论自信，要始终旗帜鲜明、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个最基本的东西，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采取坚持与发展、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态度，坚决防止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丢掉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把马克思主义当成神圣教义顶礼膜拜、唯书唯上不唯实的教条主义，一种是以发展马克思主义为由离开甚至背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所谓创新和发展。这两种态度和倾向，都不能真正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而且导致在实践上付出巨大代价。

坚定理论自信必须坚信马克思主义必然走向胜利

理论的价值如何彰显？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根本标准。一般说来，理论是否有价值以及价值大小，最有说服力的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取得实践上的成功。验证马克思主义理论价值的最终标准也只能是实践。

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取得了巨大成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上，列宁主义指导俄国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是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成功的表现。当然，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成功的实践标准是辩证的，要从实践的长期性、全局性和发展性上来正确地理解和把握。尽管当今世界社会主义暂时处于低潮，但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在的科学性与无产阶级主体的客观需要，马克思主义必然经过曲折而走向胜利。

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自信，是对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彰显的生命力的坚定信心，是建立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取得的巨大历史性成就之上的充分自信。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走出了一条通向独立富强民主文明的康庄大道，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凯歌。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取得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这些成功和奇迹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充分彰显了指导这一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新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从而为我们坚定理论自信提供了坚实的现实依据。

坚定理论自信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

理论自信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充分肯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这一理论体系实现了一系列重大理论突破，包括社会主义阶段和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执政党建设理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形成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关系，将二者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是完全错误的。我国正处于并将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现象，并不能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有矛盾的。因为我们在最根本的方面坚持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这就是：在所有制结构方面，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在分配领域，坚持按劳分配为主；在政治领域，坚持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的领导；在思想领域，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而保证我国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

对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坚定自信，不仅体现在对这一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成就的坚定信念，还在于对这一理论能够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发展的坚信不移。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坚定理论自信的根本途径是立足现实，坚持问题导向，在回答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充分彰显马克思主义理论生命力。面对当今时代发生的巨大变化，产生于160多年前的马克思主义，亟待需要根据时代变化而不断完善和发展。我们的理论自信，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来审视当今时代人类面临的紧迫问题，以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和解决来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原理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李春华：立法捍卫英烈名誉反击历史虚无主义

链接：http：／／www.cdrb.com.cn／html／2017－03／29／content＿65895.htm

一段时间以来，国内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泛滥猖獗，保护英烈名誉却成了一个“问题”。维护英烈名誉，固然需要道德教育，但法律手段必不可少。只有德法并重，才能收到良好效果。国家是保护英烈名誉的主体，而“国家保护”最重要的，也是最有力、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法律。惩恶才能扬善。面对当前诋毁英雄的猖獗之势，我们唯有建立健全我们的法律长城，才能维护民族英雄和革命先烈的合法权益，最终才能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为尊崇英烈，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3月15日闭幕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民法总则。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侵害英雄烈士等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通过立法捍卫英雄先烈是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地位的需要

历史对一个民族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一个民族的存在和发展的根基和血脉。民族英雄、革命先烈是一个民族历史发展的符号、象征和重要载体。因而，诋毁、侮辱和损害烈士名誉，污蔑和诋毁英雄，实质是否定历史，切断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的血脉，而否定历史就是断其根、灭其魂、釜底抽薪，这是在斩断历史、切断血脉，而一个无根失本的民族，一个没有血脉绵延的民族，将难以兴盛和繁衍。

历史已经证明，要使一个民族灭亡，首要方法是让它的历史消亡——践踏民族历史，消解民族自信心，破坏民族认同感。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在《古史钩沉论》说：“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对党史国史的事件和人物进行恶意攻击的历史虚无主义，意图无疑是“去史去国”。而“去史去国”的结果，前苏联的亡党亡国就是例子。苏联解体之前，几乎所有的民族英雄被系统抹黑诋毁，结果民族精神和民族记忆被解构，民族信仰被涣散，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凝聚力四散崩流，最终导致苏联的解体。正所谓“以蝼蚁之穴，溃千里之堤”。

历史虚无主义以“历史细节考证”来玷污、诋毁和妖魔化革命英烈，肢解和歪曲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其根本目的是否定、消解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和历史必然性，动摇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根基。因此，制定国家英烈名誉保护的相关法律，直接目的是捍卫英雄先烈名誉，最终是要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地位。

通过立法捍卫英雄先烈是巩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需要

以诋毁、侮辱和损害烈士名誉的历史虚无主义，扰乱民心，伤害民族情感，造成思想混乱，严重破坏了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民族英雄、革命先烈是一个民族的情感和记忆的载体，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其内含的“爱党爱国、勇敢战斗、不怕牺牲、忘我奉献”的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具有巨大的精神价值。在过去的岁月里，英雄的革命精神是中华民族万众一心抵抗侵略的伟大民族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它也同样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宝贵精神财富。

然而，近年来，境外“和平演变”势力和国内历史虚无主义千方百计进行“去英雄化”，其目的在于瓦解民族精神、摧毁民族“灵魂”、践踏民族情感，最终解构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当前社会公民信仰缺失、道德滑坡，与民族心态呈现“去英雄化”趋势有密切关系。否定民族英雄和革命先烈，企图使中华民族成为一个没有英雄、精神涣散的羸弱民族，就是阻止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复兴。

在意识形态领域，仅仅发表几篇有分量的文章对历史虚无主义进行批判，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通过立法保护我们的民族英雄，让我们的民族英烈在天之灵有所寄托，供后人敬仰、学习和追随。对革命英雄名誉的法律保护，就是用法律来守护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因此，为国家英烈名誉立法，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以法律形式在意识形态领域与西方敌对势力和历史虚无主义者所进行的政治斗争。

只有通过国家立法才能提高对历史虚无主义势力的震慑

“无法即无天”。立法可以最大程度地挤压历史虚无主义“任性”的空间。近年来，经过理论学术界深入系统地研究、辨析和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和危害已经彻底暴露出来。但为什么关于英雄的谣言仍屡辟不止？诋毁英雄现象甚嚣尘上？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一些人造谣的成本太低，一些人没有约束，信口开河、胡言乱语、任性妄为，但其行为却没有受到严格约束和应有的惩处。很多人公然通过微博、微信等各种方式造谣生事，挑战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但却未受到任何处理，我们似乎“拿他没办法”，对此必须高度重视。通过严肃查处几起典型案例，让一些人为此承担法律后果，会对肆意造谣诋毁英雄的人起到震慑作用，使他们轻易不敢造谣中伤。

总之，国家英烈不是普通公民，烈士不是私人财富，而是国家财富。作为一种国家的宝贵财富，维护英烈的名誉，就不再是英烈亲人和家属个人的私事，而是国家的公共事务。保护英雄名誉，应该成为国家直接调整的范围，国家机关是应该成为追究侵权者法律责任的主体的。（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原理研究部副主任）

李春华：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重要法宝

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特别是哲学方法论的指导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把握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发展大势，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把握本质，有效处理交织叠加的各种矛盾关系，推出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重大方针政策，并大力度推进其落地执行，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为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打下了坚实基础。

以辩证唯物论世界物质统一性基本原理为指导，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方法论，准确判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所处的客观条件

“一切从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中的首要的基本观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现阶段提出和实施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之所以正确，就是因为它们都是以我国现时代的社会存在为基础的”，“要学习掌握世界统一于物质、物质决定意识的原理，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制定政策、推动工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以辩证唯物论世界物质统一性基本原理为指导，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方法论，深入分析和准确判断当前的世情、国情和党情，强调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正是在这一科学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制定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和方针政策，在实践中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方法论，我们深刻认识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把握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和深层次矛盾，出台解决问题的有效措施，提出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着力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贯彻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实现更高层次的供需动态平衡。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加强定向调控、相机调控、精准调控，促进了结构优化，保持了经济中高速增长，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断巩固和发展。

以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观点为指导，坚持系统分析方法，统筹谋划，增强全局观念，注重顶层设计

唯物辩证法关于普遍联系的基本原理，要求我们在改革中必须坚持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学习和运用唯物辩证法，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各项工作、各类要素相互交织，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此，我们坚持全局和局部相配套、治本和治标相结合、渐进和突破相促进，统筹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坚持系统思维，科学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的改革举措良性互动、协同配合，在处理局部和全局、当前和长远等的关系上取得良好成效。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大发展理念”，都是面对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千丝万缕的关系而提出的。我们坚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并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相互促进、统筹联动，强调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不断开创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新局面，充分体现了我们党把握方向、谋划大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能力和定力，充分表明对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观点和方法的自觉运用。

以唯物辩证法矛盾运动的基本原理为指导，坚持矛盾分析方法，积极面对和化解前进中遇到的矛盾

矛盾的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矛盾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可以说，改革发展的过程就是正确处理各种矛盾关系、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同时，坚持普遍联系的观点和系统思维方法，并不是不分轻重缓急，“胡子眉毛一把抓”，平均使用力量，而是要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既要注重总体谋划，又要注重牵住“牛鼻子”。在任何工作中，我们既要讲两点论，又要讲重点论，没有主次，不加区别，眉毛胡子一把抓，是做不好工作的。在众多的矛盾中，优先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此带动其他矛盾的解决。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善于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卓有成效地处理各种矛盾关系，极大推进了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在实践中，我们着力处理数量速度与质量效益的辩证关系，使改革发展的方向和路径进一步明确；着力处理供给与需求的辩证关系，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处理共建与共享的辩证关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把握主要矛盾及其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基本原理，紧紧围绕发展这个第一要务来部署各方面工作，精准定位、抓实抓牢工作重点，在各项工作中都善于抓重点、抓关键、抓牛鼻子。如，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抓住供给侧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作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决策，强调这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工作的主线。

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重要法宝。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之所以取得历史性成就，关键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学哲学、用哲学，加强思想理论武装，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和根本方法论，深刻认识中国改革发展规律，提高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制定发展战略和决策的科学性，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李春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中国共产党在95年历程中，之所以能够由小到大、由弱变强，战胜无数艰难险阻最终胜利，最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无论是党取得辉煌成就，还是出现失误甚至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严重损失，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信赖、拥护和支持始终不渝。人民群众的信赖、拥护和支持，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物质之源和精神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因素，是我们国家和民族成就辉煌事业、走向兴旺发达的坚实保障。

1.坚定地站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立场上，忠实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时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同甘苦共患难，这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得到人民信赖、拥护和支持的最重要原因。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本质特征和根本优势。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始终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宗旨，作为党的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为了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不屈不挠英勇斗争。在大革命时期，党领导工农大众反帝反封建，代表和维护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救亡图存的根本利益；土地革命时期，党实行土地革命，把中国大多数民众争取到自己的身边；抗日战争时期，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高举民族利益大旗，调动了各阶级的积极性；解放战争时期，党的政治主张代表了社会各阶层和民众的利益。在取得执政地位之后，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领导中国人民努力探索，走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中国共产党95年的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根本宗旨的历史。正是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才能够在一次次的历史关键时期和重大关头，始终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2.中国共产党选择了揭示人类社会发展本质及其规律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并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解放之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探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奋起抗争、探索和奋斗，开启了寻找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艰难历程。从太平天国运动，封建地主阶级开明派发起的洋务运动、资产阶级改良派谋划的戊戌变法，到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中国各阶级各阶层利益群体和政党组织纷纷以各自方式探索民族解放之路。但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都未能引领中国走出失败的泥潭。在无数次尝试失败之后，中国人民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在与具体实际的结合中不断推动理论的飞跃，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中国革命提供了行动指南。中国人民的命运从根本上得到了改变，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了世界的东方。

3.中国共产党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适应时代发展要求，走出了一条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探索出了使人民通向美好生活的幸福之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勇于解放思想，大胆创新，开始了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道路，使我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在短短38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努力奋斗，在经济建设和改善民生方面取得突出成就，人民生活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各项社会事业显著进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已经逐步由梦想变为现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成就，充分显示出在当代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之路。

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使人民当家作主权利得到了有力保障。在革命时期，中国人民争取民主的斗争始终是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条件艰苦，我们党依然注重从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文化上等各方面实行民主。抗日战争时期，党制定了《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在边区广泛建立了“三三制”政权，并从当时边区大多数选民文化程度不高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了多种投票方法，从而保证选民能够正常行使自己的权利。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人民民主的内容不断丰富、形式不断创新、实践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取得的成就，最重要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为实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确立了正确方向。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在社会生活中，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参加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管理，参加经济和文化事业的管理，享受到了自身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的权利。党的十八大提出，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这一要求和目标的提出以及这几年我们为实现这一要求和目标所作出的努力，使广大人民群众对我们党更加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4.中国共产党坚持从严治党，注重加强自身建设，尤其强调加强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中国共产党坚持真理，敢于正视和纠正自己的错误，因而赢到了人民的敬佩、信赖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自身建设，一贯把党的自身建设视为党的生命。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就强调要从思想上建党，提出建设“一个有纪律的、思想上纯洁的、组织上纯洁的党，合乎统一的标准的党”。经过延安整风，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大大提高，作风和面貌为之一新。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党的队伍空前壮大。中共中央大力加强党的建设，开展整党整军运动，保证了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成为团结人民、争取胜利的坚强核心。在全国解放前夕，面对即将夺取全国政权的新形势，中共中央适时强调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加强组织纪律性，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建立定期请示报告制度，健全党委制，使党的团结和统一达到了历史新高度。在成为执政党之后，我们党高度重视自身建设，围绕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围绕提高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先进性，不断加以推进。改革开放以来，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党始终把自身建设视为生命线，全面推动、持久开展，使党不断焕发出蓬勃生机。

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难免出现失误甚至是严重失误。但是，中国共产党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并在反思错误的基础上，改正错误，纠正偏差，引以为鉴。在不断追求真理，随时纠正错误的过程中，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支持和信任。

中国共产党95年奋斗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人民群众大力支持的结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时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切实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只有继续始终与人民群众风雨同舟，依靠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才能战胜各种艰难险阻，率领人民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道路上阔步前进。

窗体底端

李建国：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信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的本质特征，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必须始终坚持的根本原则，一旦动摇了这个根本原则，我们就会迷失方向，不是重回封闭僵化的老路，就是走上改旗易帜的邪路。中国将积极稳妥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但绝不会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模式，而是会以更加坚定的政治制度自信，以优异的中国实践，为人类开拓出更优秀的制度文明。

政治制度在一个国家的各项制度中处于关键环节，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首先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信，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信心和决心。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在经济实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方面不断跨上新的台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前进道路上不断战胜各种艰难险阻，中国56个民族长期保持共同团结奋斗和繁荣发展，中国社会长期保持和谐稳定。这些事实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具有独特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强大生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正确道路。中国将在坚定政治制度自信的基础上，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断完善和发展政治制度，更好地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为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提供更加完善的制度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受西方民主政治思想的影响，国内总有一些人脱离国情、想当然地认为，中国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必须向西方看齐，而看齐的标准似乎就是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模式，实行多党制和三权分立。直到现在，学术界仍然有人宣扬在中国搞西式民主，他们刻意把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对立起来。必须清醒地看到，这些人念念不忘地认为只有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才是政治改革，实际上是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完全曲解，同时也是对广大人民群众的严重误导，其危害性不容忽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照抄照搬西方政治制度，其本质是要削弱和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改变中国的国家性质，必须高度警惕并坚决抵制。

西式民主危机近年来逐渐成为学界的热门话题，就连西方的一些学者也认为，西方的多党制和三权分立制度实际上很难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2014年3月，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刊登的《民主出了什么问题》指出，从2000年至今，西式民主在全球范围内正在面对越来越多的障碍，以往被人们所津津乐道的西式民主，到现在已经只剩下选举这个外在形式，而且西式民主制度的有效运转也正在面临缺少制度保障的困境。民主在西方国家内部常常和运转失灵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非西方地区则由于带来社会动荡和社会分裂而屡屡崩溃，西式民主暴露出越来越多危机。有学者把发达国家的民主危机概括为金钱左右政治、体系运转失灵、民粹主义盛行。

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正深陷危机之中，而且这场危机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为严重的和全方位的，几乎席卷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所有层面和所有领域，无论是对美国还是对欧洲都是如此。

先看美国。2011年9月爆发了“占领华尔街”运动，矛头直指美国政治的权钱交易、两党政争和社会不公，从最初的示威活动演变为席卷全美的流血冲突，这场运动把美国社会的深层次矛盾和所谓的“普世制度”弊病直接暴露在全世界面前；2013年9月国会与白宫就预算问题爆发严重冲突，最后导致政府关门，就是“受益”于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2014年12月黑人抗议白人警察滥用暴力大示威，揭露了美国社会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现象，使美国人权记录中极不光彩的一幕暴露在世人面前，戳穿了美国这个人权卫道士的真实面目；2016年4月在首都华盛顿爆发了“民主之春”运动，示威者抗议美国的金钱政治和总统竞选腐败，同时也揭穿了美国“新闻自由”的虚伪本性；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特朗普异军突起当选为美国第45任总统，客观而真实地反映了美国当前所面临危机的深刻程度。

再来看欧洲。2009年10月爆发希腊危机，随后引爆了欧洲债务危机；2015年上半年欧洲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难民危机；2016年3月法国爆发的“黑夜站立”运动蔓延至欧洲各国，暴露出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制度危机；2016年6月至今的英国脱欧使欧盟遭遇到了空前的危机。此外，欧洲还面临着几乎是零的经济增长，日益沉重的公共债务，节节攀升的失业率，以及此起彼伏的恐怖主义袭击。欧洲正在被一场接一场的危机压得喘不过气来。

西式民主制度被移植到非西方国家和地区以后，也大多造成社会动荡、社会分裂乃至国家走向衰败等水土不服的后果。正如英国学者马丁·雅克所说的那样：民主不应是抽象的概念，不能脱离历史和文化，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因为，如果缺乏相应的环境，民主不但不会奏效，甚至还会带来灾难。欧洲的乌克兰和非洲的埃及等国，就是非常典型的案例。这些国家在照搬西式民主制度之后，不仅没有走上康庄大道，反而同时上演了“民主导致衰败”的景象。把一个好端端的国家搞得党派纷争不断，政局动荡不定。当今世界还没有哪个发展中国家是因为照搬西式民主而实现了繁荣稳定，中国必须深刻汲取这些教训。

前几年，“宪政”问题成为中国思想理论界争论的一个热点，甚至有人提出中国梦就是“宪政”梦。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依法治国”和“依宪执政”，个别学者对此曲解为是中国要搞西方“宪政”，这对广大人民群众而言是严重的误导。大多数中国学者认为，“宪政”的西方政治色彩非常浓厚，是西方政治制度的基本标志。在对西方宪政来源历史进行客观分析之后，就可以发现西方宪政的实质。西方宪政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政治成果，它的理论基础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和个人主义价值观，它代表和维护的是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和意志。人类社会的政治发展规律告诉我们，掌握政权之后的资产阶级，必然要利用包括宪政在内的众多国家机器来维护自身的根本利益。恩格斯曾深刻指出：“自由竞争不能忍受任何限制，不能忍受任何国家监督，整个国家对自由竞争是一种累赘，对自由竞争来说，最好是处在一个完全没有国家制度的状态，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剥削他人……但是，对于资产阶级来说，无产阶级同样是必不可少的；资产阶级即使为了使无产阶级就范，也不能不要国家，所以他们就利用国家来对付无产阶级，同时尽量使国家离自己远些。”西方宪政之所以要设计出多党制、三权分立、新闻自由和军队国家化等众多的政治和法律制度，其根本目的正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自身的利益。“宪政”是有特定含义的，个别人之所以不顾国情鼓吹“宪政”，实际上是要用西方的政治制度来否定我国的政治制度，最终目的是取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瓦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坚持“改革新思维”，接受西方“宪政”的诱导，在宪法中取消了苏共的领导，结果是多党制在苏联合法化，坚持苏共的领导反而“违宪”，这成为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苏东剧变的惨痛教训已是前车之鉴，我们决不可掉以轻心。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信，积极吸收借鉴人类优秀政治文明成果，但绝不照抄照搬他国政治制度，坚决排除所谓“普世价值”和西方“宪政”等错误思潮的干扰，旗帜鲜明地坚持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李建国：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西方中心论”

一、人类文明的基本特征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文明具有三个鲜明的特征。首先，人类文明具有多样性。世界各国、各个民族的文明都是人类文明创造的成果，我们在维护自身文明的同时，应当尊重其他文明，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维护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其次，人类文明具有平等性。世界上既没有十全十美的文明，也没有一无是处的文明，各国和各民族的文明是没有高与低、优与劣的区分的，对待每一种文明的态度应该是平等和谦虚，而不是傲慢和偏见。最后，人类文明具有包容性。每一种文明都是独特的，都是人类劳动和智慧的结晶，都值得尊重和珍惜，既不要生搬硬套，也不要削足适履，世界各国、各民族如果能够坚持包容的精神，就不会出现所谓的“文明冲突”。【1】259人类文明的丰富多彩来源于相互交流和相互借鉴，正是文明的交流互鉴才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和世界的和平发展，但文明交流互鉴的前提是不能独尊某一种文明或者贬损某一种文明，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文明应该相互交流、学习和借鉴，而不应该相互隔离、排斥和取代。文明之间存在差异是正常的，对待其他文明的正确态度，应该是通过相互交流、学习，积极借鉴和吸收其他文明的有益成分，丰富本国和本民族的文明，推动人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历史已经证明，那些唯我独尊通过强制手段解决文明差异的霸权性做法都没有成功，只会给人类文明带来灾难和祸乱。

在世界文明多样性的今天，任何一种文明称霸世界的局面已不可能实现，每一种文明既有它合理的一面，又有其不足的一面。文明的魅力是在多样性、平等性、包容性的特征中体现的，世界各种文明应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而不应该是排斥和取代其他文明、称霸世界。人类文明的现有格局就是在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明相互交流、学习、借鉴中形成的，世界各国和各民族人民也逐渐形成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命运共同体，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已经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

二、“西方中心论”及其批判

近代以来，西方文明一直在世界范围内占据着主导地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外实行文化霸权主义，不断推销其制度模式和思想文化，使得西方文明和文化深深打上了排他性以及由此引起的攻击性烙印。近代以来西班牙、葡萄牙、英国和法国等国对其他国家的长期殖民，16世纪至19世纪北美大陆上欧洲殖民者对印第安人的大规模屠杀，美国历史上长达200多年的黑人奴隶制，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多次遭受西方侵略等等，都非常典型地体现出了西方文明和文化的排他性、攻击性。对非西方国家和民族而言，西方文明和西方文化意味着歧视、对立、压迫、屠杀、侵略……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历史早已清楚地证明了这点。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快速发展，以及随之而来形成的霸权地位，西方发达国家逐渐在制度和文化方面形成了优越感，“西方中心论”由此应运而生。“西方中心论”是西方通过殖民化全球后逐步形成的一种优等心理，是对人类文明、文化和历史的误解。在“西方中心论”看来，西方是世界的中心，西方文明和文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明和文化，高于、优于非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化，人类的历史围绕西方文明和西方文化展开，西方文明和西方文化的特征或价值具有普遍性，代表着非西方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发展方向，世界各国的现代化道路只有一条，西方的道路就是世界的普遍道路。在西方国家眼中，“全球化就是西方化”，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和民族理所当然地应当遵从西方标准。

近些年来在中国甚嚣尘上的“普世价值”思潮就是“西方中心论”的直接体现。“普世价值”思潮建立在西方历史文化基础之上，以西方人本主义为旗号，把自由、平等、人权奉为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把民主、共和、宪政看作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和民族脱离“普世价值”和基本政治架构来搞“现代化”，那必然会是剥夺人的权利、摧毁人的尊严的一种灾难过程。【2】“普世价值”大力鼓吹“西方中心论”，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价值观念与制度模式化，看作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和“普世模式”，“普世价值”的矛头直接指向中国的根本国家制度，目的是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是西方国家“西化”和“分化”中国的思想武器。为此，我们决不能成为“普世价值”的俘虏，必须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决批判和抵制“普世价值”，不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把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和话语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维护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和文化安全。价值是客体对于主体需要的满足和意义。在现实世界当中，人的主体形态表现为多层次和多样化，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这就表明人类社会并不存在超越时空、永恒不变的价值观念。“普世价值”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中心的价值观，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来西化非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其本质就是西方价值观念和制度模式化，是以“普世价值”为软实力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不可超越性的话语霸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把以自我为中心的特殊价值包装成“普世价值”，强迫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人们遵守和执行，这种做法既不得人心，也不能得逞。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西方文明只是人类文明中的一种，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也只是人类文化中的一种，资本主义道路只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一个重要阶段，世界各国的现代化道路并非只有一条，西方的道路也绝不是世界的普遍道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一方面肯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成就，另一方面则毫不留情地敲响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丧钟，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在人类历史上的过渡性。资本主义社会的出现和发展虽然包括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之中，但绝不代表着人类的美好理想，当然也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来一直在不断地进行自我调整，但永远也改变不了其社会成员严重两极分化的状况，同样永远也改变不了其金钱和利益集团控制政治的局面，这些铁一般的事实是“普世价值”所无法掩盖的，客观上也宣告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普世化的破产【2】。

三、“历史终结论”的证伪

“西方中心论”还认为，人类历史将终结于西方。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学者福山在苏东剧变之后提出了“历史终结论”，宣称苏东剧变是共产主义彻底终结的标志，自由民主是普世性的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是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历史没有终结，也不可能终结。改革开放近40年，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均国民收入增长12倍，经济总量增长15倍，2009年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向上中等收入国家的历史性跨越，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于其他国家需要几个世纪才能取得的成就，中国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可以说新中国缔造者们确定的赶超目标正在逐步成为现实。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大国、世界制造业大国和世界第一出口大国。1978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份额只有1.8％，而到2012年这一比例已经大大提高到了11.5％。【3】从国际横向比较看，不论是持续的时间，还是增长的速度，中国的高速增长期在这两个方面都远远超过了经济起飞时期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可以说是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新奇迹。从2008年至2012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高达9.3％，中国经济净增量在全球经济净增量中的比重高达29.8％。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率达到7.8％，经济的净增量占当年全球净增量的60.9％。【4】中国贡献了世界经济增量的1／3，这一比例远超其他发达经济体，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经济增长主引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了巨大的挑战，让西方自由民主的种种怡然自得的想法相形见绌；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快速发展的借鉴，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认识到，不能再迷信西方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和“普世模式”，它根本不是什么包治百病的万能灵药；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巨大的鼓舞，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世界社会主义注入了生命力。所以，苏东剧变并不意味着整个社会主义的失败，社会主义也并没有终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有力地证伪了鼓吹“西方自由民主就是世界的普遍道路”的“历史终结论”。2009年福山承认，所谓“历史终结论”还需要推敲和完善，中国的崛起丰富了人类的思想宝库，世界离不开多样性的文明融合。2012年福山又提出，中国治理方式是其他国家的范例。【5】

当今世界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西方国家应当摒弃“西方中心论”的霸权思维，努力建设一个相互尊重、相互平等、相互包容的世界。西方国家推行“西方中心论”的根本目的，是维护西方的既有霸权利益，不但损害非西方国家的主权和核心利益，而且给世界和平带来了极大危害，实际上是当今世界不安宁的重要根源。2015年1月，俄罗斯网络媒体《观点报》曾指出，西方国家要允许世界上存在不同的信仰和价值观，应该停止对其他国家的内政进行干涉和攻击，要首先解决好自己国家人民的生活问题，而不是动辄就去教育别的国家的人该如何生活。西方国家应该跳出自私和霸权的惯性思维，更多地尊重和包容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国际社会逐渐形成一种共识，中华文明历史悠久，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其中许多理念具有跨越时空的永恒魅力和时代价值，能够为缓解当今世界的冲突提供借鉴。倘若不同民族、宗教、文明能够坚持“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理念，实现和平相处就会变得更加容易。倘若西方发达国家能够胸怀“天下大同”思想，凡事不是只从自身利益立场考虑问题，让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也都平等地享有发展和成功的机会，就会赢得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更多认同和尊重。当今世界上的各种恐怖主义威胁此起彼伏，人类社会的持久和平面临极大挑战，应对威胁和挑战人们无疑对西方发达国家抱有很高期待，但有一个前提必须明确，就是西方发达国家应当放弃“西方中心论”的傲慢与偏见，停止向其他国家和民族唯我独尊地推行文化霸权主义和“普世价值”，平等和谦虚地同其他文明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维护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平等性和包容性，对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和世界的和平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2】侯惠勤.“普世价值”的理论误区和制度陷阱【J】.求是，2017，（1）.

【3】国家统计局报告.改革开放铸辉煌经济发展谱新篇－－－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变化【N】.人民日报，2013－11－06.

【4】刘丽娜，韩墨，谢鹏.中国对世界经济的重大贡献【J】求是，2013，（20）.

【5】【美】弗朗西斯·福山.中国治理方式是其他国家的范例【J】.求是，2013，（5）.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李捷：毛泽东对中华民族至少有五大贡献

一个时期以来，非议毛泽东同志的言论甚嚣尘上。这些人故意割裂历史、曲解历史、否定历史，肆意污损和丑化毛泽东的历史形象。我是长期从事毛泽东研究的，我感觉，至少可以说，毛泽东对于中华民族、对于新中国、对于中国共产党，至少有五个方面的重大贡献。

第一个重要的历史功绩就是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经过了长期的革命斗争，终于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创建了新中国。这是他的最伟大的历史性贡献。大家都知道，1840年以后，英、法等西方列强都来侵略中国，来欺负中国，来掠夺中国，中国变成了他们的半殖民地，国家主权被严重践踏。而此时中国的社会制度仍是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且已进入它的腐朽时期，社会矛盾重重，民不聊生，内忧外患交集在一起，中国人民受到了西方列强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所以无数的仁人志士，包括早期的林则徐、魏源、龚自珍，一直到洪秀全太平天国起义，再到康有为、梁启超，最后到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伟大的辛亥革命，都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作出了不懈努力。

但是真正能够给中国指明一条道路，找到正确方向，而且把它变成现实的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奋斗了28年，浴血奋战，牺牲了上千万的烈士，包括毛主席自己的家人，六位烈士，其中有五位都是在民主革命时期牺牲的，另外一位是毛岸英，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抗美援朝中牺牲的。毛泽东同志和那一代伟人，为我们中华民族立下的不朽的功绩，就像邓小平同志说的，没有毛泽东，中国人民还将在黑暗中摸索很长一段时间。

第二个重要的历史功绩就是在创建了新中国后，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中国长期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农业国家。世界近代以后，西方进行了工业革命，实现了社会的近代化，而中国却没有赶上世界的浪潮，被西方国家远远地抛在后面。这是我们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上百年来积贫积弱、被动挨打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从新中国成立以后，没有忘记要创建一个工业化的新中国。没有工业化，一切都谈不上。所以，在1953年国民经济刚刚恢复，抗美援朝战争刚刚接近尾声的时候，我国就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在苏联的援助下兴建了156个项目，初步解决了我国工业化的基础问题。从毛泽东开始，到邓小平同志第二代领导核心，再到江泽民同志第三代领导核心，再到以胡锦涛、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一代一代接续努力。到现在，我国正顺利实施第十二个五年计划。我们现在享受的工业化成就，不能忘记革命先辈们立下的丰功伟绩。

尽管在此过程中，毛泽东也犯过错误，也偏离过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特别是犯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是我国工业化建设始终没有停顿。即便在“文化大革命”这艰难的十年中，我国排除各种干扰，还是在继续进行工业建设。最显著的就是1970年我国发射了自行研制的第一颗人造卫星，1975年又成功发射了第一颗返回式卫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建设，也是在70年代开始的。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成批、成套地引进西方的化工设备，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所以，到70年代中期，我国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第一步，也就是已经初步建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独立的工业化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解决了整个工业基础的问题，解决了我们制造业从无到有的问题。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四个现代化目标的提出和战略部署，最初是在毛泽东主持下进行的。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提出了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这些目标虽然没有按期实现，但是已经打下了第一步的基础。学界经常讲，中国是在70年代中期完成了初始工业化阶段。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谈得到向全面的现代化迈进。而这个目标现在我们已经一步一步地接近了。也就是说，到21世纪中叶我们将基本上实现现代化，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历史性的进步。

第三个重要的历史功绩就是极大加强了我们的国防。大家都知道，在1840年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无数的仁人志士都慨叹中国“有边无防”。我国有漫长的边疆、广阔的海洋，但是没有设防，就是设防也经不起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侵略。所以甲午海战，一个小小的邻国日本，我们都败在它的手下，这对有识之士是极大的震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既没有财力，也没有工业基础的极端困难情况下，白手起家，使我们的国防工业、国防现代化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毛泽东提出要建设强大的海军，巩固海防；建立强大的空军，巩固空防。到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又提出要加强国防工业的建设，要加强三线建设的布局。那时我国的主要工业，包括国防工业，都在沿海，内地很少有工业。60年代中期和整个70年代，我国的国防工业，特别是三线建设整个完成了合理的布局。从沿海到内地，一直到西部地区，到处都有工业基地，包括原子能基地、核试验基地等。这是了不起的成就。正因为如此，从50年代到60年代世界上虽然不断地发生局部战争，不断有紧张的态势，但是我国的整个边防和国防是非常稳固的，没有谁敢轻易地来欺负我们。这也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

第四个重要的历史贡献就是毛泽东建设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政党——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首先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基础，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时，还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并形成了深入民心的优良传统，这就是群众工作路线。特别重要的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肩负着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神圣使命，为完成这样一个使命就必须有一套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改造我们伟大的祖国，使它真正能实现民族复兴。这个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毛泽东奠定的基础，这就是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的道路。这个法宝一直延续至今。当然，毛主席在有生之年，并没有对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作过概括。这个活的灵魂是谁来概括呢？是邓小平同志。邓小平同志把它概括为：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群众路线。这三大法宝既是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同时也是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

最后一个重要的历史贡献就是极大地提升了我国的国际地位。鸦片战争后，我国在世界上没有什么国际地位，只是到了抗日战争的时候，特别是抗战的胜利，作为中国近代史上反侵略的第一次彻底性的胜利，才扭转了这种状况。但在这之后较长一段时间里，国家陷入内战，经过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不懈努力，终于建立了新中国，为国家赢得了最后的和平，奠定了大国地位。

新中国成立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承认这个新生政权。当时美国提出一个理论叫做“尘埃落定”。什么意思呢？它认为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新中国维持不了几年，那就等着有朝一日中国共产党下台以后再考虑建交的事，实际上就是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也不承认新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信邪，也不怕各种各样的压力，中国共产党有骨气，坚持独立自主这个活的灵魂，顶住了压力，而且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美国人不得不和我们打交道。于是，1954年在日内瓦召开的解决朝鲜半岛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国际会议上，美国人不得不邀请我们参加，它在外交上不承认我们，但它又不得不承认，在国际会议上没有中国的参加，这两大问题解决不了。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是在和中国没有外交关系、美国还不承认新中国的国际地位的情况下进行的。尼克松来华谋求中美关系的正常化，签订了著名的《上海公报》，这个了不起的外交成就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地位，也打开了我们和西方国家的关系正常化的大门，才有了我们后来改革开放时对外开放的基础和前提。另外，在这个过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的合法席位，把国民党的代表赶了出去。这一点来之不易，也是我们要永远牢记的，这就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穷朋友”。所以，毛泽东、周恩来当年就一再嘱咐说，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穷朋友”，是这些人抬轿子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

综括这五个方面的历史性成就，我们完全可以说，毛泽东同志是一个不朽的民族英雄，为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独立、中国人民的解放，为了新中国的繁荣富强，为了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他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一生。当然他也犯错，甚至有犯严重错误的时候，对国家、对民族、对我们的党都带来了很大的损害，给人民也带来了损害。但是，人民仍牢记他，什么道理呢？总的来说，没有毛泽东，我们今天不可能有这样一个幸福的生活环境。所以，我们党在每一次回顾的时候都讲到这一点，就是当时毛主席创建了新中国，还带我们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为后来新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基础。当然我们还要说一句话，就是如果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带领我们大胆地抛弃了过去的社会主义传统观念的束缚，长期以来的“左”的束缚，我们也不可能走到改革开放这条路上。这一点来说，是邓小平同志的功劳，也是后来从邓小平同志到江泽民同志，一直到胡锦涛同志、习近平总书记，我们中国共产党一代又一代人不断奋斗的结果。

（作者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

李凯旋：论意大利共产主义政党的碎片化困境与发展前景

1991年，西欧地区最强大的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在里米尼召开了党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更名为左翼民主党（即今天的民主党），从而结束了其70年的光荣历史。虽然以意大利共产党元老科苏塔为首的少数派，以复兴社会主义运动为己任，组建了重建共产主义运动，即后来的重建共产党（以下简称重建共），但重建共并没能力挽狂澜，反而在持续不断的内耗与分裂中，走到了意大利政治舞台的边缘。在重建共二十多年来分化与分裂的过程中，意大利的共产主义政党组织逐渐形成了当前“两弱三小”的碎片化格局：逐渐衰弱的重建共和新成立的意大利共产党（前身是共产党人党，以下简称新意共），以及三支更为弱小的共产主义组织——劳动者的共产党（托派）、共产党（马列）和共产主义者网。几十年前，共产党曾在意大利具有十分强大的影响力，而如今却陷入了碎片化的危机之中，着实令人扼腕。但这在今天的西欧并非个案，通过对意大利的研究，我们或可管中窥豹，对当前西欧各国共产党所处的困境与面临的主要挑战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一、意大利共产主义政党的分裂与碎片化困境

意大利共产主义政党的碎片化，一方面表现为共产党组织力量的分散性，另一方面表现为主要共产主义政党内部派系分化的严重性。重建共和新意共是目前意大利共产主义政党的中坚力量，各有1万名左右的党员；劳动者的共产党党员人数在1000名到1500名之间，共产党（马列）在1500人至2000人之间，共产主义者网大约有几百名成员〖ZW（〗数据源自2015年12月24日时任原意大利共产党人党国际部副主任的弗朗切斯科·马林乔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所做的题为“共产党在意大利的重建：困境、变化、改革与挑战”的报告。其中，重建共历年来党员人数变化、地区分布都可以从其官网获取；其他组织，包括共产党人党（新意共）在内近三年来并没有公开相应的统计信息。）。事实上，除共产主义者网之外的三支力量，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从重建共分离出来的。

1.在分裂中衰落的重建共

重建共在党章的导言中把党定位为工人阶级的自由组织，是“把资本主义社会改造成共产主义社会而解放全人类的所有劳动者、青年和知识分子的自由组织”（重建共新党章，http：／／web.rifondazione.it／home／index.php／73－partito－contenuti／21640－statuto－approvato－ix－congresso。）。党以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和马克思的思想为指导，拒绝斯大林主义，声称要改变20世纪自十月革命至1968－1969年的工人运动传统（但认为其中自反法西斯抵抗运动以来的意大利工人运动是重要的政治参与和大众民主斗争经验）〖ZW（〗重建共新党章，http：／／web.rifondazione.it／home／index.php／73－partito－contenuti／21640－statuto－approvato－ix－congresso。）。重建共这种肯定抵抗运动后本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斗争经验，却不认可20世纪国际共运历史经验和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历史作用的立场，明显承袭于20世纪80年代贝林格所提出的“十月革命的推动力已经耗尽”的主张。

原意大利共产党更名后，重建共一度是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的中流砥柱，在欧洲激进左翼政治领域也曾有很强的号召力，2008年后却在大规模分裂中走向了衰落。如图1所示，重建共建党后，组织力量曾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得到快速发展，巅峰时期的党员人数达到13万名；2008年之前在全国议会选举中的支持率一直稳定在6％左右。2008年的“选举滑铁卢”成为重建共衰落的重要转折点。2008之前，重建共也遭遇过大大小小十几次组织分裂，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998年科苏塔带领部分党员成立了共产党人党，以及2006年托派出走建立了劳动者的共产党等；2008年之后，重建共发生了更严重的组织分裂，大批党员出走，要么参与组建其他激进左翼党，如2009年成立的左翼生态自由党；要么彻底放弃激进立场，加入中左翼民主党。截至2015年9月30日，重建共只有10299名党员正式在册（参见意大利重建共在其网站公开的数据：http：／／web.rifondazione.it／home／index.php／tesseramento。）。

重建共内部目前依然存在派系问题。当前主要有两大派别（重建共曾有五大派，分别是“运动中重建”派、“为了左翼重建”派、“身为共产主义者”派、“左翼共产主义”派和“镰刀锤子”派（托派）。），分别是“重建左翼”派和“重建一支共产党”派。其中重建共总书记保罗·费雷罗的支持者和克劳迪奥·格拉西领导的“身为共产主义者”组成的“重建左翼”派，在2013年党的九大中获得了76％的高支持率。费雷罗派的前身是“运动中重建”派，分离于重建共的老多数派，在党内已经有近二十年的历史，它主张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冲突中发挥党的作用，拒绝净化党员队伍和意识形态，向女权主义、和平主义开放，反斯大林主义，倾向于建立一个左翼联盟性的、并保持有自身身份特征的重建共。“身为共产主义者”派，是老科苏塔派中的左翼，一度是1921年成立的意大利共产党的忠诚拥护者和虔诚继承者，曾对重建共前任总书记贝尔蒂诺蒂压制议会外运动、批判20世纪苏联、中国和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态度十分不满。重建共九大后，“身为共产主义者”派的政治立场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寻求与左翼生态自由党（重建共曾经的五大派系之一“为了左翼重建”在2009年出走并参与创建了意大利左翼生态自由党。近两年，重建共与左翼生态自由党的关系较为紧密，一度在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共同加入了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党领导人齐普拉斯的竞选阵营。）的合作。重建共的第二大派别——“重建一支共产党”派，在九大上获得支持率为15％，他们主张对重建共的组织方式进行改革，创建一支团结统一的共产主义力量。这一派也是下文将要提及的新意共为实现重建统一共产党的计划重点争取的力量。（图表略）

2.在坚持中改变的新意共（原共产党人党）

以原意大利共产党人党为主体组织力量的新意大利共产党，于2016年6月24日至26日在博洛尼亚召开了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新意共的正式成立。新意共在党章中称，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原意共领导人葛兰西和陶里亚蒂丰富的思想为指导，以科学社会主义、国际共运和意大利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历史中最宝贵的经验为借鉴，秉承抵抗运动和反法西斯运动，以和平主义、反帝国主义、环保主义、反种族主义等为价值理念，致力于构建意大利唯一的一支共产党，成为意大利所有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人们的先锋队。新意共党章中还提出，全体党员应该认识到劳资冲突仍处于中心位置，应该认识到工人阶级团结的重要意义以及葛兰西霸权理论的突出价值，应在政治活动中坚持国际主义原则（新成立的意大利共产党党章，参见http：／／www.ilpartitocomunistaitaliano.it／il－partito／statuto／。）。目前新意共的党员人数不详，党章和纲领主张与其前身共产党人党相近，也没有否定国际共运史和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作用，不同之处在于其指导思想中加入了科学社会主义。

由于新意共的组织力量尚不明晰，下面将主要介绍共产党人党从1999年至2015年间的党员队伍变化情况。如图2所示，共产党人党的党员队伍在2006年之前，整体呈增长态势。其中，2000年从重建共分裂出的人民民主党（最初为团结左翼）于2004年加入了共产党人党，同年底党员队伍扩充至3万4千余名，较大地增强了共产党人党的战斗力和影响力。2006年，共产党人党所在的中左联盟在大选中获胜，这一年底党员人数达到历史最高的4万3千余名。但在2008年大选失利后，共产党人党党员人数一直呈下降趋势。到2015年底，党员人数仅为1万名左右（共产党人党没有在其官网公布2012年以来的党员变动情况，数据源自2015年12月24日时任原意大利共产党人党国际部副主任的弗朗切斯科·马林乔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所做的题为“共产党在意大利的重建：困境、变化、改革与挑战”的报告。）。

共产党人党在党章中称党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禁止党内成立派系，禁止提出不同于党的领导机构已经批准的政治路线。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建党初期的严格实施，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共产党人党党内派系的对立，减少了党的分裂。然而，分裂依然未能避免。其中影响较大的分裂是因未遵守党章中的组织原则并多次在意大利媒体上公开批评党的路线和政策而被开除出党的马可·里佐，于2009年6月带领少数支持者组建了共产党（马列）。新意共也在党章中明确其组织原则为民主集中制，但能否在实践中得到严格遵守，有待观察。（图表略）

3.身为意大利托派的劳动者的共产党

劳动者的共产党原是重建共内部的托派，于2006年6月因党内分歧分离出来。劳动者的共产党在党章中明确，党是所有劳动者通过夺取政治权力，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剥削关系来实现自身解放的工具。党的目标是超越任何社会的、民族的、种族的、性别的压迫，实现人类自由发展、团结友爱的共产主义社会。党的指导思想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罗莎·卢森堡、托洛茨基、葛兰西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在组织原则上，坚持民主和集中制，即以最广泛的民主展开讨论，以最统一的方式开展行动（劳动者的共产党党章，参见http：／／www.pclavoratori.it／files／index.php？obj＝ART＆oid＝4446。）。根据时任原意大利共产党人党国际部副主任的马林乔所提供的资料，劳动者的共产党党员人数大致在1000人到1500人之间。

4.与希腊共产党关系密切的共产党（马列）

共产党（马列）是从共产党人党分裂出来的一支，2009年建党。该党自称为工人阶级和人民的先锋队，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肯定十月革命的历史经验，认为苏联解体完全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之后，赫鲁晓夫、柯西金等实施修正主义的结果（共产党（马列）党章，参见http：／／ilpartitocomunista.it／about－us／。）。共产党（马列）与希腊共产党的立场接近，关系紧密，对本国重建共和共产党人党持强烈的批判态度，认为他们都是偏离正道的机会主义者。也正因为如此，共产党人党对该党的评价是“反对一切，反对所有人”，无法合作。共产党（马列）党员人数在1500人至2000人之间（共产党（马列）没有在其官网公布党员数据，数据源自2015年12月24日时任原意大利共产党人党国际部副主任的弗朗切斯科·马林乔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所做的题为“共产党在意大利的重建：困境、变化、改革与挑战”的报告。）。

5.并非政党的共产主义者网

共产主义者网成立于1998年，前身是意大利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的“共产主义倡议”与“共产主义论坛”两大协会。共产主义者网的性质，是一种政治运动组织而非政党。主要在拥有5万名成员的独立工会——基层工会联盟（基层工会联盟成立于2010年，是劳动者自发组织的独立工会，目前在意大利的罗马、米兰、都灵等大城市，尤其是公共部门中有一定的影响力，反对意大利总工会和钢铁工人联合会等传统工会的活动方式。）内开展活动。共产主义者网有几百名成员，主要进行理论研究（如阶级结构、马克思主义理论等），组织并参与基层工会联盟的活动等。

二、意大利共产主义政党碎片化的成因

如前所述，原意共更名易帜后，重建共一度成为意大利共产主义政党的中流砥柱，但它却在不断发生的组织分裂中，走向了衰落。如今五支共产党的组织规模和影响力的总和，仍不及2008年之前的重建共，形成了2＋3＜1的局面。这一方面是由于以重建共为首的共产主义政党在组织原则上作出的重大调整，即放弃了民主集中制。重建共在放弃民主集中制的同时又没能疏导和管控好党内分歧，使得分歧不断升级并公开化，进而常常成为引发组织分裂的导火索。新意共的前身共产党人党虽在党章中明确了坚持民主集中制，但在实践中并没有很好地贯彻执行。这两支主要共产主义政党内部分歧的公开化与组织的分裂，极大地削弱了各自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意大利共产党人在思想认识上的模糊性与政治立场上的反复性。重建共的组建，并非基于统一的纲领计划和牢固的意识形态，而仅仅是基于“不要解散意共”的共识。重建共等始终没能在意大利不断变动的社会环境中有效地诠释其共产主义理想，也迟迟未能在“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与意大利政治现实相结合”的这一重大问题上形成清晰、统一的认识。

1.党的组织制度和组织原则的改变导致党的分裂

重建共在建党之初，就在组织制度与组织原则上作出了与原意共不同的两大改变：一是同时设立总书记与主席两个职务，二是允许党内有组织派系活动，放弃民主集中制。同时设立总书记和党主席的负面意义远大于其正面作用，因为这对于重建共的普通党员来说，意味着党内有两个最高权威。实际上，1995年重建共党内发生的第一次分裂，就是源于第一任总书记戈拉维尼与党主席科苏塔之间的分歧。最终总书记辞职，并出走成立了新的组织——“团结共产党人运动”，最后并入了左翼民主党。1996年后，重建共党内的巨大分歧，也主要发生在党主席科苏塔和总书记贝尔蒂诺蒂之间。最终，重建共的全国政治委员会投票支持总书记反中左政府的立场，科苏塔带领部分支持者愤然离开，组建了共产党人党（1998年成立的共产党人党，早期较好地坚持了民主集中制，党内没有出现过多派系纷扰，但共产党人党也同时设立了总书记与党主席两个职位。科苏塔因与总书记之间存在分歧而在2006年6月辞去党主席职务，并最终于2007年4月退党，给共产党人党的凝聚力带来了很大损伤。）。此后，重建共便不再设立党主席一职。但是重建共的派系问题并没有因科苏塔的离开而得到解决，并逐渐成为党的一大痼疾。在2008年之前，重建共在激进左翼领域独领风骚，未对内部派系分立问题给予充分重视，反而放任其发展。2008年之后，随着内部分歧升级恶化，重建共遭遇了重大的组织创伤。到2011年八大时，有两万余名成员的党组织内部派系依然多达五支。如今，缩减至万名左右的党员队伍也分成了两大派。

当然，分歧与派系的存在并不会必然导致组织的分裂与碎片化，关键是能否对其进行合理疏导和管控。重建共放弃民主集中制，并对党内派系分歧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显然是导致分裂的主要原因。原意共在20世纪60年代后也形成了五大派：以意大利前总统纳波利塔诺为代表的改良主义派，属于党内的右派；以总书记贝林格为代表的党内中间派，主张与苏联保持一定的距离；与意大利总工会联系紧密的英格拉奥派，1969年后意识形态转向环保主义、和平主义等；主张与苏联保持紧密联系、反对解散原意共的科苏塔派，以及在1969年被驱逐的宣言派等。然而，原意共从陶里亚蒂逝世后直至1991年更名易帜却并没有发生重大分裂，除去当时尚无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大历史背景外，还可以从组织内部寻找原因：一是原意共党章中明确禁止“宗派主义”，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保证了党内各派意见的充分表达，同时也保证了党对外行动时的一致性；二是时任总书记的贝林格，始终是原意共的灵魂人物，在不同派别之间成功地斡旋协调，疏导管控党内分歧，并审时度势地结合意大利现实，对原意共的实践探索进行理论升华。换言之，民主集中制与具备深厚理论功底和强大政治号召力的杰出领袖，都是使政党能够保持凝聚力与战斗力的重要组织因素。而这两大组织因素，恰恰是当今意大利共产主义政党所欠缺的。

2.党内思想认识的混乱与政治立场的摇摆导致党的碎片化

作为意大利共产主义政党的主要力量，无论是重建共还是共产党人党，都存在思想认识混乱、政治立场反复摇摆的问题。

重建共成立后直到1993年，始终与左翼民主党保持距离，延续原意共贝林格时代的思想路线，着力凸显党的共产主义理想，力图塑造鲜明的政府反对派形象，组织力量相对稳定。但1994年，意大利抛弃了运行四十余年的比例制选举，通过了多数制与比例制并行的新选举法（1994年意大利选举法改革后，众、参两院75％的席位通过多数制分配，另外25％的席位则通过比例制分配。）。在新的选举法的限制下，重建共为了保持和扩大在议会中的影响力，不得不选择参加中左联盟。这种“不得不”的结盟，也为重建共日后的分裂埋下了“祸根”。在1996年的选举中，重建共与中左翼政党采取了保持距离的合作方式——共同组建选举联盟，但是不参加政府。左翼民主党在两年后重组，意识形态向右转，与重建共的分歧加大。1998年，时任意大利总理的普罗迪提出于下一年度将《增长与稳定公约》推广至大区、省市等地方各级，裁减公共机构职员，取消对养老金的税收优惠等政策时，重建共的总书记贝尔蒂诺蒂主张对普罗迪政府投不信任票并与之决裂，而党主席科苏塔支持贝林格的“制度长征”，即支持中左翼实施改革，不能让中右翼上台的主张。重建共的全国领导委员会投票通过了总书记的提案，这最终导致了第一届普罗迪政府的垮台。2008年普罗迪中左政府的第二次垮台，也是因为重建共撤销了对政府的支持。重建共每次参加中左政府之后，都遭遇了愈加严重的分裂：1998年党主席科苏塔的愤然离开，是意大利共产主义政党正式走向碎片化的开端；2009年党的主要领导之一范多拉的出走，成为意大利共产主义政党走向衰落的转折点。这些分裂，表明了意大利共产党人在对自身的政治定位和对中左政府的政治立场上一直存在深刻分歧。

重建共在参加中左政府与做坚定反对派之间的摇摆，招致了诸多批评。英国左翼学者卢克·马奇批评重建共前后矛盾地耍“两面派”，一方面参加政府，一方面又动员民众反对它们所不喜欢的政府的措施，这种策略通常会影响党的团结，并给下次选举造成严重损失（〔英〕卢克·马奇：《欧洲激进左翼政党》，于海青、王静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23页。）。马奇的批评是中肯的，但是重建共耍“两面派”、政治立场摇摆的背后，本质上是未能对党的共产主义理想与党在政治联盟中的角色之间的关系形成统一且清晰的认识。科苏塔在2007年退出其亲手组建的共产党人党时，曾不无痛心地指出，共产党人党内部已经出现了他无力遏制的极端偏离意大利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与实践的倾向，因为在与绿党共同提名的候选人名单上，共产党人党并没有明确标示出其斧头镰刀标志。意大利当前的政治格局和选举制度，决定了走议会道路的共产主义政党如果要保持甚或提升政治影响力，最好通过政治联盟的方式参加选举，否则就存在被边缘化甚至失去话语权的风险。但是，重建共和共产党人党等却始终没能在如何于联盟中恰到好处地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并保持政治独立性以避免被中左党同化、被选民抛弃这一关键问题上，形成清晰的认识。这导致两党每次在参加政府后，都出现大规模的党员流失问题，遭遇危及生存的分裂。

2008年，重建共和共产党人党支持的中左政府倒台后，重建共内部再次就未来的政治路线问题发生了分歧，时任普利亚大区主席的范多拉和曾任社会团结部部长的费雷罗就党总书记一职展开竞争，前者主张放弃共产主义政党身份，建立一个新的左翼组织，后者主张坚持重建共最初的身份特征。最终，费雷罗以微弱优势赢得党内支持，而范多拉于2009年带领部分支持者组建“为了左翼的运动”，并于当年底建立了左翼生态自由党。左翼生态自由党的成立，成为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意大利共产主义政党在组织上和意识形态上走向衰落的转折点。这其中自然有组织原则变化的因素，但更为重要的原因恐怕在于重建共在“春风得意”时，忽视了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的重要意义，忽视了将马克思主义与意大利政治现实相结合的重要性，助长了去马克思主义、去共产主义的主张在党内滋生泛滥，从而对党的组织生存与发展构成了很大威胁。

三、克服碎片化的努力及面临的挑战

碎片化本身，意味着意大利共产主义政党的组织力量、政治动员能力和话语权的全面萎缩。重建共和共产党人党在遭遇选举支持率急跌和组织力量萎缩的双重创伤后，一度携手开启了构建更加团结的激进左翼组织的进程，后不幸归于失败。在总结失败教训的基础上，共产党人党又提出了重新建立意大利共产党的计划。在遭遇了重重困难后，新意共最终于2016年6月成立。

如今，重建共等主要共产主义政党组织已经丧失其在意大利激进左翼政治领域独领风骚的地位，这带来的最大消极影响就是意大利激进左翼政治出现了去共产主义趋势。从重建共分离出的新兴激进左翼党——左翼生态自由党，如今已经呈现出替代重建共的态势，而后民粹主义力量五星运动党，也吸引了大批激进左翼的成员和传统支持者。这些政治力量的强势兴起，都会严重挤压意大利共产党人的政治生存空间，对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构成极大挑战。

1.克服碎片化的努力及成果

重建共和共产党人党在2008年选举失利后，曾试图通过构建左翼联盟加强合作，但联盟却以解体告终。重建共在总结左翼联盟（2009年－2012年）的经验教训时，提出建立统一的政党不仅需要统一的意识形态做基础，还需要对当前的政治阶段和政治战略有共同的认识。然而，两党在激进左翼的政治自主性与战略替代中左翼的问题上，一直有分歧。重建共主张在批判中联合中左翼，政治上独立于中左翼，共产党人党则坚持与中左翼联合，否则会让右翼渔翁得利。此外，重建共认为团结所有意大利共产党人的最好平台是重建共。因为原意共解散后，重建共扛起了共产主义旗帜，总结过去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彻底的转型，成为意大利团结各共产主义力量的主要平台（Pdci，CrisidelmovimentocomunistainItaliaepercorsidiunitàeriorganizzazionenelleTesidelPdci，MarxXXI，2013，No.2，pp.37－39.）。但共产党人党却认为，重建共内部派系过多，缺乏坚定统一的政治意识形态，是一支折中主义的政党，不能有效团结所有意大利共产党人。

共产党人党自2014年9月以来，一直争取将本国包括重建共在内的所有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组织纳入其所推动的重建意大利共产党的计划。该计划的主旨是恢复意大利共产党在20世纪的优良传统，振兴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虽然未获得重建共领导层的认可，但重建共大约20％党员已经对此计划表示出了极大的兴趣。共产主义者网的成员也表现出了对共产党人党计划的兴趣。但是劳动者的共产党和共产党（马列）依然对该计划表示不信任，也无意参与。共产党人党对外联络部副主任马林乔称，他们的建党计划最终预计将会吸引2万5千名左右的共产主义者加入，2018年的议会选举中将能赢得2％的支持率（本段数据皆源自2015年12月24日时任原意大利共产党人党国际部副主任的弗朗切斯科·马林乔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所做的题为“共产党在意大利的重建：困境、变化、改革与挑战”的报告。）。

就2016年3月份以来的实际情况来看，重建新意共的实际成果与预期目标尚有很大距离。在召开第一届意大利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前，重建计划的首创者共产党人党甚至再度出现了党员出走的现象。不过，新意共最终于6月份成立，正在步入正轨。新意共组建的宗旨是团结所有意大利共产党人，推动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但如果它不能与重建共携手解决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与意大利政治现实相结合的问题，那么意共的“重生”恐怕将不会具有多大价值。即便新意共最终能够吸收2万名党员，也只是在短期内有限提升党自身的政治影响力，并不能从实质上解决意大利共产主义政党的碎片化问题与发展问题。

2.其他激进左翼与后民粹主义带来的挑战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西欧社会对左翼力量作出了全面重新定义。这些年激进左翼力量的变化和重新组合所带来的根本性转型，致使共产党不再是反资本主义政治领域的全权代表。金融危机后，意大利再度兴起的后民粹主义力量，也提出了与共产党相近的民生主张，并大量吸收了共产党的传统选民。新生激进左翼与民粹主义力量，是目前意大利共产主义政党克服内生性碎片化问题时，必须积极应对的外部挑战。

前文提到的左翼生态自由党，如今是意大利激进左翼政治领域中力量最强的政党。该党的主要力量分离于重建共，并与之拥有共同的选民基础，是一支去马克思主义化、去共产主义化的激进左翼。左翼生态自由党在意大利政治光谱中处于共产党和民主党之间，其意识形态为民主社会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左翼生态自由党的纲领主张包括：与失业作斗争，保障最低收入、裁减军费和保障劳动者权益，抵制政府以削弱劳动者集体谈判能力为目的的劳动力市场的改革等。这些主张对重建共和共产党人党的传统选民产生了很大吸引力。2013年，与重建共等选情大落（2013年，重建共与共产党人党联合其他六支左翼组织，组成了“公民革命”联盟参选，在众议院的选举中获得了2.75％的支持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左翼生态自由党在众议院获得了3.2％的支持率，参、众两院分别获得8个和32个议席。

以五星运动党（五星运动党成立于2005年，2008年正式参加地方政治选举，曾斩获四个城市的市长职位。2013年首次参加全国议会选举，便在众议院的选举中获得了高达25.55％的支持率。2016年地方选举中，又赢得了罗马和都灵两大重镇市长之职，再度震动政坛。）为代表的后民粹主义力量的崛起，对意大利所有的激进左翼组织都构成了巨大挑战。所谓后民粹主义，主要指利用现代发达的互联网信息技术，通过社交网络平台进行政治动员，表达“人民”对“腐败精英”的不满。五星运动党的人民指的是“纯洁的公民”，“腐败精英”指的是腐败的政客、政党、代议机构及传统媒体。虽然冷战后的意大利一直是民粹主义的乐土（MarcoTarchi，Italy：thePromisedLandofPopulism？ContemporaryItalianPolitics，2015，Vol.7，No.3，pp.273－285.），但事实上，直到金融危机爆发，也未产生能对激进左翼真正构成威胁的民粹主义力量。2013年议会选举的“黑马”五星运动党以其充满民粹主义气息的纲领，“颠覆”现有政党体制和要求改变现状的煽动性言论，以及与普通党员联系紧密的组织结构和线上线下结合的政治动员方式，获得了选民、媒体与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五星运动党一方面在意识形态上对意大利共产主义政党构成了较大的冲击。该党外延丰富的“人民”概念，会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阶级”动员产生消解作用；“腐败精英”的概念，也包含了对传统共产主义政党的社会功能与价值的否定。另一方面，五星运动党在组织力量上的急剧扩张，对共产主义政党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威胁。虽然该党声称超越“左和右”，但根据调查显示，五星运动党的党员和支持者，最初都是来自意大利传统红区的左翼选民（LorenzoMosca，TheFiveStarMovement：ExceptionorVanguardinEurope？TheInternationalSpectator，2014，Vol.49，No.1，pp.36－52.），而且该党议员的政治主张，以及在议会中的投票表现与左翼生态自由党议员十分接近（AriannaFarinelli＆EmanueleMassetti，Inexperienced，Leftists，andGrassrootsDemocrats：aProfileoftheFiveStarMovement’sMPs，ContemporaryItalianPolitics，2015，Vol.7，No.3，pp.213－231.）。也有学者指出，该党获得成功的关键，不仅仅是“网络民主”的极致化，而更多地在于它借鉴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党建传统，重视基层组织活动，重视普通党员的意见与作用（AriannaFarinelli＆EmanueleMassetti，Inexperienced，Leftists，andGrassrootsDemocrats：aProfileoftheFiveStarMovement’sMPs，ContemporaryItalianPolitics，2015，Vol.7，No.3，pp.213－231.）。

为此，作为中坚力量的重建共和新意共，在重建更为团结的共产主义政党组织的过程中，面对金融危机爆发后出现的“外患”——左翼生态自由党和五星运动党共同构成的意识形态和组织力量上的挑战，应改变“嗤之以鼻”的态度，不应简单冠之以“乌合之众”之名，须认识到这两者不仅对共产党人的传统政治生存空间构成了威胁，而且在更为深远的意识形态上的，即去马克思主义化的和去共产主义化的威胁更大。

意大利共产主义政党未来的复兴前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意大利共产党人是否能够恰当地解决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与意大利的政治社会现实有效结合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形成清晰且统一的认识，是意大利共产党人有效应对来自新兴激进左翼与后民粹主义的巨大威胁与挑战的重要前提，更是克服碎片化、实现有机团结的重要前提。

参考文献：

【1】〔英〕唐纳德·萨松：《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上、下册），姜辉、于海青、庞晓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2】史志钦：《意共的转型与意大利政治变革》，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

【3】〔英〕卢克·马奇：《欧洲激进左翼政党》，于海青、王静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4】李其庆：《“欧洲激进左翼”探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4年第4期。

【5】吕薇洲：《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实现形式的论争》，《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11期。

【6】林德山：《欧洲激进左翼政党现状及变化评介》，《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5期。

【7】MarcoTarchi，Italy：thePromisedLandofPopulism？ContemporaryItalianPolitics，2015，Vol.7，No.3，pp.273－285.

（编辑：谭晓军）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李凯旋：民粹主义在当代欧洲兴起的根源

民粹主义是一个随着时代与社会环境变迁而不断演化的概念，在当代政治中有不同的变种。但无论哪种形态，其核心的且无法回避的问题都是人民与精英的关系问题。民粹主义将社会分裂为两个同质的对抗性群体——即“纯洁的人民”与“腐败的精英”，其主张可粗略地概括为反精英、反建制和激进民族主义。

金融危机后的欧洲民粹主义风潮，最初发端于主流政治的边缘，并没有引起政界和学界的重视。2012年后，各类民粹主义政党在选举中异军突起，对欧洲主流政党构成了极大的挑战，甚至撼动了部分国家的政局：如希腊激进左翼联盟成为执政党深化了欧元区的货币危机；有种族主义“基因”的法国国民阵线改头换面后强势回归并迫使主流政党联手对其进行阻击；有排外脱欧倾向的英国独立党成为英国在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的第一大党；疑欧且反移民倾向突出的奥地利自由党在2016年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中力压主流政党的表现令人震惊。此外，短期内迅速崛起的西班牙“我们能”党，在2016年的议会选举中成绩斐然，稳居第三大党之位；近几年不断扩大选民基础的意大利五星运动党，又在2016年地方选举中斩获罗马、都灵等重镇市长之职，大有将在2017年议会选举中突出主流政党合围之势。

当代欧洲民粹主义的主要类型

右翼民粹主义，是欧洲最为“显赫”的民粹主义力量，主要分布在西欧和北欧。新自由民粹主义和民族民粹主义是右翼民粹主义的两个亚类型。新自由民粹主义是新自由主义与民粹主义的结合，坚称个人的自由，无论是在经济领域还是私人领域都日渐被建制性力量所威胁。新自由民粹主义者的“人民”是辛勤工作的纳税人和受到政治与官僚“精英”压制的企业家。新自由民粹主义者的目标是改良，甚至颠覆（如果可能的话）大政府和国家的干预，同时保护“普通民众”，反抗所谓“腐败的精英”。民族民粹主义是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结合。此处民族主义指的是一种狭隘的、排外的民族主义。欧洲右翼民族主义观念中，国家与民族是一体的，非本民族的元素（人和观念）都是对本民族同质性的威胁。民族民粹主义者，一般并不会持有完全意义上的种族主义观，而是认为各民族虽平等但完全不同，外族无法融入迁入地社会，以至于会成为当地民族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文化统一性的威胁。具有代表性的政党有法国的国民阵线，奥地利自由党、英国独立党等。

左翼民粹主义意味着民粹主义与新左翼意识形态、激进民主社会主义的结合。左翼民粹主义党一方面谴责“第三条道路”的妥协与共享权力的战略抛弃了工人阶级；一方面，他们自身也抛弃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放弃革命路径，倡导改良。左翼民粹主义话语下的“人民”是被压迫的劳动阶级，精英是国际和国内的金融经济寡头。左翼民粹主义更具包容性，但在西欧影响力相对不如右翼民粹主义，金融危机后在南欧的号召力呈现爆发式增长。具有代表性的欧洲左翼民粹主义政党有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西班牙的“我们能”党等。

议题民粹主义金融危机后在意大利形成了强大的影响力。它拒绝接受任何强意识形态，无明确的价值观，反建制，反政党，反代议制民主，追求直接民主。议题民粹主义者，随时会根据有利原则在右翼与左翼之间摇摆，并利用民粹主义言论来吸引各阶层选民，所以，很难把他们放在传统的左右翼政治光谱中去衡量。议题民粹主义的“人民”是没有加入任何政党，利益没有被任何政党代表的人。而他们的“敌人”，主要是指现存主流政党和“腐败”的政客。

欧洲的民粹主义力量都声称代表人民的利益，但“人民”的内涵却极为不同。也就是说，在欧洲民粹主义的核心地带，一直在进行话语构造。这种构造背后所反映的，正是欧洲意识形态的碎片化以及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危机乱象。

当代欧洲民粹主义兴起的经济根源

金融危机后，左翼民粹主义在南欧的繁荣与右翼民粹主义在西欧与北欧的强势回归，几乎在同一时间发生，这并非偶然现象。这是20世纪最著名的经济史学家之一匈牙利人卡尔·波兰尼所说的“双向运动”的结果。所谓双向运动，指一方面是市场不断地扩张，另一方面是与之相反的，源自社会的、限制市场扩张的倾向。【①】如果当今欧洲高度发达的经济一体化是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扩张结果，那么与其交织前行的福利国家建设，就是欧洲社会力量对自由市场力量扩张的反向限制。但是，目前欧洲国家的福利，都是基于成员资格的特权而非人人可得的自然权利，其覆盖范围是不可能任意无限扩大的。如今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在全球的快速与强势扩张，已经深深威胁到了欧洲福利国家的财政基础。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资本外流、经济转型导致的社会保障税收的减少；二是劳动力自由流动、劳动力市场竞争加剧，失业人口增多带来的社会保障支出的压力。因此，民粹主义在福利欧洲表现更为突出的经济根源在于，自由市场给福利国家的财政基础带来了严重的威胁。

但是，民粹主义在欧洲不同国家和地区，表现出了不同的意识形态倾向。坚持狭隘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右翼民粹主义力量，更容易在西欧和北欧获得巨大影响力。因为，经济全球化和欧洲经济一体化无论是作为一种进程还是结果，都对欧洲劳动力市场产生了去边界化影响，加剧了劳动者之间的竞争，不断瓦解和重塑劳动阶层，给他们带来了生计的不稳定和竞争的压力。于是，身处资本主义经济中心位置且享有成熟福利体系保障的北欧和西欧劳动者，在面临生计风险时，总有一种内在倾向去借助非阶级的排他性界限，如国籍、民族、年龄、种族等，以作为他们要求保护避免陷入灾难漩涡的基础；从而将维护福利国家的边界与自身享有的福利特权作为对抗自由市场扩张与欧洲经济深度一体化的主要方式之一。前些日子结束的英国退欧公投，即为明证。此外，关注福利议题并持强硬疑欧立场的右翼民粹党——奥地利自由党，在2016年总统选举中的抢眼表现，也令人警醒。毋容置疑，英国的退欧公投结果以及奥地利自由党的强势兴起，与近几年愈演愈烈的欧洲难民危机不无直接关系。但这同时，也更为深刻地表明，相当大一部分西欧民众倾向于采取强化民族福利国家边界的方式，来应对威胁到其生计安全及福利特权的人员与资本的全球流动，即自由市场的全球扩张。

而在南欧如希腊、西班牙等国，左翼民粹主义更容易受到追捧。南欧各国无论是主动或被动地进入了核心国所主导的欧洲经济一体化，都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加快了对福利国家的建设。但是，南欧在欧洲统一大市场中相对于中心国的劣势竞争地位，决定了它们构建福利体系资源的有限性和举债提高社会保护水平的不可持续性。当下在希腊执行的“财政紧缩”与“福利瘦身”更多地是被代表核心国家自由市场的力量所“胁迫”的，即著名的“三驾马车”——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洲央行。在经济困境未得到任何缓解，失业率攀升、劳动者生计危机迫在眉睫的情况下，此种急进的、源自外部压力下的福利瘦身改革，成为大规模左翼民粹主义运动的导火索。而左翼民粹主义政党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和西班牙的“我们能”党，在近两年议会选举中获得的高支持率，表明了相当一部分南欧民众希望借助国家力量对欧盟中心国垄断资本主义力量进行反抗的决心和寻求保护的愿望。

当代欧洲民粹主义兴起的政治根源

欧洲民粹主义，在政治上源于当前代议制民主的缺陷与主流政党的代表性危机。民主，在现实实践中可以有不同的制度设计。一种为直接民主，另一种是间接民主。间接民主意味着，“发号施令的政府可能来自人民的选择，但是人民不制定和执行法律”【②】。欧洲民粹主义并不反对“民主本身”，而是产生于直接民主对间接民主的否定，以及对主流政党的代表性的质疑之中。

代议制民主常常被视为在人口众多、分工细致的现代社会难以实施直接民主时的一种合理选择。代议制民主，本以代表民意和表达民意为己任，但在实际的代议中，因民意需通过若干中介组织和中间阶段才能被表达，或被稀释，或被延迟，甚或被扭曲。少数国家在制度设计中包含了公民表决权、公民创制权、复决权、罢免权为弥补代议制的上述缺憾。但在实际操作中，却不易行使。比如罢免权，瑞士在联邦层面尚不可实施，仅个别州议会通过了罢免选举法案，但因条件严苛，却并不易实施。如在瑞士意大利语区的提契诺州至少所在选区30％的公民联合签名提出要求，才可举行罢免投票。所以，即使民众对代议者产生不满，也很难收回赋予其的权力。因此，欧洲多国总是广泛存在寻求直接民主的民粹主义力量。

代议制在欧盟层面，还存在严重的民主赤字问题。由政治和经济精英所推动的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也是成员国不断向欧盟让渡经济主权的过程。欧盟庞大经济权能与政治责任的背离，即在经济领域获得的大量权能与成员国民众对其十分有限的监督与约束形成的鲜明对照，是其民主赤字的主要表现。随着欧盟民主赤字的扩大，疑欧情绪也日益高涨，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激进主义疑欧政党的席位增多就是明证。

民粹主义的兴起还与欧洲主流政党的代表性危机，以及左翼的衰落有很大关系。一般而言，政党是特定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是由各阶级的政治中坚分子为夺取和巩固国家政治权力而组成的政治组织，也是代议制民主最为重要的中介组织。但在欧洲，无论是构成欧洲议会社会党党团的各主流中左翼党，还是构成欧洲议会人民党党团的各大中右翼党，为在政治博弈中提升支持率赢得选举，愈来愈倾向于实施和制定讨好中间选民的纲领政策，嬗变为所谓的“全方位党”。而与此同时，随着苏东剧变后西欧原共产主义政党的衰落，法共、意共等左翼政党的选民失去了利益代表和“护民官”。于是，持有民生议题的民粹主义政党在欧洲政治主流与边缘之间的空白处兴起。它们反映的往往是主流政党议题之外的普通民众的关切，反对的并不是议会政治，而是主流政党及其强势的政治安排。【③】如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的西班牙，为反对获得了本国主要政党强力支持的紧缩政策，爆发了大规模具有民粹主义性质的占领运动，其中“愤怒者”运动已经发展为左翼民粹主义政党——“我们能”党。主流政党长期把持政坛而滋生的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也引起了民众的不满。如意大利的诸多民粹主义运动，就是起因于抗议民主党、力量党、北方联盟等大党的腐败问题，进而扩大到反对所有政党和左与右的意识形态。

代议制民主的缺陷，欧盟的民主赤字，主流政党代表性危机，催生了一种对政治异常反感的情绪，包括排斥政治活动、排斥政治人物，反主流政党——在其中，民粹主义得以发酵，弥漫在整个欧洲上空。

结语

不应简单地认为民粹主义是反动的，愚蠢的和肤浅的。它在欧洲的盛行，一方面反映了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在全球的扩张与民族福利国家社会保护之边界的冲突；另一方面反映了深度参与开放的自由市场的精英与被边缘化的底层民众之间的利益冲突。民粹主义之所以成为一种对普通民众难以抵御的“诱惑”，恐怕并非因为其实际主张多么地令人信服，而在于主流政党在民主绩效上的糟糕表现——其所代表利益的局限性，以及兑现竞选承诺和解决经济与社会危机的能力愈来愈弱。

当然，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所带来的不同阶层间利益冲突的加剧，以及社会与政治秩序的调整压力，不仅在欧洲存在，在所有被卷入全球化进程的国家和地区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民粹主义，或将成为经济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皆须警惕的问题，但需在具体的、特定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中寻求解决之道。

注释：

【①】【英】卡尔·波兰尼：《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黄树民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38页。

【②】【美】C.科恩：《论民主》，聂崇信、朱秀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7页。

【③】PaulTaggart，Populism，Berkshire：OpenUniversityPress，2000，P.73.

（作者：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李培林：我国社会结构转型进入新阶段

世界经济自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似乎进入了一个漫长的低增长周期。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概念来说，这是“新平庸”（newmediocre）时期的到来，而这个时期究竟会持续多少年，短期内并无定论。就国内经济来说，原以为在长达30年GDP年均约10％的增长时期结束之后，我国还会经历一个持续约20年GDP7％—8％的增长时期，但没有想到7％以下的GDP增长时代到来得这么快。

实际上，这样一种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除了受国际形势的影响，背后更深刻的原因还是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从十几年前就开始了，但变化的压力从来没有像今天感受到的这么强烈。产业结构升级是大势，与此相适应，我国的社会结构转型也进入一个新阶段。

中国社会学界大概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才开始讨论社会结构转型问题。当时，学者们就讨论过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结构转型的关系，并且认识到相较于经济体制改革，社会结构转型是一个更加漫长、坎坷和艰难的过程。所谓社会结构转型，实际上就是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过程，它暗含的假设是这些巨大的结构性变动具有一种连带的相关性。根据这种相关性，漫长的现代化过程可以分成几个大的阶段，比如工业化初期，对应人口大规模地向城市集中；工业化中期，对应城市的郊区化扩展；工业化后期，对应所谓“逆城市化”等。目前，虽然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加大，但社会结构转型的大船并没有因此而减速或停滞，仍在破浪前行。只不过，这种转型不再是以脚手架铺天盖地、厂房密布、高楼林立等为符号特征，它更像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换言之，大量的来自社会经验层面的资料和数据显示，我国的社会结构并没有像一些学者认为的那样已经固化，相反，我认为它仍具有非常大的变动弹性。国际上一些国家的发展经验也表明，即便是在经济增长较慢的时期，社会结构仍然会发生深刻变化。

我国现阶段的社会结构转型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城乡之间的社会流动仍在快速进行，以各种形式表现出的非农化、城镇化走势依然强劲，无论是在经济产出、就业、居住等方面，还是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取向等层面，都是如此。二是职业之间的社会流动也在快速进行，现代服务业呈现出最为强劲的增长，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不仅超过了工业，也超过了工业和农业之和。这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转折，一个新的、庞大的所谓“白领”阶层正在形成。三是以创新为驱动力的阶层之间的社会流动正在兴起。如果说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波社会大流动是资本驱动的，第二波社会大流动是城镇化驱动的，那么现在的第三波社会大流动就是创新驱动的，这三种社会流动是当前中国仍然充满活力的重要基础。社会流动的走势是提高社会产出、提高社会效率、增强社会成员的能力。如果非要用什么指标来阐释的话，这个大变化可能一直要持续到我国城镇化水平达到75％、第三产业人员比重达到65％、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60％以上才会逐步稳定下来。

当然，要准确把握社会结构转型这样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需要不断研究新的阶段性特征，要把这样一个宏大的课题进行层层递进的具体化。我们所面对的现实问题和未来挑战，与改革开放的前30年相比，已经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在城乡一体化进程、劳动力供给关系、职业结构变动、收入分配格局、老龄化社会等方面，都出现了一些具有标志性的“转折点”。换句话说，改革开放以后前30年的发展，与我们正在进行的后30年的发展，似乎是两个具有不同特征的大阶段。我曾经用“经济起飞阶段”和“新成长阶段”来概括，但还不能说非常准确，需要更加深入地研究。

李瑞琴、遇荟：中国道路：成就原因问题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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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27日、9月30日、10月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等单位在德国柏林、法国巴黎、意大利罗马分别召开了第二届中国道路欧洲论坛。会议主题为“中国道路：成就、原因、问题、对策”。中方与会代表31人，在各分论坛作交流发言计36人次。德、法、意三国正式与会代表46人。各国学者围绕以下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和交流。一、关于对中国道路的理解与思考

上海社会科学院潘世伟研究员从“中国社会主义的发生、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国社会主义的未来”三个大的周期阐述了中国的变革和发展。

意大利乌尔比诺大学教授多米尼克·洛苏尔多高度肯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产生、存在的合理性，他说：并不存在唯一且具有绝对意义的社会主义模式：在苏联的前15年，我们看到了接踵而至的战时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和经济全盘集体化。而中国共产党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前就以公有经济、公私合营和私有经济并存的模式治理着中国很多地区。邓小平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他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创新了社会主义模式，使几亿人民脱离贫困，缩小了与西方的巨大差距。

《马克思二十一》联合主编娄德烈·卡托内认为，马克思主义通过十月革命、通过基于帝国主义理论的列宁主义传到了中国。就像毛泽东在1930年说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扎根，产生了解决中国问题的新理论、新的道路。一个新社会不会从白纸上产生，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优秀的成分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丰富发展的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借助中国伟大的传统文化和哲学，在全球化进程中形成自己的政体形式。中国道路会变得更加持久，因为这是一个具有历史长久性和复杂性的过程，包括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合作，可以加强、丰富两国的文化、传承与交流，更加关注中国社会的发展。通过了解中国社会主义的道路，可以吸取有益的经验。

有意大利学者指出：习近平强调民族文化的重要性和积极性，毫无疑问能够促进中国的发展。这种思路也能够帮助意大利面对和解决21世纪存在的社会问题，更好的发展和更新马克思主义。1881年马克思在与查苏利奇的通信中谈道，社会主义产生于所有现存的生产过程中。对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也可以这样理解。中国道路产生于当代中国现实，能够解决经济危机发生时的社会问题，展现了实际效果，虽然很艰辛，但它是通向成功的道路。

清华大学肖贵清教授、河南师范大学孙景峰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李瑞琴、谭扬芳研究员等从不同角度阐述了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他们强调，中国道路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之路，与世界和平发展之路紧密相联。

二、关于中国道路的前景与挑战

德国左翼党成员沃尔佛拉姆·阿道夫说，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念、力量在欧洲没有取得什么成就，但在东方特别是中国却大不一样。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不仅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政权，而且经过60多年的发展，取得了令世界为之震惊的成就。他还指出，从1994年开始，已经出版了八辑的德国马克思主义历史考据词典图书项目，不仅收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还收录了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的思想，收录了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的内容。

中国人民大学郝立新教授就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如何发挥两个积极性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并强调指出，中国目前积极倡导通过全球治理稳步实现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进一步推进国际金融合作，加强国际金融监管治理。

历史学家、《马克思二十一》科学委员会委员亚历山大·赫博以“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年后的中国与意大利”为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说，中国对于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贡献巨大，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是历史上的伟大转机。中国是否实行多党制，如何使共产党走向新的发展，要视中国的国情而定，其他国家也是如此，要考虑不同国家的不同因素。中国道路对于意大利是值得借鉴的。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刘建武研究员就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不同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最根本的不同就是社会主义是共同富裕而不是两极分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法国巴黎第十大学荣休教授之一、国际信息与前景预测研究中心委员米歇尔·阿利耶塔对中国经济问题很有研究，他说，1995年－2010年间，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制造业国际化。当时中国劳动力充足，积累率高，低成本持续发展了15年，增长一直保持在10％左右。2012年中国服务业产值占GDP约48％的份额，制造业降为426％，这说明中国经济已经走出了以制造业为主发展的阶段，进入注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阶段。在西方，已很久没有国家能在短期内取得如此成效。中国一直在实行着五年计划，完善增长方式，现在中国要跨越这个阶段，进入小康社会，需要接受新的挑战。

法国巴黎第八大学政治科学荣休教授之一的托尼·安德雷阿尼认为，中国经济上的创新发展要引入计划性，需要多种计划考虑经济发展，集中开发民营企业、集体经济。资本项目完全开放会带来不可预期的结果，因此必须加强市场监管，不能放松。可以简政，但必须控制，特别是对用工市场、税务等方面。还必须加强反腐败、反浪费，监管广告产业等。企业融资不一定都靠股市，可由合作银行提供。中国股市的发展不能代替银行贷款，有时股市很难监管。中国政府必须运用国有资源，避免短期的投机性事务，用计划的方式改进贷款系统。三、关于中国道路成功因素的分析

中国学者比较集中地对中国道路成功的因素进行了分析，使国外学者更充分、全面地了解中国道路，如中国社科院马研院邓纯东院长所说，通过这个机会，把中国道路的真实情况，全面准确地向欧洲作介绍。中国道路面临的复杂形势和严峻挑战，也需要倾听欧洲朋友的建议，这对于丰富中国道路的理论，有着积极的意义。

山东社会科学院唐洲雁研究员阐明了全面小康与开启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问题，并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地位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上海社会科学院轩传树研究员从中国改革开放实行多种所有制、市场经济、协调发展等，说明中国走出了一条“新路”，一条以人为本的全面发展之路。

河南师范大学王桂兰教授重点论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凝聚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意志力，在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上所起的作用。

广西师范大学钟瑞添、张艺兵认为，中国道路的成功在于：中国共产党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基础上，时刻注重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现实实践。

厦门大学张有奎教授和冯霞教授、大连理工大学魏晓文教授、兰州大学王学俭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研院李春华研究员等中国学者从不同方面论述了中国道路成功的因素，使外国学者更加全面地理解中国道路。

四、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状况及“一带一路”、亚投行建设的讨论

意大利经济学家、《马克思二十一》撰稿人之一帕斯夸莱·奇卡莱赛对中国应对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举措及实践进行了研究。他说，中国一方面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以对抗美联储的巨额量化宽松带来的通胀，另一方面实施强力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包括涨工资，6万亿美元的城镇化计划，户口改革和60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等，从而保证了中国实体经济的稳定性。在新一届中央的领导下，通过促进国内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开展“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和“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等海外投资，来继续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在产业方面，实施1.7万亿美元的巨额转产投资。这些都是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积极举措，应该得到赞赏和支持，意大利也将从中受益。

意大利经济学家、欧洲研究中心主席弗拉迪米洛·贾凯指出，西方主要国家央行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事实上是由新兴国家买单的。外汇储备尤其是美元仍然主宰着新兴国家。这不断激发中国对现行全球货币体系的超越，并且正在以两种方式进行：首先通过双边协议强化人民币在国际结算中的地位，其次以金砖国家而非欧洲、美国、日本三角为核心组建多边发展银行。这些银行的战略目标是双重的：一方面，缩小新兴国家在基础设施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释放世界经济增长的潜能；另一方面，构建向更为平衡的国际金融秩序过渡的金融基础结构。

法国欧洲议会荣誉议员弗朗西斯·乌尔兹肯定了中国发展海上丝绸之路、尊重所有宗教信仰的理念，称这是一个巨大的合作项目，把各个国家都联系在一起，是与大西洋公约组织完全不同的做法。共产主义者要通过自己的方式，实现人类的利益。需要唤起公众，引发希望。

德国律师罗尔夫·盖夫肯对“中国劳动法的道路”作了认真回顾。他认为，自从2008年中国颁布劳动合同法后，劳动者拥有了更多的自信，甚至不依靠法律自发的组织运动。与西方的劳动法相比，非常重要的是，中国的法律已经不再认同口头协议，一定需要书面的劳动合同。而在德国，劳动法甚至没有。

上海社会科学院姚建华研究员着重阐述了他对“一带一路”的认识和理解。中国社会科学院马研院桁林研究员介绍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情况。

五、关于中国的民主、多党制、国家治理等问题的讨论

邓纯东研究员从四个方面阐述了他对民主的认识。他认为，民主在一个国家是否能够健康地发展，取决于多种因素，决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情。他从中国百余年来的发展历史论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理性以及实行多党制的危害性。他说，中国近代以来100多年的历史表明，领导中国最成功的就是共产党。就言论自由而言，中国目前的对话渠道是畅通的，也是多渠道的。中国社会拥有政府和民间的对话机制，中国人民合理诉求的实现，有很多途径，中国的制度并没有堵塞言路，但任何人的言论都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意大利共产党人党国际部副主任弗朗西斯·马林乔说，近年来，中国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迁。但在西方，人们对于中国的变化，惯常使用的描述性话语（如左与右）常常是不恰当的。可以说，当中国人变得有那么“一点西方”的时候，西方还在原地不动，没有意识到应该去改变，去获取能与这个世界相沟通的话语体系。明显的例证，中国正在进行的反腐败斗争，西方媒体对此最流行的解读就是，把反腐视作清除政敌的工具。实际上，反腐败斗争要深入得多。由于同时反资本外逃，反利益集团，反腐败还有阶级斗争的意义。此外，清理中国共产党的党内腐败，有利于强化党的形象，推动经济改革与依法治国进程的深化。西方总是指控中国是一党主导的专制国家，却自认为是自由民主的典范，指责中国共产党事实上阻碍改革和发展。西方应该做的是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法治发展进行具体且实在的观察，而不是继续拿西方的政治标准套用在中国的情况上。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研院戴立兴副研究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按照“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要求树立良好形象的一系列做法。

法国社会学家、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让－路易·洛卡提出，应该严肃看待中国，没有真正的理解，就不会有正确的评价。中国所经历的是西方18世纪－20世纪所经历的一切，是一个大变化、大转型，所以，概念上理解的困难是存在的。一方面，中国完全像别的国家一样，有自己的历史和特点。比如中国社会收入差别过大，但是和印度、巴西相比，中国的情况要好很多，做中国人比做印度人、巴西人都要好。中国的城市建设、工业化发展，劳工关系的现代化、婚姻法的制定等，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和其他国家并不是毫无共同之处。中国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不必把民主和非民主对立，把中国和西方对立。并不是有个民主机制就一好百好，别的国家也有很多的示威和抗议。

天津师范大学马德普教授谈了他对中国目前进行的治理模式的理解。

一名来自海地的法国协会成员说，感谢中国同志的包容和睿智，他们有自己的成功和困难。我们为什么一直拿西方的模式来套中国？中国已经找到自己的出路，已让上亿人摆脱了贫困。光靠民主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

与会学者还就中国与全球化问题、中国崛起对西方陈旧思维的冲击问题等阐述了各自的观点。最后，多米尼克·洛苏尔多以真挚、热情的发言，结束了意大利论坛的讨论。他说，中欧论坛意大利会场在这里，可以说是对世界的一个贡献，就是让全世界了解中国。中国是最想发展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国家，最想保卫世界和平的国家，这就是中国对世界和平的最大贡献。没有哪次会议像今天的论坛这样，能够真正体现世界走向和平的意愿。

李瑞琴：柏林墙倒塌的教训与世界社会主义的希望——读《柏林墙倒塌30周年记》

2020年10月3日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即东德）以并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即西德）方式完成德国统一30周年。德国统一前曾发生柏林墙倒塌事件，这一事件在促进德国统一和苏东剧变中具有重要作用。在这一系列的重要历史节点，由东德最后一任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克伦茨选编、十多位东德党政军领导人及其辩护律师撰稿完成的《柏林墙倒塌30周年记——原东德方面的回顾与反思》（以下简称《反思》）一书编撰完成、即将出版。在该书中，这些东德党政军领导人深刻反思了东德社会主义失败的教训，深入探索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的经验，认为中国是世界社会主义希望的承载者，强调中国的经验是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战略。

一、党的领导软弱无力是东德社会主义失败的主要原因

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东德党和国家前领导人在《反思》中普遍认为，没有党坚强有力的领导，社会主义就无法存在和发展，东德社会主义失败的首要原因在于党的领导软弱无力。

1.长期弱化、放松执政党建设，导致党面对复杂局势束手无策、软弱无力

前总理莫德罗在《反思》中回忆说，面对1989年春天的动乱局势，以昂纳克为首的党中央表现得束手无策，领导层完全没有能力从当时的政治态势中得出客观的结论；当时，华约内部分崩离析已是大势所趋，匈牙利与西德秘密谈判得到了开放边境5亿马克的回报，东德提出维护既定协议的要求被驳回，匈奥边境的开放使华约朝分崩离析又近了一步；面对这种局势，东德党和国家领导人束手无策，来自党内和各专区、县的许多迹象和信号被领导置之不理，当一系列事件迎头袭来时，党的领导层丧失了思维和语言能力。【1】

其他东德党和国家领导人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国防部原部长霍夫曼上将一针见血地指出：事实是党和政府已经失去了权力，党中央领导表现出了哑口无言的不作为现象。重工业部原副部长布莱辛指出：党处于分裂状态，领导层行动不一、立场不一；自以为无所不知的人、追求名利的野心家和机会主义者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党的政治权力逐渐旁落。就连作为当时领导集团一员的克伦茨也承认：“统一社会党政治局在昂纳克领导下，因为恐惧而陷入沉默无语状态，导致了严重的后果。”他反思道：“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拥有主权的理应是人民，而不是一个政党、一个领导圈子或者一个总书记。”